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與風云人物

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與風云人物(組圖)2008-09-08 08:10:56 來源: 文匯報(上海)網友評論 1 條 點擊查看

鄧小平與袁庚交談

從1978年起，改革的大潮開始在中國大地涌動，在迄今為止的30年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舉世矚目，涌現出來的風云人物不勝枚舉。世界知識出版社最近出版的《30年：1978—2007年中國大陸改革的個人觀察》一書，對中國改革開放所走過的道路，以及伴隨其中的風風雨雨進行了回顧。30年的實踐讓我們有了足夠的經驗、教訓和參照，也讓我們更加認清“大國崛起”之路和中華民族的未來復興重任。

袁庚：將蛇口比作一根試管

從1978年起，改革開放讓中國走進了陽光明媚的春天，而記錄“春天里的故事”的第一幕，則是從蛇口開始的。

袁庚的一生極具傳奇色彩：193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加入東江縱隊，后任東江縱隊聯絡處長。1949年，任兩廣縱隊炮兵團長，參加解放珠江口島嶼的戰斗。1950年，隨中國顧問團赴越南，成為胡志明主席的情報、炮兵顧問。1953年，出任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館領事。1963年4月，參與破獲國民黨特務刺殺劉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經康生批準被捕入獄；1973年9月，經周恩來親自過問，得以獲釋出獄。1974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負責人。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長葉飛委派，去香港調查招商局的經營情況。

招商局是國家駐香港的大型企業集團，也是中華民族工商業的先驅。很少有人知道，招商局曾投資創辦了中國第一批工商企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航運企業，中國第一家大型煤礦——開平礦務局，中國第一家大型鋼鐵煤炭聯合企業——漢冶萍廠礦公司，中國第一家大型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保險招商局，中國第一條電話線，中國第一條鐵路等等。

“內地與香港在財政方面一對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傷心。”袁庚說，1950年，招商局起義時有13條船，船王包玉剛只有兩條船；到1978年，包玉剛卻成了世界船王，擁有2000萬噸的船隊，而此時的招商局卻一條船都沒有，破敗不堪。“看到一個企業變成這樣，心里非常難受。”袁庚說，有了香港做參照，很多問題就變得清楚了。

1978年10月9日他寫了一份報告，在這份《關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中提出：“面向海外、沖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字里行間溢出一股不可遏制的躍躍欲試的渴望。袁庚沒有想到，三天后，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便圈閱了這份請示。這份在當時看來觸目驚心的報告，與中央試圖改革的愿望不謀而合。

正當袁庚四處尋找招商局發展的場地時，寶安縣（深圳前身）南頭半島的蛇口跳進了他的視線。袁庚向中央要蛇口這塊地，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用紅色的鉛筆，在地圖上把寶安縣整個南頭半島一帶都劃給了袁庚。那一刻，袁庚的腦袋轉得飛快：開發1平方公里土地最少要1億1千萬，整個南頭半島有60多平方公里，需要70億左右，再加上銀行利息，自籌資金是個問題。袁庚說：“如果是?大鍋飯?，就不用算賬，現在不行，搞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事情。”而且搞“面向海外”的工業區，在中國是第一次實驗，面積太大了，搞不好會對改革開放造成不利影響。于是他說：“不要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

21年后，當有人問起沒要這塊地后不后悔，袁庚哈哈大笑說：“事實上，沒過幾年，我就后悔了，批評自己思想不夠解放。”

1978年10月，已經62歲的袁庚被任命為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

今日蛇口

在蛇口第一期600米順岸碼頭的施工中，進口的新挖土機和翻斗車，每天每車只能運20到30車，嚴重影響工程進度。新的標準出臺：司機每天完成40車，每車獎勵2分錢，40車以外，每車獎勵4分錢。司機們開始日夜加班，人均每天完成80車，最多的每天可達130車。工程提前完成，司機們拿到了總數達6000元的獎金。

由于“大鍋飯”在當時還占主角，有關部門很快勒令停發獎金。實踐了半年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超產獎勵制度被廢除，司機們的積極性沒了，每天運送泥土的數量又降到了30至40車。自籌資金的蛇口工業區急了，4分錢驚動了中南海，中央領導立刻作出批示，恢復獎勵制度，工地立刻又出現你追我趕的局面。

這4分錢啟發了袁庚，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這句話曾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說，袁庚比資本家還要狠，又要錢，又要命。

1982年，“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標語牌力排眾議，被矗立在了蛇口工業區最顯眼處。1984年國慶，特區的彩車掛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開過天安門，這句口號立刻風靡大江南北。1998年，蛇口街頭的標語牌被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蛇口被袁庚比作一根試管，“一根注入外來經濟因素對傳統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試管”。于是，蛇口嘗試了許多個第一次：率先改革用人制度，在蛇口工業區實行“擇優招雇聘請制”，并在有關省、市、院校通過考試招聘人才；打破“鐵飯碗”、“大鍋飯”，引入競爭機制，試行“干部凍結原有級別，實行聘任制”，并進行公開的民主選舉和信任投票；進行住房制度改革，讓住房商品化；在工程建設中首次嘗試“工程招標”等等。

1978年前的蛇口

袁庚說：“蛇口工業區更成氣候的是三個股份公司，是國有企業股份制的成功模式。”一個是赤灣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982年由8個公司投資1個億，現在的總資產是50個億。第二個是招商銀行，資產平均利潤率在國內第一。第三個是平安保險，全國第一家由企業與專業金融機構合辦的。

蛇口創辦工業區，奠定了中央發展特區的想法。早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廣東省委的同志在發言中明確提出了想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鄧小平十分贊成這一設想，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特區由此產生。

繼1979年3月21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省寶安縣與珠海縣改為深圳市和珠海市之后，1980年8月26日，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4年初，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城市對外開放，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1986年，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帶等61個市、縣辟為沿海經濟開發區。從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區，內地的開放格局逐漸形成。

陳庭元：讓小崗村從秘密走向公開

小崗村農民集體按手印簽訂的“包產到戶合同書”

1978年末，中國正處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安徽鳳陽小崗村，一個因分田單干而載入中國史冊的小村莊——當代中國農村改革從這里開始！

1977年寒風凜冽的隆冬時節，履任安徽省委書記不久的萬里，專程趕往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中心區之一的大別山金寨縣，去探望老紅軍和紅軍烈士的家屬。

萬里來到一位紅軍烈士的家，一進門就看見蹲在鍋灶口的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萬里親切地同他們打招呼，一連喊了幾聲，老人都未動身。當村干部告訴老人，這是新來的省委書記時，老人才緩緩地站起來。萬里驚訝了，老人竟光著下半身。他又招呼那兩位姑娘，她們也不肯移動半步。村干部說：“別叫了，她們也沒穿褲子，天氣太冷，只能坐在鍋灶口取暖。”萬里眼一酸，淚水奪眶而出。這天中午，萬里傷心得沒有吃飯，他感慨萬千：“新中國成立都28年了，沒想到老百姓竟然窮到這種地步！”萬里當即決定給金寨縣撥救濟款120萬元，棉花14.5萬斤，棉布18萬尺，糧食50萬斤，并特意叮囑當地領導：“這筆救濟物資要盡快發下去，讓老百姓弄床被蓋，弄條棉褲穿，買點油鹽醬醋，吃頓飽飯！”

沒被蓋、沒褲子穿的不僅在金寨縣，還有皖北的阜陽地區。農歷臘月二十三這一天，萬里冒著刺骨的嚴寒，驅車去了阜陽地區。萬里來到太和縣城附近的一座村莊，當走進一家低矮破舊的茅舍時，其情景令他大吃一驚：不要說節日特殊照顧的米面沒有落實，就連作為主食的山芋干也已經不多了，不少農家清門閉戶在外逃荒。

萬里要求負責省農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禮帶人下去調查研究，盡快拿出解決問題的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意見。經過近3個月的調查研究，他們起草了一份《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草案）》。這份文件共6條，主要內容是強調分配要兌現，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社員可以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產品，在完成國家的派購任務后，除了國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這是粉碎“四人幫”后，中國農村出現的第一份關于農村政策的開拓性文件。

在安徽所有的縣委書記中，萬里情有獨鐘的是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1977年冬天，陳庭元調任鳳陽縣委書記的第一天，從重鎮臨淮關火車站下車，見到的凈是瘦骨嶙峋、滿臉菜色的逃荒人群。為了度荒，陳庭元在全縣四級干部大會上點名讓馬湖公社書記詹紹周介紹他們搞“大包干到組”經驗。第二年春耕春種時節，大包干到組的責任制辦法，一下子就在鳳陽全縣鋪開了。

麥收完畢，萬里又來到鳳陽，問起大包干到組的情況，陳庭元用群眾的話回答：“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就是好、吃陳糧、燒陳草，干部群眾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個人集體都能富，國家還要蓋糧庫！”聽罷這些老百姓創作的順口溜，萬里開懷大笑。

1980年1月2日，安徽省委召開全省農業工作會議，萬里讓陳庭元重點介紹鳳陽大包干到組的經驗。當陳庭元介紹到鳳陽如今家家戶戶有余糧、不少家庭蓋新房時，萬里大聲稱贊：“朱元璋沒解決鳳陽的吃飯問題，今年大包干解決了，這是了不起的事情，將來在縣志上要重重地寫上一筆！”陳庭元見萬里很激動，趁勢推出了一個叫小崗的村莊：“萬書記，我還有個大包干到戶的村呢！要不要去看看？”萬里說：“去，馬上就去！”

陳庭元在這時才推出小崗村，是因為當時“包產到戶”是禁區，國家明確規定不允許搞。小崗村是全縣最貧困的地方，縣委雖然推廣了大包干到組的做法，但小崗村也組織不起來，干脆就各家各戶單干了。他們冒天下之大不韙，秘密召開會議，立下契約，為村干部承擔政策風險和解除后顧之憂。陳庭元對小崗村的做法諱莫如深，這次請萬里去看，是想試探一下省委領導對大包干到戶的態度。

沒想到萬里真的去了小崗村，他從莊西頭一直跑到東頭，挨門逐戶地查看農民收入情況。他看到各家各戶把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有的屋里放不下，還放在外面埋藏起來。關友江家有6口人，老人多病，孩子還小，家境比較困難，卻也儲存了好幾千斤糧食。萬里高興地對小崗群眾說：“看起來，小崗真窮，以前?大呼隆?把農民搞苦了，今年干起了責任到戶，糧食大豐收，這下子就不愁吃的了。”

可是，生產隊長嚴宏昌卻樂不起來，因為上邊念緊箍咒不讓他們搞。萬里說：“有什么緊箍咒呢？小崗還沒有蓋瓦房、住高樓！我在美國和日本訪問期間，見到許多家庭農場都有兩排小樓，一個是住處，另一個是放小汽車和拖拉機的庫房，先進得很呢！今后不要再給小崗村念緊箍咒了，哪一級都不要念了！”嚴宏昌說：“有人說我們小崗村挖社會主義墻角，拉歷史車輪倒退！”萬里顯然被激怒了：“誰這樣說，你就問問他，如果他有更好的辦法使農村富起來，就照他的干！如果他沒有更好的辦法，誰再說你?挖墻腳，拉倒車?，不準你們干，這個官司交給我給你打好了！你是生產隊長，就這樣干下去，這才是農民的真正出路！你們只要完成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切記，不要吹，一定要實事求是，5年后我還來小崗，看你們的新面貌！”

萬里的支持，使陳庭元消除了心中的顧慮，小崗村也由秘密走向公開，成了享譽全國的中國農村改革的“源頭村”。

1979：街邊創業第一代

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見證了民營經濟的崛起

20世紀70年代末涌現的第一批個體戶，是中國民營經濟最早的源頭之一。

1979年春，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之后，全國爆發知青返城潮，800萬知青如洪峰一般從鄉村涌向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廣州……處處人滿為患，吃飯、住房、就業，紛紛告急。1979年全國急待安排就業人員達到800萬人，城鎮待業率達5.4%。

嚴重的就業問題令中央領導憂心如焚。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還不到一個月，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特地約請了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周叔等五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座談，并對他們作了重要的談話。由于談話是采取邊吃火鍋邊談的形式，所以被稱為“五老火鍋宴”。鄧小平說：“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資，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業者利用落實政策以后的資金辦私人企業。

1980年8月，中央宣布：“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一切守法的個體勞動者應當受到社會的尊重。”由此，理發、修鞋、磨刀、修傘、修家具、賣小吃等，第一批城市個體戶在街頭誕生。

第一代個體戶容志仁1979年初，回城知青容志仁申領了個體執照，靠100塊錢起家，在廣州西華路上開了一家只有幾平方米的“容光”小食店，推出每份一角，有粥有粉的“學生餐”。這是當時全城最便宜的早餐，一時大受歡迎，名震羊城。

個體戶雖然賺錢，可在當時卻是件不光彩的事。有的人干出了名，外出卻怕熟人撞見，還戴個大口罩。1980年，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接見個體戶代表，很多人都不敢說話，容志仁卻帶頭把自己的生意經講出來。任仲夷一拍桌子：“這是個有獨特經營思想的年輕人，我們的社會就需要這種人，媒體要報道！”

《南方日報》立即用一個整版報道了容志仁。一時間，容志仁名揚全國，外地人到廣州，有的專門打的來“容光”吃腸粉。容志仁還作為個體經濟代表，進京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接見。胡耀邦握著他的手打趣道：“你是足球名將容志行的兄弟吧？”

1987年，容志仁轉行做時裝，不久就在國內銷聲匿跡。他用5年時間出國游歷，去了十幾個國家。1994年回國后，婉拒了許多人要和他合資重新做“容光”的要求，改行從事演藝事業。如今，容志仁用多年經營所得買了幾間鋪子，專門用來出租，過著普通人的平靜生活。

第一代百萬富翁陳興昌1979年，藉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縷曙光，陳興昌成為廣州第一批個體戶。1985年前后，陳興昌已經與另外三名企業家并稱為廣州的四大百萬富翁。1989年，他在廣州第一個領到了私人企業營業執照，號碼為0001。

陳興昌是寧波人，早年在上海一個知名西服店里當裁縫。1947年，陳興昌的妹妹南下香港，他也一同到了廣州這個服裝的“處女地”，那年他28歲。1952年，陳興昌和妻子自立門戶，開起了“夫妻店”。那時老百姓對“個體戶”都很鄙夷，大家管他叫“街邊仔”，那種傷害讓他回憶起來總無法釋懷。

1979年以后，中國發生了巨變。當別人對新政策還忐忑不安時，陳興昌已經率先到工商局注冊，成為改革開放后廣州市第一批正式個體戶。當時廣州是全國最早開放的城市之一，許多外省客人到廣州參觀購物，陳興昌的童服非常受歡迎，甚至有人連夜排隊搶購他的童服。到1985年前后，陳興昌已經成了廣州四大百萬富翁之一。

留給記憶的風云人物

1984年10月28日，《人民日報》報道并推廣了江蘇省常州市積極貫徹國務院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10條規定的經驗，希望各地區各企業予以效仿。

由此誕生了許多如今已經非常成功的企業：1984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究人員柳傳志，在車庫里開始創業，一手把“聯想”拉扯大。在香港擁有兩家上市公司的聯想，目前已經成為中國的PC巨頭。

1984年，錫伯族的兒子王石，也在深圳創辦了“萬科”，萬科創業者最感到自豪的是很早就完成了轉化為職業經理人的定位，并且養成了系統的經理人文化。

隨后，“春蘭”的陶建幸和“娃哈哈”的宗慶后，也相繼做了“掌門”。

1984年7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共和國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個月后，上海飛樂音響公司發行了價值40萬元的股票，這標志著中國企業全面進行股份制改造的苗頭初現。

與此同時，外資也紛紛進入中國，試圖從這個神秘而龐大的市場中獲得巨額利益。在闊別中國市場35年以后，花旗銀行又悄悄重返上海。與它一起到來的還有德國大眾。10月10日，中國與聯邦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在人民大會堂簽訂合作生產汽車計劃，這是中國汽車工業首度與外國合資。

在這以后，中央進一步對國企實行兩權分離，國企獨步天下的時代漸漸遠去，民營企業開始參與逐鹿中原的競爭。

改革創新者步鑫生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發新華社長篇通訊“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編者按”寫道：“浙江省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努力創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經驗是：甩掉產品包銷的拐棍，自己到市場上創牌子，闖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裝潢新）、一快（轉得快）取勝，大膽改變現行制度，創造一套治廠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

《人民日報》的報道使步鑫生成了1984年最知名的新聞人物，這篇通訊的作者、新華社記者童寶根不會想到，是他的筆將一個風云人物推上歷史舞臺，并深刻影響到城市經濟改革的步伐；也是他的筆改變了步鑫生的命運，使之經歷了命運的高峰又跌到低谷，回歸平靜與尋常。

這篇報道首先作為內參送到了胡耀邦總書記的案頭。胡耀邦當即批示：“對于那些對工作松松垮垮，長期安于當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企業領導干部來講，步鑫生的經驗應當是一劑治病的良藥，使他們從中受到教益。”來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為一個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可供借鑒的樣板。他的大膽探索，使人們隱約看到改革的方向。新聞記者們蜂擁而入海鹽縣城，寫下了各種各樣長篇累牘的報道，一時間，步鑫生成了這個國家最知名的廠長。

以“承包制”聞名的馬勝利1984年，馬勝利出任石家莊造紙廠廠長，以推行承包而聞名全國。為了發展企業，他吸收了橫跨全國十多個省市的100多家企業，組建了“中國馬勝利造紙企業集團”，年產值曾達到4億元。

國有企業承包制是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沒有取得預期成功的背景下實施的。1984年，時任石家莊造紙廠業務科長的馬勝利，并沒有看到歷史的宏大湍流，他只是一個喜歡按照自己的直率想法做事情的人，直覺“工廠應該可以做得更好些”。

馬勝利的一紙承包《決心書》，正好趕上國家出臺《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正是這個決定提出了增強企業活力、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目標。《決定》頒布后，全國迅速加快了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從1978年的土地承包到1984年的國企承包，“馬承包”生逢其時，一夜之間創造了國企改革的歷史。

1984年3月，上級給石家莊造紙廠下達了一個17萬元的利潤指標，要求工廠扭虧為盈。當時的造紙廠領導推托說完不成，但馬勝利當時是業務科長，很了解廠里的實際情況，他在中層干部會上提出疑問：“咱能完成為什么不接呀？”這個疑問立即遭到了廠領導的揶揄：“老馬，你倒挺積極，那你干吧！”幾句難聽話，令馬勝利心中不平，他明白廠里的真正問題是缺少主人翁精神。他琢磨，如果他能當廠長，就可以把17萬調個個兒，變成70萬。當晚，馬勝利就趕寫了一個《決心書》，并把《決心書》張貼在了廠門口。

這份《決心書》意味著國有企業經營第一次進入了自主的初級的市場選擇。此時此刻，國家正在醞釀出臺《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國企體制改革是這個時期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上級主管局支持了馬勝利的想法，決定開一次答辯會，要求馬勝利“是驢是馬拉出來遛遛”。

在答辯會上，馬勝利把承包措施和生產計劃擺了出來：他要改變產品結構、原料結構。《人民日報》報道棉花大豐收了，馬勝利認為，棉花豐收會帶來極大的機會，新棉花豐收，老百姓就會換舊被套，工廠就可以回收舊被套做紙。棉短絨大約兩千多塊一噸，要買這舊被套大約也就兩百多塊錢一噸，一下子就可以降低成本10倍。廠領導班子聽了都很吃驚，評委會當場拍板，同意馬勝利承包。合同規定：如果完成承包任務，超額部分馬勝利提取10%；出現虧損就地免職。

馬勝利承包造紙廠后，推行“層層承包，責任到人”的管理方法，使長年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造紙企業，很快扭轉了虧損局面。頭一個月，造紙廠就實現利潤21萬多，比原先整年的指標17萬還多，這一下子震動了全廠，也震動了全市。第一年承包期滿，馬勝利完成利潤140萬元，比他的承包指標70萬元翻了一番；第二年又盈利180萬元。

“馬承包”在全國出了名，“一包就靈”的改革神話也在各地廣泛傳播，許多處在困境中的國有造紙廠紛紛找上門來，要求馬勝利承包。1987年，一個跨越全國20個省市、吸納100家虧損造紙企業，當時中國最龐大的“中國馬勝利紙業集團”正式宣告成立。

1992年：開啟新一輪創業潮

1992年最重要的事件是鄧小平南巡。2月28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南方談話作為中央第二號文件下發，并發出通知，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干部。很多人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

中國新一輪創業潮也在此時興起：在重慶，55歲的尹明善，憑著手里僅有的20萬元開了一個9個人的小作坊，生產摩托車發動機；與尹明善在同一個城市的宗申，幾乎同時也把創業的目光鎖定在摩托車上，后來這兩人都成了摩托車行業的風云人物。

這一年，上海的郭廣昌和幾個同學湊錢注冊了一家公司，成為后來復星集團最早的雛形，大連的徐明也是在這時候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企業。如果仔細看看，后來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出現過的很多名字，都在這時候開始挖掘他們的第一桶金。

1992年3月，摩托羅拉公司宣布投資1.2億美元，在天津開發區建立亞洲地區最大的生產基地，拉開了外資大舉進入中國的序幕。后來在中國市場上成功的跨國企業，比如寶潔、康師傅，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在大陸建立合資企業。

根據當年的統計資料，1992年新簽利用外資協議金額6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倍；實際使用外資188億美元，增長62.7%，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金額575億美元，實際投資111.6億美元，分別增長3.8倍和1.6倍。到1992年末，在中國注冊的“三資”企業已達8.4萬個，比上年末增加4.7萬個。

中國“入關”談判在這一年取得了突破，中國與美國也達成了市場開放的協議。一直讓人們揪心的價格改革也已經露出曙光，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定價的商品僅有20.9%。而更讓人感到樂觀的是，價格改革似乎并沒有帶來物價的大幅上漲。

1992年，一股自發性的全民炒股熱潮蔓延到浦江兩岸，認購證從30元一張漲到4000至8000元一張，面值百元的上海豫園股票，5月25日的收盤價突破萬元大關。

1992年，這是中國汽車工業狂飆突進的年份。中國汽車的產量首次突破了100萬輛，增長幅度超過50%。

當時中國鋼材產能已經達到7000萬噸，位居世界第四，但是突飛猛進的建設速度使鋼材的缺口仍然很大。1992年1月至10月，中國進口470萬噸鋼材，比上年同期增長了80.3%，全年進口總量則超過了600萬噸。輿論這時已經在討論要不要再建一個新寶鋼的問題。

1992年，在海南搞房地產的潘石屹轉而來到北京。當時與潘石屹一起創業的馮侖說：“海南的房子炒得有點過火了，北方地盤大，有發展空間，我們得去占個先。”有數據表明，1991年底至1992年初，海南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大約只有372家，注冊資金13億多元；到1992年底，已經迅速增加到1000多家，注冊資金達到40億元。

1992年8月2日，有關國家部委修改了“八五”計劃，普遍把原計劃的經濟發展目標加以提前，郵電、化工、鐵道、交通和能源都是如此。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92年上半年GDP增長10.6%，結束了1991年的平穩增長，步入高速增長時期，在建規模突破1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0%。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說，中國的經濟運行已經進入了高速增長期。

據1993年初發布的199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1992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23938億元，比上年增長12.8%；消費品零售額9613億元，增長16.6%；居民生活費用價格上漲6.4%，其中城鎮8.6%；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5.6%。全年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582億元，比上年增長37.6%，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第二個高峰。

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直接闡述了他對于計劃和市場問題的基本觀點：“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學習鄧小平談話和加快市場取向的改革的明確決定。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該說，會議回應了十幾年來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論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終于得到了確立。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從此不可逆轉！(《30年：1978—2007年中國大陸改革的個人觀察》；趙海均著；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寫；爾淳)

史海回眸

(本文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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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 我像劉備，用眼淚賺取同情(組圖)2008年09月08日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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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我像劉備，用眼淚賺

俞敏洪 我像劉備，用眼淚賺取同情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一書中感慨道：“一個人生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于在他人生途中，即年富力強時發現自己生活的使命。”白手起家，15載成就新東方傳奇的俞敏洪，無疑是這種年富力強時就發現使命的幸運兒。

文|張軼騫 圖|楊敬松 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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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7日，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響了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NYSE：EDU，以下使用簡稱“新東方”)上市的鐘聲，曾經自稱“土鱉”的俞敏洪帶著中國第一支教育概念股，進入了這個全球最大、最具流動性的證券交易所。

從上市之日起，俞敏洪就多了一個頭銜—“中國最富有教師”。轉眼兩年過去，這個略顯消瘦的中國男人顯然已成為華爾街投資者的新寵。新東方的股價從最初的發行價每股15美元一路扶搖直上，直至穩定到近期的每股70美元左右。截至2008年一季度，俞敏洪持有新東方公司4400萬股，持股比例為擴大后股本的31.18%。據此公開數據測算，俞敏洪家族的財富總值將達到58.96億元。

在俞敏洪財富

激增的同時，新東方的版圖也實現了飛速擴張。據俞敏洪介紹，目前新東方在全國已經擁有40多家分校，200多個教學點，7500多個正式員工。而在七年前，它只擁有3所學校和23個教學點。

“人生不能用財富來衡量，新東方上市之后雖然讓我財富增加，但是財富對我來說只是符號。”俞敏洪說，“我們近期收購了長春和北京最好的高考復讀學校，我想新東方將來的策略還是以大學生為主體，逐漸向兩端人群延伸。除了繼續在新東方奮斗，我現在也有能力和財力去完成我的個人夢想，那就是辦個小型的人文大學，希望能把它辦成百年名校。”

成為最富有教師的四個步驟

回首新東方的創業之路，俞敏洪把它劃分為四個階段，同時這也被外界戲稱為成為最富有教師的四個步驟。

第一階段，俞敏洪把它定義為個體戶+夫妻店階段。他至今忘不了在中關村(000931,股吧)刷電線桿廣告的情景。1991年，俞敏洪從北大辭職，自己出來做英語培訓班。前兩年的冬天，北京中關村二小的門房里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俞敏洪自己拎著糨糊桶在零下十幾攝氏度的天氣里貼廣告，往往剛把糨糊刷在電線桿上，廣告還沒貼上，就成冰了。后來，因為市政建設，來人要拆新東方外面的兩根電線桿，俞敏洪急了，死活不讓拆，最后花了7萬元保住新東方門口這兩根吃飯的家伙。

“有人說我對電線桿特別有感情，這話說的，跟小狗似的，哈哈！”談起這段創業經歷時俞敏洪多次這樣自嘲，“后來自己覺得找到了人生奮斗的道路，干得還不錯，我妻子就辭職來幫我，新東方就從個體戶變成了夫妻店。”

1996－2000年底，新東方進入了第二階段，也就是朋友合伙，團隊創業階段。經常把《曾子》中的“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掛在嘴邊的俞敏洪深知伙伴和團隊的重要性。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強和包凡一。他不遠萬里，前去邀請他們回來一起建設新東方。他們懷著創業的激情和對自由的憧憬來到新東方。靠著這種梁山聚義的草寇方式，借著當時英語學習熱和出國熱，新東方開始如野草般瘋狂生長。

2001－2004年底，新東方迎來最痛苦的時刻，用俞敏洪自己的話說，就是打架階段。這一階段新東方要把合伙人變成股東，進行拆分改制，完成真正的股份改革。

這其中最頭疼的是利益問題，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進入的市場怎么分？“創業之初的伙伴們在新東方日進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樣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漸產生了利益糾葛。由于以前沒有一套機制來規定剩余利益的歸屬，大家開始了爭執和吵鬧。”

王強、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遞交辭職書，新東方三駕馬車中的兩駕要脫離組織。俞敏洪曾經的上鋪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辭職，吵著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兩大支柱胡敏、江博也相繼出走。曾經的“盟友”紛紛“造反”，新東方快到土崩瓦解的邊緣，俞敏洪到了創業最艱難的時刻。

但新東方最終沒有崩盤。“我比較像劉備，常常用眼淚來賺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的柔弱個性在新東方內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走向極端。這是新東方沒有崩盤的重要原因。"俞敏洪這樣總結當時的危機。

從2005初開始，俞敏洪認為度過危機的新東方進入了第四個發展階段—國際融資階段，經過成功的機構改造，俞敏洪帶領新生的新東方團隊完成了鳳凰涅磐。而這兩年來，紐約證券交易所和華爾街成功的表現，也使得他“最富有教師”的頭銜更加穩固。

第二篇：改革開放以來旬陽的巨大變化

旬陽縣衛生事業改革與發展的調查報告

按照縣政協2010年11月16日的會議安排,用了近半個月的時間走訪了縣直醫療衛生單位主要領導,政協辦、社事委一道聽取了衛生局領導 “十二五期間城鎮化進程中衛生事業發展”設想匯報，同部分鄉鎮衛生院長進行了座談,部分民營機構負責人進行了對話，同時走訪部分群眾了解了對醫療衛生方面的要求和建議，對衛生事業改革與發展所取得的成就，面臨的形勢、發展的趨勢和十二五規劃設想，有了初步的認識，現報告如下：

一、衛生事業改革與發展所取得的成就

“十一五”期間全縣衛生事業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以農村為重點，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的衛生工作方針，以保障全縣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為要務，在合作醫療，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建設，人力資源配置，整體服務能力等各個方面和水平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1、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健全。全縣現有醫療機構434個，正式職工1131人，專業技術人員974人，大專以上學歷623人，中、高級人員290人。醫療用房3萬余平方米，固定資產近億元。縣、鄉、村三級衛生網絡基本健全，衛生資源配置日趨合理。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服務能力顯著提高，服務功能得到了提升，可基本滿足廣大群眾的醫療保健要求。

2、農村衛生事業長足發展。一是省政府《關于加強農村工作的實施意見》（陜政發[2006]33號）得到了全面貫徹落實，財政預算到位。二是通過各種形式和各類培訓人員素質明顯提高，十一五期間新增專業技術人員271名，三是創等達標工作取得成效，縣醫院、縣中醫院、縣婦幼保健院進入“二甲”行列。

3、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著有成效。國家擴大計劃免疫規劃工作得到落實，基礎有效接種率達到95%以上，結核病治療歸入國家減免，艾滋病防治、“四免一關懷”政策得到落實。傳染病發病率處于低流行狀態，處置突發事件能力明顯提高，地方病防治、職業病防治、飲用水監測等工作深入開展，健康教育工作得到加強，衛生創建省級衛生集鎮一個、市級五個、市級衛生單位22個、衛生村10個。

4、婦幼衛生工作得到加強，孕產婦死亡率控制在40/10萬以內，嬰兒死亡率控制在6‰以內，住院分娩率達97%，婦女兒童健康指數有了較大提升。

5、衛生監督工作積極推進，探索完善了縣、鄉、村三級聯動衛生監督工作機制，餐飲單位衛生許可證持證率、從業人員健康證培訓合格率達98%以上。開展打擊非法行醫，強化醫療服務市場，保證了全縣群眾醫療安全和食品安全。

6、醫療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05年實施新農合以來，參合人員在市、縣、鄉醫療機構住院醫療費用報銷比例提高到45%、65%、80%，報銷補償 提高到人均2萬元，特大病最高可達7萬元，大病住院人均補償醫藥1650元，參合率達95%。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參保率逐步提高。

二、面臨的形勢

1、十一五期間衛生事業發展處于轉型時期，從衛生事業走向市場經濟又轉歸到公益性，原有的醫療模式、醫務人員的思想意識都需要有較大的轉變，對政府的管理職能有了新的要求。

2、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口分布將會有重大變化，醫療資源將會隨著人口分布變化而重新調整和配置，位移人口的環境改變將會影響疾病譜的變化。

3、基礎網絡薄弱，基礎設施脆弱，村級衛生室沒有達到全覆蓋，農村公共衛生保障能力不夠，缺人員，缺經費、缺設備的現象依然存在。

4、人力資源總量不足。整體素質偏低，復合性人才匱乏，人才缺乏有序流動，人才結構不盡合理，人才斷層，科研能力，創新能力有待提高。

5、管理體制，運行機制有待完善，監管力度，區域衛生規劃有待加強，基本醫療保險管理體制規范。

三、發展趨勢

1、加快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戰略決策對衛生事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堅持民生優生，著力改善民生，健康保障，衛生先行，衛生事業發展位置更加突出。

2、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方略為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帶來了新機遇。縣級綜合醫院及鄉鎮衛生院作為基本醫療服務單位，國家投入將會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將進一步增強。

3、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人均標準將會逐步提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將全面鋪開，人們的健康意識健康知識，健康行為將得到改善，慢性疾患的早發現，早預防，早治療，將得到有效實施。

4、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向農村傾斜，三級衛生服務網絡逐步健全，形成以縣級機構為龍頭、鄉鎮衛生院為依托、村衛生室為基礎的三級衛生服務網絡，群眾就醫條件明顯改善，就醫負擔將會得到減輕。

5、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將深入推進。一是基本醫療保障覆蓋面進一步擴大，提高群眾受益水平；二是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落實，降低群眾的藥費負擔，確保用藥安全。三是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完善，改善群眾就醫條件。四是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普遍落實居民健康檔案，健康教育免疫規范，傳染病防治，兒童保健，婦女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60歲以上老年人健康體檢等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五是建立和完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補償機制和以服務數量、質量，群眾落實度為核心的考核機制。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

四、“十二五”規劃中值得思考的問題

1、依照十二五規劃重點項目的設想，將新增床位800余張，按床位：人員比為1:1.2—1.5計算，需新增人員900—1200余人。可見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矛盾將十分突出。

2、民營醫院的發展，國家鼓勵民營醫院的發展，但民營醫院的運行成本壓力巨大，一是設施、設備需自籌資金投入要折舊、還息。二是人員工資全部自籌。三是政策的調整，如基本藥物制度的零差率等。將使其原預算收益減少，特別是山區縣群眾的經濟基礎薄弱，民營醫院的營利性決定了它的競爭劣勢（無價格優勢），人才的劣勢（起步階段）整體治療水平的劣勢（技術力量不足），特別是醫療水平的劣勢明顯。

3、財政投入，醫藥體制改革的要求財政投入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但地方配套的能力有限，財政供給不足的矛盾將會突顯。

4、人才結構調整，醫技人員比例偏低，診療技術診療手段不高。鄉鎮衛生院尤為突出。兒科醫務人員特別緊缺如口腔、耳、鼻喉科專科醫生匱乏。

5、構建和諧醫患關系，醫患矛盾問題突顯，依法依規維護雙方各自的權益、責任和義務，對待化解矛盾，減少糾紛。支持合理訴求，打擊惹事生非行為，保障群眾合法權益，維護醫療正常秩序。鄭州航院1102093

第三篇：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的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的巨大變化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方針，是一次真正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和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國邁向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開始譜寫新的篇章。35年的發展歷程，從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讓我深深受觸到，改革開放的偉大所在。

35前，人們的衣食住行全都要靠一張張的票票，買米要票，買面要票，買什么都需要各種票券。現在糧票沒有用了，糧食在那里都能買到。現在人們餐桌上面的食品種類豐富多了，主食也變的次要了。人們更加注意吃營養豐富的肉、魚、蔬菜人們不但能“吃飽”，還要“吃好”，講究營養均衡，粗細搭配，綠色食品等科學衛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改變了食物匱乏、單調，人們的營養嚴重不足的問題。如：糧食消費量下降而具營養的肉、蛋、奶、水產品等副食品消費量增加，成品、半成品等方便食品、綠色食品受到居民們的青睞等。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節奏的加快打破了多年來“一日三餐在家吃”的傳統生活方式，休閑餐飲、親朋聚餐、節假日聚餐在城鎮居民日常生活中已司空見慣，在外飲食支出不斷增長。

35年前，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商品供應嚴重匱乏，人們買衣服要憑布票，且數量有限。人們思想十分守舊，穿著單一，色彩和樣式非常地單調，稍微貼身或外露的衣服都被認為是不正經。后來輕薄的“的確良”、“洋布”開始流行，再后來套裝、五顏六色的輕薄短小的羽絨服、牛仔服、西裝、T恤、皮鞋、皮涼鞋等等也都在農村流行開來。以前只是過年時給孩子做新衣服，結婚時給新媳婦做新衣服，到外地上大學的時候買件新衣服，而現在，不僅年輕人日常就打扮得很漂亮，孩子們穿戴得鮮艷，嬰幼兒的服裝飾品細分化、品牌化也都越來越顯著，春夏秋冬，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服裝。隨著物質的豐富和思想的解放，人們的思想也從“穿暖”變成了“穿好”，人們紛紛穿上了名牌服裝或時裝，服飾已不僅僅是御寒的工具，更是人們顯示風度、展示個性的方式。衣著消費檔次不斷提高，購買成衣已經普及，“一季多衣”已成為尋常事，衣著消費由“實用型”向“時尚化、個性化、品牌化”方向發展，服裝消費已經成為一種消費文化。今城鎮居民穿著的標準早已不再是過去的“結實”、“耐用”，而是“美觀”、“個性”、“時尚”和“品牌”。

35年前，因為沒有便捷的交通工具，人們多數還是用雙腿丈量著路地。即使現在我們認為很近的兩地，對于當時的人們依舊是遙不可極。改革開放初期，交通和通訊工具發展緩慢，自行車是當時人們高檔的交通工具，家庭電話曾是居民家庭的奢侈品。改革開放后，長期困擾經濟發展的“短缺”現象逐步消除，政府加大了對城鄉交通和通訊建設的投資，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得到快速發展，交通通訊日趨現代化，尤其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信息產業及交通工具的快速發展，私家車也逐漸成為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這些變化加快了居民的生活節奏，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方便程度。交通通信消費大幅度增長，生活更加方便快捷。

35年前大多數的人居住在低矮、陳舊的土坯房或者結構的平房或易樓房，有的還是幾世同堂，一大家子擠在為數不多的老房子里。現金，隨著人民居住條件的改善，人們不再滿足于住房“生存型”而更注重“舒適型”。90年代后期，隨著房改進程的加快，福利分房體制被打破，單位職工的住房分配逐步走向市場，由過去的等待分房轉為自己建房和購房。住房貸款政策的實施,成為城鎮居民住房消費的“助推器”，購房、裝修成為近年城鎮居民消費的熱點，城鎮居民的居住條件大為改善，并由此帶動住房設施的更新換代，各種新型廚房設施、衛生設施進入城鎮居民家庭，液化氣、天然氣取代了土火爐。衛生設備、廚房設施等條件也日趨完善，改革開放之初城鎮居民家庭居住的環境較為擁擠，一個房間內兼有居住、廚房等多種功能，擁有單獨衛生間的很少，而今城鎮居民生活在一個相對舒適的居住環境中，住房配套條件大大改善。以我家為例，原來我家9口人一起住在九十多平米的老房子里，人之多，地之少，更不用說什么舒適了，能把這些人放下就已經不錯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

家人的收入增多，不僅滿足了吃飯問題，還有了剩余的財富更換更大的房子，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房子的舒適度更是大大的改善。

教育消費熱度不減，旅游消費成為新亮點。由強制掃盲到義務“普九”，教育已成為城鎮居民一項重要投資方向，從幼兒教育到各種興趣班以及家教、成人教育熱度不減。教育支出的增加，拉動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大幅度增長，教育消費是消費熱點。家長們已經不能滿足單純的書本教育了，為孩子報了各種各樣豐富多彩的課外輔導班，學毛筆字，學英語，學鋼琴，學舞蹈，學器樂、、、、、、30多年家鄉的變化又何止于此，街道變寬變干凈了，房子變高變漂亮了，人們變的更有精氣神兒了??家鄉真的是從一張黑白照片變成了一張彩色亮影。可是感嘆于這些變化的同時我們還有許多的問題沒有解決，醫療衛生安全，食品安全問題，人口老齡化等等一系列問題有待解決，任重道遠！

第四篇：改革開放以來吉林的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吉林的巨大變化 11級英本4班李紅 11404040414 在家鄉生活了二十年，我想對于家鄉的變化還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改革開放以來家鄉的巨變體現在每年的小小的變化中，漸變到巨變是一個過程，然而這個過程讓我的家鄉煥然一新。

6月11日，新華社吉林分社黨組書記、社長朱海黎率領由分社各部主任和骨干記者共8人組成的新聞采訪團，深入我市采訪貫徹落實省第十次黨代會精神，科學發展、加快振興的生動實踐。

上午，市委書記張曉霈接受了采訪團的采訪。他向采訪團簡要介紹了我市認真貫徹落實省第十次黨代會精神，全力推進科學發展、加快振興步伐的舉措和成就，介紹了我市“牢牢把握第一要務，努力推動發展上水平；緊緊圍繞第一目標，全面改善和保障民生；切實履行第一責任，確保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的具體做法。采訪團對我市在經濟建設、社會事業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城市面貌的巨大變化感觸頗深。朱海黎說：“我曾經在吉林市工作過，后來多次到過吉林市。但是，這次我的感覺是既熟悉又陌生，這里的變化太大了。聽了市委書記張曉霈的介紹，我更是感到驚喜。吉林市的經濟逆風上行，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環保、文化建設等社會事業亮點頻出，?一下四送?活動務實有效……”朱海黎表示，吉林市在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有太多的經驗、做法、典型，具有較強的新聞價值，為他們提供了生動的新聞素材，豐富了他們的新聞實踐。

我可愛的家鄉吉林的變化體現在方方面面，因為我是個農村的孩子，下面我就根據我的所見所聞來說說我的感受吧。聽爺爺奶奶說，我們家的房子在他們闖關東過來的時候是個很簡陋的草房，每次生火做飯都生怕有火星把房子點燃了。一大家子人住在一個房子里，生活條件可想而知。爸爸、姑姑們小學去上學，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村子里每當下雨了，路都泥濘不堪，即使穿著雨靴也一樣難走，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我上中學的時候才得到改善。當然房子變成磚瓦的時候，是在爸爸媽媽結婚的時候，在那之后，家家都有了明顯的變化。生活就一點一點的變的好了起來。

其實最明顯的變化就體現在我們的吃穿住上，從價格來看，30年前的大米.面粉一般價格在0.17元，而現在的價格在1.30元左右，上漲了接近8倍。副食價格就很驚人，蔬菜價格由平均5分錢一斤上漲到平均1.50元一斤，漲幅30倍。肉食價格，以豬肉為例從0.82元到現在的平均6元，上漲了7倍還多。牛羊肉的價格至少達到10倍以上，食用油的漲幅大概也有7倍多。想一想，真的是很嚇人啊。其次談談穿吧，現在一套象樣的衣服怎么說也得一二百以上吧，30年以前，20元以內就可以解決問題。所以，衣服的價格相對于那個時代上漲了18倍。30年前的住的都是土房平房，燒的都是木材和煤炭，對環境污染很大。再看現在，家家都步入了電氣化時代。都喜歡使用對大氣沒有污染的燃料。

人們的思想觀念在轉變，以前，大人們不重視學習的重要性，認為學與不學一個樣。現在，每家每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走進大學校園，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尤其是農民，認識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再接著是交通，現在有人騎自行車，有人騎摩托車，有人開私家轎車，當然，也有人愛坐出租車。這些都不具有代表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乘坐公交車，30年前的車票5分錢，現在的車票是1元，整整上漲了20倍。

家鄉的變化日新月異，讓我們更愛現在的生活，更愛自己的家鄉，那么就讓我們一起為創建我們的魅力江城而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第五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政治制度的巨大變化

新加坡的國大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只不過是這些變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們評價如何，正是這些政治制度上的變化，使得中國有能力適應和消化社會經濟變革，以及轉型所帶來的各種變化。

那么，中國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識形態，并不能幫助人們獲得有關中國政治制度實質性的知識，一切要從中國政治制度的實際行為出發。因為政黨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人們又進而要從認識這一政黨制度入手。

簡單地說，中國已經演變成為一個一黨主導下的開放型政黨制度。

第一是開放。開放最重要。任何一個政治制度，如果不開放，就必然表現為排他性和封閉性。只有開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開放性，在西方是通過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政治來實現。理論上說，每一種利益都能夠找到能夠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在中國，因為沒有多黨政治，依靠的是內部多元主義來實現。內部多元主義表明政黨的開放性。社會上產生了不同的利益，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把他們吸納到政權里面，通過利益的協調來實現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來致力于從一個革命性政黨轉型成為執政黨。在革命期間，政黨要強調依靠一些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作為執政黨，其必須依靠所有的階級和階層，才能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中共的轉型不可說不快。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成功地解決了民營企業家加入執政黨、進入政治過程的問題。面臨迅速崛起的社會組織和新興社會力量，執政黨現在又開始強調社會管理，致力于通過吸納更多的社會力量來擴展執政的基礎。隨著社會基礎的擴大，黨內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長。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年來執政黨在不斷強調黨內民主重要性，并尋找多種形式的黨內民主的原因。

這種內部多元主義基礎上的政治開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無外部多元主義，也無內部多元主義，多數政權表現為封閉性，有一個家族（君主政權）或者少數幾個家族長期壟斷政權，統治國家。即使在民主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和日本，國家政權也經常被幾個政治大家族所壟斷。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從社會底層進入政治領域的人數，中國遠遠超過民主國家。共產黨統治不是家族統治，這使得共產黨更具有群眾性。

第二，同樣重要的是中國解決了精英階層更替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說，西方民主的本質是通過定期的選舉，解決政治精英的變更。在民主政治產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權更替過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這種情形也在中國傳統社會存在數千年，所謂的“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的意思。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拒絕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經發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這要歸功于鄧小平。鄧小平確立了兩種相關的制度，一是領導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錄用制度，從社會的各個領域錄用人才。現在這個制度從基層到最高領導層已經高度制度化。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年齡的限制（即任何一個領導人一旦到了規定的年齡，就必須從相應的職位上退下來），各個階層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沒有其它任何一個制度所能比擬的，包括民主制度。盡管年齡規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來，甚至已經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確產生了諸多積極的政治效果。

這個體制的優勢是很顯然的。首先，它避免了個人專制。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內部多元主義所形成的“黨內民主”，或者黨內集體領導制度。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制衡，遠比民主國家的多。例如在美國，一旦當選總統，其經常擁有“帝王般”的權力。而中國領導層中，在強人政治時代過去之后，再也難出現這種“帝王般”的權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現在一般上，領導層包括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其它重要職位，至多是兩個任期，即十年。這和西方的總統制并沒有什么區別。很顯然，限任制是對個人專制的一種有效制度制約。就是說，中國盡管沒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樣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來保證不會出現個人專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現象就是個人專制，無論是君主制國家還是具有現代政黨制度的國家。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統治一個國家數十年的時候，就會弊端叢生，令社會不可忍受。

中國政治制度具強大動員能力

其次，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得政治更新異常地迅速，政治能夠有效反映代際變化，因此也是利益的變化。較之其它任何政體，中國政治體系的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官員流動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官員離開其任職的崗位，也有同樣多的官員進入這些崗位。這種快速的流動盡管也出現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能夠更加有效地反映時代的變化。

第三，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強大的政策動員能力，從而促成政策的及時變化。從理論上說，多黨制國家的政策變化的阻力應當比一黨制的為少，因為政策可以隨著政黨的輪替而變化。但事實上則不然。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無論是西方發達的民主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反對黨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誠”的反對黨，而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這樣的情況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政策變化變得非常困難。

中國則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現為政權輪替，中國更多地表現為政策“輪替”。盡管中國社會經常抱怨執政黨政策變化緩慢，但較之其它政體，中國的政策變革速度還是相當地快。只不過，在民主國家，人們可以互相推卸責任，而在中國，執政黨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紀，中國實現了數次重大的政策轉型。看不到執政黨的政策動員能力，就很難理解中國這些年來的巨大變化。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的制度不存在問題。相反，中國的制度面臨很多非常嚴峻的挑戰。想說明的一點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內，所有制度都在面臨

挑戰。任何一個制度，如果不能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就會發生危機。沒有一個制度是終極的，可以終結世界歷史。所有制度都要在變化中求生存和發展。

盡管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但是要認識中國，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別的概念和理論來理解中國，用西方或者其它的價值來評判中國。如果這樣，既無助于理解已經發生的變化，更無助于看到所存在問題的本質，要談解決問題更不可能了。這一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卻往往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