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戰亂的年代--《三國演義》讀后感

戰亂的年代--《三國演義》讀后感

初二八班吳國琰

《三國演義》是我國四大名著之一，這是一部白看不膩的書。俗話說“少看三國。”我就十分喜歡看，每一看都有不一樣的感受。

三國時期是一個天下分裂的年代，戰火四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作為靖王之后的劉備就想平定戰亂、一統天下。后來劉備、關羽、張飛三人情投意合就有了以后的桃園三結義。

想要在亂世中稱霸，那就要有一個足智多謀的人來輔佐。而被稱為“臥龍”的諸葛亮就是最好的選擇。雖然三國里面沒有記載，但相傳曹操也派人請過諸葛孔明，不知為何沒有成功請他出山。劉備可是非常賞識孔明的才華，于是就親自前往請諸葛亮出山。劉備在距離諸葛亮的茅廬十里地的地方就下馬步行前往。但是想請人才出山可沒那么簡單，于是劉備一連三次去請諸葛亮，諸葛亮才出山。但是張飛和關羽并不服氣，于是諸葛孔明用他的實際行動來塞住了關、張二人的嘴。穩穩當當的坐在了軍師的位置上。從這一連串的故事我想到，一定要以誠待人。你以誠相見，別人才會對你以誠相見。其實其他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鏡子，你自己做的事情是對是錯都可以通過別人的反應來看。你對別人微笑，意外的話別人也會對你微笑。可你對你個人發脾氣，別人鐵定是會對你發脾氣。還有就是事實勝于雄辯。別人都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可見事實比傳言更可靠。如果只憑劉備和諸葛亮的一張嘴，就是把嘴皮子都說破了張飛也不一定信。孔明的智商就是比劉關張三人加起來的智商都高。一句話不說，用戰役就堵住了他們的嘴。

我讀過幾遍《三國》以后，對關于這個任務的認識一次比一次深。一開始只覺得他是一個忠義之人。但讀了幾遍以后，就覺得關于這個人的性格很差。特別是到了后半部分。敗走麥城是因為他太輕敵，才中了龐統的毒箭。其實大意失荊州等一系列的失誤都是從敗走麥城開始的。關羽失荊州有一部分是因為呂蒙的才華超群。另一個原因就要追溯到開戰以前了。當時孫權想要通過聯姻的方式加深蜀吳同盟，又方便控制荊州。因為大家都知道荊州是劉備從孫權手里坑來的。一直借著不換。但是關羽的一番話把東吳的使臣說的心中發狠。使臣一開口，就被關羽回絕了。原話是：“虎女豈能嫁于犬子。”使臣把這句話原封不動的反饋給孫權。于是孫權就下令強攻荊州。所以一個人的性格可能會決定一件事的發展方向。真希望關羽的性格可以好一點，說不定就不會死得那么冤。

《三國演義》清楚地記敘了三國時期的典故。給了我們現代人很多的啟示，而且作者的手法也非常精致。把每個角色的性格都很充分的體現出來。給了我們深刻的印象。

第二篇：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轉貼自：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

長期以來，學術界公認《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不滿足于“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載《群眾論叢》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提出了三條論據：（1）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圣》一節中有“迄至圣朝，贈號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2）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3）該書的地理釋義共14條，計17處，其中15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后來加上的。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

2．“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持此說者以章培恒、袁世碩為代表。章培恒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據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曾將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于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代中后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論據是：（1）書中共引用330余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后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

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2）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余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名稱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歷二年（1329）以前的舊地名。“據此，有理由將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里仍習慣于用舊地名，那么將作注時間往后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將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后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即應成書于這一時期。不久以前，杜貴晨發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為“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提供了新的論據。他發現，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則在引述南宋陳剛中的《白門詩》和元末明初張思廉的《縛虎行》時，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而張思廉的《南飛鳥》詩中則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志》、《后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志平話》，而是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再參酌章培恒、袁世碩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三國志通?⒆謚林穩輳?323）至元文宗天歷輳?329）之間，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書于元末”說。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產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根據嘉靖本注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釋作于元末，那么《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只有在《演義》寫成并流傳之后，才有可能出現《演義》的注釋。周兆新在《〈三國志演義〉成書于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聯輝堂本《三國志傳》中有“圣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一語，湯賓尹本《三國志傳》亦有相似語句，兩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對舉，可見“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均無封贈關羽之事，可見“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這樣，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4．“成書于明初“說。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1315—1318年，卒年約在1385—1388年；再根據對《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小字注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1371年之后。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歷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1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里敘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于明初。《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5．“成書于明中葉”說。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約8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80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書商為了抬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來，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

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沈伯俊提出：要確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歷有比較清晰的了解。盡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系、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確切年代。第二，確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諸說，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詳下）。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致的研究。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是，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陳鐵民已經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羅貫中之手，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1994年第6期發表《〈三國演義〉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時所加》文，也指出“羅貫中決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當然也決不會是其小注的作者。”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時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隨著《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流傳過程而存在的。）；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第三篇：《革命年代》讀后感

讀《革命年代》有感

——淺談近代歷史

“革命年代，意味著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也意味著風卷殘云、摧枯拉朽，期間有血淚、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這是作者寫于本書開頭的一句話。這句話很恰當的概述了當時社會的狀況和國人的抗爭。我本人是一名非史學類專業的大學生，不能像史學類專業的同學那樣有更好的機會和精力去探索，進而更深入的了解整個近現代史。我所認識的近現代史大多來源于中學和大學的課本。這些客觀條件造成我對歷史只有非常片面的、粗淺的認識，讀完高華先生的這本書后獲益匪淺。

1840年英國用大炮轟開清政府的國門后，社會就開始了被迫并且緩慢的轉型，這期間的經驗教訓書中都有很好的敘述。從那時起無數仁人志士不斷奔走探尋救亡圖存的道路，他們有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革命事業。這期間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試圖挽救國家的危亡。有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及戊戌變法等等。但這些都沒能挽救內憂外患的國家。1991年10月10日爆發的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統治，創立了中華民國，這是當時亞洲的第一個效仿美國“三權分立”制度的共和國。這可以算作近代中國社會一次非常重要的轉折，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很大程度的進步，人們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由于確立的是+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使得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會。但這些發展很快受到阻礙，這其中的原因有來自外部的，也有內部社會弊病造成的的。外部是列強并未放松對中國的欺壓，為了獲得更大利益阻止中國的發展壯大；內部各種原因復雜交錯，儒家思想的長期影響，統治階級的苛捐雜稅，土豪劣紳的剝奪，中心城市工人的大量失業，社會矛盾的激化等等。

孫中山先生為中國的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革命成果卻被袁世凱竊取，北伐戰爭后蔣介石又采取獨裁統治，完全背離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廣大民眾依然處在水深火熱中。1928年國民黨統治中國后，蔣介石試圖以三民主義幌子，掩蓋他的以軍隊為依托的獨裁統治。建立“特工總部”、“三民主義力行社”和“中華文化協會”等組織。一方面大肆宣揚蔣介石的個人權威，另一方面綁架、暗殺共產黨員和其他民主派人士。1928——1937這十年間中古哦現代化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國民黨統治的不穩定性又延緩了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本書作者動用了大量筆墨來論述“太子”孫科。作為孫中山先生唯一的子嗣，受父親影響很早就才能加了革命。他給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政治立場多變。這可能與他的性格有關，也可能迫于當時的形勢。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孫中山先生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孫科當時也參加了一大，但對聯共的政策持反對態度，受到了其父孫中山的嚴厲批評。孫中山病逝后，“太子”孫科雖然不能再依賴其父親的聲望來擴大自己的勢力，但缺少了其父的限制，可以肆無忌憚的反共。當時孫科和國民黨的右派結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動，這些使得孫科在國民黨內的聲望大漲，并且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委。1927年孫科的政治態度突然發生重大變化，開始擁護國共合作，成了國民黨內左派重要的領導人物。隨著北伐的勝利，以蔣介石為首的右派加緊了投靠帝國主義，左右派開始分化。孫科從小受其父熏陶，思想中帶有反帝反封建的的特點，對工人運動一直持積極的態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孫科對蔣介石的獨裁越來越不滿，想要聯合一切力量跟蔣斗。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削弱了國民黨內文職官員的地位，孫科感到只有聯合所有力量才能同蔣介石抗衡。孫科當時政治立場的轉變不僅是政治斗爭的需要，也和當時的革命形勢有重要的關系。當時孫科各

處演講，到處發表文章，猛烈抨擊蔣的軍事獨裁。

孫科再次“右轉”是在“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由于孫科處處維護國民黨的領導權，和共產黨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蔣的加速叛變革命造成的形勢逆轉和共產黨的一些左傾錯誤最終把“太子”推向了右傾。孫科又開始各處抨擊共產黨。1927年國共分裂后，國民黨內權利開始了新一輪重組，蔣憑軍事力量很快占據權力中心，孫科開始同蔣等人爭奪政治權利，創辦《再造旬刊》呼吁再造國民黨。孫科列舉出國民黨的種種弊病，指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已經斷送了國民黨的前途，背離了“國父”的三民主義。直到1928年9月，孫科重返國民黨權力中樞后，又開始了與蔣的合作。但這種合作幾乎完全是以蔣為主導的，由于孫科不能完全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所以這種合作很脆弱。1931年初，蔣介石扣押胡漢民后，孫科開始反蔣，前往廣東參加了反蔣陣營中。孫科此時發表了大量言論，抨蔣搞“黨專政”，斥蔣獨裁專政導致國家建設無望，責蔣使國民黨失去了人民“信仰”。孫科主張“以黨治國”，“用分權代替集權”，鼓吹地方自治，主張改善國民黨與人民的關系等等。孫科雖反蔣，但在反共和維護國民黨統治方面，這兩人是相同的，孫科的反蔣行動只可以看做是黨內的斗爭，在維護國民黨統治地位方面兩人還是高度一致的。所以當1933年孫科出任立法院院長后，二人又開始了合作。

受民主政治思潮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后孫科又提出實施憲政，放棄了以黨治國的政治主張。當時抗日救國成了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孫科認為黨內黨外都要團結起來，一同抵抗外辱。孫科寄希望于憲政能使國民黨擁有自我調節的能力，改掉一些積累已久的弊病，改善國民黨的形象。孫科開始帶領起草《五五憲章》，但由于各派別的相互施壓妥協，1936年最終公布的《五五憲章》充滿了專制色彩，使得孫科在民主追求方面發生了倒退，極大的向蔣妥協，這可以看做國民黨內知識分子的軟弱。

1932年國民政府恢復了與蘇聯的邦交，在對蘇聯的外交方面，孫科一直處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在中日矛盾急劇激化時，孫科提出了“聯美”“聯俄”的外交策略。1935年蔣介石迫于形勢開始與蘇聯接觸。孫科為了去的蘇聯的支持，開始反對內戰，主張同共產黨合作。抗戰初期孫科作為中國政府特使三訪莫斯科，爭取到了蘇聯為中國提供的大量軍事援助，堅決支持中國抗戰。孫科成功爭取蘇聯的軍援后，不僅加強了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同時也提高了他的社會聲望。孫科發表了大量親蘇言論，高度評價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援助。隨著國共關系的緊張，孫科開始反共“聯蘇”。到1944年，為了進一步爭取蘇聯的支持，又開始主張有好的和共產黨解決關系。在國內問題是又開始公開批蔣，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1945年蔣開始起用親美的宋子文和蔣經國經辦對蘇外交，孫科徹底退出了對蘇外交舞臺。后來孫科與蔣又有合作和對立，知道國民黨兵敗退居臺灣，孫科因失意退隱。晚年又回到了臺灣從事一些政治活動。

孫科作為一個具有鮮明民主主義特色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革命中一直運用靈活巧妙的策略手段，迎合了時代的潮流，孫科為中國民主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孫科的各種政治活動多借助其父孫中山的名聲進行的，其本人在國民黨內并不屬于實權派，所以只能迫于形勢和蔣的壓力經常轉變政治立場來實現他的追求。

高華先生在書中提到了關于紅軍長征的一些敘述，簡要的介紹了《紅軍長征記》的總編輯徐秋夢。徐秋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作是紅色歷史學家，但他確是一個悲劇的人物。他在紅軍長征過雪山時凍壞了雙腿，1942年被特務抓捕后卻投降了國民黨。導致建國后被長期關押。《紅軍長征記》的編輯思想上未收到條條框框的限制，因而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紅軍長征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抗戰前夕延安發生了一政治爭論。毛澤東和洛浦政治結合，反對博古等人的左傾錯誤，開始帶領黨和紅軍走正確的路線，后來毛澤東又和劉少奇政治上相結合，從此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毛澤東在政治上是十分睿智的，對形勢有很清醒的認識，對黨內的錯誤有很敏銳的洞

察力，善于用政治有段解決問題。他本人的偉大抱負同中國的民主革命深深的結合在了一起。

對于高華先生的這本《革命年代》我只是大概理解了表層的意思，很多深層次的問題還有待我慢慢研究，所以這篇讀后感中很多觀點可能都不恰當合理，所以不敢苛求別人認同。

第四篇：革命年代讀后感[范文]

讀《革命年代》有感

———尊重真實的歷史

讀了高華的《革命年代》，對我們的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忽然有了一種別樣的感覺。歷史，有人認為它厚重，記錄了一個乃至幾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也有人認為它趣味十足，可以當做故事把玩。而我則對歷史報以敬仰的態度，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說的一樣，歷史是一面鏡子，不過與普通的鏡子不一樣的是，我們既可以通過它看見過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對照現在的點點滴滴。因此，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敬仰它，尊重它。

《革命年代》的作者高華老師，生在歷史氛圍厚重的城市南京，從小在革命年代的風雨里激蕩。“文革”“反派”“黑五類”等政治的歷史名詞，是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高華老師，自幼喜愛讀書，尤其是歷史文學方面的圖書。他在“文革”期間做過工人，后來考入南京大學，學習歷史，因此他對歷史既有現實的認識，也有專業的認識。所以他的作品是值得好好讀一讀的。

“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最初由學生發動，后來工人成為主力軍。在這次運動中，中華民族的工人階級第一次登上了歷史舞臺。從此中國的革命的性質開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面貌也開始新鮮起來，雖然革命的道路依然很長，但是革命的前景卻比以前更加明朗。

“五四”時期，也是思想的大變革時期。青年學子們開始高舉“德

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向西方學習科學文化，同時也學習道德思想。但是卻有相當一部分人在激進主義的催促下，全面否定我們的民族文化，不論良莠，一律批判。這就導致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文化的缺失，民族自豪的缺乏，進而導致民族精神的丟失和民族傳統道德的缺少。這樣來說，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的負面影響。然而借古看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之間的政治、文化交流也日愈強烈。尤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他們的文化充斥了我們身邊的角角落落，更有甚者少年兒童對我們本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卻對西方的文化異常熟悉。這就不得不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了。缺失民族文化的民族是很難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穩腳跟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必須以五四激進主義為鑒，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時，必須加強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必須采取措施讓優秀的民族文化成為人們主動去吸取的精神食糧，只有這樣，我們的精神世界才不會空虛，我們的才能擁有健全的心智。

革命，是破舊立新，是向前發展之意。革命時代，是歷史演化，是文明進步的時代。它就像一臺沖鋒舟，是在歷史的長河中飛速向前進，無人能擋。他充滿力量，也充滿了希望。在革命年代，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國民黨創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宣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本初是好的，但是在北伐革命的過程中，國民黨內部的一些野心家發動反革命政變，殘殺共產黨人，也殘害無辜民眾，這就與他們的“三民主義”背道而馳了。從清朝滅亡到北伐運動，歷史一次次的驗證了，只有以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為老百姓做事，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相反如果

搞獨裁反動統治，則勢必被歷史的巨浪所拍倒。而國民黨的種種作為則顯然表示他們沒有認清這一點。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黨越來越腐敗，雖然依然掌控著全國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大權，但是他的民心漸漸喪失殆盡。一直到南京國民政府被人民解放軍所占領，國民黨也就結束了他在中國的統治，這是歷史的大勢之趨。分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一是資產階級自身的局限性，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家隨時面臨被侵略的危險，人民不可能會信任一個只考慮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團。二是國民黨搬用西方國家的表面的民主政治體制，而實際上仍是獨裁和封建，對廣大的人民依然是壓迫。盡管換了不同的形式，但對人民的壓迫依然沒有減少，這就導致最終民心的喪失。通過如此，也恰恰說明了資本主義在中國走不通。

高華老師在著作中還突出強調了“長征”。其實，長征是一種文化，更是當時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的代名詞，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對長征保持著高度的追憶和崇敬之情，而長征精神也已經成為我們的民族精神中甚為重要的一部分了。長征不是只有在中國出現過，很多國家其實都有過，但惟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長征勝利了。這在國際上是一種威望的代表，也是代表中國革命年代的一個重要代表。

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不僅粉碎了敵人的“消滅紅軍”計劃，而且也為人民軍隊鍛煉出一批中堅力量。經過長征洗禮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在以后的革命斗爭中能夠更加英勇，更加頑強。

長征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召開過知名的遵義會議。這次會議被史學界稱為中國共產黨歷史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次會議挽救了紅

軍，挽救了黨，確定了毛澤東軍事理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也基本確定了從此以后的黨內的領導人。因此，這次會議讓中國共產黨逐步走向成熟，也進一步地走向強大。從此以后，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比較準確的把握當時中國的國情，認清當時的革命斗爭形勢。所以說，“遵義會議挽救了紅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是一點也不為過的。而包括遵義會議在內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所代表的艱苦奮斗，永不言敗的民族精神則是更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中國的歷史上，曾出現過一場“有名的”的“大躍進”運動。總的說來就是黨和人民希望迅速的實現生產的現代化，發動了一場“生產的革命”。“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瞎指揮”是這一運動的代名詞。這一運動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有獨特的時代背景。

在成立新中國不久，黨和人民借著勝利的喜悅，本著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發揮人民首創精神的思想要大干一場，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趕美超英”不僅是對共產主義道路的信心和肯定，也是對資本主義的蔑視。但是由于黨沒有把握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盲目地在全國上下搭起缸爐，大煉鋼鐵。這一違背經濟規律的做法只能以失敗來告終。不僅浪費了資源，也耽誤了農村的農業生產，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

“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這一歷史時期犯下的歷史錯誤。在當代，我們則要以批判的，全面的，一分為二的眼光來看待它，來評判他，來借鑒它。在經濟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不斷發生的今天，經濟形勢瞬息萬變，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也日

趨復雜。我們必須以冷靜的態度來分析經濟形勢，把握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結合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的客觀情況，保持充足的民族和國家自信，為實現國家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而不懈努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充分地以史為鑒，立足當下，才能真正的在實現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歷史的車輪一刻不停地在向前滾動，我們的今天也終將成為后人閱讀的歷史。其實，革命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我們也必定處在歷史革命的時代。只有認真閱讀歷史，尊重真實的歷史，我們才能更好地把握革命年代，也才能適應新的革命年代。

第五篇：《三國演義》讀后感

《三國演義》讀后感

五、2 楊逸恒

我讀了少年版的《三國演義》這本名著，它使我受益非淺、思緒萬千。

這本書講述的是三國時期魏、蜀、吳之間的戰爭，最終晉國奪取天下的故事。這本書中刻畫的個個都是英雄豪杰，但書中令我有深刻感受的只有幾位。

首先是諸葛亮。他本是山中的一個隱士，后來經過劉備的三次真誠邀請，才出山擔任劉備的軍師的。他出山后，一直為劉備出謀劃策，每次蜀國經典的戰役都是經過他的指揮才會成功的，比如草船借箭、火燒赤壁、空城計等等。

第二是趙云，當年曹操帶領百萬大軍襲來，他為了能保住劉備的家人安全，不惜用他那強大的武器，單槍匹馬，殺死曹軍數位猛將，幾十位兵士，令曹操看了不禁贊嘆說：趙云真是勢不可擋呀！

再就是曹操了,雖然為了突出劉備的仁義,他被寫成奸詐之人,但是他的軍事才能令人大為欣賞，連少數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君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國中最強盛的,他奠定了魏國的基礎,后來晉國才能統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通過讀這本書令我明白了許多：只要取長補短，就能戰勝一切的攔路虎！輔導老師：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