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農民工的工作與生活及社會意義1

城市農民工的工作與生活及社會意義

唐菲菲

（農學院

07農學

校內8#230 ***）

摘要：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中國有九億農民，這樣就導致有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可以說農民工進城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關鍵詞：農民工

新生代

保障

意義

今年暑期，身在農村的我對家鄉的農民工外出打工進行了一番調查。因為我的父母親和兩旁親戚基本都在外地打工，所以對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生活狀況也是有點了解的。

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近年來，國家對農業的投入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在農村仍然有大部分的農民外出打工，尋求出路。據我的調查，我們家鄉的農民大多于江蘇、浙江等省份務工，也有部分比較年輕的新生代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謀求發展。對于較長的農民來說，他們僅僅是因為從事農業生產的收益太小，滿足不了家庭的物質需求，他們也許并沒有過多的考慮精神層次的需求。對他們來說，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資已經夠多了，他們因為沒有讀過多少書，也并沒有什么過人的技術，大多數從事體力勞動，拿著完全靠體力掙來的錢財來維持自己及家庭其他成員的開支。他們吃苦耐勞，更加勤奮，一年四季在異鄉為社會創造價值。這是第一類農民工的生活及工作狀態，他們創造的價值對整個社會來說也許是微乎其微的，可是他們依然任勞任怨地工作著。

還有一類農民工是那些比較有想法的，他們進城的目的并不僅僅限于維持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在物質生活得以滿足的條件下，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們帶著壯志未酬的心情來到陌生的城市，他們并不是想在短時間內完成不可能達到的目的，也不會隨大流似的跟隨打工浪潮輾轉于幾個城市。在離開家鄉的時候就已經盤算好了將自己定位在哪個城市的哪一片天空。然后用幾年甚至上十年的時間去爭取，去創造，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在這里，我可以舉個實例，那就是我的爸爸，他就是第二類農民工。在江蘇省的江陰市，他已經摸打滾爬十一年了，帶著他的幾個小工匠，現在已經在江陰市扎了根。每年暑假我都會去那兒跑一趟。通過這幾年的觀察，我終于看清楚了他們的在異鄉的工作及生活狀態。住在集體工棚里，每天都和那些剛建起來的一座座高樓大廈打交道，雖然生活得還算可以，但是每天的工作都是很重的體力活，不過相對第一類農民工來說，他們所創造的價值遠遠不止一月千元的死工資。不過隨著整個社會生活質量的提高，他們也并不僅僅滿足于物質生活的享受，而是開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愉悅，他們不再會為金錢而那么賣命地工作，也在逐漸地像城市生活靠攏。

再有一類農民工就是現在非常受社會各界關注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為崇尚平等尊嚴的工作，寧愿在外面漂著也不愿回到鄉村；他們會用一個月的工資去買一個山寨版的蘋果機。相對于父輩，他們更注重生活的質量，而不是做賺錢的機器。據調查，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是因為不滿足單調而緊張的日程。從一位在服裝廠的親戚那兒了解，她說：“其實我的想法好簡單，找份工作，不要太累。但廠里的活兒并不好干，打工的日子和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樣。累，太累！手要跟上流水線的速度，稍稍跟不上，就得看廠長的臉色，自己也不安生。”剛出去的那年，因為對服裝加工流程并不熟悉，她經常被廠長罵，總之，在外的生活很不如意。而我們那兒也有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并不在乎金錢，更別說自己省吃儉用地省錢了。他們會毫不心疼地拿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去買比較時尚的衣服、鞋子、手機等等。他們像那些城里的上班族一樣，懂得裝扮自己，懂得享受生活！還有一些人，他們年紀輕輕，在外摸打滾爬幾年后，就開始著手自己做生意了。創業固然很難，但是他們有著滿腔的熱血，即使在此過程中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他們也會像那些專業的決策者一樣，有魄力地一個一個解決問題。

這些農民工在為創造價值的同時，也促進了城市的發展。“民工潮”的興起，勞動力的大量流入城市，填補了城市勞動力不足的缺口。現在，農民工逐步在城市市政建設、環境衛生、家庭服務等行業取代了城里人，成為這些行業里的主力軍。農民工在城市的發展建設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為農民工撐起的保護傘卻很小。因此，農民工的有關問題必須認真負責地解決。

一、高度關注農民工問題，加強農民工培訓工作對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和建筑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一）農民工己成為促進社會改革、保持社會穩定的推動力；開展推動農民工培訓工作對我國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建設現代農業、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促進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就業，加快了農村城鎮化進程，促進了城市發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己成為推動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力量。國務院研究室日前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稱：農民外出務工己成為促進改革的推動力。

（1）“農民工跨地區流動就業蘊含著深刻的體制變革因素，是推動改革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力量”。報告說，農民工的巨大浪潮沖破了勞動力市場的城鄉界限、地域界限和部門界限，使市場導向、自主擇業、競爭就業的機制成為現實，促進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促進了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促進了通過市場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機制的形成。

（2）國務院研究室日前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稱：農民工進城打工，有利于溝通城鄉關系，調整城鄉社會結構，緩解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的矛盾，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3）提高農民工素質對建設新農村具有重大意義。據國家統計局發布，多年來，全國建筑勞務經濟收入一直居于農村非農收入第一位，各地發展建筑勞務經濟，加強農民工培訓的積極性很高。進入城市、進入建筑領域的農民工，絕大多數勞動所得帶回家鄉投資興業，用新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影響農村的生產生活，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重大意義。

1、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迫切需要開展培訓促進就業。

我國是人口大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任務非常艱巨。目前，我國農民有1.5億富余勞動力，每年還要新增600萬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缺乏勞動技能，影響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轉移，難以在城鎮實現穩定就業。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1%。在2001年新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占18.6%。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缺乏轉崗就業技能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難度越來越大。開展農民工培訓已經成為農村勞動力向全職非農轉變的就業關鍵問題。

2、已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迫切需要通過專業培訓提高素質。

目前，全國已經有1.1億農民工進城務工，并己成為勞動密集行業的主力軍。農民工目前在煤炭采掘業占到90%；在建筑業占到80%；在紡織業占到70%；在服務業占到60%；農民工已經成為新時期的工人階級主體。但在政治覺悟、文化理念、專業技能、組織紀律性等各方面距離現代化的工人和將融入城市的居民來講，有相當大的差距。除了國家政策和各級政府制定加強農民工建設的法律法規外，加強進城務工農民工培訓教育是提高農民工素質的主要途徑。

多年來，各級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和用工單位開展了形式多樣的農民工培訓，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應當看到，當前的農民工培訓工作還存在認識不到位，激勵政策不足以及培訓資金缺乏、培訓手段亟待加強和培訓資源缺乏整合等問題。所有的用工企業都應當站在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高度上，充分認識開展農民工培訓的重要意義，從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從企業長遠發展的戰略出發，高度重視、統籌規劃，分工協作，切實做好這項工作。

（二）建筑業發展需要打造高素質的農民工建設者

1、幾千萬建設大軍需要培養造就大批農民工建設人才和職業技能人才。

貫徹落實科學的人才觀，我們要堅持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目前全國建筑業使用農民工3800萬人，占建筑業從業人員的80%；北京市則使用農民工近百萬人，是首都建設的主力軍。建筑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他們是建設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鼓勵更多的農民工鉆研技能、自主成才，是打造具有高素質、高技能和較高管理水平新型建筑主力軍的重大歷史使命。另一方面，施工總承包企業已經與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務分包企業形成密不可分的長期協作，共同發展用工模式；對使用的農民工加強培訓，提高專業技能和人員素質是“保工期、保質量、保安全、保穩定”的必然要求。

2、農民工的素質關系著建筑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長遠發展。農民工的素質，不僅決定建筑質量和安全生產，而且關系著建筑業的競爭力和長遠發展。從前幾年全國和北京市發生的建筑質量安全事故來看，多數是由于農民工技術水平不高和安全處置不當造成的。據新華社統計：全國每年因工傷致殘人員近70萬，農民工占大多數。

總承包企業要增強市場競爭力，沒有長期穩定合作的農民工隊伍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出發，下大力量開展對進場農民工的培訓不僅僅是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關系著企業切身利益，是企業義不容辭的責任。加強農民工培訓，提高農民工素質，不僅是安民富民的需要，也是樹立“以人為本”觀念，改變建筑業粗放管理，低素質就業狀況，轉變建筑業增長方式的需要。

二、開展農民工培訓的主要任務

（一）開展引導性的素質培訓。

引導性培訓主要是開展基本權益保護、法律保護、城市生活常識、城市文明教育、保障社會和諧教育，尋找就業崗位等方面知識的培訓，目的在于提高農民工遵守法律法規和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樹立新的就業觀念。引導性培訓要通過集中辦班、咨詢服務、印發資料以及利用廣播、電影、錄像、文藝演出、互聯網等手段形式、多途徑靈活開展。

（二）開展職業技能培訓。

職業技能培訓是提高農民工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徑，是增強農民工就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根據國家職業標準和不同行業、不同工種、不同崗位對從業人員基本技能和技術操作規程的要求，安排培訓內容，設置培訓課程。所有進入建筑施工企業的農民工，都必須經過安全培訓，崗位資格培訓和施工現場教育。

在農民工輸出地進行的職業技能資格取證培訓和施工企業開展的班前培訓，業余培訓要緊密相結合，為提高農民工職業技能水平發揮作用。

三、農民工培訓工作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目前現狀：

1、國家和北京市已經開始高度關注農民工培訓工作，在2007年3月30日市委市政府下發的“關于大力推進首都學習型城市建設的決定”中提出：加大向農村勞動者提供職業培訓服務的政策傾斜力度。企業培訓經費的三分之二要直接用于一線職工的崗位技能培訓。但目前還沒有建立完善的農民工培訓經費投入機制，一些企業職業教育經費投入并未達到國家規定的比例，而用于農民工培訓的經費更是少之又少。政府沒有足夠的農民工培訓保障體系，而大部份企業對農民工的培訓剛剛起步或者培訓流于形式。

2、北京市建筑業普遍在項目部建立了“農民工夜校”，有了對農民工培訓的組織架構，迫切需要充實、加強和完善培訓實質工作。

（二）問題及原因：

農民工培訓是一項復雜而艱難的工作，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存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

1、存在的主要要問題：

首先，從農民工整體來看，對文化知識和技能培訓有著強烈渴望和迫切愿望，但具體到單獨的個體和實際的培訓工作中時，卻不然。據調查，不少農民工參加培訓都是各級政府下達指標，由于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培訓走形式，農民工對參加培訓的積極性不是很高。另一方面，一些有學習熱情的農民工卻由于受環境和各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在培訓時間，培訓教材，培訓實效難以保證的情況下，很難積極參加培訓。

其次，從農民工分布情況看，農民工比較多的企業往往為民營、外資企業，又以建筑業、采掘業、服務業居多，其中不少企業認為，工人只要每天完成生產任務“能干”、“夠用”就行，對農民工提高技能水平和有關思想道德、安全、維權等方面的培訓熱情不大，使不少農民工只能長期從事低級體力或簡單熟練工種。

第三、農民工教育培訓具有教育對象分散且流動性大、教育層次不齊、教育時間不定、約束力不強等特點，加上企業的培訓師資隊伍不穩定和缺乏教學經驗，這使農民工教育培訓質量難以保證。

2、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

1）、一些農民工受自給自足思想束縛，視野較窄，沒有永久成為工人和城市居民的準備，對個人職業生涯缺乏長遠性和開拓性。

不少農民工外出打工并沒有明確的職業選擇目標，不知該不該學、學什么、學了有什么用。因而對參加學習的積極性較不高。

2）由于建筑總承包企業在用工制度上采取的是成建制分包辦法，不直接管理農民工。用人單位出于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農民工培訓問題上不愿有較多投資。一些企業以農民工缺乏穩定性為由，拒絕對其實施培訓。這就導致一些農民工雖打工數年，但在職業技能方面并無長進。因此，不少農民工的職業技能與科技和生產水平的發展越來越不相適應。一些勞務企業的整體素質也在逐年下滑。于是出現了一邊是大批農民工進城打工，一邊是用人單位發愁招不到合格人員和優質承包隊伍的“民工荒”難題。

3）對農工民的一些培訓課程的設置和培訓形式不符合農民工現場工作的實際需要，企業的師資隊伍又是臨時拼湊水平低下，造成企業培訓積極性下降、農民工感到增加業余負擔，使培訓工作難以為繼。

四、做好農民工培訓工作的幾點思考和建議

農民工培訓將是我國今后教育的一個重點，國家正在構建農民工培訓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用工企業要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在盡快開展農民工培訓工作的同時，一方面要逐步加強農民工培訓工作的管理，使之科學化、規范化；另一方面不斷探索企業在農民工培訓上適應本企業需要的特色培訓之路。

（一）轉變觀念，高度重視，辦好“農民工夜校” 農民工培訓工作意義重大，關乎社會的穩定，社會的進步，社會的發展。更關系到建筑總承包企業的“安全、質量、工期、效益”，關系到企業的品牌和市場競爭力。所有的企業經營者和參加農民工培訓的教師要充分重視，熱心投入到“夜校”的培訓工作中去；而且要轉變過去搞職業培訓的觀念和模式，積極創造受農民工歡迎的培訓模式。另一方面，農民工的培訓不是把物質條件創造好了再開展培訓，而是要在施工現場“因地制宜”開展培訓；堅決杜絕把“農民工夜校”辦成讓農民工厭倦的走形式場所。而應當千方百計組織和吸引農民工從指令到自愿來參加培訓。要教育和吸引農民工認識到接受培訓的好處，激發其參加各種培訓的積極性。真正實現“讓農民工滿意，讓用人單位滿意，讓政府滿意”的目標。

（二）要掌握農民工培訓的特點，突出重點，注重實效，隨機應變，因人施教。

1、辦學形式要多樣化。

對農民工的培訓應當根據農民工的工作特點采用集中授課和現場指導相結合的形式進行。目前，在北京住總集團開展的班前10分鐘列隊教育和業余時間專題教育就是兩種適應施工現場的農民工培訓形式。在開課時間上可采取班前班后短時培訓和業余集中授課相結合，學制上也可以采取職業技能課程系統培訓和一技一能的短訓或超短訓班結合的形式，總的原則是要緊密結合現場實際需要，要達到“有用則學、立竿見影”的效果，使培訓的成果一點一點積累，真正有利于提高農民工素質，促進現場管理。在教學手段上應采取傳統的教學和現代的科學技術相結合，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和多媒體技術，制作教學光盤，有利于農民工在業余時間自學。

2、辦學對象要層次化。

開展農民工培訓要針對不同的培訓對象和層次，采取“因人施教”辦法。<1>、對于外施作業隊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知識文化水平稍高的農民工可以進行一些難度較大、要求較高、高中級職業技能知識和經營管理方面的系統培訓。

<2>、對于知識文化水平中等的大多數農民工，可以進行一些密切結合本工種要求,有一定技術難度的、中初級職業技能知識和規范化管理操作方面的系統培訓，使農民工由純體力型向體力技能型轉變。

<3>、對于少數知識文化水平偏低，從事低技術含量工種工作的農民工,可以進行一些難度不大、要求較低的操作規程、安全規程等方面培訓。

<4>、要普遍開展城市文明、法律法規、農民工維權、食品安全、健康衛生、交通安全等方面普及教育。

3、辦學方法要多元化。

一是各企業和夜校可以和政府有關部門、行業協會合作，利用社會力量和己編制的農民工培訓教材，組織農民工參加適應本企業需要的師資培訓和專業技能培訓；二是編制適應本企業需要的企業教材，創造適應本企業需要的農民工培訓畫冊、圖片、DVD等；在施工現場有聲有色開展培訓活動。

4、辦學內容要實用化。在教學培訓過程中，要既不拘泥于教材，也不脫離教材，始終本著突出重點、注重實效；隨機應變、因人施教；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尊重對象、適應環境；故事案例、提問解疑。擺脫程式化的課堂教學方式，多采用互動式教學，也可以采取知識競賽等方式。使農民工的培訓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5、要建設一支有水平、有能力、熱心農民工培訓的企業師資隊伍。

各企業都要抽調有理論知識、有實踐經驗、有傳授能力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充實到農民工培訓師資隊伍中來；各級黨政領導也要成為農民工培訓的講課人員，宣貫企業文化、打造企業品牌。農民工培訓教師要努力提高自身知識水平和授課能力，實現“教學相長”。要通過開展農民工培訓的同時，提高教師骨干的管理能力和理論水平。

（三）要充分發揮“農民工夜校”作用。

“農民工夜校”是建筑業的一個創舉，她使農民工培訓形成了系統，形成了常年運轉模式。希望所有夜校都創造出適應本項目部、本企業的教學方法，培養出一大批合格的農民工，培養出一大批合格的農民工管理人員。讓夜校成為培養人才、提高員工素質，促進企業發展，闖市場、創品牌、創效益的重要途徑。

總之，農民工培訓是個系統工程，“農民工夜校”是個新生事物，需要各級領導和全體教師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大膽創新；讓我們共同努力開創具有建筑業特色，為農民工和用工企業歡迎的培訓之路！

雖然現在很多企業都在為農民工繳納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等商業保險，有力地保障了農民工的權益。但商業保險不能代替社會保險，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例如，在建筑行業，農民工流動性比較大，建筑業又是事故高發行業，國家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即使不參加工傷保險，農民工所在單位仍然要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賠償。然而，建筑業層層轉包的現象非常嚴重，農民工一旦受傷，一些小老板、包工頭就會跑掉，沒有人為農民工撐起保護傘。另外由于農民工自我保護意識淡薄，發生工傷事故時，他們不知道用工傷保險條例來保護自己，往往私了，得到一點錢后就被單位開除，一旦舊傷復發，老板拒不負責，他們就找政府上訪，造成許多社會問題。

農民工群體的保險服務工作，是保險業服務“三農”的一個重要內容。怎樣使保險業對做好農民工保險工作、完善流動人口保障體系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第二篇：城市農民工生活現狀

《城市農民工生活現狀——他們和社會那條鴻溝》

關于農民工在湖北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

[摘要]在我國，農民工進城務工現象比較普遍，他們的生存狀況普遍較差。我們小組此次調查的主要目的是更多的了解中國現在農民存在的問題，了解農民在城市的生活，民工的生存狀況已經得到改善，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問題：自身素質不高造成維權意識不夠、沒有技術只能普遍從事苦力工作、生活質量不高、精神世界空虛做了他們平日里過節，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細則。還有了解了他們孩子上學問題，知曉勞動法的情況！

近年來，我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出現了大量的流動人口。這是為什么呢？其實調查后了解是因為城市要發展，城市建設需求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著這正好應了農民的心，很多人覺得種田沒出路，農村不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地種，農閑的時候，閑在家，不如出去找活干。到城市打工收入比較客觀。不過與之俱來的出現了很多問題，這個寒假，我們小組簡單的做了幾項調查。

關于農民工孩子上學的處理問題

多年前自己在縣城讀書，那時就聽說很多同學跟著父母到外省去上學，但是，很多都要求繳納高額的借讀費，還逼迫家長寫上自愿為學校捐款的紙條。這分明就是給農民工一個難題，無疑給他們增加了經濟和心理上的負擔，本來是迫不得已到城市去打工，但是孩子在家又沒人照顧，心里擔心加想念，更怕孩子沒人管教，學壞了，最終掙了錢誤了孩子的塑材成人之大問題。于是想著把孩子接到身邊來，但是孩子不上學又不行，可教育是一種資源，如果一個城市的教育資源免費對外地開放，勢必造成本地孩子的教育資源不足。因此很多學校對外地民工孩子就學設置了障礙，這就明顯的給農民工又添加一難題！

不過，我聽說很多大型工廠有申請過辦學校，專為了工人的孩子，看來他們對農民工還是有點關心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沒人性！但是這樣的情況還是少數。關于農民工住房問題

通過幾年來對身邊看到的一些農民工的了解以及我們這次調查的結果，我們了解到建筑工地上都是搭建臨時居住和辦公場所，用石膏板和鋼架建造的，基本上是宿舍的樣子，上下鋪的。不過呢，這些是建筑公司出錢，無需工人掏腰包。居住條件還是比較符合。但是呢，以前的工人很苦，有的地方農民工干活晚上干到11點，然后再到用帆布支起來的帳篷里忍受夏天的酷熱和蚊子和冬天的寒冷和凄涼，第二天早上還要忍受住前一天的酸通睡眼惺忪的4點多就要爬起來，吃的是啥呢？是一大鍋沒有多少油的掛面湯，很多人是根本不想吃啊！但是你不吃也是要干活的，干不好可能還要被開了。

有些農民工是幾個合住一間房，用以減輕租房費用的負擔；而在工地打工的絕大多數農民工（97.4%）是住在工地的，有些條件較好的工地造臨時宿舍，有些工地則是根本沒有宿舍，直接讓員工住在新建房的地下室里，雖我前面提到過有些建筑工地給提供住宿單位，但是，能給農民工能提供住宿是單位只占招工人數的20%左右。這就導致那些農民工除去吃、住開銷，一年下來的節余并不多，還要再寄回家一些，剩余的就少之又少了。

關于農民工生活條件問題

農民工雖說在社會的地位不高，但是他們也為城鎮做了不少貢獻，現在國家對農民工越來越重視，在農村，交通不便，醫療業不方便，雖然辛苦了一點，但是每天都有錢，只要勞動就有錢，比在農村來的直接。并且要多些。生活還是有改善的，有時候可以一家人租一個房子住，一家人也算過的比較好。但是在城市生活，他們經常因為最基本的文化娛樂方式，許多人的精神上缺乏與外界的溝通和交流。精神處在“亞健康”危機。

不過，對于農民精神上的“亞健康”危機，政府已經引起重視。從文化局送片進工地，到文明辦評選來京務工人員“文明之星”，再到市總工會為民工建圖書室，買電視機，政府各個部門已經開始為豐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進行了努力。

在子女就學問題上，所有的農民工都一致認為應該讓他們上學，可見時代的變遷已經讓人們“讀書無用”的觀點得到了根本的改變。不過，子女就學問題也是農民最重的負擔之一。有82.1%的民工認為經濟因素會或將會影響子女的就學。我們采訪過程中，發現一位清潔工，月收入只有500塊錢，幾乎全部用來供兒子讀書。而為了讓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不惜借債來交昂貴的贊助費，這樣的負擔可想而知。還有一位民工的孩子，因為沒錢交費，讀到初二就輟學出來打工。現在杭城雖然有不少民工子弟學校，但可能是由于經費問題，或是教學質量不如其他學校，或者戶籍的問題，導致了不少民工的孩子要交贊助費、做借讀生。這無形之中大大加重了民工的經濟負擔，體現了杭州在接納外來打工者時仍然有些不公平。盡管中國的國情是教育資源稀缺，但由于應屆學生人數在不斷減少，加之杭州的經濟實力，希望能夠為民工子女創造出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減輕民工的負擔，使他們更加專心工作，避免農民工世世代代素質低下的問題。想到這些都心酸，不過現在還是改觀了很多，農民工的懂法律的多些了，加上國家的照顧，現在農民工的生活總算好多了。

雖然這些努力是探索性的，但其積極意義是不容小覷的。因為長期以來，城市的管理者，對于農民工都是“只管手腳，不管頭腦”，他們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防范農民工的犯罪行為上，放在“嚴查、嚴管”上，而對于農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等精神世界的問題則很少過問。這樣的“防范式管理”導致了許多弊端：其一，農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一旦被忽視，無法訴求，就有可能成為一些過激行為和違法犯罪的誘因；其二，防范式的管理有著諸多副作用，尤其是當少數素質低下的管理人員借管理之名為自己或為自己所在的小團體謀取私利時，這種管理方式就蛻變為一種侵犯外來民工合法權益的工具。

關于城市是如何接納和對待農民工問題

當前城市對農民工實行的實際上是“經濟接納，社會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現在：允許農民進城打工，經濟上進入，但不承認他們在城市的社會成員資格，進城農民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務，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婦幼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著歧視性政策等。

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不可避免地會給城市管理帶來新問題，在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應有新的理念和措施。

我們小組在調查當中，發現了幾點問題，并且對此提出看法。要逐步改變把進城農民工排斥在社會保障之外的狀況，妥善解決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農民

工至少可以分成三大塊：一塊是已經市民化的農民工。在城市里面已經工作多年，也有穩定的職業和住所，他們的生活風險和工作風險實際上跟市民沒有太大的差別了。第二是流動性質的農民工。他們既沒有市民化，又不是單純的農民，這類農民工人數特別多。第三塊是季節性的農民工。由于農民工構成的復雜性，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需求，不能搞一刀切，應當根據農民工的需求與目前的條件，按照低水平、廣覆蓋的方針，積極探索多種保障形式，根據農民工的需求和改革條件的成熟度，分步驟地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第四，要允許和鼓勵長期進城務工農民盡快融入城市，完成身份的轉換。要提供全方位、多層次、適時到位的服務，幫助進城務工農民適應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使他們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過去害怕和限制農民進入城市有當時的背景，主要是農產品供應不足，城市又不能提供就業機會。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第五，統籌考慮農民工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務資源重新分配的問題，城市政府財政支出結構需作相應的調整。進行這種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有利于農民工在城市安居樂業，對促進城市社會安定和諧、健康發展，有著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

現行的城鄉分割制度是產生農民工問題的直接體制性原因。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我國實行城鄉分治的戶籍管理制度，因為戶籍制度至今并沒有根本改革，所以，雖然農民轉入了二、三產業和城鎮，但他們的戶籍仍是農業戶口，農民的身份沒有變，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在經濟上，農民工從事的是重、苦、累、臟、險的勞動，但沒有得到應有報酬，農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在政治上，農民工干了工人的活，但沒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社會方面，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始終是城市的邊緣群體，融不進城市社會，享受不到應有的權利。城鄉分割制度下出現的農民工現象，應該是權宜之計，不應演變成一種長期的制度。農民工這種制度使勞動力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不能按市場經濟的要求合理配置。顯然，它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不相容的。農民工問題表面看是要解決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消除在就業方面的不合理限制，使農民工享有應有的公共服務等問題，而實質則是我們國家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產業工人隊伍、構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建立一種什么樣的城鄉關系的問題。關于農民工的文化程度

從工種看，一般都以苦臟累、無技術特長的工作為主。如建筑工地、普工、縫紉工、清潔工等。依據社會分層理論，以職業劃分，這類工作屬于無技術而又收入不高的最下層。盡管社會的分工呈現金字塔型，此類下層工作將占大部分，但農民工自身的問題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大原因：知識水平低，職業技能低，素質修養又低。這從民工受教育程度（表1-3）可以看出：雖然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69.3%,約有17.8%的外來農民工是文盲，約有12.9%的農民工是小學文化水平。所以，工作難找，就業困難，工資水平不高，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無法用正當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所幸的是，當問及“有沒有想過接受再教育”這個問題時，大部分青年民工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都苦于沒有錢、也不知道該通過什么途徑。不過在對城建局的采訪中，我們也了解到，的每個區都開辦免學費的民工學校，而內容主要是基本知識（文化、法律）培訓。

還是那句話，農民工書讀的少，知法懂法的人少，很多人不知道怎樣利用合法的權利來保護自己合法的權益，有近一半的農民工（47.9%）并不了解自身享有的合法的權益，尤以在工地打工的。為主。有些人認為只要老板比較好，發生事情就會負責任的。這種缺乏必要法制觀念和維權意識、以情代法的心理，導致了包

工頭拖欠工資、延長工時等不法現象，也使政府的一些政策難以落到實處。關于維權的方式，有很多人表示不知道，而選擇找有關部門的有44%，但在采訪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一位三輪車工，他表示他對勞動保障局等政府部門已經失去信心。原因是他有一次去銀行存300元錢，被銀行職工扣下，也曾經去市政府門口示威，但政府毫無反應。對于這件事情，我們姑且不論誰對誰錯，因為也沒有辦法了解。但這其中，一方面是自己選擇方式的不恰當，如果用合法的方式、適當的途徑去投訴，相信會有更好的效果；而另一方面，這也是政府的工作還不到位的表現。還有一次，我看到幾個農民工在菜市場賣點東西，由于是外地人，能力薄弱，我眼睜睜的看到那個管菜市場的人把他的貨砸爛了丟在地上，我采訪他時問他為么不報警，他說，他完全不相信那些當官的人了，以前報過幾次，最后吃虧的還是自己，人家當地人還是幫當地人，像他們沒錢沒勢力，就只能被人欺了。我好是心痛，恨那些當官的人，竟然如此對待外來農民工。

農民工的生活質量較差，住房、子女就學問題仍是困擾他們的主要因素。

第三篇：淺析中國城市農民工社會排斥問題

歷史與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專業08級

唐珊

20080510147

淺析中國城市農民工社會排斥問題

【摘 要】： 社會排斥是指一定的社會成員或者社會群體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會主流關系網絡之外，不能獲取正當的經濟、政治、公共服務等資源的過程或者狀態。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遭受著經濟、政治、公共服務和社會關系等多層面的社會排斥問題。這種排斥通過制度機制、群體機制、市場機制等四種機制得以運作。面臨社會排斥，農民工在城市中主要采取自我隔離和積極融入兩種適應策略。社會應該采取全面的，系統的對策，逐步消除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

【關鍵詞】： 社會排斥 農民工 機制 對策

我們無法確認是誰第一次提出了“民工潮”這個概念，但時至今日恐怕誰也不會忽視這一現象。它既是我們國家特有的龐大的城鄉人口流動現象，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大問題。中國農民一向“安土重遷”，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連綿不斷地大規模外出尋找就業機會，這種大規模、潮汐性的跨區流動即“民工潮”日漸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從根本上講，“民工潮”形成的根本性原因是我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從八十年代初起，隨著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在農村普遍推行，農民在獲得土地經營自主權的同時獲得了在農業勞動之外尋求就業和收入的權利，使出去務工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產量實現了供求平衡、豐年有余，改變了糧、油統購統銷制度，這樣就能夠滿足進城就業農民食品供給，為農村勞動力流動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經濟結構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動因。與城市和農村二、三產業相比，農業比較利益一直是低的，同樣付出體力卻可以賺到更多的錢。而那一畝三分地，種出花來，所能得到的收入也是極其有限的。而沿海地區先發型經濟增長和城市體制改革對勞動力的需求，直接拉動了“民工潮”的形成。沿海地區因為憑借優惠的地理優勢和政策優惠率先實施了外向型的經濟戰略，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工業及服務業的迅速崛起，成為吸引中、西部地區勞動力的主要因素。我們黨和政府及時調整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政策是它的體制性原因。[2]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經歷了深刻的調整，社會階級、階層結構，以及利益關系出現了很大變化。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特別是出現了明顯的“社會排斥”現象。在這種背景下，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論得到很快發展，不僅對基于西方福利國家的傳統理論假設提出了挑戰，而且對歐洲國家的社會

政策（social policy）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于制度和社會等方面的原因，我國的農民工雖然長期居住于城市，但無論在生活、工作，還是在心理上，都處于城市社會的邊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社會排斥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農民工在城市遭受的排斥也是多維度的，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社會網絡、文化、社會保障與教育、空間等方面。[3] 那么產生社會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城鄉二元結構---農民工遭排斥的根本原因

在我國，農民工遭受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別戶籍制度。在我國,農民工遭受社會排斥究其根本,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特別是戶籍制度。我國的戶籍制度是在工業化建設缺乏建設資金的情況下采取的對策。它將人口的大多數限定在農村,僅允許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享受城市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我國戶籍制度的核心———屬地管理和身份管理,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了嚴格的限制人口流動的管理體系,且重點是限制農民向城鎮的流動。1956年到1957年,政府先后六次做出了關于制止農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各種強制性措施禁止農民進入城市。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允許農民自帶口糧到集鎮務工經商和落戶,到20世紀90年代降低農民進入小城鎮的門檻以及部分大中城市戶籍制度的微調,戶籍制度的社會功能已大大削弱,但其巨大的歷史慣性作用、人口流動的限制或明或暗地依然存在,特別是對大中城市管理者仍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事實上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建設和城市運轉不可缺少的生力軍,但城市對農民工的管理卻是異常的繁瑣和苛刻。因孫志剛事件而被取消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和遣送條例》就是政府有關部門在城市管理中對流動人口的行政不作為和刑事違法行為的一個證明。城市對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的管理太過隨意和粗放,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空間和活動空間都受到很大約束,農民工成為雖置身城市但處境艱難的城市邊緣人和典型的社會弱勢群體。農民工因為戶籍的限制,需要持有暫住證、務工證、健康證、計劃生育證、臨時戶口證、就業登記證等在內的達14張之多的證件。[4]

（二）)用工與務工平臺的錯位

二元結構的社會體制下,不僅農村勞動力市場與城市勞動力市場處于二元分割狀態,就是在大中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也存在著事實上的二元市場,即進城農民的就業市場與城市居民的就業市場同時存在。從相對意義上,這兩類市場是相互分割、相互獨立的。即使在進城農民工的市場上,農民工務工與用人單位的平臺也遠遠沒有實現對接。前些年,正規的招聘會對農民工是排斥的,農民工求職只有靠自己在家鄉的社會網絡資源,通過親戚朋友的介紹

謀職;有些農民到非法的黑中介那里,或站在街頭等著雇主上門。這樣因找工作被騙,對于農民工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事情。[4]

（三）就業機會的不均等

就業歧視目前在我國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很多城市也制定了外來勞動力分類管理政策,對就業工種、專業、人數、使用期限作了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規定,從而使歧視系統化、徹底化、公開化和制度化,以此來禁止和限制外來人口,特別是禁止和限制農民工進入某些崗位就業。如上海,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勞動局發布了《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將行業工種分為三類:A類為可以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B類為可以調劑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C類為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限制的行業和工種包括金融和保險行業, 各類管理業務員、調度員、商場營業員等。這樣的職業保留法規是在戶籍和就業體制改革進程中發生的,足見農民工就業的艱難。進城的農民即使有了一種非農化的職業,在我國身份體系仍還是農民,與仍然滯留在農村的人口沒有什么區別,享受不到國家給予市民的各種福利待遇。在戶籍制的屏蔽下,城市農民工處在一種邊緣化的狀態,很難進入城市生活的主流。

（四）農民工素質較低

農民工自身受教育水平較低,素質普遍較差,這是農民工被社會排斥的表面和直接的原因。這使得他們即使有從事高層次工作的機會,也因不能勝任而失之交臂,從而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操作性的、技術含量較低的工種,以及傳統服務業等對文化水平要求相對較低的工作。文化素質的低下與專業技能的缺乏,使大量農民工與就業機會失之交臂,也使許多企業對農民工們望而卻步。

當前中國城市中農民中遭遇的社會排斥問題不利于城市中社會穩定和社會融合，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社會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形成了嚴峻挑戰。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社會排斥問題所帶來的影響：

1.社會排斥不僅導致農民工邊緣化地位的代內再生產，而且導致其代際再生產。首先，社會排斥影響農民工子女的人力資本積累。由于被排斥在城市基礎教育安排之外，農民工子女要進入城市正規學校就讀，往往就必須交納高額的借讀費，大多數農民工經濟收入有限，難以支付，只好讓子女進入民工子弟學校就讀。與城市正規學校相比，這類學校無論是教學條件、師資力量，還是教學質量，都有巨大的差距。因而，與城市居民子女相比，大部分農民工子女接受著遠為低劣的基礎教育。一些農民工子女甚至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整天流浪街頭。對于許多農民工家庭來說，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費用還勉強能支付，而高中、大學階段的昂貴收費，則讓他們難以承受，一些農民工子女由此失去了上高中、大學的機會。其次，社會排斥影響農民工子女的社會資本積累。由于農民工與城市主流社會在網絡與空間上相對隔離，農民工子女從小就生活在高度同質化的生活圈子中，他們很容易積累起以親戚、老鄉等同質關系為基礎的社會資本，而難以積累起以與城市居民的異質關系為基礎的社會資本，而后者往往能為農民工提供更為有效的社會支持。第三，社會排斥導致農民工子女難以擺脫邊緣性的貧困文化。由于遭受多維社會排斥，農民工往往體現出物質生活貧窮、生活環境惡劣、與城市主流社會相對隔離、生活方式傳統、自我認同消極、對主流社會缺乏認同等一系列特征，這些特征相互交織，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邊緣性貧困文化。農民工子女長期生活在其中，很難從中擺脫。

2.社會排斥將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消極影響，不僅不利于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而且影響到城市社會的整合、穩定與發展，以及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宏觀進程。

3.造成被排斥著巨大的社會焦慮和心理壓力。一些農民工在精神和身體的雙重打擊下，可能產生各種報復社會的行為。這一系列問題都將影響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其危害絕不容忽視。

社會有必要采取全面、系統的對策，逐步消除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促進他們盡快融入城市。從西方的發展經驗看，更多的農民成為工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中國更多的城市農民工成為名符其實的工人階級是社會發展趨勢。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的政策制度進行創新，更新觀念，消除對城市農民工的各種政策歧視，還他們國民待遇，讓他們有遷徙和定居的自由。

1、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政府應加大制度改革的力度，徹底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消除城鄉居民戶口差別，使農民工獲得與城里人同樣的居民地位，不再是城市里面的“二等公民”。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帶有身份制特點的歧視性制度，流入城市的農民工不能與當地的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他們在就業、政治參與及社會保障等各個領域受到全面排斥。可以說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是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獲得市民身份、從而遭受社會排斥的制度因素。為此要促進農民工權利保護，首先應改革戶籍管理制度，以改變現有

遷移人員所處的“人-居分離、職業身份-戶籍身份錯位”的狀況，采用國際上通行的按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使戶籍制度回歸其應有的登記職能，逐步直至完全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其他職能。

2.改革現有就業制度，構造城鄉統一的就業市場。目前，我國就業市場的管理基本上是城鄉勞動者由兩套管理制度和管理機制分別管理。政府對城市勞動者就業實施正規的勞動合同、人事檔案、下崗證、失業證等；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實行許可證、計劃生育證、暫住證等。這種管理方式是農村勞動力在就業市場得不到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為此我們必須要構筑一個農民工與城市市民平等就業、確保農民工獲得較為穩定收入的制度環境。要進一步打破城市政府對市民就業的保護壁壘，撤銷城市政府出臺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建立起規范、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和勞動法。要加強對企業特別是私營、外資企業的用人管理，農民工與用人單位要依法建立規范的勞動關系，以確保農民工合法的基本權益。另外要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政策的落實，切實提高他們的轉移就業能力和外出適應能力。[5] 3.建立分類分層的勞動社會保障政策。農民工在城鎮就業與生活，遭遇著城鎮勞動者可能遭遇的各種生活風險，如工傷事故風險、疾病風險、失業風險、其他意外生活風險以及生活貧困等，國家應當賦予農民工社會保障權，政府應當承擔起為農民工構建合適的社會保障安全網的責任。當前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存在的問題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社保政策都集中在社會保險項目，忽視了社會救助、社會福利項目；過分注重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未來收入保障項目，而忽視工傷、醫療、生育等短期保險項目；社會保險統籌層次低，加之各地社保制度的“碎片化”現象嚴重，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很難在城市之間、城鄉之間轉移而導致許多農民工流動或者返鄉時只有選擇退保。這些現象的存在致使目前農民工三險參保率過低，現有的農民工社保制度形同虛設，不能起到應有的對農民工的保障作用，因而必須對現有的社會保障加以完善。在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我比較贊同鄭功成教授的觀點，按照分類分層保障原則為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障。即按照工傷保障優先、特殊救助與疾病保障隨后、養老保險分類分層設計的思路來落實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6] 4.建立農民工子女教育政策。農民工子女作為“第二代移民”，是未來市民化的主要對象，缺乏公平的教育機會將會誘發新的不平等。一方面應加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使地方的這種謀利行為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對于有悖于公平保護原則的地方性制度應積極加

以監管；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加大縱向轉移支付的力度，同時要協調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間的橫向轉移支付的實施，使農民工子女教育不再成為流入地政府的負擔，更有效地保護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利。[7] 5.建立農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惡劣的住房條件、頻繁地搬家讓農民工沒有穩定感和安全感，有了穩定的住處對他們來說才真正意味著在城市安了家。然而目前城市高企的商品房價，對于低收入的農民工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同時由于戶籍制度的障礙，農民工即使達到廉租房、經濟適用房或限價房條件，也不能享受住房保障政策。

6.城市人員要善待農民工，給農民工一個公平的環境。一是城市管理部門和管理人員要善待農民工。在依法、依規定對流人城市的農民工進行必要管理的同時，政府必須建立一套規范的管理程序、管理辦法和管理機制。如在實踐中可以實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即當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時，勞動部門可動用欠薪保證金向農民支付工資。從制度上、法律上著手，依法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堅決清除限制歧視農民工的不合理政策、規定。對歧視、虐待農民工的雇主、用工單位依法依紀嚴肅查處。因企業原因提前解除勞動合同時，企業須支付給農民工補貼，企業不得向農民工收取抵押金、保證金等不合理費用，不得扣押農民工身份證件。要加大對城市管理人員的教育、規范和監督，使他們既履行管理職能又善待農民工，要堅決預防、制止和懲處個別刁難、侮辱甚至傷害農民工的部門和個人。二是市民應重視和理解農民工，以溫情善待農民工。作為城市居民應當重視農民工對城市建設和居民生活的貢獻，給予他們更多的理解與溫情；克服潛意識中瞧不起農民的思想，城里人、農民工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更何況城里人上溯三代其實也是農村人。總之，城市人員只有重視和善待農民工，城市居民和農民工才能和睦共處，城市社會生活才能健康穩定。

綜上所述，農民工是這個社會中弱勢群體，他們從事著足以辛苦的工作，卻從未得到過公正的待遇，只有社會給予他們足夠的關懷，才能保證社會長治久安，繁榮昌盛。參考文獻: [1]: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問題初探[J]．社會科學研究，2006，（4）[2]：吳月華：洶涌的“民工潮”，如何讓你回落？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經濟管理系 [3]: 李景治、熊光清．政治排斥問題初探[J]．社會科學研究，2006，（4）[4]：曾 群,魏雁濱:失業與社會排斥———一個分析框架

[J].新華文摘,2004(8).[5]：王春光.我國城市就業制度對進城農村流動人口生存和發展的影響[ 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5).[6]: [ 18 ]鄭功成，黃黎若蓮.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 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6).[7]: 曲正偉.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基于公民身份缺失的歸因[ J ].教育科學，2008(2).歷史與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專業2008級 唐珊

20080510147

第四篇：關于農民工生存,與社會調查報告

關于農民工生存，與社會問題調查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從農村不斷向城市涌入了一批又一批的務工人員，他們是農民的身分，但做的卻是工人的工作，我們稱這樣的人為“農民工”

最近幾年中國不斷出現與農民工的一系列問題。

其中最讓社會大批的人關注的就是，農民工工資的問題，我本著深入了解農民工的生活與工資問題的基本原則，到本校（廣安職業技術學院）了解一批正在為學校修建教學樓的一批工人，他們其中就有的是農民工，在他們休息之余，我和他們談論起了關于2007~2010年有的公司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他們有什么看法，其中一個老者就向我訴說了一個關于他親身體會到了關于公司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據他說，那是在2008年左右，他在浙江的某一個工地上做工，一天的工資大概就60元左右，在那里干了又三個月，快要臨近春節的時候，都要回家過年到老板那里去結賬的時候老板卻說叫他們等幾天錢還沒有得到，就這樣等了幾天之后，老板還叫他們等幾天，眼看就要到春節了，每一個人心里別提有多么的焦慮，就這樣老板將發工資的事情推遲了半個月，半個月之后，還是沒有得到工資，這是他們才發現自己受騙了，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啊。在他們最無助的時候，有一個好心人叫他們去找政府解決，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在政府部門的幫助下，領回了工資，但春節已經到了。

關于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并不是只有這個老伯遇見其中還有很多人，我在網上看見了這么一則新聞，新華網拉薩12月6日專電(記者黃興張京品)再有個把月，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就要陸續返鄉過年了。但每逢年終歲尾，“農民工工資拖欠”總是成為不少人的“心頭病”。拖欠農民工工資是對勞動者正當權利的踐踏，應讓拖欠者付出沉重代價。

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年年提，年年有。但細想想，問題的根源并不難找：建筑企業或包工頭未能按時、足額給農民工發放報酬。解決此頑癥有必要加大對拖欠者的懲處力度，讓其不敢拖欠、拖欠不起。同時強化相關政府部門的行政責任，使農民工維權有去處，解決有幫手。

拖欠者為何如此大膽，侵吞農民工的血汗錢？重要原因就在于對其懲處力度不夠，欠薪帶來的收益遠高于其背負的成本。因而，只有讓欠薪的成本大幅度提高，高于其帶來的收益，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才會逐漸減少。

應該說，各地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黑心企業”懲處力度都有所加大。但政府監管有必要進一步增強。事實上，如果相關部門提前加強監管執法，很多工資拖欠就會悶死在萌芽狀態。

合家團圓的新年就要來了，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就盼著回到家鄉過個歡喜年。血汗錢被克扣是對農民工及其家庭巨大的傷害，更是對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

權利的踐踏。相關企業應把按時、足額發放工資，作為義務無條件執行。相關政府部門對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現象，也應拿出更多“硬手腕”來。

我很贊同這則新聞，當我們這種靠勞動吃煩的階級人民，在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國家就會發布響應的法律來維護我們自身的利益，就關于這兩年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國務院發布了一系列的通知，如下：

2010年2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緊急通知。

一、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從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的高度，把解決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作為當前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抓緊抓細，確保各項措施落到實處。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進一步明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責任，省級人民政府負總責。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要加強對解決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組織協調和督促檢查，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和勞動爭議調處力度。住房城鄉建設、發展改革、監察、財政等部門和工會要按照職責分工，積極做好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及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相關工作。

二、深入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在普遍檢查的基礎上，集中力量重點解決建設領域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要抓緊組織對本行政區域內所有在建工程項目支付農民工工資情況逐一排查，發現拖欠工資問題或欠薪苗頭及時督促企業妥善解決；對反映投訴的建設領域工資歷史拖欠問題，也要認真加以解決。要加強行政司法聯動，加大對欠薪逃匿行為的防范、打擊力度。對因拖欠工資問題引發的勞動爭議，要開辟爭議處理“綠色通道”，對符合立案條件的當即立案，快速調處，力爭在春節前辦結；對符合裁決先予執行的拖欠工資案件，可以根據勞動者的申請裁決先予執行。

三、督促企業落實清償被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主體責任。各類企業都應依法按時足額支付農民工工資，不得拖欠或克扣。建設工程承包企業追回的拖欠工程款應當優先用于支付被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因建設單位或工程總承包企業未按合同約定與建設工程承包企業結清工程款，致使建設工程承包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由建設單位或工程總承包企業先行墊付被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因工程總承包企業違反規定發包、分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個人，由工程總承包企業承擔清償被拖欠的農民工工資責任。

四、加大力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對于政府投資的工程項目已拖欠的工程款，要由本級政府限期予以清償；涉及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先行墊付被拖欠的工資。對于房地產開發等項目已拖欠的工程款，要督促建設單位限期還款；涉及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先行墊付被拖欠的工資；對不具備還款能力的項目，可采取資產變現等措施籌措還款資金。政府有關部門要及時準確地向人民法院提供建設單位拖欠工程款的信息，幫助建筑業企業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拖欠工程款問題。對已通過訴訟程序進入執行階段的拖欠工程款，要配合支持人民法院加大執行力度。對因建設單位破產等特殊原因，致使拖欠工程款成為“死賬”的，由有關部門和當地人民政府妥善解決。

五、加快完善預防和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的長效機制。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抓緊完善企業工資支付的法規和政策，建立健全企業勞動保障守法誠信制度、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完善工資保證金制度，強化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切實保障農民工工資按月足額支付。要進一步規范建設工程分包行為，加強建設項目資金管理，從源頭上防止發生拖欠工程款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地方政府未能解決政府投資工程項目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除極特殊的項目外，一律不再批準其新建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對有拖欠工程款問題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一律不得批準其新開發建設項目和為其辦理用地手續。對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建筑業企業，要依法對其市場準入、招投標資格和新開工項目施工許可等進行限制，并予以相應處罰。

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進一步健全應急工作機制，完善應急預案，及時妥善處置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堅決防止事態蔓延擴大。對于拖欠時間長、涉及數額大、一時無法解決的拖欠工資，要通過動用應急周轉金等資金渠道先行墊付部分工資，或給予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必要的生活救助，幫助其解決生活困難。同時，要加強輿論引導，做好疏導工作，引導農民工用理性合法的手段維護自身權益。

一面鮮紅的黨旗，上面是鐮刀，和斧頭，鐮刀象征著我們國家的農民，斧頭象征著我們國家的工人，當我們的農民與工人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是不是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也受到了侵犯，維護工農的利益，就是維護共產主義的利益。

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們國家的經濟高速的發展，這當中離不開我們農民工的不辭艱辛，在烈日下也要忙于干活，這就是我們黨的精神在困難面前盡一切力量創造一切幸福的生活，總結：農民工的生存離不開社會的關注，社會的發展離不開農民工的艱苦奮斗。侵犯農民工的利益就是侵犯整個社會的利益，就是侵犯中國共產黨的利益。

第五篇：智慧城市與食品安全社會共治

一，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是智慧城市建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進一步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意志和決心，智慧生態城市將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新方向。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

所謂“生態智慧”，是以信息化為驅動，結合清潔技術的深入應用，推動城市生態轉型和高效運轉的建設運動，旨在通過先進適用技術應用和開發建設模式創新，綜合運用信息科學和技術、生態經濟學原理和系統工程方法去改變城市的生產和消費方式、決策和管理方法，建設生態高效、信息發達、經濟繁榮新型現代化城市。

生態智慧城市的建設離不開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今年8月27日，發改委等國家八部委發布的《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也多次提到了食品藥品安全，把基本形成食品藥品安全信息化體系列為主要目標，要求在食品藥品領域建設具有溯源追查，社會監督等功能的市場監管信息服務體系。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自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后，食品安全一直是中國從百姓到最高領導關注的一個焦點和熱點。最近一些年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發案數量居高不下，重大惡性案件時有發生，嚴重危害人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社會反響強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對于食品安全實行社會共治，是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的一個關鍵舉措，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改善民生，維持安定的政治局面，有著重大的實踐意義，也是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二，無錫市在智慧城市建設和物聯網用于食品安全的實踐

在2012年中國智慧城市發展年會上，無錫憑借智慧產業與智慧基礎設施穩步推進、政府服務能力突出、典型應用和組織體系建設領先的優勢，榮獲全國智慧城市第一名。國際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倡導的全球智慧城市試點計劃于2014年8月 7日揭曉，無錫市與意大利特倫托市從全球數百個申請城市中勝出，與最早入選的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市一起，組成全球3個試點城市。無錫市憑借在全球物聯網領域的獨特地位和推進物聯網示范應用的顯著成效，得以入選。

2014年無錫市推出了《智慧無錫建設三年行動綱要（2014年-2016年）》，《綱要》明確通過“一中心、四平臺”即無錫城市大數據中心、電子政務綜合信息服務平臺、城市管理綜合信息服務平臺、經濟運行綜合信息服務平臺、民生服務綜合信息服務平臺以及智慧工業、智慧農業、智慧商貿、智慧金融、智慧旅游等一批應用的建設，將應用范圍擴展到民生各個方面。

從2012年起到2014年，無錫啟動“智慧城市”計劃，在全市九大領域開展30多項重點示范工程建設，讓物聯網全面融合到市民生活當中。其中就包含了食品安全的內容。為保障市民菜籃子的安全，2011年下半年起，無錫一批超市和農貿市場開始試點推行“肉菜溯源系統”。2012年底，已在市區范圍內全面建成肉類蔬菜流通追溯體系。根據智慧城市建設行動計劃，無錫還將建立全市統一的綜合性食品質量溯源管理物聯網基礎技術平臺，擴大基于RFID(射頻識別技術)標簽的食品安全可追溯范圍，進行源頭供應、處理、流通(包括批發、配送、零售和團購等)和消費各個環節質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管理，實現對地產環境和農產品相關信息的實時采樣、傳輸、處理和遠程監控的智能化。重點選取果蔬、畜禽、水產三個子項目分別實施。

然而，目前，無錫市依然存在食品安全監管不到位，食品安全信息溝通渠道不暢，消費者與生產者、監管者——政府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等情況。當前無錫的監管模式中，食品經營者、消費者、其他社會力量如第三方認證和檢測機構、中立的科學力量等并未有效調動起來，社會共治的局面有待建設。只有完善制度強化政府行政監管、引導其他各類主體在食品安全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整合社會資源，才能治理好食品安全問題。要從根本上改善食品安全的總體形勢，不僅需要讓物聯網融合到市民生活中，還要注意發動整個社會協同努力，實現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

三、食品安全社會共治在中國不僅是民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社會發展報告2013》顯示，食品安全成為公眾最不滿意的前三大事項之一，也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在2013年12月23日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習主席強調，“食品安全社會關注度高，輿論燃點低，一旦出問題，很容易引起公眾恐慌，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再加上有的事件被輿論過度炒作，不僅重創一個產業，而且弄得老百姓吃啥都不放心。‘三鹿奶粉’事件的負面影響至今還沒有消除，老百姓還是談國產奶粉色變，出國出境四處采購嬰幼兒奶粉，弄得一些地方對中國人限購。想到這些事，我心情就很沉重。”“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給老百姓一個滿意的交代，是對我們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我們黨在中國執政，要是連個食品安全都做不好，還長期做不好的話，有人就會提出夠不夠格的問題。所以，食品安全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關注，下最大氣力抓好。”

2014年10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藥品監管體系建設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吸取福喜事件教訓，食藥行業實行全程監管。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認識食品安全問題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舉一反三，完善監管體制，切實管住管好，不搞變通、不打折扣。國務院要求深刻吸取“上海福喜事件”的教訓，督促生產經營者落實主體責任。機構改革尚未到位的地方，要保持部門間協調配合、上下貫通，按原渠道部署和落實相關工作，保證工作不斷、運轉順暢。各級食品安全委員會要發揮統籌協調、督促指導作用，落實地方政府屬地管理責任，明確監管部門職責，推動各方齊抓共管、社會合力共治。

因此在中國，食品安全社會共治不僅是一個民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四、由于食品安全問題的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必須走社會共治之路

食品安全問題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從復雜性來看，現代食品行業 “產業鏈條長、時間跨度大、從業主體多、安全因素復雜”，還面臨環境污染、非法和不當添加、運輸貯存環節不完善等諸多傳導性的安全問題。食品生產和消費方式發生巨變并互相作用，消費者希望一年四季都吃到干凈、美觀、可口、易于加工的高質量的食品，必然面對反季蔬菜以及保鮮劑等食品添加劑。傳統農業和食品工業面臨向現代化轉變，生產的規模化帶來了更多化學制品的使用。此外，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由傳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也給食品安全帶來了誠信的道德困境，轉型期不安全感帶來的浮躁功利心態驅使一部分人采取賭博的、非理性的短期行為方式來牟取暴利。從長期性和艱巨性來看，歐美等發達地區和國家經過100多年的奮斗仍然面臨“馬肉**”、“肉毒桿菌污染”、“粉紅肉渣風暴”；我國食品量大面廣的消費總量、“小、散、亂、低”的產業基礎、尚不規范的產銷秩序、相對缺失的誠信環境、滯后的企業主體責任意識、薄弱的監管能力在短期內也不可能全面解決；盡管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已在進行改革，但真正整合、融合形成全力還有一個較長的過程；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正處于并將在一定時期內持續處于易發、高發期。

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發達國家的經驗是除政府負有主要的監管職責外，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消費者運動的強大推動以及媒體的監督力量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就中國而言，食品安全問題更具有復雜性，目前中國社會處于轉型階段，社會誠信體系缺失；社會監督薄弱，信息不透明；食品的生產者分散，且部分生產者素質較低，生產技術水平較落后，這導致政府監管難度極大。且政府監管中往往存在權力尋租和執法動力不足的問題。將這一問題完全交給政府一方來監管，難以得到滿意的效果。國外的經驗為我們解決此類問題提供了較好的范式，即是以多方力量為治理主體實行社會共治。

2013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針對食品安全問題提出“重典治亂“的整治思路，建立最嚴格的食品監管制度。調整政府食品安全監管的職能，最終形成市場、社會與政府共同保障社會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格局。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強調，要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多管齊下、內外并舉，綜合施策、標本兼治，構建企業自律、政府監管、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格局，凝聚起維護食品安全的強大合力。

所謂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是指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包括政府監管部門、相關職能部門、有關生產經營單位、社會組織乃至社會成員個人，共同關心、支持、參與食品安全工作，推動完善社會管理手段，形成食品安全社會協同共治的格局。社會協同共治是創新社會管理和市場監管的基本思路，是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徑，也是解決食品安全監管中存在的公共服務分散不均、監管力量相對不足和微觀環境復雜多變等突出問題的有效手段。實行社會共治，關鍵是落實各方責任。企業要落實主體責任，自覺樹立質量意識，健全管理制度，形成層層追溯、相互制約機制。政府要履行監管責任，創新監管方式，建立覆蓋“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的最嚴格的科學監管制度。社會要強化監督責任，形成人人監督食品安全的天網，讓不安全食品沒有市場，讓生產經營者“一處失信、寸步難行”，讓不法分子無處藏身。在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中，現代科技手段可以，而且應該發揮重要作用。

五、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內容

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即是治理的主體不僅僅是政府監管部門，還應該包括食品的生產者、食品的消費者及消費者運動、企業和政府行為的監督者——媒體、其他社會力量如第三方認證和檢測機構、中立的科學力量等。其中，政府是食品安全的監管主體，生產企業是食品安全的責任主體，消費者和媒體是監督政府和企業的主體，第三方認證和檢測機構是保證公信力的一種中間力量，科學研究界是控制食品安全風險的技術力量（見圖一）。通過整合社會資源，達成上述力量的通力合作，才能治理好食品安全問題。

圖一：具有中國特色的食品安全風險社會共治的框架

首先，保障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需要政府嚴格依法監管。

食品安全是一個公共品，保障食品安全是政府的責任，政府是食品安全監管的主體，在食品安全社會共治中起重要作用。政府部門在食品安全的治理中主要職責是：制定和執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建立監管體系和制度；監測國家食品安全的狀況、評估和分析食品安全整體風險；承擔對食品生產和流通的安全監督和管理。無論是制定政策、制定標準還是市場監管，無論是審批許可還是執法監督，政府始終是食品安全監管權力者和責任者。所以，政府需要積極履行其監管者的法定職責，及時發現問題，并做到執法到場、有效處置，確保食品安全。

當然，食品安全監管也有其特殊性。與其它法律的執行不同，在食品安全執法中，執法機構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違法者使用非法添加物的過程瞬間可以完成，且成本極低，其它種類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也不易被發現；而執法機構發現問題則必須依賴高科技，同時會產生巨額資源耗費。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改變這一不對稱的模式，需要強調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通過多種渠道形成對違法違規者的多元威懾，包括采用各種技術手段，對政府執法活動和過程進行全程跟蹤和記錄，對企業進行全面監管。第二，實行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需要落實企業主體責任

根據現代監管理論，監管可以使風險無限降低，但并不意味著零風險。標準主要針對規范化生產的產品，幾乎所有精確的檢測都是“靶向性”的，首先需要知道可能有什么才能去檢什么。現實中，技術手段無法涵蓋所有基于利益驅動的違法添加或不法商販的惡意隱瞞。換言之，監管部門在窮盡了突擊抽檢、原料進貨查驗、索證索票等傳統管理方法，以及使用標準、風險評估和檢驗檢測等現代化監管手段后，客觀上對潛在風險無能為力。

保障食品安全，首先是公權的責任，同時也是市場的責任。由于食品安全問題的復雜性和廣泛性，一切都依靠政府監管是不現實的。食品企業的責任是第一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食品安全問題都是生產出來的，如果生產者不生產不安全的食品，如果銷售者不銷售不安全的食品，那整個社會就不會有食品安全之憂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責任人，承擔主體責任。既然企業承擔了食品安全的主體責任，那么就必須從法律制度上落實其主體責任。例如，食品生產企業的準入門檻應該提高，食品生產的加工環節、原料添加等一切與食品生產安全有關的過程，都應該可控和高度透明。又如，企業生產不安全食品應當承擔更加嚴厲的法律責任。就民事賠償責任而言，目前的出了食品安全問題被追責的概率偏低，賠償標準不高，使得企業違法生產的成本太低，不足以使企業有所忌怕。主體責任必須是讓違規者忌怕的責任，是讓違法者傾家蕩產甚至坐牢丟命的責任。所以，提高企業責任承擔份額，加大企業第一責任人的責任，是社會共治的重要內容。對企業的誠信情況進行評估以及建立“黑名單”制度也是實行社會共治的重要內容。

第三，食品安全社會共治需要行業自律與社會他律共同生效。

企業責任擴展到全面，就是行業責任。所謂行業，就是由一個又一個企業組成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必須維護整個行業的利益，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利益。食品安全是食品企業共同體的行業利益、共同利益。食品生產如果丟失了安全，當然危及整個食品企業的共同利益和最大利益。所以，食品生產的各種行業協會、組織，要切實承擔其職責。一是要把所有食品企業組織起來；二是要制定和完善行業管理的規章制度；三是對于食品企業履行其行業管理責任。相關的食品行業組織對于那些違法違規的食品企業，不僅要用行規處置，甚至應當承擔一定的連帶責任。對于食品行業組織要進行政府和社會的監督和評估，獎優罰劣，可以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手段，對于行業組織的活動以及績效進行評估和考核。

當然，行業自律也是有限的。為了彌補其有限性，還需要靠社會監督。不受監督的企業和行業，也會危及食品安全。所以，社會監督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就社會監督而言，有兩個方面最為重要：一是媒體監督；二是公眾監督。廣大群眾要有安全消費意識，不要被商家的花言巧語蒙住了雙眼。一方面，要自覺抵制虛假廣告和假冒偽劣食品；另一方面，還要堅決同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只有讓無視生命的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者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我們的餐桌安全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應該向歐美發達國家學習，可以以社區的方式對食品安全進行治理，讓每一個人——食品安全事件影響最大的群體即消費者、企業，整個食品消費鏈條上的供應鏈等與食品有關的各個部門，都參與到食品安全監管的活動中來。讓這些與食品安全問題密切相關的利益群體參與食品安全的監管，構成一個社區或者建立一個產業鏈，可以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對有關食品安全的信息進行傳播和驗證。消費者“用腳投票”的市場選擇，必然會使下游企業對供貨商的食品安全形成強大的倒逼，這有利于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因此，信息的暢通和透明，民眾的執法參與、法律訴訟，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功能的發揮等，也是社會共治的重要路徑。

食品領域的民眾維權、公益訴訟，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違法者的違法成本，促使經營者自律；而消費者組織、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在法律實施中也具有獨特功能。政府應從更廣的視野去看待這些力量，對他們給予充分的支持和更大的生存空間。民眾的執法參與，可以增加執法機構的執法能力，政府有必要合理引導，發揮其積極作用。

例如，近年來，全國絕大多數地方出臺了專門針對食品領域的有獎舉報制度，對食品安全法律的實施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但也要看到，這些制度在獎金設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影響了制度應有功能的發揮。在福喜事件中，福喜方面承認違法行為已經存在數年。這種長期的生產加工食品的行為必然會涉及很多人。通過有獎舉報制度，鼓勵內部舉報人，本應能爭取到這些人對違法事實的舉報。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有獎舉報制度并沒有發揮人們希望的作用。我們認為應該對有獎舉報制度進行完善，摒棄立法過程中過度重視執法部門單方需求和沒有能充分保護舉報者的安全和獎勵偏低的缺陷。

社會力量的參與，最終都是直接或間接促進公權對法律的實施。要形成兩種不同機制的最佳合力，必須進一步加強公權監管，以形成足夠的威懾力。福喜事件表明，使潛在的違法者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威懾力，一方面有賴于 “使違法者傾家蕩產”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更在于執法者應該有較強的發現違法行為的能力。這種能力的提升，首先有賴于對食品企業抽檢執法的安排嚴格保密，何時抽檢、如何抽檢應該成為執法機密。只有這樣，才能時刻維持公權的威懾力。其次，應盡可能提高對食品企業，尤其是存在很大風險的食品生產和經營企業的抽檢率。抽檢頻率越高，抽檢越規范，威懾力就越強，食品安全的法律也越會受到尊重和敬畏。

食品安全是生產出來的，不是監管出來的。所以，政府部門監管力量再大，也不可能包打天下。若發動群眾參加監督，則容易發現問題。譬如那些黑加工窩點能騙過監管人員，卻騙不過人民群眾，因為就在老百姓的眼皮底下。再如：在出租屋內加工“三無”食品，附近居民馬上就能發現；濫用農藥種瓜果和用瘦肉精去養豬，瞞不住鄰居和其他村民。加之監管人員不可能24小時不間斷盯住，而老百姓監管則可以實現“全天候”。所以必須了解人民群眾關心的突出問題，必須發現食品安全監管的重點、難點問題，必須組織和動員人群眾參與監管，必須遵循群眾路線，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實行群防群治、聯防聯控。

六、無錫市實現食品安全共治的抓手和對策

無錫市屬于中國大陸最發達的城市之一，不僅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而且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在全國也處于前列，整體食品安全形勢穩定，趨向向好，但仍然有待完善。無錫市的食品安全總體情況也好于全國平均水平。應該說無錫市也應該在實現食品安全共治方面走在全國的前頭。

當前，全國、全省正在加快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改革，理順多頭監管體制，整合監管力量，食品藥品監管將迎來新的機遇。但是，要使改革真正取得預期成效，真正效有確保人民群眾群眾飲食健康安全，關鍵還在于走群眾路線，轉變食品監管職能，撬動社會力量，形成社會共治局面。

一是必須建立科學、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要設立法律法規，明確政府和監管部門履行責任，食品企業主體責任和社會監督責任，使各類主體進行食品安全監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按照構建安全社會共治體系的要求，提高社會中間層組織的法律地位，完善新聞媒體的法律地位，明晰消費者的法律地位，維護消費者權益。加快對食品標準的整合、清理、修訂，促進食品各類標準規范化管理，建立標準數據庫，提高標準透明度。

二是創新公眾參與機制。從政策制定方面，更加廣泛地征求公眾意見，聽取民意、吸收民智、維護民利；加大信息公開范圍和力度，及時公布工作動態，維護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大力推進有獎舉報制度的落實，建立統一的全市食品舉報投訴中心，積極運用微信、微博等新興媒體接受舉報、投訴，并借助于現代技術手段，讓舉報者能隨時關注到自己的舉報由誰在處理，處理到什么階段，處理結果怎么樣，如不滿意，向上面哪個部門進行投訴。進一步簡化和優化獎勵兌現流程，提高舉報獎勵的便利性，制定法規，切實保護企業內部舉報人的安全和利益，激發群眾廣泛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建立健全一體化、廣覆蓋、專業化、高效率的食品監管體系，充實食品安全監管隊伍力量，特別要加強基層監管機構和隊伍建設，配備必要的資源，真正讓基層“兵強馬壯”，讓食品安全監管的“腳”有力前行。

三是構建食品安全誠信體系。建立統一的食品誠信信用系統，加快建設企業誠信信息數據庫與信息公共服務平臺，與公安、工商管理、證券監管等政府部門以及金融機構、實現信息共享，逐步實現食品誠信信用系統與銀行征信系統的全面對接。及時向社會公布企業信用情況，尤其是要發布違法違規企業“黑名單”，情節嚴重的要實行清退和行業禁入，從而實現對失信企業和相關責任人的信用懲戒，為誠信企業創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建立真正的激勵約束機制。

四是推動責任強制保險。借鑒交通管理第三方強制責任保險的方式，建立全市范圍內的食品企業責任強制性保險制度。對違法違規的食品企業，支持消費者通過法律渠道起訴，建立消費者訴訟支持制度，追償經濟和精神損失，逐步嘗試以賠償為主代替以經濟罰款為主的法律責任，使違法違規企業真正付出“付不起的代價”，使保險公司發揮食品安全的監督責任，更好地維護消費者的合法維權。

五是加快建立追溯體系。利用現代信息化手段，特別是物聯網、移動互聯網技術，發揮復旦大學無錫研究院等物聯網用于農業和食品安全的研究機構和企業的作用，逐步推廣食品電子追溯體系。在白酒、乳制品、豬肉等重點產業和重點行業加快建立電子追溯體系，通過追溯體系倒逼企業向上游進貨等各環節層層審查，嚴把質量關口，為“問題產品”及時下架召回和食品安全事故的有效處置提供技術支撐。

六是夯實基層監督力量。發揮基層組織的作用，構建“三網”，落實“四化”，形成“五機制”，即：構建縣（區）、鎮（街道）、村(社區)三級監管網絡；落實好“監管格式規范化、責任精細化、監管社會化和方法程式化”；形成“宣傳教育機制、責任落實機制、常態監管機制、督查考核機制和社會參與機制”。鼓勵支持老百姓自行檢測或者委托專業部門檢測食品質量，監管部門對于群眾自行檢測或者委托檢測的不合格食品應當立即核實，可通知生產經營單位暫停銷售。經核實產品不合格的，檢測費用由違法企業承擔。

七是培育發展社會組織。食品產業鏈條長、業態復雜，政府監管不可能包打天下，必須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匯聚起共同維護食品安全的合力。實現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新聞媒體等多元主體共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徑。積極培育和支持社會組織發展，解決好社會中間層組織在人力、財力、物力上長期依附于政府部門問題，使其成為真正獨立的社會組織。厘清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職責邊界，加快發展行業組織，賦予行業組織一些權力和責任，特別要支持像無錫市農商協會和品牌農產品聯盟這樣的由企業自主發起的行業組織，推動行業自律。支持培育發展第三方檢驗檢測、認證評審等機構，為購買社會服務，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打下基礎。建立統一、全面的食品質量標準和檢驗、檢測標準，建立第三方檢驗檢測機構、標準認證機構、風險評估機構、信用評價機構的許可制度，整合食品安全檢驗檢測資源，優化檢驗檢測資源配置，加大科研投入，提高檢測能力，及時、準確地發布食品安全信息。加強新聞媒體監督，在確保新聞報道客觀、公正、真實、有效的同時，及時、準確地發布食品安全信息，保障公眾的權益。

八是形成風險評估、風險管理、風險交流的三方面保障體系。風險交流非常重要。由于消費者普遍缺少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識，容易形成食品恐慌，因此政府部門、相關的非政府組織、消費者團體應該擔當起責任，進行宣傳。同時生產廠家在適當時候也要做類似的宣傳，使消費者逐漸認識到國產產品質量是值得信賴的。另外，可以讓消費者走進食品企業，進行生產環節透明化的學習和透明化的風險交流。

九是結合智慧城市的建設搭建食品安全社會共治公共平臺。食品安全關系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食品安全工作需要公眾的聲音。政府要搭建食品安全社會共治信息溝通平臺，讓公眾充分表達意見。搭建協商聽證平臺，讓更多的主體參與決策，充分表達意見，提高政策的科學性、透明性；搭建食品安全信息發布平臺，及時準確發布食品監督抽檢、認證審評、“黑名單”企業等信息，讓公眾及時了解食品質量安全水平，選擇消費；搭建風險信息交流平臺，讓公眾能夠科學理解食品安全風險信息，在各個利益相關方之間架起橋梁，及時交換信息和意見，彌合各方風險認知的差異；搭建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臺，及時向消費者、交易方、監管部門提供確認食品真實可靠的信息，滿足各方的知情權，減少食品安全的顧慮，放心消費；搭建產業創新平臺，幫助企業利用社會科研力量和外部智力資源，加強與國內外大企業、科研院所的技術合作與交流，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水平，推動食品業健康發展。

十是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提高公眾食品安全意識和科學水平。社會共治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食品安全監管部門要要加強與科協、教育、共青團等部門協作，大力開展食品安全和相關的科學知識宣傳，提高公眾權益保護意識。支持食品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等社會團體積極開展維護消費者權益、促進行業自律、引導市場消費等方面工作，創新消費教育引導，指導消費者科學合理選擇。加強對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教育培訓，提高對問題產品的識別與防范能力，增強自我保護能力，培養消費者良好的飲食習慣。結語:

宏觀形勢和現實條件要求我們必須創新社會管理，轉變政府職能，打破“政府包打天下”的傳統監管模式，以“協同善治”為導向建設科學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推動社會共治。實現社會共治，關鍵在政府。政府要加強監管能力建設，利用現代技術手段，落實各級政府和基層監管部門責任；加快建立完善食品安全誠信體系，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員制度，強化企業主體責任落實；積極培育食品行業組織，發揮行業組織在行規行約、標準制定、行業準入、人員培訓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提升行業自律水平；加強食品安全社會宣傳教育，提高公眾食品安全防范的主動性、自覺性，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公眾積極參與食品安全管理，構建社會監督網絡；推動新聞媒體對食品違法行為進行輿論監督，及時客觀、科學準確報道食品安全事件，并積極開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規、食品安全標準及知識的公益宣傳。政府工作做到位了，其他主體的活動就會跟上。無錫市的智慧城市走在全國前列，無錫市的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水平與成效也一定會走在全國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