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創新的十大理論問題

社會創新的十大理論問題

自1986年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提出“社會創新”的概念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創新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學術界、民間組織和國際社會的關注和重視。在谷歌網站上輸入“social innovation”一詞，搜索結果有725萬條，輸入中文“社會創新”一詞，搜索結果更高達4070萬條。英國是較早從事社會創新研究和實踐的國家，布萊爾政府時期就在內閣設立了第三部門辦公室，致力于建立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美國奧巴馬政府成立后在白宮設立了社會創新辦公室，新政府積極致力于推動社會創新。加拿大2004年以來先后兩次發表了反映本國社會創新進展的研究報告，在該國產生了重要影響。美國、英國、加拿大、印度和中國等不少國家都設立了自己的社會創新獎項。社會創新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現象，因此有必要對社會創新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進行認真的研究。

一、社會創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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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熊彼特和杰夫·摩根等人關于創新的定義[1]，對創新可作如下界定：創新是將新思想付諸實施的創造性活動，同時也是創造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過程。這一簡明的定義將創新與改革、改良以及發明、創造區別開來。改革與改良是對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完善的行為，創新則是尋求新的解決方案的行為。發明、創造是提出新知識、新思想、新方法的行為，創新則是將新思想、新理念付諸實施的行為。創新與改革及發明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發明是知識的生產過程，創新則是知識的傳播與實踐過程，它是發明、創造的一種延續。創新既是一種過程，又是一種結果。作為一種過程，它包括新思想的提出、實施和傳播或擴散等內容。作為一種結果，它又具體表現為新產品、新服務、新組織、新解決方案等。

社會創新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從這一概念的提出到現在只有20多年的歷史。人們對社會創新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尚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對社會創新的理解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在國際學術界，有兩個社會創新的定義具有廣泛的影響。一個是英國楊氏基金會主席杰夫·摩根的定義。他指出，社會創新是在滿足社會目標方面產生效果的新想法，或者是指受滿足社會需求目標所驅使并主要由以社會目的為主的組織所從事和擴散的創造性行動和服務。[2]另一個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菲爾斯(James

A.Phills)等人提出的定義，即，社會創新是對某個社會問題的新穎的解決辦法，這個解決辦法比現有的辦法更有效、效益更高、更可持續或更加公正，同時它所創造的價值為整個社會帶來利益而非僅僅對某些個人有利。[3]我國學者王名認為：“社會創新可以理解為一個涉及社會生活的基本理念、組織和制度的創新過程，是在舊的社會生活范式或體系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運作模式的過程，其中既包含著對舊的生活范式或體系的否定，以及在理念、組織和制度層面突破舊有體制的大膽改革，也包含有建構新的理念、組織和制度的種種積極探索和嘗試。”[4]俞可平教授在2010年5月26日舉行的“中國社會創新獎”啟動儀式上指出，從廣義上說，社會創新就是社會領域的各種創新活動，公民團體、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是社會創新的重要主體。

在上述國內外有代表性的社會創新定義基礎上，可以對社會創新作出如下界定。社會創新就是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等社會行動者在社會領域為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而率先發起和實施的富有成效的創造性活動。這個定義有五個要素，這五大要素概括了社會創新的特征，明確了社會創新的基本內涵和外延。

1.社會創新的主體。作為社會創新主體的社會行動者，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公民社會組織及社會企業家、社會活動家、民間意見領袖等杰出公民，他們往往是社會創新的發起者。社會創新不排斥甚至需要政府和企業在創新的實施和推廣過程中的參與，但它首先強調和關注的是公民社會的主動性和首倡精神。這就將它與政府創新和企業創新區別開來，后者的創新主體分別是政府和企業。

2.社會創新的領域。社會創新的活動領域主要是社會領域，如教育、醫療、養老、扶貧、助殘、環保等領域。社會創新不同于技術創新，后者是人們在認識和改造自然世界中所從事的創造性活動，社會創新則是人類為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性需求而從事的創造性活動。社會創新還不同于政治創新、經濟創新或商業創新以及文化創新，它是人們在社會領域為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而開展的創造性活動。

3.社會創新的目的。社會創新的目的不是為了增進某些特定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增進社會利益，不是為了實現私人目標，而是為了實現社會目標。實現社會目標、創造社會價值、增進社會公益、保障公民權利是社會創新者從事創造性行動或服務的動機或目的。這就將它與企業創新、商業創新以及政治創新和政府創新的目的或動機區別開來。企業創新和商業創新是為了實現利潤或投資回報的最大化。政治創新和政府創新的目的是在確保增進政治家或政府官員及其所代表的組織機構利益的前提下增進社會公共利益。

4.社會創新的過程。社會創新是一種過程。作為一種過程的社會創新，是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的新創意的提出、實施和推廣的過程。這將它與文化創新、理論創新和知識創新區別開來。后者側重于提出新知識、新理論、新觀念，而不太關心將它們應用來解決社會問題。

5.社會創新的結果。社會創新又是一種結果。社會創新是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方面富有成效的創造性活動，從而在或多或少程度上推動了社會變革。成功的社會創新最終往往表現為一種得到社會普遍認可和接受的新理念、新產品、新服務、新組織、新體制、新政策法規、新生活方式、新行為方式、新社會關系等。這種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過程是和平的、理性的，盡管并非一帆風順。這就將它與社會改革和社會革命區別開來，社會改革通常是由政府發起的對現有的社會體制進行完善或改良的活動，并非對舊事物的否定或取代。社會革命則是由政府以外的社會力量對舊的社會體制或社會系統的顛覆性破壞或毀滅，其方式是暴烈的，其結果是打破舊制度，但未必能夠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社會體制。

社會創新與企業創新、商業創新、政府創新、社會改革、技術創新、知識創新既有區別，又有著密切的聯系。社會創新不但不排斥政府和企業參與其中，甚至迫切需要他們與社會組織合作推動創新。社會創新與政府創新、商業創新在尋求解決社會領域面臨的挑戰的新方案活動中存在著交叉和重合，政府創新和商業創新中包含著社會創新的內容。同時，社會創新的推廣或制度化有賴于商業創新或政府的社會政策創新或社會立法創新。[5]社會創新往往成為政府發起和實施社會改革的強大推動力量。社會創新和技術創新、知識創新往往攜手合作，社會創新者在應用新技術、新理念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的創造性活動，使技術創新和知識創新的社會貢獻彰顯出來。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主動參與社會創新實踐，則會使社會創新如虎添翼，力量倍增。

二、社會創新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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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創新進行科學的類型學研究，構成社會創新理論的重要內容。可以結合社會創新的概念及特征，對社會創新從多個角度進行分類。

首先，可以根據發起社會創新的社會行動者的特征來進行分類。據此可以將社會創新分為個人發起的社會創新、社會運動發起的社會創新、社會組織發起的社會創新。驅動社會創新的個人又可分為社會企業家、社會活動家等，他們都具有共同的人格特質，如清楚的愿景、堅定的承諾、堅韌的毅力、不畏風險的勇氣、充滿激情和使命感等，所不同的是，前者抓住機遇，整合資源，直接提供社會服務;后者則是動員更多社會成員，致力于實現特定的社會目標。[6]與個人的力量和作用相比，社會運動推動的社會創新更加引人注目。追求特定社會目標的社會運動如環境保護運動、女權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公平貿易運動等，往往從小團體開始，隨后建立聯盟，組織推廣運動或激發社會大討論，將私人問題轉變為公共問題，最終上升為政策法律或成為主流商業模式而取得成功。意義重大、力量聯合、人數眾多、投入深入成為社會運動發起的社會創新取得成功的四大要素。[7]社會組織發起的社會創新又可以根據對社會組織的不同類型劃分而確定不同社會組織發起的社會創新的不同類型。如可以根據社會組織的功能將社會組織區分為服務類社會組織、自治類社會組織、興趣類社會組織、聯誼類社會組織、資助類社會組織、維權類社會組織、倡導類社會組織、公益類社會組織，在此基礎上將社會創新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它有助于研究哪類社會組織在發起社會創新方面更為活躍及其原因。社會組織發起的社會創新又因驅動力量的不同而進一步劃分為用戶驅動或消費者驅動的社會創新、社會組織內外部利益相關者如雇員驅動的社會創新等。

其次，可以根據社會創新的社會領域來進行分類。對社會領域又可以進行具體的細分，由此明確社會創新得以發生和擴展的具體領域類別。如社會領域又可以區分為科學研究、文化、衛生保健、公共設施建設、災害救助、扶貧濟困、環境保護、弱勢群體維權、社區服務、特殊人群(如老年人、殘疾人、婦女、兒童、心理疾病患者、職業病患者等)服務、公益服務、政策倡導、慈善中介與志愿促進等。對不同領域的社會創新進行分類，是為了對同一領域的社會創新項目進行比較研究和科學評估。

再次，可以根據社會創新的社會目標來進行分類。社會創新所追求的社會目標同人類對理想社會、美好社會或偉大社會的設想聯系在一起，它是一個開放的、不斷增添新內容的過程。消除通往理想社會的障礙，創造走向美好社會的條件，是激勵人們從事社會創新的重要價值目標。這些具體的價值目標，包括消除貧困，反對社會歧視，減少社會不平等，爭取平等機會，追求社會融合，促進社會公正，維護公民權利，實現公平貿易，推動環境保護，建立永久和平等，都成為激發各種社會創新的重要理想。根據社會創新所追求的社會目標的不同而將社會創新劃分為不同的類別，對于了解社會創新的精神激勵機制很有幫助。

又次，可以根據社會創新的過程因素對社會創新進行分類。社會創新是一個公民及公民社會組織發揮能動性和首創精神的過程，治理和善治所倡導的價值原則貫穿于社會創新的過程之中。合作、參與、透明、包容、賦權、問責等價值原則對于社會創新的過程來說必不可少。社會創新的過程是一個多種社會行動者合作完成的過程，合作及合作的協商、妥協、寬容等原則為社會創新所必需。社會創新又是一個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主動參與其中的過程，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發言權保證著社會創新始終符合創新主體的利益。社會創新還是一個透明的、開放的過程，這種開放和透明是社會創新得以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保證。社會創新是一個將受到社會排斥的、邊緣化的社會群體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包容性是社會創新的內在要求。社會創新需要解決那些因權利缺失或能力欠缺而處于貧困、流浪等不利境地人群所面對的問題，因此社會創新又是一個賦權、補權、增能的過程。社會創新是一個實現權力和責任均衡的過程，問責是將創新的權利、責任和風險相統一的重要機制。每一個特定的社會創新在體現這六大價值原則的側重點方面各有不同。據此可以將社會創新區分為合作取向的社會創新、參與取向的社會創新、透明取向的社會創新、包容取向的社會創新、賦權取向的社會創新以及問責取向的社會創新。

最后，可以根據社會創新的結果對社會創新進行分類。社會創新有自己的產品，它可能表現為社會普遍接受和認可的新服務、新組織、新體制、新行為規范、新理念、新行為方式等。根據社會創新的產品性質的不同，可以將社會創新區分為服務類社會創新、組織類社會創新、體制類社會創新、行為規范類社會創新、理念類社會創新、行為方式類社會創新。成功的社會創新導致某種社會變革，后者又有漸進和激進、零碎和系統之分，據此可以將社會創新區分為漸進的社會創新和激進的社會創新、系統的社會創新和片斷的社會創新、持續的社會創新和間歇的社會創新等。

三、社會創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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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和公民社會崛起的背景下發生發展的。盡管社會創新概念的提出和流行只有20多年的時間，但社會創新的歷史卻已有數百年。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既為世界帶來了物質生產力的大發展和經濟的繁榮，也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如貧困、失業、職業病、環境污染等，一些邊緣群體的生存和發展需求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得到滿足，異化、剝奪、排斥、歧視等社會不公正現象有增無減。

現代化和市場化同時也催生了一個獨立于政府和企業的公民社會，后者成為社會創新的重要主體和推動力量。一些有良知的公民通過建立各種社會組織或發起各種社會運動，在社會創新中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正如杰夫·摩根所指出的那樣：“在近代歷史上的某些時期，公民社會(原譯為市民社會——引者注)為社會創新提供了最大的動力。19世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同時還伴隨著眾多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新的涌現：互助行動、微型貸款、住房協會、合作社、貿易聯盟、讀書俱樂部，以及具有慈善精神的商業領袖開創的示范性社區和學校。……有些時候，社會創新由社會運動驅動。”[8]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生態運動、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反種族隔離運動等，在政府、企業和非營利部門催生了許多重要的社會創新。

福利國家的誕生使得政府在社會創新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公民及公民社會組織對福利國家的依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民社會的創新活力。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英國和美國政府采納了福利自由主義和福利多元主義的理論，大力推行福利國家政策改革，鼓勵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和承擔服務提供者角色。公民社會組織在提供創造性的社會服務、滿足社會需求方面的角色和作用創新受到各方的重視。強調多中心合作管理的治理和善治理論以及發端于英美等國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推動了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合作解決社會問題并提供社會服務。英國工黨政府在社會福利的供給中積極建立政府、商業企業與公民社會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引領了三大部門合作進行社會創新的世界潮流。社會創新研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歷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沖擊，發生著社會大變革，有大量的社會問題迫切需要得到解決、大量的社會需求迫切需要得到滿足。與此同時，一個相對獨立于政府和企業的公民社會悄然出現。公民社會組織和公民自愿發起的某些社會運動，以及那些杰出的社會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作為社會創新者，都成為社會創新的重要主體。黨和政府積極認可和鼓勵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中的參與和協同作用。自2006年中英兩國合作舉辦“社會創新與建設創新型國家”研討會以來，社會創新逐漸為社會各界所認識和關注。在公民社會發起的大量社會創新實踐基礎上，由相對獨立的學術機構主辦的“中國社會創新獎”于2010年5月正式啟動。該獎項將專門對公民社會組織發起的各類創新行為進行評選獎勵和總結推廣。[9]

四、社會創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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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已經成為人們應對各種重大而緊迫的挑戰、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的一條重要途徑。社會創新對于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推動社會發展與進步，促進各個層面的民主治理和社會自治，以及推進科學技術創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社會創新有助于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求節約資源，發展清潔能源，保護生態環境，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狀況，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公民及公民社會組織發起的各種社會創新，如綠色和平運動、環境保護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公平貿易運動、女權運動、道德消費、窮人銀行等新型社會組織和社會運動，為解決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所面臨的各種重大挑戰如環境問題、貧困問題、貧富分化問題、社會排斥問題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例如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深入開展和逐步普及，使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投資者開始根據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現來決定自己的消費和投資選擇，從而促使許多企業履行自己作為企業公民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如為改善公司所在社區的生態環境、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做出貢獻等。公民社會組織發起的環境保護運動也推動著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通過環境保護的立法和國際公約。社會創新中公民社會、政府、企業、國際組織的攜手合作為人類解決自身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實現了力量倍增。

其次，社會創新有助于推動社會發展與社會進步。社會創新開辟了一條和平、理性的社會變革之路。社會運動往往成為政府發起的社會改革的先導，他們對政府形成了強大的外部壓力，推動著政府的改革與創新。社會政策和社會立法創新往往是在社會運動的推動下啟動和實施的。社會企業在低收入人群中所開辟的各種小眾市場，由于具有穩定而合理的營利能力，吸引著工商企業加入進來，將其改造為主流商業運作模式并拓展為大眾市場。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社會服務的低成本商業化運作提高了這些人群的生活質量，同時使這些社會服務的提供具有了自我維持的能力。公民及公民社會組織發起的社會創新通過幫助邊緣人群、困難人群、弱勢人群維護權利、獲取服務、提高能力，減少了社會的仇恨、分裂和沖突，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對于增進社會團結與社會融合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再次，社會創新有助于深化民主治理和社會自治。將治理和善治理念引入社會領域、推動社會創新是21世紀社會創新的重要內容。在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的過程中，多主體的合作管理、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決策主體的回應、決策過程的透明、決策后果的問責，對于社會治理創新的成功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為那些受排斥、邊緣化的人群和社會服務的對象賦予權利、增強能力、提供參與的機會和手段，是實現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社會組織創新的重要內容。公民通過社會組織在特定范圍和領域內對社會生活和社會事務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同樣構成社會創新的重要內容。公民及公民社會組織在社會領域為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而進行的上述民主治理和社會自治實踐，為國家政治生活領域民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在地區和國際層面由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所從事的社會治理創新，對于促進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同樣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最后，社會創新有助于科學技術創新。正如孫啟貴、徐飛所指出的那樣，社會創新是科學創新的助推器，是技術創新的重要條件。國際范圍內興起的社會運動，如綠色和平運動、公平貿易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等，對科學創新的走向發揮著重要的影響。社會創新所倡導的價值理念對于科學創新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社會創新可以促進技術創新的推廣和應用，影響著技術創新的深度、廣度和速度。技術創新的社會經濟功能的發揮也需要社會創新的協同。比如，造出好肥皂是一項重要的技術創新，養成洗手習慣則是一項社會創新，沒有后者，前者就沒有用處。而改善民眾的衛生健康狀況，既需要好肥皂，也需要養成洗手的習慣，換言之，需要技術創新和社會創新的有機結合。唯有科學技術創新與社會創新的有效結合，創新性發展才有可能變為現實。[10]

五、社會創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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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既是問題驅動的創新，又是精英驅動的創新。它是社會精英為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而發起并推動實施的創造性行動和服務。

氣候變化、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貧困、失業、剝奪、排斥、歧視、貧富兩極分化等社會問題成為現代社會必須加以應對的重大社會和環境挑戰。這些問題中有的是市場失靈的產物，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私人企業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缺乏足夠的動力。隨著社會復雜性的不斷增加，不同人群的社會需求日益分化和多樣化。老齡人口、殘疾人、留守人群、婦女兒童、心理疾病患者、網癮青少年、職業病患者等不同人群有著不同的生存和發展的需求。政府提供的統一的、標準化的公共服務很難滿足日益多樣化、個性化的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不解決這些嚴峻的社會問題，不滿足這些特殊的社會需求，社會犯罪和社會反叛行為就會有增無減，整個社會就會因為彼此仇恨而處于分裂、對抗和沖突之中，社會和諧、社會發展、社會進步都會成為一句空話。社會問題未解決，社會需求未滿足，一方面說明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創新赤字[11]，另一方面也說明整個社會存在著強大的社會創新需求。創新的需求為創新的供給提供了機會和市場。

社會創新的發起者和支持者作為社會精英在社會創新的供給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催化作用。社會創新的發起者主要是社會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社會企業家是那些致力于發現低收入人群的社會需求，并善于采用商業運作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提供社會服務來滿足這些未滿足的社會需求的服務類社會組織的杰出領袖。社會企業家群體是為同情心和使命感所驅動、具有創造力和直接行動能力的社會群體，他們從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中發現市場機會并整合各種資源去提供相應的社會服務。社會活動家是社會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他們對現狀不滿并尋求動員社會力量改變現狀。社會活動家發起和推動的社會運動包括倡導性社會運動、維權性社會運動和抗議性社會運動等類型。對現狀的不滿和創造未來的希望是他們發起和推動社會運動的主要動力。社會創新是一場推動社會變革的接力賽，有遠見的政治家、政府官員、企業家、基金會領導人、大型社會組織領導人是社會創新的關鍵支持者，他們在推動社會創新的擴散和鞏固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政治家、政府官員通過將社會創新的某些成果上升為社會政策和社會立法，而將社會創新的成果加以制度化。政治家、政府官員支持社會創新的動力在于社會創新可以為他們贏得公眾的支持，從而有助于鞏固他們的權力并實現他們的理想抱負。一些企業家積極推動那些有良好贏利前景的社會企業轉變為商業企業，或主動加入類似社會服務的提供者的行列，從而使某類社會企業的運作方式轉變為主流的商業運營模式，這些社會企業及其所提供的社會服務由此具有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企業家促進社會企業從邊緣進入主流商業運營模式的動力在于該類社會服務的供給具有穩定的贏利能力。基金會領導人、媒體領袖、大型社會組織領導人之所以支持社會企業或社會運動的發展，其原因在于他們認同社會企業家或社會活動家所追求的社會目標或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正如杰夫·摩根所說，社會創新需要蜜蜂和大樹的聯盟，蜜蜂是有新創意的個人和小型組織，他們行動迅速并富有靈活性，大樹是政府、公司、大型非營利組織等，他們具有執行力、持久力、規模性等優勢。他們彼此需要，共同推動社會創新。[12]

普通公民作為社會創新的參與者在社會創新的供給中發揮著重要的杠桿作用。公民參與社會創新的動因在于，他們認同社會活動家所闡明的特定社會運動的意義和目標，認可社會企業家所領導的社會企業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因此愿意投身于相應的社會運動，或者為特定的社會企業奉獻時間、精力和金錢，或者愿意改變自己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作為選民的公民對社會運動的參與和支持，對政治家、政黨領導人、政府官員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如果后者想要獲得公眾的支持的話。公民作為消費者，他們對某個公司、某件產品、某個品牌的接納和抵制，足以影響特定公司企業的興衰。公民社會責任和社會權利意識的普及和覺醒，有助于公民主動參與社會組織創新、社會治理創新和社會服務創新，有助于他們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從而促成深刻而系統的社會變革。

六、社會創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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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的發生和演進是一個過程。成功的社會創新都要經歷不同的階段，各個階段的社會創新的機制不盡相同。

加拿大學者司徒·康格從創新者的角度將社會創新的過程區分為12個階段，它們是：概念研究——探索開發——樣本開發——試驗性研究——高級開發——項目實驗——項目定型——田野檢測——操作系統開發——展示項目——宣傳——實施。[13]生態學家豪林(C.S.Holling)將社會創新的生命周期概括為發明、測試、擴散、衰退和重新出現的連續過程。齊默曼(Brenda Zimmerman)進一步提出，社會創新的生命周期是一個出生、生長和成熟的S形曲線和一個作為補充的創造性毀滅和再生的倒S形曲線構成的循環往復的過程。[14]杰夫·摩根將成功的社會創新的發生演變過程概括為四個階段，即通過理解需求和識別潛在的解決方案而產生新創意，對新創意的開發、制作樣本和先期試驗，評估、擴散和傳播好的創意，學習和演進或者系統的創新。[15]我國學者孫啟貴、徐飛在總結國外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社會創新的過程概括為三個階段，即創新思想的形成、創新思想的試驗評估、創新機制的擴散與傳播。[16]他們對成功的社會創新的發生演進過程的階段劃分各有其優長。一般來說，成功的社會創新都要經歷三個階段，即解決社會問題的新創意的提出和試驗，新創意在一定范圍內的實施和完善，新創意在更大范圍內的擴散和傳播。

第一階段，新創意的提出和試行。這一階段是特定的社會創新的起始階段。社會企業家、社會活動家、專業社會工作者、政策分析人員等潛在的社會創新者通過自己的觀察、考察、談話、傾聽、診斷性分析和親身實踐，理解不同群體的社會需求，剖析社會問題成因，提出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的新創意。社會創新不能停留在提出新創意的階段，還需要通過自己的行動直接實施或推動實施新創意。早期階段實施新創意往往采取小范圍內的樣本實驗或試驗的形式，通過試錯法，尋求合理可行的新方案。社會企業家在起始階段多通過直接創辦小型社會企業來實踐新想法。例如，1976年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在鄉村走訪調查時發現，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貧婦女因為受到放貸人的盤剝，一天連2美分都掙不到，他就掏出27美元分別借給42個有同樣境遇的農村婦女幫助她們擺脫貧困。隨后他籌款成立了為農村貧困婦女提供小額信貸服務的“格萊珉銀行”(鄉村銀行)，1983年孟加拉當局正式允許其注冊。這是全球第一家為窮人提供金融服務的小額貸款組織，它既是一種金融創新，也是一種社會創新。社會活動家等社會創新者在發現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后，主動提出解決問題的動議或倡議，動員社會輿論或發起社會運動，力圖吸引社會各界關注相關的問題和倡議。例如綠色和平組織及其所發起的綠色和平運動。新創意的實驗或試驗既可以在現實生活中進行，也可以在社會實驗室或孵化器中進行，后者對實驗條件加以控制，便于進行觀察和比較研究，

第二階段，新創意在一定范圍內的實施和完善。這是特定的社會創新的持續和完善的過程。新創意經過早期階段的試驗實驗或初步實施，證明其可行性后，社會創新者會從試驗評估階段轉向在一定范圍內的正式實施和持續實施，并在實施過程中通過學習和調整對創新行為加以修正完善從而使之走向成熟。尤努斯在鄉村銀行早期經營取得成功后，對小額信貸項目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他還在20世紀90年代對鄉村銀行進行了改革，推出了“第二代格拉珉銀行”，新增了住房、高等教育等貸款項目。他還為乞丐設計了“奮斗成員”項目，幫助7萬多名乞丐改善生存條件。綠色和平組織在早期活動取得成功后，將目光轉向關注其他的環境問題，包括水底拖網捕魚、全球變暖和基因工程，從而使運動獲得了新的動力和活力。

第三階段，新創意在更大范圍內的擴散和傳播。這是特定的社會創新的推廣和普及的階段。坦尼摩托(Kanji Tanimoto)將社會創新擴散的過程進一步細分為五個階段，即社會問題的識別——社會商業的開發——市場利益的擴張——社會關系和體制的變革——社會價值的普及。[17]摩根指出，將一個好的創意和做法在更大范圍內推廣需要良好的策略和協調一致的愿景，同時要有能力動員資源和支持，減少反對的阻力。社會企業家或發明者作為創新性的“蜜蜂”需要找到支持自己的大樹，即有能力使好的做法在更大范圍內實施的大型組織。為此需要采取正式的方法如投資評估和影響評估等方法來說服潛在的支持者，并需要采取較新的評估手段如“投資社會收益”(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或“混合價值”(Blended Value)來衡量是否成功和成功的程度等。對好的做法和實踐賦予好的名稱、品牌、認同，以及吸引人的故事情節等，都會有助于抓住支持者的注意力。擴散和傳播的方式包括實施該創意的組織自身的自然成長、聯合、復制、調適等多種方式。政府可以通過立法、分配公共資源和成立專門機構等方式擴散社會創新。工商企業可以通過組織擴張、特許經營、接管等方式擴散社會創新。電視、新媒體如互聯網在創新的傳播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18]社會創新的支持者在社會創新的擴散和傳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例如，尤努斯既是一個社會創新者，又是一個社會創新的支持者，他還創建了格拉珉信托基金，募集資金為30多個國家100多個組織復制格拉珉銀行提供支援，迄今已提供了1600多萬美元援助。國際組織、基金會的獎勵、資助和支持對于創新的傳播貢獻良多。聯合國將2005年確定為國際小額信貸年，2006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尤努斯，這對于面向窮人的小額信貸金融服務模式向世界其他地區的擴散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再如，綠色和平組織反對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和反對捕鯨的不懈努力和犧牲精神，在媒體的聚焦報道和輿論廣泛關注下，終于得到了有關國家的響應，停止了在大氣層進行的核試驗。受這些成功的激勵，綠色和平組織在全球41個國家設立了辦事處，在全球擁有280萬支持者，他們所提出的一些倡議已經被接納為政府立法甚至國際公約。又如，公平貿易運動倡導一種關于全球勞工、環保及社會政策的公平性標準，并對符合公平貿易標準的產品及組織進行認證，在公平貿易運動的倡導下，歐洲消費者日益接受公平貿易的觀念并選擇購買貼有公平貿易標簽的商品。2005年，全球公平貿易商品的銷售額達到了11億英鎊，占到了歐洲市場的5%，發展中國家有600多萬人直接或間接地受益于公平貿易運動。2006年，歐洲議會專門通過了一個公平貿易的決議文，提出要在全歐洲政策框架下發展公平貿易，這反映出公平貿易運動已經為歐洲議會所接納并將進入歐盟的政策議程。這是社會運動通過影響消費者選擇進入大眾市場并進入政府政策議程而得到擴散和推廣的一個很好的例證。

并非每一項社會創新都能走完這三個階段，但只有經歷了這三個階段的那些社會創新才會引起系統而深刻的社會變革。

七、社會創新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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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的評估獎勵，有助于擴大特定的社會創新的影響力，促進優秀的社會創新項目的擴散、傳播和推廣。世界上不少國家的學術機構、私人基金會甚至媒體都設立了社會創新獎，表彰獎勵那些優秀的社會創新者或社會創新項目。

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設立了“Financial Times-Justmeans Social Innovation Awards”(《金融時報》迷你社會創新獎)，該獎項設立了九大類獎項：最佳社會投資策略;最具持續性的采購策略;最佳新穎綠色產品;最具戰略性的慈善項目;最具影響力的供應鏈管理策略;行銷戰略金字塔最佳基地;最佳內部可持續性獎;利益相關者參與的最佳實踐;雇員參與的最佳實踐。[19]這個獎由一個專門的評選委員會負責評選。他們還設立了特別獎即“公民選擇獎”，從上述獲獎項目中由公民網上投票選出最有創新性的企業、最有創新性的非營利組織。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企業促進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CASE)2008年設立了“The Annual Case Awards for Enterprising Social Innovation”(企業性社會創新年度獎)。獎勵的對象是個人、組織或企業，他們發起的創新結合了商界和慈善界的方法以創造可持續的社會價值，這些社會價值具有產生大規模影響的潛力。這個獎項的評估標準包括兩大維度：第一，識別和頌揚這些企業家在所從事的事業中必須具備的特征，具體包括創造性、奉獻精神、適應力，以及專注結果、致力于創造和維持積極的社會影響。它要求獲得提名的個人和組織應當發揮如下作用：(1)以創造和維持社會價值而非私人價值為使命;(2)識別和堅定地追求服務于該項使命的新機會;(3)處于一種持續的創新、調適和學習過程之中;(4)不受目前所擁有的資源的限制而勇敢地行動;(5)對他們所服務的人群和所創造的結果展現出一種強烈的責任感。第二，提高公眾對這些杰出的個人、組織或公司的認知度，后者通過企業性社會創新而致力于產生更有效、更持久、更具規模的影響。那些被提名的社會企業家的工作應當混合了商業的和慈善的方法，他們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應能擴散和持續，同時打破現狀，創造了解決社會需求的新模式、新途徑或新方法。[20]有一個專門的評選委員會負責申報項目的評選工作。

加拿大彼得·德魯克基金會和社會創新研究中心在2005年設立了加拿大非營利組織創新彼得·德魯克獎。該獎項每年頒發一次，每年獎勵一個非營利組織，后者通過自身的社會創新項目顯著地改善了所服務人群的生活，它所產生的結果體現了德魯克對創新的定義，即“創造了一種績效的新維度的變革”。正是在需求引人注目而財政資源又很有限的領域，德魯克關注幫助組織應對這一挑戰。該獎項的選擇標準是，要求所申請的社會創新項目必須符合5個條件：(1)推進組織的使命;(2)具有特定的和可以測量的結果;(3)通過展示一種工作業績的新維度而成為創新的典范;(4)顯著改善了它所服務的人群的生活;(5)適合成為一種模式，其做法能夠被其他組織復制或采納。該獎項不是針對個人，也不是針對一個組織的一般性工作，而是專門針對非營利組織所從事的社會創新項目。[21]

中國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等單位于2010年5月聯合設立了“中國社會創新獎”，該獎項計劃每年舉辦一次。它是一個由學術機構對公民社會發起的社會創新予以獎勵的相對獨立的民間獎項，由專家委員會通過通訊評審從自愿申請和推薦申報的申請項目中評選出10名“中國社會創新獎”獲獎者。這個獎項獎勵的對象是公民團體、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所發起實施的社會創新項目。中國社會創新獎的評選標準有5個：(1)創新程度：該項目在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推動社會建設和促進社會和諧方面具有相當的創新性;(2)效益程度：該項目在相關領域產生了明顯的社會效益，且已被事實充分證明或得到受益者廣泛認可;(3)參與程度：該項目本身體現了多元合作、廣泛參與和公開透明等特征，有助于提高公民參與程度、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4)重要程度：該項目在推動公民社會參與社會建設、實現社會公正、促進社會善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推廣程度：該項目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推廣意義，能為其他組織所效仿和借鑒。[22]這是我國第一套社會創新評選標準，對于社會創新的評估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

八、社會創新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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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的成功和活躍，取決于許多主客觀條件。其中有5個條件特別重要，這就是：擁有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公民社會;社會服務領域向民間資本和社會組織開放、鼓勵競爭;政府、企業、媒體、基金會、學術界積極支持社會創新;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供給;社會創新的羽化和集聚。

首先，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公民社會是實現成功而活躍的社會創新的前提條件。公民及公民社會組織是發起社會創新的重要主體。在公民處于政治上的依附和從屬地位的情況下，公民的主動性和首倡精神受到窒息，公民自主發起的集體行動受到限制，社會創新的活力嚴重不足。在社會組織行政化色彩濃厚的情況下，社會組織領導人及其成員主動發現社會需求、積極反映邊緣弱勢人群利益訴求、創造性地提供社會服務的動力嚴重不足。在社會組織商業化色彩濃厚的情況下，社會組織同樣也會缺乏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急需的社會服務的動力，因為這種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社會服務無利可圖或利潤微薄。因此，公民社會相對于政治國家和市場經濟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權，社會組織的民間化和非營利化，公民自由和權利的法治保障，是公民社會主動發起和實施社會創新的前提條件。

其次，社會領域向民間資本和公民社會組織開放，鼓勵競爭，破除壟斷，是實現成功而活躍的社會創新的重要條件。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養老、托幼等社會服務需求日益旺盛，但在公共機構壟斷急需的社會服務供應的情況下，在社會服務往往需求大于供給而處于緊缺的狀態下，作為顧客或用戶的普通公民缺乏自由選擇的權利，作為供應方的公共機構缺乏外部競爭的壓力，其結果是公共機構沒有動力進行社會服務創新。唯有破除壟斷，開放社會服務領域，鼓勵民間資本、商業企業、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進入這一領域，在社會服務供給上與公共機構展開平等競爭，依法保障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社會創新才會獲得強大而持久的動力。

第三，政府、企業、媒體、學術界、基金會支持社會創新，推動社會創新的擴散和傳播，是實現成功而活躍的社會創新必不可少的條件。公民社會在發起和實施社會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社會創新要真正產生廣泛、持久而深遠的社會影響，離不開政府、企業、媒體、基金會和學術界的支持和推動。社會創新所需要的資金、信息和思想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動，只有得到政府和法律的充分保障才會變為現實。社會企業的成長壯大，需要慈善家和基金會的慈善捐贈和項目資助，尤其需要慈善風險投資或者說公益創投，需要以結果或產出為導向的資助。社會企業家所開創的低收入人群服務的新模式從邊緣化走向商業主流，從小眾市場走向大眾市場，離不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各類工商企業家的參與。公民活動分子所發起的各類社會運動有賴于學術界和媒體的積極肯定和廣泛報道，才能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形成強大的公眾輿論壓力，推動政府在社會領域的改革創新。社會運動面向政府所提出的呼吁和倡議只有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積極回應和響應，上升為社會政策和社會立法，社會運動的成果才能夠以制度化的形式鞏固下來從而擴大其影響。社會運動針對公司企業行為的倡議如企業社會責任、公平貿易、生態倫理等，只有得到公司企業的積極響應，才能產生所需要的社會影響。社會運動如果得不到來自政府和企業的積極響應，則很容易走向極端化、激進化和暴力化，不但無法促進社會變革，甚至會擾亂社會秩序。社會企業所開辟的社會服務新領域，只有在公共財政予以支持、公共機構予以介入的情況下，才能保證有足夠數量和質量的社會服務來滿足社會需求。政府、企業、媒體、基金會和學術界對社會創新和社會創新者給予支持、鼓勵和響應而不是阻撓、壓制和漠視，形成一種有利于社會創新的良好環境，乃是社會創新走向成功和活躍的基本條件。

第四，公民及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是實現成功而活躍的社會創新的重要條件。如果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只是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被動的接受者，無權知曉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信息，無權參與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過程，無權評價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結果，他們就無法成為社會創新的能動的主體，社會管理創新和社會服務創新就會缺乏來自公民社會的動力。保障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權利，特別是保障他們參與社會政策和社會立法制定和實施的權利，是社會創新的內在要求。地方政府和社區是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主要場所。為了保障公民在地方和社區層面參與的成效，有必要通過分權化和財政轉移支付賦予地方政府和社區以必要的自主權或自治權以及充足的資源，使它們有足夠的權能從事社會管理和提供社會服務。地方政府和社區也要為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的參與提供機會、渠道和手段，通過利益相關各方的協同合作來解決緊迫的社會問題和挑戰。

最后，社會創新的羽化和集聚，是實現成功而活躍的社會創新的又一個重要條件。瑪格麗特·威特利(Margaret Wheatley)和德博拉·弗雷澤(Deborah Frieze)專門探討了依靠羽化促進社會創新的擴散的問題。他們指出，羽化的生命周期包括三個階段，即形成網絡、建立共同體和產生系統的影響。在第一階段，那些社會創新的志同道合者建立聯盟，形成同盟，結成各種網絡。第二階段是在關系網絡基礎上建立一個個共同的工作圈，圈內人員分享知識和經驗，相互支持，同時創造新知識，新知識、新經驗在這個共同的工作圈中快速傳播。第三個階段是，各個工作圈在互動中產生系統化甚至全球性的影響。先驅性的地方創新實踐從徘徊于邊緣走向中心，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標準或規范，系統性的變革由此得以完成，羽化就此實現。[23]坦尼摩托等人通過對舊金山市社會創新活躍原因的案例分析發現，社會創新的集聚效應在起作用。在舊金山市，公司、非營利組織、大學、研究機構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彼此間產生一種協同效應，組織的互動關系中既有合作又有競爭。正是通過社會企業、支持性組織、金融機構、大學和研究機構等各種組織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關系，組織在特定區域內的集聚為多樣化的社會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辦法并創造了新的社會價值。這些組織之間良好的互動特別是伙伴關系推動著舊金山市社會創新的活躍。[24]這些研究說明，社會創新者依賴網絡和共同體的知識和經驗的分享，社會組織與外部支持性組織間的良性互動，推動社會創新走向成功以及更多社會創新的出現。

九、社會創新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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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各種重大而緊迫的社會和環境問題的嚴峻挑戰沒有現成的解決辦法，社會創新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成為應對這些挑戰的必由之路。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乃是社會創新的開路先鋒，保護他們從事社會創新的積極性，精心培育和支持社會創新，社會發展和進步才能順利實現。

首先，政府在培育社會創新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戈登堡(Mark Goldenberg)等人概括了政府在培育社會創新中的幾種角色，即倡導者、促進者、資助者和監管者。作為倡導者，政府在鼓勵提出創新性的解決辦法應對社會問題方面可以發揮倡導性作用。作為促進者，政府應該鼓勵私人經濟部門和第三部門進入社會領域，提供相關的社會服務而非政府自己親力親為，否則會阻礙社會創新。作為資助者，政府對公民社會組織和第三部門的資助應該具有穩定性、非歧視性等特征并努力支持新興的復合型社會組織。作為監管者，政府需要減少自己的監管給公民社會組織帶來的不必要的報告和問責方面的負擔和“紅燈”。[25]杰夫·摩根提出了培育社會創新的公共政策框架：以結果為基礎的資助模式，為社會組織引入更大程度的競爭和競賽;權力和資金的分散化，以便允許社區有更多的自由去提出和實施自己的解決方案;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設立各種特區，特區為公共、私人和非營利組織突破全國性規則實驗新創意提供空間;將實踐者、政策制定者和社會企業家召集到一起探討解決問題的新的可能性;建立各種實驗室測試新創意并讓用戶參與創新過程等。[26]米歇爾·喬琳(Michele Jolin)認為，為了培育社會創新，政府應當為具有較高影響力的非營利解決方案提供資金，支持處于啟動和實驗階段的社會創新，支持開發人力資本的努力，創造一種有利的稅收和監管環境以鼓勵創新。[27]

其次，公司企業在培育社會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簡·尼爾森(Jane

Nelson)等人主張利用公司和社會企業之間的伙伴關系的潛力來投資于社會創新。他們認為，公司可以通過三種主要的方式支持社會企業：一種方式是直接投資于社會企業家和他們的組織，另一種方式是公司通過從事公共政策對話、倡導和制度建設等活動為社會企業創造一種激勵賦能的環境，第三種方式是公司可以通過鼓勵雇員創新等方式為社會企業家精神創造一種內部氛圍。他們總結了大型公司企業聯合社會企業激發社會創新的途徑：開拓低收入人群市場;改善全球供應鏈和生活機會;通過社會風險資本投資于創新性的金融機制;通過發放小額貸款投資于創新性的金融機制;利用互聯網等新技術促進社會進步等。[28]

再次，基金會包括公益風險投資基金在培育社會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凱瑟琳·皮爾森專門探討了基金會在促進社會創新中的作用。基金會的首要功能是為社會創新項目和社會創新者提供資助。除了直接提供資助外，基金會還可以通過下列方式為社會創新提供幫助：在創新者和專家之間建立交流平臺;改進計劃和管理技能;允許資金使用方面有一定的靈活性;拓寬資助概念的范圍;創造一種持續創新的文化。皮爾森特別強調了發展性評估在維持社會創新中的作用。她指出，評估是一種批判性思維，發展則是一種創造性思維，發展性評估是在這二者間保持平衡。發展性評估需要評估者和從事創新活動的人之間建立起長期的、伙伴性的關系。衡量創新成功與否取決于長期的目標。基金會還嘗試將有思想的實踐者和富有實踐經驗的專家召集到一起，既解決問題又生產知識。基金會還可以同中介組織一道將“私人的麻煩轉變為公共問題”以引起公眾關注，組織實踐和學習的共同體，孵化有價值的倡議，發展伙伴關系，從而推動政策和監管改革。知識的動員和中介、召集、領導才能的開發、系統的支持，是基金會在培育社會創新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四個領域。[29]近年來在歐洲和美國等國頗為流行的公益風險投資基金，采用風險投資而非慈善捐贈的方式投資于富有發展潛力的“社會目的組織”，為這些公民社會組織開展社會創新提供了可持續的資本供給，在培育社會創新方面有著良好的發展前景。[30]

又次，學術界和媒體在培育社會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學術界在生產和傳播社會創新的知識、闡述社會創新的價值和意義、總結社會創新的做法和經驗、評選獎勵優秀的社會創新項目和社會創新人物方面都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新聞媒體在報道社會創新的先進事例和經驗、傳播社會創新的最佳實踐和先進理念、塑造社會創新方面的公眾輿論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學術界和新聞媒體可以攜手合作，促進社會創新的擴散、傳播和推廣。

最后，社會創新者及其支持者在培育社會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社會創新者是社會創新的直接發起者，社會創新的支持者是社會創新的主要支持力量。社會創新者及其支持者在全球范圍內結成各種網絡，通過密切的交流互動，彼此分享社會創新的知識和經驗，相互支持各自的創新實踐，開展社會創新的能力建設，這無疑將會有力地推動社會創新的發生和發展。社會創新的行動和研究的全球網絡正在出現，這一網絡已經有了自己的網站——國際社會創新交流(International Social Innovation Exhange，SIX)。杰夫·摩根主張創立一個社會創新網絡中的網絡，它將利用社會企業家、設計、技術、商業、公共政策、城市、社會運動和社區發展方面現存最好的網絡，匯聚全球社會創新的實踐者和研究者，交流社會創新的知識、信息和經驗，提高各國社會和政府的創新能力。[31]

十、社會創新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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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日益受到當今世界各國的重視，并逐漸演變為一種世界性現象。從率先推動社會創新的國家來看，這些國家的社會創新出現了一些新的值得關注的趨勢。這些趨勢包括：社會企業家群體的崛起;社會企業異軍突起;公司社會責任和公司社會創新蓬勃發展;政府、公民社會和公司企業在解決社會問題、提供社會服務方面尋求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政府、商業、非營利部門之間走向融合與趨同，“第四部門”悄然出現;社會經濟迅猛發展。

首先，社會企業家群體的崛起成為社會創新的一個重要趨勢。社會企業家是指這樣的人，面對一些人群受到忽視、被邊緣化或遭受痛苦的不幸但又穩定的均衡狀態，他們立志改變這種情形，采取直接行動，富有創造性，勇敢無畏而又堅韌剛毅，他們的行動最終改變了這種形勢并建立起新的穩定的均衡，從而保證目標人群和更大范圍的社會長久受益。[32]社會企業家具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和實現社會目標的獻身精神，具有創業能力、創新能力和變革能力，能夠以創造性的解決辦法來應對社會挑戰，是社會變革的制造者。社會企業家可以幫助制定和實施政策，可以使用商業技能來解決社會問題，可以解決特定的地方性問題，因此又可以把他們細分為政策企業家、項目企業家和商業企業家。[33]社會企業家精神正在從非營利部門向商業領域和公共部門滲透，影響著公司經理和政府官員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許多國家都在大學里開設了社會企業家培訓和教育課程，致力于培養本國的社會企業家。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還設立了專門的獎項來表彰獎勵那些作出突出貢獻的社會企業家。作為社會創新重要主體的社會企業家群體正在不斷發展壯大，并在從事社會創新、推動社會變革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次，社會企業異軍突起是社會創新的又一個重要趨勢。按照社會企業聯盟的定義，社會企業是為了社會目的而進行的商業活動。社會企業有三個基本特征：(1)企業傾向——直接為市場生產產品或者服務;(2)社會目標——明確的社會或者環境目標，利潤主要被再投資于實現社會目標;(3)社會所有權——社會企業是自主性組織，其治理結構和所有權結構通常建立在利益相關群體參與或者代表利益相關群體的受托人或董事參與的基礎上，社會企業就其行為的社會影響向利益相關各方負責。[34]社會企業是以新的商業途徑實現公平貿易、社會包容、社區振興、為處于勞動力市場最邊緣的人群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環境的可持續性的一個關鍵來源。[35]社會企業在歐洲、美國發展勢頭很猛。王名、朱曉紅的研究發現，社會企業在中國非營利領域也呈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改革開放以來，大量涌現的基金會與民辦非企業單位由于引入了市場運作模式、開放了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結合了公正與效率這雙重目標，從而實現了組織運作模式、組織形式和組織目標的創新，具有了社會企業的意蘊，可以通過創新成長為社會企業。[36]異軍突起的社會企業既構成社會創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成為推動社會創新、促進社會公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公司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公司社會創新(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的勃興是社會創新的一個重要趨勢。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曾一度流行，80年代歸于沉寂，而在過去10年作為對日益高漲的公眾對全球化的關注的一種反應又再度復興。企業發現自己要對自己在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侵犯人權的行為負責，利益集團要求公司治理透明和負責任，騷亂者抗議全球化的消極影響，這些都對企業的經商戰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除了追求利潤以外，追求社會目標也可以成為企業家行為的一個強大的動力。公司社會創新的概念1999年由羅莎貝斯·莫思·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提出，她認為企業應當將社會問題作為學習的實驗室以識別未曾滿足的需求，并提出解決辦法以開辟新市場。公司社會責任驅動的社會創新可以發生在制度層面，規范企業行為的全球公約為企業提供了一種報告自身的社會、環境和經濟表現的框架，從而使企業在社會中具有合法性。公司社會責任驅動的社會創新也可以發生在個人層面，社會企業家和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在推動社會變革和創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公司社會責任驅動的社會創新也可以發生在組織層面，利益相關者驅動的創新日益重要，這包括用戶和消費者驅動的創新、活動家驅動的創新等。全球層面上，風險資本在推動可持續性創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37]一些研究者和觀察者也都發現，私人企業和營利部門日益涉足社會創新，已經成為社會創新領域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動向。企業從單純的財政底線轉向社會、經濟和生態指標構成的三重底線。企業社會責任反映一種觀點，即企業既要創造財富又要改良社會，后者包括善待雇員、為所在社區發展做貢獻、完善公司內部治理、促進環境保護、支持慈善事業、人權和問責。[38]投資者根據社會責任意識做出投資選擇、消費者根據社會責任意識進行消費選擇、基金會根據投資的社會收益評估進行資助等因素共同發揮作用，推動著越來越多的企業接受公司社會責任標準，并積極投身于社會創新。

第四，政府、公民社會和公司企業在解決社會問題、提供社會服務方面努力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成為社會創新的又一個重要趨勢。今天人們所面對的社會問題是艱巨而復雜的，所需要滿足的社會需求是高度細分的和多樣化的。無論是政府、公民社會組織還是公司企業，無論是政府行政手段、市場機制還是志愿捐贈，單靠哪一方的力量獨自整合資源完成任務都會力有不逮。通過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結合政府、公民社會和公司企業三方的力量來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分工合作提供社會服務成為許多國家政府的一個不約而同的選擇。1998年，英國政府率先與非營利部門簽定了正式的協議，該協議規定了政府與非營利部門在提供社會服務的合作伙伴關系中各自的權利義務。協議書要求政府尊重非營利部門的獨立性，制定相關政策時向非營利部門咨詢，為后者提供的服務提供資金保證。協議書要求非營利部門按照開放和可問責的程序運作，滿足接受公共資助所需的行為標準，使利益相關者參與其中并推動多樣性。非營利部門與政府的合作伙伴關系在隨后十多年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英國將政府與非營利部門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制度化的努力受到不少國家仿效。[39]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營利部門與非營利部門之間的各種伙伴關系和各種形式的合作在加拿大也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40]中國政府也積極倡導社會管理與社會服務中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民參與的新模式。我國一些地方政府通過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服務外包、政府資助等多種方式鼓勵公民社會組織成為政府提供社會服務、參與社會管理方面的合作伙伴。公司企業、基金會與社會企業之間在扶貧、為困難人群創造就業機會等方面也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合作。

第五，“第四部門”的悄然出現成為社會創新的又一個重要趨勢。西方國家長久以來形成了三大部門的分野，這三大部門是私人(商業)部門、政府(公共)部門和社會(非營利)部門，他們各自有著自己的功能。私人經濟部門生產商品和服務，創造經濟價值。社會部門為實現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如減少貧困、促進社會公正、改善生態環境等而創造著社會價值。政府依靠法律等強制手段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利，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但在過去數十年中，這三大部門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許多先驅性組織將經濟和社會價值以及商業方法結合在一起。私人經濟部門活動的目的出現了向非營利部門和政府一方位移的趨勢。這種轉變的具體表現包括：公司社會責任、事業相關的銷售、事業相關的采購、商業倫理、低碳補償、公司慈善、環境管理、社區關系、社會責任投資、三重底線、利益相關者問責、社會審計、雇員所有權、志愿主義、可持續性報告、透明性等價值理念在商界日益流行。與此同時，公共部門和社會部門組織則試圖以一種更具商業性的方式來運作。公共部門和社會部門獲取收入的運作方法向商業部門位移的具體表現為：有效性、效益、市場約束、責任性、影響的可測量性，慈善風險投資或公益創投、社會投資、項目相關的投資、使命相關的投資、獲取收入的風險投資、經濟的可持續性、私有化、政府創新、新公共管理運動、小額信貸、投資社會收益等經濟方法越來越多地為公共部門和社會部門所采用。隨著這些活動的漸趨成熟，經濟中的“第四部門”正在形成。三大部門中的一些先驅性組織正在向一種新的組織形態或部門匯合或趨同，這就是將商業方法與社會目的融合起來的第四部門。新的復合型組織模式數量激增。它們有意識地混合了三大部門的特征和戰略并抵制傳統的三大部門界線之內的簡單分類。但是它們都具備兩個共同的特征，即追求社會目的并采用商業方法。正在興起的第四部門和復合型組織具體包括：混合價值組織、混沌有序組織、公民/市政企業、公共品公司、社區發展公司、社區利益公司、社區財富組織、合作社、跨部門伙伴關系、倫理性社會機構、以信仰為基礎的企業、新營利公司、非營利企業、社會商業、社會經濟企業、社會企業、可持續性企業等。盡管第四部門已經悄然出現，但對第四部門的支持性生態系統尚未形成，第四部門的發展仍然受到法律、資本等多方面的約束。[41]

第六，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成為社會創新的又一個重要趨勢。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如農民、失業工人、城市無房人群等通過合作互助、平等參與等方式進入市場從事經濟活動、改善自身處境的努力，成為全球化和市場化背景下社會創新的一個重要景觀。它是一種不同于市場經濟和福利經濟的社會經濟。雅克奎斯·德福尼(Jacques Defourny)等人指出，社會經濟主要是合作社、互助協會和社團所從事的經濟活動，這些社會經濟組織遵循以下一些原則：對成員或當地社會的服務優先于盈利;奉行管理自治原則;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決策機制;在盈余分配上以成員及勞動為本而非以收入分配為本。社會經濟又被稱為“基于團結的經濟”，是市場競爭中弱勢邊緣人群團結互助的經濟組織和經濟活動形式。社會經濟與非營利部門的區別在于，非營利部門禁止利潤分配因而排除了合作社組織，非營利部門未強調而社會經濟強調組織內的民主決策程序。合作社企業如今已遍布全球，國際合作社聯盟已經在全球擁有8億社員。合作社企業涉足的領域包括農業、儲蓄、信貸、消費、保險、住房等領域。互助性組織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國際互助協會已經有1.7億會員，活動領域主要是醫療保險、醫療和社會服務、喪葬、歉收方面的互助。過去20多年中，市場的擴張和國家的退出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通過合作互助性經濟活動改善自身境遇，由此推動了合作社和互助性組織的大發展。非洲的農民積極開展醫療和喪葬方面的互助。拉丁美洲醫療護理方面的社區互助或合作社得到發展。在中國鄉村，政府鼓勵下農民的各種專業合作社和專業協會等社會經濟組織發展勢頭強勁。在中東歐轉型國家和西方福利國家轉型過程中，社會經濟再度受到人們的重視。“無數的分析讓我們得出結論，即在過去的10年或20年里，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一個真正基于社區的社會經濟——正在出現并比以往更為強大。”[42]

中國作為一個在全球化背景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傳統農業社會走向現代工業和信息社會的雙重轉型國家，其社會創新還有一些獨特的趨勢：(1)社會組織創新方面：社會組織民間化、社會組織企業化、社會組織專業分工細化、社會組織聯合化、社會組織全球地方化、虛擬社會組織崛起等成為社會組織創新的重要趨勢。(2)社會治理創新方面：透明、參與、問責、法治、自治、增權成為社區治理、社會組織治理、社會立法和社會政策制定等方面的體制機制創新的重要趨勢。(3)社會服務創新方面：政府服務外包、社會服務商業化運作、社會服務領域開放性和競爭度日益增加都成為社會服務創新的重要趨勢。

社會創新理論研究只有20多年的歷史。2006年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與英國社會創新研究的權威機構在北京聯合召開“社會創新與建設創新型國家”國際研討會后，社會創新的實踐和理論引起國內各方的重視。但總的來說，社會創新的理論研究在國內仍處于起步階段，筆者希望本文能夠對深化這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注釋：

[1] 熊彼特率先提出創新的概念。他認為創新是將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而帶來超額利潤的活動和過程，并提出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的毀滅。杰夫·摩根則認為創新是可實施并產生效果的新想法。

[2] 參閱Geoff Mulgan et.al.，“Social Innovation：What It Is，Why It Matters and How It Can be Accelerated”，Skoll Center for Social Enterpreneurship working paper，http://。

[21] 參見http://www.tmdps.cn。

[24] 參見Kanji Tanimoto and Masaatsu Doi，“Social Innovation Cluster in Action：A Case Study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Era”，pp.1-17。

[25] Mark Goldenberg，Wathira Kamoji，Larry Orton and Michael Williamson，“Social Innovation in Canada:An Update”，CPRN Research Report，September 2009，http://www.tmdps.cn.

[26] Geoff Mulgan et.al.，“What It Is，Why It Matters and How It Can be Accelerated”.

[27] Michele Jolin，“Investing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Fostering Social Innovation”，December 2007，A Progressive Growth Issue Paper，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http：//www.tmdps.cn.

[28] Jane Nelson and Beth Jenkins，“Investing in Social Innovation：Harnessing the Potential for Partnership between Corporation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

[29] Katharine A.Pearson，“Accelerating Our Impact：Philanthropy，Innovation and Social Change”.

[30]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2010年第4期推出的兩篇介紹公益風險投資的文章：趙萌的《慈善金融：歐美公益風險投資的含義、歷史與現狀》和羅伯·約翰的《高度參與的慈善：公益風險投資在歐洲的發展》。

[31] Geoff Mulgan et.al.，“Social Innovation：What It Is，Why It Matters and How It Can be Accelerated”.

[32] Roger L.Martin and Sally Osberg，“Social Entreprenership：The Case for Definition”.

[33] Suresh Babu and Per Pinstrup Anderson，“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Developing Capacity to Reduce Poverty and Hunger”，October 2007，2020 Focus Brief on the World’s Poor and Hungry People，http://www.tmdps.cn.

[34] 轉引自夏緒梅：《社會企業——一種社會創新的企業形式》，載《企業活力》2009年第9期第5頁。

[35] Charles Leadbeater，“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Innovation:Strategies for the Next Ten Years”，A Social Enterprise Think Piece for the Office of the Third Sector，November 2007，p.3.

[36] 王名、朱曉紅：《社會組織發展與社會創新》，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年第4期第125—127頁。

[37] Kai Hockerts and Mette Morsing，“A Literature Review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CBS)，Center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8] Mark Goldenberg，Wathira Kamoji，Larry Orton and Michael Williamson，“Social Innovation in Canada：An Update”，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CPRN)Research Report，September 2009，pp.10-11.

[39] Nicholas Deakin，“Government，Civil Society and Business-partnership Working in Social Wealfare in England”，presentation in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2010-6-10.筆者感謝俞可平教授贈予這篇演講稿。

[40] Mark Goldenberg，Wathira Kamoji，Larry Orton and Michael Williamson，“Social Innovation in Canada：An Update”，pp.19-20.

[41] 以上關于第四部門的論述可參見美國第四部門網站：The Emerging Fourth Sector，http://www.fourthsector.net/learn/fourth-sector。

[42] 上述社會經濟的介紹引自Jacques Defourny，Patrick Develtere and Li Zhao的《社會經濟在全球：歷史脈絡與當前進展》，這是他們提供給《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的特稿，即將刊出。

第二篇：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的若干理論問題探討

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的若干理論問題探討

中國的社區矯正工作正在迅速發展。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深入，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涌現出來，需要加以探討。本文探討關于如何利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這方面的探討將有利于完善中國社區矯正制度，能夠促進社區矯正工作的進一步發展。

一、引言

利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是社區矯正的本質特征之一。在討論有關問題之前，首先應當對“社會力量”進行界定。

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所說的“社會力量”，是指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可以利用的社會人力、組織和設施、技術、資金等總稱。社會力量也可以稱為“社會資源”。

在這些可以利用的社會力量中，社會人力具有核心的地位。社會人力是比其他任何社會力量都重要的社會資源，他們雖然不具有執法者的身份，不是社區矯正機構的公務員，但是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

從目前社區矯正的現狀及社區矯正的未來發展考慮，可以將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有關人員統稱為“社區矯正工作者”，他們包括兩大部分：

1．社區矯正執法人員。也可以稱為“社區矯正官員”或者“社區矯正官”。他們是在社區矯正中承擔執法職能的國家工作人員。

2．社區矯正輔助人員。也可以稱為“社會人員”。他們是輔助社區矯正執法人員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人員。

除了社會人力之外，在社區矯正工作中，也應當重視利用其他社會力量或者社會資源。

二、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性

利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無論是對于國家和社會，還是對于社區服刑人員和他們所在的社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對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性

從國家和社會來看，利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下列方面：

（1）體現社區矯正的特點

社區矯正的本質特點之一，就是在社區中對服刑人員開展管理和改造工作，即所謂的“社區參與性”。⑴在這個特點之中，當然地蘊含著利用社區中的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的含義。也就是說，要充分利用服刑人員所在社區中的各種資源，共同進行服刑人員的管理，促進服刑人員的改造。如果在社區矯正中不重視研究和利用當地的社會力量，而把社區矯正孤立成為社區矯正機構自己的工作，那么，就不能體現社區矯正的本質特點，也會增加社區矯正機構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困難性和成本。因此，在社區矯正中有效利用社會力量，是體現社區矯正本質特點的重要方面。

2）節省刑罰執行的資源

利用現有的教學機構對服刑人員進行教育工作，可以大大節省新建教學機構的費用，也不必招募專門的教學人員；利用現有的技術設施和成熟的技術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不僅可以節省新增技術設施的資金，還可以提高社區矯正工作的技術水平。

3）提高社區矯正的效率

在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過程中，社區矯正機構要對服刑人員進行多方面的控制和幫助活動。在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如果重視利用社會力量，可以大大提高社區矯正工作的效率。例如，在開展服刑人員的控制活動時，如果利用現有的技術資源，包括信息技術、心理測量技術等，就可以提高控制服刑人員的效率。司法所工作人員通過電話了解服刑人員的情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節省面對面接觸所要花費的資源。通過心理測量技術了解服刑人員的情況，并且在對服刑人員的人身危險性進行評估的基礎上實行分類管理，對高危險性服刑人員

進行重點監控，對低危險性服刑人員實行寬松管理，可以大大節省平均使用監管力量所造成的資源浪費。

同時，在對服刑人員進行幫助活動時，如果利用現有的一些技術，也可以提高幫助服刑人員的效率。例如，由社會上現有的專職心理咨詢人員利用成熟的心理咨詢技術對服刑人員開展相關工作，可以更加有效地解決服刑人員的心理、情緒和行為等方面的問題，因為這些專業人員在從事這些活動中積累的經驗、擁有的專業技能等，都遠遠勝過社區矯正工作人員。

2．對社區服刑人員的重要性

對于社區服刑人員來說，利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下列方面：

（1）能夠獲得有效的幫助

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利用社會力量，可以使服刑人員獲得有效的幫助。

（2）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

（3）能夠減弱標定的效果

3．對社區發展的重要性

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對于社區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價值。這種價值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

（1）促進當地的社區建設

吸收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是對社區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控制功能的一種發展，同時，也可以促進社區的社會化功能、社會福利保障功能和社會參與等功能的發展，這些都會促進當地社區的建設。

（2）提高社區的凝聚力

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可以提高社區居民的凝聚力。社區不僅意味著一定的地域空間，更意味著這個地域空間內居民之間的密切關系，而社區居民之間的密切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社區參與來實現的。吸收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矯正工作，可以讓社區居民更多地了解社區中的事務，更廣地參與社區中的活動。這種認識與活動，不僅可以密切社區居民之間的關系，增強居民的社區歸屬感，而且也可以提高社區的凝聚力，增強社區整合，使社區居民把社區建設看成是自己的重要責任，更好地組織和團結起來，共同致力于解決社區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社區的建設和發展。社區居民的這種變化和狀態，又會進一步促進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進行。

（3）增進社區的安全感

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可以增進社區的安全感。這是因為，通過吸收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利用社會力量多方面地幫助社區服刑人員，可以有效地解決社區服刑人員遇到的各種問題，特別是可能引發他們進行社會危害行為的問題。這會大大地減少甚至消除社區服刑人員產生社會危害行為的因素，從而減弱社區服刑人員的社會危險性，預防他們可能在社區中進行的社會危害行為，使社區變得更加安全，使社區居民獲得更大的安全感。

（4）增強社區的建設性

三、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原則

1．廣泛利用社會力量的原則

首先，從社會人力來講，要研究、發掘和利用社會上各種可能的人員，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在這方面，不僅要研究和利用過去習慣使用的社會人員，例如，各種具有專業技能的專業人員、離退休人員等，也要研究和利用過去不習慣使用的社會人員，例如，失業人員、刑釋人員、解教人員等，恰當利用他們的優勢和特長，開展社區矯正工作。

其次，從社會組織和設施來講，要研究、發掘和利用周圍社區中各種社會組織和設施，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在這方面，不僅要研究和利用家庭、學校和社區組織及其設施，利用它

們開展社區矯正工作。還要注意研究和利用其他社會團體和組織及其相關的設施，開展社區矯正工作。

再次，從社會技術來講，要重視利用社會上已經成熟和普遍使用的技術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社區矯正機構要關注社會上科學技術的發展進程與應用狀況，注意它們與社區矯正工作的聯系，充分利用有關的技術為社區矯正工作服務。

最后，從社會資金來講，作為國家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的主要資金應當由政府財政負擔，但是，也應當充分重視利用社會資金的問題，通過爭取社會捐助等形式，利用社會資金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積極有效地利用社會資金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不僅可以節省國家的刑罰執行資源，而且也是體現社會參與性的重要方面，是吸收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途徑。

2．科學利用社會力量的原則

在社區矯正中，要盡可能科學地利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工作。

但是，如果沒有科學的方法，就不可能達到有效利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目的。在科學地利用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方面，尤其要重視下列問題：

（1）恰當選擇。要根據社區矯正工作的需要和當地社區中社會人員的情況，挑選最符合社區矯正工作需要的社會人員，參與到社區矯正工作中。如果偏重一面而忽視另一面，都不可能恰當地利用社會人員開展社區矯正工作。

（2）分工合理。要認識社會人員的特點和優勢，在社會人員與社區矯正官員之間進行合理的工作分工，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充分發揮社會人員的特長。

（3）崗前培訓。在選擇了恰當的社會人員之后，要對他們進行適當的崗前培訓，讓他們了解社區矯正工作的特點，尤其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職責，明確自己在工作中的任務，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

（4）平等對待。在利用社會人員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方面，要充分尊重社會人員的人格和感情，在人格和感情方面平等地對待他們。社會人員雖然在法律地位、專業知識等方面都與社區矯正官員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但是，他們在人格和感情上，應該與社區矯正官員是平等的，社區矯正官員不能歧視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社會人員。

3．有償利用社會力量的原則

在社區矯正工作中，既要重視利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必要性，又要認識無償利用社會力量的局限性，確立有償利用社會力量的原則。這個原則意味著，要區分不同情況，有償使用社會力量開展社區矯正工作。

四、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關鍵——建立科學有效的機制

利用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并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社區矯正工作的長期需要。為了保證這方面工作的順利進行，就需要確立一套恰當利用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機制。這是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關鍵。

第三篇：創新社會

XX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關于開展社會管理創新工作活動實施方案

為認真貫徹縣委、縣政府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一系列精神，提升我縣社會管理水平，推動轉型跨越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為全縣實現“兩大”目標、打造“三大”基地、推進“四縣”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切實做好全縣食品藥品監管創新工作，確保食品藥品市場秩序有序可控，按照縣三項工作領導小組各部門職責分工，結合監管工作實際，制定本方案。結合我局實際，制訂本方案。

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立足服務群眾為根本，著力解決食品藥品監管工作中的突出問題，著力解決在食品藥品社會管理活動中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創新和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系，實現社會管理更加有效，服務更加到位，確保社會和諧穩定，為我縣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二、工作目標

建立責任明確、制度健全、運轉高效、風險可控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系，全面解決食品藥品安全存在的突出問題，消除食品安全隱患，加強檢驗檢測、認證檢查和不良反應監測等食品藥品安全技術支撐能力建設，防止區域性、群體性、災難性食品藥品安全事故發生，確保食品藥品安全。

三、主要任務

（一）完善監管責任體系。將食品藥品安全納入政府目標管理，明確政府、監管部門和企業的責任，強化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落實“地方政府負總責、監管部門各負其責、企業是第一責任人”的食品藥品安全責任體系。

（二）創新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制。一是監管網絡機制。積極與各鄉鎮協調配合，在農村藥品“兩網”建設的基礎上，完善三級網絡建設，每個鄉鎮設1-2名食藥安全協管員，每個村設1個食藥安全信息員，構建完善的縣、鄉、村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網絡，統籌推進餐飲服務環節食品安全監管和藥品監管、城市監管和農村監管、專項整頓與示范創建，逐步建立管理網格化、檢查格式化、監管痕跡化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新模式。二是科學評估機制。探索構建餐飲服務環節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風險監測評估體系，建立餐飲服務環節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專家庫，明確權責，加強對食品藥品中有害因素的檢測和風險監測，對食品藥品安全隱患和風險做到時時排查，早發現、早分析、早預防、早整治、早解決，防患于未然；積極配合相關部門建立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綜合評估體系，客觀評估各級政府及監管部門的工作績效，提升食品藥品安全保障水平。三是矛盾糾紛調解機制。建立健全調解組織和信息網絡，按照“誰主管、誰負責、誰化解”的原則，落

實防范措施，妥善處理涉及餐飲服務環節食品和藥品的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四是安全發展機制。充分發揮各類餐飲服務環節食品、藥品行業協會和龍頭企業的作用，加強行業自律和行規行風建設，積極引導、督促企業加強質量安全體系和誠信體系建設，進一步規范生產經營和服務行為，使企業自覺接受社會監督，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努力提高質量安全保障水平，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促進食品藥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三）依法嚴懲食品藥品違法犯罪行為。保持打擊食品藥品安全違法犯罪的高壓態勢，加大巡查和抽檢力度，嚴把餐飲服務環節和藥品生產、流通、消費等各道關口,大力實施食品藥品放心工程。針對食品藥品安全領域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深入開展食品藥品安全專項整治;與公安、工商、郵政、衛生等部門建立監管聯動執法機制，形成監管合力，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食品、藥品的違法犯罪行為。對嚴重違法違規的，及時移送公安部門立案查處，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甚至付不起的代價，真正起到震懾作用。

（四）完善食品藥品安全應急處置體系。要以“情報靈敏、網絡健全、行動迅速、反饋及時、信息準確、處置高效”為要求，制定完善食品藥品安全事故應急預案，配套建立一系列保障措施，切實加強監測預警系統、應急處置系統、應急處置隊伍、應急保障能力、應急

管理示范、應急科技支撐體系等方面的重點建設。同時開展應急處置演練，切實提高應急處置和快速反應能力，保證在發生重大食品藥品安全事故時，應急處置工作能有序開展、有效組織、高效運轉，最大限度地減少事故造成的危害。

四、實施步驟

（一）項目啟動階段（2012年2月至2012年3月）。

廣泛宣傳，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營造濃厚的社會氛圍；深入開展調研，摸清監管對象數目、情況、設施等基本情況，確定工作重點，結合食品藥品監管工作實際制定工作方案；組織召開相關會議進行全面部署，統一思想認識，明確目標任務和工作措施。

（二）項目實施階段（2012年4月至2013年5月）。

針對食品藥品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和薄弱環節，制定實施計劃或方案，明確責任分工和進度要求，不斷完善落實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各項制度，抓好各項工作推進，確保試點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

（三）項目總結、全面深化階段（2013年6月----）。

對社會管理工作進行考核驗收，全面總結成功經驗，建章立制，研究建立工作長效機制，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納入規范化、制度化、長期化軌道，在此基礎上促進全區食品藥品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

（二）強化調查研究和信息報送。要深入基層、深入企業、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研究，科學認識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面臨的新形勢，準確把握社會管理對食品藥品監管工作的新要求，準確查找食品藥品監管工作中的問題和不足，找準工作的突破口，制訂切實可行的措施。各科室（隊）要根據實際，確定主題，每年至少上報一篇調研文章，做到文章數據準確，內容詳實，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價值；每月至少上報1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方面的信息，報送信息文字要簡明、語言要平實，具有真實性、時效性和創新性。

（三）加大宣傳力度。要充分利用報刊雜志、廣播電視、專欄簡報等媒體和手段，集中宣傳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的重大意義、目標要求和主要任務，宣傳本單位社會管理創新工作新舉措、初步成效和先進典型，為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營造濃厚的輿論氛圍。結合“全國安全用藥月”宣傳活動，積極開展食品藥品安全知識進農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活動，廣泛宣傳食品藥品安全法律法規和科普知識，全面提高公眾的食品藥品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切實提高從業者的責任意識、誠信意識、法律意識和質量安全控制能力，在全社會形成人人關愛生命、珍視健康，人人關注安全、參與監督的良好氛圍，筑牢食品藥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線。

第四篇：思想理論問題調查報告

干部群眾當前關心的思想理論問題調查報告

為了進一步了解十六屆四中全會后，干部群眾關心的重大思想問題、理論問題和社會問題，以便更好地把干部群眾的思想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根據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的要求，我們分別以面向全校師生員工的問卷調查、召開干部座談會、專家學者座談會和學生座談會等形式，從不同的角度，多渠道地收集了當前干部群眾比較關注的思想理論問題及其困惑，同時也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初步的討論，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觀點。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座談會情況

1、對經濟學界較關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討論

目前我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已經引起各個方面的關注和重視。造成貧富懸殊的原因很復雜，然而，從經濟學角度來說，與北大經濟學派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一直占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主流地位不無關系。他們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產低價賣(或送)給私人；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質，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現象；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的市場改革觀，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巡警”，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主張一切產業都無須保護，高新技術和建設資金也完全或主要從外國引進，比較贊賞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子。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影響下，導致了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而這種貧富差距的擴大，并不是通過公平手段造成的，而是一些人借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借助企業改革、改制之機，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廢債務特別是銀行債務等手段和行為造成的。這成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機會。更有甚者，企業改制之后，又通過各種手段，成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撈一把，再去掠奪廣大股民利益。而改制企業員工只有面臨下崗、失業的命運，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錢血本無歸。使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嚴重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急劇拉大。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我國企業改革的理論選擇，過分推崇西方新自由主義，單一依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來推進我們的企業改革，幾年來實踐證明，問題不少。從我國的國情看，是否適宜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推進企業改革的經濟理論基礎，是值得懷疑的。我國的最大國情是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三億人口，如何保證這些人有飯吃、吃好飯，應該是首要任務。我們必須吸取拉美國家、俄羅斯、以及泰國一些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教訓，如果貧富懸殊一直拉大，相對貧困人口不斷增加，不說像拉美窮人人數已占其總人口的43.4%，就是更小的比例，都會帶來嚴重問題，甚至社會政治動蕩。

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企業的最終或根本目標更應該是為勞動群眾謀福利，為全社會服務。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本應具有這種社會性。所以，我們應當讓企業向有利于勞動者和社會的方向發展。反之，如果一些人的只為富人服務的現代企業制度的主張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把產權變更和股權贈予視為制度創新，那就只能是國有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只能是損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

2、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改善工作作風的問題

根據政府公布的數據，2003年中國的國民平均年收入約為1000美元，西方經濟學界有一種理論，即當一個國家的國民平均收入達到800美元~4000美元時，這個國家即進入一個“特殊風險期”，在此風險期之內，如果政府的執政能力強，宏觀調控到位，則國民經濟會持續發展，人民生活也會繼續提高；但是如果政府執政能力不能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不夠，那么整個社會必然會出現經濟發展停滯，社會秩序混亂，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惡果。因此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重視執政能力的建設，提高依法執政的意識和水平。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從總體上看，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基本能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但是同時也要看到，黨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在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在領導干部的素質和能力等方面，還存在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適應的地方，有些問題亟待解決。比如政府在管理國家、制定相關決策的過程中，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不夠，致使社會改革中存在一些失誤，已有的制度很多法律邏輯不完全，有的界限不明確，有的有很多漏洞；政府工作人員的法律意識淡薄，隨意性很大，由于我國的立法是學者立法，政府既是立法者又是執法者，這樣就不能杜絕執法人員以權謀私，制定的法律法規有的就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中央政府的一些正確決策在地方政府中落實困難，真正利民利國的政策不能落到實處，很多是走走形式，有的甚至將其置于一邊，仍然我行我素，某個領導說了算； 領導干部沒有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大搞不切實際的形象工程，而不是利國利民工程，黨內管理混亂、虛假，缺乏有力的監督機制，很多政府的職能部門、地方官員謊報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類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浮夸風。

要糾正這些不良的工作作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關鍵在于提高各級干部的素質，尤其是基層干部的依法辦事的能力。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增強執政黨意識，牢固樹立執政興國、執政為民的思想，真正懂得自己手中的權力是誰賦予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竭盡全力為人民謀利益，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地統一起來。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建立健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為重點，以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為目標，努力形成廣納群賢、人盡其才、能上能下、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把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中來，從制度上保證那些忠誠于黨的路線和綱領、具有較高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的干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

3、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私有化的問題

我國是一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我國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消除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但是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后，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國有資產逐漸通過各種方式私有化，致使我國的國有資產只占20%多一點，私有資產所占的比重大大超過國有資產，這從數量上不能說明，我國的國有經濟成分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導地位。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強調國有經濟的質量而忽略了數量，這樣必然會導致國有經濟成分主導地位的喪失，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主又如何體現？當前人民群眾不認為，我國是完全、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剝削現象比較普遍，很多人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尤其是那些在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邊緣人，他們沒有必要的生存技能和知識，面臨

著很多具體的生活困難。

4、干群關系問題

干群關系歷來是我黨始終關注的重要問題，直接關系到黨的執政基礎是否牢固。在改革開放的轉型期，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結構不斷調整，有些問題關系群眾切身利益，是群眾十分關心和期盼及時解決的，但是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重視，沒有得到及時、正確地解決，甚至出現推諉扯皮、漠然視之的現象，這給群眾利益造成很大損害，使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引致群眾不滿，由于某些干部貪污腐敗，極力維護個人私利，致使人民群眾對干部、對政府失去信任，政府正處于一種十分嚴峻的群眾信任危機之中。在判斷誰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時，大多數人指向了黨政干部，認為黨政干部是改革開放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如何使政府和工作人員重新取信于民，重新使老百姓認同我們的黨和領導干部是真正為民謀福利，代表人民的利益，這非常重要，直接關系到我們黨執政地位的鞏固。比如在一些農村或偏遠地區，農民認為沒有哪個利益集團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就只能自發組織，采用非法、非理性的手段維護其利益，這勢必會激化社會矛盾，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要緩和干群關系，只有我們各級黨委、政府真切關心群眾的安危冷暖，及時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熱點和難點問題，才能夠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創造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凝聚和激勵群眾共同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美好未來。

5、理想信念淡薄問題

理想是立足現實又高于現實，對未來美好遠景和遠大目標的自覺的價值追求。信念，是在對真理的堅信與價值認同的基礎上超越現實、超越自我，堅信未來美好結果的穩定的自我意識，是堅信正確并必能產生良好結果的穩定、持久的觀念。理想和信念不僅是統帥人們靈魂的精神支柱，也是良好道德的基礎。鄧小平同志曾經說：“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

我國目前很多人認為自己沒有明確的理想，也沒有堅定的信念，精神空虛，得過且過。有的人即使有理想，其理想也很平庸，只圖一己之私利，就會被金錢、女色、名利、權位所誘惑，而干出一些損人利己，損公利私，甚至觸犯刑律的勾當而走向沉淪。那些真正目光遠大，有遠大抱負，舍己為民，能夠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能有力地抵制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能經受任何艱難曲折的考驗，永葆高風亮節的高尚人士已經少之又少。如果長期這樣下去，勢必導致整個社會風氣的惡化，人際關系冷漠，干群矛盾激化，很難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

就目前高校的情況來看，眾多學校重視的是專業知識的傳授和專業技能的培養，而馬列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德修養教育等卻成為豆芽學科，不僅課時少，而且此門課程的教師也得不到相同的待遇。80%的學生在馬列課堂上看其他的書籍或做作業，能認真聽講、做好筆記的同學鳳毛麟角。科學的理想信念具備強大的精神動力，鄧小平同志曾說：“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而我國很多不良的社會風氣就是因為缺乏科學的理想信念，因此，我們主張不僅在學校要加強對學生的理想信念的教育，而且在政府、單位也應該加強對相關領導干部、工作人

員的理想信念教育。只有這樣，才能凈化人們的心靈，形成一股浩然正氣，全國上下才能擰成一股繩，朝著共同的目標奮斗。

6、指導思想宣傳問題

黨的十六大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確立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個完整科學的體系，它把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基本問題的認識，推進到了新的水平。十六大召開后，全國各地都掀起了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理論界、學術界也層出不窮地提出了各自的見解，碩果累累。

但是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比較低，目前還有占全國人口相當大比例的文盲和半文盲存在，尤其是一些偏遠山區和貧困地區，老百姓根本無法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豐富內涵和精神實質，他們所關注的就是如何能夠吃飽飯、穿好衣，孩子能夠上學接受教育，畢業后能找到工作，生活水平能夠提高。如果這些實際的生存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理論和實際完全脫節，或者“三個代表”并沒有給老百姓一個感性的認識，他們就無法真正體會和認同“三個代表”的先進性和指導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失去了實踐的群眾基礎，必然會變成一具理論的空殼，變成一句只被有些人掛在嘴邊的空話，就會失去對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真正的指導價值。

7、反腐倡廉問題

腐敗問題是一個全世界都比較普遍的社會問題，自從改革開放后，我國的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這些年，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各級黨委和政府認真落實反腐敗的各項任務，反腐敗斗爭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批大案要案受到查處，一批腐敗分子受到懲辦。但盡管如此，我國腐敗發展蔓延的勢頭在有些方面仍然不減，領導干部違法違紀的案件仍在增加，涉及干部的職級層次較高；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新發生的案件數量上升，窩案、串案突出；違法犯罪的金額越來越大，腐化墮落的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腐敗現象在黨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蔓延，黨政干部腐敗、司法干部腐敗的案件屢有發生；講排場、比闊氣、盲目追求高消費的奢靡之風在一些黨員干部身上滋長，等等。同時在黨員干部身上還大量存在一些不廉潔行為和不正之風。比如，黨政干部乘坐超標準小汽車問題，在住房方面以權謀私問題，用公款吃喝玩樂、揮霍浪費問題，基層干部作風粗暴、與民爭利問題，基層站所吃拿卡要、不收禮品不辦事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面廣量大，既嚴重影響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又是滋生腐敗案件的溫床。如果黨政干部對這些不廉潔行為不引起注意，那往往就是墮落的開始。如果在黨政機關和干部中奢侈浪費形成一種風氣，那是非常危險的，腐敗案件就會層出不窮，查不勝查。人民群眾就會懷疑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我們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甚至動搖我們黨的執政地位。

二、問卷調查情況分析

除了以上的座談會外，我們還編寫了調查問卷，圍繞群眾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度、民主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社會公正問題、反腐倡廉問題、社會熱點問題和高校的一些實際問題展開了調查；調

查對象隨機在全校范圍內抽取教職工108人，占調查對象的24.7%；學生330人，占調查對象的75.3%。此次問卷調查表一共發出去450份，由教職員工和學生獨立完成，除部分調查問卷由于誤差形成無效問卷外，有效問卷438份，占全部問卷總數的97.3%。這些調查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目前對比較關注的政治經濟問題和現實生活中的困惑，為我們了解真實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定的現實依據。

1、對黨的執政能力和指導思想的認同

在問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與其執政使命是否相適應時，絕大多數人認為我們黨是能適應其執政使命的，對黨的執政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基本適應的人占61.2%，認為完全適應的占22.4%，只有16.4%的人認為我們黨的執政能力與其執政使命不適應。

但是在被問及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黨員干部、教職工中具有堅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信仰的人有多少時，大多數人認為形勢不容樂觀，不僅普通群眾不太信仰共產主義，就是共產黨員和黨員干部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人也不多；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黨和國家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其認同度一般，其中認同在60%以下的比例較大。具體人數比例見下表：

2、對黨和政府的信任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目前，據調查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不是很高，在人們心中趨于下降，值得關注。只有22.6%的人認為在群眾心中黨和政府的信任度提高了，34.8%的人認為黨和政府的信任度一般，而認為黨和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了的人占42.6%。

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等），群眾的信心是28.1%的人相信能夠實現，42.3%的人認為可能實現，25.6%的人對此信心降低了，還有4%的人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實現。

3、對我國民主、公平的看法

在問及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否適合我國國情時，30.1%的人認為不適合，認為可以試一試的占大多數，占了49.5%，而20.1%的人認為完全適合，我國可以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對當前我國民主現狀的看法，44.3%的人認為當前發揚民主不夠，33.1%的人認為現在是個人說了算，30.1%的人認為是施行程序有問題。如何搞好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47.1%的人認為應該著重解決法制問題，37.2%的人認為應該首先解決民主問題，還有24%的人認為應該解決政黨制度問題。

在社會公正方面，63.5%的人認為我國名義上的平等掩蓋著事實上的不平等，38.1%的人認為有

人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17.1%的人認為社會不公正是因為行業收入差距過大造成的，15.5%的人認為是非勞動致富造成的。

4、對我國現階段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觀點

在問及近階段我國經濟制度是否存在“姓社姓資”的問題時，20.3%的人認為此問題存在，39.3%的人認為不存在，而40.4%的人認為自己對此問題感到困惑，難以正確判斷。

就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科學發展觀是否符合這一問題，很多人認為差距很大，占55.7%；認為基本符合的人占37.2%；認為符合的人只占總人數的7%。在引進外資銀行或銀行引入外資股份方面，55.8%的人認為對我國的金融安全有潛在風險，但是仍有53%的人認為盡管有潛在風險，還是應該引入外資銀行；而認為沒有風險和沒有必要引入外資銀行的人均很少，分別占總人數的2.5%、0.2%。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45.4%的人認為應該提倡“無私奉獻”的價值觀，有15.5%認為沒有必要提倡，而48.6%的人認為應該提倡多勞多得、優勞優酬的勞動價值觀。

5、對高校實際問題的調查

當前高校特困生成為人們比較關注的群體，就高校特困生的產生，有60%的人將此歸因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充分，45.9%認為是社會經濟制度不合理造成的，12.1%的人認為是特困生及其家庭自身努力不夠，只有7%的人認為這是有一些不可控的自然災害、疾病等原因造成的。

當前大學生就業問題也是大家經常論及的問題，44.1%的人認為這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發展超越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擴招步伐太大造成的，42%的人認為是大學畢業生對就業的期望值過高造成的，還有26.9%的人認為目前我國的就業崗位太少。

6、對自己最關注的社會問題和困惑問題

就目前老百姓最關注的社會問題我們也進行了調查，除了列出一些問題供調查者選擇外，調查者還可自行列出自己關注的社會問題。老百姓最關注的是腐敗問題，占63%；其次最關注的是貧富差距問題，占54.3%；對就業再就業問題最關注的人占41.8%；對干部作風最關注的人占39.7%；對亂收費問題關注的人占38.8%；對“三農”問題關注的人占37.7%；而另外分別有33.1%、26.7%的人關注社會治安問題和物價問題。同時，我們還就如何有效開展反腐倡廉進行了調查，41.1%的人認為應該增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作的透明度，有40.6%的人認為應該完善干部提拔任用機制，37.2%的人認為應該加強對機關、單位“一把手”的監督，34.9%的人認為應該嚴厲懲處違紀違法案件。

另外群眾目前比較困惑的問題主要有：①我們國家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②我們黨狠抓腐敗，為什么卻越抓越多？有的還是“賊喊捉賊”？③干部的監督機制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④怎樣才能真正落實代表群眾利益？⑤如何使人民群眾真正深刻地體會和理解我們黨的指導思想？

第五篇：高級會計學若干理論問題探討

高級會計學若干理論問題探討

閻達五 耿建新（2002年03月12日）

隨著我國會計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會計教育的進一步發展，高級會計學已作為一門獨立課程出現在我國各高等院校會計專業的教學體系中。到目前為止，有關高級會計的定義、理論基礎、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等高級會計學的理論問題仍是空白。我們認為，既然高級會計學已作為一門正式課程列入高等院校的會計教學體系中，就有必要首先回答這類問題。本文擬就此談談我們的意見，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高級會計的定義

高級會計學是以高級會計為研究對象的，要對高級會計學有一個清晰、總括的認識，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高級會計概念。那么什么是高級會計呢？它究竟高在哪里？與一般意義的財務會計有何區別？另外，高級會計指的只是高級財務會計，還是融管理會計為一體的廣義高級會計？這些問題在研究高級會計學時已無法回避。下面我們先將我國學術界對高級會計的認識和理解進行列示與比較，然后再在探討界定高級會計的重要意義之后，提出我們對高級會計的界定。

（一）我國理論界對高級會計的界定

從現在的情況看，我國大部分學者認為高級會計即為高級財務會計，也有的學者認為高級會計一詞難以捉摸、不好解釋，因而將其界定為“特種會計”或“特種業務會計”。我國現已出版的高級會計學教材中對高級會計進行的解釋都比較含糊，如：

1．“本書（指《高級財務會計》承接《中級財務會計》一書的內容，對一些專門的會計領域，也是比較深奧的會計課題展開論述”（見廈門大學會計系列教材《高級財務會計》前言）。該書簡述的內容為公司會計（含股東權益會計、所得稅會計、清算與重組會計）、合并財務報表、外幣折算、物價變動會計和租賃會計。

2．“中級財務會計限于論述財務會計的基本理論、方法和技術，即通用的課題；高級財務會計則是針對上述各種專題（指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而出現的股票上市、房地產開發、企業破產清算、集團公司、跨國經營等經濟活動---本文作者加），對有關問題加以闡述”（見上海財經大學會計系列教材《高級財務會計》前言）。該書闡述的內容為不同組織形式有特色的所有者權益會計、企業合并和合并報表、特殊的財務報告、政府及非盈利組織會計和一些特殊的財務會計專題（包括寄售與分期收款銷售、租賃、房地產、退休金、所得稅、期貨交易、外幣業務、外幣報表換算以及公司的重整、改組與破產清算）。

3．“企業特種會計”是指企業一般會計業務以外的特殊業務會計本書所論述的企業特種會計問題可分為三類：（1）特殊的財務報告問題。如控股公司的合并財務報表,分店經營時的匯編財務報表，有海外分支店和子公司時的外幣報表折算,以及通貨膨脹情形下對財務報表數據上的通貨膨脹影響因素的消除和和調整。（2）企業會計中比較特殊而又比較復雜的問題。如分店經營，合伙會計，外幣交易會計，分期收款，專營權及寄代銷業務會計，租賃會計，所得稅會計等。（3）企業處于非持續經營等特殊情況下的會計問題。如企業破產、解散和清算，以及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資產評估等”（見中南財經大學會計系列教材《企業特種會計》前言）。該書還認為，由于國外的高級會計還包括非企業會計的內容，因此將該書定名為高級會計學是不大恰當的。

4．這種研究、應用和修正原有的財務會計理論和方法，以及創建新的會計理論和方法（亦指高級會計學--本文作者加），用核算和監督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出現的“特殊經濟業務”，向外部與企業有利害關系者提供更為真實有用和相關經濟信息的會計學科，我們稱其為“高級財務會計”（見首都經貿大學會計學系列教材《高級財務會計學》導論）。

此外，我們還參閱過由謝詩芬主編的《高級財務會計學》（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向澤生主編的《高級會計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但他們均未明確地界定過高級會計，而只是說高級財務會計學?quot;系統講授財務會計中的高尖理論與方法“（謝詩芬主編），”我們就財務會計中最核心的問題和經濟改革出現的新業務、新問題編寫了這本《高級會計學》“（向澤生主編）。

從上述不同論點的比較中可以看出，我國學者對高級會計的認識尚未形成共識，這不僅表現在高級會計的范圍上，即高級會計應否包括管理會計、非盈利組織會計、人力資源會計等內容，還表現在對”特殊經濟業務會計“的認識方面，即高級會計與一般財務會計分野的標志是否就在于”一般“與”特殊"，高級會計是否就是指特殊業務會計。

應當指出，高級會計一詞源于英文的Advanced Accounting,在國外的會計教材體系中，有關這一概念的內容既有專門論著，也可散見于一般財務會計（即Financial Accounting）之中。但是，從我們見到的國外原文版教材中，很難找到對高級會計的定義性描述。我國港臺地區的學者對高級會計的界定也很籠統，一般將其解釋為特種會計，認為高級會計主要是將會計原理運用在非一般會計事項方面，是對會計原理所作若干更深入的討論與運用（參見臺灣輔仁大學會計系高松教授所著《高等會計學》自序）。也有的學者更進一步說明，由于高級會計闡述的是一般財務會計不能包括的業務，所以其內容有的較難，有的則不難，不能將其全部歸為復雜的業務事項（參見臺灣政治大學鄭丁旺教授所著《高級會計學》）。

由上述可以看出，對高級會計作出清晰、準確的界定，是會計理論研究中有待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界定高級會計的重要意義

我們認為，通過深入的分析，從最基礎的角度給高級會計下一個切合實際的定義是很有必要的。這種必要性主要表現在：

1．可以界定高級會計的外延，概括高級會計的本質特征、從概念這一基礎環節奠定對高級會計進行研究的邏輯基礎。

2．可以在明確概念的前提下，將高級會計與其他會計學科，尤其是與一般財務會計進行比較，以期在比較的基礎上對高級會計、廣義財務會計乃至整個會計學進行深入探討。

3．可以用明確的高級會計概念及建立在其上的相關理論，更好地指導業務實踐，在解決我國會計改革面臨的難題方面發揮作用。

（三）我們對高級會計的界定

根據我國當前會計工作的實際情況，并考慮到今后的發展，我們傾向于將高級會計定義為：高級會計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原有的財務會計內容進行補充、延伸和開拓的一種會計，即利用財務會計的固有方法，對現有財務會計未包括的業務、或者需要深入進行論述的業務以及隨著客觀經濟環境變化而產生的一些特殊業務進行反映和監督的會計。它與傳統財務會計互相補充，共同構成了財務會計的完整體系。

深入理解這一概念，還需要進行下列補充說明：

1．高級會計屬于財務會計系列，因為：（1）它也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進行核算；

（2）它也是以合法的會計憑證為記錄經濟業務的依據；（3）它也是依據會計憑證登記賬簿并編制對外報表；（4）從本質上看它也是以記錄經濟業務為手段而全面介入企業經營的一種管理活動。總之，它在會計方法上與一般財務會計完全一致，也符合財務會計的一般特征。

2．高級會計與一般（中級）財務會計的分野主要表現在業務范圍方面,即高級會計核算和監督的內容有些是一般財務會計不包括，或者不經常發生的業務事項，主要是一些特殊經濟業務和特殊經營方式企業的特殊會計事項。將這些業務單獨歸為一類，我們即可將企業單位經常、普遍存在的會計業務與不經常、不普遍存在的會計業務劃分開來，將前者歸為中級

財務會計的內容，而將后者歸為高級會計的內容，并將二者描述為財務會計中的一般與特殊的關系。這樣劃分一般財務會計和高級會計能夠與國際會計慣例基本保持一致，也易于被廣大會計界所接受。當然，在高級會計中還包括對一般財務會計內容需要深入論述的部分，但這些內容有一定深度，遠非一般財務會計所能涉及。

3．高級會計與一般財務會計的區別還表現在對會計業務反映的連續性、系統性和全面性方面。高級會計反映的業務有些只發生于某一特定時期，且既可能發生于所有企業，也可能發生于部分企業，總之屬于一般財務會計所不能完全包括的業務事項。將這樣的業務歸為高級會計的內容，可以給一般財務會計以完整的外延范圍，使其有更為完整、清晰的體系，也使高級會計在核算范圍、內容方面的特殊性得以明確體現。

高級會計學是專門研究上述高級會計業務的一門學科。它的形成與進一步發展是本世紀中期以后的事情。但從

現在的情況看，它的出現與發展，確實對一般財務會計學形成了很大的沖擊，其結果是以專門對一些特殊會計業務進行研究、表述的高級會計學彌補了一般財務會計學的不足，二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財務會計學的完整體系。

二、高級會計學的理論基礎

（一）高級會計學理論基礎的特征

按照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的提示，一般財務會計的理論首先應當是四項會計基本前提（或稱會計假設、會計假定）和十二項一般原則；其次才是與會計假設、會計原則密切相關的會計要素及其確認、計量的基本要求。《企業會計準則》的其他內容和行業會計制度，是在會計假設劃定的框架內，以會計原則作為指導思想而建立的指導會計業務實踐的行為規范。因此，我們可以將四項基本假設和十二項一般原則視為財務會計學的核心理論。會計理論界在以此為核心進行理論研究時，都將會計假設視為會計理論的最高層次，即認為它是建立財務會計理論和實務的基礎；同時，也都將會計原則視為會計理論的另一重要內容，即認為會計原則是在會計假設指導下控制會計實務、制定會計行為規范的信條。

眾所周知的另一事實是：在本世紀中葉以后，美國會計界放棄了以會計假設為會計理論研究邏輯起點的研究方式，代之以財務會計目標為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并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以財務會計目標、會計報表構成要素、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會計確認、會計計量、資本保全為核心的會計理論框架結構。按這種思維方式進行會計理論研究所取得的成效，已為國際會計界所認可。

現在的問題是，會計假設、會計原則在會計理論體系中究竟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地位，以會計假設為核心與以會計目標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是何種關系，這已成了人們需要研究和回答的問題。我們的看法是：以會計假設為核心和以會計目標為核心的理論全系產生的背景和適用的范圍是有區別的，兩者的結構和包含的內容也不相同，但它們不是互相排斥的，兩者具有互相結合和相互轉化的關系。以會計假設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由于以一定的前提條件為支撐，其范圍必然要受前提條件所制約，很難容納超越其前提條件的內容；這樣，當會計環境發生變化、一些新的經濟業務超越了前提條件的限定后，以會計假設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就很難支撐下去了。而以會計目標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由于沖破了會計假設的限制，處于一種可以包括更加廣闊范圍的境地，因此，它也就能在變化了的會計環境中發揮作用。實際上，美國會計界走的就是這條路子，他們從研究會計假設起步，而在環境發生變化后隨即建立了一套以會計目標為導向的會計理論體系。國際會計準則理論框架中只將權責發生制和持續經營作為基礎性假定，在《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會計政策的說明》中也只承認繼續經營、一致性、權責發生制三個基本會計假定，同樣是使財務會計適應環境變化而對會計理論進行的必要修訂。這也就是諸國際會計準則規范的業務事項中很少有一般財務會計業

務而多數屬于特殊會計業務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我們的看法是：由于受假設限定范圍的制約,以四項會計假設為基本前提的會計理論體系只適用于一般財務會計,應當是中級財務會計學的理論基礎;而以財務會計目標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有了更大范圍的適應性，可以容納高級會計，因而可以被視為整體財務會計的理論基礎。但是，從實踐的結果看，以會計目標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并沒有將以四項會計假設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全盤否定，它們都在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兩套理論體系除存在外延大小的區別外,還有內涵豐富與否的差異,因此它們能夠適應不同會計層次的要求而存在，并隨著不斷變化的客觀形勢而變換自身的內容（主要表現在會計原則方面，后有專門說明）。

我們認為，在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過程中，承認并認真探討以四項會計假設為基礎的理論體系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們從會計理論的原始性,基礎性環節上更為全面地認識會計理論，在完成會計工作的初步轉軌、建立以會計準則為指導的會計核算體系中發揮作用；但是，當客觀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各種超越會計基本前提的經濟業務大量涌現以后，勢必要隨著會計環境的變化而增添一些新的會計理論，以更好地指導會計實踐。因此，我國會計界對高級會計業務的深入探討，正是這種環境變化的客觀要求，由此而產生的結果，必然是會計理論研究更加深入，財務會計學體系更加完整、健全。有鑒于此，我們想從以四項會計假設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和以會計目標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之間相互結合、互相轉化的角度來探討高級會計學的理論基礎。我們認為，介于兩種理論體系之間的銜接部有著非常豐富的的內容，充分體現了高級會計學理論基礎的特征，應成為進行高級會計學理論研究的基本線索，這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摘自中華會計學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