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部制改革的優勢和弊端

優勢：

·有利于減少職能交叉，完善行政運行機制 ·有利于落實“問責制”，建設責任政府

·有利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

亮點一：體現一個“綜”字

方案綜合考慮了改革的長遠目標和當前的改革重點，綜合考慮了當前國際大環境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并綜合考慮了各方面的需要和可能。此次機構改革方案的形成和提出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適應了我國新時期、新階段的新任務和新要求。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推進機構改革，必須符合這樣一個整體要求和時代背景。” 亮點二：突出一個“轉”字

方案突出了轉變政府職能這個核心，體現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方案將突出轉變政府職能落實到部門職能的配置上。比如，合理配置國家發改委的宏觀調控職能。方案提出，國家發改委應集中精力抓好宏觀調控，搞好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指導推進和綜合協調經濟體制改革，協調解決經濟運行中的重大問題等。同時，要進一步減少國家發改委的微觀管理事務和具體審批事項。亮點三：探索一個“大”字

方案遵循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推出了若干個大部門。

比如，擬組建的工業和信息化部就是一個大部門，它不是以往工業管理部門的回歸，而是按照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工業改造相結合和軍民結合的要求，負責行業規劃、政策、標準的部門，但不干預企業市場經營活動。又比如，擬組建的交通運輸部，將公路、水路、民航融為一體，對優化交通運輸布局，加快形成便捷、通暢、高效、安全的綜合運輸體系將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再比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組建，將從體制上打破“白領”和“藍領”的區分，統籌機關企事業單位人員管理，整合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有利于人力資源的培育和發展，有利于建立健全從就業到養老的社會保障體系。亮點四：關注一個“民”字 方案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為重點，加強與整合了若干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而且方案明確了衛生部門的綜合監督職責，符合客觀規律，是實事求是的。亮點五：尊重一個“實”字

方案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尊重地方的積極性、自主性和靈活性，明確地方政府機構除中央有原則要求上下對口外，地方可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設置，同時，不設時間限制。亮點六：堅持一個“精”字

此次機構改革涉及調整變動的機構15個，應該說，力度是不小的。同時，按照方案，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并不是單兵突進，還統籌考慮了事業單位的改革。方案對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還要求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這些將為我國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弊端：

1.權力整合難

重疊的職能部門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整合這些行政資源，就像剝蠶絲一樣，每一根絲都觸動一大片官場神經，稍有不慎，不是形成權力真空，就是形成新的權力交叉、重疊，還會引起官場“地震”。大部制下，相關幾個部的權力重新洗牌，整合到一塊，考驗改革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水平，既要大刀闊斧，又要心細如絲，做到平穩過渡，無縫銜接，確實不容易。

2.機制磨合難

一個整合了不同部門利益的強勢大部委，可以打破現有部門利益格局，消解部門之間掣肘因素，壓制部門利益追求沖動，從更宏觀和科學的角度進行政策決策、執行和監督。大部制不是幾個“小部”的簡單迭加，如果這樣的話，在大部制下，原來的“部”降格為“司”，“閻王”變成了“小鬼”，但手中的權沒有變，仍然行使過去“部”的職權，改革就沒有意義。

3.運行監督難

實行大部制管理后，由原來的幾部委組成新部門，權力和財力勢必更加集中，一個部門的權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門利益，怎樣防止因權力過度集中而產生的腐敗問題，成為影響改革的一大關鍵因素。

4.人員分流難

機構精簡和重組勢必帶來人員的分流。分流人員是歷次機構改革最為頭疼的事。公務員是國家整體運行寶貴的人力資源，是維護正常國家秩序的保障和基礎，公務員隊伍的穩定，關乎社會穩定。

第二篇：大部制改革的優勢和弊端

優勢：

·有利于減少職能交叉，完善行政運行機制 ·有利于落實“問責制”，建設責任政府

·有利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

亮點一：體現一個“綜”字

此次機構改革方案，適應了我國新時期、新階段的新任務和新要求。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推進機構改革，必須符合這樣一個整體要求和時代背景。” 亮點二：突出一個“轉”字

方案突出了轉變政府職能這個核心，體現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要求。亮點三：探索一個“大”字

方案遵循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推出了若干個大部門。

比如，擬組建的交通運輸部，將公路、水路、民航融為一體，對優化交通運輸布局，加快形成便捷、通暢、高效、安全的綜合運輸體系將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亮點四：關注一個“民”字

方案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為重點，加強與整合了若干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

亮點五：尊重一個“實”字

方案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尊重地方的積極性、自主性和靈活性，明確地方政府機構除中央有原則要求上下對口外，地方可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設置，同時，不設時間限制。亮點六：堅持一個“精”字

此次機構改革涉及調整變動的機構15個，應該說，力度是不小的。同時，按照方案，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并不是單兵突進，還統籌考慮了事業單位的改革。

方案對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還要求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這些將為我國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弊端：

1.權力整合難

重疊的職能部門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整合這些行政資源，就像剝蠶絲一樣，每一根絲都觸動一大片官場神經，稍有不慎，不是形成權力真空，就是形成新的權力交叉、重疊，還會引起官場“地震”。

2.機制磨合難

一個整合了不同部門利益的強勢大部委，可以打破現有部門利益格局，消解部門之間掣肘因素，壓制部門利益追求沖動，從更宏觀和科學的角度進行政策決策、執行和監督。

3.運行監督難

實行大部制管理后，由原來的幾部委組成新部門，權力和財力勢必更加集中，一個部門的權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門利益，怎樣防止因權力過度集中而產生的腐敗問題，成為影響改革的一大關鍵因素。

4.人員分流難

機構精簡和重組勢必帶來人員的分流。分流人員是歷次機構改革最為頭疼的事。公務員是國家整體運行寶貴的人力資源，是維護正常國家秩序的保障和基礎，公務員隊伍的穩定，關乎社會穩定。

第三篇：淺談大部制改革

淺談大部制改革

一、“大部制改革”基本概述

所謂“大部制”改革，就是在政府的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務范圍雷同的事項，相對集中,由一個部門統一進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從而達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標。大部門制，是國外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普遍實行的一種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運輸”、“大農業”等，并在公共管理變革中有了新的發展，如決策權與執行權的分離等。“大部制改革”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歷數我國近代維新的各項舉措，不難發現中國在“西學東漸、洋為中用”的過程中，也曾對大部制有過試驗。然而由于改革過于急切，機構改革缺少事前籌劃和事后補救，缺乏對裁撤官員的安置方案。改革的效果如何還不能確定。

在國外，“大部制改革”也是近幾十年來進行的一系列的長期的摸索、探索的過程，比較成功的是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他們的內閣核心部門的數量一般都不超過20個，比如說美國是15個，法國15個，德國14個。“大部制”實行順暢的這些國家都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發達，同時政府的主要職能基本覆蓋到了社會各領域，但政府不是什么都管，主要負責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所以核心機構數量相應較少。從國外幾十年的改革成果不難看出，“大部制改革”絕不是簡單的部門相加，關鍵是要出臺行政組織法確定好每一部門的職責權限，并且盡可能使其職責權限相互不發生沖突，這樣以來，不管大部門體制的運行有多復雜，它還是可以順利地履行好政府的職責。然后，隨著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和協調的機制逐漸在每一級政府內部和每一個大部門內部形成，不僅能使行政管理告別過去的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所帶來的扯皮多、效率低、成本高等問題，而且使管理水平不斷向科學、民主、法治的目標邁進。

從1982年到2003年我國先后進行了五次機構改革，五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一是政府機構數量有所減少。就國務院組成部門而言，1982年改革之前最多的時候為100個，現在已優化到了28個。二是機構設置趨于合理。現有的政府部門大多都是按照市場經濟要求設置的，計劃經濟時期按照產品行業設置的工業部門大多被撤銷或者合并;政府職能發生轉變，已將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明確為政府主要職能。但是從實際的運行狀況來看，國務院部門之間仍然存在嚴重的職能重疊和交叉，經常在具體事務上形成“多龍治水水難治”的局面。部門數量冗雜，一些小事務都要涉及到部際交涉，多頭管理的弊端表現明顯。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2008年2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通過《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會議提出要貫徹黨的十七大關于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著眼于推動科學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等方面邁出重要步伐。并于2008年3月設置了“大部制改革”的初步試點，構建了“大能源”、“大交通”、“大工業”和“大環保”的格局，雖然從數量上看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仍為27個(比第五次機構改革只減少了1個)，但實際已經堅定了“大部制改革”的方向，構筑了改革的雛形。而這次改革顯然則是要通過“大部制改革”這一制度示范，使政府機構和職能調整開始由經濟適應型目標模式向社會回應型目標模式轉變，由權力型政府定位向服務型政府定位轉變。

大部制改革的具體內容：

（一）合理配置宏觀調控部門職能。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要進一步轉變職能，減少微觀管理事務和具體審批事項，集中精力抓好宏觀調控。財政部要改革完善預算和稅政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公共財政體系。中國人民銀行要進一步健全貨幣政策體系，加強與金融監管部門的統籌協調，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要建立健全協調機制，形成更加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

（二）加強能源管理機構。設立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國家能源委員會。組建國家能源局，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能源行業管理有關職責及機構，與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職責、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的核電管理職責進行整合，劃入該局。國家能源委員會辦公室的工作由國家能源局承擔。不再保留國家能源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

（三）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工業行業管理有關職責，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核電管理以外的職責，信息產業部和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的職責，整合劃入工業和信息化部。組建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國家煙草專賣局改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不再保留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信息產業部、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

（四）組建交通運輸部。將交通部、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的職責，建設部的指導城市客運職責，整合劃入交通運輸部。組建國家民用航空局，由交通運輸部管理。國家郵政局改由交通運輸部管理。保留鐵道部，繼續推進改革。不再保留交通部、中國民用航空總局。

（五）組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職責整合劃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組建國家公務員局，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理。不再保留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六）組建環境保護部。不再保留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七）組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不再保留建設部。

（八）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改由衛生部管理。明確衛生部承擔食品安全綜合協調、組織查處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責任。

大部制改革目標：此次大部制改革包含兩個目標：一個是理順部門職責關系，通過大部制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的問題；一個是為改善民生而重點加強和整合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即創建服務型政府。

二、大部制改革的原因

（一）大部制改革是行政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為什么要進行大部制改革？從最直觀的原因看，是目前政府機構設置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用一句老話說，就是“政府管了不該管的事，該管的事沒管好”；從深層次原因看，是在我國逐步進入市場經濟國家行列、進行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全方位改革對行政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在改革開放30 年的歷史進程中，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客觀地說，過去的改革僅僅停留在單純的機構精簡、組合上，事實證明這種改革很不徹底，帶來了很多問題。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主要存在以下三個問題：一是政府管理普遍存在著政治、經濟職能過強而社會職能較弱的現象，特別是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的矛盾以及權限沖突仍然比較明顯地存在著。比如，在農業管理方面，從中央來看涉及國務院14 個部（委或局）；在信息產業管理方面，信息產業部、國信辦、廣電總局等部門和單位職能交叉。這種由多個部門管理同一項工作的做法，看起來是加強了管理，實際上是減輕了部門應承擔的責任，增加了行政成本，也大大淡化了政府應有的公共服務和宏觀管理職能。二是在現行管理體制中，政府職能的越位與缺位并存。比如，遇到有利可圖的事項，一些政府部門就可能趨之若鶩，制造尋租和創租的機會，造成政府職能的越位；而對于那些關乎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長遠利益但不會帶來部門利益的事項則消極對待，造成政府職能的缺位。越位與缺位是“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的直接表現。三是我國過去長期實行的傳統行政管理體制及其改革的滯后，使各級政府的機構設置和運行仍然帶有明顯的“直接經濟干預型”痕跡。其根源就在于政府部門有權無責。權力沒有制約，責任無從追究。分析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所存在的問題，其根源在于缺乏公共行政。從理論上講，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實行的是部門行政，它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提出來的。而現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要求政府實行公共行政。公共行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行政管理的現實選擇，和部門行政相比，是一種全新的模式。簡單來說，它的主要特征如下：公共性，強調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公正性，強調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公共意志的執行者，因此必須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服務性，強調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主要方式是為公民和“顧客”提供良好的服務。這種公共行政包括公共管理職能、公共權力運行、公共組織體系、公共財政體制、公共治理結構及公共效能管理。

（二）推行大部制改革也是克服行政組織機構弊端的必然選擇

眾所周知，理論界熟知的理性官僚制是各國行政機關所秉持的重要理念。而如何克服官僚制設計層面的固有缺陷，則一直是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學者彼得斯曾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和體制轉軌國家“在追求政府部門最大經濟利益的同時，必須重視建立一個可被預測的，屬于全民的，正直的韋伯式的官僚政府。”帕金森定律揭示，行政職能部門有一種自我膨脹的內在傾向，不斷的增長機構和人員是它的生存本能。公共選擇學派則認為，官僚制行政部門膨脹動機遵循這樣的公式，即“部門自身規模越大=預算越多=權力越大”。他們指出，政府官員的眼里，追求的是效用函數的最大化，其中包括選票、薪金、所在機構的規模、榮譽、額外所得、權力和地位等。近年來各國接連曝光的某些貪腐大案，就是官僚體制下權力尋租、濫用的集中體現。除此之外，從我國政府組織功能看,還存在以下問題, 而這些問題正構成了大部制改革的重要原因:(1)政府職能不夠清晰, 缺乏平衡性關于政府職能覆蓋的范圍。聯合國制定了一個具有普適性價值的政府職能標準, 包括十個領域: 一為一般性公共服務； 二為國防；三為秩序與社會安全；四為經濟職能； 五為環境保護；六為教育； 七為衛生； 八為娛樂、文化與宗教；九為住房與社區； 十為社會保護。我國國務院原有28個部委, 連同直屬局和直屬機構共66個部門,計80多項職能, 按照以上標準來衡量, 我國機構設置過多過細、管理幅度不適當、管理對象與事物重疊, 而這又導致了政出多門又推諉扯皮、協調困難等復雜問題。同時, 我國政府職能之間并不均衡, 政治、經濟職能過強, 而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能則相對較弱, 這就出現了越位、缺位、錯位 現象。(2)問責困難。組織結構之于組織責任有著重要影響, 結構是組織中相對穩定的、可以觀察得到的責任分配和劃分由組織決定的責任劃分把組織的目標分解成不同的團體和個人可以分別致力追求的部分。組織結構是責任分配與劃分的載體, 通過這種責任劃分, 組織責任則更為明確、具體。相反,如果責任劃分不清, 就無法完成一些重要的任務職責與活動也可能發生重疊,造成沖突、浪費精力并產生非故意的冗員。在我國目前的行政體制下, 多個部門機構之間在職責上存在交叉, 這導致同一任務承載著多個部門機構的多重管理, 表面上看似乎是加強了管理力度, 但實際上造成了部門之間對責任的推諉與扯皮。建構問責制政府必須對公共組織的結構進行重構, 實行職能有機統一、機構高度整合、責任劃分明確的大部制。(3)行政效率低、成本高。正由于以上兩個原因, 降低了行政效率, 還提高了行政成本。因此, 必須轉變以往政府機構改革重機構、輕功能的做法, 探索機構整合與職能轉變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 從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我國目前的政府機構,設置不同的職責與部門可以帶來專業化的好處, 但同時也產生了協調與控制問題, 不同的部門都傾向于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 結果只能是局部最優化, 即重點在于達到部門的目標而不是整體的目標。各部門的努力被分解了, 績效受到影響。這個問題困擾著政府。官僚制必定會伴隨著這樣一種危險: 由于專注于行政問題而忽視了組織的行政目標。

三、改革的具體方法

（一）行政體制方面的具體措施

改革開放30 年來，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社會也進入一個新的轉型時期。以大部制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是一個改革的策略選擇，與以前歷次機構改革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大部制改革只是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方面，其所涉及到的各種復雜問題，只有根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才能得到解決。可以說，大部制改革需要行政體制改革的整體推動。因而，當前要從推行大部制著眼，系統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最終建立符合服務型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要求的政府部門體制。首先，要解決大部門的協調機制問題。一直以來，我國中央和地方實行條塊結合的管理模式，即地方分級行政，中央對口管理；機構設置呈“蜂窩煤”結構，下上一般粗，各個部門常常“依法扯皮”，導致行政效率降低，最后無人承擔責任。因此，必須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間職能配置的基本原則，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加以合理安排、明確規范。中央政府主要處理全國性的公共事務，重點解決地區間交叉的公共事務。從這個角度來說，大部制在縱向分權的問題上，找到了高端的起點，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如何使縱向的分權問題得以制度化。中央政府要加強對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宏觀管理，地方政府要加強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職能方面的分工。將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主要交由基層政府，強調中央政府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責任，應該說切中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具體來說，一要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管理權限，權責的劃分應該以公共服務為導向，建立事權與財力劃分相匹配的關系。二要在此基礎上，確實推動以公共財政體制為重點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關系的重建，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與其事權的劃分相適應。三要在事權明確、財力配備相適應的情況下，建立嚴格的財政制度。現在的財政結構是中央政府最寬裕，省級政府持平，基層政府主要靠轉移支付。比如各地政府（包括一些屬于地方的中央單位等）到京跑項目的問題，其原因就是在預算體制上，包括在財政轉移支付上不公平、不透明。要通過大部制改革，改變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從而避免這個弊端。從地方政府來講，需要積極配合中央政府作出相應的體制改革，更好地去使用這個權力。其次，要解決行政區劃層級過多的問題。在大部制下，管理幅度變大，原有的過多的行政區劃層級顯得管理鏈條太長，需要平衡管理幅度與管理層級之間的關系。從世界范圍來看，主要發達國家或規模較大國家的地方行政區劃層級大多為二三級；我國憲法規定行政區劃層級也只有三級，省(直轄市、自治區)縣(市區)鄉(鎮)，主體結構就是省管縣。但是，由于我國政府的管理幅度偏大，過去因交通、通信等相對落后，一些縣區人口規模大，實行了地管縣、市管縣的體制，地方行政區劃層級變成了四級。行政層級過多，管理鏈條過長，政策層層過濾，形成“漏斗效應”，中央政府的政策越到基層越是變形走樣。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五次政府機構改革，都是側重于從橫向調整政府的部門設置，沒有從縱向減少政府的層級設置。目前，我國“地區”一級建制逐漸演變成了實體型政府，工作重心轉向城市建設與市政管理；而過去由議事、決策、行政、司法、財政為一體的縣級行政體系被肢解，逐漸形成了“雙重衙門體制”；鄉鎮政府又長期處于責任大、權力小、效率低的被動施政狀態；村民自治也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權力的制約、且缺乏必要的經費保障，結果造成了農村地區“權力真空”的局因此，解決大部門體制下的行政區劃層級問題，應按“弱地、強縣、精鄉、實村”的整體思路進行改革，即弱化地區功能，強化縣級政府功能，精簡鄉鎮政府機構和人員，充實村民自治必要的經費供給，建立和完善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中國國情的地方行政體制和農村公共財政制度，不斷提高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現在一些省份進行的省管縣和“擴權強縣”的試點，就是為了改變這一局面所作出的努力。再次，解決政府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問題。我國傳統的政府權力配置，實際上是以執行政策為核心的結構。隨著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和協調機制的逐漸形成，政府管理開始步入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軌道。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到大部制改革時，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這意味著大部制的整體構建要與政府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協調、相互制約，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權力機構和運行機制。這種制約從行政體制角度看，是在行政權內部進行決策、執行、監督三權的分離。在運行機制方面，有兩種模式可供選擇：一是在部與部之間，讓不同的部門分別行使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二是在一個大部門內部，機構的功能要進行分化，讓不同的機構分別行使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從外部角度看，是把決策權交給國家權力部門，行政權留給政府權力部門，監督權留給司法部門。這樣，不論從哪種角度看，都體現了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對分離的改革思路。當然對大部制的約束監督，更值得我們關注的還是如何從外部對其進行監督。實踐證明，對公權力的制約，最有效的還是來自外部特別是人大、司法、公眾、媒體等的監督。如何發揮這方面的作用，將對大部制改革構成很大的挑戰。

（二）行政組織方面的具體措施

最高管理層既要保持組織和環境的結合性,又要管理組織內部各組成部分的相互依賴性。1.保持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結合性,不僅要進行一定的職能合并, 還要根據環境變化轉變政府職能, 甚至要下放一些權力, 使之與環境保持密切的聯系和及時的溝通。鑒于中國的情況, 有些微觀管理方面的職能和職權應該減給地方、企業或市場, 而不是把這些權力在部門之間做橫向轉移。政府同時加強社會保障的功能, 而不是推給社會和企業。2.保持組織內部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依賴性, 就要分別做好部內和部際之間的協調。(1)部內協調大部制的擴展性界定必然帶來組織要素成分的增加, 多成分組織不可避免地面臨平衡其不同成分的能力的問題。根據貝爾與特萊斯的研究結論, 組織規模的增大將導致工作分工的增加, 而工作分工的增加則增大了組織在水平和垂直兩個方向上的復雜性。公共組織的規模越大, 其結構上的復雜性就可能越大。大部制改革之后的部門機構, 其內部組成部門、規章制度、人員編制等多個方面會更趨復雜, 其等級層次、勞動分工會更多, 因此大部內部各部門之間需要在橫向與縱向上進行交叉協調。大部制涵容多種相互聯系的職能要素, 大部門內存在著目標、時間表和內部工作氛圍等方面有許多差別的分支機構。根據詹姆斯·湯普森的研究, 組織部分之間的相互依賴有三種, 即集合的相互依賴、序列的相互依賴、互惠的相互依賴。這三種依賴形式分別對應著三種不同的協作模式,即基于標準化的協作模式、基于計劃的協作模式、基于相互調整的協作模式。而且, 三種相互依賴模式的偶然性程度是遞增的, 這導致協作難度也呈上升趨勢。根據湯普森的這一理論, 大部制內各部門之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序列性依賴甚至是互惠性依賴, 因此, 在大部內部各組成部門之間的協調上, 必須注重規章制度的標準化、工作計劃的彈性程度以及部門相互之間的信息傳遞與級別溝通, 并十分注重協作成本的最小化, 從而提高部內協作的內在一致性。(2)部際協調每一個組織都是一個系統, 其內部有幾個不同的分系統組成, 但是它又都處于一個更大的系統中。環境為組織提供資源投入, 并利用其產出。環境作為一個超級系統對組織本身、組織內部各要素有著不同的影響, 而且還對組織之間的關系有著深刻的影響。湯普森認為, 組織總是內嵌在一個更大的行動系統中, 其某些構成部分必然會與一些并不從屬于本組織的組織存在相互依賴, 而這些組織不受制于本組織。這樣, 組織的邊界擴展部門面臨的關鍵問題就不是對可控制范圍的變量的協作, 而是如何對于那些組織無法控制的約束條件和偶然事件即經濟學家所謂的外生變量作出調整。對于大部制而言, 這里的外生變量存在兩種可能形態, 一種可能是外生變量本身即是大部制中一個部門除外的其它部門;另一種可能是部際之間共同面臨的環境條件與事件構成了外生變量。前一種外生變量需要直接性的部門協調, 以協調矛盾、解決部門之間的沖突;而后一種外生變量需要的則是通過部際之間的共同協作來共同應對環境提出的挑戰與環境危機, 說到底, 這本質上還是一種高強度的部際協調。大部制改革要注重構建部際之間的協調配合機制, 有必要通過諸如正式會議與非正式交流、構建任務小組等適當打破部際界限以完成特定工作任務, 也可以委派專職協調角色、通過設計矩陣結構交叉協調等多種方式來進行部際之間的協調, 以應對環境提出的挑戰。

四、大部制改革的評價

（一）大部制改革的積極作用

大部門體制要求把業務相似、職能相近的部門進行合并，集中由一個大部門統一行使。一方面可以精簡政府機構，減少部門之間的職能交叉和權限沖突，簡化公務手續，規范公共權力運行；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橫向協調困難，裁撤議事協調機構，有利于建立統一、精簡、高效的符合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現代化政府體制。大部門體制可以為政府職能轉變提供制度保障，并有效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領域的干預。有利于整合政府資源，再造工作流程，確保全面履行政府職能，為公眾提供便利和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最終“整合不同的體制，提供無縫隙的服務”。

大部制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大部制改革預示行政體制改革新路徑。未來政府機構改革將逐步向“寬職能、少機構”的方向發展。實行大部門的設置，有利于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提高行政效能，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減少機構數量，實現職能整合，減少議事協調機構，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大部制改革有利于更加有效地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體制性問題，將為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提供更加完善的體制保證。

（二）大部制的不足及改進措施

不論什么樣的組織，只有組織中的個人職責明確，并得到公平的獎懲時，組織才能良好地運轉，大部制也不例外。大部制要防止在職能更寬泛的情況下，職責反而更不明確的狀況。大部制還造就了權力更大的部門，對權力的制約更加迫切。組織與環境是互動的，管理者可以創造、形成并管理組織的生存環境。組織并非被動地接受環境的制約，有可能采取對社會環境進行管制或改造的方式來維護或固化自己的利益, 這會嚴重影響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目標的實現。大部制可以抑制政府職能交叉、令出多門、相互扯皮的現象，但其本身并不能解決 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的現象，不能根本保證執政為民的行政目標。

解決措施：

第一, 為了和環境密切聯系，大部制改革過程中，要合并職能和轉變職能同步進行，并下放一些管理權力。鑒于中國的情況，大部制改革不只是把職能權力在部門之間做橫向轉移，有些微觀管理方面的職能和職權應該減給地方、企業或市場, 而政府要加強社會保障等功能，而不是推給社會和企業。

第二, 為解決大部制下部門的協調問題，在大部內部各組成部門之間的協調上，注重規章制度的標準化、部門相互之間的信息傳遞與級別溝通，并十分注重協作成本的最小化，提高部內協作的內在一致性。同時注重構建部際之間的協調配合機制，可以通過諸如正式會議與非正式交流、構建任務小組等適當打破部際界限以完成特定工作任務，也可以委派專職協調角色、通過設計矩陣結構交叉協調等多種方式來進行部際之間的協調，以應對環境提出的挑戰。

第三, 為了有效制約已經大大擴展的權力，按照 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協調、相互監督的原則，重塑政府權力結構和具體的運行機制。在大部制內，一方面功能要分化，一方面要使不同的機構分別承擔決策、執行、監督的職權, 做到分工明確, 又相互監督。為防止行政部門偏離公共服務目標，在實行行政結構大部制改革的同時，實行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尤其是外部監督。外部監督不僅僅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保證公共行政的服務目標的公民取向。這就要求行政組織廣泛接受立法、司法和社會的監督，在大部制組織結構的改革的同時，實行行政運行機制，乃至于政治體制改革，只有這樣，大部制改革才能實現預期目標。

第四篇：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根據一些學者的不完全統計，在國務院現有的66個部門中，大部制改革

職責多達80多項，僅建設部門就與發改委、交通部門、水利部門、鐵道部門、國土部門等24個部門存在職責交叉。另外，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管理涉及14個部委。行政職能的錯位和交叉，不僅造成了部門之間扯皮現象多，行政效能低下，過多經濟資源被行政機構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無法履行宏觀經濟管理、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等職能，無法向民眾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因此，必須對現有政府機構進行有效整合，改變政府機構繁多、職能交叉的現象，通過減少機構數量，降低各部門協調困難，使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角色定位。而不僅僅是像過去一樣，簡單地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中介組織分開”，雖然這些是政府機構改革中最基礎性的工作。

換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時就意味著政府職能必須以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己任，從而使得政府權力得以規范、回歸公共服務。如果大部制改革達不到轉變政府職能的效果，那么，它就會像之前的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一樣，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大部制一個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現有的部門利益，但正如人們所擔心的，如果幾個部合并成為一個超級部，權力很大，對它進行監督恐怕更加困難，因此，若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在大部制下，原來的“部”降格為“司”，“閻王”變成了“小鬼”，可手中的權沒有變，仍然行使過去“部”的職權，那么，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把過去分散的部門利益，積聚為集中的部門利益。要解決這一難題，惟有真正轉變政府職能。

總之，大部制是社會大轉型中政府保障服務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選擇。而一個整合了不同部門利益的強勢大部委，其職能也應該適應和體現市場經濟發展和公共行政的管理需求。隨著兩會的來臨，有關大部制改革將會受到社會的更多關注，筆者衷心地希望這次大部制改革能夠收到扎扎實實的成效，政府部門都能成為一個個辦事干練、勤政為民的政府。

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意義

按照部門的職能大小和機構的數量多少不同，政府機構設置一般有“小部制”與“大部制”兩種類型。小部制的特征是“窄職能、多機構”，部門管轄范圍小、機構數量大、專業分工細、職能交叉多。我國目前實行的即是這種小部門體制。大部制是一種政府政務綜合管理組織體制，其特征是“大職能、寬領域、少機構”，政府部門的管理范圍廣，職能綜合性強，部門扯皮少。按照黨的十七大精神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具有重要而顯現的現實意義。

1.有利于減少職能交叉，完善行政運行機制

我國目前政府組織機構設置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部門過多、職能交叉、權責脫節。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務院部門之間有80多項職責交叉，例如，建設部門與發展改革部門、交通部門、水利部門、鐵道部門、國土資源部門等24個部門存在職責交叉；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管理涉及14個部委（局）；勞務輸出也存在多頭對外的問題；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勞動保障、人事、教育部門職能交叉；在信息產業管理方面，信息產業部、國信辦、廣電總局等部門職能交叉；在城市供水、地下水管理方面，水利、建設、國土資源等部門職能交叉，等等。這種較為典型的“小部制”，既造成部門之間的職責交叉、推諉扯皮，又導致職能分散、政出多門，削弱了政府的決策職能，也不利于集中統一管理。職能交叉還損害了國家整體利益的實現，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實行“大部制”，能適應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由傳統的以職能為中心的職能導向型政府轉向建設以流程為中心的流程導向型政府，有利于整合政府資源，再造工作流程，確保全面履行政府職能，為公眾提供便利和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最終“整合不同的體制，提供無縫隙的服務”。

2.有利于落實“問責制”，建設責任政府

部門過多必然造成職能分散、政出多門，既不利于集中統一管理和加強政府應有權威，又不利于落實“問責制”和建設責任政府。多個部門負責同一項工作的做法，貌似加強領導，實則減輕了部門應承擔的責任，同時，還導致部門利益的滋生，使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合法化甚至個人化。大部制強調的是部門職能的有機統一和綜合管理，能夠較好地協調職能機構統一和專業分工的關系，對于協調部門關系、強化政府權威和落實責任追究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鑒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能的有效劃分和呼應，如果國務院將部門數量控制在20個以內，則地方各級政府就基本上能夠做到與中央一樣合理設置部門，有利于政令上通下達，便于管理的銜接和延續。

3.有利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

大部制將是未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和亮點，應當將大部制改革放到整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全局來定位和設計，綜合考慮政府改革的系統配套問題，將組織重建、體制變革、機制創新、職能轉變、流程再造、管理方式創新以及相互關系的調整有機結合起來，以全方位推進我國政府組織變革。因此，要從整體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實現政府治理創新和現代化的高度，充分認識推進大部門的重大意義，將其作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關鍵環節，按照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加強領導、科學規劃、周密設計、統籌協調、穩步推行。

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制改革反映了地方政府對行政體制改革的普遍愿望。據我們課題組2007年暑期在全國14個省的調查，很多地方政府及部門都提出了推進部門整合的意見，這也說明推行大部制改革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

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原則

1.回應性調適原則。一要回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強化宏觀決策，加強市場監管，弱化微觀管理，同時兼顧我國在經濟轉型中培育市場、促進特殊行業發展、有效管理骨干國企的需要。

二要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擴展社會職能，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充分培養社會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三要回應利益多元的需要。充分考慮地方利益、地區利益和行業利益的平衡，既要合理配置利益機制，又要防止追逐違法利益。四要回應技術發展的需要。減少管理層級，實行扁平化管理。

2.總體性統籌原則。一要總體統籌職能設置。構建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錯落有致的服務型政府職能架構。二要總體統籌權力配置。加強國務院最高領導層對各部門的統籌能力，同時合理劃分國務院與地方政府人權、財權、事權的權限。三要總體統籌各種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四要總體統籌府際改革，形成國務院機構改革與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協調張力。

3.系統性集中原則。一是整合職能。有機合并相近職能，避免職能交叉，相互扯皮。二是整合權責。健全政府權責體系，形成部門間和層級間合理的權責構成。三是整合機構。減少管理環節和層次，優化結構。四是整合機制。整合大部門內部的運行機制，降低協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4.制約性協調原則。一是國務院整體（國務院和部門及部門之間）決策權、執行權與監督權的制約性協調。二是部門內部的決策權、執行權與監督權的制約性協調。三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決策權、執行權與監督權的制約性協調。

5.總攬性分別原則。一是要進行改革的總體設計，形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近期和遠期改革的整體方案。二是要實行分層要求，對國務院和省市以下政府改革既要明確共同性，又要有不同針對性。三是要實行分類指導，對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政府改革提出適應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指導。四是要實行分步實施，既要考慮改革目標的實現，又要考慮改革的現實可操作性，盡可能減少改革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和消極成本。推行大部制改革需要重點研究的若干問題

1.決策、執行、監督的分離與協調問題

目前我國決策職能與執行職能和監督職能不分現象突出，監督流于形式，使決策部門普遍受到執行利益的干擾，導致問責更加困難，國家利益部門化。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探索建立決策、執行、監督既相互協調又適度分離的行政運行機制，實現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我們認為，建立不同層面的適度分離機制是可供考慮的思路。即：既要在政府部門的整體層面上構建決策、執行、監督適度分離的組織架構，也要在部門內部建立決策與執行相分離的機制，將公共服務和行政執法等方面的執行職能分離出來，設立專門的執行機構，避免集決策、執行、監督于一身的弊端。有些職權的分工與制約，還需要從與人大、司法部門的關系上來考慮。近幾年來，一些部門已經在探索這方面的改革。例如，交通部于1998年實施了水上安全監督管理體制改革，建立了交通部負責決策、交通部海事局負責監督、交通部所屬地方海事機構負責執行的相互協調又適度分離的組織機構體系。

在大部制改革中還需要著力解決市場監管體制問題。我國市場監管部門過多、多頭執法、交叉執法的問題非常突出。例如，對食品的監督管理，目前是農業部門負責初級農產品生產環節的監管，質檢部門負責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負責食品流通環節的監管，衛生部門負責餐飲業和食堂等消費環節的監管，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負責對食品安全的綜合監督、組織協調和依法查處重大事故。地方政府因機構設置不同，涉及食品監管的部門更多，有的省涉及十幾個部門，有的省會城市涉及二十幾個部門。這種分段監管體制，不僅造成部門職責交叉，提高監管成本，而且降低了監管效能，直接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了從根本上完善市場監管體制，必須按照市場統一、開放、競爭的要求，將現行涉及市場監管的有關機構整合，統一行使市場監管職能，以增強監督的統一、公正和有效。

2.綜合管理部門與專業管理部門的關系問題

我國目前綜合管理職能與專業管理職能配置不科學。綜合管理部門權力過于集中，行業或產業管理部門的行政管理職能不到位、權力分割，項目立項、資金支配等事項都要經過綜合管理部門的層層審批，統籌協調困難，對一些問題難以及時出臺有效的政策。因此，必須進一步理順綜合部門與專業管理部門的關系，做到各負其責、相互協作。一是綜合管理部門的基本定位是服務、協調、指導、監督，主要研究制定國家戰略、重大規劃、宏觀政策，協調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對各個產業或行業存在的共性問題進行統籌協調。為此要切實減少微觀管理和具體審批事項，實現從“項目管理”向“宏觀管理”、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二是按照大部制的要求適當拓寬專業管理部門的管理范圍，其工作重點是研究解決產業或行業存在的重大問題，擬定相關法律法規草案和中長期發展規劃及政策，統籌配置行業資源，發布行業信息標準，維護行業市場秩序，開展行業執法監督檢查，提供行業相關信息服務。三是設立專司統籌經濟社會事務的辦事機構，統一協調解決職責交叉和綜合管理事務。

3.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法律保障問題

大部制改革事關政府體制機制的創新和權力利益的調整，應當按照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的要求，暢通利益表達和意愿訴求渠道，在深入調研和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起草改革總體方案，由中央討論決定，并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以提高改革方案的科學性、可行性、合法性和回應性。應當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切實加強行政組織法體系建設，推進行政組織設置、職能定位和機制運行的法治化。由于受計劃經濟和部門立法的影響，我國相當程度上存在一個部門一套法律體系，大部制改革后，有關執法主體、訴訟管轄和法律適用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問題，必要時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有關機構改革中法律適用問題的決定予以解決。同時，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現行法律法規的修改問題，應當以此為契機，增強我國法律體系的協調統一和實行綜合立法。

4.與其他改革相配套問題

大部制改革作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涉及到復雜的利益關系和權力關系的調整，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堅持整體配套改革的原則，使大部制改革與其他改革相互協調、彼此促進。當前特別重要的是應當以政府機構改革為契機，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創新公共產品的提供機制，重視公益性事業單位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中的重要作用，還可以更多地采取購買服務的提供方式。要按照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的原則，將大量的技術性、服務性和經辦性職能交給事業單位和中介組織承擔；規范和發展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中介組織，為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大部制改革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本質上從屬于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有關權力分離和制約問題，需要與司法體制、人大體制相結合來考慮。應當按照十七大確定的“統籌黨委、政府和人大、政協機構設置”的要求，在政治體制的整體架構中確定改革方案和對策措施。

公共服務型政府與公共財政具有天然的統一性。推進大部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應當重視發揮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的重要作用。西方一些國家沒有組織、人事和編制部門，而機構數量和官員及公務員規模能在數量上控制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建立機構和增加公務員需要有預算，而預算需要議會批準。實際上是預算在控制編制，政府增加機構和人員的權力在議會，政府是不能自我膨脹的。因此，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改革預算管理體制，既實現預算的編制、執行、監督相分離，也實現編制與預算相結合，發揮預算管理改革對鞏固機構改革成果的約束作用。此外，要發揮預算制度改革在降低和控制行政成本中的重要作用，通過設計科學、規范、公正、透明的預算制度，從源頭上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

5.加強對大部制改革的理論研究

我國以往的機構改革往往是迫于形勢壓力，臨時應付，一般是從政策闡釋的角度提出改革主張，缺乏指導改革實踐的較為系統和理性的、前瞻性的理論闡釋，導致改革的系統性、科學性和前瞻性不夠。換言之，理論滯后于實踐的問題正在日益成為制約我國政府改革的突出問題。當前，在新形勢下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推行大部制，應當著重對我國政府改革進行理性的反思，從價值選擇的角度討論政府改革與發展市場經濟、實現制度創新、提高政府能力的關系。要加強政府改革與治理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加強公共組織理論的研究。要適應全球化和世界性政府改革與治理的發展趨勢，進行國際比較研究，積極借鑒它國經驗。要重視實證研究，立足于轉型期的中國行政管理實踐，調查和總結我國機構設置和改革的經驗，提煉出具有規律性的通行做法，通過理論創新促進體制和機制創新。[1]

第五篇：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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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大部制改革之經驗

從十七大黨的政治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推進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制管理。去年十八大后，鐵道部被并入交通部，版署廣電總局被并入文化部。大部制改革成為了中國人的熱點關鍵話題。但是，大部制改革并不是由中國領銜提出的，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英國已率先實行探索大部制改革模式。在發達國家的大部制管理第一個比較顯著特點就是，內閣機構數量比較精干。在三權分立的政體下，內閣等于我國的政府。在日本，內各機構是12個，美國是15個，而我國的政府職能部門卻有28個之多。第二個特點是決策、執行和監督三個職能相互分離、相互協調和相互監督。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架構中有三司負責決策權，六十九局負責執行，還有廉政公署三者相互制衡。由此可見，分權制衡與精簡決策機構是國際大部制改革的未來趨向。

二、我國大部制改革是歷史之必要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國目前的政府架構基本維持著改革開放前的結構，即是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上層建筑。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行程單全能型的政府職能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了，全能型政府在職能定位上過于理想化，事實上，政府應有所能也有所不能，當政府包攬經濟、政治和社會一切功能時，恰恰表明政府的職能不足。十七大明確提出加快構建服務型政府的方針，表明了黨與時俱進的決心。政府職能的轉變，必定會牽涉多個決策機構的變動。大部制改革能減少冗官冗費支出，節約開支，明確各部門職責，避免政府部門直接職能交叉，同時也增強各機構的內部溝通，有效解決近年來城中熱嘲的“有關部門”問題。

三、中國大部制改革的歷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機構已經歷6次較大調整：1982年的改革致力于干部年輕化；1988年致力于政府職能轉變；1993年強調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1998年是消除政企不分；2003年改革的目標鎖定公正透明、廉潔高效；2008年的思路是突出公共服務，推進“大部制”改革。

四、鐵道部改革之未來展望

2013年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表明，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即將啟動，國務院組成部門將減少至25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鐵道部的合并。政府實行鐵路政企分開，將鐵道部擬定鐵路發展規劃和政策的行政職責劃入交通運輸部；組建國家鐵路局，由交通運輸部管理，承擔鐵道部的其他行政職責；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承擔鐵道部的企業職責；不再保留鐵道部。大部制改革不是簡單的機構裁剪合并，而是要協助政府權力的重組，不管從組織結構來講還是從政府運行機制上說也要進行重組，同時還要涉及原職人員的去留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加強合并以后的權力監督問題。鐵道本屬于交通運輸行業的范疇，此前的鐵道部權力過分獨立一直收到社會輿論的詬病，這次的撤銷可謂大快人心，可是在歡慶之余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的后遺癥。合并后是否會造成運營成本的調整，車票的價格問題，原供職人員的去留問題等都需要認真考慮。

我國實行大部制改革初衷在于順利完成政府職能的轉變，構建服務型的政府，使“為人民服務”不落為空口號，這是黨執政先進性的表現。但是在改革過程中牽涉到的民生問題不能輕視，權力集中后能否真正照顧到細微處的民生質量才是大部制改革的驗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