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婚姻家庭法案例分析復習題

婚姻家庭法

第一單元婚姻法基本原則案例

一、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案例

（一）案情介紹

川北山區金子鄉年近30歲的村民吳富貴，高中畢業后雖未考上大學，但聰明好學，掌握了維修技術，經常走村串戶為村民修理家電、農機具，收入較好。由于他臉部有一紅色“胎記”，雖經人介紹了幾個對象，均嫌其貌不揚而未能成功。他的遠房親戚楊德高，因喪偶又多病，與其20歲的女兒楊珍相依為命，生活困難。

2001年8月，吳為討得楊家父女的歡心，主動送去1000元給楊德高治病，并表示今后在經濟上大力幫助，使楊家父女感激不已。同年9月初，吳富貴委托“媒人”帶著禮物去楊家提親。楊德高認為，吳雖然相貌不敢恭維，但聰明、勤勞，又有手藝、收入可觀，女兒許配給他，不僅生活有靠，而且會得一筆豐厚的“彩禮”，便背著女兒一口答應了這門親事。9月15日吳富貴與“媒人”再次來到楊家，商議訂婚和“彩禮”事宜，幾經討價還價，最后議定吳付給楊德高彩禮款3萬元，并負擔一切結婚用品費用，定于10月1日舉行婚禮。

不幾天，吳如數送去了彩禮及結婚用品，吳德高也去村委會開具了楊珍與吳德高的結婚證明。楊珍知情后，堅決不同意與吳結婚，要其父退回錢物，遭到其父打罵。9月20日楊德高逼楊珍去鄉政府辦理結婚登記，楊珍不從，又遭毒打，并兇狠地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來是天經地義的規矩，必須去辦結婚證。”楊珍無奈，只得哭哭啼啼隨楊德高去鄉政府，因婚姻登記員是吳富貴的堂兄，便違法為雙方辦理了結婚登記。婚期將至，楊珍便逃到20里外的舅父唐建方家躲藏，10月1日，吳富貴帶著親友到楊家“迎親”，見楊珍不在，便威逼楊德高交人，楊便帶吳等20余人到唐建方家“迎娶”。楊珍東躲西藏，仍被其父抓住，又遭打罵，但仍表示誓死不與吳富貴結婚。楊德高便對吳德高說：“人我交給你了，你用什么辦法叫她跟你去成親，我不管。”說完后便揚長而去。吳富貴便找來繩索，將楊珍手腳捆綁，由四個小伙子輪流抬去吳家舉行“婚禮”后，楊珍仍然誓死反抗。

10月5日，楊珍舅父唐建方見楊珍未按“風俗”回門，擔心外甥女受到折磨，便趕去吳家看望，見楊珍仍被捆在床上，奄奄一息。當即要求恢復楊珍人身自由，吳富貴聲稱，“她是我用了3萬元買來的，‘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我騎來任我打’，你無權干涉。”唐建方便向當地警方報案，要求解救。派出所立即出警，趕到吳家時，吳又指使親友持械阻止，并將公安人員打傷。公安機關將吳富貴拘留，并將楊珍解救，使其恢復了人身自由。公安機關經偵查吳富貴的上述行為屬實，經報經縣檢察院批準將吳逮捕，并由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

判決：縣法院刑庭以吳富貴犯強奸罪，判處徒刑四年，非法拘禁罪，判處徒刑二年；阻礙國家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罪，判處徒刑三年。數罪并罰，合并執行徒刑8年。吳富貴對刑事判決不服，認為楊德高是以暴力干涉婚姻罪才處一年緩刑，而對我以這么多罪判8年，顯然不公，遂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判決認為，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得當，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分析意見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包辦買賣婚姻引起的民事、刑事案件，兩級法院的民、刑判決都是正確的。

第一，包辦買賣婚姻是我國法律禁止的違法行為。本案中的楊德高，不顧女兒楊珍的反對，貪圖財物，不惜用打罵等手段，強迫其女與吳富貴“結婚”，實質上是將女兒作為商品出賣，是典型的買賣婚姻行為。第二，包辦婚姻、買賣婚姻都屬于可撤銷婚姻。第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應承擔刑事責任。

第四，法院對吳富貴以強奸罪、非法拘禁罪、妨礙國家工作人員執行公務罪，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二、借婚姻索取財物案例

示范案例：借婚姻索取的財物，離婚時應否返還？

（一）案情介紹

孫誼大學畢業后在某外資企業工作，每月收入2000多元。1999年經人介紹與本市大學二年級女生王婭相識，確立了戀愛關系。王婭提出，因父母是下崗工人，要求孫誼每月給自己提供生活費600元，購置70平方米以上商品房一套和家具、家電等生活用品，畢業后即結婚，否則中止戀愛關系。王婭的父母表示同意他倆戀愛結婚，但要求每月給付他們生活費400元，否則不準雙方戀愛結婚。孫誼再三說明，自己和父母都是一般職工，收入不高，經濟上難以滿足這些條件，但王婭及其父母毫無體諒之意。孫誼覺得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且相貌平平，戀愛多次受挫，只得同意了王婭及其父母的要求并簽訂了書面協議。孫誼節衣縮食，按時給付和籌集購房等費用。2001年2月王婭催促孫誼購房和準備結婚用品，孫誼無奈，購置了價值16萬元的按揭15年的商品房一套，向親友借得3萬元付首付款，用自己這些年節余的錢簡單進行了裝修并購置了結婚用品。

同年8月王婭畢業后雙方辦理了結婚登記。婚后，王婭提出雙方收入歸各自所有，自己每月給付150元生活費，其余家庭費用由孫誼負擔。孫誼對此不同意，王婭便以離婚要挾。孫誼考慮到，自己為王婭經濟上支付了幾萬元代價，為了維持夫妻關系，只得被迫在財產約定協議上簽了字。王婭毫不考慮孫誼的實際經濟狀況，追求高消費為經濟問題雙方時常發生糾紛。2002年7月，孫誼經濟上不堪重負，向法院起訴，要求與王婭離婚，并要求王婭退還自己婚前支付的生活費26000元。在審理中，王婭表示雙方毫無感情，同意離婚，但不同意退還婚前支付的生活費，而且提出婚后孫誼用夫妻財產支付的14400元還貸款，應補償自己7000元，否則不同意離婚。

判決：經法院調解無效，判決雙方離婚，王婭退還給孫誼婚前支付的生活費2萬元，駁回王婭的訴訟請求。

（二）分析意見

這是一起借婚姻索取財物和婚后經濟糾紛引起的離婚案件，法院的判決公正、合法。

第一，婚姻法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

第二，借婚姻索取財物，離婚時應當依法酌情返還。對于借婚姻索取財物，離婚時應否返還，我國婚姻法無規定。但依最高人民法院的歷次司法解釋規定，應酌情返還。

第三，婚后一方用個人財產還貸，離婚時，對方無權主張補償。

借婚姻索取財物判斷條件：①有一方是被迫的；②財物歸索要方所得；③得到財物才結婚

三、重婚案例

示范案例：表兄妹以夫妻關系同居20多年，一方又與他人登記結婚是否屬于重婚？

（一）案情介紹

朱明強與唐明芳系姨表兄妹關系，從小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成年后自由戀愛，雙方父母都認為他倆結合會“親上加親”。1980年10月，朱明強20歲，唐明芳18歲時，父母備辦酒席，宴請親友讓他倆舉行了婚禮，隨即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生有一子一女。當地鄉政府以未婚和無計劃生育為由，給予了罰款處罰，村委會認為他倆是表兄妹同居，因此，不給子女上戶口，不讓唐明芳落戶，不分給其母子三人責任地，全家四人僅靠朱明強一人承包的土地生活，又無其他經濟收入能力，生活極端困難，雙方經常為此吵架、打架。

1982年以來，他倆多次去鄉政府申請補辦結婚登記，以便唐明芳和子女落戶，承包土地，解決生計問題，但婚姻登記機關認為雙方不符合結婚條件，不給補辦結婚登記。朱明強見補辦登記無望，全家生計難以維持，逐漸變得脾氣暴躁，經常無事生非毒打唐明芳，雖經親友多次勸解，仍不悔改。2000年1月，唐明芳再次被朱明強毒打后，不堪忍受，便向親友及朱聲稱：“鄉村干部一直不承認我們夫妻，從此一刀兩斷，各自另找對象成家。”從此便回娘家居住，發誓決不再回朱家。朱明強多次前往賠禮道歉，要求恢復同居，均遭唐明芳及其父母等親屬拒絕。同年8月，唐明芳與同村喪偶的黃清華登記結婚。朱明強知悉后，便向縣法院起訴，要求追究唐明芳與黃清華的重婚罪，宣告他倆婚姻無效。

判決：縣法院審理認為，朱與唐是三代以內旁系血親，又未達法定婚齡以夫妻關系同居，屬于非法同居關系，唐與黃婚姻關系合法，因此判決駁回朱明強的訴訟請求。朱明強不服，以我們以夫妻名義同居了20多年，早已是事實婚姻為由提出上訴。二審法院認為，朱明強與唐明芳屬于事實婚姻，雙方未經法定程序離婚，唐明芳單聲明脫離同居無效，唐明芳在事實婚姻期間，又與黃清華登記結婚，雙方構成重婚。但由于唐明芳系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重婚，不以重婚罪論處，在民事上宣告唐明芳與黃清華婚姻無效。

（二）分析意見

一審法院適用法律不當，二審判決合法。第一，本案應適用1950年《婚姻法》規定的結婚條件。因朱明強與唐明芳是1980年10月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而1980年《婚姻法》是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朱明強與唐明芳構成事實婚姻。第三，唐明芳與黃清華屬于重婚行為。第四，重婚行為不一定構成重婚罪。

第五，婚姻登記機關拒絕對朱明強、唐明芳補辦結婚登記是正確的。朱明強與唐明芳在新婚姻法生效后才申請補辦結婚登記，顯然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結婚條件，因此，婚姻登記機關拒絕辦理是合法的。

四、家庭暴力及虐待案例

示范案例：如何處理家庭暴力案件？

（一）案情介紹

齊元良大學畢業分配到某政府機關工作，與該縣工人謝家玲相識不久即成婚，生有一子，現年9歲。謝家玲性格內向，溫柔嫻淑，承擔了全部家務及撫育兒子的義務。齊元良道貌岸然，在外是謙謙君子，在家則如暴君，稍不遂心，便對謝家玲非打即罵。為顧全丈夫聲譽，謝家玲總是忍氣吞聲，從未向外聲張，人們反而認為他倆是一對和睦夫妻。

2000年齊元良升任縣工業局局長之后，與未婚女秘書唐云燕勾搭成奸，便決心拋妻棄子，與唐另結新歡。為迫使謝家玲主動提出離婚，一方面在經濟上不再給生活費，造成其母子生活困難，另一方面加重對其打罵，并將唐云燕經常帶回家中同宿，但謝家玲仍忍辱負重，委曲求全。齊元良再無計可施，加之唐云燕迫不及待地催促其盡快離婚，2002年5月16日晚，齊元良持自己草擬的離婚協議書逼謝家玲簽字，以便盡快登記離婚，謝拒不同意。

氣急敗壞的齊元良便拿起事先準備的木棒，對謝大施淫威，進行毒打。謝大呼救命，當鄰居趕來時，謝已血肉模糊，昏迷不醒，而齊元良卻拂袖而去，由鄰居送醫院救治。經診斷，謝家玲右臂粉碎性骨折，腰椎斷裂，經治療，不能直立行走，右臂功能喪失也成為殘疾。經法醫鑒定為3級殘廢，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經謝家玲請求，縣政府給予齊元良開除公職、唐云燕記過的行政處分。

公安機關偵查后，縣檢察院以齊元良犯故意傷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審理后合議時，法官們認識有分歧。一些法官認為，齊元良十多年來長期對其妻打罵，屬持續性、經常性家庭暴力，應按虐待罪處二年有期徒刑；一些法官認為，齊元良雖然長期對謝家玲有毆打行為，但并未造成傷殘嚴重后果，謝的殘廢，是此次齊的劇烈暴力所致，應按故意傷害罪處12年有期徒刑。經審委會決定，按后一種意見處理。齊元良被判刑后，謝家玲又另案起訴，要求與齊元良離婚，并要求齊承擔損害賠償費10萬元，兒子由自己撫養，齊元良每月承擔兒子撫養費200元。齊元良深感后悔，不同意離婚。經民庭判決，雙方離婚，家庭房屋及齊元良的存款等夫妻共同財產共計價值12萬元。齊元良應分的部分，折抵損害賠償費和子女撫養費。

（二）分析意見法院的刑、民判決都是正確、合法的。第一，嚴重的家庭暴力不能按虐待處理。本案中的齊元良在手段上雖未達到特別殘忍的程度，但造成了謝家玲嚴重殘疾，喪失了勞動能力，因此，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齊元良12年徒刑。

第二，受害人應當尋求救助措施。本案受害人謝家玲在婚后十多年中，受到齊元良的虐待和暴力侵害，一直忍氣吞聲，從未向齊元良所在單位縣政府或公安機關請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致使齊元良視為軟弱可欺，更加膽大妄為，以致造成犯罪。

第三，家庭暴力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依法請求過錯方給予損害賠償。

第二單元親屬關系案例

一、代數的計算方法案例

示范案例：堂姐的兒子與堂弟的女兒是幾代的旁系血親?

（一）案情介紹

李英與李躍系堂姐弟關系，李英的兒子王俊（現年25歲）與李躍的女兒李玫（現年24歲）從小在一起長大，上大學期間常有書信往來，大學畢業后，都分到同一城市工作，在密切的交往中感情更為深厚。2003年1月雙方向自己的父母提出結婚。李英和李躍認為他們倆是堂姐弟，他們的子女是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屬于現行婚姻法禁止結婚的范圍,極力反對二人結婚。王俊、李玫認為:我們不是三代內的旁系血親，不是婚姻法禁止結婚的親屬。因此，不顧父母的反對，于2003年2月各自到本單位開了證明，去婚姻登記機關申請辦理結婚登記。李英、李躍聞訊趕來，加以制止。李英向婚姻登記員說：“我是李躍的堂姐，是李玫的姑媽，李躍是王俊的舅舅，王俊、李玫是姑表兄妹，是屬于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不能結婚。”王俊、李玫則認為他們不是禁止結婚的對象，堅決要求登記。

請問：王俊與李玫是屬于婚姻法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嗎？為什么？

（二）分析意見

本案涉及的是要求結婚的當事人是否屬于法律所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問題。我國婚姻法第7條規定，“禁止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結婚。”在本案中，李英與李躍系堂姐弟關系，李英是李玫的堂姑媽，李躍是王俊的堂舅舅，李英與李躍是出自同一祖父母的堂姐弟關系，是屬于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而他們的子女王俊與李玫是出自同一曾祖父母的旁系血親，屬于四代的旁系血親，已經超過我國婚姻法規定的禁止結婚的親屬范圍，因此，他們二人是可以結婚的，婚姻登記機關應當依法準予他們結婚。

二、旁系的計算方法案例

示范案例：表叔與表侄女可以結婚嗎？

（一）案情介紹

吳某的兒子李某，也與吳某大姐的孫女小枚同歲。雖然兩家人住在不同的村里，但是李某與小枚經常在一起玩耍，而且在學校里也是同班的同學。雖然李某名義上是小枚的長輩，但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高中畢業后，兩人都沒有考上大學，于是相約一起到外地打工。過年回家的時候，兩人就分別向父母提出要與對方結婚。雙方的父母都極力地反對，認為長輩與晚輩之間不能通婚，由于李某與小枚沒有到法定婚齡而暫時作罷。達到法定婚齡后兩人再次提出結婚，并到村委會開出了婚姻狀況證明，隨即親自到鄉政府申請結婚登記。

請問：民政部門可以給兩人登記結婚嗎？

（二）分析意見

李某與小枚是旁系血親，旁系血親代數的計算方法如下：首先找出同源直系血親，李某與小枚的同源直系血親最近的應該是李某的外祖父祖母，也即小枚的外曾祖父祖母。然后從李某往上數至兩人的同源直系血親，李某算一代，數到外祖父祖母時為三代（李某——李某母親——李某的外祖父祖母）；小枚也往上數，數到外曾祖父祖母為四代（小枚——小枚母親——小枚的外祖父祖母——小枚的外曾祖父祖母）。兩邊代數不同，取代數較大的，即李某與小枚是四代的旁系血親。現行婚姻法規定：禁止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間結婚。李某與小枚不屬于禁止結婚的近親屬范疇，因此民政部門可以予以結婚登記。

三、自然血親關系案例

示范案例：自然血親關系能否因一方的聲明而解除？

（一）案情介紹

王澤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結婚成家后在外地居住。二兒子王林、三兒子王兵與老倆口一直共同生活。王林結婚后，育有一子王武，妻子付某與婆婆及小叔子關系不和，時常發生爭吵，王林經常幫妻子說話，導致王澤老倆口及王兵對王林有意見。在王武3歲時，王澤與王林發生爭吵后，王林帶著妻子和兒子離家另過。王澤非常生氣，當著鄰居和親戚的面，聲明與王林斷絕父子關系，不再與王林一家往來。

兩年后王林因病去世，妻子付某所在的單位又不景氣，生活較艱難，于是向王澤提出請求，要王澤承擔其孫子王武的部分生活費。王澤則認為他已經與兒子王林斷絕了父子關系，相互間幾年都沒有往來，不同意給王武撫養費。

請問：王澤聲明斷絕與王林的父子關系有效嗎？

（二）分析意見

1、本案涉及的是自然血親關系的解除問題。當事人是否可以通過聲明斷絕關系的方式來解除自然血親關系，應該根據自然血親關系的發生與消滅的原因有關知識來進行分析。本案當事人王澤采取聲明的方式來斷絕與王林的父子關系是無效的，他們之間的自然血親關系和法定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仍然存在。

2、由于王澤聲明斷絕與王林的關系是無效的，不僅不能解除與王林的直系血親關系，也解除不了與王武的直系血親關系，他們之間的法定權利義務還在，按照婚姻法的規定，他仍然要承擔撫養孫子王武的義務。

四、擬制血親關系案例

示范案例：被撫養成年的養子女能否要求解除擬制血親關系？

（一）案情介紹

李某與王某婚后多年未育，而李某的兄嫂卻連育三子。1965年3月，李兵出世后，李某的兄嫂表示愿將其送給李某夫婦收養。李某夫婦視李兵如己出，精心將其養育成人。1986年8月，李兵頂替養父參加了工作，后結婚成家，與養父母同住，相安無事。1992年，養父母均年事已高，家居單位宿舍六層，上下樓極感不便，欲申請單位將住房調整到底樓居住，但李兵夫婦反對，加之婆媳關系素來不和，由此激發矛盾，多次發生糾紛。

1994年4月，李兵提出要求解除與養父母的收養關系，彼此分開另過，但李某夫婦堅決不同意。李某夫婦認為，他們夫妻倆省吃儉用，好不容易才把李兵撫養成人。現在李兵要求解除收養關系是忘恩負義。于是李兵夫妻從養父母家中搬出，分家另過，從此也不來看望養父母。1999年李某的妻子病故，李某因傷心過度而重病在床，生活困難。鄰居見狀，給李某出主意，說你養了李兵20多年，但是現在生活困難，應該要求李兵盡贍養義務。而李兵則認為，自己早已提出要求解除與養父母的收養關系，只是因養父母不同意而未能解除，因此自己沒有義務贍養養父及照顧其生活。

請問：李兵的說法對嗎？為什么？

（二）分析意見

本案涉及的是關于擬制血親關系的解除條件及其相互間的權利義務能否消滅的問題。因收養而形成的親子關系就屬于擬制血親關系。在本案中，由于李兵夫妻與養父母李某夫妻關系惡化，無法共同生活。李兵本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以養父母與成年養子女關系惡化、無法共同生活為由，請求人民法院判決解除自己與養父母的收養關系。必須指出，如果李兵依法解除了與養父母的收養關系，但是由于李兵是被李某夫婦撫養成年的，在李某年老生活困難的情況下，他應當依法給付李某的生活費。

第三單元結婚制度案例

（一）案情介紹

蘇某出生后不久其生父死亡，母親劉某獨自撫養蘇某到十歲時，與同廠的何某結婚。何某比劉某小5歲，性情溫和，很喜歡小孩，對繼女蘇某非常疼愛。何某不但與劉某一起供養、照料蘇某的生活，還經常給繼女蘇某輔導功課，蘇某也非常喜歡繼父，一家三口生活幸福平靜。劉某在蘇某16歲時被確診乳腺癌晚期，三個月后就去世了。劉某在去世前將已經漸漸長大懂事的女兒蘇某托付給何某，何某承諾要將蘇某撫養成年。蘇某此后一直與何某共同生活，相依為命，父女倆的感情也很好。多年來沒有父親又失去母親的蘇某非常珍惜現在的生活，對繼父何某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情。

蘇某高中畢業后，在當地的一家大型超市找到一份工作。親友給蘇某介紹男友，均遭拒絕。在她的心中，繼父是選擇男友的唯一標準，他有責任感，恬淡，溫和，有修養，有愛心，沒有任何不良的習慣。漸漸地，蘇某產生了一種想法，希望能夠一輩子跟繼父一起生活，或者嫁給繼父。蘇某向當地一家媒體的熱線電話咨詢，想知道沒有任何血緣聯系的繼父與繼女是否可以結婚。這家媒體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于是向一家律師事務所詢問。律師的答復是可以結婚，理由是現行婚姻法并沒有禁止繼父繼女結婚。媒體又向當地的民政部門詢問，民政部門的答復不可以結婚，理由是何某和蘇某之間不僅僅是直系姻親，由于已經形成撫養教育關系，所以他們是法律擬制的直系血親，不得結婚。

請問：依照我國婚姻法規定，蘇某和何某是否能結婚？

（二）分析意見

民政部門的意見是正確的，蘇某與何某不能結婚。本案中的何某與劉某結婚時，蘇某只有10歲，其后蘇某與母親、繼父一起生活，繼父何某承擔了對繼女蘇某的撫養教育義務，劉某死后，何某還繼續撫養蘇某到其成年。多年的扶養教育，已經使蘇某與何某形成了法律擬制的直系血親關系。《婚姻法》第27條，“繼父或繼母和受其撫養教育的繼子女間的權利和義務，適用本法對父母子女關系的有關規定”。因此，父母子女這種直系血親之間的禁婚規定也同樣適用于形成撫養教育關系的繼父母子女之間。

一、示范案例：夫妻身份從什么時候開始？

（一）案情介紹

1997年，離異男子韓某經人介紹，與鄰縣喪偶婦女侯某認識。往來一段時間之后，相互都比較滿意。婚期將近，兩人抽出時間辦理各種相關手續，最后前往鎮政府辦理結婚登記。身份證、戶口簿、婚姻狀況證明書和婚檢合格證書都帶上了，結婚申請表也填好了，鎮政府的工作人員經過審查認為他們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準予結婚。結婚證書都填好了，才發現沒有帶照片。工作人員只好遺憾地告訴他們今天辦不了，明天把照片帶來貼上才可以領結婚證。因為修房子和籌備婚禮酒席等事情，韓某和侯某忙都忙不過來，又想反正已經去登記了，晚些去領結婚證也沒什么，所以就遲遲沒有去婚姻登記機關補交照片。再后來，房子修好了，婚禮也結束了，兩人就把補照片的事情忘記了。

一年后韓某去城里進貨，遭遇車禍死亡。安葬韓某后，侯某接到通知去領取賠償金，卻被告之韓某的父母已經將5萬余元賠償金領走。回家后發現韓某的父母已經關閉了雜貨店，并叫來了韓某家的親屬辱罵侯某是喪門星，克夫的白虎精，勒令侯某當日搬走。韓某家的親屬有人知道他們因為忘帶照片而沒有領回結婚證的事情，就要求她拿出結婚證。拿不出結婚證的侯某被韓某的親屬趕出了家門。

請問：侯某是韓某的合法配偶嗎？

（二）分析意見

婚姻要有效成立，除了符合結婚的實質要件外，還應當符合法律規定形式要件。我國《婚姻法》第8條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因此，只有取得了結婚證，才能算是完成了結婚登記，婚姻關系從取得結婚證的那一刻成立。本案中，侯某與韓某雖然申請過結婚登記，并經過婚姻登記機關的審查也符合結婚的實質要件，婚姻登記機關也予以了登記。但是由于欠缺照片而沒有領到結婚證，婚姻還沒有正式成立，侯某與韓某之間也還沒有正式確立夫妻關系，所以侯某不能以韓某合法配偶即妻子的身份參與繼承。

二、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案例

示范案例：婚前隱瞞疾病史欺騙對方的婚姻是否有效？

（一）案情介紹

樸志兵，29歲，外企人事經理。將近而立之年，仍然沒有找到人生中的另一半，親朋好友都替他著急。論收入，外企的待遇是人所共知的；論文憑，工商管理碩士，MBA；論家庭背景，父母是高校的教授，樸志兵是家中的獨子；論品貌，1米75的個子，戴著眼鏡，文質彬彬，接人待物禮貌周全，人也很隨和。不過，除了這些表面的東西，樸志兵也有自己的苦惱。上大學的時候他被檢查出患有乙肝，“兩對半”檢查結果是“大三陽”。通過一段時間的治療，肝功能指標恢復正常，病毒含量的檢測也顯示樸志兵的傳染性很弱，但“兩對半”檢查卻一直是“大三陽”。近年來他每年檢查一次，B超顯示肝組織的情況不太好，但是并沒有出現肝硬化或肝腹水。醫生建議他這樣的慢肝患者最好半年檢查一次，而且要注意休息，注意營養。肝功檢查結果呈“大三陽”成為樸志兵最大的心病，一方面擔心自己的肝炎會惡化為肝癌，另一方面又擔心別人知道會遠離自己。曾經交往過的女朋友，都是在他坦誠相告后離開的，這也讓樸志兵很傷心，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不愿意戀愛。

樸志兵也因工作關系結識一位叫段冰冰的漂亮女孩。兩人在一起工作，非常投緣，迅速確立了戀愛關系。熱戀中的樸志兵這次是再也不敢實話實說了，他向段冰冰隱瞞了他的慢肝病情。由于慢肝沒有癥狀，段冰冰也沒有發現樸志兵的健康有什么問題。雖慢性肝炎并非禁止結婚的疾病，但為了不讓段冰冰發現他的“兩對半”檢查有問題，樸志兵以麻煩為由沒有進行婚前檢查，而通過熟人取得了合格的婚前健康檢查證明，并與段冰冰一起順利地領到結婚證。

婚禮在即，樸志兵感到肝區隱隱作痛，而且非常疲倦，惡心，于是背著段冰冰去醫院檢查，多次檢查確定結果幾乎將他擊潰，肝部發現腫瘤。萬念俱灰的樸志兵回到家中，把病情告訴了段冰冰。段冰冰感到非常害怕，但是還是為樸志兵收拾了東西，將他送到醫院，并且一直陪伴著他。段冰冰的父母聽女兒講了樸志兵的病情，除了上班時間之外他們把女兒軟禁在家里，并勸說她趕緊與樸志兵分手；然后，他們去醫院與樸志兵談判，要求取消婚禮。樸志兵的父母無法容忍這樣的行為，與段冰冰的父母發生激烈爭吵，并將他們趕出病房。一個禮拜后段冰冰向婚姻登記機關提出由于樸志兵在結婚前故意隱瞞重大疾病，欺騙了她，并且通過熟人獲取合格的健康證明，弄虛作假才取得結婚證，所以要求婚姻登記機關宣告他們的婚姻無效，撤銷結婚登記。

（二）分析意見

樸志兵和段冰冰的婚姻關系有效。根據我國2001年4月28日新修正的《婚姻法》第2條，第5條、第6條以及第7條的規定，樸志兵與段冰冰登記結婚，符合所有的結婚實質要件要求。在登記結婚的程序上，雖然樸志兵有弄虛作假的行為，但是并非所有弄虛作假的行為都應當使婚姻被宣告無效。應當被宣告婚姻關系無效的弄虛作假行為應該是指隱瞞《婚姻法》第10條所指情況的行為，即重婚的；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未達到法定婚齡的。樸志兵的慢性肝炎，并不屬于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因此，樸志兵的弄虛作假行為情節輕微，婚姻登記機關可以對其進行批評教育，但不宜宣告婚姻無效。

三、非婚同居關系的解除

（一）案情介紹

2002年年初，一對男女到北京西城區法院要求解除同居關系。兩人都是北京人，文化程度不高，雙方都沒有正式職業，全靠男方做些零星生意維持家庭生活。原告是23歲的女方，說當時雙方山盟海誓，盡管父母強烈反對，但他們還是選擇了在一起，并生了孩子，希望能用既成事實說服父母。但在以后共同的生活中，原告發現，自己心中的白馬王子崇尚的是吃喝玩樂，經常很晚回家，并懷疑他對自己不忠，漸漸感到結婚無望。于是理智起來的女孩堅決要與對方分手，并要求法院分割財產和給予自己孩子的撫養權。原告與被告在西城租的單元房，有價值兩三萬元的家具和電器，還有7萬多元存款。

受案的人民法院根據《婚姻法》原則，首先判決解除同居關系。孩子判給女方直接撫養，由男方每月支付400元生活費。同時考慮到照顧女方的利益，除一些家具和電器外，又分給她大部分的存款。但是學者對該判決的意見卻不同。有的認為這個案件判的不合理，因為同居不等同于婚姻，同居期間財產也不能等同于共同財產，不能與離婚一樣平分財產。一般對同居者財產的處理原則是，各拿各的，除非能有證據說明自己對對方的財產獲得有貢獻。有的認為法院的判決是合理的，因為如果按照各拿各的原則，就會傷害到弱者，這是不公平的。請問：本案應當如何處理更加恰當？

（二）分析意見

原告與被告不是合法夫妻關系，其同居生活也不屬于事實婚姻，而是典型的“非婚同居”。現行《婚姻法》中沒有“非婚同居”的概念，也沒有對非婚同居關系做出明確調整。對本案的這兩種意見，一種認為，要對非婚同居適度保護，另一種則是維護嚴格婚姻制度，認為選擇同居就該愿賭服輸。我們認為，對于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非婚同居現象應當進行法律調整，適當賦予其權利和義務，以促進平穩和諧的人際關系，保護同居關系中的弱者。同居關系也是人與人之間重要的社會關系，既然選擇同居不再是一種道德淪喪行為，那么法律也應當維護同居關系中的幸福和正義，矯正自發同居行為的不合理處，既尊重當事人的意愿，也保護同居關系中的弱者利益。

四、夫妻財產關系案例

示范案例：夫妻共同財產如何認定？

（一）案情介紹

小說家顧某（男）在婚前一直寂寂無名，1995年1月顧某與周某結婚。1995年5月因顧某的作品在一次比賽中獲了大獎而使顧某聲名鵲起，顧某遂將以往完成的部分著作向各出版社投稿，結果均被采用，共獲得稿酬8萬元。顧某想把這筆錢全部用于再創作，周某卻認為應拿出一部分用于家里的房屋裝修，兩人意見不一。顧某認為這筆錢是自己用婚前完成的作品換來的，應歸自己個人所有，怎么用這筆錢應自己一個人說了算，而周某卻認為這筆錢是在婚后取得的，自己為顧某出書也盡了力，這筆錢應是夫妻共有財產，兩人應協商決定如何使用。

請問：婚前完成作品，婚后發表所得收入是否屬著作權人個人所有，為什么？

（二）分析意見

夫妻共同財產是指夫妻雙方或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我國《婚姻法》第17條規定了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知識產權的收益，歸夫妻共同所有。另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適用婚姻法解釋

（二）》第12條規定：“知識產權的收益，是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實際取得或者已經明確可以取得的財產性收益”，因此，如果作品完成于婚前，而實際收益的取得于婚后，則應將之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在本案中，顧某盡管在婚前完成了作品，但該部分作品的發表及收益的取得卻在婚后，故8萬元的稿酬應屬顧某與周某共有，兩人應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決定該筆錢的使用。

第五單元離婚制度案例

一、離婚法定條件案例

示范案例：過錯方要求離婚，法院應否準許？

（一）案情介紹

王某（男）與張某（女）于1982年自由戀愛結婚，婚后一度感情較好，1984年生有一女王霞，現在高中就讀。王某在80年代末辭職經商，收入較多。張某因單位效益不好而下崗后，在家從事家務。從1995年以來，王某與秘書夏某發生不正當性關系后就經常借口工作忙不回家。一日張某在街上偶遇丈夫王某與夏某親密之狀，才明白事出有因。張某自覺與王某感情尚好以及經濟原因，認為王某可能是一時糊涂，因此就未曾聲張。豈知夏某不愿甘作情人，慫恿王某離婚，而張某堅決不愿離婚，王某則干脆搬出家門，與夏某公開同居，也不給張某生活費。并于2001年12月3日向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王某訴稱：自己與張某雖系自由戀愛結婚，有一定的感情基礎，但是在婚后，張某不思進取，在家經常打麻將，所有生活上開銷全是我一人所掙，思想上、生活上與我的興趣愛好差距日漸增大，雙方感情基礎已破裂，無法共同生活，請求與張某離婚。

張某辯稱：自己與王某系自由戀愛結婚，婚前有感情基礎，婚后雙方生有一女，因下崗后也曾想再找工作，但王某稱經濟上也靠不上我，還不如在家照顧好女兒。此后他回家我什么也沒讓他做，把女兒也照顧得很好，周末全家人還一塊出去玩。主要是從夏某出現后，他喜新厭舊，希望法律能懲罰他“包二奶”的行為，但我不愿意離婚。在審理中，法官詢問張某，如果王某堅決離婚，是否要他給付離婚損害賠償費以及夫妻共同財產作如何處理。張某表示堅決不同意離婚，也不要賠償費，也不存在分財產的問題，只是要求法院懲罰王某的“包二奶”行為并每月按期給付自己和女兒生活費3000元。經法院審理查明，王某的“包二奶”行為屬實。現有的夫妻共同財產包括房屋、存款、資金等總價值52萬元，王某現每月收入8000元。經法院審理后認為，二人確無和好的可能，遂判決離婚。并判決共同財產的一半屬于張某。女兒已成年，根據本人意愿，隨母親張某生活，王某每月支付生活費、教育費1700元。張某的其他要求，不予主張。

王、張二人均對一審判決不服，提出上訴。王某認為：家庭現有財產是自己一個人掙來的，張某無權分割，女兒已滿18歲，屬于成年人，自己再無負擔撫養費的義務。因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有關財產分割和撫養費的判決，維持離婚判決。張某認為：王某道德敗壞，自己“包二奶”還要求離婚，一審法院判決離婚是是非不分，支持歪風邪氣，要求撤銷一審離婚判決。并表示，如果二審法院硬要維持一審的離婚判決，那么應分給自己現有財產的三分之二，并賠償自己精神損失費3萬元。此外，離婚后無生活來源，王某應一次付給自己生活費5萬元。經二審調解無效。遂判決維持一審判決。駁回張某的上訴請求。

請問：法院的判決是否正確？

（二）分析意見法院的兩次判決都是正確的。

第一，法院判決雙方離婚是正確的。《婚姻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的離婚案件中出現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且調解無效的，屬于法定判決離婚的條件； 第二，法院判決張某分得夫妻共同財產的一半合法。第三，二審法院沒有判決王某承擔損害賠償費符合法律規定。張某可保留這一訴訟請求，可在離婚后一年內提出，過期不提出時，則視為放棄這一權利。第四，法院判決王某負擔女兒王霞的撫養費是公正的。

第五，張某要求王某一次性給付生活幫助費不具備法律規定的條件。

? 民間調解：親屬、單位、居委會、鄰居調解；人民調解：居委會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均屬于訴訟外調解，不屬于必經調解程序，可不用經過這兩種調解，直接提起訴訟。訴訟內調解：人民法院處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心理調解、法律教育）

? 子女撫養問題：未成年必須撫養；已成年的，若能獨立生活可不用撫養，若是尚在校的高中以下的學生，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須撫養。

第二篇：婚姻家庭法案例分析

王冠中于1955年與芳妹結婚，婚后一直未能生育。1960年，夫妻倆收養一名8歲男孩，取名王慶來。王慶來長大后成家立業，并生有一子王強，一家人其樂融融。1995年，芳妹因病去世。1998年，王冠中結識了喪偶的退休女工劉瑩，雙方于1999年登記結婚。劉瑩的獨生女趙曉艷時年23歲，剛從大學畢業參加工作。2003年，王冠中突發腦溢血，雖經及時搶救撿回一條命，卻落下半身不遂，且花掉了一輩子的積蓄數萬元。出院后，由于增加了醫藥費等費用，王、劉二人本來僅夠維持生活的退休金入不敷出。王冠中忍不住向晚輩提出給付贍養費一事。此時晚輩的家庭狀況是：王慶來已因車禍死亡，其子王強大學畢業進了企業工作，尚未結婚，月收入4000元；趙曉艷未婚，月收入3000元。王強認為自己的父親是王冠中的養子，且已經去世，自己與王冠中沒有任何血緣關系，不愿承擔贍養義務。趙曉艷未明確表態。就本案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趙曉艷是否有贍養王冠中的義務？2）王強是否有贍養王冠中的義務？

甲在1990年9月20歲時參軍，1998年與原籍姑娘乙結婚，2001年8月復員回原籍。甲、乙婚前戀愛時間不長，結婚草率，加之乙所在的企業又告破產，心情不好，雙方經常爭吵。甲于2004年5月提出與乙離婚，乙同意離婚，但雙方對以下問題不能達成協議：1）乙于2002年企業破產時得到破產安置補償費50000元，乙認為這是自己的個人財產，而甲認為這是夫妻共同財產；2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規定男女雙方實際取得或者應當取得的養老保險金、破產安置補償費，屬于夫妻共同財產，歸乙方所有。2）甲于復員時得到復員費20萬元，甲認為這是自己的個人財產，而乙認為應作為夫妻共同財產；軍人復員費屬個人財產，應歸甲方所有，3）甲、乙雙方婚后居住的房屋是乙婚前承租，婚后甲、乙用共同積累購買的，產權證登記在乙名下，乙認為這是她的個人財產，甲認為這是夫妻共同財產；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財產購買的房屋，房屋權屬證書登記在一方名下，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4）2002年，甲以夫妻共同積蓄20000元以個人名義與幾個朋友合伙開了一家飯館，乙不是合伙人，她要求在離婚后做合伙人。甲同意并答應將20000元的一半份額即10000元轉讓給乙，但遭到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反對；他們也不愿行使優先受讓權，僅同意退還部分出資份額10000元給甲。5）1998年甲、乙登記結婚后，乙曾向朋友老劉借款15000元用于裝修婚后住房，乙認為這是夫妻共同債務，而甲則認為這是乙的個人債務，應由乙個人負責償還。針對上述各點爭議，法院應當如何認定和處理，請分別提出意見并簡述理由。

李剛（男）與劉云（女）曾經有過較長時間的同居生活，后因感情不和而分手。劉云在二人同居時已懷孕，在與李剛分手后生下一女孩取名劉曉。后來李剛與汪清結婚，婚后較長時間二人無子女，便以為汪清不能生育，遂收養了李華為養女。一年后汪清意外懷孕，生下一男孩兒取名李征。問：（1）若李剛去世，則案例中哪些人可以作為其合法遺產繼承人？為什么？（2）若李華成年后欲解除與李剛和汪清的養父母關系，但其原送養人堅決不同意，則他們的收養關系能否解除？此收養關系解除需經哪些程序？

寧健與李菲系表兄妹，二人從小關系密切。長大后，更是情投意合。他們不顧雙方父母的強烈反對，堅決要求結婚。2001年7月，宋健大學畢業后去南方某地工作，同年10月，李菲也去該地。他們向婚姻登記機關隱瞞了真實的親屬關系。領取了結婚證。2002年春節，二人向親友宣布他們已登記結婚。雙方父母認為后果嚴重，非常著急，遂找律師咨詢。律師告訴他們可以依法申請宣告二人的婚姻無效。另外，宋健與李菲結婚后有存款2萬元。根據本案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1)律師的說法是否正確?雙方的父母可否申請宣告婚姻無效?(2)二萬元存款如何分割? 1993年3月王林與高華（女）未辦結婚登記手續便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住在1992年王林獲贈的一套兩居室住房內，當時王林28歲，高華25歲。在同居期間二人購買了松下彩電、全自動洗衣機各一臺，價值15000元，彩電與洗衣機雙方一直共同使用。1994年高華的姑媽贈與高華個人價值14000元的鋼琴一架。1995年王林外出做生意，賺了30萬元。高華獨自在家創作了一篇長篇小說，發表后獲稿酬2萬元。1997年王林在外結識了李云，二人之間產生感情，并于1998年正式登記結婚。問：(1)王林與高華的關系應如何定性？為什么？(2)依照我國現行婚姻法的有關規定，案例中哪些財產屬于雙方共同財產？為什么？哪些屬于二人的個人財產？為什么？

小雅(女)的母親于2001年12月病逝，留有遺產20萬元。小雅因與其他繼承人存在分歧，故遺產一直未分割。2002年8月小雅與趙偉登記結婚。趙偉在結婚登記前購買背投電視一臺夫妻共同使用，2003年6月，小雅取得母親遺產應繼份額8萬元。2003年8月，小雅生育一女兒，趙偉十分不滿，夫妻關系開始緊張，經常爭吵。同年10月，趙偉與本單位女同事李華同居，夫妻關系進一步惡化，難以共同生活。2004年3月，小雅向法院起訴請離婚。趙偉同意離婚，但在財產分割上發生爭執。根據有關法律、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法院應否判決兩人離婚?(2)如果雙方離婚，女兒應由何方撫養?(3)小雅繼承的遺產8萬元應如何分割?(4)背投電視應如何分割? 王海與趙紅2002年3月經人介紹相識，王海患有嚴重的傳染性疾病，該病屬于法律規定的暫緩結婚的疾病。為達到與趙紅結婚的目的，王海一直隱瞞病情。2002年8月，兩人登記結婚。婚后趙紅發現了王海的病情，王海也如實相告。在治療過程中醫生告知此病很難治愈且極易傳染他人，趙紅思之再三，遂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人民法院宣告其婚姻關系無效。依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王海與趙紅的婚姻是否屬無效婚姻？（2）王海可否請求人民法院調解？（3）不服法院判決時可否上訴

李某（男）與王某經人介紹相識。3個月后，于1996年1月登記結婚，共同居住在由婚前男方單位分配的公房內，次年生育一女。李某原系國有企業職工，于2000年辭職，2001年，他未與妻子商量便向他人借債3萬元，資助他的一個朋友出國，已還債2萬元，尚欠1萬元。后來，李某多次參與賭博，經常深夜不歸，對母女生活極少關心，也不負擔家庭開支。王某工資微薄，為維持母女生活，已借債2千元。夫妻關系日趨冷淡，雖經多次規勸，李某仍我行我素。無奈，2004年12月王某向法院起訴離婚，要求解決住房和女兒撫養費問題，并提出2千元債務由雙方清償。李某表示堅決不離婚，如法院一定判決離婚，他也不能負擔女兒撫養費；尚欠1萬元借款由雙方清償，女方應無條件搬出目前住房。就住房問題，法院審理查明，在2000年李某原單位住房改革時，已用兩人存款以市場價購買了此房，房屋產權證書上登記的所有權人是李某。根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在男方堅持不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可否判決離婚？（2）離婚后，李某對女兒是否有撫養教育義務？（3）現住房是否屬于夫妻共同財產？（4）本案兩筆債務應如何定性與償還？

君與陸艷于1980年結婚，1982年生育一子程大偉。夫婦兩人感情一直不好，但為了兒子始終未提出離婚。2000年陸艷因身體原因辭去工作在家靜養。2001年3月陸艷患重病臥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一直靠兒子程大偉照顧。2003年程大偉大學二年級時需交納學費5000元，母親陸艷無能力承擔，其父程君拒絕承擔此費用。無奈，陸艷、程大偉將程君告上法庭，請求其支付程大偉大學學費5000元及陸艷的扶養費。依據有關法律及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支付程大偉5000元學費的訴訟請求法院應否支持？（2）支付陸艷扶養費的訴訟請求法院應否支持？

35．李強是李雪峰夫婦的獨生子，成年后與王艷結婚，育有一子李大海。由于李強夫婦工作較忙，李大海由祖父母撫養長大，與祖父母感情深厚，工作后按月給祖父母生活費。2001年12月李雪峰妻子病逝，半年后李雪峰再婚。此事引起李強的極大不滿，與其父爭吵后,雙方簽署了脫離父子關系的協議,從此李強與其父不再來往。2003年2月,李雪峰患重病臥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其再婚妻子因年事已高無法照顧。李雪峰要求李強盡贍養義務遭拒絕，李強要求李大海對其祖父盡贍養義務。依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雙方簽署的斷絕父子關系的協議是否有效？（2）李強對其父是否有贍養義務？（3）李大海在何種情況下對其祖父有贍養義務？

李衛、男，趙玲、女，1999年10月經人介紹相識。2001年8月在雙方父母的操辦下舉行了婚禮，但未辦理結婚登記。李衛當時21周歲，趙玲20周歲。婚后時間不長，雙方因生活瑣事產生矛盾，進而矛盾激化。2004年6月，李衛以結婚時自己未達到法定婚齡為由請求法院宣告其婚姻關系無效。依據有關法律及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李衛能否主張婚姻無效？（2）法院如何處理？

李志剛與吳淑華于2001年1月登記結婚，雙方均系老年人再婚，婚后二人居住在李志剛2000年12月購買的商品房內。2001年10月李志剛的兒子因病去世，留有遺囑，指定將N市“丁香園”內住房一套留給父親。該房價值人民幣20萬元。婚后李志剛勸吳淑華辭去工作安度晚年，吳淑華考慮到自己身體不太好，遂辭去工作。李志剛每日早出晚歸，忙于做生意，吳淑華認為李志剛對自己漠不關心，加之其定居國外的女兒請她前去同住，遂于2003年9月向法院起訴離婚。她訴稱雙方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感情不穩定，現感情已破裂，要求離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財產。她認為其與李志剛婚后共同居住的房屋和“丁香園”的住房均為夫妻共同財產；她還提出要求李志剛給予2萬元的經濟幫助，因為是李志剛勸其辭去工作，致使其沒有生活來源。李志剛同意離婚，但不愿給予經濟幫助。在離婚訴訟期間，吳淑華的父親去世，留有價值10萬元的古畫一幅，但未留下遺囑，吳淑華是其唯一的法定繼承人。根據本案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二人婚后共同居住的房屋能否作為共同財產分割?(2)“丁香園”內的住宅能否作為共同財產分割?3)吳淑華繼承的古畫是吳的個人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4)對吳淑華提出的要李志剛給予經濟幫助的請求，人民法院是否應予支持? 宋男幼年喪父，隨母改嫁到離老家很遠的地方，與家鄉親友斷絕了往來。宋男在大學期間結識了同班同學王女，雙方關系密切，決定畢業后結婚。畢業前，宋男攜其母去王女家拜訪，對未來的女婿和兒媳，雙方父母均表示滿意。但在交談中，得知宋男的祖母與王女的媽媽是同胞姐妹后，雙方的父母均不同意此親事，認為輩份不對且為很近的親屬。但宋男王女感情甚篤，堅持要求結婚。依據有關法律、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宋男、王女是何親屬關系？ 2）婚姻登記機關應否給宋男、王女登記？

王軍與李萍于1995年結婚，兩人結婚用房是王軍在1993年為結婚購置的，現價值20萬元。王軍與李萍婚后一直與王軍祖父母住在一起。1996年生育一女孩也由祖父母代為照顧。2002年王軍的父親去世，王軍繼承了1萬元的遺產。2003年李萍的父親去世，李萍繼承了一批字畫，估價10萬元。王軍平時愛好寫作，出版了一部小說，稿酬6000元，全部用于購買了專業書籍。2000年結婚五周年紀念日，兩個用存款購買一枚價值5000元的鉆戒，一直由李萍戴著。2003年元旦同學聚會，李萍遇到了初戀情人劉賓，劉賓已是南方某建筑工程公司的總經理，兩人相見，舊情萌發，李萍為了與劉賓遠走高飛，辭去了工作，并向法院起訴離婚。王軍同意離婚，但雙方對孩子的撫養權、財產分割等問題不能達成協議。根據本案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1）案例中的各項財產，應如何處理？2）子女的撫養權如何處理？

王大可，男，趙小穎，女，于1995年2月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舉行隆重的結婚典禮后開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周圍群眾也認為他們是夫妻。一個月后，趙小穎提出補辦結婚登記手續被王大可借故推拖。1996年8月，趙小穎生一女孩后再次催促王大可辦理結婚登記，王大可又借故推拖，遂引起趙小穎懷疑。趙小穎通過多方了解證實，王大可在家鄉已有妻子、兒子，于是，趙小穎于1997年2月向法院訴請離婚。根據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①王大可、趙小穎的婚姻是否有效？②所生子女是否為婚生子女？

王光夫婦婚后多年未育，后經合法收養手續，收養了李林夫婦5歲的兒子為養子，取名王小濤。由于王光夫婦的溺愛，王小濤從小性情暴躁，經常與小朋友打架，成年后性情未改，對養父母態度十分惡劣，非打即罵，王光夫婦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在親友多次調解無效的情況下，王光夫婦提出解除收養關系，王小濤同意解除收養關系，但不愿作任何補償。王光夫婦無奈，遂訴至法院。李林夫婦此時年老體衰，聞聽此事后找到王小濤，要求在其解除收養關系后贍養自己。依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①王光夫婦與王小濤的收養關系可否解除？②如果解除收養關系，王小濤對王光夫婦應否補償相關費用？③如果解除收養關系，王小濤對李林夫婦是否有贍養義務？

1993年王濤10歲時其父去世，其母無力撫養，經登記程序被黃強收養。2004年王濤與養父黃強關系惡化無法共同生活，經雙方協商，協議解除收養關系。2005年王濤結婚并開始搞個體經營，生意紅火，生活富裕。王濤母親在王濤解除收養關系后多次要求恢復與王濤的母子關系，王濤一直不同意。2007年王濤生日當天因飲酒過多，發生車禍死亡。其母要求繼承王濤的遺產遭到王濤妻子拒絕。根據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①王濤與生母的母子關系因王濤的不同意能否恢復?②其母可否繼承王濤遺產? 劉歌(男)與王萍(女)通過自由戀愛于1993年登記結婚，婚后雙方感情尚好，同年底生育一女，自2000年夏天起，因生活瑣事，兩人經常爭吵，夫妻關系開始緊張，同年12月，劉歌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與王萍離婚。王萍慮及女兒年幼，且雙方婚姻基礎較好，希望丈夫能回心轉意，故而堅決不同意離婚。據此，法院判決不準離婚。但此后雙方關系并未改善，經常爭吵不休。2002年4月起，劉歌住到其舅父處，不再回家，每月工資也不再交給妻子，王萍靠自己微薄收入維持母女兩人生活。2004年6月，劉歌再次向法院起訴，堅持要求離婚。而王萍認為雙方有和好之可能，因此仍不同意離婚，經法院多次調解，雙方仍各執己見。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查明，王萍目前所住房屋系劉歌在婚前購買的商品房。劉歌提出：離婚后王萍應該搬出該房遷至其父母家居住，由他本人回家居住；女兒劉小莉由他撫養。但王萍不同意劉歌提出的兩項主張，堅決要求與女兒共同生活，對上述問題，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在夫妻分居期間，劉歌曾向他人借債3萬元，資助他的表弟出國自費留學；王萍向其親友借債1萬元，用于女兒生病住院費用，以上情況經查屬實。試就本案情節，依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①在被告堅持不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可否判決雙方離婚?②如判決雙方離婚，所生女兒由何方撫養為宜?③劉歌婚前購買的房屋，離婚時如何處理?④男女各方所借之債如何定性與清償？

王飛、高云夫婦二人均已年過四十且無子女，便決定收養一個孩子。夫婦二人從社會福利院領回一個3歲男孩，取名王小平，并在當地民政部門辦理了收養手續。后來，王小平結婚生子，王飛、高云夫婦年事已高，且無生活來源。此時，李某登門，聲稱自己是王小平的生母，當年因無力撫養而遺棄了王小平，現在十分后悔，要求與王小平恢復母子關系。經親子鑒定及其他相關證據證實，李某確系王小平的生母。王飛、高云夫婦不同意李某與王小平恢復母子關系，李某遂訴至法院請求解除王小平與王飛、高云夫婦的收養關系。根據案情，請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1)李某是否有權提出解除收養關系之訴?(2)經過這場**，王小平與王飛、高云夫婦關系惡化，王小平也想解除收養關系，他是否有權提起訴訟?(3)王飛、高云夫婦的利益應如何保護? 張某(男)和李某(女)于2003年經人介紹戀愛結婚。結婚前張某的父母購房一套給二人居住，房屋權屬證書所有權人登記為張某；結婚后不久李某的父母贈與二人一套家用電器。二人婚后第二年生一男孩。2006年初，張某與其女同學田某來往頻繁，被李某發現斥責后，張某索性在外租房和田某共同居住，很少回家。張某的工資主要用于維持其和田某在一起的開銷，很少給李某和孩子生活費用，李某獨自撫養孩子，生活困難，借外債5000元用于日常生活。2007年初，張某因交通事故受傷，獲得醫療費等賠償共計2萬元；張某痊愈出院后繼續與田某同居。2008年3月，李某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與張某離婚并撫養孩子。張某不同意離婚。請根據上述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1)本案應否判決離婚?(2)如法院判決準許離婚，如何確定張某、李某二人父母贈與的房屋、電器及張某受傷所獲賠償金的歸屬?(3)如法院判決準許離婚，本案中李某所借外債應如何定性與償還?(4)根據本案情況，如李某在離婚訴訟時要求損害賠償，能否獲得支持? 徐艷的父親于2001年底去世，留有遺產8萬元，徐艷因與其兄在繼承問題上發生爭執，故遺產一直未分割。2002年3月徐艷與王強登記結婚，同年8月徐艷取得其父遺產4萬元。王強在婚前購買轎車一輛供家中使用。2004年因王強賭博且屢教不改，夫妻關系惡化，難以共同生活。2004年底徐艷向人民法院訴請離婚，王強同意離婚，但在財產分割上存在分歧。就此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1）王強可否分割徐艷繼承其父遺產4萬元？2）徐艷可否分割王強購買的轎車？

王平與盧穎于2003年舉行隆重的婚禮（未進行結婚登記）后同居生活。當時王平、盧穎均為18周歲。2004年盧穎生育一女孩后兩人關系緊張，爭吵加劇，后發展到分居生活。2004年底盧穎向當地法院訴請離婚，而王平同時向該法院申請宣告婚姻無效，后王平反悔欲撤回申請宣告婚姻無效之訴。根據上述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1）王平與盧穎的婚姻是否為無效婚姻？2）王平欲撤回申請宣告婚姻無效之訴，法院應否準許？3）法院就同一婚姻關系分別受理了離婚之訴和申請宣告婚姻無效之訴，應以何順序予以審理？4）如果一審法院宣告婚姻無效，當事人可否上訴？

王莉娜與張學斌自由戀愛，并按當地風俗舉行了訂婚儀式。王莉娜的母親李玉芝以張學斌經常賭博為由反對二人戀愛，并介紹本單位男青年劉軍與王莉娜相識，并確立了戀愛關系。王莉娜在與劉軍戀愛后曾口頭通知張學斌解除婚約。半年后，當王莉娜與劉軍向婚姻登記機關提出結婚登記申請時，張學斌向當地人民法院起訴，提出以下請求：(1)自己與王莉娜訂婚在先，王莉娜單方解除婚約無效，已形成的未婚夫妻關系應予保護；(2)訂婚時，按當地風俗曾給王莉娜金項鏈一條、鉆戒一枚作為彩禮，應予返還；(3)李玉芝有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應予懲罰。根據本案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1)王莉娜與張學斌的婚約是否應予保護?(2)王莉娜接受張學斌的彩禮是否應予返還?(3)李玉芝的行為是否構成干涉婚姻自由? 楊某(男)與馬某(女)于1990年登記結婚。后因感情惡化，于2001年11月經協商，雙方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了離婚登記，并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了分割。2005年12月3日，馬某得知，楊某曾于2001年8月以10萬元購買一套房屋，在辦理離婚手續時并沒有告知馬某，致使這一本屬夫妻共同財產的房屋為楊某獨自占有，因而于2006年1月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重新分割這部分財產。楊某辯稱：當初離婚時，雙方已經就夫妻共同財產進行了分割，現在已經四年多，訴訟時效已過，馬某再來請求分割財產，沒有法律依據。

根據本案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1)馬某能否請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財產?(2)本案中，馬某請求權的訴訟時效從何時起算?是否已超過訴訟時效?(3)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處理這一案件?

第三篇：婚姻家庭法案例分析

婚姻家庭法律規范案例：

案例一：離婚后財產問題及子女撫養問題的處理

王軍與李萍于1995年結婚，兩人結婚用房是王軍在1993年為結婚購置的，現價值20萬元。王軍與李萍婚后一直與王軍祖父母住在一起。1996年生育一女孩也由祖父母代為照顧。2002年王軍的父親去世，王軍繼承了1萬元的遺產。2003年李萍的父親去世，李萍繼承了一批字畫，估價10萬元。王軍平時愛好寫作，出版了一部小說，稿酬6000元，全部用于購買了專業書籍。2000年結婚五周年紀念日，兩個用存款購買一枚價值5000元的鉆戒，一直由李萍戴著。2003年元旦同學聚會，李萍遇到了初戀情人劉賓，劉賓已是南方某建筑工程公司的總經理，兩人相見，舊情萌發，李萍為了與劉賓遠走高飛，辭去了工作，并向法院起訴離婚。王軍同意離婚，但雙方對孩子的撫養權、財產分割等問題不能達成協議。

問題1：案例中的各項財產，應如何處理？ ①二人現住房為王軍1993年為結婚購置的，屬于王軍的婚前個人財產；

②我國《婚姻法》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但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除外。本案中王軍、李萍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各自繼承的遺產未作只歸一方所有的說明，故依法應屬夫妻共同財產，離婚時應依法均分；

③李萍配戴的戒指是用夫妻共同財產所購買，因此也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離婚時應由李萍給王軍一半的補償；

④王軍出書的收入屬知識產權的收益，依法應視為夫妻共同財產，雖然此款已用于購買了書籍，且為王軍一人使用，但因數額較大，離婚時應由王軍給李萍一半的補償.問題2：子女的撫養權如何處理： 關于孩子的撫養權問題，依據我國法律規定，應遵循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長的原則，并參考其他因素。本案中，王軍與李萍的經濟條件基本相同，這時應考慮孩子與祖父母長期共同生活的事實，改變生活環境對子女的健康成長不利，所以，離婚時孩子可以由王軍撫養，李萍支付一半的撫養費；法院應明確規定離婚時不撫養子女一方的探視時間、方式等，以保障其探視權的實現。

案例二：領養方面繼承權的問題

1993年王濤10歲時其父去世，其母無力撫養，經登記程序被黃強收養。2004年王濤與養父黃強關系惡化無法共同生活，經雙方協商，協議解除收養關系。2005年王濤結婚并開始搞個體經營，生意紅火，生活富裕。王濤母親在王濤解除收養關系后多次要求恢復與王濤的母子關系，王濤一直不同意。2007年王濤生日當天因飲酒過多，發生車禍死亡。其母要求繼承王濤的遺產遭到王濤妻子拒絕。

問題1： 王濤與生母的母子關系因王濤的不同意能否恢復？ 不能恢復。收養關系解除后未成年養子女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屬的權義關系自行恢復，但成年養子女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屬間的權義關系是否恢復，可以協商確定。由此可見，成年養子女與生 父母只要沒有都同意恢復親子關系，則不能恢復；

問題2： 其母可否繼承王濤遺產？ 不可以。王濤與其母沒有恢復母子關系，即不享有法律上關于父母與子女間的繼承權。

案例三：關于離婚后孩子撫養的問題

張某（男）和李某（女）于2003年經人介紹戀愛結婚。結婚前張某的父母購房一套給二人居住，房屋權屬證書所有權人登記為張某；結婚后不久李某的父母贈與二人一套家用電器。二人婚后第二年生一男孩。2006年初，張某與其女同學田某來往頻繁，被李某發現斥責后，張某索性在外租房和田某共同居住，很少回家。張某的工資主要用于維持其和田某在一起的開銷，很少給李某和孩子生活費用，李某獨自撫養孩子，生活困難，借外債5000元用于日常生活。2007年初，張某因交通事故受傷，獲得醫療費等賠償共計2萬元；張某痊愈出院后繼續與田某同居。2008年3月，李某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與張某離婚并撫養孩子。張某不同意離婚。請根據上述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說明理由。

問題1： 本案應否判決離婚? 本案應判決離婚。因為張某已經與他人同居，符合判定離婚的理由的例示性規定。

問題2：如法院判決準許離婚，如何確定張某、李某二人父母贈與的房屋、電器及張某受傷所獲賠償金的歸屬? 張某父母在婚前贈與的房屋屬于張某個人財產；李某父母贈與的家電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張某受傷所得的賠償金屬于張某個人財產。

問題3：如法院判決準許離婚，本案中李某所借外債應如何定性與償還? 李某所借的外債應屬于共同債務，應由夫妻雙方共同償還。

案例四：近親結婚引發的問題

小李與小劉是表兄妹，二人從小關系密切。長大以后，更是情投意合。他們不顧雙方父母的強烈反對，堅決要求離婚。2001年7月，小李大學畢業后去南方某地工作，同年10月，小劉也去該地。他們向婚姻登記機關隱瞞了真實的親屬關系，領取了結婚證。2002年春節，二人向親友宣布他們已登記結婚。雙方父母認為后果嚴重，非常著急，遂找律師咨詢。律師告訴他們可以依法申請宣告二人婚姻無效。另外，小李和小劉結婚后有2萬元存款。問題1：律師的說法是否正確？為什么？ 律師的看法正確，因為現行《婚姻法》第10條第2項規定，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婚姻無效。該法第7條規定，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禁止結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7條第2項規定，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主體，包括婚姻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以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為由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利害關系人為當事人的近親屬。

問題2：2萬元存款如何分割？ 財產的分割由當事人協議處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存款2萬元可視為共同共有平均分配。

班級：旅英3111 作業者：潘鋒 26號 張恒 28號

第四篇：婚姻家庭法案例分析匯總及答案

案例分析

婚 約

【婚約案情】

原告：高志雄，男，２４歲，住臺灣省臺北縣板橋市。原告：高月子，女，５１歲，系高志雄姑姑，住臺灣省臺北縣新店市。被告：翁美桃，女，１９歲，住福建省漳浦縣。被告：翁明月，男，４５歲，系翁美桃之父，住同上。

原告高志雄、高月子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期間從臺灣省來到福建省漳浦縣探親。經他人介紹，高志雄與翁美桃于同月２０日訂婚，由高月子（高月子受高志雄父母委托全權辦理高志雄訂婚事宜）代表高志雄、翁明月代表翁美桃簽訂了《婚約合約書》。高志雄、高月子付給翁美桃、翁明月新臺幣６２０００元（折合人民幣２萬元），金項鏈一條、金手鐲一對、金耳環一對、金戒指兩枚，金首飾共重七兩一錢二分。隨后，高志雄、高月子返回臺灣。

１９９５年７月，高志雄再次來到福建省漳浦縣，向翁美桃提出了辦理結婚登記的要求。因翁美桃未達法定結婚年齡，未辦成結婚登記，雙方發生糾紛。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６日，高志雄、高月子向福建省漳浦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法解除高志雄與翁美桃的婚約關系，判令翁美桃、翁明月返還收受的２萬元人民幣和金首飾等物，并賠償原告一方從臺灣至廈門的往返路費機票損失１６２１８元人民幣。

翁美桃、翁明月答辯稱：原告高志雄并無真意要解除婚約關系，因為他與翁美桃已同居２０多天，原告也就無權要求返還財物。原告高月子不是訟爭財物的所有權人，無權作為原告起訴。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審判】

漳浦縣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翁美桃、翁明月收受財物后，支付給介紹人介紹費新臺幣１３０００元（審理中已責令收回），借給高月子新臺幣１萬元，余款經高志雄、高月子同意，用于了購置結婚用具及操辦酒席的開支。

漳浦縣人民法院認為：高志雄與翁美桃訂立的婚約不受法律保護。原告贈與被告財物，是一種附條件的民事行為。現所附條件（結婚）未成就，贈與行為尚未生效，原告要求被告返還財物有理，應酌情返還。但原告要求被告賠償來大陸辦理結婚登記往返的機票損失，于法不合，不予支持，應予駁回。被告的辯解缺乏事實根據，不予采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二條、第九十二條之規定，該院于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１日判決如下：

一、兩被告應返還兩原告新臺幣１３０００元（折合人民幣４１９３元）及金項鏈一條、金手鐲一對、金耳環一對、金戒指二枚（共重七兩一錢二分），限本判決生效之日履行。

二、駁回兩原告要求兩被告賠償機票損失的訴訟請求。宣判后，當事人雙方均未上訴。判決生效后被告方自動履行了返還義務。

【評析】

本案是一起因解除婚約引起的要求返還財禮的涉臺民事案件。如何正確處理好此類案件，公平保護大陸和臺灣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維護兩岸人民正常交往，促進祖國統一大業，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婚約，指婚姻預約，即男女雙方以今后締結婚姻為目的所作出的一種一致意思表示。與臺灣地區民法對婚約關系予以保護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精神，是不承認婚約對訂婚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男女雙方結婚，完全以他們在結婚登記時所表示的意愿為依據。當然，男女雙方自行訂立婚約，法律也不禁止，只是不承認其法律效力罷了。所以，婚約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不產生權利義務關系。

但對婚約關系不予法律保護，不等于對雙方當事人之間所發生的糾紛不予處理。男女雙方在訂立婚約時及此后，一方給予另一方的財物，在婚約解除時就會產生是否返還的糾紛，此糾紛法院應予以處理。在審判實踐中，對這種婚約期間男女互贈的財物，在婚約解除后應否返還，分歧較大。一種意見認為，婚約期間男女互贈的財物，與民法上的一般贈與關系一樣，具有無償性和實踐性，不能要求返還。另一種意見認為，這種贈與是有條件的，是以結婚為目的的贈與，結婚目的未達到，則應予返還。本案判決采納的就是后一種意見。

婚約期間男女相互贈與一些財物，價值有大有小，有的確是出于內心自愿而主動贈送，有的則是在婚約這一特定社會關系中有條件作出的贈與，不能都返還，也不能都不返還，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酌情處理。就本案而言，原告給予被告金錢和貴重首飾，形式是贈與，但實質是迫于社會習慣，為達結婚目的而作出的有條件的贈與，是一種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在所附條件成就時生效。本案所附條件（結婚）并未成就，因此，贈與行為尚未生效，在解除婚約的同時，應酌情返還為好。本案被告收受的財物，其現金部分，有的經原告同意購置結婚用品和操辦酒席用掉，有的又借回給原告，現僅存從介紹人手中追回的介紹費和收受的金首飾，因此，法院判決被告將上述尚存錢款和金首飾返還原告，是合情合理的。而對原告來辦理結婚登記的往返機票費用，這是其往返大陸的必要費用，是純粹為自己利益支出的費用；結婚登記不成是因翁美桃未達法定結婚年齡，而非其欺騙，法律上的障礙不能歸罪于當事人。所以，原告要求被告賠償其機票費用損失，沒有法律依據，法院駁回其這一訴訟請求，是正確的。

本案還有一個問題，即高月子的原告主體資格是否具備的問題。因高月子是受高志雄父母委托到大陸全權辦理高志雄訂婚事宜的主持人，贈與的財物是其占有和直接經手，又是訂立婚約的代表人，其往返大陸也支出了機票費用，因此，她在本案中是有實體權利的，可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返還財物和賠償損失的訴訟。

責任編輯按：一般來說，在訂婚時及訂婚后，一方收受另一方數額效大的財物的，往往具有借婚姻索取財物的性質。按我國《婚姻法》第三條第一款的規定，這是法律所禁止的行為，收受的一方是應當予以返還的。即使男女雙方已經結婚，在離婚時，如結婚時間不長，也是要酌情返還的（見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３日法發〔１９９３〕３２號《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１９條第１款）。所以，訂婚后因故未結婚，一方要求另一方返還收受的財物的，讓收受一方酌情返還，應是有法律依據的，這樣處理也是合理的。

但是，對于在婚前一方給予對方財物，我國大陸學者及其審判實踐中，往往把這種行為看作是一種自愿贈與的行為（包括前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文件第１９條第２款也是這種意見：“對取得財物的性質是索取還是贈與難以認定的，可按贈與處理。”）。在這種認識的支配下，對于數額不大的，往往就按贈與已為對方實際接受，贈與已經生效，不予返還處理。這種意見是有一定道理和社會基礎的。而在臺灣方面，則往往把它作為一種附條件的贈與行為（無須明示）看待，即一方給予另一方財物，是以將來能夠結婚為條件的，將來如不能結婚，則所附條件就未成就，收受財物一方就應酌情返還。這種意見也是有一定道理和社會基礎的。比較而言，后一種認識更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減少借婚姻索取或騙取財物現象的發生，緩和矛盾，保持社會的穩定是有積極意義的，更能體現法律平衡各方利益的功能。從此意義上，本案的處理是有借鑒意義的。

結婚條件1【結婚條件1案情】林X(男)25歲，一九六二年剛滿1歲時，因父親去世，母親與外鄉的林平X結婚，他便隨母親與繼父一起生活，改名林X。二十多年來與老家的親友斷絕了往來。一九七九年，林X考入縣高中，與同班女同學陳X關系較好，高中畢業后，二人確立了戀愛關系，雙方父母也積極支持。一九八五年，陳同其父母到林家作客，聊起家常，方知林的母親與陳的祖母是同胞姐妹，林與陳的父親是姨表兄弟，林與陳是表叔與表侄女關系。二人能否結婚，雙方家長都認為不同輩份不能結婚。

問：請你想想他們能否結婚?是否屬于婚姻法所規定的代以內的親屬? 【答案與分析】

①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是指同源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旁系血親，無論輩份是否相同。計算旁系血親代數的方法是從兩個旁系親屬分別往上數至雙方同源血親，其本身為一代，如果兩邊數目相等，則任何一邊的數目即為他們的代數，如果兩邊數目不等，則以大的數目為其代數。

案中林X與陳X，從林X往上數至雙方同源的血親即林 X的外祖父母，為三代，從陳X往上數至雙方同源血親即陳 X的外曾祖父母，為四代，所以林X與陳X是同源四代以內的旁系血親。

②林X與陳X不屬于婚姻法所規定的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因而可以結婚；

③輩份不同并不影響林X與陳X結婚，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那么法律就不干預輩份不同的人結婚。結婚條件2 【結婚條件2案情】

金珊珊和張青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多年共事中，兩人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金曾多次向張表白自己的感情，但均被張拒絕。后來有一次金對張說：“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感情，我就終身不嫁。”張無奈說出實情，其從小就有性功能方面的疾病。金經過考慮，仍堅持與張結婚；張也很愛金，便答應與金結婚。在辦理結婚登記時，登記人員根據體檢證明，對他們進行了認真的勸說，但二人仍堅持要求結婚。

問：登記人員是否應為二人辦理結婚登記? 【答案與分析】

應該。我國《婚姻法》第7條第二款規定：“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結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嬰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等法規的解釋，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1、正處于發病期間的精神分裂癥、躁狂抑郁癥患者；

2、性病患者未治愈；

3、重度智力低下；

4、正處于發病期間的法定傳染病。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正案，都取消了1950年婚姻法中“禁止有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者結婚”。所以二人結婚不在法律禁止之列，婚姻登記機關應準予他們辦理結婚登記。事實婚姻1

【事實婚姻案情】 趙X（男）和李X（女）是N市技工學校畢業的同班同學，讀書期間建立了戀愛關系，并于一九六五年畢業，一同赴邊疆工作。文革開始后，因趙X 和李X在政治上分歧很大，雙方終止了戀愛關系。

一九七二年，李X經人介紹與N市中學教師王X結了婚，雖然兩地分居，但你來我往，夫妻關系較融洽。一九七五年，趙X 和李X同路回N市探親，趙得知李正愁于夫妻分居，無法調回N市，便勸李與丈夫王離婚，與他重歸于好，并一同努力調回N市附近的S市工作，以便回N市方便。李X調回N市心切，聽信了趙的一番勸言，回到家里便向丈夫提出離婚，丈夫不同意，她就故意制造夫妻感情破裂的事實，并拒不回家，公開住在趙X家里，迫使丈夫起訴離婚，于一九七六調解離婚。

李X離婚后，與趙X在邊疆的工廠里以戀愛關系公開往來，經常同居，李兩次做人工流產手術，李催趙盡快辦理結婚手續，趙以雙職工一起調動不方便為由進行推托。一九八一年趙接到了調往S市的調令，臨行前李要求去登記，趙又推托說要趕去報到，讓李自己去辦結婚證。

趙走后，李在單位開了雙方的結婚證明去登記，登記人員問起男方為何不親自來時，李說趙公務出差，等她前去舉行儀式。登記員看他們是一個單位的，又有組織證明，便發給了結婚證。

李寫信給趙，告之已領結婚證，趙卻寫信說不承認他倆已結婚，十年前就終止了戀愛關系。這使李受到很大打擊，不得已向法院起訴，法院中一部分人認為：趙插足李的家庭，使之夫妻關系破裂，后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里，雙方一直同居，形成事實婚姻關系，因此，李補辦結婚登記應視為有效，雙方發生糾紛應按離婚處理。也有人認為趙X與李X的婚姻關系無效。

問：你認為哪種認定對呢?依據是什么? 【答案與分析】

①趙與李的關系不屬于事實婚姻關系。二人以戀愛關系相待，明確在趙調動后再結婚。雖多次發生關系，李還做過人工流產，但仍是一種不正當的婚前性行為，他們未組成公開的家庭，不以夫妻名義，群眾也認為他們是戀愛關系。

②結婚登記是確定夫妻關系的法律行為，這種行為有很強的人身屬性，必須雙方當事人親自履行，不得委托一方或他人代理，這是法律所要求的。一方當事人不到場，登記機關不應辦理登記。案中登記機關未嚴格審查而發給結婚證的行為是違法的，登記無效。

③案中趙插足他人家庭，與李同居長達六年，后又將李拋棄，道德敗壞，應受譴責和必要的處分。李對待婚姻的態度不夠慎重，應對這個不幸的結局承擔一部分責任。

總之，法院不保護李與趙的所謂夫妻關系。無效婚姻1

【無效婚姻1案情】

黃XX(女)與李X(男)系中學同學，后又一起回鄉參加生產。黃XX和李X在勞動中產生了愛情。黃向父提出要和李結婚。黃的父母則提出，黃的大哥已三十多歲，未結婚，而李X有一妹，雙方換親，黃才能與李結婚。李父親、母親為了兒子的婚事，答應與黃家換親。但李妹年十八，與黃兄年齡相差太大，經雙方商議，又找到王家，王有一女(25歲)一男(22歲)，讓王家把女兒嫁給黃兄，而李妹則嫁給王家的兒子，三家轉換。王家女兒因年紀較大，求婚心切，勉強同意換親。李妹因年幼無知，加上父母說合，為了成全哥哥，同意換親。三家父母為三對兒女訂了婚，并約定同時去登記。登記時，黃與李領了結婚證，黃兄與王女也領了結婚證。而李妹因不到法定婚齡，沒領到結婚證。王家父母見女兒已嫁出，而兒子的婚事未成，就找到李家把李妹搶回來，因此造成糾紛。李家要求王家把女兒送回，而王家女兒因黃兄癡呆而要求離婚。黃家父母見王家女兒提出離婚，也讓女兒提出與李X離婚，但女兒不同意。三家父母堅持“要結全結，要離全離”。

問：這三對青年的婚姻糾紛應如何處理？為什么？ 【答案與分析】

此案件中的三對當事人的婚姻糾紛，都是因轉親引起的，原則上講，法律不保護轉親、換親的效力，但是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于符合婚姻自由原則，符合結婚條件的，亦可加以保護。

案中的黃XX與李X，是自由戀愛，自愿結為夫妻，他們具備了結婚的條件，又履行了法定的結婚程序，他們的婚姻是合法的，應予保護。黃XX的父母讓女兒提出與李X離婚，是干涉他們的婚姻自由，應予以駁回。

黃兄與王女雖然履行了結婚登記手續，形成了婚姻關系．但是，他們的婚姻基本上是包辦的，而且事先黃家隱瞞了黃兄的病情。實際上違反了婚姻法規定的結婚條件。屬于婚姻法規定的無效婚姻，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宣告婚姻無效。

李妹和王子雖然訂了婚，但是我國婚姻法不承認訂婚的效力。王家父母強行將李妹帶回家中，是一種侵犯人權、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倘若造成嚴重后果，是要負法律責任的。王家應立即將李妹送回。李妹未達法定婚齡，目前不能結婚，但她與王子今后的關系，要由他們自己作主，是待李妹達到結婚年齡后成婚，還是就此分手，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預。

在處理轉親、換親案件時，切不可“要離都離”、“要好都好”，而應遵循婚姻自由原則，嚴格審查是否符合結婚條件，并從實際出發，分別情況加以對待。解除收養關系1

【解除收養關系1案情】

劉磊是中學教師張X(男)與女工陳X的非婚生兒子。九六三年三月，張X不愿認領這個孩子，將他遺棄，孩子生母撫養，取名陳磊。同年四月，陳X與他人結婚，其夫不愿撫養，陳X便將兒子送給工人劉X和李X夫婦收養，改為劉磊，辦理了戶口遷移手續。從此，陳X(孩子的生母)，與劉家夫婦未發生聯系。劉磊一直深信劉氏夫婦是自己親生父母。' 劉氏夫婦收養劉磊后視為親生兒子，百般疼愛，并將他撫養大，一九八一年劉X因病去世，因為劉的妻子即劉磊的養母是家庭婦女，母子二人無生活來源，劉磊被安排在養父的工廠工作。

一九八三年，劉磊上業余高中班，班主任張X發現這個學生長得很象自己，不少師生也認為他倆很象，張X從年齡推算，懷疑劉磊就是自己二十年前遺棄的與陳X的非婚生兒子。因為劉磊聰明伶俐，便產生了想認兒子的欲念。后經多方調查，證實了劉磊就是他的親生兒子。

劉磊得知真相后，就要求與養母解除收養關系，并制造與養母生活有矛盾的事實，養母堅決不同意解除收養關系，劉磊便訴至法院。法院受理后，查明了上述情況，對劉磊進行了批評教育，但對于是否應準予解除收養關系，形成兩種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劉磊的行為極不道德，解除收養關系后，其養母無生活來源，又無人照顧，不利于保護老人的合法權益，因此主張判決不準解除收養關系。

另一種意見認為，劉磊雖不道德，但堅決要求解除收養關系，如不解除，會繼續不管養母的生活，使老人受遺棄。因此，主張判決解除收養關系，由劉磊負責養母的生活費用。

問：你同意哪種意見，為什么? 【答案與分析】

①應解除劉磊與其養母之間的收養關系，因為，收養的目的是為了相互關心、照顧。如果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間矛盾尖銳，不能共同生活，那么勉強維持收養關系是沒有意義的。

②雖然可以解除收養關系，但養子必須對養母盡贍養義務。因為養母年老體弱且無經濟來源，養子為逃避贍養義務而解除收養關系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所以，解除收養后，他還要贍養養母。

③對于劉磊的行為應給予批評。解除收養關系2

【解除收養關系2案情】

原告：王今明，男，５０歲，系石河子市商業局建新商店退休工人。被告：王衛星，男，２０歲，待業青年。

原告王今明的前妻身有殘疾，不能生育，夫妻想收養一子女。經人介紹，王今明和前妻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９日收養了剛出生的被告王衛星。收養后，王今明和前妻共同撫養王衛星，養父母子女關系一直融洽。１９８８年６月，王今明前妻病故。王今明擬再婚，遭到王衛星的反對。經親友勸說，王衛星勉強同意。１９８９年３月，王今明再婚。此后，養父子之間產生隔閡，雙方在新的家庭生活中，常為瑣事發生矛盾。特別是王衛星與繼母相處不睦，時常爭吵，并借故辱罵養父、繼母，傷害了養父子之間的感情。王今明遂于１９９１年５月起訴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石河子市人民法院，要求解除與王衛星的收養關系。經法院調解，王今明撤回了起訴，并希望通過此舉及今后的努力來改善養父子關系。但在這以后，雙方關系不但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以致王今明夫婦從１９９２年２月起租房另過。

為此，王今明于１９９２年３月再次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起訴，以王衛星對他不尊不孝，用污言穢語污辱他的人格，并打罵其繼母，擾亂和破壞了他的晚年生活為理由，要求解除與王衛星的養父子關系。

王衛星辯稱：我由養父收養并撫養成人，但自養母去世，養父再婚后，家庭關系起了變化，養父對我的生活不過問、不關心，我在這個家里得不到溫暖。養父現在是想拋棄我。我現在沒有工作，生活上沒有經濟來源，如解除了養父子關系，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故不同意解除養父子關系。

【審判】

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王今明與王衛星之間的收養關系成立。王今明將王衛星收養并養大成人，盡到了養育子女的義務。王衛星本應盡孝敬父母的義務，但卻在養父再婚后，不尊重、不孝敬養父，經常吵鬧，致使王今明夫婦無法安居生活。養父子關系已經惡化到無法共同生活的程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于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５日判決準予王今明與王衛星解除收養關系。

王衛星對此判決不服，以與養父生活２０年，感情很深，不同意斷絕父子關系，并以解除收養關系后將難以生活為理由，上訴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中級人民法院。王今明同意一審判決。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王今明將王衛星撫養成人，由于雙方間產生矛盾，不能相互理解，以致關系惡化，難以共同生活。雖經調解，養父子關系仍不能改善，再繼續共同生活，對雙方的正常生活確實不利。故原判準予解除收養關系是正確的，應予維持。考慮到王衛星尚無工作，又無住處，王今明可給予王衛星一定數額的生活費，并準許王衛星暫住原處。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第二十六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５日判決如下：

一、維持一審法院的判決；

二、加判王今明給付王衛星生活費２００元，于判決生效后一次付清。

【評析】

本案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通過頒布后受理，并于該法施行后審結的。

一、二審法院適用該法審理本案是正確的。

本案是收養人要求解除與被收養人之間的收養關系，因此，在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時，應當適用有關收養人與被收養人解除收養關系的條文規定。根據該法的有關規定，王今明和王衛星解除收養關系要符合兩個條件：

一是被收養人已經成年。收養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收養人在被收養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養關系”。這樣的規定，是為了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表明，收養人對被收養人提起解除收養關系的訴訟，收養人的訴權是受到限制的，也即收養人在被收養人未成年以前，不得以被收養人為被告而提起解除收養關系的訴訟；它還表明，在此種情況的訴訟中，如果被收養人未成年，法院是不能判決解除收養關系的。本案被收養人王衛星在王今明提起訴訟時（指第二次起訴），已滿十八周歲，屬于成年人，因此，王今明起訴符合這個條件，法院判決也符合這個條件。

二是養父母與養子女的關系已經惡化到無法共同生活的程度。收養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養父母與成年養子女關系惡化、無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協議解除收養關系。不能達成協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這條規定，既是這類糾紛起訴條件的規定，也是法院判決解除收養關系的實體法依據。本案王衛星是已成年的養子，其對養父王今明喪偶后再婚不理解，并因此而和王今明夫婦吵鬧，甚至辱罵王今明夫婦，最終導致王今明夫婦租房另過。這說明養父子關系已經惡化，無法共同生活。特別是在第一次訴訟后，王今明撤回起訴，仍不能使雙方關系改善。這只能證明養父子關系確實惡化，無法再共同生活下去，只有解除收養關系這一條路可走。

基此，一、二審法院認為王今明要求與王衛星解除收養關系，符合法律規定的有關條件，判決解除雙方的收養關系，是正確的。

另外，收養法規定：收養關系解除后，成年養子女對缺乏勞動能力又缺乏生活來源的養父母，有給付生活費的義務，而沒有規定養父母對還沒有工作的成年養子女有給付生活費的義務。本案二審法院加判王今明給付王衛星２００元生活費是否錯誤呢？實際情況是，王衛星雖已成年，但尚未就業，無經濟收入，解除收養關系后，即面臨生活困難的問題。這個實際問題是法院不得不加以考慮的問題。根據這一特殊情況，二審法院在王今明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加判王今明給付王衛星２００元生活費，實際上只是對王衛星所面臨的實際困難的一種幫助，并不是作為一種義務來判決的，這于情、于理、于法都不悖。因此，二審法院的加判并無不當。送養條件

【送養條件案情】

原告：喬萬嶸。被告：王倩。第三人：王森。第三人：楊潮。

喬萬嶸與王倩原系夫妻，于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６日經秦皇島市海港區民政局登記協議離婚，婚生男孩喬夢宇（時年３歲）由王倩撫養，喬萬嶸每月負擔孩子撫養費３０元。１９９２年３月，經朋友介紹，王倩背著喬萬嶸，將喬夢宇送給王森、楊潮夫婦收養，并與收養人簽訂了送、收養協議（未經公證）。３個多月后，喬萬嶸得知此事，于１９９２年７月８日，以王倩不盡撫養義務，擅自將喬夢宇送給他人撫養為理由，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變更子女撫養關系，將喬夢宇判歸自己撫養。王倩不同意喬萬嶸的請求，并表示要將喬夢宇領回自己撫養，但未履行許諾。

【審判】

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王倩未經喬萬嶸同意，將孩子送他人收養，違反《收養法》第十條“生父母送養子女，須雙方共同送養”的規定，送收養關系無效。考慮到王倩未能盡到撫養、教育孩子的責任，由其繼續撫養，對孩子健康成長無益，故對喬萬嶸的請求應予支持。于１９９２年７月３１日判決：

喬萬嶸與王倩婚生男孩喬夢宇由喬萬嶸撫養（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由王倩將孩子交喬萬嶸）。王倩自１９９２年８月起每月負擔孩子撫養費５０元。

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后，喬萬嶸向受訴法院申請執行。因喬夢宇仍在收養人王森、楊潮家生活，王倩與王森、楊潮之間對送收養關系問題未能妥善解決，收養人拒絕交還喬夢宇，致使執行工作未能進行。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８日，原審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對本案提起再審。再審時，將喬夢宇的收養人王森、楊潮列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再審中，喬萬嶸堅持主張變更喬夢宇由自己撫養。王倩辯稱，將喬夢宇送他人收養，對其成長有利；如解除收養關系，所需費用喬萬嶸應負擔一半。王森、楊潮稱：喬夢宇是其母王倩自愿送與我們收養的，我們對孩子很好，彼此間已建立起感情，不同意解除收養關系；如解除收養關系，要求補償孩子生活費９０００元。

原審法院經再審確認：收養關系無效。對此，王倩應負主要責任。王森、楊潮應將孩子交還，以前對孩子的撫養，應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為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喬夢宇由喬萬嶸撫養為宜。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８日作出再審判決：

一、撤銷原一審判決；

二、王倩與王森、楊潮之間子女送收養關系無效，本判決生效后七日內，王森、楊潮將喬夢宇送交喬萬嶸；

三、喬夢宇由喬萬嶸撫養，王倩自１９９３年３月起，每月負擔孩子撫養費５０元，至喬夢宇獨立生活止；

四、王倩給付王森、楊潮子女撫養費３６００元。

王倩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審再審判決正確，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９日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王倩與喬萬嶸離婚后，未經喬萬嶸同意，即將歸她撫養的婚生男孩喬夢宇送他人收養，因此，喬萬嶸與王倩變更子女撫養案的處理結果，必然與收養人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原審審理中，在未將收養人列為第三人的情況下，確認收養關系無效，對收養人無法律效力。所以，造成原一審判決難以執行。

原審法院發現問題后，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對本案予以再審，并將收養人列為本案第三人參加訴訟，經過審理，確認收養關系無效，直接判決其承擔交付孩子的義務，是正確的。養父母子女關系

【養父母子女關系案情】

原告：陳娟，女，１９８６年６月出生。法定代理人：陳立芳，系陳娟外祖母。被告：胡錦生。

胡錦生與陳茂霞原系夫妻關系。１９８６年６月，雙方共同收養一名棄嬰取名胡娟（后改名為陳娟），并一直在陳茂霞母親陳立芳處生活，陳茂霞每月付給一定的撫養費。１９８９年６月，胡錦生與陳茂霞協議離婚，雙方協議陳娟由陳茂霞撫育。同年１２月，陳茂霞與唐權太結婚，陳娟仍在其外祖母處生活，陳茂霞每月付４０元生活費。１９９２年８月，陳茂霞落水身亡。因胡錦生、唐權太均不愿承擔撫育陳娟的義務，陳娟無生活來源，其外祖母陳立芳作為法定代理人于１９９３年２月向江蘇省漣水縣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胡錦生給付撫養費。

【審判】

漣水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胡錦生系原告陳娟養父，有撫養原告的義務。原告養母身亡后，其無生活來源，應由被告胡錦生承擔撫養的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條的規定，該院于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５日作出判決：被告胡錦生每月付給原告陳娟撫養費４０元，至陳娟獨立生活為止。

判決后，胡錦生以其與陳娟之間沒有收養關系，不應承擔撫養義務，陳娟應由唐權太撫養為由上訴，請求二審法院予以改判。

淮陰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胡錦生與陳茂霞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收養陳娟是事實。在胡錦生與陳娟之間形成的收養關系，不因胡錦生與陳茂霞離婚而解除。被上訴人陳娟尚未成年，又無生活來源，要求養父給付撫養費是合法的。唐權太與陳茂霞結婚時間較短，且陳娟一直未與唐權太一起生活，沒有形成有撫育關系的繼父女關系，上訴人要求改判，無法律依據，原審判決正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于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日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１．根據本案事實，一、二審法院認定胡錦生與陳娟之間的收養關系成立，是正確的，胡錦生應承擔撫育陳娟的義務。

陳娟是在胡錦生與陳茂霞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共同收養的，后在雙方協議離婚時，言明陳娟由陳茂霞撫養，因此，在陳茂霞、胡錦生與陳娟之間已形成了收養關系。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自收養關系成立之日起，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婚姻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父母與子女間的關系，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離婚后，子女無論由父方或母方撫養，仍是父母雙方的子女。離婚后，父母對子女仍有撫養和教育的權利和義務。”據此，胡錦生認為與陳茂霞離婚后即解除與陳娟之間的養父女關系，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同時，根據《收養法》第二十五條“收養人在被收養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養關系”的規定，陳娟尚未成年，胡錦生和陳娟之間的收養關系依法也是不應解除的（編者注：遺憾的是，本案一、二審法院均未適用此條規定）。陳娟在養母去世，無生活來源的情況下，起訴要求養父胡錦生承擔撫育義務，應予支持。

一、二審法院判決正確。

２．唐權太與陳娟之間未形成撫育關系，依法不應承擔撫育義務。

唐權太于１９８９年底與陳茂霞結婚，因姻親關系而與陳娟存在繼父關系。但是，唐權太一直未與陳娟共同生活，且與陳茂霞結婚時間較短，陳娟沒有受到唐的撫養教育，雙方之間未形成撫育關系，也就不適用《婚姻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繼父或繼母和受其撫養教育的繼子女間的權利和義務，適用本法對父母子女的有關規定。”因此，唐權太不應承擔撫育陳娟的義務，也就沒有必要將其列為本案的當事人。祖孫關系

【養父母子女關系案情】

原告：王桂香，女，８０歲，住牡丹江市東牡丹街２７號。被告：朱秀英，女，６１歲，住牡丹江市。被告：朱嗣忠，男，６０歲，住牡丹江市。被告：朱秀蘭，女，５５歲，住牡丹江市。被告：朱嗣孝，男，５２歲，住牡丹江市。被告：朱秀珍，女，４８歲，住牡丹江市。被告：朱秀華，女，４６歲，住牡丹江市。被告：朱敏，女，４０歲，住牡丹江市。

被告：朱鳳琴，女，３７歲，住牡丹江市東牡丹街２７號。

原告王桂香與被告朱秀英、朱嗣忠、朱秀蘭，朱嗣孝、朱秀珍、朱秀華、朱敏系母子女關系，與朱鳳琴系祖母孫女關系，朱鳳琴系朱嗣忠之長女。朱鳳琴一周歲時，母親病故，由祖母王桂香撫養成人。原告長女朱秀英無工作，丈夫因公死亡，靠其單位發給的每月３３元生活撫助費維持生活，并和原告生活在一起。原告王桂香因病于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１月兩次住院，由朱秀蘭、朱嗣孝、朱秀珍、朱秀華、朱敏預付了住院費１３４９．４４元。原告出院后在朱敏家居住。因朱嗣忠不付贍養費，其他子女付贍養費不及時，王桂香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訴訟至牡丹江市西安區人民法院，并將孫女朱鳳琴列為被告，要求上列被告給付贍養費。

被告朱鳳琴辯稱，原告共有７名子女，現均健在，并且都有贍養能力，根據婚姻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本人只有在原告人的子女死亡后，才能依法履行贍養義務，原告錯列了被告。

【審判】

牡丹江市西安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贍養老人是中華民族之美德和義務，本案八名被告人享受了老人對其撫養的權利，均應盡贍養的義務，但少數被告人不盡贍養義務，應受法律約束和道德譴責。據此，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３日依據婚姻法第十五條，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判決：

朱秀英（長女）每月付原告贍養費５元，其他被告每月付贍養費２５元；從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份開始，原告１９９１年兩次住院費用，由８名被告每人平均交１６９元，原告今后住院的醫療費用由８名被告均攤。

被告朱鳳琴（原告孫女）不服一審判決，以原答辯理由上訴于牡丹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該院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５日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判決發生法律效力，被告朱鳳琴仍不服，向牡丹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牡丹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原一、二審判決確有錯誤，決定按審判監督程序予以再審。

牡丹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朱鳳琴從小喪母，與原審原告人生活在一起，由朱嗣忠每月供給生活費。朱鳳琴九歲時，父親再婚，仍保障朱鳳琴每月２０元的生活費。原審依據婚姻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判令朱鳳琴對原審原告人承擔贍養義務是不對的。婚姻法第十五條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這一條是指父母與子女的撫養、贍養義務，而不是指祖父母與孫子女的相互撫養、贍養的義務關系。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４年９月８日《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２５條規定：“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對子女已經死亡或子女確無力贍養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贍養的義務”。而本案原告的７名子女，包括朱鳳琴的父親均健在，而且有負擔能力，就不能判令原審被告人朱鳳琴（孫女）承擔贍養義務。據此，牡丹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２月２日再審改判：

朱鳳琴沒有法定的贍養義務，撤銷一、二審對朱鳳琴的判決，原判令朱鳳琴承擔的住院醫藥費及贍養費由原審被告人七名子女共同承擔。

【評析】

正確處理此案的關鍵是祖父母與孫子女間的特定情況下的撫養與贍養的權利義務如何確定的問題。

從本案一、二審認定的事實看，朱鳳琴從小喪母，與祖母王桂香生活在一起，由父親每月供給生活費。其九歲時，父親再婚，仍保障朱鳳琴每月２０元的生活費，直到朱鳳琴成年。王桂香對朱鳳琴盡到了撫養的義務，那么王桂香應不應享受孫女贍養的權利呢？

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４年９月８日《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２４條規定：“根據婚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精神，有負擔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對于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確無能力撫養或父母喪失撫養能力的未成年的孫子女、外孫子女有撫養的義務。”朱鳳琴母親死亡后，王桂香以祖母身份將朱鳳琴撫養長大成人，盡了撫養義務，符合上述法律解釋。按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朱鳳琴應對王桂香盡贍養的義務。但是，如何理解王桂香撫養孫女的問題，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朱鳳琴系寄養在祖母家，因父親每月支付生活費，不應視為撫養，不無道理。如認定撫養的話，也是有償撫養，不符合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讓其盡贍養義務實屬牽強附會。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不能將撫養僅理解為支付撫養費。支付撫養費只是有撫養義務的人所盡的一種經濟上的義務。撫養還應包括對被撫養人生活的實際照顧。

朱鳳琴對王桂香應不應盡贍養義務，關鍵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２５條有了嚴格的界定，即“子女已經死亡或子女確無力贍養”，“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對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贍養的義務。”此條司法解釋從反面說，不管祖父母、外祖父母對孫子女、外孫子女盡沒盡撫養義務，只要其子女健在，并有能力贍養，孫子女、外孫子女都沒有贍養的義務。據此，原一、二審的判決均屬錯誤，再審改判朱鳳琴沒有贍養義務是正確的。繼承糾紛

【繼承糾紛案情】

原告：焦彥平，男，４８歲，住吉林省吉林市豐滿區江南鄉前鋒村三社。被告：焦玉英，女，４３歲，住同上。

原、被告系兄妹關系。原、被告父母（父焦洪寶、母韓桂蘭）共生育３名子女，即長子原告焦彥平，長女被告焦玉英，次女焦玉珍。焦洪寶夫婦于１９５６年在吉林市豐滿區江南鄉前鋒村購買了土瓦結構房屋兩間，建筑面積３２．６６平方米。原告于１９７０年１月結婚，并于同年７月搬出分家另過。同年９月，焦洪寶因病去世，其遺產未作分割。焦洪寶去世后，韓桂蘭與女兒焦玉英、焦玉珍共同生活。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焦玉英、焦玉珍相繼結婚，并分別搬出另過，韓桂蘭獨立生活。１９９４年６月，韓桂蘭病故。其病故前，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０日在醫院當吉林市豐滿區公證處公證員立下遺囑。遺囑內容為：“將房屋（未曾分割）我應有的部分都留給我的大女兒焦玉英。”并將房屋產權證交給了被告焦玉英。韓桂蘭去世后，其次女焦玉珍聲明將自己應有份額房屋產權贈給被告焦玉英。原告焦延平因向被告焦玉英索要自己應有部分房屋產權未果，遂向吉林市豐滿區人民法院起訴。

原告訴稱：父母去世后，留下房屋兩間，妹妹焦玉英將房屋產權證拿走，不給我應有的部分，要求分割房屋產權。

被告辯稱：母親臨死前立下遺囑，將房屋留給我，應全部歸我所有，沒有原告的份額。【審判】

吉林市豐滿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上述事實在案，認為：焦洪寶病故后，韓桂蘭及其３名子女均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應視為接受繼承。兩間房屋中的一間系韓桂蘭個人所有，另一間作為焦洪寶的遺產，應由韓桂蘭及其３名子女共同繼承，其份額均等。韓桂蘭生前所立遺囑合法有效，焦玉珍處分自己份額的房屋所有權行為亦合法有效。被告焦玉英將全部房權據為己有，系對原告焦延平應有份額的房屋產權的侵犯，其行為是錯誤的。原告焦延平對自己應有房屋產權的主張合理，應予支持。但房屋較小，不便分割，僅能作價分割。該房屋經房管部門作價為１３０００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十八條及有關民事法律政策之規定，吉林市豐滿區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判決如下：

原告焦彥平享有其父母遺留房屋（３２．６６平方米）１／８的產權，由被告焦玉英付給原告焦彥平該１／８房屋的作價款１６２５元整，在判決生效后１５日內付清。

【評析】

本案原告對爭議的兩間房屋產權是否享有權利，是什么性質的權利？如享有權利，應占多大份額？這取決于對先后發生的法定繼承、遺囑繼承和贈與的認定，以及在爭議發生時，原告的起訴是否符合訴訟時效規定。

爭議的兩間房屋屬焦洪寶、韓桂蘭夫妻共同財產，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對于夫妻共同財產，原則上夫妻份額均等，故在一方死亡時，屬于死者的一半份額應認定為死者的遺產，按法定繼承（在無遺囑情況下）由其法定繼承人均等（一般情況下）繼承；另一半份額的財產轉為活著的一方的個人財產。本案對焦洪寶死亡后兩間房屋的分割認定，是符合上述原則的。

韓桂蘭生前立下公證遺囑，將屬于自己個人財產的部分和繼承焦洪寶的部分指定由被告焦玉英繼承，遺囑處分的是個人所有的財產，因而其遺囑是有效的。由于韓桂蘭用遺囑處分了屬于自己所有的全部房產，故韓桂蘭死亡只發生遺囑繼承，其遺產由被告焦玉英一人繼承；不發生法定繼承，原告及焦玉珍對韓桂蘭不存在繼承的問題。

而焦洪寶死亡時，因其未立遺囑，故其遺產應按法定繼承處理，由其妻韓桂蘭及３個子女按份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應當在遺產處理前，作出放棄繼承的表示。沒有表示的，視為接受繼承。”本案發生法定繼承后，遺產一直未分割處理，各繼承人也未表示放棄繼承，故應視為他們均接受繼承。接受繼承后，其份額未明確，也未分割，故其財產權狀態是一種共同共有的狀態和性質。現被告焦玉英持有兩間房屋的房產證，并認為其全部產權歸其所有，而兩間房屋中有原告及其妹對其父應有的繼承份額，并已轉為共同共有的狀態，所以，被告將爭議房產據為己有的行為，其中侵犯了原告及其妹的房屋產權。原告之妹焦玉珍在爭議發生后表示將其所有的份額贈送給被告，這是對其享有的房屋所有權的處分，而不是對繼承權的放棄，故被告占有焦玉珍的部分，是以合法所有人的名義占有，此部分不能再視為侵權。而原告要求分割屬于自己的份額，其請求中包括了確認侵權和析產的兩種請求，本案即應定為侵犯房屋產權和析產糾紛，而不能僅定為析產糾紛。

由于原告是以其繼承其父的應繼承份額為基礎主張權利的，而遺產一直未分割而轉為共同共有性質，故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能按繼承訴訟時效對待，即本案不能適用《繼承法》第八條的規定，而應按普通侵權訴訟時效對待。被告將爭議房屋全部據有己有，應從其母死后開始算起，到原告提起訴訟時，未超過兩年的訴訟時效，故原告是在訴訟時效期間內起訴的，原告未喪失勝訴權 繼承順序

【繼承順序案情】

原告：宋夢，女，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出生。法定代理人：宋江南（宋夢之父）。被告：李登輔。被告：朱蘊文。

第三人：海南嘉陵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有限公司）。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宋江南與喻文昭結婚，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生女宋夢。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０日，宋江南、喻文昭經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調解離婚，雙方協議約定：宋夢隨宋江南生活。１９８９年４月，喻文昭同李登輔、朱蘊文之子李學愚結婚，雙方未生育子女。李學愚與前妻所生一子李化宇，隨李學愚、喻文昭共同生活。１９９３年２月６日晚７時許，李化宇在成都市雙林村家中房屋內被周強、周彤槍擊死亡。次日零時許，李學愚、喻文昭在同一房屋內亦被周強、周彤槍擊頭部致重度顱腦損傷死亡。李學愚、喻文昭死亡后，其遺產經清理有：李學愚有生前所在單位在太平洋保險公司海南分公司為其投保人身保險金人民幣１２萬元；李學愚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０日購買成都市雙林村面積為８１平方米房屋１套，春蘭和華寶空調各１臺。李學愚與喻文昭結婚后有人民幣５０６６８３．９２元（其中銀行存２６５０００元，現金５０８８３．９２元，已交成都陽光城投資建設集團公司購房款１９０８００元）。另有美元４１元、港幣１０元、外匯兌換券２１．２０元，成都企聯股權證２００００元，卡拉ＯＫ機１部、收錄機２部、密碼箱１口、日立７４７錄相機１臺、激光唱片２張、尼康牌照相機１部、提包２個、手表４只（其中雷達和梅花表各１只）、白金戒指２枚、金戒指７枚、金項鏈８條、珍珠項鏈１條和望遠鏡１架。以上財產除１２萬元保險金在太平洋保險公司海南分公司、購房款在成都陽光城投資建設集團公司和銀行存款１４．５萬元由受訴法院凍結外，其余由李登輔和朱蘊文管理。

李學愚生前于１９９１年１月至１９９２年６月分５次向工作單位有限公司借人民幣２７０００元。李登輔和朱蘊文料理李學愚、喻文昭等人的后事花去人民幣５６７８０元。

宋夢、李登輔、朱蘊文因遺產分割發生爭執。宋夢以其母喻文昭與李學愚再婚后有１００萬財產，現已先后死亡，喻文昭的遺產應由自己唯一繼承為理由，于１９９３年９月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

被告李登輔、朱蘊文答辯稱：原告請求分割的份額超出李學愚、喻文昭遺產范圍，法院應予駁回。

第三人有限公司經申請法院準予參加訴訟稱：李學愚生前在其公司供職期間，先后５次借公司２７０００萬人民幣，請求法院從李學愚的遺產中判歸，以保護其合法權益。

【審判】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太平洋保險公司海南分公司應給付李學愚的１２萬元保險金、成都市雙林村二區的８１平方米房屋、春蘭和華寶空調各１臺屬李學愚個人財產；成都市工商銀行存款、成都陽光城購房款等５０６６８３．９２元和企聯股權證、金戒指等系李學愚與喻文昭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形成的共同財產。李學愚借有限公司款為李學愚與喻文昭結婚后的共同債務，依法應從李學愚與喻文昭的遺產中清償。李登輔、朱蘊文已支付安葬李學愚、喻文昭等人的費用，也應從李學愚、喻文昭的遺產中扣除。李學愚個人財產及與喻文昭共有財產中的二分之一為李學愚遺產，由李學愚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李登輔、朱蘊文、喻文昭繼承。李學愚與喻文昭共有財產中的另二分之一加喻文昭繼承李學愚遺產份額為喻文昭的遺產，由喻文昭的第一順序的唯一法定繼承人宋夢繼承。鑒于本案涉及的遺產數量多，種類雜，除雙林村房屋和空調不按實物分割，其余均按種類繼承。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九條、第十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和第三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４日判決如下：

一、李學愚在太平洋保險公司海南分公司的１２萬保險金，由李登輔、朱蘊文和宋夢各繼承４萬元。

二、成都市雙林村８１平方米房和房內的春蘭、華寶空調各１臺，由李登輔、朱蘊文、宋夢各繼承三分之一。宋夢繼承的房屋２７平方米，每平方米作價１１００元，應繼承的空調份額作價２５００元，由李登輔、朱蘊文給付宋夢二項作價３２２００元后，宋夢應繼承房屋、空調份額歸李登輔、朱蘊文所有。

三、李學愚付給成都陽光城投資建設集團公司的１９０８００元房價款，未取得實際的房屋產權，故只確定各自應繼承的價款份額，由宋夢繼承三分之二，李登輔、朱蘊文共同繼承三分之一。如仍需投資取得產權，各繼承人按比例再行投資后，按出資比例向房管部門辦理房屋產權登記。

四、凍結的存款和李登輔、朱蘊文控制的款共３１５８８３．９２元。在凍結款中劃出２７０００元償還有限公司債務，在李登輔、朱蘊文控制款中扣除其已墊支的５６７８０元喪葬費用后，余額２３２１０３．９２元，分別由宋夢繼承１５４７３５．９４元，李登輔、朱蘊文各繼承３８６８３．９９元。各自繼承的銀行存款的利息按本金份額各自享有。宋夢繼承的人民幣份額從凍結款中支付，不足部分由李登輔、朱蘊文給付。

五、成都企聯股權證２００００元，由宋夢繼承１３３３３元，李登輔、朱蘊文各繼承３３３３．５０元。

六、美元４１元，由宋夢繼承２７元，李登輔、朱蘊文各繼承７元。

七、港幣１０元，由宋夢繼承６元，李登輔、朱蘊文各繼承２元。

八、外匯兌換券２１．２０元，由宋夢繼承１４元，李登輔、朱蘊文各繼承３．６０元。

九、日立７４７錄相機１臺、收錄機１臺、密碼箱１口、手表２只、白金戒指１枚、金戒指２枚、金項鏈３條、提包２個由李登輔、朱蘊文繼承。

十、卡拉ＯＫ機１臺（連話筒１個）、激光唱片２張、尼康照相機１部、收錄機１臺、手表２只（浪琴女表、雷達表各１只）、白金戒指１枚、金戒指５枚、金項鏈５條、珍珠項鏈１條和望遠鏡１架由宋夢繼承。

十一、上列給付事項在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給付完畢。案件受理費１３０００元，其他訴訟費４０００元共１７０００元，由宋夢負擔５５００元，李登輔、朱蘊文各負擔５０００元，有限公司負擔１５００元。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后，被告李登輔、朱蘊文不服，以一審判決認定李學愚大部分個人財產為夫妻共同財產，李學愚先于喻文昭死亡事實不清；判決原告宋夢繼承大部分遺產不當為理由，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改判喻文昭的遺產人民幣１０１４５１．９５元由宋夢繼承，其余屬李學愚的遺產，由李登輔、朱蘊文繼承；李學愚與喻文昭遺產中的外幣、有價證券及實物由李登輔、朱蘊文繼承大部分，宋夢繼承小部分。

被上訴人宋夢的法定代理人宋江南未答辯。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繼承人李學愚、喻文昭遺留的人民幣存款、購買成都陽光城投資建設集團公司房屋預交款均系李學愚、喻文昭婚后取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證據充分。上訴人稱其為李學愚婚前個人財產無依據，不予支持。被繼承人李學愚、喻文昭死亡時間及順序，經法醫鑒定，認定李學愚雖先于喻文昭被槍擊，但相差時間極短，且二者受傷部位喻文昭更接近生命中樞，損傷后無相應醫學檢測資料，案發后被害人均已死亡等情，不能準確判斷二者死亡時間及順序。鑒于此，依據有關法律規定，應推定李學愚、喻文昭同時死亡。一審判決僅憑李學愚先于喻文昭被槍擊，認定李學愚先于喻文昭死亡，依據不足，上訴人上訴理由成立。李學愚生前所負債務是與喻文昭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形成的，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在夫妻雙方遺留的共同財產中支付給債權人。李登輔、朱蘊方料理李學愚、喻文昭等人喪事所花費用，也應在李學愚與喻文昭所遺共同財產中扣除。李學愚個人財產和其與喻文昭共同財產中的二分之一為李學愚的遺產，由其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李登輔、朱蘊文繼承。李學愚與喻文昭共同財產的另二分之一是喻文昭遺產，由其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宋夢繼承。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三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５日判決如下：

一、撤銷一審法院民事判決。

二、李學愚在太平洋保險公司海南分公司的１２萬元保險金，由李登輔、朱蘊文共同繼承。

三、成都市雙林村房屋由李登輔、朱蘊文共同繼承。

四、以李學愚名義給付成都陽光城投資建設集團公司的購房款１９０８００元人民幣，由宋夢繼承二分之一即９５４００元；李登輔、朱蘊文共同繼承二分之一即９５４００元。因僅交房屋價款，未取得實際房屋產權，故只確定各自應繼承的價款份額。如仍需投資取得產權，各繼承人按比例再行投資后，按出資比例向房管部門辦理房屋產權登記。

五、李學愚、喻文昭的遺產人民幣３０５８８３．９２元，在已凍結的存款中扣除２７０００元償還有限公司，在李登輔、朱蘊文控制的款中扣除李登輔、朱蘊文墊支的５６７８０元喪葬費用后，余額２２２１０３．９２元，由宋夢繼承１１１０５１．９６元，李登輔、朱蘊文共同繼承１１１０５１．９６元。各自繼承的存款其利息按本金份額各自享有。

六、成都企聯股權證２００００元、美元４１元、港幣１０元、外匯兌換券２１．２０元，由宋夢繼承成都企聯股權證１００００元、美元２１元、港幣５元、外匯兌換券１０元；李登輔、朱蘊文共同繼承成都企聯股權證１００００元，美元２０元；港幣５元、外匯兌換券１１．２０元。

七、春蘭空調１臺、收錄機１臺、尼康牌照相機１部、手表２只（其中雷達表１只）、密碼箱１口、提包２個、白金戒指１枚、金戒指４枚、金項鏈４條由李登輔、朱蘊文共同繼承。

八、華寶空調１臺、卡拉ＯＫ機１部（連話筒１個）、日立７４７錄相機１臺、激光唱片２張、收錄機１臺、手表２只（其中浪琴女表１只）白金戒指１枚、金戒指３枚、金項鏈４條、珍珠項鏈１條、望遠鏡１架由宋夢繼承。

九、上列給付事項在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后１０日內給付。

一審案件受理費１３０００元，其他訴訟費４０００元，共計１７０００元，由宋夢負擔８５００元，李登輔、朱蘊文共同負擔８５００元。

二審案件受理費１３０００元，其他訴訟費５２００元，共計１８２００元，由宋夢負擔９１００元，李登輔、朱蘊文共同負擔９１００元。

【評析】

審理本案的關鍵是，正確認定本案被繼承人死亡的時間和順序，它直接關系到本案繼承人的繼承順序、應繼份額。本案被繼承人李學愚、喻文昭系夫妻關系，在同一事件中被歹徒槍殺死亡后，各自均有法定繼承人，即李學愚有父母李登輔、朱蘊文，喻文昭有與前夫所生女宋夢。一審人民法院對李學愚、喻文昭死亡的時間和順序未予科學鑒定，僅根據李學愚先于喻文昭被槍擊的事實，認定李學愚先于喻文昭死亡，證據不充分，由此作出的一審判決顯然就會出現問題。

二審人民法院為查明死亡的事實真相，委托法醫對李學愚、喻文昭死亡時間和順序進行鑒定。依照其鑒定結論，不能確定二者死亡的先后時間和順序。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２條規定：“相互有繼承關系的幾個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確定死亡先后時間的，推定沒有繼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繼承人的，如幾個死亡人輩份不同，推定長輩先死亡；幾個死亡人輩份相同，推定同時死亡，彼此不發生繼承，由他們各自的繼承人分別繼承。”據此，二審人民法院推定李學愚、喻文昭同時死亡，是有法律依據的。故二審人民法院依法撤銷一審人民法院的判決予以改判，是正確的。

應當指出：本案第三人有限公司參加訴訟，請求從被繼承人的共同遺產中清償債務，經一審人民法院查明屬實并判決受償，第三人的訴訟請求最終實現，贏得勝訴，一審人民法院判決仍由其分擔訴訟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訴訟費由敗訴方承擔的規定，二審人民法院據此規定，改判免除有限公司對訴訟費的分擔，是正確的。遺贈和遺贈扶養協議

【遺贈和遺贈扶養協議案情】 原告：馬立鑫，女，１６歲。

法定代理人：胥華光，女，４７歲，系馬立鑫之母。被告：天津市織襪一廠。

原告之祖母王玉珍系天津市織襪一廠退休工人。原告祖父馬怡安所有座落天津市紅橋區春德街東坑沿大街２７號私產平房一間，１９８４年馬怡安去世后，產權過戶在王玉珍名下。馬立鑫之父馬東來所有座落天津市紅橋區春德街東坑沿大街２３號私產平房一間。１９８６年１月馬東來去世后，馬立鑫及其母胥華光為繼承上述房屋與王玉珍發生糾紛，并向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起訴。經該院調解，雙方于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０日自愿達成協議：馬東來所有房屋一間由馬立鑫、胥華光繼承；在王玉珍名下的私產房屋一間，王玉珍生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胥光華不得干涉。１９９０年初，上述地點之房屋改建樓房，馬立鑫、胥華光分得座落天津市紅橋區春德街西關北里３６門１０７號獨單元一套。天津市織襪一廠負擔房屋改造費后，王玉珍分得同地點５６門１０１號私產獨單元一套。王玉珍自丈夫、兒子去世后，生活無人照顧，難以自理，特別是１９８８年大腿骨折后行動不便，生活護理全部由天津市織襪一廠承擔。王玉珍于１９９１年１月３日自愿立遺囑將所有財產贈與天津市織襪一廠。同年２月６日，雙方又簽訂了遺贈扶養協議，并于２月１０日經天津市紅橋區公證處公證。１９９１年６月，馬立鑫以天津市織襪一廠為被告，向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起訴，提出王玉珍遺贈的遺產中包括馬怡安的遺產，要求繼承；王玉珍與天津市織襪一廠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是無效的。１９９１年８月，馬立鑫祖母王玉珍病故。

被告辯稱：王玉珍生前居住的私產平房，在１９８７年經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調解，已明確歸王玉珍個人所有。其生前自愿與我廠簽訂遺贈扶養協議，并經公證，是合法有效的。我廠已按協議履行了生養死葬的義務，馬立鑫、胥華光未盡贍養義務，故不同意馬立鑫繼承遺產的要求。

【審判】

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馬立鑫與其祖母王玉珍于１９８７年達成調解協議，在協議第二條約定：王玉珍名下房屋一間，王玉珍在生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胥華光不得干涉。王玉珍在調解時對其子（馬立鑫父親）的房屋一間已表示放棄，馬立鑫的法定代理人胥華光并沒有異議。現馬立鑫祖母生前已將自己的財產贈與天津市織襪一廠，并經公證處辦理了公證手續，馬立鑫要求繼承，本院不予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六條第三款之規定，該院于１９９２年６月１日判決如下：

駁回馬立鑫的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馬立鑫持原起訴理由向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要求撤銷一審判決，判令王玉珍的遺產由其繼承。

在庭審中，天津市織襪一廠同意一次性給付馬立鑫經濟補償款３０００元。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審法院認定的案件事實和定案證據真實可靠，所作判決正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及有關民事政策，該院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９日判決如下：

一、維持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

二、加判：天津市織襪一廠一次性給付馬立鑫經濟補償款３０００元（本判決生效后即給付）。

終審判決后，馬立鑫仍不服，向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原一、二審判決確有錯誤，決定按審判監督程序予以再審。

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再審認為：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公民可以與集體所有制組織簽訂遺贈撫養協議，天津市織襪一廠系國有企業，該廠與王玉珍所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屬于無效的民事行為，應予廢除。王玉珍之遺產應由馬立鑫代位繼承，天津市織襪一廠為王玉珍支付的生活費用、喪葬費超額部分及訟爭房屋改造費用，馬立鑫應予償還。王玉珍所遺的其他生活用品，天津市織襪一廠已經處理，由其適當折價返還給馬立鑫。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一條、第三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３０日判決如下：

一、撤銷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及本院的民事判決；

二、座落天津市紅橋區西關北里５６門１０１?１０３號獨單元一套由馬立鑫繼承；馬立鑫給付天津市織襪一廠為王玉珍支付的費用１１８５７．１０元，天津市織襪一廠給付馬立鑫王玉珍所遺部分生活用品折價款１５７．１０元。再審判決后，天津市織襪一廠不服，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院申請再審。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不當，決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再審認為：原座落于天津市紅橋區春德街東坑沿大街２７號私產平房屬馬怡安與王玉珍共有。馬怡安和馬東來的遺產繼承問題，在１９８７年由馬立鑫、胥華光與王玉珍達成協議，房屋產權已確定，且該協議胥華光對馬立鑫應獲遺產份額的代理處分未損害馬立鑫的利益，應認定合法有效，馬立鑫要求繼承馬怡安遺產證據不足。王玉珍生前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符合法律規定，天津市織襪一廠對退休孤寡老人給予照顧是應提倡的社會公德，根據遺贈扶養協議獲得王玉珍的遺產是合法有效的，應予支持。天津市織襪一廠考慮到馬立鑫和胥華光的實際困難，自愿出資給予經濟補償亦應準許。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僅以天津市織襪一廠與王玉珍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有效與否，來確定天津市織襪一廠有無受贈權，于法無據，應予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六條第一、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４日作出如下判決：

一、撤銷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再審民事判決及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

二、駁回馬立鑫的訴訟請求；

三、座落于本市紅橋區春德街西關北里５６門１０１?１０３號獨單元一套歸天津市織襪一廠所有；

四、天津市織襪一廠一次性給付馬立鑫經濟補償３５００元。【評析】

本案經過三個審級四次判決，而且每次判決內容各異。如何審理好本案，我們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考慮。

一、王玉珍有沒有權利處分自己的私產獨單元房一套 當馬立鑫的祖父去世后，馬立鑫之父對王玉珍居住的房屋有繼承權；當馬立鑫父親去世后，王玉珍對其子遺留的房屋也有繼承權。也就是說，馬立鑫與王玉珍對彼此居住的房屋均有繼承權。為了解決繼承權問題，雙方于１９８７年在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馬立鑫及其法定代理人居住的私產房屋一間，歸馬立鑫及其法定代理人所有；王玉珍居住的私產房屋一間，歸王玉珍所有。１９９０年，王玉珍所有的私產房屋改建樓房，王玉珍取得一套獨單元房的所有權。由于協議在前，改建在后，改建后的房屋仍是私產房屋，所以，房屋的改建不影響協議的效力。也就是說，王玉珍有權處分私產獨單元房一套。

二、從王玉珍與天津市織襪一廠的關系看，王玉珍所有的私產獨單元一套應由誰繼承 王玉珍自從丈夫及兒子去世后，生活無人照顧，難以自理，天津市織襪一廠給予很大幫助，并承擔了王玉珍的房屋改建樓房的改造費用。王玉珍自愿立下遺囑將所有財產贈與天津市織襪一廠，此后雙方又簽訂遺贈扶養協議，并經公證處公證。關于遺贈扶養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公民可以與集體所有制組織簽訂遺贈扶養協議。按照協議，集體所有制組織承擔該公民生養死葬的義務，享有受遺贈的權利。”天津市織襪一廠是國有企業，能否與公民訂立遺贈扶養協議呢？我們認為，天津市織襪一廠有權與公民訂立遺贈扶養協議，王玉珍居住的私產獨單元一套應按遺贈扶養協議履行，其理由是：

１．繼承法律關系是一種特殊的民事法律關系，與一般的民事法律關系不同，不具有等價有償、權利義務對等等特點。而《繼承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是遺產轉移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一種特殊的合同關系，是民法通則中權利義務對等原則的具體體現。本條規定的實質內容是權利與義務對等，即協議中扶養人一方負有按照協議承擔被扶養人生養死葬的義務，享有受遺贈的權利；協議中被扶養人一方負有按照協議履行遺贈的義務，享有生有所養死有所葬的權利。天津市織襪一廠履行了協議中約定的義務，完全有權享有協議中約定的權利。

２．由于我國的經濟水平還處在發展中國家水平，社會福利還不充分發達、社會保障還不完備的現狀下，除了對于生活在城市的無勞動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人給予救濟外，對于生活在廣大農村的無勞動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人，農村的集體組織對于這些人實行五保，對于這些人給予扶助，是社會主義制度所決定的，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一直重視發揚這種美德。遺贈扶養協議在世界各國立法中很少有規定，它是我國繼承法的特色之一。我國繼承法對遺贈扶養協議予以確認，就是進一步弘揚養老愛幼這一優良的民族傳統，這是立法的本意，同時起到充分保護被扶助者和扶助者利益的作用。

《繼承法》于１９８５年在計劃經濟體制背景下制定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全民所有制企業不是完整的民事主體。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憲法修正案將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走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市場競爭之路，成為獨立的民事主體。天津市織襪一廠雖然是全民所有制企業，但不是提供社會救濟的國家有關部門或組織，沒有法定義務向王玉珍提供扶助。天津市織襪一廠向王玉珍提供扶助完全是企業行為，而非國家行為。此外，《繼承法》第三十一條在當時背景下允許集體所有制組織可以與公民訂立遺贈扶養協議，但并未禁止國有企業為此種行為，天津市織襪一廠所訂協議符合立法本意，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應是合法有效的。既然該廠按照遺贈扶養協議履行了義務，就應該享有遺贈扶養協議中約定的合法權利。

王玉珍與天津市織襪一廠簽訂遺贈撫養協議之前，王玉珍自愿立遺囑將所有財產贈與天津市織襪一廠。《繼承法》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根據以上規定，王玉珍所訂遺囑也是有效的。王玉珍所留的主要遺產，即私產獨單元一套，也應按照遺囑歸天津市織襪一廠所有。

三、從王玉珍與馬立鑫關系看，王玉珍所立遺囑以及遺贈扶養協議是否全部有效 馬立鑫與王玉珍是孫女與祖母的關系，馬立鑫對王玉珍的遺產有代位繼承權。由于馬立鑫是未成年人，王玉珍在立遺囑和簽訂遺贈扶養協議時，沒有為馬立鑫留下遺產，根據《繼承法》第十九條“遺囑應當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的規定，王玉珍在遺產的處分上不是完全有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３７條“遺囑人未保留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遺產份額，遺產處理時，應當為該繼承人留下必要的遺產，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參照遺囑確定的分配原則處理”的規定，人民法院在處理王玉珍遺產時，應為馬立鑫留有必要的份額。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股份制企業、私營企業、獨資合資企業從無到有，而且在數量上具有一定規模。為了弘揚尊老愛幼、贍養老人、扶助無勞動能力人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建議有關部門對《繼承法》第三十一條作出修改或司法解釋，以便尊重接受扶助者的意愿以及維護提供扶助的企業或組織的正當權利。

責任編輯按：本案雖經過三級法院四次判決，但其涉及的繼承法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一、王玉珍所立遺囑及與天津市織襪一廠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的效力問題 根據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０日的調解結果，原屬原告祖父的２７號平房（改建后為１０１?１０３號）歸王玉珍生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原告之母不得干涉，此意即該房產屬王玉珍所有。此結果為該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也合法，該雙方在此后也無反悔，因此，王玉珍無論是以遺囑方式還是以遺贈扶養協議方式處分該房產，都屬其行使處分權的一種方式，他人無權干涉。

但是，由于王玉珍先是用遺囑的形式將自己所有的房產遺贈給天津市織襪一廠，僅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又以同一標的物與天津市織襪一廠簽訂了遺贈扶養協議，這就發生了是遺囑有效還是遺贈扶養協議有效的問題。由于遺贈扶養協議的遺贈人的處分其財產的意思表示從性質上也是一種遺囑，故按《繼承法》第二十條第一款“遺囑人可以撤銷、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的規定，應當視王玉珍用遺贈扶養協議撤銷、變更了原所立遺囑，故從此意義上，王玉珍原立遺囑應屬已經失效的遺囑。

那么，隨后王玉珍與天津市織襪一廠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是否因此就是有效的呢？該協議的內容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此點上沒有問題。但天津市織襪一廠的企業性質是國有企業，而不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因此，按照《繼承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公民可以與集體所有制組織簽訂遺贈扶養協議”的規定，天津市織襪一廠就不屬有權與公民簽訂遺贈扶養協議的合格主體。主體不合格，所期望建立的民事法律關系就不能成立，從而導致該協議無效。在這里，對《繼承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只能作出限定于“集體所有制組織”的限制解釋，而不能作出立法上并未禁止國有企業為此種行為的擴大解釋。因為，實際生活中并存有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等多種經濟成分，立法上只規定其中一種經濟成分可以為此種行為，在立法技術上和立法解釋上，就只能認定這是一種特別授權性的規定，未經特別授權的，就不能為此種行為。除此以外，《繼承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此款規定不能解釋為是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立法基礎。這里的“集體”和后者中的“集體所有制組織”不是同一個概念，“集體”包括任何經濟性質的組織體，“集體所有制”組織僅指“集體所有制”的組織體；第十六條第二款指向的是遺贈關系，第三十一條第二款指向的是遺贈扶養協議關系。

法律上為什么只允許在公民與集體所有制組織之間可以簽訂遺贈扶養協議呢？因為，集體所有制組織是以集體自有財產和集體積累作為其經濟基礎的，財產的多少及經營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其在職成員及退休成員的勞動福利待遇，所以，為了不增加集體所有制組織及其他成員的負擔，采取這種“等價交換”（借用此語）的方式解決退休的年老體弱的原成員的生活扶養問題，按權利義務一致的原則對待這種協議，是符合現階段的具體情況和公平合理的。而全民所有制企業對其退休職工的“老有所養、死有所葬”，完全是依法定標準執行和以國有財產作支持的，職工發生困難，訂不訂協議，國家都要負責，即其背后是“國家保障”，或者說是一種法定的單方的義務性關系，不存在要與其原有職工講“等價交換”及“權利義務一致”的基礎。再從《繼承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看，“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歸國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歸所在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也就是說，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職工出現這種情況，其遺產只能歸國家所有，而不能歸所在企業所有。全民所有制的任何財產都是國家所有的，不存在單位所有的問題，單位不能與其職工訂立協議而產生單位所有的財產。所以，立法上根本不贊成公民也可以與國有企業簽訂遺贈扶養協議。這才是第三十一條第二款的立法基礎之所在。

雖然《繼承法》頒布時的國情與現在的國情已經大有不同，但這并不妨礙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繼續執行，何況立法上對此規定并無作出修改，它是仍然有效的。法院作為司法機關，不能否定有效的法律規定。至于現階段出現了股份制企業、私營企業、獨資及合資的企業，這屬立法上應予考慮的新情況、新問題。

綜上，王玉珍與天津市織襪一廠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應當是無效的。該協議無效是否就意味著原遺囑就應當重新被認定為有效呢？原遺囑的內容雖然已經被王玉珍在遺贈扶養協議中的意思表示所推翻，但由于遺贈扶養協議不具備有效成立的實質要件而無效，該遺贈扶養協議就不能發生撤銷或變更以前所立遺囑的法律效力。原遺囑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就當然有效，不能作簡單的推理，要看原遺囑是否合法，合法的才有效，不合法的仍無效。王玉珍的原遺囑，是其真實意思表示，處分的是屬個人所有的財產，應當說是合法有效的。但其最終效力的確定，還取決于下一個問題的認定。

二、本案出沒出現遺囑沒有“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的問題

本案原告對王玉珍而言，僅是王玉珍的代位繼承人，而不是其繼承人。《繼承法》第十九條規定：“遺囑應當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此意即如遺囑未作這種必要的保留，遺囑應當無效或者部分無效。該條規定適用的范圍，是針對被繼承人的繼承人而言的，不包括其代位繼承人。所以，立遺囑人在立遺囑時及在立遺囑人死亡時認定此時遺囑的效力，是不用考慮代位繼承人問題的。另外，假定原告處于繼承人的地位，原告在訴訟時雖未成年，但不能因此就認定其“缺乏勞動能力”，更何況其有母親供養，應當認為其有生活來源，按這些條件，原告也是不具備的。所以，應當認為，本案并沒有出現遺囑沒有“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的問題，而且這不屬本案應當考慮的問題。所以，王玉珍原立遺囑應認定為合法有效，本案應按其該遺囑處理。

涉外離婚

【涉外離婚案情】

原告：王寶有，男，６１歲，原系江西省豐城礦務局工程處醫院主治醫師，已退休，住豐城礦務局工程處家屬區五支會２６棟９２號。

被告：陳德珍，女，５６歲，原任江西省洛市礦務局職工醫院副院長，現在美國俄亥俄州醫科大學攻讀醫學博士，住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４３２１９圣瑪麗院。

王寶有與陳德珍于１９６０年４月自愿登記結婚，婚后生育二女一子，現均已長大成人。１９７４年開始，雙方因家庭矛盾而將經濟分開，夫妻感情逐漸淡漠。１９８０年，陳德珍由江西省豐城礦務局工程隊衛生所調往江西省洛市礦務局職工醫院工作后，便很少回豐礦家中。１９８８年９月，陳德珍赴美國探親，在此期間，雙方通訊逐漸減少，爾后中斷書信聯系。原告王寶有及有關部門曾多次勸被告陳德珍早日回家團聚，但被告置之不理。為此，原告王寶有以夫妻感情已經破裂為理由，向江西省宜春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與被告陳德珍離婚；并提供家庭財產清單：古式家俱大小７件、縫紉機１臺、自行車１輛、黑白電視機１部、收錄機１部、洗衣機１臺、電風扇３臺；夫妻無共同存款及債務。

被告陳德珍答辯稱：她對原告王寶有提出夫妻感情已破裂的訴訟理由，表示無異議，并同意離婚；對原告王寶有提供的夫妻共同財產證明屬實，同意全部歸王寶有所有；各人的衣物歸各人所有。

【審判】

宜春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原告王寶有與被告陳德珍系自由戀愛結婚，婚后夫妻感情尚好，生育二女一子，現均已成家立業，有固定工資收入。原、被告從１９７４年開始，因家庭矛盾和性格等原因，經濟開始分開，嗣后，夫妻感情淡漠。１９８０年陳德珍經要求調往洛市礦務局職工醫院工作后，其很少回豐礦家中，形成分居事實。１９８８年９月，被告陳德珍獲準赴美國探親，后通過托福考試，被美國俄亥俄州醫科大學錄取并獲得獎學金，成為自費留美學生。被告陳德珍留美期間，幾乎斷絕與原告王寶有的信件來往。原、被告雙方均感夫妻感情已破裂，應準予解除婚姻關系。

據此，宜春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主持調解。經調解，當事人雙方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４日自愿達成如下協議，并由法院予以確認：

一、原告王寶有要求與被告陳德珍離婚，陳德珍表示同意；

二、夫妻共同財產中的古式家俱大小７件、縫紉機１臺、自行車１輛、黑白電視機１部、收錄機１部、洗衣機１臺、吊扇２臺、落地電風扇１臺，歸王寶有所有；其余在各自處的財產及衣物歸各自所有。

【評析】

原告王寶有訴被告陳德珍離婚一案，宜春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主持調解，當事人雙方自愿達成離婚協議，從程序到實體，處理是完全正確的。從原、被告的婚姻基礎、婚后感情、離婚原因、夫妻關系現狀和有無和好可能等方面綜合分析，原、被告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實無和好的可能。雙方從１９８０年以來就長期分居，尤其是被告陳德珍赴美國探親、自費留學以后，幾乎斷絕與原告王寶有的一切來往。可見，其夫妻關系已名存實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第７條“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滿三年，確無和好可能的”，應視為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規定，應認定原告王寶有與被告陳德珍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因此，法院主持他們雙方調解離婚是正確的。

同時，這種一方在國內，一方在國外的中國公民之間的離婚案件，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對不在我國領域內居住的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由原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宜春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作為原告住所地的法院，根據本地區的情況決定由其作一審受理，是完全正確的，體現了國家主權原則，具有確定國際管轄的意義。

案例分析：李楠30歲那年與賀敏結了婚。不料，在單位組織的一次體檢中，李楠被檢查出患有癌癥，已到中晚期。李楠痛苦萬分，離家出走。在他出走4年多后，賀敏向當地法院申請宣告李楠死亡。其實，李楠并沒死，他到了上海，一邊做生意一邊求醫治病。在求醫問藥的過程中，護士白雪給予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兩人在教堂舉行了婚禮，結合在一起。不過，李楠還是英年早逝。在彌留之際，他立了份遺囑，將外地那個家財產（一處房產，一部車子）的一半留給了白雪。當白雪照著遺囑找到賀敏，主張房產和車子的一半價款時，遭到了賀敏的堅決反對。賀敏認為，當年她申請宣告李楠死亡，并沒有解除與李楠的婚姻關系，所以白雪和李楠的婚姻是重婚，因此這份協議也是無效的。白雪對此很不服氣，無論他們的婚姻是何種性質，遺囑是李楠真實的意思表示，她都是作為合法的受遺贈人要求繼承財產，完全合法。請回答：李楠的遺贈行為是否有效？為什么？

答：宣告死亡，是指公民下落不明達一定期限，經利害關系人申請，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法律制度。宣告死亡法律上的一種推定死亡，而不是生理死亡，目的在于保護被宣告死亡人的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宣告死亡后的法律后果是被宣告死亡人與配偶的婚姻關系被依法解除，其配偶可以與他人結婚，其子女可以被他人收養，其遺產可以被繼承人繼承。在案例中，李楠與賀敏的婚姻關系，自法院判決宣告李楠死亡之日起解除。問題的關鍵在于法院宣告李楠死亡的時間和李楠在外和白雪結婚的時間是之前，還是之后。如果是之前則構成重婚罪嫌疑或事實婚姻的情況（看法院怎樣去認定）。白雪可以接受李楠和賀敏各一半財產的那份。也就是4分子一。如果是之后，就是合法婚姻，則，白雪完全可以繼承李楠和前期那一半的財產。

按照我國《民法通則》規定，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現或者確知他沒有死亡，經本人或者利害關系人申請，人民法院應當撤消對他的死亡宣告。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7條規定：“被宣告死亡的人與配偶的婚姻關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滅。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消，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關系從撤消死亡宣告之誒起自行恢復；如其配偶再婚后又離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則不得認定夫妻關系自行恢復。”

案例分析：王某（男）與李某（女）通過自由戀愛于1992年結婚，婚后雙方感情尚好，生有一女，現年10周歲，自2000年夏天起，王某沾染賭錢惡習，為此夫妻關系日漸緊張，次年8月，女方向人民法院起訴，要與男方離婚，男方堅決不同意離婚，并當法院表示了悔改之意，希望妻子能回心轉意。據此，法院判決不準離婚。但此后雙方關系并未改善，經常爭吵不休，王某終日沉迷預賭場中，2002年2月起，女方住到娘家，不再回家了，并靠自己的收入維持了母女兩人的生活。

2003年5月，李某再次向人民法院起訴，堅持要求離婚，并要求離婚后，與女兒共同生活。而王某提出，雖然自己好賭，但夫妻的感情基礎尚好，只要互相諒解，雙方有和好之可能，因此仍不同意離婚。也不同意女兒由李某撫養，經法院調解仍各持已見。在分居期間，男方曾向他人借款三萬，資助他的胞弟出國自費留學，女方向某親友借款一萬元，用于女兒生病住院費用，以上經查屬實，試就本案情節，依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

（1）在被告堅持不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可否判決雙方離婚？

（2）如判決雙方離婚，所生女兒由何方撫養為宜？

（3）男女各方所借之款如何定性與清款 ？

答：法院可以判決準予雙方離婚，這是因為本案中王某有賭博惡習，經過一次判決不準離婚的訴訟后還不悔改，應認定王某有賭博惡習屢教不改。而且雙方經過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后超過一年的時間雙方沒有同居，夫妻關系沒有改善，應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根據《婚姻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在調解無效的情況下法院應判決準予雙方離婚；

2、女兒應判決由李某撫養為宜。人民法院處理離婚案件未成年子女撫養問題的原則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成長”為標準。本案中，王某沾染賭博惡習且屢教不改，其撫養未成年子女明顯對子女不利，相反李某無此問題且李某通過自己勞動能夠撫養女兒，故應判決由李某撫養；

3、分居期間，男方所借款項應由王某自行清償，因為這是王某借款并沒有用于夫妻雙方共同的生產生活開支而是資助他人，屬于王某的個人債務，只能由王某自行清償；女方，即李某所借款項，屬于其與王某的夫妻共同債務，應由夫妻雙方共同負擔。這是因為父母對于未成年子女有平等的撫養義務，李某借款用于撫養子女，故屬于共同債務，應共同清償。

案例分析：曾明離婚后通過征婚，與也曾離異的林虹相識。經過短暫的接觸，幾個月后雙方登記結婚。由于兩人均系再婚，為慎重起見，2000年6月，夫妻倆經過“友好協商”，簽署了一份“忠誠協議書”。協議約定，夫妻婚后應互敬互愛，對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觀和責任感。協議書中還特別強調了“違約責任”：若一方在婚期內由于道德品質的問題，出現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行為（婚外情），要賠償對方名譽損失及精神損失費30萬元。協議簽訂后，在婚姻存續期間，林虹發現曾明與其他異性有不正當關系。2002年5月，曾明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與此同時，林虹以曾明違反“夫妻忠誠協議”為由提起反訴，要求法院判令曾明支付違約金30萬元。試就本案情節，依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談談你的看法并簡述理由。

答：答：夫妻之間的忠誠義務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上的夫妻忠實義務，又稱貞操忠實義務，僅僅意味著配偶性生活的排他專屬義務。廣義上的夫妻忠實義務，不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貞操，不為婚外性行為，也包括夫妻不得惡意遺棄配偶，不得為第三人利益犧牲、損害配偶的利益。我國《婚姻法》第四條明確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而且《婚姻法》第三十二條又將“重婚或有配偶與他人同居”作為可以離婚的法定事由之一。

關于忠誠協議是否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的問題，是審判實踐中的一個熱點、難點。對此，有一種觀點認為，《婚姻法》第4條所規定的忠實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而不是法律義務，夫妻一方以此道德義務作為對價與另一方進行交換而訂立的協議，不能理解為確定具體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因此，對夫妻雙方簽有忠實協議，現一方僅以對方違反忠實協議為由，起訴要求對方履行協議或支付違約金及賠償損失的，應當根據《婚姻法解釋一》第三條“當事人僅以婚姻法第四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的規定，不予受理。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對違反夫妻忠誠協議、情節尚未達到“與他人同居”程度的，如何承擔責任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但法律也沒有明文禁止當事人對此作出約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簽訂的“忠誠協議”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則和精神。

我們認為，對于忠誠協議等婚姻契約糾紛，關鍵是審查有關協議是否違反了法律禁止性規定。如果該協議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當然是無效的，不應受到法律的保護。但如果協議沒有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且是雙方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則該協議是有效的，應當得到法律的支持。當然，如果約定的賠償數額過高的，可以予以調整。具體理由分析如下：

（1）《婚姻法》第四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據此可知，相互忠實是夫妻之間的法定義務。法律這樣規定，對于維護一夫一妻原則，保護婚姻家庭和受害一方的權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規定，對于夫妻關系來說，既有規范性，又有導向性。法律要求夫妻互相忠實，并不意味著用法律手段強行維持感情確已破裂的夫妻關系，也不意味著法律能夠強制違反忠實義務的一方履行忠實義務。但是，法律既然將互相忠實規定為法定義務，則當事人違反該種義務的情況下，就可能要承擔一定的法律后果。例如，《婚姻法》第四十六條就明確規定，在離婚時，受害的無過錯方可以要求過錯方進行賠償。而這里的過錯，主要就是指違反婚姻法規定的相互忠實的義務的情形。在法律已經明確規定夫妻雙方應當互相忠誠的情況下，有些人還堅持認為相互忠誠只是夫妻雙方的道德義務而非法律義務，顯然是不正確的。

（2）夫妻相互保持忠誠是婚姻關系最本質的要求，婚姻關系穩定與否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此。違約賠償的“忠誠協議”，實際上是對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實責任的具體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則和精神，所以應該而且能夠得到法律的支持。

（3）有人認為，忠誠協議屬于情誼行為，這種行為并不受法律的保護。實際上，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婚姻并非兒戲，其與請客吃飯等情誼行為是不同的。請客吃飯等情誼行為只受道德調整，而不受法律規定，答應請客的一方不踐行諾言的，他人并不能依照法律的途徑強制其請客，也不能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而婚姻關系則有所不同，其既受道德調整，同時受法律規范。因此，在婚姻關系中，男女雙方達成的忠誠協議，并不屬于情誼行為。（4）實際上，忠實義務雖然是一種法定義務，但這種義務卻并不具有可強制執行性，因此，夫妻一方以另一方違反忠實義務為由要求對方依法履行該種義務的，法院對該類案件不予受理。對此，《婚姻法解釋一》第三條明確規定：“當事人僅以婚姻法第四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不過，在夫妻之間簽訂了“忠誠協議”的情況下，夫妻一方起訴的依據并非婚姻法第四條，而是雙方簽訂的協議本身。因此，這類案件并不適用上述《婚姻法解釋一》第三條的規定。

案例分析：李某與劉某于2006年1月經人介紹結婚，后因夫妻感情不和雙方分居兩年。李某向法院起訴，要求離婚，對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劉某對夫妻感情破裂無爭議，只是對住房一套如何分割發生爭議。因為，劉某婚前以自己的名義購買住房一套，并支付了首付款。婚后取得房產證，登記所有權人是劉某，劉某用自己的工資存折按期償還按揭款。經評估，該住房現已增值購買時的1倍，劉某主張該房屋為婚前個人財產，代理人則認為，該房屋屬劉某的婚前財產，但結婚后償還的按揭款及房屋增值部分，屬共同財產，要求予以分割。試就本案情節，依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談談你的看法并簡述理由。答：法院審理中對有關該房是全部屬于一方婚前個人財產還是部分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以及如何處理，同樣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該房屬劉某的婚前財產，但李某可以分割婚后償還的按揭款。因為該房是婚前劉某個人購買，而婚后共同還貸部分應視為用共同財產來償還的債務，李某有權要求劉某償還婚后還貸部分的一半。且增值部分也為劉某婚前財產，因為增值部分也是依附于劉某婚前所購房屋的物權而產生，由此引起的價值增值及虧損也應歸屬于該房屋產權人。

第二種意見認為：該房屋屬劉某的婚前財產，但結婚后償還的按揭款及房屋增值部分，屬共同財產，予以分割。理由為：(1)該房是劉某婚前交納首付款按揭購買，并且婚后取得房產證，所有權人是劉某。該房并不因劉某與李某結婚而變成夫妻共同財產。(2)婚后劉某用個人工資交納按揭款，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夫妻雙方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有約定的從其約定，無約定的適用法定共同財產制，即任何一方的工資獎金收入均為夫妻共同財產。故對于婚后劉某交納的按揭款應確定為用夫妻共同財產共同償還的劉某婚前個人債務，現雙方離婚，對此部分必然要進行分割。(3)該房的增值部分也應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但應扣除首付款所占的增值比例。因為該房雖由劉某個人購得，屬劉某婚前個人財產，但在與李某結婚后，在夫妻共同生活過程中共同支付按揭款。現該房屋增值，對此增值部分如何認定，應從夫妻共同財產的性質出發，本著有利于鞏固我國傳統夫妻家庭關系的原則處理。另外，劉某婚前交納的首付款與婚后雙方的交款共同保證了房屋能夠增值，在分割時對其首付款的增值部分予以扣除符合法律的規定。

經過律師大量的分析、說服工作，法院采信了第二種意見！維護了委托人李某的合法權益！

案例分析：黃明與葉莉于1980年結婚，結婚前葉的父母送給葉一盒價值萬元的首飾作為嫁妝。婚后黃、葉生育兩個子女。1990年，葉不幸遇車禍身亡。2001年，黃明認識了焦娟，兩人彼此都有好感，經人撮合，兩人于2002年結婚。婚后，兩人感情很好。考慮到焦娟沒有子女，黃便與焦商量，把首飾歸焦個人所有，其余財產作為雙方共同共有的財產兩人簽訂了協議并到市公證處公證。后來，黃明的長子黃磊知道了父親和繼母的協議后，非常生氣，覺得父親把母親的東西送人，太不應該，便動員其妹黃芳一起到法院起訴，要求焦娟將首飾交出來。法院受理了此案。請問：葉莉的父母送給葉的首飾是什么性質的財產？黃明與焦娟訂立的財產協議是否有效？

答：葉莉的父母送給葉的首飾是贈與性質的財產。黃明與焦娟訂立的財產協議沒有效力。因為簽訂的財產協議還有兩個孩子的財產。

案例分析：1997年,張某和王某相識并戀愛,當時張某未滿20周歲，為了與他結婚，張某偽造了一個年齡證明,到民政部門騙領了結婚證.結婚后不久，張某忍受不了王某的一些行為，想到法院離婚，請問法院該判張某離婚嗎?張某能否分割王某的財產? 答：可以，只要符合離婚條件的應當判決離婚。婚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屬于夫妻共同財產，應當平均分割。

《婚姻法解釋

（一）》

第八條 當事人依據婚姻法第十條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申請時，法定的無效婚姻情形已經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婚姻法》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無效：

（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

（三）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未到法定婚齡的。

案例分析：楊某于1990年應征入伍，1993年復員，回到家鄉后在鄉辦低壓電器長作工人，后被安排到政工科。楊某在部隊復議期間父母給他物色了一個對象白某。楊某沒看上白某，但為了父母的心愿還是辦了結婚手續結婚了，結婚后楊某吃住在廠里 周末回家團聚，所以妻子有抱怨，幾個月后妻子懷孕了可楊某知道在懷孕前后沒和妻子同床，追問之下，妻子承認了與人通奸，但拒絕說出男方是誰，楊某動手打了白某，楊某一起不在與白某同居住在廠里，因為白某懷孕沒有提出離婚。1995年白某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摔倒，造成流產，同年9月楊某在廠里認識了一個女生劉某，雙方有了好感，所以楊某決定可白某離婚，于1996年2月向縣法院提起訴訟，以白某與人通奸，雙方感情已破裂為由要求與白某離婚。房屋為父母所有，不在分割之列，其他屬于夫妻共有的財產雙方均等分割。白某認為婚后夫妻感情尚好，自己雖有錯誤但以改正，對方行為粗暴也給予批評，楊某提出離婚是因為他嫌棄自己是農村婦女，喜新厭舊，因此堅決不同意離婚。閱讀答題：

1，本案例的主要法律問題是什么？ 2，你對本案的處理意見是什么？

答：法院判決離婚的條件是：“夫妻雙方感情卻已破裂”和是否對子女財產進行合理安排。判斷感情破裂的情況有：

1、夫妻一方患有法律禁止結婚的疾病，或者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發生性行為，且難以治愈的。

2、婚前缺乏了解，草草結婚，婚后又未建立夫妻感情，難以共同生活的，這種情況也比較多。

3、婚前隱瞞了精神病史的。

4、一方欺騙對方，弄虛作假，騙取結婚證的。

5、雙方辦理結婚登記后，卻沒有同居生活，也沒有和好的可能的。

6、包辦買賣婚姻的。

7、分居已滿三年，在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后又分居滿一年的。

8、夫妻一方有通奸、非法同居行為的。

9、重婚。

11、一方被判長期徒刑，嚴重傷害夫妻感情的。

12、一方下落不明滿兩年的。

13、受到對方虐待和遺棄的。

14、其他導致感情破裂的情況。其中258條法院應該支持。

至于關于婦女終止妊娠一年內男方不得提出離婚的規定在本案中不能采納，因為，男方能證明且女方承認孩子不是男方的，合符司法解釋的規定。案例：

2010年農歷2月間，原告周建與被告夏紅經人介紹相識談婚，同年農歷3月初二，兩人在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情況下，就匆匆按農村風俗舉行結婚儀式并同居生活，期間原告周建給付被告夏紅禮金36000元，金飾折款8000元、見面禮1200元，離娘錢1500元、購衣款1600元，合計人民幣47800元，該款經雙方媒人在場，由被告父親夏發林所收。同年農歷4月9日，被告夏紅無故離家近一年未歸，為此，原告周建具狀訴至法院，要求被告夏紅、夏發林返還禮金、禮物共計人民幣47800元并承擔本案訴訟費用。

答：法院審理認為，原告周建對被告夏紅雙方婚約期間關于禮金、禮物的金額予以確認，根據有關法律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如屬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據此依法作出判決：被告夏紅、夏發林給付原告周建彩禮共計人民幣47800元，此款在判決生效后10日內付清。案例：

2009年2月王某、張女經人介紹相識，并于次年春節前訂婚。此前王某給付張女5000元彩禮，其中張女自己購物花費 1000元，為王某購物花費500元，余款由王某領取后又給付張女；后張女到王某家，王某父母給付其1000元；同年中秋節王某給付張女1000元；2010年春節雙方家長見面，給張女家送去價值約2000元禮品，張家收了一半的禮品。王某還數次給付張女實物及現金，價值數十元至千元不等。2010年2月14日，王某求婚成功并將祖傳玉鐲送給張女，雙方擬定于6月6日舉行結婚儀式。二人于4月1日到民政部門登記結婚，當日王某飛往異地出差5日，4月6日兩人因言語失和發生吵打，王某遂提出離婚，并要求張女返還因訂婚而花費的費用及物品，張女同意離婚，但堅稱錢物為王某自愿贈與，拒不返還。王某索要未果，遂訴至法院。答：原被告雙方雖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并未共同生活，原告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彩禮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應予支持，但其返還數額應予依法認定。因原告給付被告彩禮 5000元，原告父母給付見面禮1000元及有關大節日送給被告的現金及禮物屬于彩禮范疇，且被告對彩禮數額予以認可，應予返還；其他財物的給付系原告于日常生活中出于自愿自覺給付被告的禮物（并非按習俗為之），屬贈與行為，不得要求返還。但因玉鐲為祖傳之物，具較大價值且意義非凡，雖為求婚贈與物，終因雙方登記即離，失去贈與目的，應與返還。另扣除被告為原告購物花費的金額500元，被告應返還原告彩禮 5000-500+1000+1000+1000=7500元。

案例：

自訴人，袁紅，女43歲，北京市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員

被告人，張志國，男，42歲，現為旅日華僑，在日本橫濱某電器工程公司工作

1984 年，原告和被告相識并相愛。1987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時年原告25歲，被告24歲。1990年10月，被告準備出國，因為怕被拒簽，所以與原告僅僅辦理了世俗的婚姻儀式，而沒有辦理法律的結婚登記。1992年8月，被告回國探親，雙方仍然保持同居關系，一個月后被告再次出國日本人那繼續學業。1992 年10月，原告欲想去日本探親，遂開始比較頻繁地與被告電話聯系。一次偶然中，發現接聽電話的人是女性，并聲稱是被告的妻子并且已經懷孕，原告大吃一驚，遂通過中國駐日大使館查詢，獲悉被告確實與一沈姓中國女公民于1992年2月在中國駐日大使館登記結婚。1993年11月，原告向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訴，要求確認被告構成重婚，并要求撤銷被告與沈姓中國女公民的非法婚姻關系 答：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據1986年3月15日實施的《婚姻登記辦法》，首先確認原告袁紅和被告張志國構成事實婚姻。然后，根據《刑法》重婚罪的規定，宣布被告張志國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況下，還與第三人沈某結婚，其行為構成重婚罪。同時，宣告被告張志國與第三人沈某的婚姻關系無效。案例：

懷他人之子騙取的婚姻是否有效？

林某與楊某經人介紹相識后發生關系。期間，林某與他人交往并懷孕。不久，林某與楊某登記結婚，六個月后林某生育一男孩。婚后林某并未與其情人斷絕關系，直至事情敗露。后林某以夫妻之間沒有建立起好的夫妻感情為由，起訴至法院，要求與楊某離婚，依法分割財產，孩子自己撫養，楊某承擔撫養費。答辯期間，楊某以林某懷有他人子嗣與自己結婚給其造成了精神損害為由提出反訴，要求與林某離婚，林某獨自撫養孩子并賠償其精神損失5000元。林某與楊某的婚姻是否有效？

答：林某與楊某的婚姻是否有效，一種觀點認為該婚姻是無效的，原因是楊某與林某之間的婚姻關系雖然并不符合《婚姻法》所明確規定的五種無效婚姻的情形，但《婚姻法》也未明確規定此類行為屬于有效的或是可撤銷婚姻的行為。故根據特別法無明文規定時適用一般法的法理學原理，楊某與林某的婚姻關系的認定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本案中，林某隱瞞真相，懷他人子嗣與楊某結婚，屬于民事欺詐類型的無效民事行為，故應認定林某與楊某的婚姻是無效婚姻，對其關系應當按照非法同居關系處理。另外一種觀點認為該婚姻應是有效的。理由是：《婚姻法》第10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無效：（1）重婚的；（2）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3）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齡的。”第11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據此，本案即不屬于法定的無效婚姻的情形，也不屬于法定可撤銷婚姻的情形，那么就應當定性為有效婚姻。《婚姻法》并沒有將基于欺騙使對方在違背真實 意思的情況下與之結婚的行為確定為無效婚姻。據此可以確定本案林某與楊某的婚姻關系是 有效的。案例：

本案原告是否侵犯男性的生育權

2003年農歷8月，原告黃某（女）與被告戴某（男）經他人介紹認識并談戀愛。同年11月7日，原、被告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2004年4月12日，原告回娘家居住時，被告欲向原告索款購買肥料，雙方為此發生糾紛，致原告膝蓋受傷。事情發生后，被告及其親戚多次到原告娘家，要求與原告和好。2004年5月19日，原告訴至南靖縣人民法院要求與被告離婚，2004年6月9日本院判決不準原、被告離婚。之后，原、被告仍繼續分居生活、雙方互不往來。原告在第一次起訴離婚未果后，未經被告同意將懷孕7個多月的胎兒引產。原告于2005年8月15日再次以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為由起訴要求與被告離婚。被告認為原告在2004年4月7日檢查時胎兒是正常的，原告沒有經過被告的同意私自引產，被告主張原告侵犯了其生育權，致使被告精神受到傷害，被告要求原告賠償精神損失5000元。

答：2005年11月9日，福建省南靖縣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 生育權是一項特殊的人身權，是人生來具有的與人身不可分的一種權利，夫妻雙方均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原告懷孕以后，胎兒就成為原告人身的組成部分，這時，被告的生育權只能通過原告來實現；如果雙方意見一致，被告的生育權就能夠實現，如果雙方的意見不一致，則只能依照原告的意愿決定，被告的生育權就不能實現。被告雖然享有生育權，但其生育權的實現，不得侵害原告不生育的人身自由權。因此原告懷孕后，是否生育子女，應由原告決定，原告沒有和被告協商，自行終止妊娠，其行為并未違反法律規定。所以被告提出的要求原告賠償其精神損失的意見，于法無據，不予采納。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3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7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10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判決：

一、準予原告黃某與被告戴某離婚。

二、駁回被告戴某要求原告黃某賠償精神損失5000元的訴訟請求。案例：

疑妻有外遇丈夫查話費 妻告電信及丈夫侵犯隱私權 一男看到妻子經常背著自己打電話，懷疑妻子有外遇，遂到通信公司偷查妻子的話費。妻子以隱私權受到侵犯為由，將丈夫和通信公司告上法庭，索賠精神損失5萬元。

前不久，37歲的江油市民李國中發現比他小13歲的妻子王蕊經常背著自己打電話：每天晚飯后，王蕊都以散步為由外出。有次雨下得特別大，王蕊仍要外出散步，李悄悄跟蹤，卻發現妻子竟躲在樓下打手機！一次，李國中半夜醒來，竟發現妻子躲在被窩里用手機發短信！她到底在給誰打電話？李國中決定查個明白。本月15日，李國中拿上她和自己的身份證、結婚證到通信公司查詢并打印了王蕊今年1月份以來的話費清單。王蕊果然跟一手機號碼頻頻聯系。李國中進一步在通信公司核查，查出該手機主人叫張某，現今29歲。王蕊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后以侵犯隱私權為由，狀告丈夫李國中和某通信公司。答：5月25日，法院審理認為，通信公司的話費清單不屬于公民 通信秘密的范疇。某通信公司在驗證了王蕊、李國中的身份證 和結婚證后，為李國中打印話費清單，盡到了謹慎審查的義務。另外，《婚姻法》中明文規定夫妻之間有相互忠實的 義務。李國中對王蕊反常行為的懷疑符合配偶身份的

自然反應，李國中有權知道自己對王蕊所享有的專屬身份利 益是否受到威脅或侵犯。李國中在獲悉清單的內容后并沒有 散布或丑化，李國中所獲取的信息在其配偶身份的合理知情權范圍之內。最后，法院依法駁回王蕊對李國中和 某通信公司的訴訟請求。案例：

擅自處分共有財產是否有效

[案情]宋某與妻子王某長期不和。2003年8月23日，宋某私自與馬某達成購房協議，將其名下

的夫妻共有房屋以90000元的價格賣給馬某，并按相關規定辦理了房屋產權過戶手續。2004年2月，王某將宋某與馬某二人告上法庭，請

求法院確認該房屋買賣合同無效。

答：

一、從本案的事實來看，爭議的房屋所有權應是宋某和王某所共有的夫妻共同財產，但由于我國法律對房屋這類不動產所有權采取的是登記主義，登記上的記名人才是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人，因而登記具有公示物權及物權變動的效力。王某并未被登記為該房屋產權所有人，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人，因此無法對抗第三人。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89條明確規定：共同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共同的權利，承擔共同的義務。在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項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人的損失，由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人賠償。本案宋某出具了其作為爭議房屋唯一所有權人的產權證書，并以自己的名義與馬某辦理了房屋所有權過戶手續，馬某沒有理由不相信該房屋是宋某一人所有的。宋某在處分房屋時存在權利瑕疵，馬某對此無從所知，并且對此不存在故意或過失。況且馬某購房支付的價格也是公平合理的，即為對價。綜上所述，馬某在購買房屋時已盡到了買方的義務，因此，馬某在取得該房產時是善意有償的。依照善意保護和善意取得制度，應認定該買賣合同有效，房屋應歸馬某所有，法院應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案例：

“夫妻雙方要互相忠實，廝守一生，白頭到老。如果一方要求離婚，必須賠償對方精神損失費100萬元。”這一紙“忠誠協議”，沒有阻止住孫先生要求與湛女士離婚的腳步，湛女士據此要求孫先生賠償其損失費100萬元。請問，該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為了維持婚姻，2006年12月，孫先生在湛女士的要求下，訂立了上述協議。但之后雙方感情不但沒有好轉，湛女士反而變本加厲，經常到孫先生單位無理取鬧，致使雙方感情破裂。孫先生提起訴訟要求離婚。湛女士同意離婚，但是要求孫先生按協議賠償其精神損失費100萬元。孫先生不同意支付該費用。

答：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孫先生提出離婚、湛女士同意離婚，故對孫先生要求與湛女士

離婚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

原、被告雙方對賠償精神損失費的約定限制了婚姻自由權，違反法律規定，為無效協 議。據此，判決準予孫先生與湛女士離婚；駁回湛女士要求孫先生賠償其精神損失費100 萬元的請求。案例九：

2004年5月，剛到不惑之年的高某經人介紹與26歲的艾某相識。同年10月，他們共同購置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新房走進婚姻殿堂。因高某曾離過兩次婚，初婚的艾某多長了一個心眼，便與高某簽訂了一份婚姻忠誠協議：約定婚后任何一方有外遇或不忠誠于對方，夫妻共同購買的房子則歸無過錯方所有。

06年3月，高某在外做香菇生意時結識一女子，不久兩人同居。艾某知道后，苦心 規勸無果。07年3月，艾某想到了那份婚姻忠誠協議，當即訴至法院，請求與高某離婚，房子歸其所有。

? 答：庭審中，高某見雙方感情已不可挽回，同意離婚，但不愿履行忠誠協議，認 為那是當時叫艾某高興的一種輕易舉動。

? 法院認為，艾某與高某簽訂的婚姻忠誠協議是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且雙方均

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違反協議的不利后果都有能力去預見和面對,故該婚姻忠誠約定可視為夫妻雙方在離婚時的書面共同財產分割協議，對雙方都有法律約束力。法院遂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作出判決。

[案情]1 熊某，男，33歲，從小智力發育不全，人稱“阿憨”，始終找不到對象，父母甚為其擔心。恰巧有一位年已26歲的苗某，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父母也想給她找個對象，以便丟掉“包袱”。兩家都了解對方的真實情況，一說即合。雙方在1叨6年10月登記結婚。婚后一年，生了個女兒，是個怪胎，不久夭折。由于雙方不能建立真正感情，常常吵鬧打架，女方還摔東西，拿刀動武，鬧得雙方家長都安不下心，四鄰也不安寧。最終男方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女方家長也認為這樣鬧下去，對女兒病情不利。法院遂判決熊某、苗某離婚。

[問題]

《婚姻法》對禁止結婚有何規定?為什么作此規定? [法律解說]

《婚姻法》第七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結婚：(一)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二)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姻法》第十條又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無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三)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齡的。”本案當中，法院判決熊某、苗某離婚是不合適的，應直接宣告他們的婚姻無效，予以解除。

綜觀世界各國有關法律，禁止結婚的疾病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嚴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如先天性癡呆、精神病、精神衰弱等。

患這類病的人，通常是無行為能力人，既不能獨立為財產上的行為，也不能獨立為身份上的行為，而且在婚后有將精神方面疾病遺傳給后代的可能。

第二類是重大不治且有傳染性的身體方面的疾病，患者婚后會嚴重危害他方和后代的健康。此外，有些國家規定，有生理缺陷而不能發生性行為者，禁止結婚。新中國建立后，1950年的《婚姻法》禁止有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者、患花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經治愈者、患麻風病或其他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之疾病者結婚。1980年的《婚姻法》采取了例示性和概括性相結合的立法措施。屬于例示性規定的是“患麻風病未經治愈”，屬于概括性規定的是“患其他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的”。

新修訂的《婚姻法》，只是簡單規定了“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的”。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疾病的患者，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第一，精神分裂癥、躁狂抑郁癥患者。精神病患者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不可能充分地控制、辨認結婚這一行為所導致的法律后果。如果精神病人結婚，不僅有礙于患者本人的身體健康、夫妻和睦，而且還可能遺傳給下一代。世界各國一般都規定精神病患者未經治愈，不得結婚。

第二，性病患者未經治愈的。梅毒、淋病等都屬于性病的種類之一，為惡性傳染病。性病主要是因為男女性生活接觸傳染而得名，90％以上的性病為后天性生活所傳染。先天性的傳染途徑是，在母體內將性病原體通過血液傳導給后代。所以，對性病患者要嚴格限制其結婚的權利。

第三，重度智力低下，即癡呆癥患者。這類人無民事行為能力，無法承擔對婚姻、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而且，具有嚴重的遺傳性。據統計，2／3的低能兒和癡呆癥為遺傳所致。

第四，正處于發病期間的法定傳染病。艾滋病、甲型肝炎、開放性肺結核等疾病為典型的傳染病。在認定此類疾病時，要有充分可靠的醫學依據。

“生理缺陷”也稱為“不能人道”，是指生殖器官先天性缺陷而言，如天閹、石女等。對這種情況，一般認為，夫妻間生活內容是多方面的，性生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一方當事人明知他方有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而愿與其結為伴侶，自然不必強行禁止他們結婚。但是，兩性結合畢竟反映了人的自然屬性的要求。假如因此而使夫妻婚后不能共同生活，而且導致感情破裂的，可作為準予離婚的理由。

當事人患有禁止結婚的疾病并領取結婚證的，構成宣告婚姻無效的原因之一。婚姻登記機關一經發現，應依法作出該項婚姻無效的宣告，收回結婚證。當事人以及利害關系人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提出該婚姻無效的，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應當宣告該婚姻無效。但一方于婚后始患此類疾病者不在此限。如另一方要求解除婚姻關系，可按離婚程序處理。

[案情]2

孫某，男，48歲，建筑隊工人，與同隊職工、46歲的喪偶婦女房某經常往來。由于房某經常生病，兩個子女又均在外地工作，生活上較為困難，孫某便經常去幫助挑水、買煤和送其上醫院看病，深得房某的好感。孫某因有生理缺陷，一直未婚獨居。1999年5月，房某主動向孫某提出建立戀愛關系，孫某堅決不同意。經房某再三向孫某追問為何一直獨身，孫某才明白相告：“從小生理發育不全，無結婚的要求。”房某表示：“我患有婦科病，對性生活也不強求，我們結為夫妻，以便在生活上相互照顧。”在房某的再三要求下，孫某答應與房某結婚。1999年7月，雙方持單位證明去鎮人民政府申請結婚登記。登記人員依照有關規定，要雙方去醫院作婚前檢查。經醫院檢查證明，孫某確實有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登記人員對雙方進行了勸阻，講明利弊。雙方仍堅持要求結婚，登記人員便依法準予登記，發給了結婚證書。

[問題]

*婚姻登記機關準予孫某、房某登記結婚是否正確? [法律解說]

婚姻登記機關準予孫某、房某登記結婚，是正確的。有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者，能否結婚問題，我國1950年的《婚姻法》曾明確規定禁止結婚。性生活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內容，但不是夫妻生活的全部內容。隨著人們道德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日常生活上的實際需要，一些男女雙方均有生理缺陷，或一方明知對方有生理缺陷，基于發揚團結互助的精神，以便互相照顧、共同生活，而要求結婚的逐漸增多。因此，1980年的《婚姻法》刪去了有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者禁止結婚的內容。新的婚姻法仍保持了1980年婚姻法的做法。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只要雙方互不隱瞞，明白相告，在申請登記時，經婚姻登記機關工作人員勸阻無效，雙方仍堅持要求結婚者，可給予結婚登記，準予結婚。這有利于照顧某些特殊情況，充分尊重當事人本人的意愿。如一方婚前隱瞞，婚后發現有生理缺陷要求離婚的，可作為離婚理由，按離婚案件處理。

[案情]3

孟某與李某同是上海市某技工學校畢業的同班同學，在讀書期間，兩人就建立了戀愛關系。1985年畢業時，他們懷著滿腔熱忱，奔赴邊疆，來到云南某廠工作。后由于孟某看不慣李某的一些言行，雙方戀愛關系破裂。1991年6月，孟某經人介紹與上海某中學教師張某結婚。1994年冬，孟某與李某同路回上海探親。在談吐間得知孟某正愁于夫妻分居，無法調回上海團聚時，李某對盂某說：“你和老張一個在云南，一個在上海；你是工人，他是臭老九，有啥共同語言。再說，你們再有本事也沒法調回上海，他又不愿到云南去鉆山溝，這樣的日子沒有意思。你不如離婚，我們重溫舊好。”孟某開始猶豫，李某趁機表白：“我早已不想在山溝里過一輩子，我至今不找對象就是為了回到大上海的懷抱。我雖然沒辦法調

回上海市區工作，但是，我有門路調到浙江某縣，這與在上海工作一樣方便。如果你聽我的安排，很快就會一同調去。”孟某想回上海工作心切，便對李某言聽計從。到家后，便向張某提出離婚，并拒不回家，公開住在李某的家里。孟某與李某狂歡于上海街頭，漫步在黃浦江畔，儼若夫妻，有時與張某相遇，也視若路人。張某向人民法院起訴離婚。經法院調解，雙方于1995年1月自愿離婚。

孟某離婚后，與李某在云南廠里以戀愛關系同居，兩次作人工流產。2000年1月，李某接到調往浙江的調令。臨別前，孟某要李某同去辦理結婚手續，李某推托說：“我要立即趕去浙江報到。如果情況有變，我們這幾年的努力就白費了。我走后，你再去辦理結婚證。我們的關系組織上都知道，我到浙江之后，就立即向那邊申請將你調去。”孟某在單位開了雙方的結婚證明，到所在地的鎮人民政府申請結婚登記。當登記人員問到男方為何不親自同來申請時，孟某謊稱： “他因公務緊張早巳到上海出差去了，他現在上海等著我去舉行婚禮，請你們及時辦理。”登記人員見他們是同一單位的職工，又有單位出具的雙方結婚證明，便辦理了登記，發給了結婚證。孟某一連給李某發了十多封信，告之已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但每次都是如石沉大海，后來收到李某的一紙“絕情書”。信中寫道： “我與你早在十年前就中斷了戀愛關系，你憑什么關系取辦了結婚手續。你的結婚證書，我不承認，沒有法律效力!”這一晴天霹靂使孟某氣得大病一場。她于同年5月匆匆趕到錢塘江畔。

李某既不接待，更矢口否認戀愛關系。李某所在單位多次調解未成，孟某才走進當地人民法院，請求法律保護。法院經調查，作出了“孟某與李某的婚姻關系無效”的判決。

[問題] 法院的判決是否正確，為什么? [法律解說]

結婚程序是指婚姻成立的法定手續，也稱婚姻的形式要件，是婚姻取得社會承認的方式。在通常情況下，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當事人，只有履行法定的結婚程序，其婚姻關系才被國家和社會所承認，發生相應的法律效力。從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的法律規定看，結婚程序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儀式制，它是指以履行一定的儀式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它是古老的結婚制度，從歷史上沿襲下來的。當代某些西歐、北美國家，依然采取儀式制。其中有宗教儀式、世俗儀式和法律儀式。第二種是登記制，它是指依法進行婚姻登記為成立的惟一形式要件。登記制是近代發展起來并日益為許多國家所采取的結婚制度。第三種是登記與儀式結合制，它是指既須進行登記，又須舉行儀式，婚姻始得成立，兩者缺一不可。

《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應當補辦登記。”這一規定說明進行結婚登記，是我國結婚必經的法定程序。

當事人辦理了結婚登記取得結婚證后，即確立夫妻關系，受到國家的承認和法律的保護。不登記的婚姻不是合法婚姻，不受法律保護。

結婚登記的機關，在農村是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在城市是街道辦事處或區人民政府和不設區的市人民政府。結婚登記的程序分為申請、審查和登記三個環節。申請，即當事人雙方親自到一方戶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提出申請，說明有關情況，并提供證明。審查，即由婚姻登記機關依法對當事人的結婚申請進行審核與查證。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當事人所持證件是否真實、完備，是否與當事人本人情況完全符合；二是審查當事人雙方是否都符合結婚的條件。登記，即由婚姻登記機關對當事人結婚申請的合法性加以確認，進行登錄和記載，簽發《結婚證》。如果當事人的結婚申

請不符合婚姻法的規定，則不予登記，并向當事人說明理由。

實行結婚登記制度，是嚴格執行婚姻法、保護婚姻關系的需要。它有利于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實行；可以提高當事人的法制觀念，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可以防止違反婚姻法的行為，如防止包辦、買賣婚姻，防止早婚、重婚，防止近親結婚等，這符合國家、社會與當事人的根本利益。

就本案來說，孟某在單位開了雙方的結婚證明后，單獨到所在地的鎮人民政府申請結婚登記。婚姻登記機關工作人員誤信謊言輕率地給他們辦理了結婚登記，顯然，該行為欠缺合法性。結婚登記，是確立夫妻關系的法律行為，這種行為具有很強的人身屬性，必須當事人雙方親自履行，任何人不能包辦代替，也不能委托當事人一方或他人代理。這是建立婚姻關系與建立其他民事法律關系的顯著不同之處。所以法院作出“孟某與李某的婚姻關系無效”的判決是正確的。

本案當事人在處理自己的婚姻關系時，是極不嚴肅的。對孟某來說，李某插足其家庭時，竟然言聽計從，與前夫分道揚鑣，最后被李某欺騙、玩弄感情長達數年，這應當說是咎由自取。而李某道德敗壞，玩弄異性，理應受到道德輿論的譴責。

[案情]4

王某系某師范專科學校的教師，李某系某所中學的語文教師。王某與李某高中時曾是同桌，后來李某考上本省師范大學，而王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兩人在讀書期間經常寫信交流思想。李某是獨生子女，其父數年前患癌癥已去世，母親遭遇車禍喪失勞動能力。因此，照顧母親的責任就落在了李某的身上。2000年8月，王某、李某的高中同學舉行了一次同學聚會，兩人才知道對方原來都沒有談朋友。他們借此機會單獨進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談，互相表達了愛慕之情。對于李某的難處，王某表示： 自己兄弟姐妹多，以后可以幫李某照料其母。從此，王某時常到李某家照顧李母，并幫李某做一些家務。2001年3月，王某和李某一起去李某所在區的婚姻登記機關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之后王某遂搬至女方李某家居住。

[問題]

*《婚姻法》對登記結婚后一方成為對方家庭成員的問題是如何規定的? [法律解說] 《婚姻法》第九條規定：“登記結婚后，根據男女雙方約定，女方可以成為男方家庭的成員，男方可以成為女方家庭的成員。”這是對我國婚姻習俗的一項重要改革，其實質是提倡和鼓勵男方成為女方家庭的成員。根據男女雙方約定，男女可以互為對方的家庭成員。第一，結婚后，女方可以到男方家里生活，成為男方家庭成員；男方也可以到女方家里生活，成為女方家庭成員；男女雙方也可以單獨另立小家庭，不與各自的家庭成員在一起生活。第二，一方成為他方家庭成員后的戶口問題，應按照戶籍管理規定辦理。第三，關于一方為他方家庭成員后，在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上發生哪些變化，法律未作明文規定。一般認為，僅發生家庭生活消費和家庭結構關系的變化，不產生法律上新的權利義務，只存在事實上的相互幫助。因為一方成為他方家庭成員后，應屬于他方親屬的姻親，姻親在我國一般不發生權利義務關系。這樣理解從事實上看也較為合理。否則，勢必形成誰到對方家庭居住生活，誰的負擔就重。這樣就會造成雙方在法律上承擔義務的不平衡。縱觀我國歷史，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婚姻居住方式都是男娶女嫁，婦從夫居，女方成為男方家庭的成員。提倡結婚后男方到女方家中成為女方家庭成員，體現了我國婚姻家庭關系中男女平等的原則，是對我國傳統婚姻居住方式的一項重要改革。它有利于解決有女無兒家庭的實際困難，有利于破除以男性為本位的宗法觀念，也有利于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婚姻法所提倡的男方到女方家成為女方家庭成員，與舊式的“入贅婚”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古代，贅婚受到家庭和社會的歧視和不平等待遇。在以父系家長制為核心的宗法制度下，入贅形成一種特殊性質的人身依附關系，具有賣身的性質。我國婚姻法關于男女可以互為對方家庭成員的規定，是建立在夫妻地位平等、人格獨立基礎上的。古籍記載“家貧子壯則出贅”，是以男子為中心的宗法制度的極端產物，男子入贅通常為迫不得已的行為，女家招贅大多受傳宗接代思想的支配。如今的男到女家落戶則是經男女雙方協商而作出的自愿選擇。我國婚姻法的這一規定，是反對封建重男輕女觀念，鼓勵男方成為女方家庭成員，建立新型的家庭關系。

[案情]5

1991年，何某(男)與劉某結婚，并生養一子。1993年，朱某(女)與龐某登記結婚，并生養一女。何某和朱某是同村鄰居，平時關系較好。1996年，何某自己辦了個電套廠，聘用朱某為采購員。后來，兩人關系曖昧，并發展到非法同居，導致兩個家庭矛盾沖突。1998年11月中旬，何某為擺脫現狀，準備背井離鄉，并將此念告訴了朱某。朱某得知后欲自殺，何某不忍心，兩個人密謀后，何某帶著朱某遠到他鄉的朋友家，并謊稱自己已與妻子離婚，朱某是新娶之妻。從此以后，兩人便公開以夫妻名義借住在何某的朋友家，共同生活了2年零6個月，且生養一予。2001年5月，何某原妻劉某得知何某和朱某下落，便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人民法 院判令解除何某和朱某非法同居關系，并對兩被告的違法行為予以處罰。

[問題]

*法院對何某和朱某的同居關系該如何處理? [法律解說]

《婚姻法》第十條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無效：

(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三)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齡的。”

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結婚，或者明知對方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重婚有兩種形式：一是法律上的重婚。即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而構成的重婚。只要雙方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不論雙方是否同意同居，是否舉行婚禮，重婚即已形成；二是事實上的重婚。即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雖然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事實上已構成重婚。在現實生活中，事實上的重婚占多數。因為形成法律上的重婚要辦理結婚登記，登記時當事人要持介紹信、戶口簿等證明，如果不是采取隱瞞、欺騙手段，一般不可能形成法律上的重婚。

根據我國的有關法律和政策，重婚將導致下列法律后果：一是為了維護一夫一妻制，婚姻法規定禁止重婚。重婚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處理重婚的原則是：一般均承認和保護前婚，否認和解除后婚。但是在處理具體問題時，還要從實際情況出發，考慮重婚形成的原因、后果和情節，分清情況，區別對待；二是當事人構成重婚罪的，按《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可見，應按重婚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是實施重婚行為的有配偶者和明知故犯的無配偶者；反之，不知他人已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無配偶者，不是重婚罪的主體。后一種情況，往往是由于有配偶者的欺騙、隱瞞而造成的。對于沒有重婚故意的無配偶者，僅產生婚姻無效的民事后果，并不產生重婚罪的刑事后果。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朱某和何某的行為已構成重婚罪，法院應當宣告其婚姻無效，終止其非法同居。宣告婚姻無效，是對違法婚姻的處理措施。無效婚姻，是指違反婚姻成立要件的違法婚姻。《婚姻法》以列舉的形式給出了無效婚姻的幾種情形，例如當事人有重婚行為的等。無效婚姻不同于可撤銷婚姻。可撤銷婚姻是指婚姻成立時違背某些婚姻成立要件，應當事人的請求，依法得撤銷的婚姻。《婚姻法》第十一條就是關于可撤銷婚姻的具體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受脅迫的一方撤銷婚姻的請求，應當自結婚登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當事人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恢復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對于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宣告其婚姻無效和撤銷其婚姻的法律后果，《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 “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自始無效。當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權利和義務。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由當事人協議處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判決。對重婚導致的婚姻無效的財產處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當事人的財產權益。當事人所生的子女，適用本法有關父母子女的規定。”

外國學者將婚姻成立要件分為公益要件和私意要件。違反公益要件者，一般為無效婚姻；違反私意要件者，為得撤銷婚姻，如未達適婚年齡；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違反女子待婚期；違反近親結婚限制等。從效力上看，無效婚姻和得撤銷婚姻的根本區別是：無效婚姻自始無效，有溯及力；得撤銷婚姻為可能無效，即撤銷后無效，無溯及力。無效婚姻制度源于古代法，中世紀歐洲寺院法也有無效婚姻制度，凡有婚姻障礙、無婚姻意思和欠缺形式要件的婚姻，均為無效。1804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了羅馬法的精神，僅設了無效婚姻制度。及至1刪年德國民法典，才出現了婚姻無效和撤銷兩種制度。此后，瑞士、日本、英國等國以及美國的部分州，都相繼設立了這兩種制度。但是，各國法律對婚姻無效與撤銷的理解不盡一致。同一種違法行為，在一國為無效婚姻，在另一國則為可撤銷婚姻。

案情]6

高某與侯某是親姑表兄妹，又是中學同學，從小青梅竹馬，相處《艮好。雙方父母也認為這是親上加親，完全贊同。1994年10月 雙方自愿登記結婚。婚后感情很好，雙方相敬如賓。1995年侯某生育一男孩，兩人精心照料孩子，鐘愛如寶。孩子剛學會走路時，一次不小心摔了一跤，頭上擦破了一塊皮，流血不止，雖及時送醫院治療，但孩子還是夭折了。1998年5月侯某又生一女孩，；人視為掌上明珠，倍加愛護。2000年，小女孩走路時不小心跌倒在路上，膝蓋處擦破了皮，結果又像第一個孩子那樣，搶救無效而死亡。醫生查明兩個孩子的死，都是由于近親結婚產生的先天性遺傳病——血友病造成的。這種疾病在現代醫療技術下，是無法醫治的。醫生希望他們以后不要再生孩子，最好是去收養別人的孩子。

高某不愿收養孩子，執意讓侯某再生一個。侯某則因兩個孩子的死，心靈上造成了極大的痛苦，不愿再在感情上折磨自己，堅決不同意再生。為此，二人引起糾紛。2000年9月，高某以夫妻雙方近親結婚，違背了禁止結婚的條件為由，要求法院宣告其婚姻無效。

[問題]

法院應如何處理高某的訴求? [ 法律解說]

《婚姻法》第七條規定，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禁止結婚。第十條則規定，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婚姻無效。在一般情況下，有這種血緣關系的男女當事人是無法在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盡管法律作了如此的禁止性規定，在實際生活中近親結婚的現象還時有發生。所以，新的《婚姻法》增加了有關無效婚姻的規定。根據規定，本案當中高某、侯某的婚姻實際是無效的。高某有權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提出該婚姻無效；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應當宣告該婚姻無效。本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近親結婚的極好教訓。禁止一定范圍的親屬結婚，源于原始社會的婚姻禁忌。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和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逐步排除了縱向的直系血親間的兩性行為，以及橫向的旁系血親兄弟姐妹間的通婚。進入個體婚后，人類有意識地通過立法限制近親婚姻。一是由于優生學的原因，受遺傳基因的影響，夫妻如果血緣關系太近，容易將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疾病或缺陷遺傳給下一代，這將給民族的健康、人口的素質以及人類的發展帶來危害；二是基于倫理上的要求，由于近親結婚有悖教化，有礙于人類長期形成的婚姻道德，容易造成親屬身份上和繼承上的紊亂，因而，各國法律均根據本國的民族習慣，限制、禁止近親婚姻。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規定，直系血親間的婚姻無效，但對旁系血親的婚姻無效范圍，由于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的不同，各國規定的范圍也有所不同。目前，世界各國大體上有三種規定：一是禁止二親等旁系血親間通婚；二是禁止三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間通婚；三是禁止四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間通婚。《婚姻法》按照世代計算法，規定凡出自同一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血親，除直系血親外，都是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禁止通婚，包括：1．兄弟姐妹，包括同父同母的全血緣的兄弟姐妹、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半血緣的兄弟姐妹。2．伯、叔、姑與侄、侄女，舅、姨與外甥、外甥女。3．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這些親屬之間結婚的，該婚姻無效。

[案情]7

廖某，女，X歲，農民。廖某系獨生子女，模樣俊俏，品貌端莊。匡某，男，26歲，醫生。匡某利用廖某的父母常到醫院看病的關系，給他們提供方便，博得廖某父母的歡心。廖某的父母了解到匡某尚未成親，覺得他有文化，是醫生，就有心促成女兒與匡的婚事。廖某經父母再三勸說，覺得匡某有正式工作，相貌也不錯，便同意了。婚后，廖某即發現匡某沒有性要求。后來，廖某在清理匡某的東西時，發現一個病歷表，上面記著匡某患有性病的情況，便多次催問匡某，才知道匡某在結婚時隱瞞了真相。由于匡某的性病現在尚未治愈，因此不敢與廖某發生性關系。為此，夫妻雙方關系惡化，從吵嘴發展到打架。1999年10月，廖某向法律起訴離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根據我國婚姻法規定，宣告廖某與匡某的婚姻關系無效。

[問題]

*法院對本案的處理是否合法?為什么? [法律解說]

根據原《婚姻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本案可判決其離婚。但新《婚姻法》增加規定了婚姻無效制度。所以，法院宣告廖某、匡某的婚姻無效是正確的。新的《婚姻法》第十條規定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無效。我國婚姻法規定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禁止結婚。但為了維護婚姻關系的相對穩定，保護有關各方的權益和社會利益，新修訂的《婚姻法》在具備一定條件下，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疾病一方的婚姻關系也給予了承認和保護。也就是說，雖然當事人結婚前患有禁止結婚的疾病，但在婚后已經治愈的情況下，該婚姻仍然有效。至于婚后才患有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的，不管治愈還是未治愈，婚姻關系都是有效的。這類案件的關鍵，是如何判斷當事人患的是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這既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醫學問題。現代各國規定的禁止結婚的疾病，一般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包括精神病、癡呆癥、精神衰弱等。患有這類疾病的人通常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具有承擔夫妻間權利和義務的能力，并且有將精神上的疾病遺傳給后代的可能。第二類是身體方面的疾病，主要指足以危害對方和下一代健康的重大不治的傳染性疾病或遺傳性疾病。我國婚姻法對禁止結婚的疾病，沒有明確地加以列舉，而是采用了概括性的規定，至于哪些屬于應當禁止結婚的疾病，必須由醫學上進行鑒定。

另外，有些同志認為，除了上述禁止結婚的疾病外，患有指定的傳染病在傳染期內或患有精神病在發病期間，應暫緩結婚。患有嚴重的遺傳性疾病，如當事人雙方同意并采取了避孕措施的，可以結婚，但不許生育。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便是對于因生理缺陷不能發生性行為的人是否準許結婚。在傳統的婚姻法上是以“不能人道”而加以禁止的，如1896年德國民法典中所說的違反婚姻義務，包括拒絕性交和性交不能。現代大多數國家，也將其作為婚姻無效的原因，如美國統一結婚離婚法規定，一方無性交能力而不能完婚，而另一方在舉行結婚儀式時不了解該生理缺陷，婚姻無效。但由于性交不能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機能上的缺陷，先天不能外，有些是由于后天的原因而導致一時不能或永久不能，有的是婚前不能，有的是婚后不能等等。雖然，也有一些國家規定，如果結婚時對方不知即可宣告婚姻無效，但更多的國家在處理時，是以不能人道而不能治愈作為婚姻無效要件的。為慎重起見，有的國家還規定了一定的時間限制，如奧地利民法典規定，履行婚姻義務之不能，應為即存又永久時；如不能確定為永久或僅為一時，夫妻應同居一年，如從事違法婚姻的人是一種嚴厲的警告，對因違法婚姻而受到傷害的人是一種有力的支持。無效婚姻制度可以從根本上消除違法婚姻而造成的種種消極影響，對保障婚姻的合法成立、全面防治違法婚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反之，如果不在立法上通過有關無效婚姻的規定來指明違法結合的后果，對本應依法確認無效的婚姻不聞不問，在發生糾紛時按離婚程序處理，就會使有關結婚條件的規定在一定意義上形同虛設。離婚是配偶生存期間解除婚姻關系的法律手段。婚姻的解除必須以婚姻的合法存在為必要前提。欠缺結婚條件的結合，是借婚姻之名而出現的違法結合，不是法律承認和保護的婚姻關系，因此，基于此類結合而產生的糾紛同離婚在性質上有嚴格區別。在立法上決不能用有關離婚的規定代替確認婚姻無效的規定，在實踐中也不能將無效婚姻按離婚程序處理，否則，則是對違法婚姻也具有法律效力的默認。第二，增設無效婚姻的規定有利于預防和減少婚姻糾紛，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實踐中，因違法婚姻引起的婚姻糾紛在整個婚姻糾紛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依法維護婚姻秩序也是實現安定團結的一個重要內容。應當看到，法律對婚姻成立的要求是符合社會利益的，同當事人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違法婚姻對當事人造成的損害不容低估。在很多的違法婚姻中，男女雙方都會身受其害，通過無效婚姻的規定否定違法婚姻的效力，使雙方間的關系得到糾正后恢復原狀，對保護當事人特別是女方的權益，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增設無效婚姻的規定有利于加強執法力度，制裁在結婚問題上的違法行為。確認無效婚姻是還事實的本來面目，在法律上判定違法結合不具有婚姻的效力。這種確認的本身并不是一種制裁手段，但它卻是對違法婚姻責任主體適用相應制裁手段的前提和根據。對于從事違法婚姻的人，包括當事人和第三人，應當根據其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和后果，依法予以行政處分、行政處罰、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使他們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些制裁措施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結合使用。

法律規定男女雙方必須均已達到法定婚齡始得結婚，一方或雙方未達法定婚齡即行結婚的，是無效婚姻，法律不予承認。根據《婚姻法》第五十條的授權規定，我國的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法定婚齡，一般都做了男20歲、女18歲的變通規定。在變通規定中，有的僅適用本地區的少數民族，不適用漢族，或不適用少數民族中的干部和職工；有的既適用本地區的少數民族，又適用與少數民族結婚的漢族。這些法定結婚年齡的變通規定，在其各自的空間效力和對人效力的范圍內，是確定當事人是否達到法定婚齡的依據。

[案情]8

劉某(女)與張某(男)戀愛，并書面訂婚。但劉母以張某經常賭博為由加以反對，并介紹王某(男)與劉某相識。后劉某與王某相處得比較融洽，便口頭通知張某解除婚約。不久，當劉某與王某向婚姻登記機關提出結婚申請時，張某向人民法院起訴，提出：“劉某自愿與我訂立書面婚約，劉某接受過我的金項鏈1條、時裝若干、5千元現金等財產，已形成未婚夫妻關系。法院應予以保護，認定劉某單方終止婚約的行為無效。另劉母的行為干涉了婚姻自由，有包辦買賣婚姻的性質，須嚴加懲處。” [問題]

*劉某與張某的婚約是否受法律保護?為什么? [法律解說] ’

婚約是指男女雙方以將來結婚為目的所做的事先約定。訂立婚約的行為，稱為訂婚。婚約的當事人俗稱未婚夫妻。關于婚約的性質，資產階級學者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契約說”，認為婚約是訂婚契約，盡管其性質不得強制履行，但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者應承擔違約責任；另一種是“非契約說”，認為訂婚不是法律行為，而是事實行為，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者應當承擔侵權行為的責任。婚約在歷史上大致經歷了兩大發展階段：

1．早期型婚約，即奴隸、封建社會的婚約，它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較強的效力。首先，訂立婚約是結婚的必經程序，無婚約的婚姻視為無效。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規定：“倘自由民娶妻而未訂婚約，則此婦非其妻。”在羅馬法中，無婚約的結合只能算是姘合而不能成為婚姻。中國古代的“六禮”，也十分重視訂婚的程序。其次，婚約一經訂立，便產生法律效力，無故違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按照羅馬法的精神，如果一人同時或先后與二人訂婚，須受“喪廉恥”宣告。婚約成立后，男方毀約即失去所交的聘禮，女方毀約須交付相當于聘禮1至4倍的罰金。在中國古代，用刑罰強制維護婚約的效力。唐律規定：諸許嫁女已報婚書而輒悔者，杖60；更許他人者，杖100；與他人成婚者，徒1年半。原婚約依然有效。

2．晚期型婚約，即近、現代的婚約，其性質、內容、地位和作用都不同于早期型婚約。首先，訂立婚約已不再是結婚的必經程序，是否訂立婚約可由當事人自由抉擇。有的國家對婚約采取不干涉主義，法律中不設相應條款，如法國、日本、美國等。有的國家雖有關于婚約的法規，但也不將其看做結婚的必經程序，如墨西哥、秘魯、德國等。其次，婚約的訂立須有男女雙方當事人的合意，同時要求未成年人訂婚須得法定代理人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同意。近現代婚約一般均為非要式行為，口頭的要約與承諾、書面協議、交換訂婚戒指、舉行訂婚儀式或報上刊登訂婚啟事等均得為婚約的成立。再次，婚約無人身約束力，不因婚約的訂立而發生必須結婚的義務，法院不受理婚約履行之訴。最后，婚約可憑雙方或一方的意愿隨時解除。婚約宣告解除后，雙方當事人便不再受任何約束。關于因解除婚約而造成的實際財產損害，如因訂婚或籌辦結婚所支付的費用和所欠債務等，近現代大多數國家法律規定過錯方有賠償之責。關于因一方過錯而解除婚約造成他方的“精神損害”，如清白的女子在婚約期間與婚約當事人發生同居或性關系，男方輕易解約或女方因男方過錯而解約時，有些國家在法律上賦予無過錯的受害方請求賠償的權利，如墨西哥、秘魯、瑞士等國。但是，解約當事人享有的損害賠償及贈與物的返還請求權有時效的限制，各國規定不一，瑞士、墨西哥、秘魯等國規定為1年，德國規定為2年。我國1950年、1980年以及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對婚約均無明文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法律的解釋，堅持了以下立法精神：1。訂婚不是結婚的必經程序和條件。法律既不禁止訂婚，也不提倡訂婚。婚約沒有法律約束力，解除婚約無需通過任何法律手續。雙方要求解約，即可自行解除；一方要求解約，只要通知他方即可。2．對因婚約解除或戀愛終止引起的財物糾紛應當予以處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精神，應從有利于促進社會安定團結、貫徹婚姻自由的原則出發，區別不同情況妥善處理。第一，對于借婚約而進行買賣婚姻的財物，原則上判決收繳國庫。因為，收受財物的一方為非法所得，交出財物的一方，其財物是進行非法活動的工具。第二，對于以戀愛訂婚為名，行詐騙錢財之實，除了構成詐騙罪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無論哪一方提出解約，原則上都應將詐騙所得財物全部歸還給受害人。第三，對于借談戀愛為名，以贈送財物為手段，玩弄異性的人，其所交付給對方的財物，應按贈與物對待，不予退還。第四，對于以結婚為目的的贈與，價值較高的，應酌情返還；對于婚約期間的一般贈與物，受贈人無返還義務。

根據以上分析，劉某與張某的婚約不受法律保護。劉母的行為亦不屬于干涉婚姻自由行為，因為劉某與王某相處得比較融洽，劉某是自愿與張某解除婚約的。當然，劉某接受張某的金項鏈1條、時裝若干、5千元現金等財產應予以返還。

[案情]9

吳某是獨生子女。吳某的父母一心想等女兒成年后，“招郎上門”，既可以解決吳家缺乏勞動力的困難，又可以“宗祀不絕”。2000年6月，女兒已X歲，雖經人介紹了幾個對象，均因不愿到吳家當上門女婿而未成。吳某的父母商量，準備將吳某許配給現年27歲的本村青年孫某，但吳某堅決不同意這門親事。2000年10月，吳某的父母背著女兒，通過托人情和吃喝等手段，打通了婚姻登記機關工作人員朱某的關系，在男女雙方均未到場的情況下，由朱某給辦了結婚登記，發給了結婚證書。接著，吳氏夫婦又暗中積極為女兒購置衣物用品，修繕房屋，準備舉行婚禮。吳某知道緣由，便在家大哭大鬧。她宣稱：“誰去辦的結婚證，誰就和他結婚。”又遭到父母的打罵。她跑到婚姻登記機關向朱某要求收回結婚證，朱某怕問題暴露受到追查，極力給吳某施加壓力，說：“你和孫某已經領了結婚證，就是夫妻了。不管誰來辦理的結婚證都有法律效力。”朱某堅持不能收回結婚證書，并告訴她：“今后關系不好，還可以找我辦離婚證嘛。”吳某認為自己爭取婚姻自由的路已經到了盡頭，因此，只有以死來控訴這害人的包辦婚姻。她兩次投河，均被人搭救。在父母、親友的反復“勸導”下，同年12月，吳某與孫某的婚禮如期舉行。盡管是吳氏夫婦強迫他們倆同住一室，但吳某每晚都是和衣而眠，不讓孫某挨身。孫某為人老實，與吳某同床各枕，也從不與吳某接觸。因而雖已結婚，但從未過夫妻生活。孫某想，自己是上門女婿，這寄人籬下的生活既沒有意思，也耽誤了吳某的青春，便于2001年4月主動與吳某商量，背著吳氏夫婦，到婚姻登記機關登記離婚。但在辦理離婚登記時，朱某堅持有村里開的離婚證明，才能辦理。于是二人又轉向村委會要證明，被村委會主任王某嚴加訓斥： “你們結婚快半年了，不吵不鬧，親親熱熱，還要求離婚，毫無道理。”因而拒絕開離婚證明。吳某與孫某要求離婚之事，被吳氏夫婦發覺。吳氏夫婦除對雙方嚴加指責外，又對孫某以家產相誘惑，要孫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意與吳某離婚。吳某見協議離婚無望，便翻山越嶺，跑到縣人民法院起訴，堅決要求解除她與孫某的包辦婚姻。法院受理后，經調查上述情況屬實。經縣法院建議，婚姻登記機關工作人員朱某受到了有關部門的批評和處理。本案經審判委員會討論后，宣告吳某和孫某的婚姻關系無效。

[問題]

*法院對本案的處理是否正確?為什么? [法律解說]

婚姻自由是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婚姻法的重要原則，是我國婚姻制度的本質特征。結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組成部分，雙方當事人確有結婚的合意，意思表示完全一致，是婚姻成立的必備條件。法律將結婚的決定權賦予當事人，由當事人本人決定是否結婚，與誰結婚。也就是說，當事人有完全的婚姻自主權。但是在實際生活當中，一方因他方脅迫而結婚的情況時有發生。對這種欠缺雙方合意的婚姻，《婚姻法》第十一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受脅迫的一方撤銷婚姻的請求，應當自結婚登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當事人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恢復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內提出。”按照許多國家的立法例，利害關系人、未成年當事人的法定代理人以及檢察官等主體可以主張婚姻無效，但依法主張撤銷婚姻的請求權人一般只包括當事人本人。在我國哪些主體具有主張撤銷婚姻的請求權，是可撤銷婚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我國婚姻法的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也就是說，撤銷婚姻的請求權僅限于男女本人，即結婚并非出于自愿，而受到他人的干涉而被迫結婚的當事人，當事人以外的任何人均無請求權。因為結婚合意涉及當事人的內心意思和心理活動，是否請求撤銷該婚姻，應當由當事人自己作出判斷。尤其是如果結婚時有脅迫的因素，但結合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本人感情已發生變化，雙方結合后均有繼續保持婚姻關系的意思，那么，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要求撤銷該婚姻。為了保障當事人要求撤銷其婚姻的請求權的正常行使，維護婚姻關系的相對穩定，保護有關各方的權益和社會利益，法律對此項請求權的行使期限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受脅迫的一方撤銷婚姻的請求，應當自結婚登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當事人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恢復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內提出。此項規定目的在于促使當事人盡快行使權利，以免婚姻關系長期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對于本案，吳某與孫某本無結婚合意，兩人結婚純系父母脅迫所致，法院宣告吳某、孫某的婚姻關系無效是正確的。另外，本案在結婚的程序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問題，吳氏夫婦在男女雙方均未到場的情況下，買通朱某給辦了結婚登記，發給結婚證書，這顯然是嚴重違反婚姻法的行為。

[案情]10

2000年7月，某縣農村李某家按舊習慣熱熱鬧鬧舉辦了婚禮。拜堂后，蓋著紅頭巾的新娘在新郎的攙扶下向洞房走去，新娘隨即被鎖在屋內。看熱鬧的人因看不見新娘都只好掃興而歸。局外人哪里知道，真正的新娘莊某因農藥中毒，此時正躺在縣醫院的病床上，剛剛脫離危險期。為了不誤婚期，男女兩家商定，由新娘的嫂嫂代替莊某去登記結婚并拜堂成親。但是，新郎不得入洞房與“新娘”同居。第三天，“新娘”要“回門”，新郎亦按約定將她送回了家，并同去醫院看望了莊某。不久，莊某身體康復，出院后，她立即奔李某家，全家人無不歡天喜地。李代桃僵之事似乎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同年12月的一個傍晚，莊某在鄉里開會，正急需一項報表。她在同事的陪伴下急忙趕回家中，但見房門緊閉，叫門不開。她一氣之下破窗而入，發現李某正和嫂嫂躺在床上。她嚴厲斥責其嫂嫂和李某的不道德行為。其嫂反而不知羞恥地說：“你哥哥成天在外面跑，把我一個人甩在家里。我和李某是登記了、拜了天地的夫妻。雖然名字是你，但新娘實際是我。”莊某氣憤至極，操起扁擔向嫂嫂打去，使其頭部受傷，當場昏迷，后經醫院搶救脫險。受到侮辱的莊某便向法院提出離婚。經法院審查認為，這是一樁涉及婚姻效力的問題。根據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法院撤銷了這樁冒名頂替的婚姻，并對李某和莊某的嫂嫂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

[問題]

*本案該如何處理? [法律解說]

確認婚姻無效和被撤銷婚姻關系，是法律對當事人的配偶身份的否定，它使以婚姻為名的違法結合不具有合法婚姻的效力，使從事違法婚姻的當事人無法達到其預期的目的。此外，對無效婚姻的責任主體來說，除婚姻無效外，還會因其違法行為導致其他后果，即他們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收到相應的法律制裁。從廣義上講，違法者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也是無效婚姻導致的法律后果。《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自始無效。當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權利和義務。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由當事人協議處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判決。對重婚導致的婚姻無效的財產處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當事人的財產權益。當事人所生的子女，適用本法有關父母子女的規定。”由于當事人的配偶身份為法律所否定，無效婚姻和被撤銷婚姻當事人雙方之間不具有基于婚姻的效力而發生的夫妻權利和義務。因此，當事人間的人身關系與合法婚姻中的人身關系是根本不同的。例如，由于無效婚姻中的男女不是合法配偶，一方與另一方的血親及其配偶之間，不發生姻親關系。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中的男女雙方，相互之間沒有法定的扶養義務。因而，也不適用婚姻法有關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一方有要求對方給付扶養費的權利的規定。一方出于自愿扶養另一方，與履行法定的扶養義務在性質上是有著嚴格區別的。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中的男女雙方不能以配偶的身份互為第一順序的法定繼承人。在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對其父或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不適用《繼承法》中關于喪偶兒媳對公婆，喪偶女婿對岳父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的規定。當然，這種情況可以根據《繼承法》第十四條的規定，以繼承人以外依靠被繼承人扶養的缺乏勞動能力又無 生活來源為由，或者以對被繼承人扶養較多為由，分得適當的遺產。但是這與法定繼承權有著嚴格的區別。盡管從理論上講，夫妻財產制所調整的財產關系，是以特定的身份關系為前提的，無效婚姻當事人同居期間并非婚姻存續期間，但我國婚姻法基于公平的原則和尊重事實的精神，統一規定無效或被撤銷婚姻的當事人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應按照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即在財產關系方面，對無效或被撤銷婚姻的當事人，適用婚姻法有關夫妻財產制的規定。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自始無效。因此，在無效婚姻中受胎而出生的子女，應為非婚生子女。

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應當負擔子女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直至子女能獨立生活為止。”婚姻無效不影響子女與父母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因為父母子女之間存在天然的血緣聯系。具體來講，父母對該子女負有撫養教育、管教保護的權利和義務。該子女成年后對父母負有贍養的義務。父母與該子女之間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此外，在監護、代理、收養等涉及父母子女關系的事項中，父母子女間的權利和義務也不受父母婚姻無效的影響。在無效婚姻當事人終止同居關系時，有關子女的撫養歸屬、撫養費的負擔等問題，應與婚生子女同等對待。

在確認婚姻無效后，應當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以前的婚姻法僅規定了違反本法者，得分別情況，依法予以行政處分或法律制裁。對于防治違法婚姻來說，這種概括性規定過于原則和籠統，尚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新修訂的《婚姻法》專門增加了法律責任一章，對此加以了完善。造成婚姻無效或被撤銷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當事人雙方的違法行為造成的，有的是因當事人一方的違法行為造成的，還有的是因第三人的違法行為造成的。對其分別情況予以制裁，這是維護法律嚴肅性、權威性的必然要求。懲治和教育違法者，加強群眾在婚姻問題上的法制觀念，才能有效地預防和減少違法婚姻的發生。基于責任主體的違法行為所具有不同的性質和情節，違法者應承擔以下幾種法律責任。

第一，行政責任。根據有關規定，婚姻登記機關對當事人弄虛作假，騙取結婚登記的，給予罰款的行政處罰。對出具虛假證件和虛假證明的直接責任人員，應建議其單位或者組織給予批評教育或者行政處分。

第二，民事責任。對違法婚姻的責任主體，需要追究民事責任的，可予以相應的民事制裁。《民法通則》中各種民事責任方式，如停止侵害、返還財產、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均可根據具體情況對違法婚姻的責任主體予以適用。特別是對賠償損失的要求，既可在民事訴訟中提出，也可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出。

第三，刑事責任。在制裁違法婚姻責任主體的各種手段中，追究刑事責任是最嚴厲的，它在防治違法婚姻的對策中，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此，刑法已有比較完善的規定，即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明知是現役軍人的配偶而與之同居或結婚的，均應按照有關條款定罪處罰。本案比較特殊。李某和莊某在結婚的程序上，違反了《婚姻法》第八條的規定，該法第八條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應當補辦登記。”現行《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申請結婚的當事人弄虛作假，騙取結婚登記的，婚姻登記機關應當撤銷結婚登記，收回結婚證。

第五篇：婚姻家庭法案例分析

婚姻家庭法綜合練習四

1．李某（女）與石某（男）是同村村民，1992年2月兩人建立戀愛關系，第二年10月舉行婚禮并宴請親朋好友，但未履行結婚登記。之后李某與石某便以夫妻名義公開同居生活，村民們也公認他們是夫妻。當時李某、石某均是24歲，李某于2001年9月生育一女孩。同居期間，石某和李某蓋了5間房子，并置備了手扶拖拉機一輛及一些家用電器。石某和李某同居初期感情很好，石某靠跑運輸賺到一些錢，家中生活條件比多數村民要好。1999年，石某在縣城找到一份運輸貨物的工作，經與李某商量同意，石某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準備長期干下去。2002年，石某在城里認識了個體業主邵某，兩人逐漸產生感情，自2002年底起，邵某以妻的身份與石某共同生活，對外交往，周圍的人都以為他們是夫妻。李某知道后非常氣憤，遂于2003年8月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追究石某與邵某的重婚罪并與石某離婚以及分割共同財產。李某還表示女兒由自己撫養，石某應每月給付女兒200元撫育費。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

1． 李某與石某是否構成事實婚姻？

2． 石某與邵某的關系是否構成重婚？

3． 對李某要求與石某離婚及分割財產、撫養女兒的要求如何處理？

對于第一問：根據婚姻法解釋一第五條規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人民法院要求離婚的，應當區別對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前，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按事實婚姻處理。所以我認為李某和石某構成事實婚姻。

對于第二問：根據上述規定，石某和邵某也構成事實婚姻，所以我個人認為石某構成重婚罪，而邵某，如果明知他有配偶才構成重婚，如果不明，則不構成。

對于第三問：

分割財產應當公共財產共同分割，5間房子，和拖拉機以及電器平均分割。女兒撫養應該給女方，男方付撫養費。

1． 李某與石某是否構成事實婚姻？

事實婚姻，指沒有配偶的男女，未進行結婚登記，便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兩性結合

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前，未辦結婚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如同居時或者起訴時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可認定為事實婚姻；如同居時或者起訴時一方或者雙方不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應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新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之日(1994年10月1日)起未辦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關系對待。”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公布實施以前，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按事實婚姻處理。所以我認為李某和石某構成事實婚姻。2． 石某與邵某的關系是否構成重婚？應如何處理？

根據上述規定，石某和邵某也構成事實婚姻，所以我個人認為石某構成重婚罪，而邵某，如果明知他有配偶才構成重婚，如果不明，則不構成。

事實重婚：指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但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只要雙方公開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雖未辦理結婚登記，也已構成重婚。

有配偶者與他人結婚，包括兩種形式：一是有配偶者又與他人登記結婚，這為法律上的重婚；二是雖未經結婚登記，但又與他人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這為事實上的重婚。現實生活中基本上是事實上的重婚為重婚的主要表現形式。

《婚姻法》第45條規定，對重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刑法》第258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著明知對方有配偶還與之結婚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12月14日在《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發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復》中指出：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

3． 對李某要求與石某離婚及分割財產、撫養女兒的要求如何處理？

分割財產應當公共財產共同分割，5間房子，和拖拉機以及電器平均分割。女兒撫養應該女方給，男方付撫養費。

2．張侗與李莉于1996年元月結婚，2005年6月，張侗以雙方長期分居，感情已破裂為由提出離婚訴訟，經人民法院調解，李莉同意離婚，但二人在財產分割與債務清償上發生爭執，協議不成。主要問題是：（1）張侗有祖傳房屋四間，二人婚后共同使用，分居期間各住兩間，李莉要求分割產權。張侗以全部房屋都是婚前個人所有為由堅決反對，并出示了所權證。

（2）李莉婚前購有進口彩電一臺，婚后共同合用，分居期間置于張侗房間，因零件老化而報廢，李莉要求用雙方共同財產抵償，張侗也予反對。

（3）在二人分居期間，張侗為給其弟籌集出國留學經費向人借款10000元；為給在農村去世的姑媽辦理喪事向人借款2000元，要求由共同財產償還，李莉表示自己不負償還義務。（4）張侗的一部著作已交付出版社但尚未出版，李莉要求將預計稿酬列入共同財產，張侗認為尚未取得經濟利益，不屬分割范圍。

對以上四個爭執點，根據我國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應如何判決？

（1）房屋屬于張侗個人所有。因為屬于其婚前個人財產。（2）彩電不予抵償。因為法律規定：在共同生活期間自然消耗、毀損的財產不予補償。（3）張侗的借款由其個人償還。因為不屬于撫養其有法定撫 養義務的人。（4）預計稿酬應列入共同財產。因為司法解釋規定： 婚姻關 系存續期間，實際取得或者已經明確可以取得的財產性收益屬于 共同財產中的的“知識產權的收益”。本案中屬于明確可以取得的 財產性收益。

3．劉某（男，28歲）與肖某（女，27歲）原是同一企業職工。雙方于1998年自由戀愛，2000年5月登記結婚。婚后感情較好。2002年1月，劉因犯盜竊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在劉服刑期間，肖曾去看過他，并寫信鼓勵他好好改造。劉某也聽取妻子的意見，表現良好，并減刑半年。2002年3月，肖的父母親看望肖，勸說肖與劉離婚，并給肖介紹男朋友。恰在此時，肖發現自己已懷上劉的孩子，便去醫院做了人工流產。劉得知此事后責怪肖未與自己商量，為此兩人發生爭吵。肖思前想后，認為還是應聽從父母的勸告，與劉離婚。2003年1月，肖以婚后經常吵架，劉犯罪被判刑為由，向當地人民法院提出了離婚訴訟。劉堅決不同意離婚。

問：對肖的離婚請求應如何處理？提出處理意見并簡述理由。

人民法院可以說服原告撤訴或判決不準離婚。

1.判決離婚。按照我國婚姻法規定，我國實行的是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的原則。只要當事人愿意，且符合法律的相關規定，就可以結婚；而對于夫妻離婚，法律設定的限制則更加少，只要能證明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就可以判決離婚。實際上，法律并沒有對與犯人離婚做任何限制。因為，如果僅僅因為對方是犯人，就限制另一方與犯人離婚，這將嚴重損害犯人的配偶的婚姻自由權。因此，可以與服刑人員離婚。

4．李剛（男）與劉云（女）曾經有過較長時間的同居生活，后因感情不和而分手。劉云在二人同居時已懷孕，在與李剛分手后生下一女孩取名劉曉。后來李剛與汪清結婚，婚后較長時間二人無子女，便以為汪清不能生育，遂收養了李華為養女。一年后汪清意外懷孕，生下一男孩兒取名李征。

問：（1）從本案來看，若李剛去世，則案例中哪些人可以作為其合法遺產繼承人？為什么？

（2）若李華成年后欲解除與李剛和汪清的養父母關系，但其原送養人堅決不同意，則他們的收養關系能否解除？

（1）繼承人包括劉曉、汪清、李華和李征。因為繼承法規定：第 一順序的繼承人包括父母、子女和配偶。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養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等。本案中，汪清是其配偶。李征為婚生子 女，劉曉為非婚生子女，李華為養子女。（2）可以。因為被收養人成年后，收養關系的解除是由被收養人 和收養人協商達成的，協商不成的，也由被收養人向法院其起訴，送養人的意見沒有法律效力。

5.1993年3月王林與高華（女）未辦結婚登記手續便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住在1992年王林獲贈的一套兩居室住房內，當時王林28歲，高華25歲。在同居期間二人購買了松下彩電、全自動洗衣機各一臺，價值15000元，彩電與洗衣機雙方一直共同使用。1994年高華的姑媽贈與高華個人價值14000元的鋼琴一架。1995年王林外出做生意，賺了30萬元。高華獨自在家創作了一篇長篇小說，發表后獲稿酬2萬元。2001年王林在外結識了李云，二人之間產生感情，并于2002年正式登記結婚。

問：（1）王林與高華的關系應如何定性？為什么？

（2）依照我國現行婚姻法的有關規定，案例中哪些財產屬于雙方共同財產？為什么？哪些屬于二人的個人財產？為什么？

(1)二人為事實婚姻；以1994年為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

(2)同居期間二人購買了松下彩電、全自動洗衣機各一臺，價值15000元，彩電與洗衣機雙方一直共同使用。1995年王林外出做生意，賺了30萬元。高華獨自在家創作了一篇長篇小說，發表后獲稿酬2萬元。這些都是同居期間購買的物件和為了同居生活而做生意賺的。故應為雙方共同財產。1992年王林獲贈的一套兩居室住房內歸王所有，這是因為他們二人于1993年開始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房子是以前的。1994年高華的姑媽贈與高華個人價值14000元的鋼琴一架歸高所有，這是個人贈與。

6.王君于1955年與李梅結婚，婚后一直未能生育。1960年，夫妻倆收養一名8歲男孩，取名王慶。王慶長大后成家立業，并生有一子王強，一家人其樂融融。1995年，李梅因病去世。1998年，王君結識了喪偶的退休女工劉瑩，雙方于1999年登記結婚。劉瑩的獨生女趙艷時年23歲，剛從大學畢業參加工作。2003年，王君突發腦溢血，雖經及時搶救撿回一條命，卻落下半身不遂，且花掉了一輩子的積蓄數萬元。出院后，由于增加了醫藥費等費用，王、劉二人本來僅夠維持生活的退休金入不敷出。王君忍不住向晚輩提出給付贍養費一事。此時晚輩的家庭狀況是：王慶已因車禍死亡，其子王強大學畢業進了企業工作，尚未結婚，月收入4000元；趙艷未婚，月收入3000元。王強認為自己的父親是王君的養子，且已經去世，自己與王君沒有任何血緣關系，不愿承擔贍養義務。趙艷未明確表態。

就本案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趙艷是否有贍養王君的義務？（2）王強是否有贍養王君的義務？

（1）沒有贍養義務。因為他們二者沒有構成扶養關系。王君沒有撫養過趙艷。

（2）有贍養義務。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繼父或繼母和受其撫養教育的繼子女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適用本法對父母子女關系的有關規定。”據此，形成事實撫養關系的繼父母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婚生父母子女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規定。所以，受繼父母撫養教育長大的繼子女對繼父母有贍養的義務。

7.甲在1990年9月20歲時參軍，1998年與原籍姑娘乙結婚，2001年8月復員回原籍。甲、乙婚前戀愛時間不長，結婚草率，加之乙所在的企業又告破產，心情不好，雙方經常爭吵。甲于2004年5月提出與乙離婚，乙同意離婚，但雙方對以下問題不能達成協議：（1）乙于2002年企業破產時得到破產安置補償費50000元，乙認為這是自己的個人財產，而甲認為這是夫妻共同財產；（2）甲于復員時得到復員費20萬元，甲認為這是自己的個人財產，而乙認為應作為夫妻共同財產；（3）甲、乙雙方婚后居住的房屋是乙婚前承租，婚后甲、乙用共同積累購買的，產權證登記在乙名下，乙認為這是她的個人財產，甲認為這是夫妻共同財產；（4）1998年甲、乙登記結婚后，乙曾向朋友老劉借款15000元用于裝修婚后住房，乙認為這是夫妻共同債務，而甲則認為這是乙的個人債務，應由乙個人負責償還。

問：針對上述各點爭議，法院應當如何認定和處理，請分別提出意見并簡述理由。1）乙于2002年企業破產時得到破產安置補償費50000元，由于發生在婚姻存續期間，所以破產安置補償費屬于夫妻共同財產

（2）甲于復員時得到復員費20萬元，復員費中有部分是夫妻共同財產，婚姻維持了6年，復員費一共20萬，年平均值是4000元，所以其中的2.4萬是夫妻共有財產，余下的為甲的個人財產。

（3）甲、乙雙方婚后居住的房屋是乙婚前承租，婚后甲、乙用共同積累購買的，產權證登記在乙名下，婚姻法 第十八條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屬于夫妻一方的財產。房屋屬于乙所有，（4）1998年甲、乙登記結婚后，乙曾向朋友老劉借款15000元用于裝修婚后住房，司法解釋

（二）第24條 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所以屬于共同債務。

8.丁曉的父母于1989年離婚，6歲的丁曉由母親直接撫養，父親每月給付撫育費50元。1993年，父親再婚，婚后又生育了一個孩子。自1994年起父親以經濟困難為由不再給付撫育費。丁曉靠著母親少量的工資支持讀完了中學。這期間母親曾多次向丁曉的父親索要撫育費，丁父只是在過春節時象征性地給了100元。2002年，丁曉考上了一所大學，父母再次為他的學雜費產生分歧，最終還是母親將她的養老金存折抵押后借錢勉強給丁曉交齊了幾千元的學雜費。為了節省開支，丁曉沒有住學校的宿舍，母親的住房又離學校太遠，所以只能住在父親1997年以來承租的單位的一間公房里（此房離學校很近，父親一家則住在自購的商品房里），然而父親竟將房間防盜門的鎖換掉，不讓兒子進門。從此丁曉居無定所。父親認為，丁曉已滿18周歲，不僅拒絕支付他的撫育費，還將他掃地出門。對于父親的無情做法，丁曉萬般無奈之下將其告上法庭。丁曉提出以下幾項請求：（1）父親應給付其自1994年以來拖欠的生活費、教育費和醫療費；（2）父親應給付其上大學期間所需費用的1/2；（3）允許其居住父親承租的單位的公房。

問：法院對丁曉提出的三項請求是否應予支持？（回答問題時請簡述理由）

答：（1）第一項請求是合理的。因為婚姻法規定：離婚后，不直 接撫養子女的父母一方，應給予一定的撫養費，包括生活費、教 育費和醫療費，丁曉的生父有條件拒不支付，所以應給付拖欠的 費用。（2）不予支持。因為法律規定，父母對子女的撫養指的是“不能 獨立生活的子女”，即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學歷教育的。丁 曉不屬于這種情況。（3）應予支持。9.王易君（男）是外企職員；李媛（女）是大學講師；雙方于1992年結婚。婚后租房居住，全部家具和家用電器由王易君在籌辦婚事時購買。

王易君和李媛的事業發展順利，李媛為了及早晉升副教授，拼命工作，不愿意生孩子，而王易君認為李媛過于要強，缺乏母性，雙方常為生不生孩子的問題鬧矛盾，漸漸地王易君對李媛失去了耐心。2000年1月，王易君向李媛提出離婚請求，遭到李媛拒絕。自此以后雙方分居，王易君借住在朋友家里。這期間王易君有了女朋友并與女朋友同居。2001年5月，王易君以自己和女朋友的名義共同購置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屋。2002年6月王易君向法院起訴要求與李媛離婚。經法院調解，李媛同意離婚，但在財產分割等問題上與王易君有下列爭議：

王易君認為家具和家用電器是自己婚前購買的，應歸他本人所有；李媛認為家具和家用電器婚后雙方共同使用已超過4年，應視為夫妻共同財產。王易君認為上述三居室房屋是在與李媛分居后由自己和女朋友購買的，與李媛無關；李媛認為這套三居室房屋的價款的2/3，是王易君以夫妻的共同存款給付的，該房產的2/3應屬于王、李的共同財產。并舉證證明王易君出資占房屋價款的2/3，其同居女友出資僅占1/3。王易君還提出，李媛有一項科研成果專利正在辦理轉讓，估計可得轉讓費20萬元，自己有權分得一部分。李媛還提出，由于王易君與女朋友同居才導致離婚，王易君對離婚有過錯，自己并無過錯，故請求損害賠償。

根據上述案情，回答下列問題并簡述理由：（1）家具和家用電器是不是王易君的個人財產？（2）案內房屋的2/3是不是夫妻共同財產？

（3）對王易君提出的分割專利轉讓費的請求，是否應予支持？（4）對李媛提出的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是否應予支持？

(1)家具和家用電器不是王易君的個人財產。根據婚姻法的規定，婚前為婚后共同生活而購置的家用電器，屬于夫妻共同所有。

（2）2/3房屋是夫妻共同財產。因為，在王某與其女友同居，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是在王某沒與李某解除婚姻關系期間所作出的行為。那么，王某的工資，根據婚姻法的規定，是作為夫妻共同財產的。那么，用夫妻共同財產所購置的房產自然屬于夫妻共同所有。并且李某可以舉出有力的證據證明2/3進行了出資。那分割財產時，是可以進行分割的。（3）婚姻法解釋二，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或者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已經明確可以取得的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性收益，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李某的專利權收益屬于知識產權收益中的一種，是應該作為夫妻財產進行分割的。

（4）一般情況下是不予以支持給予損害賠償的。因為倒致王某與李某離婚的主要原因不是王某與其女友同居，并且在其同居之前，王某與李某也曾有過鬧離婚的現象。

10.劉某，男，23歲，身體健康；張某，女，21歲，身體健康。劉某的父親和張某的母親是堂兄妹關系，劉、張同在同一公司上班，經交往后產生感情，到2004年2月兩人準備結婚。雙方父母認為兩人屬相不合，均反對兩人婚事。劉、張迫于無奈，準備偷偷結婚，兩人聽說結婚需要單位的介紹信，便找本單位開具婚姻狀況證明，準備瞞著父母結婚。但單位領導認為他們不夠單位的晚婚年齡，不能結婚，所以不給開證明。兩人再次碰壁后，找到懂些法律的好友小A，想辦法。可是小A說，你們是親戚，屬于近親結婚，法律不允許，應該趁早了結這段戀情。

問：（1）小A的話有無道理？為什么？（2）單位的做法對不對？

（3）兩人結婚需不需要單位的介紹信？為什么？（4）劉某、張某能否結婚，為什么？

（4）劉某、張某能夠結婚。因為他們不屬于直系親屬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親屬，而是三代以外的旁系親屬，不是近親結婚。

11.1996年9月李某和劉某結婚。雙方均系再婚，雙方共同撫養劉某與前妻所生的男孩劉甲（現年8歲）。1998年二人又生了男孩劉乙（現年不到2周歲）。后來雙方感情惡化，已經分居3年。2002年雙方離婚，法院判決劉乙歸李某撫養，劉某每月負擔100元生活費；劉甲由劉某撫養。判決后劉某不服，認為李某已經與劉甲形成了事實的撫養關系的繼母子關系，離婚后李某應當繼續負擔劉甲的撫養費，要求雙方各撫養一個小孩，互不給付孩子的撫養費，為此劉某上訴。

問：劉某的主張有無道理？

12.張女士婚后主要操持家務，丈夫與另外5人共同投資創辦一家有限責任公司。2002年12月張女士與丈夫協議離婚，除了房產、現金等，還分得公司的股份，占公司總股份的10%，在與其他四位股東協商時，他們都認為張女士又不懂經營管理，參加公司有弊無利，不同意張女士加入。問：本案的糾紛該如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