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社會各階層調查報告

農村社會各階層調查報告

調查目的：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中國的農村。農村社會已經從全農社會向多元的方向發展著，形成了農業勞動者、農民工人、農民個體工商者、農民私營企業主、農民知識分子、農民企業家、農村管理者等不同的群體。運用毛澤東《中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文中的原理，分析農村社會各階層的狀況。

調查對象：農村社會各階層，包括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農雇工階層、知識型職業者階層、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勞動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村集體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社會管理者階層。

調查時間：2011年7月26日-2011年7月31日 調查地點：河南省信陽市淮濱縣王家崗鄉的幾個村 調查方式：采取問卷訪談相結合的方式

調查過程：7月26日上午，我分別到了幾個村莊村長的家里，然后，我詳細的說明了我的來的目的。他們把各個村莊的總人數告訴了我。這次我打算采取隨機問卷調查的方式，因此，我到了打印出打印了1000份問卷。問卷的內容包括被調查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和財產狀況等。

7月27日，我帶著1000份問卷一一來到了幾個村莊，根據每個村莊的住戶數和每家住戶的人數發放問卷。然后，我告訴了他們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填寫這些問卷。

由于7月28日天正在下雨，我沒有去收那些問卷，7月29日我又分別來到了發放問卷的幾個村莊，一一收完了所發放的試卷，我發現試卷填寫的還算完整，只是有點問卷還是白卷，因為有很多家庭里的年輕人都不在家。

我想如果只采取問卷調查的方式，并不能達到這次調查的目的，于是，我打算7月30日再到問卷沒有填寫的家庭里走一趟。我想通過采訪的形式向那些青年人的父母，爺爺和奶奶等詢問關于那些青年人的工作和職業等。然后，分別記錄下來他們的情況。

7月31日，我對1000份問卷和采訪的記錄經行了整理、歸納和分析，然后，我又結合了農村社會各階層的情況的出了一些結論。

調查結果和數據分析：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社會各階層的現狀1978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后，長期以農為本缺少變化的農民階層內部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農民從原來靜態和固定的傳統身份向流動的、多元的方向發展著，形成了農業勞動者、農民工人、農民個體工商者、農民私營企業主、農民知識分子、農民企業家、農村管理者等不同的群體。

（一）農業勞動者階層

這是一個以承包集體耕地、以農業勞動和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村勞動組成的社會群體。這個階層在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中是最大的一個人口群體，在農村階層結構中，農業勞動者所占比例大約為70%。這個階層整體文化水平較低，占有的生產資料人均規模較小，以分散經營為主，有較大的獨立性與自主權，在農村社區等級體系中屬于被支配和被領導者。這個階層承擔著重大的社會責任--提供農產品商品，承受著深重的社會負擔，是現階段農村中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社會地位最低的群體。這一階層不僅是農村中的主體，也是農村其它階層的母體，仍處于分化之中。

（二）農民工階層

這是一個以在農村集體企業、城市二、三產業中從事非農業勞動為主的社會群體。他們對集體生產資料具有所有權與使用權，一般還經營部分土地。這個階層的人數僅次于農業勞動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離土離鄉的農民，他們在城市的廠礦、機關、商業、服務行業勞動，也有一些流動到經濟發達地區的鄉鎮企業做工。他們多從事體力勞動，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各種補貼，不享受國家或企業的各種勞動待遇和社會保障。另一類是離土不離鄉的農民，他們在本村的鄉鎮企業里工作或者在附近城鎮的工廠、商店、機關等單位里工作，早出晚歸，住在農村的家里。這類民工目前是農民工中的主體。

農民工一方面接受了工業文明訓練、熏陶，掌握了一定的現代生產技能與專業知識；另一方面，還沒有割斷同小農經濟的臍帶，同土地、鄉村農業有著密切的聯系，兼有工人和農民職業的特點。這是我國農村轉型時期的一個特殊現象。

（三）農雇工階層

這是受雇于農村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以提供勞動能力而獲得工資收入的農村勞動者組成的社會群體。他們對生產資料沒有所有權，但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工人又有本質區別。他們不是“除兩只手外，自由得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而是在家中擁有一份屬于自己所有的生產資料，但數量不足。他們受雇傭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養家糊口，而是為了增加收入，學點技術，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們與農村其他社會群體一樣，享有一定的擇業自主權，可以相對自由地流動，而且其雇工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今天的雇工，明天的雇主”是常有的事。同農民工相比，在很多方面相似。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一般比農民工低，職業壓力和勞動強度比一般鄉鎮企業的農民工高，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也較大。

四）知識型職業者階層

這是一個具有一定專門技能，從事農村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等智力型職業的農村勞動者所組成的社會群體。他們絕大部分屬于回鄉知識青年，在失去跳出農門繼續升學機會后，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一條有別于一般農民體力勞動但又脫離不了農村和農業戶口的道路。他們是農村現代化與農村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一支重要的文化技術力量。

（五）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勞動者階層

這是一個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個人所有，以個體勞動和個體經營為基礎、勞動成果歸勞動者個人占有或支配，具有專門的技藝或經營能力，從事某項專業勞動和自主經營小規模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飲食業、修理業、服務業等的群體，多為農村中的能工巧匠。他們的經營活動與方式有很大差別。這個階層成員的思想及其活躍，多為守法經營，憑本事、憑力氣賺一點批零差價、地區差價或少許的勞務費，他們對發展農村經濟、擴大就業門路、方便人民生活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私營企業主階層

這是一個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由營利性經濟組織主要經營者組成的社會群體。他們擁有對企業的人、財、物的支配權、生產經營決策權、指揮權與企業內部的分配權，他們的經濟收入較高，但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不一定很高。這一階層內部現正面臨著新的挑戰和組合過程，其經濟實力、經營范圍與社會影響還在不斷擴大。

（七）鄉村集體企業管理者階層

它包括鄉、村集體企業的廠長、經理、會計、主要科室負責人與供銷人員。他們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有決策權、指揮權，與企業職工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他們對企業的興衰、盈虧負責，承擔的風險較大，經濟收入、政治地位與社會聲望都較高。隨著鄉鎮企業進一步改革，這一階層有逐漸轉化為私營企業主的趨向。

（八）農村社會管理者階層

全國740150個行政村里共有村干部400余萬人。他們是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主要組織者，是集體財產所有權的主要代表者，是黨和政府各項方針、政策在農村基層的具體執行者。他們具有雙重身份，既代表國家的整體利益，行使行政職能，又代表農民的局部利益，維護社區權益。他們的地位與收入水平在不同社區之間因集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而有很大差別。他們對社區經濟發展、社會起著關鍵作用。（郭玉亮）

--《調研世界》2007年第9期

新農村建設雖已確立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樣的總體目標，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實踐過程，要順利推進新農村建設以達到這一總體目標，弄清建設的對象和建設的主體這兩個基本問題是非常必要的。

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特征發生了巨大變化，高同質性、低流動性的鄉土特征正朝著階層分化、高流動性方向發展。因此，究竟建設怎樣的新農村以及由誰來建設新農村，是農村社會結構轉型提出來的問題。應對這樣兩個基本問題，不能脫離問題提出的宏觀背景，否則我們難以找到問題的真正答案。

對農村社會各階層進行分析，目的在于把握農村社會結構的分化與變遷現狀，把握在結構變遷中各階層的社會需要特征，由此去分析各階層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從經驗分析的結果看，與改善農村教育、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三類社會需求，已成為農村各階層的普遍性需求。這一結果與當前農村在這三個方面的滯后發展的現實是吻合的，同時也預示了新農村建設的公共資源所要重點投向的領域以及國家建設力量的重點任務所在。在農業補貼、增加收入來源和減輕負擔這三類需求方面，存在著階層的差異，反映出中層和中下層對農業收入增長的期望比農村底層更為強烈，這對他們參與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的信心和積極性將產生重大影響。

農村階層的分化意味著不同階層在農村建設和發展中的地位及角色在發生變化。就現實而言，農村中下層及底層群眾已成為當前穩定農業和農村的主要力量，他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力，也是新農村建設最需要得到發展的階層。

二、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基本狀況

農村社會并非只是由農民階級構成的單一結構，而是由復雜的階層結構構成的。尤其是在社會轉型和社會流動加快的大背景下，鄉村社會的階層分化程度也在提高。就職業分層來說，鄉村社會主體可以分為：非勞動力、純農業勞動者、半農業勞動者、外出打工者、鄉鎮企業工人、鄉村知識分子、鄉村工商業經營管理者、鄉村管理干部等階層。

而如果按照社會分層的層級來劃分，也可以將農村社會階層分為五個層級。根據調查結果，鄉村居民的階層認同分布情況是(見表1)：只有2·3%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中上層以上，認同為中層的占22·9%，27·5%認同為中下層，47·4%的人認為自己歸屬下層。由此可見，多數農村居民具有“中下層以下”的階層意識。

就農村各階層的受教育情況而言，農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總體偏低(見表2)，超過1/2的人僅接受過小學以下的教育，88%的人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僅有1·5%的人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從五個階層的受教育情況來看，階層越低，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特別是農村的底層，近60%的人受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下，超過92%的人受教育水平為初中以下，幾乎沒有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相對于中層以下的人來說，農村中上層以上的人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明顯高于中層以下，他們中接受高中(中專、中技)和大專以上教育的比例顯著升高。

農村居民的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與他們的“中下層以下”階層認同有著較強的相關性，農村社會各階層受教育水平總體偏低，既反映出當前農村教育存在相對滯后的問題，也說明較低的文化層次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農民的發展及地位的提高。多數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可能還在于農村教育體制。現行農村教育體制雖然對9年義務教育給予了較多投入，但與此同時，高中以上尤其是高等職業教育則并沒有得到體制的重視。一些地方尤其是經濟條件相對落后的地區，高中以上教育可能還以不同的方式遭到削弱。因為高中教育的錄取和收費制度讓很多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農戶，不得不放棄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從而出現多數農村學生在完成初中義務教育之后，會選擇外出打工，而選擇繼續升學的人數就相應減少。在經濟收入方面，農村底層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在11 500元左右，中上層的平均家庭年收入最高，達到27 500元左右。按照全國農村戶均規模4·08人計算，農村社會底層家庭的人均純收入在2 800元左右，低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村人均年純收入3 255元[11]，中下層的收入水平與之相當。農村中上層家庭的人均年收入達到6 700元，但僅與城鎮家庭中等偏下收入水平7 177元相當。總體來看，除中上層之外，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平均收入水平較低，而且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分化也已出現。

從經營活動情況來看(見表3)，目前農村有近83%的人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17%的人不從事農業。具體到各個階層，中間階層當中從農業生產向外轉移的比例最高，近21%的人已不再從事農業生產。在外出經營或務工經歷方面，農村的上層和中間層比例較高，而中上層比例相對較低，為28·8%，這可能說明，改革開放后，農村社會約2%的人通過發展農業專業化、現代化經營，成為農村專業戶，經濟收入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從而在農村處于相對較高的階層地位。

目前，就人們主觀階層認同的情況看，農村的階層結構雖有一定分化，但有97·7%的人皆認同為中層以下，這與當前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受教育水平和經濟收入水平總體偏低有著一定的關聯。

三、農村社會各階層對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和期望

當前農村究竟哪些方面需要建設？需要怎樣的建設呢？弄清這些問題是明確新農村建設對象和建設任務的重要前提，否則一些建設實踐將可能脫離農村現實需要，不能真正滿足農村社會各階層的生產和生活需要，難以對農村社會的發展真正起到推動作用。

在2006CGSS的調查問卷中，我們設置了“您希望政府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為農村提供什么”這樣的問題，以了解農村居民究竟期望新農村建設怎樣推進。關于農民對新農村建設的需求，我已從期望性需求和相對剝奪性需求兩個方面進行了總體分析。[12]在這里，將從階層分析角度來考察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問題，以便更加具體地認識農村社會各階層需要怎樣的新農村建設。

表4列出了6類主要的新農村建設需求，這是從對多項選擇中匯總歸類得出的，并對各類需求與農村各階層進行了回歸分析，目的在于進一步認識各階層之間的需求是否存在差異。

從統計分析結果看，增加農村教育或培訓機會、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這三種需求與階層沒有顯著相關關系，說明各個階層對這些方面的建設都有相當的要求，不存在階層間的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三類新農村建設需求屬于普遍性需求，因而它們也可能就是新農村建設的重點對象。

在增加農業補貼需求、增加收入來源需求和減輕負擔需求三個方面，階層之間存在著一定差異，屬于差異性需求。相對于農村下層群眾，中層和中下層對增加農業補貼產生需求的概率更大，其中中層比下層高出52·2%、中下層比下層高出24·5%。在增加收入來源方面，農村上層、中層和中下層比下層的愿望更為強烈，上層比下層高出336·7%，中層和中下層產生此類需求的概率比下層分別高出64·3%和26·5%。至于減輕負擔的需求，主要包括：一是減輕農業稅費負擔，二是減輕農業生產成本上升的負擔。相對于農村下層群眾，中層和中下層的人產生此類需求的可能性更高，分別高出22·8%和15·1%。

農村社會不同階層在增加農業補貼、增加收入來源和減輕負擔三類需求上的差異，一方面反映出不同階層對這三個問題的主觀感受和要求程度存在差異；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三類需求是農村社會特別需要關注的問題，因為有更多的階層比底層群眾更可能產生這些需求，意味著這些需求也具有廣泛性和特殊性。因此，滿足三類差異性需求也將是新農村建設的任務構成，而且需要根據不同階層的特殊需要，通過不同路徑和方式來實現建設的目標。

農村社會各階層之所以形成對教育培訓、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普遍性需求，與現實的客觀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首先，88%的農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為初中以下，這反映了農村教育發展的普遍滯后性。而在現代化的大背景下，文化教育程度已成為個人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本，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農村居民自然會對教育和職業培訓機會產生越來越強烈的需求。其次，在社會保障方面，當前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居民獲得公共保障資源的機會非常少，尤其在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方面，農村居民主要還是依賴家庭和個人。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農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和生計風險在不斷加大，僅憑個人和家庭的保障已經明顯不夠，因而人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也日益普遍和強烈。最后，農村各階層之所以普遍要求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因為：一方面，人們認識到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村發展的最重要的社會資本或基礎條件，一個地方能否得以發展，交通、通訊和其他生活設施建設是否發達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農村改革后，家庭經濟快速發展起來，但公共領域尤其像水利、環境、鄉村道路等基本建設在集體經濟衰退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們所忽視，而且在后農業稅費時代，農村基本建設依然面臨資金支持問題，而對于經濟收入水平不高的農村居民來說，要承擔起這些建設任務必然加重自己的負擔，因此，人們期望國家通過公共財政支出途徑來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至于三類差異性需求的成因，可能主要與當前農民偏低的經濟收入水平有關。人們無論是期望獲得農業補貼，還是希望獲得增收機會或是降低生產生活成本，實際上都是期望經濟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中層和中下層對這類需求更為強烈，表明他們對當前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狀況不太滿意。一方面，農民經濟收入的絕對水平雖然得以大大提高，但并未達到理想水平；另一方面，與城鎮居民收入相比，農村收入水平與之差距越來越大，而且農民收入增長近年來有減緩趨勢。因此，農村居民特別是中層以下的人對農業補貼、增收和減負形成越來越強烈的需求。

四、農村社會各階層在新農村建設中的角色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雖然主要依靠國家的力量和資金去推進，但由于新農村建設是鄉村現代化發展過程的組成部分，因此離不開鄉村社會主體的參與，而且建設的根本目標就在于促進鄉村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以更好地滿足農村各階層的社會需要。有農村各階層以適當的角色廣泛參與的新農村建設過程，將是把國家在農村的現代化建設中應發揮的作用與農村社會治理有效結合的最優途徑。

解決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建設與治理的關系問題，僅靠村民自治制度是不夠的，關鍵在于如何讓農村公眾以恰當的角色及合適的方式參與到建設過程之中。這樣一方面可以發揮公共力量對促進農村發展的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調動農村社會各階層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農村各階層究竟以什么樣的角色參與新農村建設，又以什么樣的方式參與呢？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階層地位特征及社會需求結構。如果按階層分析的方法將農村社會結構分為五個等級階層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五個階層的現實經濟與社會特征以及社會需求來分析他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位置與角色。

農村社會上層的人數不多，主要由農村非農職業者如鄉村干部、一般職工和知識分子等構成，他們具有相對較高的學歷和社會聲望，以及較為穩定的職業崗位，但他們的經濟收入并非為農村最高水平。這一階層雖然可能并不以農業生產為主，但他們是農村社會較為穩定的居民，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他們將在領導、動員、協調，尤其是在農村文化和教育建設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是構建完整、和諧、穩定的鄉村社會生活和秩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要提高這一階層的經濟收入水平，以促進該階層的全面發展，充分發揮其在農村社會中的管理、教育和穩定功能。

農村中上層主要包括那些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先富裕起來的家庭，有發展現代化農業或規模經營的專業戶，也有經營鄉村工商業的個體戶。這一階層的生活水平相對較高，基本達到小康狀態。這一階層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對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發展現代農業以及農村多種經營、活躍農村市場和帶頭致富等方面產生積極的示范和引導作用。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保持可持續發展，二是如何規避和應對市場的風險。所以，在新農村建設中，他們將是政府推進制度創新，以及創建農業信息化服務和技術培訓服務平臺的積極探索者和實踐者。

農村社會的中間層主要由農村的年輕人構成。目前，他們的經濟活動主要是外出務工，收入的大部分來源也是非農業經營活動。中間階層實際上是農村社會中流動性、不穩定性較高的一個階層。一方面，他們希望從事農業能獲得更多的補貼及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他們從農業轉移出去的可能性又是最大的，因為他們中許多人已經不善于農業勞動，也可能不習慣一直守在鄉村的生活方式，盡管他們可能還離不開鄉村。因此，在新農村建設中，中間層是主要的轉移和穩定的對象。轉移就是通過社會體制改革促進農村中間層的一部分有序地向農業外或城鎮轉移，緩解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壓力；穩定就是要通過農業政策調整來改變農業生產的收益結構，以穩定部分中間層，使他們能夠安心于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為農村建設和發展作貢獻。

農村的中下層是鄉村社會的重要構成部分，他們既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力量之一，又是城市建設中的真正農民工。他們兼顧農業和非農業，在農村與城市之間來回擺動，但其根基依然在農村。雖然他們作為農民工的收入可能超過農業收入，但他們的家庭并沒有放棄農業，而且也會把農業和農村作為自己的最終歸宿。所以，中下層依然是農村社會的穩定成員，他們向外轉移的可能性較小，因而也希望新農村建設能夠改變他們所生活和依靠的農村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同時，他們也是參與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因為農村面貌的改變與他們的切身利益需求緊密相關。農村中下層最為關心的可能是農業生產收益的增長問題，即如何從農業生產中獲取更高的收入，以及如何在農村尋找到更多的收入來源。在新農村建設中，調動和動員這一階層的積極性，主動地參與農村建設和發展至關重要。因此，無論從夯實農業基礎地位還是從推進農村新發展的角度看，發揮這一階層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

農村社會的底層是農村社會的基礎，也是當前農村經濟與社會生活的主要支撐，他們由普通農民大眾構成。目前，這一階層已成為堅守農業和農村的主要力量，也是農村家庭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承擔者。由于鄉村社會的流動性越來越大，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只有部分老年人和婦女維持著平常的農業生產和家庭生活，因此，農村底層階層的生產和生活形態構成了當前農村社會發展的基本形態特征。因此，新農村建設要重點關注這些長期生活在農村的普通農民。一方面，國家建設要使這些為穩定農業基礎地位和農村社會生活作出貢獻的階層得到合理的收入回報和相應的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以使他們真正享受現代化發展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在促進鄉村社會發展過程中，如何使農村底層階層得以發展則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既是農業和農村的主體力量，又是發展中的“短木”。這一階層得不到發展，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都會受到制約。

綜上所述，在社會快速轉型過程中，農村社會的分化也在加速。因此，推進新農村建設，就必須考慮不同階層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從現實情況看，農村中下層以下階層已成為當前農業和農村的真正主體，因而他們是新農村的真正建設者和實踐者，新農村建設更需要關注他們的需要、調動他們的建設積極性和主動性。

第二篇：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

——探尋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社會的階層基礎

楊華

【摘要】當前農村社會被分化成精英階層、富人階層、中上階層、中農階層、中下階層、貧弱階層和灰色勢力等7個不同的階層，它們有著各異的構成、職業分割、利益取向、關系重心、價值觀念和政治態度，對農村政治社會的影響差異也很大。說明農民不再是鐵板一塊，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也不再是所有均分土地、居住在農村的“農民”。通過對不同階層的秉性、功能和利益關系的分析，本文認為中農階層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是堅強的依靠力量；中下階層是中農階層的盟友，是可以團結的對象；貧弱階層是救濟、扶助的對象；切忌將中上階層對土地私有化的想象變為土地制度變革的方向；應該警惕富人階層滲透進黨和國家政權內部，慎言“富人治村”；謹防政治精英與富人階層、灰色勢力同流合污，結成利益聯盟；要求嚴厲打擊灰色勢力對農民的侵害和對政權合法性的侵蝕。并主張，在農村社會高度分化的今天，只有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以團結真正的朋友，攻擊真正的敵人，鞏固黨和國家政權。

【關鍵詞】農村；社會階層；中農階層；社會資源；政權基礎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之一是農民由原來清一色的從事農業勞動、收入水平相對平均的群體，分化成為經營多種職業、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的不同階層。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農民大量轉移到國民經濟的其他領域，從而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成為其他身份主體的過程。[①]這個過程從分田到戶之后就開始出現，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顯，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階層才開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從這一時期起，學術界對農民分化問題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現。

一般認為，農村社會階層分化不是社會封閉機制限制社會流動的結果，而是市場化改革和制度變遷帶來的社會流動機會的增加，促成了我國農民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相對均等化向階層分化的轉變。具體而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是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重要前期，它促成了農民在農業部門內的最初分化，之后出臺的鼓勵農民向非農產業發展、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系列政策，使農民的職業分化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而城鄉戶籍制度的松動，則使農民的身份轉變有了可能，另外，對外經濟開放加速了我國農民分化的歷史進程。[②]近來又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轉對農村社會階層分化與重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③] 農村社會階層的分化，使農村社會的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多元化、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矛盾明顯化，形成了極其復雜的利益新格局和社會矛盾新體系，從而給社會利益協調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提出了新的課題，特別是非農化過程中出現的階層間的利益矛盾，如若處理不當，就有可能演變為社會沖突，危及社會和諧發展。[④]因此，之所以要研究農村社會分層，就是要通過客觀描述農村現實生活中農民之間因擁有各種資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實際差別，揭示資源配置、地位獲得的社會機制，分析農民之間差異的社會影響、社會意義以及社會對這種差別應有的價值判斷，并為應對這種差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而制定適當的社會政策提供理論依據。[⑤] 如此一來，為了更好地研究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明確研究的問題意識，面對一個分化的農村社會在邏輯上就應該追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分化后的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實際狀況、特性是什么，它們有什么樣的政治態度、價值觀念，各階層相互之間關系的性質如何，以及它們作為分化主體的實踐對農村社會將產生什么樣的政治社會效應？

第二，為什么當前農村社會出現階層的高度分化，農村人財物不斷地大量流入城市，而農村卻并未出現人們所預想的社會動蕩與道德混亂。除了基層黨和政府有所作為外，農村內部是否有分化出來的接應力量，有穩定的中堅力量存在？ 第三，如果說在農村改革之初、農村社會分化較小的情況下，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礎是均分土地、普遍受惠的所有農民的話，那么在農村社會階層高度分化、利益高度不一致、人員高度流動的今天，農村中的哪個（些）階層會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礎和堅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按照一般邏輯，一個社會既然有分化的機制，就必然會有其整合的機制，在現代西方發達國家，在其階級、階層高度分化的情況下，中間階層（中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它的“中間價值”——預留社會政策調整空間，以緩解上、下兩層的矛盾沖突，起到了社會整合的效用。[⑥]那么，在我國農村，有沒有一個主導的階層會作為農村社會階層分化之后的整合力量而存在？

然而通觀既有研究，它們較少涉及上述根本問題，于是不可避免的會有如下缺陷，一是對農村社會各階層間的關系及其對農村政治社會的影響泛泛而論，多未論及到實質；二是，將農村社會各階層當作均質主體來論述，平均著墨，不愿意看到農村社會分化后的主導階層及其主導作用；三是，問題意識多來源于西方社會階層理論，而沒有從我國農村的實際問題出發，更沒有站在黨和國家政權基礎的高度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四是，意識不到階層（階級）分化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源于西方社會的歷史經驗，而我國農村社會的分化自有其內在的邏輯，因為自然村落社區內的農民不僅生活在一個“人地”持續緊張的關系中，也不僅生活在一個階級剝削的關系中，還生活在一個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熟人社會中，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只是冷冰冰的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關系，還是血緣親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網絡，[⑦]等等。因此，既有研究雖然在農村社會分層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總體研究水平并不盡人意，且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論、簡化切割中國經驗的嫌疑，中國本身的問題意識不明確，研究成果難能服務于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本土社科理論的建構。

鑒于此，本文拋磚引玉，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來探討我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問題，尋找農村社會的主導階層，探索農村階層分化后黨和國家政權的基礎和基本支持力量。本文將從社會資源、尤其是土地占有與耕種的角度將農村社會劃分為精英階層、富人階層、中上階層、中農階層（中等階層）、中下階層、貧弱階層、灰色勢力等7個階層，并在分析各階層特性、相互關系的基礎上，論證“中農階層”作為當前農村社會的主導階層，在分化的各階層中發揮著潤滑和整合的功能，是農村政治社會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穩定器，同時也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礎。

二、農村社會分層的標準：以土地耕種為線索的考察

西方關于社會分層的研究迄今為止建構了三大理論傳統，即馬克思的階級理論、韋伯的多元分層理論與布迪厄的消費分層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劃分為階級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決定的，而社會生產與生活中的地位差別，構成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事實，對這種事實的把握和認識是社會學認識和理解社會結構及其運動規模的重要路徑之一。[⑧]韋伯及其尊崇者的多元分層理論將財富、權力和聲望作為三位一體的標準將人們分成不同的層級，在研究中則主要以“職業”為操作手段。布迪厄在上述二者對立的基礎上另辟蹊徑，認為將人們劃歸為不同的階層不在于其占有財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他們消費了什么，消費了哪個階層的物品。[⑨] 具體到我國農村社會階層分析，抽取職業為標準的多元分析理論運用得較為廣泛。影響較大的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陸學藝、張厚義依照職業、使用生產資料的方式和對所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力，將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分為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等8個階層，這一劃分由于比較切合當時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得到了多數的認可。[⑩]進入九十年代，陸學藝又隨著農村社會的發展變化修正和調整了對農村社會階層的劃分，將農村劃分為10個階層：農村干部、集體企業管理者、私營企業主、個體勞動者、智力型勞動者、鄉鎮企業職工、農業勞動者、雇工、外聘工人、無職業者等。[11]另有，林后春依照農民從事不同職業及其特點將農民劃分為17個階層，分別是單純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兼業為輔的Ⅰ兼業農階層、以兼業為主的Ⅱ兼業農階層、不穩定兼業農階層、農村工人階層、城市農民工階層、農民企業家階層、農村文化階層、農村技術階層、農村鄉務管理者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個體勞動者階層（包括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宗教職業者階層、游民階層、反社會階層、準社會階層等。[12] 相對于多元理論分析路徑，以階級理論分析農村社會階層的研究較少，這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意識形態的緣故。陸益龍依然主張，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構成，階級階層分析法為人們認識和理解社會提供了一種極為實用的工具，即便當今時代階級斗爭不顯得那么重要，但對階級階層結構的把握依然是認識社會現實的重要切入點。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階層分析法，研究認為新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在60年的變遷過程中，階級階層結構經歷了從制度變遷型的平等化結構到政治運動型的平均主義化結構，再到市場轉型的多云分化結構的轉變，并發現改革開放后盡管農村內部的階層分化加大，但并不存在矛盾的、對立的階級階層關系。[13] 隨著農村消費結構的變遷與分化，不少研究也開始從農民的消費結構切入對農村社會分層的研究。例如，陳文超研究發現，農村社會中不僅存在消費分層，還存在著一種消費分層機制，即農民的主動消費與被動消費，從而相應產生了在消費社會中處于主動與被動地位的消費階層現象，他為此將當代中國農民劃分為炫耀型消費階層、攀比型消費階層、實用型消費階層、生存性消費階層、貧困型消費階層等五大階層。[14] 對上述幾大大傳統研究徑路并非沒有批評者。毛丹、任強就曾指出，一方面整個多元分層理論本身就存在理論上的張力，另一方面認為農村還不具備進行職業分層的條件，因為在市場經濟、較高的社會流動率和社會流動的自由、社會的工業化程度較高這幾個方面農村都是不成熟的。而這些都是職業分層標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同時，以職業作為分層標準忽視了馬克思分層理論中的社會分層的積累性的問題。所以他們主張從社會資源的角度研究我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更具有廣泛的適用性與包容性。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它對于農村分層研究而言應該更具有解釋力。[15]而從消費角度切入分層的最大困境在于，廣大的中西部農村的消費分化現象并未凸顯出來，并且強有力的村莊規范抑制了人們的消費膨脹和炫耀性競爭，因而各階層的消費沖動都被限制在一個中等的水平線上，無法彰顯分化效應。[16] 本文擬采用社會資源的視角研究農村社會分層。按照毛丹等人的定義，經濟資源是指獲得經濟報酬的能力，象征性資源包括所有潛在的和現有的能夠對自己或別人的生存、發展機會產生影響的資源，比如知識、權力、社會關系、身份地位等。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可以相互轉換。[17]但是，毛丹等人在闡述社會資源時，并沒有把農村最重要資源的“土地”納入分析的視野，也就是說在研究農村社會分層過程中忽略了土地的影響因素。而事實上，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之后，土地的占有與耕種，無論在質還是量上，都對農民的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產生著重要影響。土地的占有與耕種應該作為農村社會分層的一個基礎性標準，具體來講有以下幾點理由：

其一，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與收入多少成正比。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這段時期，由于分田到戶調動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加上集體時代興修的水利設施發揮作用以及化肥、農藥、良種的普遍使用，農民在這段時期是增產又增收；但從80年代末開始，由于農民負擔日益加重，許多地區的農民不堪重負，種地不劃算，于是出現大量土地拋荒現象，村社內土地自發流轉也在這一時期開始；2004年取消農業稅后，國家不但不再向農民收取任何稅費，反而還向農民發放各種補貼和實施各項支持力度越來越大的惠農政策，種田逐漸變得有利可圖，并且如果耕種一定規模的土地，家庭純收入還十分可觀。

據我們在湖北江漢平原、安徽蕪湖農村等地調研情況來看，一個家庭耕種8—40畝土地，無需兼業或外出經商務工，年純收入可大1.2—2萬元，如果耕種40—100畝土地，年純收入可達3—4萬元，而耕種超過100畝土地，則很容易虧本。在農村，一筆擁有2萬元左右的年收入，可列入中等略偏上水平，家庭生活就會過得悠閑、愜意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和競爭的壓力。[18]因此，如果農民占有與耕種8—100畝土地，其收入就會隨著土地耕種的增加而增加。

其二，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與村社內部關系質量成正比。農民在村社內部的關系網絡的質量是其社會資源（象征性資源）的重要衡量標志——一般情況下，關系越廣、質量越高，說明他在村社內的地位越高，可支配、利用和調動的資源越豐富，他在農村社會的層級中位置就高，反之則低。

當前農村的普遍特點是，農民的職業分殊嚴重、流動性越來越大，這就造成兩大普遍現象，一是村社內部自發土地流轉頻繁，二是流動、外出的農民在村時間越來越短，即農民之間在村時間的不一致性。結果是，大量土地流轉至一部分農民手中，這部分農民耕種8—100畝不等的土地（且多為20畝左右），而無需再外出務工經商而能收入可觀，因而在村的時間比其他農民要多。

按照農村內部的邏輯，之所以村社土地會自發流轉到這一部分人手中，而不是其他人手中，是因為這部分人一是在村里家族、親戚、朋友多，后者按照“差序”原則將土地流轉給他們，二是這部分人在村里本來就人緣廣、好為人、道德高尚，外出的人放心將土地流轉給他們，而不擔心會有不良后果。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耕種土地越多的農民，這兩個方面都比較突出。

另外，耕種土地越多，留在村里而不外出兼業、務工或經商的時間就越多，他們充分利用這部分時間與其他農民交往，關心、扶助因人口流動帶來的留守老人、婦女和小孩，因而這部分農民較外出人員與村社其他家庭的關系要深刻和厚重得多。且因為耕種土地越多，利益關系就越束縛在土地上，就越希望土地耕種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備，就越需要與他人合作共同建設與維護，因此就越需要與其他農戶建立良好的關系。

總之，無論是從獲得土地的方式來講，還從在村時間來講，土地耕種越多的家庭，其在村社內部的關系質量都比土地耕種較少或不耕種土地家庭要高得多，兩者呈正相關關系。

其三，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與超村社關系網絡大小成正比?，F代性進入農村后，農村社會也逐漸開放與活躍起來，超出村社的關系網絡對于農戶的生產、生活和交往也變得十分重要，因而超出村社的關系網絡也是評判農民社會資源多寡的重要標準。土地的占有與耕種在以下幾個方面與超村社關系網絡相關：

一是耕種的土地越多，農民在土地上的生產要素投入就越多，就越要與農業生產資料等供應主體打交道，如與農機商、農技結構、農藥化肥銷售商的來往頻繁； 二是與糧食收購商有密切往來，及時掌握糧食等商品的供銷情況，否則就會導致信息不對稱，耕種的土地越多就越要往這方面花功夫；

三是這部分人耕種的土地，有很大部分來自他們在外工作、經商、定居于城市的親朋好友，后者多是農村出去的“成功人士”，能夠給在村種地的人提供資金、信息和其他關系資源。

這樣，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就會同超村社的關系網絡的大小成正相關關系，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留在農村種地的人都是“老弱病殘婦幼”[19]?！袄先醪垕D幼”只是耕種土地較少，因而超村社關系網絡較小的那部分人。其四，土地占有與耕種的多少與接近鄉村政治權力程度成正比。在我國政治權力依然集中大部分資源的客觀環境下，跟政治權力越接近的人，毫無疑問，其社會資源、尤其是象征性資源也將是越多的人，這部分人定然會處在較高層級。在農村，接近鄉村干部群體，就意味著接近鄉村政治權力，與鄉村干部群體越是強關系，就說明越接近鄉村政治權力。鄉村干部、特別是村干部主要是與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打交道，二者打交道的頻度和深度與農戶耕種土地的多寡有很大的關系：

一方面，農民耕種土地越多就越關心土地上的收益，也就越在乎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完善，同時也越在乎國家的惠農政策、越關心國家土地制度安排的動向，而這些情況都與鄉村干部有莫大的關系，因此這部分農民就會主動與村干部建立強關系；

另一方面，鄉村兩級在農村的主要工作是保障農村社會安定、農業生產安全，搞不好就會被“一票否決”，而耕種土地越多的農民在村時間越長，也就越了解農村情況，也最懂得農業生產的安全風險所在，因此鄉村兩級的農村工作還得仰賴這部分農民，因而也會主動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系。

甚至，許多耕種土地較多的農民會被安排為村民小組長，直接服務于鄉村兩級組織，與鄉村政治權力就更接近了。之所以讓這部農民擔任小組長，是因為他們不僅在村時間長，了解農村情況，而且重要的是他們農業上的收入可觀，生活無憂，有充足的時間去做上級安排的事務和處理農村駁雜的瑣事。因此就一般情況而言，土地占有與耕種越多，農民跟鄉村干部的關系就越近，其獲得的政治資源及由此而來的經濟資源、象征性資源也就越多，二者呈正相關關系。

綜合上述四點，土地能夠在農民獲得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占有與耕種土地較多的農民能夠獲得較多的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反之則少。當然，除了土地的占有與耕種之外，在農村要獲得經濟資源與象征性資源還有其他的方式，諸如經濟、權力、知識與社會關系，在階層分析中不得不考慮這些因素。

三、當前農村社會各階層狀況及其特點

以下的論述將以土地的占有與耕種為基礎，結合經濟、權力、知識和社會關系等獲得社會資源的方式，將當前農村社會劃分為精英階層、富人階層、中上階層、中農階層（中等階層）、中下階層、貧弱階層、灰色勢力等7個階層。

1、精英階層。精英階層是指直接握有社會資源的人，他們的生存權利和發展權利都會得到最充足的保障，[20]包括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與經濟精英，其中經濟精英在當前黨和國家的政策里具有獨特的政治意涵，下面會將它單獨作為一個獨立階層來考察，即富人階層。

政治精英主要由現任村兩委干部、退休村干部以及村民小組長組成，他們是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組織者和管理者，是黨和國家在鄉村的代理人和方針政策的執行者，約占農戶數的1-3%。政治精英的主要特點是：首先除小組長外，他們大部分的經濟利益不從土地上獲得，而是依靠科層體系內固定的工資收入（或退休工資）以及豐厚的灰色收入，這樣一方面他們擺脫了經濟壓力，生活較為寬松富裕，另一方面他們的利益關系在村社之外，從而使得他們無需對村社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與情感；其次，由于政治精英的利益關系、發展機會不在村社內部，因此他們社會關系網絡也主要是超出村社之外，他們交往的層次要高于普通村民，而與村社內部的關系較弱，尤其是取消農業稅之后，鄉村干部基本上“懸浮”于鄉村社會之上，[21]不再與普通村民打交道；最后，除了小組長外，他們基本上不再耕種土地，而將土地流轉給他人耕種，他們作為農村管理者對轄區內土地上的建設與投資不再熱心。

知識精英是指居住在農村從事技術服務、文化教育的人，主要包括農技員、教育工作者、醫務人員、傳統文化人（如主持儀式的老禮生），約占農戶數的1-3%。這部分人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素養都比較高，他們不耕種土地或耕種較少土地，依靠其文化技術使家庭經濟收入較為穩定，掌握一定的社會資源與象征性資源；他們對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較為關心，有極大的參政議政、建設農村的熱情，也有較強的正義感和道德優越感，敢于對農村政務和不良現象發表意見。但是由于農村參政議政的渠道越來越封閉、農村社會“人心不古”、金錢主義邏輯當道，使他們的意見無法表達、他們的熱情被潑冷水，從而極大地挫傷了他們的政治熱情，產生政治無力感，因而這部分人在人際關系上逐漸退出農村社會，與普通農民的交往越來越淺、不再關心村社事務。

2、富人階層。指農村通過經商、投資辦實業及其他門道而擁有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的年收入，這部分人在東部沿海農村較多，在內地農村較少，一般在農戶數的1-3%之間。雖然人少，但是作為一個擁有龐大資產的階層卻富含極大的政治意義，因為近三十年來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策都鼓勵由富人出來擔任村干部，以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簡稱“雙帶”。這種村治現象被熱捧為“富人治村”。富人階層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不再耕種土地，或將土地流轉給他人，或撂荒；二是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利益關系不在村社內部，而擁有廣泛的超社區關系網絡；三是與農村其他階層關系較為淡薄，不太關心普通農民的生產、生活和交往狀況，也缺乏建設村社、融洽村社關系的興趣和熱情；四是有極大的參政議政的熱情，與縣鄉村干部有密切關系，不少人被推選為村干部，或縣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五是不關心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方針政策，但熱衷于向黨和國家索取有利于他們的政策和措施，等等。

因此，富人階層雖然居住在農村，或擁有農村戶口而居住在城市，但他們的關系網絡、利益關系、精神歸屬、社會關照早已不在農村，即便擔任村干部，或者名義上作為農村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但他們的階層屬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代表真正的農民，不可能作為建設農村的力量、維護農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存在。從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調研情況來看，所謂的“雙帶”富人干部，也極少起到了真正帶領群眾致富的作用，相反，他們恰恰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農民身份謀取私利、排斥其他農民參與農村政治。[22] 這個階層不會輕易脫離“三農”身份，而只有當利用這個身份將農村利益攫取一空之后，才會徹底脫離農村，否則他們會一直將“農民”扮演下去。他們是農民中的“偽裝者”。

3、中上階層。這部分農戶主要是舉家外出經商農戶，占農戶數的10%左右，年收入在3萬元至10幾萬不等，他們是外出經商的成功者，他們的經濟資源較為豐厚，也擁有一定的象征性資源。這個階層的主要特點是：首先他們不再耕種土地，將承包的1—3畝土地全部轉出，基本上不會再回村耕種土地；其次，他們全家、全年在外經商，利益關系在村外，家庭主要成員都較少在農村生活、居住，因此與村社內部的關系較為淡薄，也不熟悉農村的情況，他們甚至認為貧弱階層也與他們一樣生活在溫暖的雨露中；再次，如果有老人留在農村，他們會與農村中的中農階層搞好關系，希圖后者照料，而與其他階層較少來往；又次，他們與村干部接觸并不緊密，沒有參政議政的熱情，既不關心農村建設，也不關心農村的人情世故、世風道德；最后，他們不關心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策，也沒有希望政策向他們傾斜的企圖，等等。

這個階層是農村中的“獨行俠”，當他們與農村沒有任何瓜葛之后，最終將完全脫離農村。所以他們甚至希望農村土地能夠自由買賣，這樣他們就可以將土地賣出去，而不是廉價或無償轉出去。據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沙洋、京山、南漳等縣農村調查，占當地農戶8%—11.5%的中上階層不再占有與耕種土地，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農民負擔沉重的時候直接丟掉土地，或近些年通過“搭地賣房”的方式，將土地賣給他人，從而脫離與農村的關系。[23]

4、中農階層。這部分農戶不僅在土地耕種上是中等規模，土地上的收入在農村也是中等水平，因此是農村的中等農戶階層，簡稱“中農階層”，占農戶數的15-20%左右。中農階層是土地流轉時代的創造物，大概而言，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由于人口流動和職業分殊，農村自發土地流轉開始頻繁出現，經過15年左右時間的實踐與沉定，農村土地逐漸流轉到一部分農戶手中，他們耕種著村社的60%—80%的土地，每戶耕種13—100畝不等，收入在1.5萬—4萬元之間，但多數耕種在20畝左右，年純收入在2萬元左右。

自己原有6—8畝土地，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中期開始轉入土地，到取消農業稅后，其耕種的土地在13畝—40畝不等。夫妻兩個都在家務工，兩個勞動力加一臺拖拉機，就能將這些田地精耕細作地種好，除了收割要請大型機械外，一般不用另請勞動力幫忙。這部分農戶的收入在1.5萬—2萬之間。這個收入在農村算是中等以上，有了這個收入，家庭生活就比較殷實、從容，孩子的學費、建房子娶媳婦、老人的贍養都不成問題，因此即便冬季農閑時間，男子也不再需要外出務工，而是留在家里享受悠閑的生活。

這部分農戶可以不再轉入更多的土地，而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如60歲以后就種不了太多的土地了，便開始轉出土地，直到沒有勞動能力時將土地完全轉出。如此，中農階層耕種相對較多（中等規模）的土地，且大部分利益訴求在土地上和村社內部，按照上文詳述的“土地占有與耕種”的標準，他們將具備以下稟賦： 第一，經濟收入高，家庭生活殷實，日子過得無憂無慮，不用為生計操心、沒有競爭壓力，因此總是精神抖擻、精力充沛、心態樂觀向上。

第二，生活比較悠閑，空閑時間較多，可以用于社會交往的時間也就較多，他們的交往能夠活躍大量“人財物”流出后的小農村社。

第三，土地耕種較多，在村時間就多，對村社內部方方面面、各家各戶都比較熟悉，這樣就便于照顧那些因人口流動帶來的留守“老弱病殘婦幼”，可為外出務工、經商人員營造一個穩定的、無后顧之后的“大后方”。

第四，主要工作是務農，因而時間安排就較為靈活、機動，這樣的人適合于擔任工作時間不固定、事務繁復駁雜但角色很重要的村民小組長，以及鄉村兩級組織在農村的代理人。第五，利益關系主要在村內，經濟關系主要在土地上，因而樂于見到村社內部各階層、各戶關系融洽，也樂于帶頭解決村內矛盾、糾紛，帶頭履行社會責任，如修建農田水利基本設施等。

第六，中農階層之所以會轉入人家的土地，本身說明他們既是家族、兄弟、親朋較多的人，即勢力大，也是村社內部道德較為高尚的人，即能夠以德服人，因而他們敢于介入各階層矛盾，協調各階層利益關系，甚至敢于抵御混混等灰色勢力對普通農民的侵害。

第七，中農階層與政治精英有互相借用的關系，并需要經常向知識精英請教相關的農業技術知識問題；其他階層中的外出務工戶、經商農戶、半工半農戶、兼業農戶等，因為留守有家庭、老人、婦女、小孩、病號等需要中農階層全程照顧，因而有交好于中農階層的理由；中農階層在農村家族、親朋勢力大，連鄉村混混都要敬畏他們三分，輕易不敢惹；富人階層若要選任村干部、被推選為縣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要交好于中農階層，因為中農階層往往“握有”大量選票，以及擁有或多或少的建議、推薦權。因此，中農階層在村社內部幾乎與各個階層都有交情，上下關系融洽，左右逢源、八面玲瓏，這樣的人適合于做階層之間“中間人”和“調處人”。

第八，中農階層超社區的關系網絡較廣，能夠代表下層農民完成某些超社區的交往，如作為擔保人向銀行借貸、向農資商家賒賬，以及作為中間人、搭橋人與縣鄉村各級政府打交道，等等。

第九，中農階層接近鄉村政治權力，與村干部關系交好，他們既受惠于這層關系，也可以充分利用這層關系為下層農民謀福利，傳達農村、下層農民的實際需求，亦向下層農民傳達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從而可以作為國家與農民關系的連接人。

第十，中農階層的利益關系幾乎完全在農村、在土地上，最知情農民缺什么、農村需要什么、農業到底怎么搞，也最關心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因此他們狀況應該成為農村政策評估的晴雨表，他們的訴求、心聲應該作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據。

總之，中農階層是農村中獨立、自主、自為的階層，因而是農村中的主導階層。

5、中下階層。這個階層包括四部分人，一是舉家外出務工農戶，二是半工半農戶，三是以兼業為輔的Ⅰ兼業農戶，四是以兼業為主的Ⅱ兼業農戶，占總農戶的50%左右。夫妻倆外出務工農戶承包1—3畝土地，將土地全部轉出去，務工收入在5千—1萬元之間；半工半農戶和以兼業為主的Ⅱ兼業農戶承包4—5畝土地，既不轉出也不轉入土地，而自耕，家庭年純收入在5千—1.2萬元之間；以兼業為輔的Ⅰ兼業農戶承包6—8畝的地，再轉入他人3—4畝，一般耕種8—12畝地，收入在1.2萬—1.5萬之間，很少達到2萬元。這個階層的主要特點有： 首先，他們擁有少量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超社區的關系網絡。其次，除了舉家外出務工不耕種土地外，其他農戶都耕種少部分土地，并且在村居住一段時間，他們有部分利益關系、社會關系在村社內部，但他們也有很大部分利益關系在村外，因而他們關心村社、建設村社的熱情沒有中農階層高。再次，他們的主要勞動力要外出務工、經商或兼業，其留下來的家庭其他成員，尤其是“老弱病殘婦幼”就需要在村的中農階層照應和扶助，因此他們就要交好和受制于中農階層——按照中農階層定義的村社規范行事、不破壞中農階層營造的村社共識，否則外出的“大后方”就不穩當，就不放心外出。從這點講他們是不獨立的階層，可視為中農階層的同盟軍——籠絡了20%的中農階層，就等于團結了45-50%的中下階層。

又次，他們經濟收入不高，要為生計奔波、為稻粱謀，因此他們沒有閑情逸致、精神不充沛、生活不從容，因而對農村政治事務、村社事務既沒有時間關心，也沒有那份熱情。

最后，由于目前他們的很大部分利益關系在村外，他們不太關心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方針政策，對農村政策的變動不敏感、不在意。這個階層是農村中的“冷漠者”，他們除了要極力討好中農階層外，與其他階層的關系半冷不熱，但他們終究不是獨立的、自為的、能夠影響農村政治社會事務的階層。

6、貧弱階層。根據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江漢平原、安徽蕪湖農村的調研來看，這個階層占農戶的7.3%—12%之間。[24] 這部分人耕種較少的土地，一般在1—3畝的樣子，不轉入人家的土地，有的家庭甚至還因故轉出土地，因為鰥寡孤獨、既缺少技能又缺少勞動力、好吃懶做、常年有病號等緣故，他們不僅土地上收入較少，而且無法（沒有）外出務工、經商，基本上沒有多少社會資源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受到威脅，他們是農村社區中的邊緣人口。[25]他們在村社內部的關系網絡如此之狹窄，以至于中上階層甚至不知道有這么一群人，更不用說他們能夠影響、結交其他階層，只有中農階層會向他們伸出橄欖枝。

貧弱階層有時會利用“弱者的武器”[26]、上訪等向鄉村組織要補助、救濟，以至威脅村干部，多數時候則是通過“中間人”——中農階層向鄉村組織反映自己的問題和需求，因此也常常交好和尾隨于中農階層；他們是農村基層組織照顧的對象；因此，他們不是一個自為的、有力量的階層，而是依附于其他階層、特別是中農階層的弱勢群體；

7、灰色勢力。這部分人主要是指農村中的“混混”，在普通農民看來他們是不務正業，以暴力或欺騙手段謀取利益，危害農民人身和財產安全，擾亂鄉村生活正常秩序的群體。[27]灰色勢力人數不多，一般不會超過村社人口的1%，但能量很大，他們侵入農村基層組織體系，與鄉村干部結成利益聯盟，從中截取國家和集體的大量資源。這不僅影響到農民對自身的安全感受和對國家政權性質的判斷，稀釋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合法性；而且，還帶來了新一輪的政權和治理的“內卷化”，即國家本是希望通過向鄉村社會輸入資源來“購買”合法性，不料資源輸入越多，灰色勢力與鄉村干部合謀截取的資源也就越多，國家資源和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流失得就越多，形成惡性負反饋。[28] 農村灰色勢力一般不耕種土地，以在灰色地帶謀利求取生存，擁有相當的經濟資源。他們多是欺軟怕硬、攀附權勢、貪圖錢財之徒，一方面與政治精英、富人階層關系曖昧，甚至結成利益聯盟，另一方面盡量不去招惹中農階層，乃至給后者面子，而如若與其他階層發生利害關系，就會拳頭相向，以暴力解決問題、獲取最大的利益。他們超社區的關系網絡較大，與村社外的混混結成“鄉村江湖”，多混跡于城鎮，一旦農村出現流動資源（如土地開發、征用，國家惠農工程、資金輸入，等），他們就會集聚而上以暴力攫取。盡管灰色勢力在江漢平原農村為人們所艷羨，甚而將自己的子弟送至混混團伙以趨利避害，[29]但他們在大部分農村尚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沒有群眾基礎，一旦國家政權機關下力氣打擊，就會得到群眾的擁護。

總結以上分析，農村社會各階層在村社內關系質量、在村時間、超社區關系網絡、利益關系、與其他階層的關系、接近政治權力程度、對農村政策的態度等方面，都存在著還在拉鋸和擴大的差別，而且這些差別的確與“土地占有與耕種”標準密切相關——土地占有與耕種較多，則上述指標正向增高，反之則低（見表1）。這些差別足以說明農村社會的階層結構、利益格局、社會關系、矛盾性質等發生了劇烈的變遷，進而意味著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階層基礎有了新的變化。

表1 農村社會各階層狀況

所占農戶比例耕種土地面積在村與否村內關系超社區關系利益來源與利益關系與村干部關系政治社會態度經濟資源（年收入）象征性資源

精英階層政治精英1-3%無，轉出在村弱很強村外；科層體系內部——蛻變為基層特殊利益集團≥2萬，灰色收入多多

知識精英1-3%無，轉出在村強較強教育體系內部；關心農村弱擁護黨的領導，但對基層干部不滿≥2萬多 富人階層1-3%無，轉出有時在村很弱很強村外，利用農民身份謀取政治利益很強利用黨給的地位謀利，進行政治投機≥20萬多

中上階層約10%無，轉出不在村最弱較強村外，不關心農村無希望土地私有化，不關心其他農村政策2-20萬較多

中農階層15-20%13-40畝全年在村很強強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較強關心和擁護黨的農村政策2萬左右較多

中下階層45-55%或轉出；或4-12畝部分時間在村較強較弱部分在村社、在土地上，部分村外較弱不太關心農村政策，在政治態度上跟著中農階層走5千—1.5萬較少

貧弱階層約12%1-3畝全年在村較弱很弱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很弱不關心農村政策，跟著中農階層走≤5千缺少

灰色勢力1%無，轉出部分時間在村弱較強村外，謀取國家、集體和農民的資源強關注國家輸入資源政策，以謀取私利≥2萬較多

四、農村社會各階層的政治社會態度

面對一個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日益多元化、利益關系加速復雜化、利益矛盾逐步明顯化的農村社會，已難再籠統地說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基礎是包括所有農村社會成員在內的“農民”。那么，當前農村社會各階層中，哪個（些）階層會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階層基礎呢？下面對每個階層逐一進行考量。

精英階層中的政治精英是農村政治社會事務的組織者和領導階層，是黨和國家政權體系的組成部分和基層治理的代理人，他們占農民的比例極小，他們掌握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權機構，是維護農村政治社會穩定的基本力量，但不構黨和國家政權的基層基礎。更何況，農村的政治精英正在加劇蛻變為脫離農村社會、攫取國家和農村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嚴重影響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形象及政治合法性。

知識精英在參政議政、介入農村社會事務中不斷碰壁之后，要么噤聲、關起門來兩耳不聞窗外事，要么成為農村中的“怨婦”，整天抱怨社會、埋怨農村黨政干部，越來越難以發揮積極作用。但是，如果給予他們以“平臺”，建構讓他們參政議政的政治機制和社會導向，以他們的秉性和知識分子的士人情結，知識精英就能成為黨和國家在農村可資利用的積極、正面因素。

富人階層的利益來源不在土地上，利益關系不在村社內部，且與除村干部群體外的其他階層沒有多少來往和利益瓜葛，即便他們擔任村干部或代表、委員之類的公職，也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沒有群眾基礎和社會威望，無法調動和帶動其他階層的農民。他們擔任公職之后，往往陽奉陰違，以公謀私，擴充自己的財富基礎。[30]更重要的是，富人一旦以炫耀財富而出任村干部等公職，就會在農村社會形成政治排斥機制，即形成只有“有錢人才能擔任村干部”的道德輿論，使其他階層的人喪失了參與村莊政治的道義基礎，使農村出現富人階層的“寡頭統治”，最終將導致農村社會階層間的矛盾、隔閡擴大和激化，造成農村政治社會的分裂和不穩定。[31]因此，富人階層不但不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且是黨和國家要提防乃至嚴控的階層，在政治和治理層面要謹防“富人治村”。

中上階層（即外出經商階層）所有的利益關系、社會關系幾乎都在村外，他們已經或者將要完全脫離農村而在城市定居。因此，這部分人一般不牽涉到任何農村政治社會事務，也無法影響農村政治社會事務，農村政策的制定和調適無需考慮這部分人。但是，這部分人的土地還在農村，他們主張更激進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以使土地能夠自由買賣，這樣他們就能將土地高價賣掉，或者留在農村等著升值，或者放在那里作為鄉愁，或者成為不在村地主，[32]等等。而且恰恰這部分人在城市離新聞媒體近，有能量表達自己對土地的私有化想象，進而被媒體放大為所有農民的心聲。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要警惕這部分不在村農民，切不能以他們對土地制度的想象來安排農村土地制度。

中下階層奔波于生計、忙里偷不了閑，無心于農村政治社會事務，是農村政治冷漠的階層。盡管如此，一方面他們有一部分利益關系和很大部分社會關系在農村、在土地上，最終還得回到農村、回到土地上，而且有一部分中下階層可能會逐漸轉入土地而上升至中農階層，因此他們對農村政治社會事務、對黨和國家的政策有一定的關切熱情；另一方面他們是不獨立的階層，有求于因而受制于中農階層，在很大程度上將聽令于中農階層的調遣，而中農階層則因其利害關系、稟賦而最關心農村政治社會事務和農村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方面中農階層將對中下階層有引領作用。如此一來，如果中下階層不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階層基礎的話，那么這部分占農戶45-50%的人群也是可以團結的對象。貧弱階層在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都處于農村的最下層，他們在生存、人格、地位以及社會影響上都依附于中農階層，難以對農村政治社會事務產生獨立影響。但在極端的時候，他們會通過“弱者的武器”、上訪、死纏爛磨等方式要挾農村基層組織，產生不良政治社會后果。貧弱階層是黨和國家政策救濟、扶助和安撫的對象，在政策上對他們的傾斜最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灰色勢力是近年來破壞農村政治社會穩定、擾亂人心、教唆他人上訪、攫取國家利益、腐蝕干部隊伍、消解農村基層組織合法性的罪魁禍首，理應是黨和國家政權嚴厲打擊的對象。但近年來農村基層組織卻與鄉村灰色勢力結盟，企圖通過灰色勢力治理農村和攫取國家輸入農村的資源。這是引狼入室之舉，不及時糾正，終將危及黨和國家政權的根基。

上面分析了農村七大階層中的六個，既有打擊的對象，也有扶助和利用的對象，亦有團結的對象，唯獨尚未論及依靠的力量，即階層基礎。只剩下中農階層未及敘述，那么中農階層能否堪當此重任？

在農村社會階層結構中，階層之間并不是均質存在的，有主要關系和次要關系之分，而主要關系是農村社會結構內部的關鍵變量，它制約著其他方面的關系。從上一節對中農階層“十大稟賦”的敘述中，可知中農階層幾乎與其他每個階層都發生著較強的關系，這些關系的變化會影響農村社會階層的整體結構，它是個階層相互關聯的結點。然而在地位上，中農階層與其他階層不能等量齊觀，它是農村社會中的主導階層。但是，主導階層是否就可以成為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的階層基礎？

五、中農階層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

以下從中農階層在農村各領域中扮演的角色，及由其稟賦釋放出來的價值來闡述這個問題：

1、中農階層營造外出務工經商人員的“大后方”。由于中農階層的存在，農民流動時代的村社才依然是倫理與生活的共同體，才是外出經商人員的“大后方”。中農階層在以下幾個方面完成了村落倫理與生活的重構，一是他們的身影活躍了農村。誠如上文所言，中農階層是個很悠閑的階層，既不為“五斗米”發愁，又有大量閑暇的時間，因此他們打發時間的一個重要渠道是走門串戶，“今天到這家打麻將，明天到那家打牌，要不然就是無所事事地閑聊”。甚至只有他們，才能夠活躍村落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夠在村落里到處跑、各家跑——老人走不動了，小孩走也沒用，婦女因為禁忌不好到處走，年輕人沒時間走，打工回來一段時間就走了，對村子也不熟悉。

二是他們有時間、有熱情照顧在村的老弱病殘婦幼，為在外打工的農民營造一個穩定、安全、沒有后顧之憂的“大后方”。舉家外出經商、務工，或者家里的男子外出務工的家庭，許多事情都需要其他人的照應、幫忙，比如房子、老人、婦女、孩子留在家里需要人照顧，尤其是老人，以及諸如架電線、修電器、調解糾紛、干比較重的活、拉水泥、建房子、割稻子、斥責壞習慣、找鄉村干部辦事??老人、孤兒寡母的搞不成這些事，那么就需要在家的中農階層去接應、處理這些事情。這些事情處理好了，一方面外出務工的人就放心將老人、孩子留在農村，安心地在外工作，另一方面也使農村變得安定和諧、有人情味和富有道德意涵，倫理和生活共同體才依然存在。

總之，正因為中農階層留在農村，才使得農村富于生機與活力，富于道德與傳統，也因此外出經商、務工的人還對它有想往和牽掛，也因此對農村有份敬畏，還想著要回來，也回得來，同時也還對之投以情感，而不是蔑視，更不是回來搞破壞，回來占便宜。

2、中農階層是農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潤滑劑、緩沖器和整合力量。農村社會利益關系如此復雜、階層分化如此劇烈，農村卻并未出現階層之間巨大的沖突，更沒有所謂的“階級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農階層在各階層之間扮演著潤滑劑、緩沖器和整合力量的角色，它使得分化的農村社會在另一個層面上重新整合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中農階層及時調處各階層、家庭之間的摩擦和糾紛。農村社會分化之后，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階層間的摩擦、矛盾與糾紛，如普通農民與政治精英因后者的腐敗、不作為等緣故產生互不信任、工作中的正面沖突；下層農民與富人階層因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以及相互鄙夷等緣故產生的矛盾、沖突；知識精英因道德優越感、正義感等秉性與政治精英、富人階層摩擦出的各類火花；富人階層、中上階層因土地流轉與轉入土地的農戶之間矛盾；以及各農戶之間日常性的摩擦；灰色勢力見利忘義，欺占下成農民的利益，等等。中農階層與各個階層都存在著某種強關系，而且他們本身具有道德性以及家族等勢力，因而有能力在各階層間來往穿梭，從中斡旋，將各類矛盾糾紛摩擦及時解決。

二是中農階層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農村社會分化之后，利益關系是各階層之間最重要的關系，這個關系處理不好就會出大亂子。農村的利益關系主要表現為公共利益的分配與貧富差距問題。在公共利益分配問題上，中農階層會極力主張向中下階層和貧弱階層傾斜，緩和政治精英、富人階層以及灰色勢力從中攫取的程度，以平衡利益分配。貧富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問題，無法通過劫富濟貧達到平衡，但中農階層可以說服上層人通過讓渡一部分利益的方式，使下層農民也受惠，從而消除上下層的緊張關系。典型的如，富人階層經商、開礦、搞工程、搞建設等，則可通過中農階層的中介，將業務交給下層農民去做。

三是中農階層溝通下層農民與精英階層、上層人士的關系。中農階層是溝通中下階層、貧弱階層與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富人階層以及中上階層的橋梁。下層農民因其經濟資源、象征性資源的嚴重缺失，在社會交往中往往被排斥在上層人士的交往范圍之外，無法與后者建立聯系以獲取相關的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如果按照這個剛性結構發展，就很可能造成下層農民與上層人生的隔離，以及出現社會資源上的“馬太效應”，富者恒富，貧者恒貧。但是因為有中農階層這個橋梁在，上下就可以交流，下層就有機會借助上層的社會資源上升至上層，形成良性社會流動。例如，貧弱階層可以通過中農階層的中介，達到與政治精英接觸以獲取救助的目的，或與富人階層發生借貸關系以救急或繳納子女學費；中下階層可以借助中農階層的關系，轉入上層人士要轉出的土地，從而上升至中農階層；下層農民可以通過中農階層向政治精英表達政治態度及對農村公共品需求的表達；而政治精英則可以通過中農階層的人脈關系，籠絡下層農民，博取選票，等等。

四是中農階層定義競爭規范，使農村社會競爭保持在一個各階層都能接受的程度。農民盡管分化成不同的階層，但是大部分農民依然還共同生活在一個社區內，那么哪個階層的競爭規范、價值標準會成為整個社區公共的行為準則呢？在大部分農村地區是中農階層的行為準則具有共公性。這可能源于它既是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又是主導階層。就前者而言，中農階層在經濟上較為充裕但不是富得流油，因此沒有消費的焦慮，卻也不會過分消費，由它定義的競爭規范和標準（典型的如辦酒席的規模與檔次），中下階層能夠承受得起，貧弱階層雖然有難言之隱，但達不到也不會覺得丟太大的臉，而上層人士按中農的標準去做，也不會覺得太掉身價，依然能夠獲得面子和聲譽。就主導階層而言，中農階層能夠通過他們的行為、力量、德行將自己的規范、價值貫徹到農村社會生活中去。因此，中農階層定義的競爭規范和標準，是各個階層都能夠接受、又能體現差別的公平的規范，因而能夠整合各個階層，而不會引發階層之間的惡性競爭、妒忌成性、相互鄙夷，導致社會各階層的分裂。

假設農村社會的規范是由富人階層定義的話，那么廣大下層農民根本無法達到標準但又必須參與競爭，因此不能在競爭中獲得社會地位、面子和榮耀，會產生人生的失敗感和無意義感，并可能將之歸結為富人階層，階層之間的“氣”就此生發出來，就會產生或明或暗的階層斗爭，如暗地里報復富人階層、阻撓他們的發展、破壞他們的聲譽，等等。富人定義的社會規范，是對大部分人不公平的行為準則，應盡量避免它上升至村社公共層面。

3、中農階層最愿意承擔社會責任，是農村社會的主要建設者和維護者。中農階層不僅有穩定和建設農村的需求，而且有能力維持農村穩定和建設農村。就前一個方面而言，中農階層是農村的常住者，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都在農村，農村的不穩定，就意味著他們的家庭和生活不穩定，農村建設不好，意味著他們的生產、生活和交往都要受到很大的阻礙，利益損失較大。例如，他們不希望農村的生活受到外來混混的干擾，因而對外來混混有很強的抵觸情緒；還如農田水利建設方面，他們是最積極的建設者和響應者，他們不會做釘子戶和落后分子，因為他們所有的利益都捆綁在土地上；又如，中農階層在興修道路、機耕道的工程上，都是積極的出錢、出工和出力者。

在維穩和建設的能力方面，中農階層不但有相對豐厚的資金，能夠出得起維穩和建設方面的費用，不為這些費用發愁。另外，正如上文所言，中農階層在農村血緣、親情、朋友眾多，其本身就是一股很大的勢力，這股勢力向穩定方向發展本身就是穩定的基礎，同時它又有能力控制、阻撓乃至熄滅不穩定因素、力量的孳生和蔓延。例如，中農階層敢于干預農村打架斗毆、敢于斥責阻止破壞行為、敢于與外來混混做斗爭、敢于介入農村社會家庭矛盾，等等，從而使農村維持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中。在建設方面，中農階層帶頭做榜樣，有很強的示范效應，并且有能力和威望制止搭便車者。

4、中農階層是國家與農民關系的連接點。中農階層是村組干部的最佳候選人，或者是鄉村干部與農民的中介人。

在農村做非脫產的村組干部，尤其是小組長——這個角色工資低、地位低，但很重要，一般需要四個基本條件：一是有時間，二是有精力，三是有責任，四是對農村情況熟悉，五是有能耐。小組長的工作時間不固定，隨時都有人找，因此充任者不僅時間要充足，而且要機動，因此舉家外出經商、務工農戶做不了小組長，兼業農戶的時間也不太機動，只有中農階層有完全的時間而且很機動，他們充任小組長最合適。有精力是指不因為經濟問題、家庭瑣事而煩惱，否則的話就無法將農村細小、發雜的事務完成，如調處矛盾、做工作等，雖然技術性不強，但都需要有足夠的精力和耐心。中農階層不愁吃不愁穿，不為錢糧煩惱，家庭也因此和睦，所以精力比較好。有責任是指有承擔維護農村穩定、建設農村、解決農戶問題的責任，在農村各階層中，中上階層處村外，對村落責任心不強，中下階層在忙乎著自己的家務事、戶口吃飯的事，無意關心他人和村落里的事，貧弱階層更無心無力關注他人，只有中等階層的有這份責任。上文所言，中農的一切都在農村里，因而有對農村穩定、建設的關切需求，有對農村人際關系、鄰里和睦的關切心理，因而有較強的責任去建構這些目標。

就對農村情況熟悉而言，外出務工農戶只有過年過節才返鄉，且呆得時間短、交往范圍窄，有的甚至數年、十數年不回家，對農村情況不甚了了，而在家的貧弱階層和中下階層，則因為忙于生計而與他人交往較少，只有中農階層因為悠閑的生活而能夠走家串戶、與他人有密切往來，因而不僅對農村的基本情況了然于心，而且就是人家的私人生活、酸甜苦辣也摸了個八九不離十，他們是農村的知情人。就能耐而言，除了個人的稟賦外，最主要的是能夠服人和有能力做好群眾的工作，誠如上文所言，中農階層是農村的道德模范，本身具有群眾威望，而且他們擁有龐大的血緣、親情、朋友群體，他們能夠帶動和說服這些人。

中農階層滿足以上數個基本條件，他們也就理所當然地被任命或選舉為村組干部，或者協助村組干部干工作，成為基層組織與農民聯系的中介人和可倚賴的力量。

5、中農階層是現行制度和政策的受惠者，最支持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中農階層是在土地流轉中形成的農村新興階層，是國家土地制度和現有政策的受惠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最支持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最支持政府穩定農村、建設農村的措施，因此他們是農村中的保守力量，他們希望保持現有制度、政策的穩健與持續，而不主張巨大的變革、更不歡迎農村的動蕩。因而，強大、穩定的中農階層的存在，是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穩固基礎，也是其合法性的源泉。穩住了中農階層也就等于穩住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穩住了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大后方。

綜上所述，中農階層在農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釋放出其他階層無法比擬和替代的價值（見表2），不僅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的階層基礎，而且是黨和國際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是黨和國家在農村各項工作、鞏固政權根基要堅定依靠的對象。廢此，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必將根基不牢，地動山搖，亦無法再找到類似強大的替代性階層基礎。

表2 黨和國家政權與各階層關系的理想圖式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如何正確認識與對待農村社會各階層？ 精英階層政治精英農村社會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政治精英是黨和國家在農村的代理人，謹防其蛻變，與富人階層、灰色勢力同流合污，結成利益聯盟

知識精英利用對象搭建知識精英參政議政的平臺，以有效利用其政治熱情、正義感、士人情結和對農村建設的積極性

富人階層警惕對象警惕富人階層滲透進黨和國家政權，以免其腐蝕鄉村干部、謀取私利，并將廣大農民排斥在農村政治之外；慎言“富人治村”

中上階層（舉家外出經商階層）警惕對象切忌中上階層對土地私有化的想象成為土地制度變革的方向

中農階層依靠對象，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引導土地適度向中農階層集中，培育中農階層，賦予其社會責任與義務；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策，應以中農階層的價值觀及其行為準則作為調整農村利益結構的基點 中下階層（舉家外出務工、兼業、半工半農階層戶）團結對象，中農階層的同盟者在城鎮完善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使半工半農階層能夠有良好的工作環境；營造外出務工人員“大后方”

貧弱階層救助對象，中農階層的跟隨者加大對貧弱階層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設與普及

灰色勢力打擊對象嚴厲打擊灰色勢力對農民的侵害和對政權合法性的侵蝕

六、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合上文分析，得出本文的幾個基本結論：

結論一，當前農村社會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化成不同利益取向、社會關系、價值觀念和政治態度的7大社會階層，各階層擁有不同的稟賦和特點，農戶之間原來固有的政治社會一致性被打破，階層之間摩擦開始顯現化，但階層間的關系并不是剛性不可調和的，上下層農民通過中農階層發生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動，協調彼此間的利害關系，因此并沒有出現所謂的“階級矛盾”。

結論二，在農村社會分化的7大階層中，只有中農階層因其獨特的稟賦和價值，能夠起到潤滑階層結構、協調階層利益、整合分化的農村社會的作用。農村社會以中農階層的價值觀念、政治態度為基本行為準則，使得我國在近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現代化的社會進程中，得以獲得一個龐大的“穩定器”。黨和國家在農村的政策，應該以中農階層的價值觀及其行為準則作為調整農村利益結構的基點，只有這樣黨和國家的農村政策才有預留和調整的空間。

結論三，在農村社會高度分化的今天，“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黨和國家保持農村政權穩固的首要問題，不能回避、不能打馬虎眼，理應再度被明確地提出來，以厘定哪個（些）階層是黨和國家政權依靠的力量，哪個（些）是團結的對象，哪個（些）是需要警惕或謹防或打擊的對象，只有這樣才能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以團結真正的朋友，攻擊真正的敵人，鞏固黨和國家政權。

結論四，當前農村政治社會穩定與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礎，不能再籠統地說是均分土地、居住在農村的“農民”，這個“農民”已被分化在7個不同的階層中，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社會態度和功能。只有中農階層因其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和功能，能夠承擔起作為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的偉大歷史使命。

結論五，在農村社會高度分化的今天，中農階層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黨和國家政權在農村的階層基礎，是堅強的依靠力量；中下階層是中農階層的盟友，是可以團結的對象；貧弱階層是救濟、扶助的對象；知識精英是可資利用的對象；切忌將中上階層對土地私有化的想象變為土地制度變革的方向；應該警惕富人階層滲透進黨和國家政權內部，慎言“富人治村”；謹防政治精英與富人階層、灰色勢力同流合污，結成利益聯盟攫取國家、集體和農戶利益；要求嚴厲打擊灰色勢力對農民的侵害和對政權合法性的侵蝕。鑒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在農村穩定現有的土地制度安排，規范村社自發土地流轉，調處土地流轉中的矛盾，引導土地適度向中農階層集中，從農村政策、制度上培育和扶持中農階層，賦予其社會責任與義務；

第二，從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高度，加大對貧弱階層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設與普及；

第三，在城鎮完善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使半工半農階層能夠有良好的工作環境； 第四，嚴禁政治精英、富人階層與灰色勢力結成特殊利益聯盟，截斷它們盤剝農民、攫取國家和集體資源的渠道，打擊灰色勢力對農村各階層的破壞與欺壓； 第五，停止地方政府推動的、必將消解中農階層的、荒唐的大規模土地流轉，已推動的大規模土地流轉可以以100畝以下為單位發包給中農階層，切忌人為制造耕種數百上千畝土地的“種糧大戶”。因為耕種超過100畝以上土地的“種糧大戶”必將使糧食減產、糧價提高，從而威脅我國糧食安全和糧價穩定戰略。[33]

[①] 盧倩云：《當地啊中國農民階層分化與現代化關系的社會學探視》，《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②] 萬能、原新：《1978年以來中國農民的階層分化：回顧與反思》，《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

[③] 陳成文、羅忠勇：《土地流轉：一個農村階層結構再造過程》，《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4期；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④] 盧福營：《中國特色的非農化與農村社會成員分化》，《天津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⑤] 渠桂萍：《華北鄉村民眾視野中的社會分層及其變動（1901—1949）》，第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張宛麗：《對現階段中國中間階層的初步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⑦] 渠桂萍：《華北鄉村民眾視野中的社會分層及其變動（1901—1949）》，第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 陸益龍：《中國農村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六十年的變遷：回眸與展望》，《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6期。

[⑨] 侯麟科：《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背景下的中國農村社會分層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10年第1期。

[⑩] 陸學藝、張厚義：《農民的分化、問題及其對策》，《農業經濟問題》1990年第1期。

[11] 陸學藝：《當代中國農村與當代中國農民》，第45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

[12] 林后春：《當代中國農民階層分化淺析》，《社會主義研究》1991年第1期。

[13] 陸益龍：《中國農村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六十年的變遷：回眸與展望》，《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6期。

[14] 陳文超：《消費視野下農民階層結構的分析——基于一個村莊的研究》，中國社會學學術年會論文2006年。

[15] 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16] 宋麗娜：《河南農村的儀式性人情及村莊社會基礎——深化理解村莊社會性質的新視域》，《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17] 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18] 楊華：《土地流轉時代的中農階層：形成于瓦解——對農村政治社會穩定之中堅力量的一項考察》，待刊稿。

[19] 陸益龍：《中國農村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六十年的變遷：回眸與展望》，《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6期。

[20] 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21] 歐陽靜：《村級組織的官僚化及其邏輯》，《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22] 歐陽靜：《富人治村與鄉鎮的治理邏輯——基于江西桔鎮的一項實證考察》，待刊稿2010年。[23] 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余練：《土地權屬：國家建構與地方性建構——論集體產權在鄉土社會中的實踐》，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24] 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楊華：《土地流轉時代的中農階層：形成于瓦解——對農村政治社會穩定之中堅力量的一項考察》，待刊稿2010年。[25] 毛丹、任強：《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26]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

[27] 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8] 楊華：《重塑農村基層組織的治理責任——理解稅費改革后鄉村治理困境的一個框架》，待刊稿2010年。

[29] 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0] 歐陽靜：《富人治村與鄉鎮的治理邏輯——基于江西桔鎮的一項實證考察》，待刊稿2010年。

[31] 袁松、陳鋒：《“氣”與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中國研究》2010年春季刊。

[32] 賀雪峰：《地權的邏輯——中國土地制度向何處去》，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3] 陳潔、劉銳、張建倫：《安徽省種糧大戶調查報告——基于懷寧縣樅陽縣的調查》，《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4期；湖北省委農辦課題組：《湖北省農村土地規模經營情況調查》，《湖北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第三篇：農村社會調查報告

農村社會調查報告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使用報告的情況越來越多，其在寫作上具有一定的竅門。其實寫報告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難，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農村社會調查報告，歡迎閱讀與收藏。

俗話說的好：“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是希望，是花朵…”。所以，城里的大人們千方百計地為“希望們”能茁壯成長創造最佳的條件：小學生負擔太重，該給他們的書包“減減肥”;中學生的知識面不寬，要大力提倡素質教育;很多孩子嬌生慣養，生活能力差，要讓他們多接受“磨難教育”。

我國有80%的居民生在農村，那里的孩子也是父母的命根子，那么，那里的小學生也有很多壓沉書包的參考書嗎?他們的全面素質如何?樣樣農活都能干，他們還需要“磨難教育”嗎?

走向田野，看看那些“花朵們”在干什么，聽聽那里的同齡人說些什么，再拿我們自己與他們作個比較，或許能引起我們大家的一些思考……

我的家鄉江蘇省灌云縣東王集鄉離縣城不過二十里，那里沒有城市高樓林立的壓抑，也沒有馬路上的喧囂，這或許是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

帶著看看農村孩子受教育情況，問問他們今后的打算及他們與城市差距何在等問題，我選擇了本村十個組中的兩個組進行了調查，調查對象主要是10—20歲的年輕一代，主要以談話或間接詢問等方式進行了解，具體情況如下：

小學(10—13歲)初中(14—16歲)高中、職專及其他(17—21歲)

47(人) 34(人) 34(人)

對于小學生，我并沒有很深入地去問，只是從表面上進行了了解，比如：“上學累嗎?”“想不想上學”“作業多不多”，當問到將來想不想上大學等，結果有90%以上的孩子很想留學校里，他們根本沒有城市里孩子的那么多課外習題，更不用去什么補習班，是真正的“無憂無慮”的童年，而每個孩子都能流露出對“成為大學生”的向往，家長們也有80%左右希望孩子們能接受高等教育，問其原因，無非是“將來出息會大一點”;“將來不再去忙土地”。這些孩子年齡尚小。家長也尚未在真正意義上考慮孩子的將來，沒有一個家長有超前教育的想法。也許是條件、思想上的多種因素，被問及有沒有想過讓孩子早點學外語，或者學一樣“樂器”時，他們的回答是：“到哪里學呀?他(孩子)也沒想學?！?/p>

對于初中生，也只問問他們“學校老師上課好不好”、“有沒有搞素質教育”。了解他們現有知識的廣度。課余都干什么及畢業后的打算。50%的學生覺得，雖然老師上課講時能聽懂，但有時看書卻看不懂;另一半同學甚至聽課都有些吃力。對于素質教育實施情況的調查令人失望，只有十多個同學從電視上聽說過有這回事。34名學生中只有三四個對四大名著有所了解，他們家中沒有購買很多好書的經濟實力，便互相交換著看或去老師家借書看。大部分同學讀過的課外書只有小說。對于為什么不看名著的回答，有20%的同學反映“看不到”，而80%的學生竟說沒意思、不喜歡。95%以上的同學平時不關心國家大事，對于世界局勢則更無從說起。那他們平時都在干什么?在被調查者當中，有90%以上的學生回家要做家務，其中有一半的同學卻并不是這樣，聽其他人講，許多人都是地地道道的網蟲，據調查，有些家長是“賭王”，天天都坐在牌桌上，久而久之，孩子們也學會了，真是“無師自通”。其中竟有一位18歲的女孩，這是一個本該不倦汲取知識的年齡，可孩子們卻走向與自己不相稱的賭桌，真是讓人痛心疾首。

初中生34人上高校繼續就讀14人

上大學4人上高中10人

畢業后打工14人

已成家5人

因身體狀況欠佳輟學1人

說起將來的打算，每個人開頭都是“也想上高中”，但是家長們考慮的更多：“孩子不是讀書的料”、“供不起”、“還是早點兒有份安定的工作吧”、“中專也可以轉城市戶口”……。當然，孩子們也很體諒父母：“家里田多”、“上高中，大學要很多錢”……。結果表明，經濟因素是農村孩子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一部分學生堅定地要圓“大學夢”。這不是小孩子的幻想，而是真真切切的理想，他們對自己充滿信心，對未來充滿希望。其中有的學生家里并不富裕，一進屋我就擔心，他們能負擔得起今后的學費嗎?但是當我聽到家長的話時我才知道原來我的擔心是多余的?！艾F在社會上競爭厲害，多學點文化總會有好處的，我們沒有蓋樓房，留著錢給他(她)讀書呢!他們始終堅信，有了文化才會有出路。能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兒女們學成歸來是他們一生最大的幸福。

17—21歲被調查者是我們的同齡人，34人中有6人上高中，33%的人讀大學，1人讀中專，還有的就是已經“畢業”了，在所有上高校者中，每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那就是就業壓力大，社會競爭太激烈。

被調查的學生中，大多數舍不得拿錢去買漂亮的文具，新款的書包。在他們當中只有2個人家中有電腦，只有5個人吃過“肯德基”……

他們是我們的同齡人。

教育上，農村與城市的差別究竟有多大，怎么縮短呢?

再窮不能窮教育，學校教學設施不全，教學水平不高，可以由鄉、市、政府出錢改善教學設施，提高教師水平。的確，我看到最漂亮的房子是小學校舍，鄉里還投資蓋好了教師樓，現在再有個像樣的圖書館，讓同學們都能看到想看的書，想看的.好書。

再苦不能苦孩子，這里的苦是經濟上的貧窮，對于不能上學的孩子，政府應該重視;考上高校的學生，政府應該為其貸款，使他們能順利完成學業，這樣等他們不久學成歸來又可以帶動村里的發展，這將是一筆不小的投資啊;這里的苦還有知識上的貧乏，學校老師是否能根據學生的具體水平，制定一個合理的課程計劃，確定適中的授課難度，并且在課外給確實有困難的同學“開開小灶”。在城里各學校相繼進行素質改革時，村里的老師是否也能加點兒緊，哪怕是趕末班車，拓寬學生的知識面，讓他們多聽聽新聞，多看些好書。

無力為困，無計為困，無智為困。困則窮，窮又困……，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所以——再困不能困家長，家長的教育對子女的學習，以及今后人生道路方向的選擇上起了很大的作用。10—20歲的學生自覺性本來就不強，若家長再不加以正確引導，“任其自然”，那怎能奢求其“努力學習”呢?我認為應該對家長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教育，讓其參與到教育行列中去，并為他們進行“教育交流”創造條件，使一部分家長“以教育為本”的想法為其他父母所接受。若能把牌桌上不良“競爭”轉變為“看誰能把子女教育得更好”

我們提供了若干個崗位，一個企業“以人為本”，人人都把其當作是自己的一部分，那企業的魅力是怎樣的大啊。

暑期的實踐生活雖然不長，只有那僅僅的兩周，但卻為我的人生刻下了一段銘心的經歷。我不知道別人是如何看待這次的實踐生活，但對我來說卻是意義非凡的。使我在享受生活的同時也品嘗到了生活的艱辛。想要經營一個企業不是容易的，靠蠻勁和熱血是無法解決的，誰能保證這些有效期有多長。

第四篇：農村社會調查報告

正文

結合“三個代表”指導思想針對當地村民自治問題展開調查，現將課題組對狼窩鋪村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議、民主監督四方面情況的調查總結如下：

一．民主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基礎問題，關鍵要克服瓶頸制約，找準平衡基點，整體推進。

村委會民主選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村委會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經“海選”產生候選人，然后進一步選舉出村委會領導班子成員。但是，調查問卷顯示，村民雖然都對民主選舉這一舉措表示贊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識普遍較差，民主選舉的主動性和優越性并沒有完全體現出來。在調查過程中，該村表現出來的問題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主選舉中的瓶頸制約：

1、法律規定的前瞻性與文化傳統的滯后性矛盾。一方面，在我國，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的情況下，客觀形勢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農民的民主參與意識的滯后性有著較深的傳統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選中，不少選民對村委班子成員的選擇并非出于他們的主動，而往往是被“塑造”出來的。對候選人要素重要性的認識遠遠低于對利益分配的關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聯系和與自己的親疏遠近，有的地方甚至還出現“賣票”現象。因而，村級民主選舉的規定與選民本身的需求明顯地相背離，選舉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選民民主意識的強弱。

2、法律規定的有限性與實際操作的復雜性矛盾。我國農村的民主法治化進程與改革開放同時起步，各種社會關系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不確定性，這一環境下形成的民主選舉制度還是初步的，它需要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因此，《村委會組織法》對民主選舉的條文規定不可能顧及全面。雖然地方法規的《選舉辦法》能給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規與實施細則，原則規定與具體措施之間的空隙較大，有的規定過于原則，不便操作；有的雖有行為模式，但沒有法律后果；有的內涵模糊，不好統一理解等。

（二）整體推進民主選舉中的對策措施：

1、在引導與磨合中，強化村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水平。增強村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水平，是農村民主自治的軟環境。1

沒有廣大農民群眾的這種理念與思想，再好的民主選舉的法律規定也會走樣變形。不斷豐富的村級民主選舉實踐，是營造民主法治環境的大課堂。對于廣大村民來說，只有他們認識到自己由權力的對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條件所決定。對于實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堅持和完善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其次，要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結合本地實際，明確規定民主議事的內容，凡屬村務管理的重大事項以及農民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的處理，都應先召集黨員大會討論，再分別提交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征求黨內外群眾意見，按大多數人的意見實行民主決策，堅決糾正不顧群眾意愿而由幾個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實行民主管理，還要切實加強群眾對村干部的民主監督。

（三）為使我們的調查更加完整，我們用問卷的方式從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況。通過這個問卷，增加了村領導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實可信程度，同時也從村民的看法中發現一些存在的問題。調查的一些數據如下：

（1）有42.1%的村民說沒有開過全體村民大會，有36.8%村民不清楚這點,其它的說開過一兩次。

（2）有58.8%的村民認為開會的內容是傳達中央文件，討論村內大事，有35.3%的村民認為開會無實質的內容，走形式。

（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實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這一點。

（4）85.7%的村民認為沒有亂收費的現象，只有14.3%的認為有亂收費。

（5）農民遇到不合理的負擔項目，有50%的人士向上級領導，部門反應，有38.9%隨大流，有11.1%選擇了拒收，幾乎沒有人知道會向法院起訴。

（6）村民比較愿意統一搞，占了44.4%,另外還有33.3％愿意干部群眾干部帶頭，農民志愿，有22.%的是鄉村起頭，農民志愿。實際上的時候有一些看法與這個基本相近。

從以上的這些數據可以表明，農民對村里的村務公開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還有些人不知道。以后應該是農民們對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處的?？傮w上村民對本屆的村委會還是挺滿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對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進行宣傳，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內容，從而可以更好的進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民主決策在村民自治體系中起著關鍵作用

我國有八億農民，實現村民自治是農民當家作主的一種體現，而民主決策在村民自治體系中起著關鍵作用。首先，決策關系重大，決策失誤帶來的損失最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影響決策的因素更為復雜，民主決策可以將決策失誤的風險降到最低點。民主決策對農業更具特殊意義，農產品的生產周期長，往往是一著不慎，幾年難翻。其二，決策是群眾關注的熱點。需要民主決策的事，一般是比較重大的問題，不可能把一些瑣事拿來“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較重大的問題，沒有群眾民主參與，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決策影響其它三個民主。決策是否民主，是對民主選舉質量高低的檢驗，所選的村委會成員素質高，決策一般會民主，反之，民主決策就會走形；民主決策是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民主決策才能使決策科學，而科學的決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決策是民主監督的重點，如前所述，民主決策對重要事項的決策，當然就是民主監督的重點了。

在這次社會實踐活動中，我們狼窩鋪村隨機抽選的60位村民做了問卷調查。對“民主決策”所問的5個問題中：

（1）知道本村開展過村莊規劃的占53%，其余對此不了解；而對村鎮規劃75%的村民表示滿意，19%村民不滿意，其余的則表示無所謂。

（2）對于村里的重大決策應該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認為應該有村里的領導決定或由全體村民討論后由領導人決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認為應由村民代表或全體村民決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鄉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響力的，其余則認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覺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認為沒有地位；另有14%的認為有一定的地位。

（5）50%的村民偶爾被邀請參加村里的重大問題決策；14%被經常邀請；有36%的村民從未被邀請。

應當指出，農村的村務決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礎上運作，但離有關法律制度規定的民主決策的要求和原則還有一定的距離。以上數據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務都由村民群眾直接參與決策。在村級事務決策的實際運作過程中，重大村務事實可被區分為二類，并分別采取不同的決策方式。一類為重要村決策，主

要由村社區領導集團集體決策。另一類是特大村務決策，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納了村民群眾直接參與議決過程。但是，這種參與的機會不多，而且對決策的實際影響程度非常有限。根據國家制度規定，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是村民直接參與本村重大村務民主決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務決策實際運作過程中，無論是村民會議，還是村民代表會議，均沒有實質性的決策權力。村領導集團決策村務對民主決策制度原則有一定的偏離。

從村領導集團決策的形成和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眾的意愿。按照有關制度規定，村領導集團應在廣泛吸納村民群眾意見的基礎上進行決策。從村領導集團決策的實際狀況看，首先應當肯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決策確實是以村民群眾的意愿為基礎的。然而，從決策形成和決策傾向的角度進行分析，村領導集團的決策是各種機構、組織、群體或個人交互作用和影響的結果，其所作的每一項決策總是代表著一定的利益傾向。不可否認，現實中相當部分的重要決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數村民群眾的意愿和利益。

據文卷調查結果顯示，81％的村民對現任村委會表示滿意，對村委會干部表示相當的信任和支持。與此同時，數據表明，在三官村有61.9％的村民對當前的村務不太清楚，47.6％的村民不清楚村里是否有村務公開欄或村務公開室。而據村委會干部介紹，村里有相應的民主監督政策及舉措，實踐分隊的同學們也在村委會辦公室的樓下看到了內容詳盡的村務公開欄，這一現象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民主監督存在的問題。民主監督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內容，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村民民主意識、監督意識有待進一步的提高。

三．結論

目前農村現狀顯示，村民委員會所具有的集中管理權，與分散的監督權呈現出非對稱性，而這種非對稱性往往又導致管理者權力意識的膨脹，引發與民主制度背道而馳的一系列問題。雖然，農村基層黨組織肩負著監督的職能，但是這種監督在黨支部與村委會關系在理論和實踐上有待于進一步理順的現實情況下，其監督作用的發揮是受到一定影響的。針對這一現狀，農村民主監督的發展應抓好村務公開的普遍實行、村民民主理財小組的積極作為、村民罷免權的切實行使及對村委會成員實行工作過失追究制度等。從三官村村民自治現狀來看，民主監督已經從抽象的“紙上權利”變成了實際行動，對于制約村干部的用權行為起到了

一定作用，在此基礎上，提高村民民主意識、監督意識，使民主監督進一步深入人心，使加強農村村民自治的重中之重！

第五篇：農村社會調查報告（范文）

三官村村民自治問題調查報告

電子信息學院暑期社會實踐課題組

6月29日，我校電子信息分院大學生實踐“三個代表”小分隊一行10人在 老師的帶領下，結合“三個代表”指導思想,前往安吉市地鋪鎮三官村針對當地村民自治問題展開調查，現將課題組對三官村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議、民主監督四方面情況的調查總結如下：

一、民主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基礎問題，關鍵要克服瓶頸制約，找準平衡基點，整體推進。

村委會民主選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諸如選舉的理念、選舉的功能、選舉的技術、選舉的程序等構成了一系列民主選舉中的理論和實踐網絡。據三官村村委會領導介紹，三官村村委會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經“海選”產生候選人，然后進一步選舉出村委會領導班子成員。但是，調查問卷顯示，村民雖然都對民主選舉這一舉措表示贊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識普遍較差，民主選舉的主動性和優越性并沒有完全體現出來。在調查過程中，該村表現出來的問題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主選舉中的瓶頸制約：

（1）法律規定的前瞻性與文化傳統的滯后性矛盾。一般說來，法律規定總是建立在社會實踐基礎之上的，與客觀現實需求相適應。我國的村級民主選舉，本身是一種法治民主的助推劑，它既是對廣大農民的培訓，也是對整個社會的培訓。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帶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選舉制度，推動著我國社會的民主進程。然而，這種推動作用是個漸進過程。一方面，在我國，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的情況下，客觀形勢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農民的民主參與意識的滯后性有著較深的傳統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選中，不少選民對村委班子成員的選擇并非出于他們的主動，而往往是被“塑造”出來的。對候選人要素重要性的認識遠遠低于對利益分配的關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聯系和與自己的親疏遠近?！洞逦瘯x舉辦法》規定的三種投票形式，流動票箱投票僅作為一種輔助形式，應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但在具體實施中，大多數村沒條件進行大會集中投票，而不少村民又不想去固定的投票場、投票站投票，有的地方甚至還出現“賣票”現象。因而，村級民主選舉的規定與選民本身的需求明顯地相背離，選舉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選民民主意識的強弱。

（2）法律規定的有限性與實際操作的復雜性矛盾。我國農村的民主法治化進程與改革開放同時起步，各種社會關系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不確定性，這一環境下形成的民主選舉制度還是初步的，它需要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因此，《村委會組織法》對民主選舉的條文規定不可能顧及全面。雖然地方法規的《選舉辦法》能給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規與實施細則，原則規定與具體措施之間的空隙較大，有的規定過于原則，不便操作；有的雖有行為模式，但沒有法律后果；有的內涵模糊，不好統一理解等。這里僅列舉幾點，以見一斑：一是村委會成員候選人標準難把握?！洞逦瘯M織法》十二條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村委會選舉辦法》第十三條對候選人的推選條件作了細化。如果選舉委員會資格審定時，認為雖有被選舉權但不符合推選條件的人被海推為候選人后，他可否被確定為正式候選人就比較難把握，尤其是在選舉委員會與選民有較大意見分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二是選舉中的“拉票”現象難處理。拉票行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為，也有不合理，甚至帶有“賄選”等痕跡的行為，同時又會有兩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們之間的區別加以妥善處理，法律依據不足就帶來了選舉中的雜音。三是選舉結果的有效性難認定。在一些細小環節上難免出現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時得到糾正，有的卻事后難以操作，一旦選舉結果產生后，如何認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

2、民主選舉中的平衡基點：

村民直選法律運行的整體功能的有效發揮，關鍵在于其在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中求得自身內部結構的相互協調。因而，在實際中應重點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1）需求與可能。任何社會關系都需要相應的社會規范加以調整，以維護正常秩序。村委直選的有序性也必須根據農村的客觀需要，在“收支”平衡的運行中加以實現。一方面，村委直選具有通過一定法律規范實現廣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鄉村客觀現實應具有支付法律運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規范民主選舉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農村社會需求的各個要素對法律規定的制約作用及相互關系。有時候，就當地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而言，具有規范某個法律行為的需要，但不一定具備其相應的成本支付能力。

（2）效益與成本。在社會支付能力相對不變的情況下，法律的運行成本越低，那幺它的效率越高。村級民主選舉的法律效益，應以最低的運行成本來獲取最佳的選舉目的。使一大批素質較好、群眾信賴的農民走上村委會工作崗位，是民主選舉最直接的目的，從而來輻射農村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以實現長遠的整體效益。在村級民主選舉的法律運行中，如何求得成本與效益的相對平衡，有不少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

（3）周密與簡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簡便相結合的原則，是農村民主選舉中法律運行的內在要求。村級民主選舉的整個過程必須一環扣一環，法定的程序不能變，規定的步驟不能少，不能怕麻煩，圖省事，更不能走過場。但是受農村客觀環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質的影響，從選舉實踐看，能達到同一選舉目標，村民更樂于接受簡單易行的選舉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無候選人直選，之所以受到農村群眾的歡迎，并且取得成功，組織嚴密、形式簡便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3、整體推進——民主選舉中的對策措施：

（1）在引導與磨合中，強化村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水平。增強村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水平，是農村民主自治的軟環境。沒有廣大農民群眾的這種理念與思想，再好的民主選舉的法律規定也會走樣變形。不斷豐富的村級民主選舉實踐，是營造民主法治環境的大課堂。對于廣大村民來說，只有他們認識到自己由權力的對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條件所決定。

對于實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堅持和完善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會議，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會議。明確規定村民代表會議的人員組成及其條件、職責、權利制定議事內容和議事規則，確定活動方式，活動程序和活動時間，并按規定嚴格執行。其次，要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結合本地實際，明確規定民主議事的內容，凡屬村務管理的重大事項以及農民關注的

熱點、難點問題的處理，都應先召集黨員大會討論，再分別提交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征求黨內外群眾意見，按大多數人的意見實行民主決策，堅決糾正不顧群眾意愿而由幾個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實行民主管理，還要切實加強群眾對村干部的民主監督。

調查中發現，三官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較好。一走進他們村委會的辦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齊齊掛在墻上的各

種規章制度，就如治保調節委員會成員，治調干部規定，治保調節信息員職責、幫教小組及其職責、護村隊及其職責、禁毒禁堵宣傳小組及其職責等等。從這上面來看，確實三官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來還是比較規范。村里的負責人對我們介紹了他們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三官村是一個很大的村，總共有600多戶，共2800多人，整個村的座落是比較狹長的。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要召開村民大會是很不容易實現的，因此村里決定什么大事情就通過召開村民代表大會來參考。三官村總共分成16個小分隊，每一個小分隊的隊長要管理人員幾十致上百人不等。隊長是從他們隊下由村民推選上來的，這點做得很民主。村里決定或是傳達事情就是通過村長，書記等向隊長們來共同探討，具體的再由隊長去負責實施他們隊里的細節工作。在三官村村委會的外面有一個醒目的村務公開欄，上面詳細具體的把村里的各項計劃以及許多村里的開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為使我們的調查更加完整，我們用問卷的方式從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況。通過這個問卷，增加了村領導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實可信程度，同時也從村民的看法中發現一些存在的問題。調查的一些數據如下：（1）有42.1%的村民說沒有開過全體村民大會，有36.8%村民不清楚這點,其它的說開過一兩次。（2）有58.8%的村民認為開會的內容是傳達中央文件，討論村內大事，有35.3%的村民認為開會無實質的內容，走形式。（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實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這一點。（4）85.7%的村民認為沒有亂收費的現象，只有14.3%的認為有亂收費。（5）農民遇到不合理的負擔項目，有50%的人士向上級領導，部門反應，有38.9%隨大流，有11.1%選擇了拒收，幾乎沒有人知道會向法院起訴。（6）村民比較愿意統一搞，占了44.4%,另外還有33.3％愿意干部群眾干部帶頭，農民志愿，有22.%的是鄉村起頭，農民志愿。實際上的時候有一些看法與這個基本相近。

從以上的這些數據可以表明，農民對村里的村務公開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還有些人不知道。以后應該是農民們對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處的。總體上村民對本屆的村委會還是挺滿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對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進行宣傳，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內容，從而可以更好的進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民主決策在村民自治體系中起著關鍵作用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黨的活力和團結統一”。實行民主決策，是民主集中制在黨委決策上的本質體現；加強民主決策，是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這個重大課題中應有之義，只有提高黨委民主集中制的質量，才能更好地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促進各項工作的落實和經濟建設快速發展.我國有八億農民，實現村民自治是農民當家作主的一種體現，而民主決策在村民自治體系中起著關鍵作用。首先，決策關系重大，決策失誤帶來的損失最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影響決策的因素更為復雜，民主決策可以將決策失誤的風險降到最低點。民主決策對農業更具特殊意義，農產品的生產周期長，往往是一著不慎，幾年難翻。其二，決策是群眾關注的熱點。需要民主決策的事，一般是比較重大的問題，不可能把一些瑣事拿來“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較重大的問題，沒有群眾民主參與，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決策影響其它三個民主。決策是否民主，是對民主選舉質量高低的檢驗，所選的村委會成員素質高，決策一般會民主，反之，民主決策就會走形；民主決策是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民主決策才能使決策科學，而科學的決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決策是民主監督的重點，如前所述，民主決策對重要事項的決策，當然就是民主監督的重點了。

在這次社會實踐活動中，我們對安吉縣三官村隨機抽選的60位村民做了問卷調查。對“民主決策”所問的5個問題中：

（1）知道本村開展過村莊規劃的占53%，其余對此不了解；而對村鎮規劃75%的村民表示滿意，19%村民不滿意，其余的則表示無所謂。

（2）對于村里的重大決策應該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認為應該有村里的領導決定或由全體村民討論后由領導人決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認為應由村民代表或全體村民決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鄉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響力的，其余則認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覺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認為沒有地位；另有14%的認為有一定的地位。

（5）50%的村民偶爾被邀請參加村里的重大問題決策；14%被經常邀請；有36%的村民從未被邀請。

應當指出，農村的村務決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礎上運作，但離有關法律制度規定的民主決策的要求和原則還有一定的距離。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村民群眾對重大村務決策的直接參與遠未達到法律和制度規定的要求

首先，按有關法律和制度規定，村民群眾擁有自主決定本村重大事務的權利。以上數據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務都由村民群眾直接參與決策。在村級事務決策的實際運作過程中，重大村務事實可被區分為二類，并分別采取不同的決策方式。一類為重要村決策，主要由村社區領導集團集體決策。另一類是特大村務決策，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納了村民群眾直接參與議決過程。但是，這種參與的機會不多，而且對決策的實際影響程度非常有限。其次，根據國家制度規定，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是村民直接參與本村重大村務民主決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務決策實際運作過程中，無論是村民會議，還是村民代表會議，均沒有實質性的決策權力。村民會議特別是議決重大村級事務的決策性全體村民會議，因各種不同的原因基本不召開，當遇到與全體村民利益密切相關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村級事務，往往通過召集村兩委會和村民小組長、自然村長聯席會議，或村兩委會和黨員聯席會議，有時也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小組長、全體黨員聯席會議進行決策。、村領導集團決策村務對民主決策制度原則有一定的偏離

從村領導集團決策的形成和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眾的意愿。按照有關制度規定，村領導集團應在廣泛吸納村民群眾意見的基礎上進行決策。從村領導集團決策的實際狀況看，首先應當肯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決策確實是以村民群眾的意愿為基礎的。然而，從決策形成和決策傾向的角度進行分析，村領導集團的決策是各種機構、組織、群體或個人交互作用和影響的結果，其所作的每一項決策總是代表著一定的利益傾向。不可否認，現實中相當部分的重要決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數村民群眾的意愿和利益。

村級民主決策是村民自治的首要環節，但是，正是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村級事務決策的實際運作總是在具體的村治環境中進行的。受環境因素影響，村級事務決策的實際運作難免發生對民主決策制度安排的偏離。在現階段，中國農村的村級民主決策，多數表現出“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特點。村級事務的決策權實際上主要掌握在少數人，特別是村第一把手（一般為書記）手里，與民主決策的制度要求尚有一定的距離。這種決策機制或許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但有可能因決策權過于集中而容易出現決策的重大失誤、決策脫離群眾。筆者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