第一篇：陶行知、行知中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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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簡介

陶行知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實踐家，是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的一生竭盡全力，奉獻教育，他用自己長期的教育實踐經驗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論為主要內容的教育學說。陶行知的一生是為我國人民教育事業和革命事業做出不朽貢獻的光輝一生，陶行知的崇高師德和奉獻精神，堪稱“萬世師表”，永遠是人民教師學習的楷模。

1、少年時代的陶行知（1891——1917）

陶行知原名文浚，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黃山市的歙縣黃潭源村。家境清貧，其父給幼小的兒子取名文浚，意思是希望他長大后有所作為。

1896年，陶文浚剛滿六歲，由場村蒙童館先生文秀才免費收為弟子，由于聰明好學，曾在三刻鐘內熟讀和背誦《左傳》43行，在學習上顯露驚人的聰明。

1906年，陶文浚，因崇一學堂英籍校長唐俊賢喜其聰明勤勞準予免費吸收他為崇一學堂第十七個學生。年輕的陶文浚從小熱愛祖國，座位上及寢室墻壁上均寫上了“我是中國人，我要為中國出力。”

1908年，因學習成績優異，他提前一年畢業于崇一學堂。于當年考上了杭州廣濟醫學堂學醫。

1909年，受崇一學堂唐俊賢校長的資助，他考上了南京金陵大學預科匯文書院成美館學習（成美館即今日南京金陵中學的前身）。

1910年，他轉入金陵大學文學系，在校期間，學習成績優異，出類拔萃，并組織愛國演講，舉辦愛國捐獻，熱心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前夕，正值暑假，陶文浚回縣參加辛亥革命地文起義。1914年，陶文浚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南京金陵大學。畢業論文《共和精義》發表在《金陵光》學報上，其中提出了教育興國的主張。當年，陶文浚受人資助，考上了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1915年獲該校政治碩士學位。

1915年秋，陶文浚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教育系學習，受杜威教授、孟祿教授等的指導，這給回國的陶行知為祖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尤其是大眾教育的普及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17年夏，陶文浚在哥倫比亞大學獲該校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文憑。他謝絕了美國孟祿教授讓他申報博士學位的好意，懷著“要使全中國人民教接受教育”的宏愿，回到了苦難的祖國，踏上獻身人民教育事業的征途。

2、提倡教育改造時期（1917——1926）

1917年，陶行知留學回國后，應聘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任教育學專任教員，主張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1917年，由黃炎培先生倡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上海成立。剛從美國歸來的陶行知，被吸收為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特別會員”，提出生利、利群的職業教育宗旨。

1918年，他擔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代理教務處主任。當年五月，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專修科成立，他擔任該科主任。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陶行知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提出教育改革的主張。先后發表了《教學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章。提倡“教學相長”，主張教與學結合，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而是教學生學。

1920年，他促成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首次招女生，并與北京大學相約，開放女禁，招收女生。

1921年，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改為東南大學，陶行知兼任教育科主任。同年12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宣布成立，他擔任主任干事要職，提出教育革新運動必須具備開辟和試驗精神。南京市浦口區行知中學新生學習材料

1923年，與同仁姚文采先生創辦南京安徽公學（即今日南京市第六中學的前身）。陶先生提倡要有科學的精神在事上去求學問；用美術的精神在事上去謀改造；用大丈夫的精神在事上去鍛煉應變。

1925年，他應馮玉祥邀請，與許士騏趕編《軍人千字課》，深入馮軍駐區，推行士兵識字教育。

3、鄉村教育時期（1926——1930）

1926年開始，陶行知的視線由研究平民教育轉到了鄉村教育，研究和制訂了全國鄉村教育運動計劃。他以改革鄉村教育著眼，從改造舊師范教育著手。曉莊師范成為生活教育的第一個實驗基地。

1927年3月15日，陶先生脫下西裝革履，穿起布衣草鞋，拋棄高官厚祿，來到了南京北郊的勞山腳下創辦了我國第一所試驗鄉村師范學校，因為地點曉莊村，故稱曉莊師范。其培養目標是：使學生具有“健康的體魄，科學的頭腦，農夫的身手，藝術的興趣，改造社會的精神”。以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為目的，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新師資。拒收書呆子、文憑迷、小名士三種人。

陶先生反對死教書，死讀書，提倡活教書、活用書。曉莊師范的圖書館命名為“書呆子莫來館”；禮堂取名為“犁宮”，門邊書寫對聯是：“和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功夫”。食堂取名“食力廳”，要求學生自食其力。人民第一，陶先生要求學生與農民交朋友，建立“會朋友去”制度，尊稱農民為農友。

中國新教育的曙光從曉莊升起。陶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為中心內容的生活教育理論。提倡教育與社會生活實踐、教育與生活勞動、教育與人民大眾相結合的開放的教育，反對鳥籠式的封閉的陳腐的三脫離的封建傳統教育。主張手腦并用，在勞力上勞心。陶先生把“老山”改為“勞山”、“小莊”改為“曉莊”，根據曉莊農村民歌改編成《鋤頭舞歌》，這首歌便成為曉莊師范的校歌。

1930年4月，由于政治原因國民黨當局派了一個連的反動軍警，強行封閉曉莊師范，石俊等13位校友被害，陶先生被明令通緝。曉莊師范被扼殺在搖籃之中，陶先生被迫流亡到日本。

4、普及教育時期（1931——1935）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國民黨的通緝令還沒有解決，陶行知秘密回到上海，擔任《申報》顧問。以“不除庭草齋夫”的筆名，在《申報》中向人民大眾普及科學知識。陶先生流亡日本期間，重點考查了日本社會，研究了日本現代史，發現日本之所以強盛，工業之所以興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當局重視教育的改革和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而且中國學校的科學教育脫離社會實踐和人民生活，變成“洋八股”，科學知識為少數人專有。針對這一現狀，陶先生提出 “做一個現代化的人，必須懂得現代化的知識，學會現代化的技能，感覺現代化的問題，并以現代化的方法發揮我們的力量。因此，我們必須拿著現代文明的鑰匙才能繼續不斷地去開發現代文明寶庫，保證川流不息的現代化。”他在上海創辦了自然學園，搞科學試驗和科普創作。并與陳鶴琴等主編了《兒童科學叢書》101本。

1932年，陶先生又同自然學園的朋友辦了一所“兒童科學通訊學校”。以造就科學的兒童和科學的民眾，成為科學的民族。為了讓不識字的人也能受到科學教育，他還借私人廣播電臺，創辦“空中學校”，向人民宣傳科普知識。

可見，陶先生在大半個世紀以前就看到了科學技術的極端重要，而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努力普及自然科學知識。陶先生對科普事業的貢獻永載史冊。1932年，陶先生在上海寶山縣創辦了山海工學團，開展普及教育運動。普及“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之生活教育。創立了“即知即傳人”的小先生制。

1934年，陶行知更名為陶行知。撰文“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寫了著名的三代詩，即“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行知行不斷循環往復，又把自己的名字改為“ ”。從文浚——知行——行知——，反映了陶先生哲學思想的變化和發展。

5、國難教育到戰時教育時期（1936——1944）南京市浦口區行知中學新生學習材料

1935年“一二·九”運動在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陶行知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1936年組織國難教育社，陶行知親自擔任社長，推行國難教育。并執筆起草了國難教育方案，提出了教育以民族的生命為生命，教育是人民解放、大眾解放、人類解放、人類解放的武器。

1936年7月，陶行知受全國各界救國會委托，以國民外交使節身份，出訪了二十八個國家和地區，奔走呼號，向華僑和全世界人民宣傳抗日救亡主張，得到了海外僑胞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937年7月，抗戰爆發。陶行知將國難教育運動改為“戰時教育”運動。

1938年，陶行知積極配合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口號，他又把“戰時教育運動”改為“全面抗戰教育運動”，動員和教育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抗戰勝利。

1938年9月，陶先生結束28個國家和地區的訪問，回到了抗戰中的祖國。他宣布回國三愿：一是創辦曉莊研究院，培養高一級的專門人才；二是創辦一所難童學校，培養人才幼苗；三是在香港創辦職業補習學校，通過教育方式團結香港同胞和海外僑胞共赴國難，投入抗戰救亡斗爭。

1938年11月，陶先生到達桂林。同年12月15日生活教育總社在桂林正式成立，陶先生當選為理事長。

陶先生面向未來，面向新中國。他認為抗日戰爭中那些流離失所的難童中，必有許多新中國的建設人才，需要從幼苗開始培養。1939年7月20日，在四川省重慶市合川縣草街子鳳凰山上一個古圣寺里，創辦了重慶育才學校。這是陶先生晚年期間進行生活教育實踐和活動的主要實體，是培養人才幼苗的進行特殊教育試驗的一所蜚聲中外的新型進步學校。

6、民主教育時期（1945——1946）

1945年抗戰勝利，陶行知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積極投入反內戰、反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并提倡“民主教育”運動。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真人，做國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的教育。

1946年1月，與李公仆、史良等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培養民主斗爭的骨干力量。陶先生說：“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新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1946年4月，陶先生離開重慶到上海，積極投入反獨裁、爭民主的斗爭。三個月時間，他發表演講100多次，進行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斗爭。

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先后殺害了李公仆、聞一多。7月23日，暗殺陶行知的黑名單已傳出，陶行知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大義凜然地說：“我等著第三槍！”

7月24日夜里，陶先生通宵整理十萬字的詩稿。7月25日清晨，終因勞累過度，健康過損，刺激過深，不幸患腦溢血，與世長辭，終年五十五歲。

陶行知逝世的噩耗傳出，一顆巨星隕落，四海同悲。周總理給中央的電文中指出：“十年來，陶先生一直跟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走，是一個無保留地追隨黨的黨外布而什維克。”

上海、延安、重慶各界人士召開追悼大會，毛澤東題詞：“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朱德同志的題詞是：“學習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屈不撓的為獨立和平民主而斗爭的精神。”

宋慶齡同志的題詞是：“萬世師表”。

同年12月1日，陶行知的靈柩由上海運抵南京曉莊安葬，南京各界人士和曉莊人民男女老幼設路祭迎接靈柩到來，53個人民團體聯合負責安葬陶先生，安葬在勞山腳下的生活教育發祥地曉莊村。

陶先生畢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業和人民教育事業，他實踐了“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獻身精神，他愛滿天下和萬世師表的高大形象深深扎根于人民中間，永載史冊！光照千秋！

陶行知的一生，是奉獻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是創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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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浦口區行知中學簡介

南京市浦口區行知中學成立于2011年秋，坐落在距離南京長江三橋不遠處的浦口區行知路上。學校與浦口區教育局、行知基地、行知小學及行知幼兒園相伴，與聞名遐邇的藝蓮苑為鄰。學校建筑面積8800平方米，“力行辦公樓”、“躬行實驗樓”、“篤行教學樓”由一寬敞的連廊貫穿成一體。學校綠樹掩映、環境優美，是一所現代化氣息濃郁的初級中學。

學校將繼承陶行知先生“愛滿天下”的教育思想，用實踐汲取“生活即教育，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精髓。行知人任重道遠，行知人奮力前行。“做一名自信自覺的行知人”，這是我們師生的共同口號。我們將堅持“以質量求生存，以特色鑄品牌，以創新促發展”的辦學策略，扎扎實實地開展工作，實實在在地不斷完善，為創建一所“學生幸福、教師成長、家長放心、社會認可”的品牌學校而不懈努力！校徽：

解讀：該校徽是由南京市市花梅花中間加蓋一枚（行知行）印章形成核心，外加行知中學中英文校名組成的。字體顏色品紅，鮮艷奪目極富有生命活力。印章中的字，是陶行知先生根據知和行是辨證統一關系，創造的一個新字，并規定這個字讀“gàn”，意思是“行以求知知更行”。校徽很符合我校特點，其結構合理，鮮活大方，意蘊深刻，整體寓意 “傳承行知思想，綻放生命精彩”。

校訓： 行

解讀：即“才高行厚 行動第一 自信前行”

一是表示才高行厚，指才能要高，品德端謹，是在踐行陶行知先生的“德性宜竺實”的教育思想。

二是表示行動第一，指要一切真理必須依靠實踐，體現陶行知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的教育思想。

三是表示自信前行，指要落實陶行知“前進道路崎嶇不平坦，戰勝困難全靠有自信”人生哲學觀，以人文本，發掘生命潛能，堅持“人人有潛能，個個能成功” “多元智能”和“發展的眼光看質量”的觀念。辦學理念： 熱愛生活 發展生命 校 風： 修德求真 力學篤行 教 風： 自信自立 循循善誘

學 風： 自信自力 天天向上

第二篇：陶行知簡介

陶行知簡介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緒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縣的一個清苦農家。他自幼聰明好學，鄰村的一位塾師認定這孩子長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讓他免費入塾讀書。有一天下大雪，當他趕到塾館時老師已經開講，他硬是站在門外專心致志地聽老師把課講完。這種學習精神感動了塾館里的每一個人。1906年，他進入本縣的教會學校崇一學堂免費讀書，在這里學習英文、數學、理化等課程，開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國社會的底層，所以從童年時代起就對民間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關注中國的農村，立志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和廣大中國農民受剝削壓迫的悲慘處境去奮斗。因此，在崇一學堂讀書的時候，就寫下了“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的座右銘。

當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優異成績在南京金陵大學文科畢業后，便遠渡重洋赴美國留學。最初攻讀市政，后來覺得沒有真正的大眾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主攻教育，期望通過教育來救國救民。

當陶行知于1917年學成歸國的時候，正值國內發起了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陶行知滿懷熱情地在這場運動中奔走呼號，積極提倡新教育，改革舊教育。為此，他一方面介紹西方的教育理論，另一方面也反對盲目“儀型他國”，提出要以科學方法進行教育改革和創新，為實現中國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條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從事平民教育。這期間他深切感到中國教育改造的根本問題在農村。他說：“中國以農立國，住在鄉村的人占全國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須使平民教育下鄉，開展鄉村教育運動。

但是，開展鄉村教育決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為之奮斗。因此，陶行知號召人們加入這個運動，“一心一意地為中國鄉村開創一個新生命。”他還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種困難，籌措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他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鄉村師資隊伍，1926年與東南大學教授趙叔愚等人一起籌建鄉村師范學校，校址選在南京遠郊偏僻荒涼的曉莊（原名小莊）。這就是后來馳名中外的曉莊師范，由陶行知親自擔任校長。

曉莊師范誕生于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炮火聲中。在曉莊師范，陶行知脫去西裝，穿上草鞋，和師生同勞動、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國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曉莊師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論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其要點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在做中學”。根據生活教育的理論，曉莊師范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自己開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讀什么書，還走出校門參加村里的農協會和打倒土豪劣紳的斗爭。這樣就把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及生產勞動結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實際才干和創新能力，把學生培養成有農夫的身手，有科學的頭腦，有改造社會精神的鄉村教師。由于生活教育理論基本符合中國國情，所以在當前我國進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為借鑒。

1932年，陶行知通過總結曉莊師范的經驗，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工學團。工學團是一個社會教育組織，它既是學校，又是工廠，也是一個小社會。它制定了“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宗旨，招收當地農民子弟入團，上午學習文化知識，下午參加生產勞動。晚上由兒童團員請當地農友到工學團辦的茶園里談論天下大事，還由兒童團員講故事，當小先生。后來這種“即知即傳”的小先生制在全國的二十多個省市中廣泛推行，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掃除文盲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標志著抗日救國新高潮的到來。這時候，陶行知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參與發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還與宋慶齡、鄒韜奮等著名人士發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年7月，他受救國會的委任，擔任“國民外交使節”，出訪歐亞非二十六國，爭取各地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持中國的抗日救國斗爭。出國前夕途經香港時，與沈鈞儒、章乃器等聯合發表《團結御侮宣言》，贊同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呼吁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個宣言震動國內外，對全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熱情支持。

抗戰開始后，陶行知發現，許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為陷于貧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養的機會。在周恩來和許多共產黨員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創辦了育才學校。這所學校設在重慶附近，學生都是擇優選拔的有特殊才能的優秀兒童。學校根據學生的興趣和條件，聘請大批專家學者擔任教師，對學生因材施教。他們不僅教學生學習文化課，而且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專業基礎知識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與生產勞動、社會實踐、革命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論運用在培養“人才幼苗”的實踐中，使育才學校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戰爭勝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熱情投入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斗爭。他在重慶創辦的社會大學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壘，成為在國民黨統治區向青年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員會的主任，發表了《實施民主教育的提綱》、《民主教育之普及》、《社會大學運動》等文章，無情地揭露和抨擊國民黨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針，這就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創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來到上海，繼續奮不顧身地進行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并為在上海創辦社會大學和育才學校的遷址問題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戰士李公樸、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消息傳來，陶行知異常激憤，他到處演講，發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號。后來聽說國民黨特務已經把他列為下一個暗殺對象，他無所畏懼，作好了“我等著第三槍”的準備，仍然一次次發出正義的吶喊，始終站在民主運動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為勞累過度和受刺激過深，突發腦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國開展了廣泛的悼念活動。今天人們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學習他的品德。目前，已經在北京成立了中國陶行知研究會，他的著作也被輯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專著和論文已大量涌現。事實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經成為建立中國特色的教育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礎之一。陶行知貢獻給人類的寶貴財富對我國的教育建設和教育改革是極好的參考。

第三篇：陶行知

陶行知“求真”教育思想對小學校園文化的影響

【摘要】：為什么教育人？教育什么樣的人？怎樣教育人？ 陶行知先生說過“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教育出來的人，就是要崇尚真善美，摒棄假丑惡，實現生活本真、做人本真、煥發童真。在現代社會里，從某些程度上說真即誠，人與人之間要講誠信。我認為，校園文化就需要這樣的“真”，有了真文化，才能培養出真人。

【關鍵詞】：教人求真

學做真人

校園文化

童真

真實

誠信

【正文】：

初到新學校工作時，有一方墻壁上鑲嵌著八個銅字：“教人求真，學做真人。”這是引用了陶行知說過的“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開始我只把它當做一般的校園宣傳用語，直到這八個字被確定為學校的校訓，并且提煉出“真”作為校園文化的核心，我才認真思考起它的內涵。

為什么教育人？教育什么樣的人？怎樣教育人？陶行知先生說過“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教育出來的人，就是要崇尚真善美，摒棄假丑惡，實現生活本真、做人本真、煥發童真。在現代社會里，從某些程度上說真即誠，人與人之間要講誠信。我認為，校園文化就需要這樣的“真”，有了真文化，才能培養出真人。

一、創設怡人的校園環境，促學生釋放“真”。

陶行知說過：“真教育是在大自然與大社會里辦，不能常到大自然里去還能算是生活教育嗎？”

在小學校園里，學生無論去聽、去看、去摸、去說、去寫，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小天地，那就一定要有“真”的校園環境和氛圍。美化、綠化、人文化的校園，讓學生仿佛置身于足球場、圖書館、電影院、公園或某個熟悉的生活角落，不要走進校園只有水泥砌的樓房，不再只有規矩的課桌和凳子，不再只有刻板的教室，要遵循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尊重學生個性，激發他們活潑的童真，從而迸發出他們對學校和學習的熱愛。

新學期，學校新建了噴泉，池里還養了金魚，無論是一年級還是六年級的學生，甚至老師們路過時也會駐足觀賞一番。學生會不會掉水里呢？會有著這樣的擔心。沒錯，一年級的一個孩子調皮地去撈金魚弄濕了衣服，可這么一來，“吃一塹，長一智”，他下次還會去撈嗎，至少他知道那是要付出沉痛的代價呀！可是，這種經歷，這種情趣就像在公園，一般不會出現在校園呀？所以，當校園真的有了噴泉，有了金魚時，那一篇篇小短文便新鮮出爐了，《魚池·魚趣》、《噴泉池中的小精靈》……“進入學校，看到的是……我最喜歡噴水池。噴水池上面……給噴水池增添了幾分生機。噴水池里的水真清啊，清的可以看見水里正在嬉戲的小魚；噴水池里的水真靜啊，靜的像一個熟睡的娃娃；噴水池里的水真綠啊，綠的像一塊無瑕的翡翠。噴水池里的主角當然是屬于那些活潑的小魚。它們時而你追我趕，好像在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戲；時而東躲西藏，好像在玩捉迷藏；時而聚在一起“ 聊聊”學校里發生的新鮮事；時而趴在水底，一邊享受著日光浴，一邊睡大覺！下課了，大家來到噴水池前，指指點點，議論紛紛：這條魚真可愛……魚兒仿佛也聽到了大家的評論，然后擺擺尾巴好像在說謝謝夸獎。上課了，噴水池旁一片寂靜。只聽得見“咕嚕咕嚕”吐泡泡的聲音，它們好像還在為剛才的贊美樂出了聲！噴水池旁的景和水里的魚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樂趣！”試問，還會有人對不安全而提出質疑？還會有人說噴泉、金魚不該出現在校園？沒水沒魚孩子的童真能得到如此釋放嗎？這才是童真呀！

二、注重行為習慣的養成，引學生分辨“真”。

陶行知先生說：“人格教育，端賴六歲以前之培養。凡人生之態度、習慣、傾向，皆可在幼稚時代立一適當基礎。”

就拿學生的衛生習慣來說吧。在學校里，相信上到校長，下到班級值日生，每天都在講衛生、做衛生，學校也一定會評比衛生清潔班級或流動紅旗，可每當衛生檢查前，每個班級早就提前打探到了消息，只要來個突擊大掃除，檢查員來時，那是窗明幾凈，表面光鮮亮麗，又有誰想到抽屜肚里剛才還是紙屑一團，試問這樣的檢查有用嗎？答案是否定的，不僅如此，而且給學生一個明顯的負面暗示，只要把衛生檢查這關過了就萬事大吉了，這不是在培養作假、作表面現象的學生嗎？所以培養學生的行為習慣，必須要去偽存真。我曾在一次專家講座中聽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學校最大的德育就是無紙屑”。學校就應該培養學生隨時隨地在任何角落都做到無紙屑這一點，那學校的養成教育才稱得上是“真”教育。

三、開展多樣的實踐活動，領學生感悟“真”。

陶行知說過，“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做中心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書本是死書本。”

我很認同一位專家的觀點，不是光用書上幾個孝順的故事就能讓所有的學生長大后都成為孝順的人，光靠學校、書本去教育學生孝敬父母是永遠做不到的。有的學校在三八節時讓學生回去給媽媽洗腳，那么年輕的媽媽為什么要讓孩子給她洗腳，這就是所謂的孝心教育嗎？倒不如讓年輕的媽媽帶著孩子，讓孩子看著媽媽是怎么給奶奶洗腳記憶更深刻些！

我所在的學校有一做法值得借鑒。當學校確定核心文化為“真”文化時，肯定得讓全體師生知曉。可是在全校廣播會上照本宣科地向學生詳細解釋學校為何選擇“真”做校園文化的核心，學生能聽得進去嗎？他們能感興趣嗎？他們能記得住嗎？不如在學校最顯眼處的景觀石上，由學生親手題寫“真”字，一旦被選上作品的學生，那真是“全家總動員”，一齊來學校門口看自己題寫的“真”，那真是令人終生難忘！

還有，帶領孩子們用自己的零花錢買點軟蛋糕和香蕉，帶把小梳子，不一定非得在三月，隨時去附近的老年公寓，哪怕是表演幾個稚嫩的小節目，哪怕是給爺爺奶奶梳理一下花白的頭發，哪怕是陪他們聊會天，相信那些爺爺奶奶一定會始終露出滿足的笑臉。

再有，家里總有吃厭了的食物，總有不想穿的衣服，總有和爸爸媽媽鬧別扭的時候，這時候，請把班級里父母都長期在外打工的同學帶回家住上一晚，再到他們家也住上一晚，看看你的同齡人為何要自己疊被，為何要自己淘米煮飯，為何要自己一個人上學？然后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自己離開了父母，到底還會做什么……

這樣的活動數不勝數，不都能給學生帶來“真”的熏陶，不都能激起他們對“真”的感悟嗎？

四、打造實效的課堂教學，教學生追求“真”。

陶行知認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其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教育教學中“真實”的重要。

以數學學科為例，現在的孩子總是在計算煙囪、通風管的表面積時出錯，要不就是不會給火柴盒面選擇正確的面積單位，因為現在還有誰家用煙囪、通風管、火柴呢？可以想象，當孩子們解這樣的題目時，能夠激起他們多少解決實際問題的快樂進而激發學習的興趣呢？但同時，現在一年級的學生就已經在學習統計的知識，從小與表格、數據打交道，就要學會收集整理信息，要學會分析并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如一星期內超市銷售統計，哪種飲料賣得最多，就得多進哪種飲料。我認為這種教學是建立在真實生活的根基之上，是值得提倡的。

在語文教學中同樣如此。我曾聽過一位學生為了寫一篇題為《我的媽媽》的作文，竟然這樣寫道：我的爸爸在我三歲時就去世了，是媽媽辛辛苦苦地把我養大，她是那么地愛我……其實她的爸爸根本就活得好好的。設想，如果都寫這樣的文章，我們的學生長大了還能說真話，吐真情嗎？語文教學中一定不能忘了培養學生說真話，寫真文，悟真情，做真人！

陶行知先生竭力反對為教育而教育，為教書而教書，為讀書而讀書。所以，在校園文化中，絕對不能忽視課堂教學帶給學生的真實教育。

五、樹立正確的誠信觀念，助學生信仰“真”。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真人是陶行知的培養目標。真人讀書不是為了分數，而是學會做人的道理。而誠信是做人之根本，陶行知先生說過：“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使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真”即誠信。在小學校園里，樹立學生誠信觀念有很多方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考試不能作弊。關于這一點，很多學校有很好的做法。如香港有的小學把作弊納入誠信檔案，將伴隨學生終生。我曾在一次監考中，發現一名學生扔紙條。當時我并沒有指責他，而是學習一位教師的方法給大家講了一個故事。一個來中國教書的外籍老師在中國某大學的課堂上向教室里的所有學生下跪，并懇求大家不要在考試中作弊！因為她覺得這是民族的恥辱！這一舉動觸動了大學生們，看著學生們也有所觸動，我接著說：“本來應該很純潔的校園，如果從小學就開始彌漫弄虛作假的風氣，等你們長大了，那是多可悲多可怕！我寧可要誠實的0分，也不要虛假的100分！我相信課后一定有同學會來主動承認并知錯就改。”我再看那位扔紙條的同學時，他低著頭，再也沒有動過，下課主動來向我認錯，我及時地鼓勵了他知錯就改。“真”的教育必須這樣無時無刻地“潤物細無聲”，幫助學生對誠信的理解。

總之，校園文化需要“真”，校園文化要體現“真”，陶行知先生的“求真”教育思想給校園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我們只有在教育中引領學生求真務實地做真人，才是真教育，才是最具生命力的教育。

【參考文獻】：江蘇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南京曉莊師范陶行知研究會.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第四篇：陶行知

陶行知，生于1891年10月18日，于1946年7月25日逝世，漢族，徽州歙縣人，原名文浚，大學期間推崇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取名“知行”。畢業于金陵大學（1952年并入南京大學）文學系，中國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先后創辦曉莊學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核心。郭沫若曾贊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1905年，入歙縣基督教內地會所辦的崇一學堂，他在睡覺的宿舍墻上，揮筆寫下了“我是一個中國人，應該為中國做出一些貢獻來”的豪言壯語，抒發他滿腔的愛國熱情并激勵自己為祖國早日走向現代化而發奮學習。

1908年十七歲時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想通過學醫來解除廣大勞動人民的病痛，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志向。但是，因這所教會學校歧視非入教的學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國人的隨意擺布，入學僅三天，他即憤而退學。畢業后他赴美留學。他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孟祿、克伯屈等美國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秋回國，先后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開始他富于創意而又充滿艱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理論。他特別重視農村的教育，認為在3億多農民中普及教育至關重要。

1923年與晏陽初等人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后赴各地開辦平民識字讀書處和平民學校，推動平民教育運動。1926年起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7年創辦曉莊學校。1932年創辦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學團。設想以教育為主要手段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曉莊創辦鄉村師范學校曉莊學校，創辦第一個鄉村幼稚園燕子磯幼稚園。

1930年4月遭國民黨通緝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國的思想。

1931年回國開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創辦自然學園、兒童科學通訊學校。主編《兒童科學叢書》等。

1932年，他又創建了山海工學團，提出“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進行軍事訓練、生產訓練、民權訓練、生育訓練等，還開展小先生運動。

1934年，他在《生活教育》上發表《行知行》一文，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為陶行知。雖然王陽明學說含有主觀唯心主義的成分，陶行知卻從中悟出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且終生以此自勉。

1935年，在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后，與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胡愈之、鄒韜奮、李公樸等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1936年初，成立國難教育社，被推為社長，張勁夫任總干事，擬訂《國難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爭結合起來。

1936年5月，他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委和常委。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聯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宣 言，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毛澤東復信表示支持。1936年7月，受救國會派遣，出訪歐、美、亞、非28個國家，宣傳抗日救國，介紹中國大眾教育運動。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并當選為中國執行委員。期間當得悉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氣憤，立即聯絡杜威、愛因斯坦、羅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聯名通電蔣介石，營救七君子。1938年8月，倡導舉辦了“中華業余學校”，推動香港同胞們共赴國難。1939年7月，在四川重慶創辦育才學校，培養有特殊才能的兒童。

1939年7月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合川縣古圣寺創辦了主要招收難童入學的育才學校。1941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同年當選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推行民主教育。培養出不少革命人才。并曾幫助一些進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據地。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著名口號，被毛澤東和宋慶齡等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和“萬世師表”。

1945年1月，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并任校長，李公樸任副校長兼教務長。社會大學的宗旨是“人民創造大社會，社會變成大學堂”、“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動了民主教育的進程。

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斗爭。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廠、學校、機關、廣場發表演講100余次。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長期勞累過度，健康過損，受好友李、聞事件的刺激又過深，突發腦溢血，周恩來、鄧穎超、沈鈞儒等聞訊趕往探視。但搶救無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歲。

陶行知的教育活動是在當時民族危亡、國難當頭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實踐是與民主愛國的活動相伴而行的。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后，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組織國難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鄉村教育問題，先后創辦曉莊學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陶先生一生辦過許多各種類型的學校，這些學校為社會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還輸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別山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宣傳生活教育，提倡教學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與實際結合，為人民大眾服務。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

第五篇：陶行知

“課堂中心”。他認為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教育是不斷地改造經驗，重新組織經驗的過程。根據這一思想，他宣傳“教育即生活、不是生活的預備”的理論，并由此提出“學校即社會”，他主張把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東西搬到學校的教育過程中去，使學校成為一個“雛形的小社會”。（2）主張“學生中心”，反對傳統教育的“教師中心”。杜威說：“在學校里學生的生活成為決定一切的目的，凡促進學生成長的必要措施都集中在這個方面”。他說：“這是一種變革，這是一場革命，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學的中心轉到太陽一樣的那種革命”。（3）主張“從做中學”，反對傳統教育的“書本中心”。杜威認為，“在做事里面求學問”，比“專靠聽來的學問好得多”。學校課程的真正中心應是學生本身的社會活動，學生應“從做中學”，從自身的活動中去感受新知。為此，他提出要以生活化和活動教學代替傳統的課堂教學，以學生的親身經驗代替書本傳授的知識。

陶行知師從于杜威，但決不照搬儀型杜威，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論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其要點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在做中學”。根據生活教育的理論，曉莊師范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自己開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讀什么書，還走出校門參加村里的農協會和打倒土豪劣紳的斗爭。這樣就把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及生產勞動結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實際才干和創新能力，把學生培養成有農夫的身手，有科學的頭腦，有改造社會精神的鄉村教師。

三、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

在1919年和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杜威來華訪問和講學，在他的學生如胡適、陶行知、蔣夢麟等人的大力宣傳下，極大的推動了杜威實用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進而掀起了一些知識分子教育救國的熱潮，陶行知便是其中的一員。然而，經過若干年的教育實踐，陶行知深感處處碰壁，進而覺悟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必須要有適合自己國情的教育理論；同時，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他認識到不應該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應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還將自己的名字“陶知行”改成“陶行知”，以字示志，也表明自己所倡導的“生活即教育”不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翻版，二者是有根本區別的。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經驗十分豐富，他在實踐中創立的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為中心的教育理論是我國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在這一理論中，“生活即教育”是教育觀，“社會即學校”是領域論，“教學做合一”則是方法論、是核心。他在《生活教育》一文中寫道：“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須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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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因此，我們說‘生活即教育’，到處是生活、即到處是教育；整個社會是生活的場所，亦即教育之場所??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是畢業??隨手抓來，都是活書、都是學問、都是本領??自有人類以來，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中又指出：“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東西，在一個環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我們此地的教育，是生活教育，是供給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們就教什么。以前有人說，禮（即行為習慣）是養成的，那是與生活即教育相通的。” 陶行知說：“我們主張‘社會即學校’，是因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因為在這樣的辦法下，不論校內校外都可以做師生的。”從這里可以看出，“社會即學校”并不是把學校和社會的大環境等同起來，而是要求學生面向社會，學習內容來源于社會，培養對象服務于社會，到社會中去學習。社會所需要的，就是學生所要學習的。陶行知的這一觀點遭到了反對派的“學校消亡論”等責難。其實這一觀點是承“生活即教育”而來的，是要辦大眾教育。實際上陶行知并沒有把無邊的社會當學校。曉莊師范，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社會大學哪一個不是有目的，有制度，有教材，有校舍。③“社會即學校”闡述的是一種教育思想，而不是一種機械的形式。陶行知主張“教學做合一”。這一提法實際上就是注重實踐。他在辦學中一向主張學校既不能培養“人上人”的剝削者，又不能培養“人下人”的奴隸，而只能培養“人中人”，使每個人受到教育后，都能“做工、求知、管政治”，做國家的主人。因此，陶行知在辦教育中非常重視實踐活動，在他創辦的一系列學校里，要求學生手腦并用，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④。陶行知指出，“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方法，是以“做”為中心，“教的方法是根據學的方法，學的方法是根據做的方法。事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先生在做上教是真教，學生在做上學是實學。”倡導學用結合的又一例證是，曉莊學校圖書館的名字叫“書呆子莫來館”。陶校長反對死讀書、讀死書的書呆子。陶行知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為社會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做出了很大貢獻。

陶行知與杜威都是從生活與教育的關系上去研究教育現象的，但“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卻包含著迥然不同的內容，陶行知曾經鄭重聲明道：我的生活教育是真的，杜威的生活教育是假的，“拿生活教育來說??可發現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主張‘教育即生活’；另一種主張是‘生活既教育’。我??把生活教育的特質指出來；??使大家知道把假的生活教育和真的生活教育分別出來。”杜威宣稱，他講的教育是“建立在個人經驗的基礎上的教育”，認為“教育與個人經驗之間”是“有聯系的”他的“新教育哲學信奉某種經驗的實驗的哲學”，他的“進步教育急迫的需要一種以經驗哲學為基礎的教育哲學。”

四、生活教育理論的重大意義

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整個思想體系的主體部分。長期以來，學者們對這一基本理論的理解眾說紛壇，莫衷一是。董寶良、周洪宇主編的《陶行知教育學說》對過去學術界的種種誤解和曲解作了深入辨析，他們認為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既不是把教育和生活劃等號，把教育原始化、低級化，也不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翻版”。它的實質是強調生活與教育的一致性、共通性，主張教育要與社會生活相聯系，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為人民大眾服務。這種解說顯然更符合陶行知的原意。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的教育學說，也是一種社會改革學說。它在當代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是現代科學的教育觀與人生觀，在今天的教育改革大潮中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胡國樞闡述了它的“三全”功能：一是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治愚與治窮相結合的“全民教育”；二是促進國家現代化、民族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的“全程教育”；三是建立“合理的人生”，實現人類的最后解放，培養全面發展的“真人”的“全面教育”。章開沅、唐文權指出它在當前至少在三方面給人以深刻的啟示：一是中國教育改革必須順應世界潮流；二是教育必須深深地切入社會生活；三是必須大力發展基礎教育。

（2）救國思想和人民思想始終是陶行知教育思想體系的最底部的積淀層。就其教育救國思想而論，郭齊家、熊賢君認為，其形成與他對人生道路的抉擇是相一致的。他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救國論”者，在于他并非認為只有教育才可以救國，而是借教育為一方陣地來從事救亡圖存的事業；就其人民教育思想而論，日本的齋藤秋男和美國的蔡崇平認為，陶行知整個人生哲學表現了人民性，是一種“人民教育家”與“大眾詩人”共存的人格特征，代表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認識人民大眾并與人民大眾相結合的時代主流。（3）陶行知的教育革新理論和教育立國、依法治教的思想，對于我們推動當代的教育改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閻廣芬、閻國華提出，陶行知教育革新的三原則，即為人民服務，因時變革、不斷進取，遵守育規律、重視科學的原則，是寶貴的教育遺產，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金林祥、張偉認為，陶行知從教育立國的觀點出發，強調人格教育，提高學生素質；同時又主張教育必須依靠法律予以保證，依法治教。他的這些主張反映了中國教育的客觀規律，與社會主義教育是一脈相傳的，所以有著普遍的惜鑒價值。（4）生活教育理論是一種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進步的教育理論，不僅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而且也有現實價值。如董寶良、陳桂生、熊賢君認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客觀規律，蘊含著許多合理因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它已經達到了它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是近代以來中國教育家在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教育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最為重要的理論成果之一。唐迅認為，陶行知創造的、立基于“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命題的生活教育理論，不僅是20世紀中國教育現代化運動的極為珍貴的歷史遺產，也是面向世界、走向新世紀的未來教育的藍圖。

五、結語

陶行知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揭示了現代化教育的一些基本規律，并提出了一些對我們今天教育現代化仍有借鑒意義的真知灼見。陶行知揭示了教育要面向現代化，現代化就是社會生活方式的不斷變異和向前發展，以及中國現代化的出路和現代生活教育之路，為中國現代化構建了全民族共有、共治、共享的教育系統工程。因此，中國現代化呼喚現代陶行知。我們學習借鑒陶行知，促進教育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要以改革為動力，積極進行教育體制、辦學模式和教育思想、內容、方法的改革，以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和辦學效益的提高。

【摘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三大原理, 即“生活即教育 ”、“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反映了其對生活和教育關系問題的認識, 對當前幼兒教育實踐中提倡的“課程回歸生活”具有指導作用。為此, 在幼兒教育實踐中應努力挖掘“生活教育”的功能, 使幼兒健康活潑地發展。

【關鍵詞】：陶行知、生活教育、幼兒教育

【正文】：陶行知是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的學生，他的“生活教育”理論最初起源于杜威，但他不是生搬自己所學的知識，而是結合中國的實際，創造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論。其內涵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部分組成，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我國現代教育重要的思潮之一。

一、“生活即教育”理論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內涵極為豐富, 他曾概括表述何謂“生活教育”：從定義上說, “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來教育, 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從生活與教育的關系上說, 是生活決定教育。從效力上說, 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從這一思想出發, 他提出“生活教育”理論的三大原理, 即“生活即教育 ”、“社會即學校 ”、“教學做合一”。三大原理分別體現了陶行知對生活教育的內容、資源、方法等的闡釋。(一)、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一種教育觀，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中寫道：“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而什么又是生活？有生命的東西，在一個環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我們此時的教育，是生活教育?..”這些陶行知闡述的教育思想，讓我明白了：有生活就有教育，生活包含教育，生活本來就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教育要引導幼兒走進生活，讓幼兒成為課堂的主體,倡導一種“動手實踐，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學習方式。

(二)、社會即學校

“社會即學校”是“生活即教育”的延伸，是“生活教育”的領域論。陶行知說：“我們主張‘社會及學校’是因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了，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要求學生面向社會，學習內容來源于社會，培養對象服務于社會，到社會中去學習。社會所需要的，就是學生所要學習的。這充分發揮學生在開放環境中的主動性和能動性, 培養學生適應和改造社會的能力, 從而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如此也可以使孩子們學到的知識更多、更廣、更活。

(三)、教學做合一

“教學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方法論。陶行知指出：“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涵義是：“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作為中心。”所謂的“做”就是要在勞力上勞心。勞力是“做”，勞心亦是“做”，自己有所進步收獲便是“學”，在做中若對他人有影響即為“教”。因此，“教學做合一”實際上是行知合一，行是做，即實踐，做是第一，知是第二。

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對幼兒教育的啟示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思想，蘊含了生活和教育之間的關系，對當前的幼兒教育實踐中提倡“課程回歸生活”、《幼兒教育指導綱要》中強調幼兒教育應注重啟蒙性、生活化等特點具備重要的指導作用。(1)、教育內容更為生活化

在當前的幼兒教育活動中，普遍把教育過程演變成空洞、僵化的說教, 把兒童的生活變成教師控制下的“死生活”;或照抄照搬課程, 忽視兒童生活實際的狀況。事實上, 幼兒教育與幼兒的生活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因為幼兒教育的內容大多來自現實的生活, 幼兒學習的途徑亦主要是現實生活的途徑。首先, 教育內容必須貼近幼兒的生活經驗。其次, 凡是幼兒需要的、感興趣的, 尤其是隨時隨地在其生活、學習過程中產生和發現的, 又是他們想知道和要解決的問題, 都應及時納入教育內容中來。最后, 教育內容要考慮幼兒與真實生活情境的互動, 讓幼兒在生活中學習, 在生活中感受, 在生活中發展。但是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幼兒因情感經驗不足，知識儲備有限，往往難以“入境”。此時教師要善于采取各種有效的辦法，把教育內容表達的意境再現出來,讓孩子能確切的感受。如：小班活動《影子的形成》，我選擇一個陽光充足的時間帶領孩子到操場，先讓孩子自己找找看自己的影子，再與影子玩游戲，最后引導孩子想一想為什么會有影子呢？有的說：“是因為有太陽，就會影子”，有的說：“我們本來就有的??”最后，我與孩子們一起做實驗，通過探究、操作的方式了解影子的形成。(2)、創設生活化的教育環境

“社會即學校”的根本思想是主張把學校放到社會去辦,讓學校內外的人與資源溝通起來, 使課堂延伸到社會生活和大自然中去。這樣, 能引導教育對象適當參與社會生活, 豐富生活經驗。根據幼兒心理發展水平來看，他們認識周圍客觀世界的能力很低, 他們必須通過自己與周圍世界相互作用來發展自己。而在《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中也明確指出:“幼兒園應為幼兒提供健康、豐富的生活和活動環境,滿足他們多方面發展的需要, 使他們在快樂的童年生活中獲得有益于身心發展的經驗。”如：中班活動——《買菜去》，老師們會從安全的角度出發,從來不會將幼兒帶去菜市場體驗一番,因此, 幼兒很難在真實的生活情景中獲得相應的經驗。老師們已習慣于借助圖片、錄像、課件等幫助幼兒理解事物, 而卻很少會利用現實中的實物。這樣有可能會出現——認識虛擬的東西，而在現實中卻不認識的現象。老師和大人都忽略了:孩子只有在與環境的接觸中, 才能最深刻地感受和積累生活經驗。如：為了讓孩子認識不同的圖形，教師可讓孩子找一找教室中與圖形形狀一樣的物品。大自然就是一個大課堂，它為孩子的學習提供無窮的資源，我們應充分地利用這些資源，只有充分利用自然環境，讓孩子接觸大自然，觀察、發現、探究，在大自然中了解社會生活，從而促進幼兒的觀察技能和積累生活經驗。現在幼兒園中都會有許多的區角游戲，這正是來源于生活中的內容。因此，幼兒教育要立足生活, 向生活回歸。(3)、實現教學手段生活化 陶行知認為:“在施行生活教育時, 教育者處處要使兒童親自去經歷一番, 無論使用的是體力還是腦力, 使用的是我的智識還是別人的經驗, 經過一番經歷后, 本來是模糊的跡象, 一定能成為親知灼見了。”

1、創設生活化的教學情境，激發幼兒的興趣

幼兒的學習是以獲得直接經驗為主的，所以要實現教育手段的生活化。教師為幼兒創設多種多樣的生活情景, 提供豐富的玩具、材料,通過幼兒與環境、材料之間的相互作用, 與教師、同伴之間的互動, 使幼兒獲得經驗。在實施小班數學活動——按物體的用途分類，教師設計了整理屋子環節，提供了：衣服、帽子、鞋子、圍巾、各種玩具、食品等，讓幼兒進行觀察、比較，然后要求幼兒把這些東西按照吃的，穿的、玩的進行分類，在這樣的情景創設，使幼兒樂在其中，學在其中。

2、注重實踐，感悟體驗

許多數學知識，通過幼兒的親身實踐，更能理解。在大班認識時鐘后，教師把鐘掛在活動室墻面上，在每個活動的時候，讓小朋友看看幾點鐘，一周下來每個小朋友都非常清楚早操、上課、吃飯、入睡、起床的時間。懂得了鐘可以幫助我們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總之，教師要確保幼兒在活動中的主體地位,鼓勵幼兒積極參與,親歷探究。通過動手操作,提高幼兒的學習興趣, 激發幼兒的求知欲。解放孩子的頭腦、雙手、腳、空間、時間，使他們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從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真正的實踐“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方法。陶行知先生倡導的“生活教育”是一份寶貴的教育財富，至今已有70多年的歷史，盡管我們的教育改革已經推進了那么多年，但我們真實的課堂與之倡導的“生活即教育”還差很遠，還需要一代代人不斷努力地學習和借鑒。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現實啟示

[摘要]現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下培養的人才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差距。針對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素質教育的要求，我們可以把“生活教育理論”應用到現行的教育中來。“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體與精華，有以下三大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現行教育沒有能將我們周圍的生活、周圍的社會環境發揮教育的功能，使教育背離基礎教育的本質。“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相互補充、相互適應、相互促進，使教育與生活相聯系，與社會發展的要求一致。

[關鍵詞]生活教育理論 現實啟示

可持續發展

當今世界各國的競爭，已由軍事、經濟等方面的競爭轉向綜合國力的競爭，其實質和關鍵是教育的競爭、培養人才的競爭。我國在現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下培養的人才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差距。我國的學生在小學、初中、高中乃至大學前半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好像并不存在什么差距，甚至許多方面還占優勢，但再進入高一級培養的人才便無任何優勢可言了。尤其是現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下培養的人才進入社會、服務于社會的時候，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導致科學技術發展水平滯后，國民素質提高不快??原因是什么呢?現行教育與生活脫節，與社會的發展要求脫節。針對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素質教育的要求，我們是否可以把“生活教育理論”應用到現行的教育中來呢?回答是肯定的。

一、“生活教育理論”的基本觀點和特色

“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體與精華，是他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豐富經驗的總結，是對人類幾千年的“小眾教育”思想與制度的一次全面清理與否定，生活教育作為一種科學的教育學說，在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生活教育理論”有以下三大主張：

“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論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①“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壞生活就是壞教育。”②一切教育必須通過生活才有效。教育與廣闊的社會生活密切聯系起來，不僅可以獲得充實的內容，而且可以使教育對生活真正能發揮偉大的促進作用。

“社會即學校”。“社會即學校”是“生活教育論”的另一個重要主張。“自有人類以來，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認它，是因為他們有特殊的學校給他們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從大眾的立場看，社會是大眾唯一的學校，生活是大眾唯一的教育。”③它一方面的意思是教育范圍擴大，整個社會的活動就成為我們的教育范圍，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塊地方統統肩負起學校的職能，把社會作為一個大學校來對待。另一方面也是指學校必須與社會溝通，與社會聯系。“把籠中的小鳥放到天空中去，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學校中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④要先做到社會即學校，然后再能講“學校即社會”。

“教學做合一”。“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方法論，是“生活即教育”、“學校即社會”原則的實施。“數學做合一是生活現象之說明，即教育現象的說明。在生活里，對事說是做，對己之長進說是學，對人之影響說是教，教學做只是一種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個不相謀的過程。”⑤它的涵義是教的方法要根據學的方法，學的方法要根據做的方法，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做，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是針對注入式的“教授法”的，傳統的教授法是以“教”為中心，完全沒有學生的“學”。陶行知的教學實踐就是從“教授法”到“教學法，”由“教學合一”到“教學做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