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何新六十自述：我對中國未來前途的再思考

何新六十自述：我對中國未來前途的再思考

（2010年7月20日）

目 錄

一、關于我 二、五部書概括我平生

三、野逸之人

四、關于我的學術：經世致用

五、關于我的學術：國學新考

六、懷念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圍

七、學術問題不辯不明

八、市場化改革敗壞了教育制度

九、我多次逆多數而反潮流

十、當今主流經濟學荒謬幼稚

十一、中國亟須制訂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十二、左右之爭已失去意義

十三、我很享受孤獨

十四、看未來淡如清水

---------------

一、關于我

何新先生說：“我快退休了。只是我的工作關系在政協，退休的手續還未辦——但是無所謂，什么時候接到通知就去簽個字。

二十年前，我從中國社科院調進政協時我是正研究員。后來到政協，在政協我的工作關系 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二十多年我沒上班，也不用請假，只是在家中研究寫作。我本是一個閑散的人，實際等于早就退休了。”

何新說：“國家對我很好。我已是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專職的）。給我的這種特殊工作 安排，大概在全中國獨一無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時間我已不是政協委員（第十屆），但待遇工資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何新自嘲說：“所以，我是三有三無二非——有職無務，有名無實，有事無業；這叫三有三無。既非官員也非學者，這叫二非。”

何新說：“人生如白駒過隙。少年風流，一晃就六十歲了。今天就借這個機會，回首一 下人生往事，談談往昔的作為，現在的所思，以及對國家民族未來的一些憂思。” 二、五部書概括我平生

何新說：“我以往的人生經歷，奇特，不俗。

自1966年文革開始，后來我離家上山下鄉，去東北軍墾農場。這幾十年當中，我所經歷的個人生涯中的小風小浪，以至關系國家命運的大風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議 之事也不少。

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何新說：“蘇東坡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兒——我也是如此。回顧平生——我少年時是浪子，青年時是游子，中年時是漢子。現在老了——我是整天呆在家的呆子。”

我的書齋叫“左右齋”，取左右逢源之義。我的書房里有一副對聯：

左眼觀今右眼觀史，有酒吟詩無酒吟佛

我未參加任何黨派（八十年代曾經參加九三學社，后來不喜歡參加會議，就退了），我是在家皈依的居士。

何新說：我這一生，活得算瀟灑，開心。年輕時代，我是登徒子。年輕時我很帥，而且有一種傲氣加霸氣，“酷斃”。所以很多女孩子迷我。我大半生放浪不羈。五十歲以前，不好意思，經歷了幾次婚變，多次戀愛。但是網絡和一些小報所傳關于我的私事之類都是捏造。

我平生個性強，相處難。兩情相悅，所求就是一個“愛”字，有感覺到一起，沒感覺或者感覺不好，就分手，愛得明白，也散得明白！——“沒有天長地久，只愿曾經擁有。”

何新總結說：“我的少年時代是一部闖蕩江湖的《水滸傳》，青年時代是一部紅袖簇擁的《紅樓夢》，壯年時代是一部隨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時代是一部縱橫捭闔參政議政的《三國志》，晚年是一部歸覓心經的《西游記》——五大奇書都凝聚濃縮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閱歷中。如果有機會娓娓道來把往事寫一寫，那會是很好看的一部傳奇故事。”

何新說：“最不可思議的是，我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一九四九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十分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子中，可以說是非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三、野逸之人

何新說：我是幸運之人。得天所賜，屢歷磨難不死。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而能與天地 古今中外溝通。

在學術上，我是一個奇跡。我平生無書不讀，無所不學，在人文學術領域舉凡文、史、哲、經、數、理、化、文字、語言、邏輯[1]、天文[2]、地理[3]。以及藝術、文學、詩歌、美學，以至考古、文物、書畫古玩，樣樣我都感興趣，涉獵過，或者深入淺出地探索過。

老實說，對于這些學術中的任何一門，都足夠一個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述數十種，有一些被譯成多種文字。我的一些暢銷書常被盜版。

其實，作為一個學者只要能寫出其中

一、兩種就已經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終文思如泉涌，直到于今仍未枯竭。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電腦中或案頭上），還有十余種。

我行文神思天縱。一些文人不服氣，他們說——從沒看到何新在做什么學問。的確，前人講究“皓首窮經”，主張一生只讀一經，板凳須坐十年冷，要下這種死功夫。而我則不同。年輕時代，我也曾風花雪月，游戲人生。什么都沒耽誤！行過萬里路，也讀破了萬卷書。但是我的確并沒有對某一種學問傾其全身心專門投入過——所以我承認自己不是專家— —一專之家。

但是學問之境的最高境界是融會貫通，而我做到了。我不僅是通家，在學術上，也是個玩家。

世界是幻，人生是夢，學術是游戲。我認為做學問能達到的至高境界才是“玩”——玩者，游戲也。不拿它當飯碗，當金磚或敲門磚。而只是賞心悅目，怡情遣興，做智力游戲——這就是玩兒。

我懂一點文玩古董的鑒定，也會治印，偶爾也玩玩筆墨。中國古來畫學有南北分宗及力（隸）家與逸家之說。臺灣前故宮院長名畫家江兆申，曾寫信稱道我的畫是逸品，說境界很高。高或不高，可以由人評說。但就做人而言，我應 當算是一種逸品——閑云野鶴，野逸之士。

————————————

[1] 錢學森命名何新提出的一種動態集合論為“何新樹”。

[2] 何新在古歷法學上有獨到的發明和考證，著名天文學家陳久金先生有文評論過。[3] 中國引入“地緣政治學”這門英美偏門之學，是老何在上世紀80年代最早研究 并介紹給中央高層而引起重視。

四、關于我的學術：經世致用

何新說：我的學術中第一部分是活學問——于國家于民生有用和能用的學問，前人所謂經世致用之學，就是討論經濟的，政治的，涉及國計民生的，以及關乎國際形勢和全球

戰略問題的。

青少年時代，我喜讀《孟子》，受他的人格主義影響——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已任。所以常懷憂國憂民之思，身居茅廬，而心系天下。

我昔日所試圖給國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中華民族和中國國家利益為本位和至上，試圖擺脫左右意識形態之爭的強國利民之術,就是所謂“新國家主義”。我是主張建立強大國家的新國家主義者，但也是希望國家應該是關愛百姓的好國家，而百姓應當有民權的新民主主義者。

在經濟思想上，我主張重點產業發展應當以國家目標和全局計劃為主導，而不能以市場和利潤為主導。但是，國民經濟應兼容資本主義以及利用市場機制。這種經濟體制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這本來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對中國經濟體制的設計。

在財政上我主張中央收權，協調地方，反對目前的地方坐大，分灶吃飯。以至苦樂不均——有些地方民窮財匱，百姓衣不蔽體。而有些地方城市里種花種草年耗百億。

在社會財富上，我主張實施新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經濟、遏制私家富豪對社會公共資源的霸占和壟斷。我反對當今橫行無忌、富可敵國的世襲權門經濟和豪門經濟。我主張內資外資一視同仁，廢止目前對外資的特權和特殊優惠政策。特別在金融領域，我認為國家必須加強對外部進入中國攫金的國際金融大鱷的監管。近五年來，高盛等若干國際金融大鱷在中國金融領域暢行無忌，為所欲為，蠶食吞噬；把中國經濟攪亂得昏天黑地！

在社會分配上，我強烈主張由國家實施第二次分配，以國家權力之手實施社會資源控制 和公共產品的有計劃配置。由國家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業，實施全民免費教育和普遍社會醫療及養老保險。我主張國家以財政力量保護和照顧窮人、老弱病殘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我并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相信共產主義烏托邦在現實中有實現的可能。但我是現實主義者，新國家主義者，好國家主義者。

我基本認同毛澤東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應當看四十年代解放區發表的原版。五十年代以后做了很多向左轉的修改）中所提出的那一整套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的治國理想。

遺憾的是，正是毛澤東本人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后，激烈地左轉。特別在六十、七十年代全面轉向以階級斗爭為綱從而背棄了他在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初葉關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

毛澤東在四十年代明確主張，國家政權的性質，應當是“人民民主專政”——既不是蘇聯模式那種“無產階級專政”，但也不應當是只為富人服務，偏袒富人和權貴的“資產階級專政”。

四十年代和建國初期的毛澤東思想不同于一九五七以后特別是一九六六以后的毛澤東思想。那時的毛思想強調的核心內容正是新國家（民族）主義、新民主主義和適合中國特殊國情的新社會主義（從而不同于斯大林主義）。

五、關于我的學術：國學新考

但是幾十年來我所真正屬意的，下了多年功夫的，還是一套《何新國學經典新考》[1] 我寫這十幾本書，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2]，開拓萬古之心胸”——但我這套書并不是寫給當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們看的。

這一套《經典新考》經得起后人之研究與觀賞。因為這一套書貫通上下，銜接古今。多少前人沒搞懂沒搞通或者誤解之處，我用一種新的、我個人的獨特的視角，重新作了系統性地解讀。我從乾嘉漢學錢、戴、二王[3]的著作去研習經學及訓詁學。但是我的靈活運用以及 所獲得的新知，超過清人以至章、黃之學[4]。

我有一部《新說文解字》，還未最后定稿，就是要糾正前人在文字學上的誤說。

我發現龍的動物原型真相是蜥蜴及鱷魚，鳳的動物原型真相是鴕鳥——這是我歸納了文字學、語言學、動物學、考古學、圖紋學、歷史以及地理學多方面材料和證據，而后得出的鐵證如山的顛撲不破之論。

我論證所謂“扶桑”的語源是來自日本富士（fujis ang）火山。中國上古曾經存在崇拜太陽神的一神教，而伏羲（曦神）、黃帝(光煌之神)、炎帝（炎火之神）、祝融，原先都是上古太陽神的名號，而后來才成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號。《離 騷》、《九歌》這兩個書名，自從漢代以來學者講不通。而我證明，“離騷”就是“離操”，“操”本是上古詩歌之一體。而“九”乃“艽”也，“艽”者“郊”也，“郊”者，郊天之祭祀也。故“九歌”本為郊祭五方十位天神之祀歌。了解古禮制者會懂得，這些發明皆乃發千古之覆。五四運動鼓吹反孔推翻禮教，對歷史進步有重大意義，但在文化上則有諸多誤解與歪讀。一些謬種流傳久遠，一直影響到今天。《詩》、《書》、《易》、《老》、儒與道等等，被一些只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歪講邪講，講傻了，講歪了，講死了，變成了一種“二百五”的東西。我的這套書自2001年以來先后已經出版過四次，每出一次我都一改再改，增刪歷百遍，嘔心瀝血，從寫作到出版，銷磨前后近乎二十年，方得完成。但是不久我還會出一種新版本作為最后的定稿本。我以這一套書作為老何的《太史公書》，立意正在“通天人之際，會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

[1] 中國民主與法制出版社，2009年出版。

[2] 宋陳亮語。原文是“推倒”古今之智勇。

[3] 指錢大昕、戴震、王引之、王念孫。

[4] 章，章太炎。黃，黃侃。

六、懷念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圍

何新說：對我的學術一向有爭議。然而當今又有哪位人物、什么東西沒有爭議？

有人說可惜你學歷不高啊！學歷不高恰恰是我的榮耀。上帝似乎就是用我在中國當代學術界的存在，來嘲笑那些海歸以及本土的出身名校高門的糟糠之輩。但是其實，我的學術履歷非常正規而完整。

一九七七年高考復考。次年我考進黑龍江一所末流大學，只讀了三個月不到就主動退學。一年后，我在北京應召聘而被破格聘用，進入國家名牌大學（現在的中央財經大學）當了漢語教師。而聽我授課的那些學生，都是78屆的，本應當是我的同學。我的學生中沒有人對我不服氣。我教的那個班中，培養出了一位著名作家，就是北京作協的徐XX女士。她的文才，當初就是我最早發現而且給予推薦的。一年后胡喬木（中國社科院院長）和梅益先生（秘書長）又把我破格調進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去后，我就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學術文官機構科研組織局擔任學術秘書。

自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在中國社科院的十年間，我先后由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到研究員，循序漸進，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而后經過所、院兩級學術委員會的論議評定。每一次都有爭議，但最終都以高票表決通過。

八十年代中國社科院還是人才濟濟，許多老一輩的學術

權威都還在——學術界人都知道當時在社科院晉升到高級職稱有多難（當時之哲學所、歷史所甚至有海歸博士為評不上副研究員而自殺者）！所以當年我破格晉職的信息被作為特例登過《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

有人說你年輕時為什么不去投個師門弄個學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八十年代我在中國學術界已經名聲赫赫。學術界當時那些達人，我大體都認識——他們誰敢做我老師？！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自從八十年代我在學術界出頭到今天，對我的嫉恨誹謗謾罵之詞一向很多。無非就是末流文人的造謠和臟罵而已。中國一些受過壓抑的文人往往有潑婦、妾婦的變態心理，于網絡的嫉妒與臟罵可見一斑。但是何足介意？我時常見到一些猥瑣的不肖文人抄竊我寫的東西。包括我偶然講過一點只言片語，都有人撿起來借題發揮。好笑的是，某

一、兩個罵我最狠的偽“清流”文人是竊取抄襲最多 的（都是被網友所揭露），現眼以后還要強辯，狼狽尷尬之態，觀之好笑。

七、學術問題越辯越明

何新說：我是好事之徒，不怕爭論。一些年來在學術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過我的人也不少。但是學術論爭，有來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駁，道理越辯越明！迄今為止，那些學術上批我的人，還少有與我辯論能往復兩個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八十年代直接批評過我的大師呂叔湘、袁珂那樣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僅一個回合也就罷手。

陜西大學有個斯老先生，就一個“德”字的釋義，與我在《人文雜志》上往復討論，但是也不過三個回合，他就無意再辯，高掛免戰牌了。八十年代有史學博士×××，在堂堂的《歷史研究》雜志上以頭版頭條撰文批判《諸神的起源》，指點多處所謂的“硬傷”，來勢甚為洶洶。我只好撰文回應，也發表在《歷史研究》上。我引用史料證明這位博士所提出的諸多異議，并非我的什么硬傷，而是由于他自己讀書少,所以不知道我所引用的這些史料的出處。這當然也是嘲弄他。可笑交手只這一個回合，本來我還準備了諸多資料，戰意猶酣呢；而他卻就偃旗息鼓退下不見蹤影了！

現在《諸神的起源》日、韓都有譯本（文字古澀很不好翻譯）。臺灣木鐸出版社有未經我授權的盜版本。大陸二十年來，則已經反復印刷，出了十幾種版本。每隔兩三年就印一版，因為總有讀者要讀。那些反對我的人可有哪本書有這樣的效果？一本學術書有這樣的成績，還不經典嗎？

八、市場化改革敗壞了教育制度

何新說：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師也不收弟子。一九八八年我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任副研究員時，就有資格收研究生。多年來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欲投我門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莫可教也。全面理解我的學術思想，需要多方面多學科的學術準備和基本知識，而當今能達到我要求的年輕人幾乎根本沒有。所以我的學術將來只能遺憾地失傳，成為一代乎絕學。

市場化改革已經敗壞了中國的教育制度。今日中國之教育體系與醫療體系一樣，變成了商業操作的市場。醫生靠賣藥賺病人的錢，老師靠賣知識賺學生和家長的錢。從小學起，一些教材特別是“奧數”一類輔導資料，就設定一套虛假無實，未來多數終身無用的虛幻知識體系。折磨而且浪費小孩子的生命頭腦和時間。此種體制培養之學生，皆為應試入名校謀學歷，競分數而棄實學。當今學文科者學成不通文墨，學理科者學成不務實技。社會失德，金錢與權勢左右一切。唯娛樂化與動漫化彌漫浸淫當代文化。此種文化氛圍下所育成之青年多弱智而無腦。青年乃國家之未來與希望。青年無才俊，中國之前途，不可言矣！八十年代我在中國學術界之所以能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學歷，也不是靠關系，而是靠真學問，靠真本事。英雄不問出身。我很懷念八十年代的社會環境和那個文化氛圍。現在中國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襲現象，用人以學歷出身設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晉九品中正制和世襲門閥的閥閱貴族制度。而八十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平民社會。全社會禮賢下士，重實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學歷。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會風尚好，學風也好。

何新說：若沒有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永遠只是東北畎畝上的一介農夫。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何新，沒有八十年代那種學術開明的氛圍也沒有何新。所以，我始終感念鄧小平。

九、我多次逆多數而反潮流

何新說：我平生在學術和政治上，數次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有逆鱗犯言之舉。

一九八八年夏季，我在《經濟學周報》上撰系列文論，批評“價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闖關論。我警言曰：“群小亂政，政出多門，天下失序，有**之兆。”是年十月我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當代中國政經危機與成因》，警言“如亂局失控，天下勢必分裂而將現諸侯割據之局。”此文發表后為各國政要所關注，亦警醒鄧公及高層。其影響之深，則為其后之事變所證實。我后來之所以得到參政議政之權，而能側身于國士之列，蓋以此。

一九九〇年，東歐及蘇聯先后解體，“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學人福山撰書稱民主化乃未來不可逆之歷史潮流——“歷史已經終結。[1]”

所謂“終結”的意思，就是從此歷史將是西方化、偽自由化以及美式民主之時代，社會主義理念已經過時。

但其后發生兩次伊戰、阿富汗戰爭、9?11事變，以及一系列金融危機，顯示普世價值不可期，歷史并無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資本主義仍需國家主義的政策介入。資本主義市場 經濟亦并非未來之天堂。

何新說：其實，歷史中本沒有所謂不可逆的潮流——若有，亦絕非凡人所能知。我觀察人類歷史之演進，乃知歷史之本體是無序。在人類歷史中，**、無序是常態。安定、組織化是動態，是短暫的。所謂歷史“偉人”，都是在歷史之特定時代及背景下，締造和構建歷史新秩序之人。而任何一種制度秩序，穩定期通常不過持續數十年至百年左右，必因腐敗及人性之墮落、私欲之擴張，而逐漸瓦解、疏離、廢弛，而漸進入失序與維穩之中間態，最后終歸于解體。須有這種眼光，人才會有歷史感，而知道自己與以往一樣，都不過只是歷史中的匆匆過客而已！

歷史中所謂“穩定”若不是一極獨大，強權貫徹，則只能是諸種勢力之妥協與制衡。西方“民主制”雖可略顯民意，制衡權力，但金權資本集團利益與國家利益融合一體，本質仍是資本社會而非民權社會。從來沒有什么不可逆之“普世性民主潮流”。

何新說：一九九〇年夏，我在北京大學演講指出：“偽民主是美國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國是其既定目標”。我一個人當時以此論而對抗一個世界。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我的數萬言《中國經濟問題與世界未來》，此文被譯成七十多種文字，傳播全球。不結盟國家論壇領袖尼雷爾讀此文后，大為動容，寫信給我，表示支持及感謝。卡斯特羅讀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訪古，我遂建議古巴推動經濟改革。回國后，李鵬總理約見我。我建言中國經濟方針宜變內需主導為外向出口主導，方可解決工業中生產過剩、庫存積壓嚴重的問題。此后中國經濟方針轉變，大力鼓勵出口，于是外匯漸得積累，資金得擴散于民間。中國經濟因海外資金技術之進入以及出口市場之帶動，乃呈現近十幾年來之繁榮。

一九九二年春，鄧公南巡反“左”。我上書建言江李體制不可動搖，左右之道不可偏頗。一如文武之道，宜一張一弛，左右之言均不可廢。鄧公似乎容納了我的意見。

二〇一〇年我出版《反主流經濟學》，書中匯聚我歷年來與主流派關于經濟學政策之論戰文章。我嘗極力反對驅工人下崗及國企私有化之改制。近期我指出人民幣持續升值，乃墮入美國基金及投行攫取中國外匯儲備之圈套。在這些關系經濟方針之重大問題上，我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數而反乎潮流。

何新說：實際上我的主張并未成功。但是，我把我的話語留在了歷史中。

————————————

[1]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云：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對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則戰勝了共產主義原則，成為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則。當代人類政治出現的諸多問題，不是自由民主原則本身造成的問題，而是沒有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帶來的問題。因此，自由民主原則已經成為人類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則，今后人類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原則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政治的原則不再有發展，因而在政治上人類的歷史已經終結。

十、當今主流經濟學荒謬幼稚

何新說：我只是半個經濟學家。但是在經濟學理論上，我也有所建樹。一九九〇年我提出中國經濟中發生了“生產過剩”，振聾發聵，“雷倒”當時一片人。然而今天“產能過剩”已成了經濟學界的口頭禪。人們似乎忘記了被主流所奉為祖師爺的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曾經講--“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永遠解決了‘生產過剩’這一十九世紀馬克思經濟學的偽命題。”“主流經濟學”這個辭幾乎就是我的發明，現在 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牌坊有點臭了！

何新說：但是，中國的經濟學思想荒謬幼稚到什么程度？？還是怎么估計都嫌不足！一個匯率升值問題，某些經濟學家鼓吹了幾年，大談特談人民幣的“幣值”被低估了，因此應該“升值”——他們卻居然不知道“匯率”是“匯率”，“幣值”是“幣值”，這是兩回事。貨幣可以購物，但貨幣也可以買錢，交換其他貨幣。匯率是什么？是幣價。以幣買幣，其值曰“匯率”。幣值是什么？是物價，以幣購物，其價曰“幣值”。因此，“匯率升值”不可與“人民幣升值”混為一談，從而誤導國家和廣大民眾！

利用匯率升值，做外匯期貨就可以直接套匯賺錢——這在國際貿易中是基本常識，而中國經濟學人竟很少人知道。

何新說：國家的外匯儲備因人民幣持續不斷升值而嚴重流失，這在國際金融史上，將成為由于一種錯誤的經濟學理念而誤國殃民的一個并不可笑的笑話!

十一、中國亟需制訂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何新說：近期以來，“內需主導論”甚囂塵上。倡言此論者，首先無知于資本主義之發展歷史及規律。自十五世紀所謂“地理大發現”以來，一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世界市場的開拓史。沒有一個發達工業國，不是由困鎖自足的內需經濟、一國經濟，而跨步走向全球化經濟的。

何新說：為什么必然如此？是因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規律使然。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始終無法擺脫周期性經濟危機。而危機發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產業能力之擴張程度，永遠大于市場之擴張程度。因而，產業在發展中周期性地遭遇國內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勞動力過剩——遂引發一次次周期性發作之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經濟之危機，決定了有能力之工業強國必須向外看——必須全力拓展世界市場及新的資源來源。因此一國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必須成為外向化的全球競爭型經濟，方有持久而可持續的生存之道。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制下，始終存在著一種兩極化的體

制：一極是金融資本及產業發達之主導型國家，另一極是依附于發達工業國之市場、資源服務型國家。后者依附經濟強國作為其外圍市場。這類國家就是從屬于發達國家和次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之第三世界。它們在取得政治獨立前，原本是發達工業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獨立后，則仍因為無法擺脫經濟生存之依附性，而成為非傳統類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當今之拉美、菲律賓、非洲，以及依附歐盟之東歐諸國）。而中國今天之地位正介于二者之間。

綜括某些海歸學者所鼓吹之所謂“內需主導”方針的基本思路，概言之無非就是：

1、主張限制出口，消耗所有外匯儲備大規模進口——從而幫助發達國家開拓中國的內需市場。

2、主張對內無限制印刷人民幣，不在乎加劇國內通貨膨脹，鼓吹以房地產經濟為產業龍頭，擴振內需，不惜消耗一切國內資源。

何新說：眾所周知，中國之國情是人口過剩，國內資源近乎窮竭，農民極其貧困——何來廣闊之內需市場？一旦現有之外匯耗光，加之出口產業能力萎縮，那時中國就不再有能力購買外部能源及資源。要進口，就不能不舉債。中國將不得不轉變成對外負債的純粹進口國。因為若不大量進口能源資源消費品，因內部民生壓力巨大，國家勢必陷入窮困內亂之境。而這正是美國對中國輸出內需主導論的目的。內需主導方針，乃是最有助于從內部瓦解中國達到幫助美國不戰而勝的方針。

由此可見，這種“內需主導論”，不僅是畫餅充饑的虛妄之論，而且是窮國之論、亂國之論，亡國之論！

美國近年一直在悄悄營造著一個困鎖中國的戰略包圍圈，目前已經接近成功——從地緣政治及軍事上，對中國實施滿月形包圍戰略。這一軍事戰略與經濟上的內需主導論，內外表里互相配合，意圖無非都是要困鎖中國，遏制中國，最終分解中國！

何新說：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向外發展。我認為中國內部的所有問題和壓力，只有全力推進向外發展的路線，才有希望解決。

為此中國必須形成中國自己獨立的全球戰略。首先應當擺脫外交上的對美依附性。不要總是看著美國人的臉色搞外交！

何新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應當開拓自己的國際生存空間，制訂自己的全球化方針。未來中國要想復興而強盛，就必須通過外交、經濟、政治以至軍事的全方位手段，謀求向外拓展，在全球范圍甚至宇宙空間范圍——尋求新的資源供給地，開拓而逐步建構全球化的大市場空間網絡。

十二、左右之爭已失去意義

何新說：我認為，若干年來政治上圍繞改制問題的左右意識形態紛爭，對于未來已失去意義！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方向不可能逆轉！但中國將來百年內也絕無可能轉變為

美式的政治體制。

何新說：在政治問題上，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民主與適度集權兩手都需要。我從來不相信一人一票的分權代議制形式民主可以體現民權。中國許多農村基層至今仍是宗族性社會。所謂民選鄉長、縣長，只能選出族長。黑金勢力，權錢交易以至賄選、逼選將乘機大行其道。

但我也反對不要民主，我相信民主是個好東西。我主張限制行政官員的個人權力。目前中央權弱，法章失序，有地方坐大之勢。以致有些地方之中下層官僚公然為所欲為，橫行無忌——想聚部閱閱兵就閱兵，想抓人游游街就游街，小官僚無法無天。而中央對之竟然無所制約，導致民情激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長此以往，中國就會再度回到東周、春秋時代——天子之政不出洛陽。而諸侯小國林立，各行其政。

何新說：所以我主張加強中央集權而“削藩”。國家應當制定嚴格制度，廢除公務員的終身制以至世襲制。實行察舉巡視從嚴約束地方官員。我認為國家必須從嚴治吏，特別不可放縱縣、鄉兩級胥吏橫行于下層，任其魚肉百姓。我主張中央政治要保證下情通暢，民意上達，要讓百姓舒心通氣地過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層惡吏肆意欺侮、蹂躪。

我認為有效的公民民主只能通過法制而得到保障。各級法院有責任依法受理一切違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司法系統應當獨立且直屬于中央，而不 應當從屬于地方。讓司法系統成為中央政府依法監控地方的重要法律工具。

何新強調說：“法制”的概念不同于“法治”。所謂“法治”并不是什么現代概念——法治無非是據法而治，這是古代法家的主張。而所謂“法制”，是一個現代概念。其根本意義是憲法體現主權，憲法高于一切，憲法制約國家全部法規制度，違憲就是叛國。憲法約束行政法規。在憲法制度面前一切人平等。這才是近代和現代的法制理念。

何新說：國家應當要求法院民若舉，法必究。法院不應當自我設定諸多禁區，不應該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斗小民受欺侮后無門投告，有法不可據。這必然醞釀社會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糾正侵權、保護弱者。各級法院有責任受理涉及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法的一切社會案件——不管是民訴還是公訴，告官員還是告老板，只要有違法情事就應當允許百姓進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級上訴，直訴到最高法院。擴大法院的職權，就可以減少信訪的問題；從而讓有裁決權的法院，取代無任何實權的信訪部門。法院權責加大，信訪自然減少。

我認為左右兩派都不應再煽動內爭與內亂。對內應革除弊政，保持安定團結。舉國一致

向外拓展，謀求營造以中國金融以及產業為核心之新東方和新世界經濟體系——這才是解決未來中國一切內外問題的根本興國之道！

何新說：我這些話說在當前，仍然是逆多數而反潮流。但是，中國未來沒有第三條路-——要么就是走向復興而成為世界核心強國；要么就是因內部壓力積聚，終于內亂爆炸而分裂解體。

歷史留給中華民族的時間和機會并不太多了！

十三、我很享受孤獨

何新說：二十幾年來，我在學術界獨往獨來。但是我很享受，自得其樂。能避開文人中的俗人、庸人、笨人和壞蛋是一大樂事。可嘆往日那些曾經知我、誨我、提攜我、獎掖我，令我尊敬的長者、能者、德者，于今都已逝去。當今中國已少見真正的文化人。只怕以后再過一兩代，連能通讀《古文觀止》原文的文人也不多了。當今文化表面富麗堂皇，可惜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價值

之沒落，無過今日！令人悲哉痛也!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我悲哀當今民族文化的衰落--未來怕找不到讓民族古典精神棲息的家園。

何新說：現在的“市場轉型”幾乎成為又一種“運動”。未來歷史會證明——近年以全面私有化為目標的這種所謂“轉型”運動，是文革以后我們這個不幸民族所遭遇的又一次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態的浩劫！

生態之破壞，中國有史以來莫如當今之嚴重，也超過當今備受詬病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根源就在于市場化、私有化過程中人們對金錢的瘋狂追逐、各地官員對GD的掠奪式榨取！現在又有人在鼓吹什么農宅地私有化。無非就是再發起又一輪征地運動，對農民的又一輪掠奪。但愿不要再在農村又掀起一波大搞房地產的運動。現在的農村中，多數地區的農民民生相當困頓。應當在農產品市場化的基礎上重建農民的新型合作組織（歐盟、日本、以色列的農民合作組織有成功之模式可資借鑒）。

當今農已棄業，糧有近憂，若再因沿海出口經濟衰退而卷起一個返鄉農民的失業潮，天下豈能得安寧乎？！

何新說：但是，不管未來道路多么曲折——總有一天人們還會回歸莊嚴而反省今日。即使天崩地裂，我相信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總會存留下若干種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總有一天，還會再出現文化昌明的好時代、新時代，真正的盛世；還會再出現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們。讓中華文化的太陽再度明亮！

十四、冷眼看未來淡如清水

何新說：我對未來看得淡如清水。我平生經受過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過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六十年的人生，一切，宛如一場游戲。只留得一抹夕陽幾許微笑而已。

我身體早已外強中干，表面似還好，其實眼半瞎，腦半殘，心半死（我心臟有個窟窿，動脈上有一血管瘤，隨時可能崩破）。惜命的人遇到這種情況，早嚇得半死，會食不好

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醫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檢查出來至今，連再復檢都沒去過。作為專職的政協委員，國家給我安排可享受副部級的高干醫療待遇，每年都有公費體檢，但是十多年來我基本沒去檢查過。

每年暑期我可享受一次去名勝地公費療養的待遇。但是我給國家省了錢，十幾年來一次沒去過。我很少去醫院。中西醫藥理、病理、生理，我略知一二，一般生病我自己調藥自我治療。如果將來身體真有狀況，那我的態度是恬淡寧靜，順天由命。死生有命，萬法皆虛。我是隨時準備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盤去見佛祖的。來時赤條條，去時無牽掛。

而今天但凡我還活著——那只有一種意愿就是，再寫一點東西，利樂眾生，利樂有情，利樂他人。

我現在凡所言、所寫、所愛、所喜、所恨、所苦——

皆非關自我，是以大悲之心觀世——警世，為后代，為國家，為蒼生！如此而已，夫復何求？！

天象異常，危機四伏。善善惡惡，因果相循。命也夫，隨之去，過眼云煙而已。

就個人而言，上天給我的恩寵已經夠多了！這就是我的六十歲感言。

2010年7月16日

（此文最早是根據何新談話的錄音記錄整理。后來經過何新先生多次反復 的修改。這一稿中增加了若干重要的內容。何新先生認為可以作為定稿。）

第二篇：對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再思考

對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再思考

2008-04-23 21:03:51| 分類： 【醫療保險】 | 標簽： |字號大中小 訂閱

對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再思考

胡 濤

(本文字數：3206)《改革與戰略》 2008年第3期

[摘要]在醫療領域，“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現在比較突出。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醫改建議。文章在重新思考這兩大問題的基礎上，對目前一些流行的建議和政策進行了反思。分析既有對目前醫保思路的質疑，也有對完善醫療轉診制度的思考。其中對于在醫療保障體制中引入醫療券是較

新的想法。

[關鍵詞]醫療體制改革；市場化；政府主導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08)03-0145-0

4On China's Medical System Reform

Hu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Poor access and high fee are the two major problems in China's health system.It is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are addressed.Based on re-considering of these two issues, some popular suggestions and policies are re-considered.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includes questioning present policy in health security system, consummating the ideas of establishing transfer system;and the idea of

“Medical Voucher” is very original.Key words: medical system reform;marketization;government-directing

一、前言

我國醫療體制改革自1985年國務院批轉衛生部起草的《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算起已經啟動了22年。其后推進醫療體制改革的政策也是頻繁出臺：1992年9月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衛生改革的幾點意見》；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2000年出臺《關于城鎮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等。雖然醫療體制的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隨之凸顯的“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也慢慢成為醫療領域的兩大頑疾。2005年，針對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后產生的各種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撰寫的《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一文激起了

社會各界對這些年來醫改歷程的反思。

無疑，“看病貴、看病難” 已成為目前醫療領域諸多問題的一個集中體現。它反映出整個醫療領域的供給和需求之間處于明顯的失衡狀態。“看病貴” 是指醫療價格高昂，患者往往不堪重負。據統計資料表明，1993年我國居民因經濟困難有病放棄就診的比率只有5.2%，到了1998年這個數據上升到13.8%，而2003年該比率更是達到了18.7%（顧昕，2005）。“看病難” 則意味著醫療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缺口，以至于醫療服務的可及性比較差。由于存在的問題已經較為嚴重，同時又因為醫療服務關乎全民切身利益，社會各界對繼續推進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近日，隨著《國務院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的下發，進一步醫療體制改革已拉開序幕。社會普遍預期新的醫改方案將會在2008年推

出。

與政府對醫療體制改革的重視相呼應，在學界眾多學者也紛紛把脈中國醫療體制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并且提出針對性的改革思路。粗略看，改革的思路既有框架性的設計，也有對具體改革細節方面的建議。對于醫療領域如何配置資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條：一條強調以政府主導的方式來配置醫療資源（葛延風，2005；李玲，2005）；一條則強調以市場化的方式配置資源（顧昕，2005）。值得指出的是，主張政府主導的并沒有完全否定市場在提高配置效率的補充作用；而主張市場主導的也沒有忽視政府在醫療領域促

進公平的天然優勢。

事實上，無論哪種醫改建議無非都是一種具體的制度設計，而設計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經濟中效率和公平是難以兩全的目標，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不可避免的帶有一定的傾向性。如果認為醫療領域主要的問題是諸如醫療費用負擔不公平，醫療資源在農村和城市之間以及在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之間分配不公等，那么進一步醫改的重點就應該更加注重公平；如果認為醫療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那么改革就以效率優先。就筆者所了解，目前大多數的意見都判斷我國醫療領域出現的不公問題更為嚴重，因此，主張政府主導的改革意見成為了下步醫改的主流聲音。筆者并不否認公平問題的突出性，同時也認為在某些方面政府的介入至關重要，但是忽視市場在調配資源方面的功能很可能使得改革的目標無法達到促進公平的初衷。

二、醫療中“看病貴”的分析

筆者認為，看病貴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藥價虛高和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當然收“紅包”這種灰色收入也是看病貴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不過其產生的原因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醫療領域缺乏有效監管所致，其實更為根本的原因還是醫療領域競爭不夠。筆者認為，下文對于藥價虛高的分析對于醫生“紅包”問

題是基本適用的。

（一）藥價虛高問題

可以說藥價虛高是普受詬病的問題，很多文獻對此有過分析，各種觀點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見仁見智。較為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三種。一種認為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造成了藥價虛高（吳建文等，2006）。因為醫師相對于患者有天然的信息優勢，這使得其有開大處方或誘導病人做過多檢查的激勵。第二種是從藥品流通環節找原因。這種觀點認為藥品批零環節中廣泛存在的制藥企業、“醫藥代表”和醫院及醫生之間的“灰色利益鏈”是藥價虛高的原因。據張映光、戴維（2005）調查，一個生產成本8元的藥劑經過批零整個過程后實際售價達到78元。這之中存在的巨大差價除了醫院和制藥廠的正常利潤外，還存在不菲的醫生回扣和以“醫藥推廣費”為名的公關費用。第三種觀點和第二種有著緊密的關系。它認為醫院直接經營藥房這種“以藥養醫”的方式方便了制藥方和醫院之間的共謀，從而為抬高醫藥價格提供了溫床（中國

衛生發展報告，2006）。

上述三種觀點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基本上都是將矛頭指向了醫療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其糾正的辦法都是帶有較強的“政府主導”色彩。比如自1998年以來發改委共出臺了24次藥品降價政策，即政府部門直接對藥品市場限價。從1999年開始試點的藥品集中招標采購也是衛生部為規制藥價而出臺的針對性的管理辦法。2002年由國家發改委等九部委聯合發文，并選取青島等三個城市作為醫藥分家的改革試點城市（中

國衛生發展報告，2006）。

那么，這些措施的實行效果到底如何呢？眾所周知，盡管多次政府的降價令所涉及的降價幅度不小，但是廣大患者基本沒有感覺到多少實惠。因為藥品一旦降價就很快被一些價格高昂療效類似的藥品替代。藥品的集中招標制也沒有使藥價有實質性的下降，即使一些低價藥經常中標，但是在醫院的實際用藥中難覓其蹤跡（張映光、戴維，2005）。醫療領域的這些實際情況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問題的關鍵，即我們不能將問題簡單的歸于醫療領域的“市場化”之錯。

筆者認為，醫療市場缺乏有效的競爭壓力是問題的關鍵。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其產品的定價是等于邊際成本的，凡是高于邊際成本的價格標高（price markup）行為背后都能找到市場競爭不充分或者壟斷的痕跡，甚至在很多時候恰恰是“政府失靈”所導致的政府職能錯位限制了競

爭。當然，有人可能會指出醫療領域由于其自身固有的信息不對稱使得競爭也無法降低藥品和醫療服務價格。誠然，信息不對稱是“市場失靈”的原因之一，但是其實任何市場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信息不對稱，甚至在很多產業其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并不弱于醫療行業。比如汽車和電腦行業，買賣雙方對于產品的信息是相當不對稱的，可是這兩個行業的價格遠遠沒有像醫療行業這樣高得離譜。產業組織理論中著名的伯川德（Bertrand）模型指出：即使是兩個寡頭，只要價格競爭足夠激烈，其市場的均衡定價也是等于邊際成本。值得指出的是這個結論的成立并不需要假設買賣雙方的信息是對稱的。這意味著，信息不對稱與某個產業價格虛高沒有直接的關系。事實上，經濟學的常識指出只有存在一定的市場勢力（無論這種市場勢力是如

何獲得），其價格才能高于邊際成本。

而我國醫療體制中缺乏競爭往往是與政府部門職能錯位相關聯的。目前，我國的醫療體系還是政府辦的醫院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以總資產來看，國有醫院達到7300億，而私營醫院僅156億。公立醫院是私立醫院的近47倍（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6）。公立醫院的巨大優勢是非常不利于醫院之間的競爭的。政府也采取了促進競爭的改革，比如鼓勵“以公有制為主體，實行多種形式辦醫”格局。但是由于各種原因特別是相關的政策不配套，使得民營醫院處于競爭的劣勢。首先，現在實行的醫療機構分類辦法將民營醫院置于不平等的競爭位置。依該分類法，大多數公立醫院歸為“非贏利性”醫療機構，民營醫院歸為“贏利性醫療機構”。這兩類不同的醫療機構的稅收待遇差別很大，后者要繳納包括所得稅在內的多種稅收，而前者則是全部豁免。僅此一項，民營醫院就無法同公立醫院相競爭，更不用談給公立醫院帶來競爭壓力了。其次，存在勞動要素流動的壁壘。公立醫院的醫師到民營醫院工作或者“走穴”存在著很大的障礙，比如一些公立醫院內部規定如果本院醫生接收民營醫院支付的勞務費并為其診斷病人，那么這個醫生可能會被辭退。要素的自由流動是自由競爭必不可少的條件，公立醫院限制醫生去其他醫院服務的做法無疑障礙了醫院之間的競爭。第三，醫保定點的隱性歧視（中國衛生發展報告，2006）。雖然沒有顯性排斥民營醫院被確定為醫保定點機構的規定，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民營醫院得不到與公立醫院平等的待遇。第四，政府的財政投入。公立醫院在購置設備以及修建門診大樓時可以獲得政府的財政資助，而民營醫院卻是一切都靠自己掏腰包。由此，我們不難發現，醫院之間缺乏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相關規定或者政府職能錯

位。

因此，要解決藥價貴問題，在注重糾正“市場失靈”的同時，還要足夠重視政府職能錯位的問題。筆者甚至認為，依照我們現在改革的實際情況，后者應該是今后醫療體制改革的主要關注點。至于“醫藥分家”，通過直接隔離醫院和藥房的經濟聯系的確對于抑制藥價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筆者認為，這正好是政府職能到位的表現，政府通過拆分藥房隔離醫療領域的上游產業和下游產業，可以消弱醫院市場勢力的作用。值得強調的是，醫療體系的壟斷行為主要來自醫院而非制藥方，所以單純靠“醫藥分家”雖然可以降低藥價的水平，但是如果不對醫院系統做促進競爭的改革，看病貴的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因為只要醫院還是缺乏競爭，那么醫生會通過其他的替代辦法比如多要患者做一些不必要的檢查甚至直接接收賄賂就可彌補以前通過藥品回扣可以獲得的收入。簡言之，藥價貴、“看病貴”的主要原因是公立醫院的強勢壟斷，其解決的關鍵在于政府從直接介入醫療市場的價格控制職能轉變為通過各種措施促進醫療市場的公平競爭。

（二）醫療保障體制問題

在我國，醫療保障體制包括公費醫療制度、勞保醫療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此，筆者將注意力集中在醫療保障的具體思路方面。

據調查，2003年我國仍然有70.3%的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6）。幾乎沒有人否認現在我國低覆蓋的醫療保障體制也是“看病貴”的重要原因之一。說到底，“看病貴”是指相對于患者的收入水平醫療費用的負擔過重。而醫療保障體制的建立可以通過政府資助和社會成員之間的共擔來降低個人發生的醫療支出。另外，醫療保障的低覆蓋也使得醫療負擔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不公。日前，國家在多個城市開展了城鎮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工作。這種廣覆蓋的醫保方向無疑將促進醫療費用負擔的公平性，使得老百姓獲得實惠。但是，筆者認為，在保障思路和具體實施細節上還需要慎重的思考。現在有一種較為流行的思路是“保大病”。這種形式的保險還是沒有脫離“大病統籌，小病自費”的思路。

其基本的想法是，很多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病的治療費用過于高昂，而小病相對來說并不能構成對家庭經濟的實質影響。這種想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大病統籌小病自費”至少具有兩方面的缺陷。其一，這種思路無法體現醫改的公平。雖然大病給任何家庭都帶來嚴重的經濟沖擊，但是人們多數的醫療需求還是感冒發燒之類的常見病和多發病，這些小病如果都是自費，低收入群體實際上很可能因為負擔不起而放棄治療。另外，對于大病來說，低收入群體也不會得到真正的保障。因為大病的治療費用高昂，雖然自付的比例不高，但是其絕對數額相對于低收者也是一筆不菲的開銷。綜上，不難發現，這種醫療保障思路有可能造成逆向補貼，即實際上高收入者獲得了醫療保障而低收者基本獲得不了多少實惠。其二，大病統籌的預算可能無法平衡。現實中經常有這樣的例子，極少數的人將統籌資金消耗殆盡，其他人如果生大病將面臨無錢可用的境地。

當然，并沒有一種完美的醫療保障方式可以既做到對全體人群公平，又使得資金可以預算平衡。不過相對于大病統籌，小病自費這種方式而言還是可以找到更好的辦法。首先，醫療保障網的建立應該切實體現公平，使得低收入的弱勢群體體會到真正的實惠。筆者認為，醫療保障的重點應該是小病和常見病，同

時兼顧大病保障。

具體來說，筆者提出一種新的思路：政府對符合資質的人群派發醫療保障券。在醫院，醫療保障券完全可以等同于現金使用。醫院接受了患者的醫療保障券之后可以直接到政府的財政部門或銀行兌換等額現金。醫療保障券的發放數額可以暫時以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為參照。醫療保障券的合乎資質的人群應該是真正的城市低收入者和全體農民。至于如何界定城市低收入者，暫時可以考慮以城市低保戶和那些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口為主。低保戶和無任何醫療保險的人群可能有部分重合。同時具備雙重身份的人不能派發

兩次醫療券。

這種醫療保障券的方式不僅體現了公平而且也兼顧了效率，同時也不會給政府的財政造成不可承受的壓力。就醫療負擔的公平來說，醫療保障券的發放對象是有選擇性的，它僅僅只是針對低收入人群。這樣可以縮小低收入者與富裕人口之間醫療支付能力之間的差別。醫療保障券相對于現金補助來說，前者切實縮小了貧富人群之間醫療支付能力之間的差距，而后者則不一定。因為貧困人口可能直接將醫療補助的現金用于其他方面的花銷。同時，還因為醫療保障券的選擇性，并不是所有人口都可獲得，這又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政府的財政壓力。就其效率方面，由于患者可以拿醫療保障券在任何醫院求診，所以只有醫療服務好，價格水平低廉的醫院才能夠吸引患者。而其他一些比較通常的廣覆蓋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沒有這種優點。比如，在醫療公費制度下，醫院根本沒有吸引患者前來就醫的激勵，其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以及服務的價格都沒有改進的壓力。而采用醫療保障券就可以有效地促進醫院之間的競爭。因此，醫療體系的整

體運行效率可以得到改進，醫療領域的資源配置也會相應得到提高。

不過，醫療保障券并不能完全取代傳統的醫療保險。對于大病還是采用醫療保險的方式更為合適。為了避免大病保險中逆向補貼的問題，政府可以對那些獲得醫療券的人群適當降低自費比例。總而言之，本文提出的醫療保障的構建思路是：對低收入者派發醫療券并配合現在實行的“大病統籌”醫療保險來達到低收入者“小病免費”、大病社會共同負擔。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思路并非是歧視高收入者，其主要目的是促

進醫療負擔的公平，即縮小貧富人群之間的醫療支付能力的差距。

三、醫療中“看病難”的分析

在分析“看病難”的問題時，有不少人將“看病貴”和“看病難”混淆，并且簡單地認為“看病貴”是導致“看病難”的原因。“看病貴”是指醫療費用高，而“看病難”主要是指醫療服務供給相對于需求短缺（比如很多患者半夜等候掛號就醫的現象屢見不鮮）。也就是說前者與醫療市場的均衡價格相關，而后者是一定價格下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相對狀況。經濟學常識指出，如果一個市場達到均衡，那么該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缺口將消失。而我國醫療領域同時共存“看病難、看病貴”這兩個現象，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深入的考慮我們醫療市場的問題后，其實也不難找到問題的根源：政府部門的職能錯位是其主要根源。因為醫療服務的價格是政府制定，并且低于市場均衡價，這造成了醫療服務的需求大于醫療服務供給，因此形成了“掛

號難、看病難”。既然政府將醫療服務價格固定在較低水平上，為什么還發生了“看病貴”的現象呢？這個問題在前文已有充分的討論，其根源在于醫療領域缺乏有效的競爭導致公立醫院壟斷勢力大，它可以通過各

種辦法來獲得事實上的高服務價格。如開大處方、多做檢查項目甚至收紅包等。

因此，撇開“看病貴”僅考慮如何解決“看病難”的問題的方法很簡單。政府放開醫療市場服務和藥品的價格，即將醫療市場“市場化”，“看病難”將很快消失。事實上，對于放開醫療市場能否解決“看病難”的問題，我國宿遷市“市場化”的醫改已經給出了答案。盡管對于宿遷醫改有多種爭議，但是有一點是達成了共識的，即醫改后宿遷市民“看病難”的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另外，從其他一些國家醫療領域的實際情況我們也能發現，凡醫療市場化程度高的國家，“看病貴”是其主要的問題，而“看病難”基本不存在。比如說美國的醫療市場就是如此。凡“看病不貴”的國家，其“看病難”的問題比較突出，比如英國和印度的患者等候就診的時間長是一種普遍現象。由此，我們可以大致得出“看病難”其實并不難解決，難的是如何在解決了“看病難”的基

礎上防止醫療費用的大幅上升。

當然，同時解決“看病難、看病貴”本身就是各國醫療改革實踐中碰到的難題，無論哪個國家采用何種改革方式都還沒有找到一種徹底解決的方案。不過筆者認為，結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可以采取一些措

施達到帕累托改進的效果，即在不加重患者費用負擔的基礎上，盡量減輕“看病難”的問題。

筆者認為，政府現在擴大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倡議為解決“看病難”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契機。現在我國醫院的布局是按三個等級來劃分的，病人對于就醫地點的選擇沒有限制。由于所有醫療服務以及很多藥品的價格是國家規定的，各個公立醫院之間基本沒有差別。既然價格的差別不大，病人理性的選擇當然是到那些等級高且名氣大的醫院就診。這就造成了一個奇怪得現象：一方面，那些三級醫院特別是所謂的三甲醫院“門庭若市”，另一方面，大多社區診所和一級醫院“門可羅雀”。病源在醫院之間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不僅使得大家普遍感到“看病困難”，同時還有大量醫療機構的人員和設備處于閑置狀態。其實，到三級醫院看

病的患者有相當多的都是一些感冒發燒之類的普通病癥，而這些病癥到一級醫院完全可以治療。針對我國目前“看病難”，同時又有很大一部分醫院的醫務人員和醫療設備空轉的現狀，可以采取合理分流病源來緩解“看病難”的問題。具體的做法可以參照英國的情況，即全科醫師負責初級醫療服務，醫院負責專科治療，病人如需專科診療必須由全科醫師推薦轉診。借助現在政府提倡社區衛生體系構建的機會，可以將三級的醫院布局簡化為兩個層次：將街道衛生室、鄉鎮醫院甚至部分二級醫院分散布局到各社區，將其定位為社區醫院，主要負責類似于英國全科醫師的責任；將三級醫院和部分實力雄厚的二級醫院定位于專科醫院，主要負責接收從社區醫院轉診來的病人。同時，病人如需到專科醫院治療，需要有社區醫院開具的轉診證明。有了這樣的轉診制度后，病源不僅得到了合理的分流，“看病難”的問題將大大緩解。同時醫療領域的效率也會提高。因為隨著轉診制度的實施，定位不同的醫療機構可以越來越專業化，隨著分

工的加細，不同的醫療機構在其專門化的領域內診療水平就會有明顯的提高。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轉診”解決“看病難”的思路并非筆者首先提出，已有不少學者已經提出過這種辦法，不過大多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轉診制度的推行有可能強化專科醫院的壟斷勢力，進而使得專科醫療費用飛漲。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專科醫院使得不同醫院各自都有明顯的特色。比如一些醫院擅長骨科、一些醫院擅長眼科等。而這種優勢其實形成了醫院之間醫療服務產品的差別化。產業組織的經典理論指出，差別化可以軟化競爭，使廠商獲得超額利潤。對于這個問題，筆者依然認為，引入市場競爭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也就是說，政府在推行轉診制度的同時，放開專科醫院的準入制度，積極推進外資醫院的引入。為了更好的促進市場競爭，政府還需要轉變監管職能，將注意力集中在促進公立醫院與其他所有制

醫院的公平競爭上，特別是要解除一些造成不公平競爭的隱性障礙。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對于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的意見一致存在著“政府主導”和“市場化”之辯。前者主要根據醫療服務領域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以及一些醫療服務的公共品性質，認為只有政府的介入才能矯正這些“市場失靈”。同時大多持“政府主導”觀點的學者還認為，現在醫療費用的飛漲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藥品市場一味追求收益的市場

化行為。另外一部分學者則認為，“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問題根源并非“市場化”之錯而是政府職能的“錯位”。筆者認為，將目前我國醫療領域效率低下，醫療費用負擔不公的問題歸因于任何單方面的責任都有失偏頗，應該結合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優勢來推進醫療體制的改革。具體而言，本文提出的醫改建議分為以下三個方

面。

1．政府逐步將醫療領域的定價職能交還給市場。在醫療領域，目前政府的某些職能錯位。比如現在醫療服務的價格、很多藥品的價格還有新藥的審批都是由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但是這種直接控制市場價格的做法已經由實踐證明收效甚微。經濟學基本原理指出，任何市場都只可能通過競爭才能降低價格，政府直接控制價格往往不僅不能降低價格，實際上還可能有失公平。這從我國醫療領域多次降價無果，以及其他行業如鐵路春運限價后“黑票”猖獗等實際情況中得到了不少教訓。因此，政府應該從直接規制市場價格和審批的職能轉變為“裁判員”的角色，讓價格由一個充分競爭的醫療市場來形成。具體而言，政府應該改變醫療領域政府單一投入的體制，鼓勵社會多種資本以及外資的進入，打破公立醫院一家獨大的壟斷局面。同時，政府部門還需要嚴格監管醫療市場，消除諸如醫保定點、醫務人員流動以及財政投入和稅收等方面違反公平競爭的顯性及隱性壁壘。只有政府切實完成了公正的“裁判員”職能，醫療領域的公平競爭才有希

望。而只有醫療市場的競爭充分了，“看病貴”的問題才有望真正緩解。

2．政府積極推動并建立公平的醫療保障體系。毋庸置疑，政府在推動公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看病貴”的問題后面還隱含著醫療費用負擔不公的問題。上文已經指出，我國現在仍有大部分人沒有醫療保險，而這些人大多都是低收入者。現在流行的醫保思路是“小病自費、大病統籌”。在上文中已經指出了這種方式很可能會造成醫保資金流向富裕人口的不公現象。在此筆者提出一個更加公平的思路：“小病基本免費，大病統籌”。小病如果對全部居民免費，政府的財政負擔會很重，同時也沒有必要。針對于此，筆者提出醫療保障券的想法，即政府通過對特定人群——城市低收入者和農民派發醫療保障券來縮小貧者和富者之間醫療購買能力的差距。值得指出的是，醫療保障券除了在促進公平方面不弱于其他醫療救助方案。它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優點，即它可以促進醫院之間的競爭。這使得在促進公平的同時還兼顧了效率的提

高。

3．改變現有醫院布局，建立轉診制度。現有“看病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患者無論病的大小都喜歡去等級高、名氣大的醫院求診。這樣常常使得一方面大醫院看病非常困難，一方面大量的小醫院無病可看。將現有的三級醫院格局改為社區和專科醫院兩個層次，患者有需要時先到社區醫院就診，如遇到社區醫院不能提供的醫療服務，患者需持社區醫院開的轉診證明去專科醫院治療。這樣通過合理分流病源，“看病難”的問題將大為緩解。考慮到建立了轉診制度后，各專科醫院可能因此在不同的如眼科、骨科等領域擁有過大的壟斷力量，也許會造成患者無法承擔在專科醫院的費用，筆者認為，對于這個問題，完全可以照搬前面解決“看病貴”的思路，即通過放開專科醫院準入，促進醫院之間的競爭來達到降低醫療費用的目的。

第三篇：對中國汽車業現狀的再思考

對中國汽車業現狀的幾點思考

李永鈞

入世10年，中國汽車業發展速度之快，為世界汽車發展史所罕見；但與此同時，許多積聚的問題和深層次矛盾逐漸凸現出來，再次拷問中國汽車產業。

思考一：“盛世危機”決非危言聳聽

有人說，目前中國汽車業“盛世危機”，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代，又處于一個危急的時刻！套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一句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有業內人士不敢茍同，認為這是危言聳聽；但筆者認為，此話實在，決非危言聳聽。

所謂“關鍵年代”，是指改革開放30年，中國汽車產業結構性的主要矛盾從產業內部轉移到產業外部，汽車產業在從國家的短板成為長板的同時，將能源、環境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領域轉變為短板。中國汽車產業的未來仍面臨一些不甚明朗的問題，今后汽車產業的發展不能像原來那樣只顧自己，必須要兼顧汽車與經濟、與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但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解決，中國汽車業究竟向何方去？所以正處在中華民族汽車工業發展的關鍵時刻。

所謂“危急時刻”，是指面對世界汽車產業格局的變化，中國本土汽車正在遭遇生存危機。在入世10年后，跨國公司在中國完成了三大轉變，產品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變、市場由一線城市向全國延伸、盈利從整車向全產業鏈推進。如今，在產業環境發生轉變的時刻，跨國公司的動作更加迅速，他們的新的中國戰略已經進入實施階段。中國本土汽車產業正越來越處于“邊緣化”。

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汽車業快速發展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汽車業確實趕上了“最好的時代”，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車市的強勢表現已經引來全球汽車廠商的無限覬覦，世界汽車發展的重心正向中國轉移。與此同時，由于世界汽車強國的“重重包圍”日趨緊迫，全球沒有哪一個市場，像中國這樣競爭得那么厲害。歐美日韓的品牌，在中國已經牢牢站穩了根基，而我們的自主品牌份額卻在不斷蠶食、下滑，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汽車業遭遇“最壞的時代”。

筆者十分贊同“盛世危機”的觀點，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汽車工業既有“危”也有“機”，而且發展的機會絕對大于危險。

從品牌到市場、從技術到人才、從整車到全產業鏈，盡管中國汽車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但依然沒有擺脫對跨國公司的依賴。引領中國汽車市場發展的是眾多國際品牌，不是自主品牌。中國汽車產業的主力企業，特別是國有汽車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要依靠合資企業中的外方產品和技術賺取利潤，刀把子攥在別人手里，這不是“危機”是什么？

中國人口和市場之龐大，確實是為任何一個跨國公司、任何一個品牌所羨慕的。作為中國自主品牌，要在中國市場扎下根，為中國消費者提供優良的產品和服務，這個市場確實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機遇。過去兩年，我們的汽車市場在全球排名第一位，說明中國汽車市場的重要性，更說明中國的經濟和人民的收入已經進入了高速成長期。這應該是一次通向成功的希望，期待中國本土車企在創業之后各自闖出一條創新之路。

對于中國汽車30年的發展，我們要看到它的成績和進步，不能妄自菲薄。因為我們30年走過的歷史，可能是西方花了上百年走過的歷史。但“盛世”中必須保持頭腦冷靜，看到問題，正視危機，這也是我們面向未來發展的信心和基礎。其實，汽車產業面臨的這些問題和挑戰，是任何一個行業，以及人類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的問題。因此，大可不必忌諱“盛世危機”，相信人類能夠以他的智慧解決這些問題，正確引導汽車產業健康地發展。

思考二：其選擇樂觀，不如選擇審慎

今年以來，車市在持續幾個月的煎熬之后，從制造商到經銷商們，都迫不及待地需要一輪銷量增長，減少滿倉的庫存，也順帶修飾下難看的財務報表。或許他們可以從中汽協公布的4月份銷售數據中尋找到一 1

些好消息。中汽協數據顯示，4月國內乘用車共售出127.60萬輛，環比下降8.85%，同比增長12.46%。從數據上明顯看出，4月國內乘用車銷量重現兩位數同比增速。于是，業內有人判斷：4月份銷量顯現汽車市場已經復蘇，5月份預計還將繼續回暖。

不過，筆者覺得，這種判斷是一種經驗型的判斷，因為在井噴的車市發展中，這種規律是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從2009年開始，中國車市已經開始掉頭向下，所以在一個存在衰退可能的市場中，對于這種盛世的經驗是不是可以沿襲到下滑的市場，只能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筆者以前也是這種經驗型判斷的支持者，入世后這幾年，中國汽車市場似乎印證了這一點。當時，即便再有先見之明的預言家，也無法預知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消費國。既然中國車市的高增長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那么未來市場的突然變化，也同樣可能出人預料。2001年以前，人們總是低估中國車市的潛力，之后，大家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以為中國車市是一個永遠挖不完的金礦。

近幾年發生的事實開始慢慢模糊了筆者的判斷，在豪邁地登上1800萬輛、躍居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之后，我們有幸見證了可能是有生之年最深遠的一場經濟危機。中國車市增長乏力，連續兩年都沒有如行業預料的那樣跨越2000萬輛大關。與此同時，在前幾年車市高增長的巨大數字背后，是汽車數量快速增長下帶來城市的諸多問題——交通負荷擁堵、環境污染、能源短缺等越來越成為城市發展的“瓶頸”。無怪乎就有悲觀人士稱：“災難性的后果將慢慢顯現！”

也許我們被太多的中國市場可以免疫的論斷迷惑，但是急轉直下的局面讓決策者和我們普通人一樣目瞪口呆。特別是今年，不僅普通品牌持續低迷，連一貫爆發式增長的豪華品牌日子也頗不好過，雖然銷量增幅還是很迷人，但是終端價格體系幾近崩坍。實事求是地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可以永遠增長的市場。波動，甚至是不可思議的波動，這才是真實的市場。面對無法預知的市場，應該冷靜下來，與其選擇樂觀，不如選擇審慎。

其實，對于今年中國車市的真正走向，現在誰都無法給出明確的判斷。我們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幾乎沒有在衰退環境下發展和騰挪的經驗。但無論心態是悲是喜，謹慎的布局和行動是市場回歸理性的體現，也是企業穩健發展的前提。今年以來市場環境變化快，不確定性增加。2012年，應該是中國車市的一個轉型年，高增長已經是過去時，從此，車市上演的是殘酷的份額大戰。對汽車企業來說，重要的是要加強建設風險管理能力，促使認真、有效地實施轉型，以應對宏觀環境大變量中求生存、求發展，多點心眼看市場，防范于未然，總是好的。

思考三：新能源車的春天到來了嗎？ 今年4月，歷時數載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終獲通過。在前不久舉行的以“創新、跨越”為主題的2012北京國際車展上，88輛新能源汽車高調出現在觀眾的面前，幾乎所有的參展車企都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車，包括純電動、混合動力、增程式等等，車展儼然成為新能源汽車的熱身舞臺。

車展外的不爭事實是：我國加快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無疑有著自身的現實壓力。一方面是能源壓力。隨著我國汽車保有量的不斷增長，汽車燃油消耗量不斷上升，預計2020 年將達到2.5億噸，石油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預計2030 年將達70%；另一方面是環保壓力：中國政府承諾到2020 年中國單位GDP CO2 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50%，從這個意義上看，新能源汽車勢在必行。

《規劃》指出，要以純電驅動為汽車工業轉型的主要戰略取向，當前重點推進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產業化，推廣普及非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節能內燃機汽車，提升我國汽車產業整體技術水平。業內人士認為，《規劃》的推出，為我國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確立了清晰的戰略路線圖，使相關政策更加明朗，打消了汽車生產企業的顧慮，統一了行業思想，為產業下一步的整裝上陣開啟了機遇之門。

《規劃》為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列出了時間表，根據這個時間表，未來中長期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目標為，爭取到2015年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累計產銷量達到50萬輛，到2020年超過500萬輛。

不過筆者對此表示擔憂，認為實現這個目標并不樂觀。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不完全統計，一季度汽車整車企業生產節能與新能源汽車8626輛，其中，純電動汽車1655輛、混合動力汽車1300輛、代用燃料汽

車5671輛；銷售新能源汽車10202輛，其中，純電動汽車1830輛、混合動力汽車1499輛，代用燃料汽車6873輛。按照目前的產銷狀況，如果沒有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動，實現上述目標有一定難度。

筆者堅持認為，目前我國混合動力的產業化條件比較成熟；純電動車是未來發展方向，但鑒于技術差距，“十二五”只是起步階段，“十三五”期間才會有較快發展。因此，目前兩者應齊頭并進。從“十二五”開始，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總體進入了導入期，這個時期具有兩個特征，一是企業成為研發的主體，二是上升為國家新興產業戰略高度。但要真正完成導入期，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對于中國而言，新能源汽車是一場汽車產業變革。它的變革之大，可能遠遠超過喬布斯的“蘋果”。因此包括政府和企業，切不可浮躁與急于求成。

對于《規劃》提出的極具針對性的多項重點工作，許多業界人士認為，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要想跨越式發展，在產業化未到來前，國家必須強力扶持，因此緊隨《規劃》之后，應該就是內容的細化實施。并出臺配套的實施細則，防止低水平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此外，發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不能光靠政策支持，關鍵要靠企業自身能力，努力突破核心技術，解決新能源汽車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思考四：中國汽車出口“內憂外患”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2012年5月發布的《中國汽車工業產銷快訊》，2012年4月，中國汽車生產企業完成汽車出口87437輛，同比增長29.50%，其中，汽車企業出口乘用車48716輛，同比增長31.79%；出口商用車38721輛，同比增長26.73%。今年1～4月，我國汽車企業累計出口汽車278940輛，同比增長23.75%。其中，乘用車出口量為155311輛，同比累計增長26.01%；商用車出口量為123629輛，同比累計增長21.03%。

然而，在這漂亮的數據背后，由于一系列“瓶頸”的制約，中國汽車出口正處于擺脫“內憂外患”窘境的重要關口。

受到我國汽車主要出口市場貿易壁壘抬頭、出口“門檻”提升以及國內車企加快海外產業布局等多重因素影響，今年以來我國汽車出口增速明顯放緩。以一季度為例，出口增速較去年同期回落46.1個百分點；據統計，一季度一般貿易占比提升，加工貿易出口大幅減少，所占比重由去年同期的14.6%下降至6.4%。

2011年，巴西曾是我國汽車最大出口市場，但自2011年12月15日起，巴西正式將進口汽車工業產品稅上調30%，致使我國汽車在巴西市場上的進口成本大幅上漲25%至28%，這極大地抑制了我國汽車對其出口。今年1季度，我國對巴西汽車出口量凈減少1.7萬輛，拉動我國汽車整體出口增速下滑10.8個百分點。

此外，震后日本汽車業加速擴張海外市場，對我國汽車市場空間形成擠壓。2011年日本地震與海嘯之后，日本重要零部件供應短缺使全球市場供應格局發生轉變，但隨著恢復工作的展開，日本車企紛紛開始大幅增產。去年8月份日本汽車產量震后首次出現同比上升。不僅如此，日本企業更加大把整車、供應鏈轉移到海外的步伐，在東南亞和南美市場的表現突出。相關數據顯示，2011年泰國和印尼汽車產量分別為146萬輛和84萬輛,其中約90%為日本企業生產。同時，日本車企對墨西哥和巴西的投資也加速擴張，建立了面向整個南美大陸的供給體系。這些均為我國汽車出口的主要市場，日本車企全球化產業鏈布局加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國汽車在上述地區的競爭壓力，擠占了我國出口市場份額。

拋開外界環境這個因素不談，質量偏低、強勢品牌缺乏困擾中國汽車出口業；我國汽車出口目的地集中于北非、南美、中東等欠發達地區或新興市場，出口企業相互之間的競爭仍局限在低成本、低價格、低利潤的層面。隨著我國汽車出口環境進一步的復雜和惡化，國內車企貿易風險正逐步積累。此外，我國汽車產品同質化比較嚴重。由于產品差異性小，大部分企業主要通過價格戰手段進行競爭；而且有時由于價格戰打得過于激烈，導致企業的研發、售后、品牌建設能力不斷削弱。這不利于行業的長期發展。筆者認為，透過中國汽車出口的表面繁榮，我們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警惕。中國汽車要真正走出國門，任重而道遠。

思考五：60億節能車補貼能激活車市嗎？

在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決定安排60億元支持推廣1.6L及以下排量節能汽車。會議指出，擴大節能產品消費既能穩定增長、擴大內需，又能促進調整結構、節能減排。但業內人士認為，此次補貼

力度不及2009年每年100億元的補貼力度，縮水較多；且購車、用車環境已經不及2009年，更可視為一種鼓勵信號，提振消費信心的作用大于實際的補貼力度。

從理論上講，今年車市增長低迷，而1.6L以下車型表現尤其較差。因此60億節能車補貼，應該是能夠促進節能車消費和車市增長的一項針對性很強的政策。尤其有利于改善微型轎車嚴重負增長的車市結構性危機。但在高額的技術升級投入面前，國內大多數汽車企業卻興奮不起來。

按照現行規定，工信部從去年10月1日開始，將納入補貼范圍的節能汽車“門檻”提高，百公里平均油耗從6.9L降低到6.3L，并于2011年10月19日公布了僅有49個車型的第七批節能汽車推廣目錄。這就意味著，如果百公里平均油耗不能做到低于6.3L，那么就意味著購買該企業產品的消費者將拿不到政府3000元/輛的補貼。

對于國內大多數汽車企業來說，技術升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自主品牌技術升級壓力更大。現在做一臺好發動機的投入差不多占整車投入的三分之一，假如一輛車5萬元，基本上發動機成本要在1.6萬元左右，且要兩三年之后才能上市。從第七批節能汽車目錄的車型比例上便可明顯看出，共49個車型中，合資企業31個車型占比超過六成，而自主品牌共入圍18個車型，僅占37%。

較為嚴格的油耗標準對于合資企業同樣是一道“緊箍咒”，近期排量在1.6L以下車型節能車審核明顯加嚴格。自從2011年9月中旬開始明確提高油耗標準，各企業開始加速新車的油耗目錄的申報，從申報效果看，去年11月1.6L以下排量的新車申報中符合新標準的車型占總量的58%，12月突破到73%，但從今年1月開始的申報達標比例明顯下降，2月僅有34%的車型達到新的補貼標準，3月更是低到23%。慘淡的車市對汽車企業盈利能力是較大考驗，利潤下滑對于技術研發的投入比例自然會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目前仍然享受政府節能補貼的汽車產品，在低迷的車市環境中，也未必一片坦途，1～4月1L以下車型實現15%負增長，未出現好轉跡象。更何況目前車市終端價格戰愈演愈烈，動輒幾千甚至上萬元的降價比比皆是，數千元的官方補貼在實際拉動銷量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政府沒有補貼，汽車廠商也會給消費者讓利，決定銷量的還是產品的口碑以及品牌知名度。

與此同時，筆者對中國汽車產業過度依賴政策的現狀表示擔憂，認為目前的汽車市場陷入低速增長，是對于以往高速增長的一種正常回調。過去幾年，救市政策刺激下的高速增長，實際是對于未來需求的透支，造成了汽車生產儲備不足，產能倉促擴張，產品品質下降，產品價格抬升，供求關系嚴重失衡，最終導致未來許多企業生產規劃趨于過度樂觀，以至于造成未來產能過剩。筆者認為，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會破壞市場自身的生理機能，如消費潛能被過度透支、企業肆無忌憚地擴充產能等，刺激汽車消費的重點應該是改善消費環境。

思考六：汽車上市公司業績分化加大

最近公布的汽車類上市公司一季度報顯示，受銷售不暢、燃油價格上漲的影響，超過六成的公司在第一季度出現業績同比下滑。但在低迷中亦不乏亮點，有近四成的公司業績上升，汽車類公司業績分化加大，體現出各公司產品競爭力的差異。

據統計，24家汽車整車企業在今年第一季度合計實現營業收入2163.08億元，同比增長9.18%；實現凈利潤104.94億元，同比下滑了1.04%。不過，仍有8家整車公司由于銷量穩定增長而實現業績的同比增長。

17家凈利潤均下滑的上市車企中，一汽轎車、曙光股份、中航黑豹和亞星客車均出現虧損。其中，一汽轎車受市場競爭壓力，一季度實現利潤總額-4，240.46萬元，同比減少109.30%；凈利潤-1，086.16萬元，同比減少102.77%。除四家虧損的企業以外，長安汽車、江淮汽車、海馬汽車、東風汽車、金龍汽車、中國重汽、比亞迪和ST金杯今年第一季度凈利潤降幅均超六成，凈利率均在2%以下。

其中，長安汽車凈利潤下降近八成；比亞迪凈利潤下降九成。

8家凈利潤上升的上市整車企業中，凈利潤增長最快的是福田汽車，一季度凈利潤同比增長225.6%；不過，仔細分析發現，福田汽車凈利潤主要是靠營業外收入得來，其營業利潤(4.87億元)實際較去年同期(4.93億元)略有下降。受益于SU V市場的快速增長，長城汽車業績取得了較快增長。長城汽車營收和凈利潤分別同比增長25.6%和24.9%。上汽集團和一汽夏利凈利潤均以個位數增長。其中，上汽集團營收增長13.7%，凈利潤增長7.0%；一汽夏利凈利潤增長6.6%。

而市場占有率較高的中通客車和宇通客車業績保持穩定較快的增長。而其他客車企業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業績下滑。

上述車企一季度業績走勢顯示，企業分化明顯，各家企業盈利能力與收入同步變化，收入增長較好的企業盈利能力保持得也相對較好，甚至有一定增長，而收入下滑的企業盈利能力亦處于下滑。此外，產品競爭力強、譜系結構合理的企業收入增長大幅超越行業，而部分渡過產品密集投放期、車型結構老化的企業收入下滑明顯；收入、盈利、競爭能力的多重作用加劇了行業內企業的業績分化。

零部件公司受影響

受整車銷量下滑影響，據統計，具有可比數據的55家汽車零部件及汽車服務業上市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合計實現營業收入524.58億元，同比下滑了6.96%；實現凈利潤40.20億元，同比下滑了23.62%。其中，僅有17家零部件公司在一季度實現凈利潤的同比增長，而由于擁有向外資和合資車企大批量配套的優勢，精鍛科技的業績增幅居汽車零部件類公司之首。公司在第一季度營業總收入超過1億元，同比增長27.30%；實現凈利潤2877.60萬元，同比增長68.50%。

零部件類公司業績分化的主要原因，則是其下游整車廠商是否保持著銷售的增長。預計，隨著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今年汽車類上市公司業績分化還將繼續下去。

思考七：經銷商上市融資孰兇孰吉

日前，籌謀上市已久的經銷商集團——永達集團已成功通過港交會上市委員會聆訊，不久后有望正式登陸H股市場，業內人士預計，永達集團將借此融資約31.54億港元至37.85億港元。

據了解，目前除了聯拓集團選擇在美國上市外，龐大集團（601258.SH）、亞夏汽車（002607.SZ）、中進汽貿（600335.SH）、物產元通（600704.SH）、中升控股（00881.HK）及正通汽車（01728.HK）等經銷商集團，都已經登陸了A股或H股，而現在，除了永達集團即將登陸資本市場之外，惠通陸華、內蒙古利豐、山東潤華等經銷商集團，也都在謀劃上市融資。

國內汽車市場目前正處于調整期，經銷商應當積極轉型和創新，合理布局營銷網絡，擇機低成本進行收購、重組、擴張等行為，而這些擴張行為勢必帶來資金難題，上市融資也就變得十分必要了。

長期以來，經銷商在庫存、價格等方面均受到整車廠的制約，尤其在市場形勢不理想的情況下，經銷商相對較弱的話語權勢必會給他們帶來較大的生存困境，因此，對經銷商而言，只有繼續做強才能增加自己的話語權，以便在與整車廠的對話中，爭取到更多的談判條件。資金保障是汽車經銷商做大做強的必然需求，而上市就可為經銷商提供穩定的融資渠道，引得汽車經銷商趨之若鶩地奔向資本市場。

不過，也有許多業內人士質疑，上市融資這條路對汽車經銷商而言究竟有多大幫助，這一問題至少從現在來看并不樂觀。

去年4月28日，龐大集團正式登陸國內A股市場，但上市當日，其股價便從發行價45元暴跌至34.58元，在跌破發行價的同時，大批投資機構也被深度套牢。此后，龐大集團將募集來的資金大量用于經銷商網點建設、支付購車款、支付銀行保證金、償付銀行貸款等方面，但由于汽車市場整體走勢不佳以及在與整車廠家的合作中缺乏話語權等因素，龐大集團經營業績越來越低迷，整個2011年，凈利潤銳減了56%，并計提壞賬4.1億元。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汽車市場的整體走勢一直未見好轉，這導致龐大集團今年第一季度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下降了33.26%。與此同時，截止到5月16日，龐大集團股價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從發行價45元一路狂瀉至7.28元，股價縮水幅度達到了83.8%。

更何況，今年前4個月出現利潤下滑，在汽車產銷情況整體委靡以及股市投資環境不佳的情況下，經銷商集團的上市前景已經籠罩在一層陰影中。經銷商急于圈錢的形象以及已上市經銷商不佳的市場表現，讓眾多投資者的心態較之前更加謹慎，因此，今后上市的汽車經銷商將會遭遇更嚴峻的投資市場考驗。而對于永達上市后的前景，還是要看其發行股價以及上市時機，今年前幾個月的市場利潤下滑、進口車市場庫存增加等情況都將影響投資市場對此類股票的看法。

筆者認為，盡管融資之路注定不平坦，但這絲毫不會阻擋汽車經銷商大步邁向股票市場的決心。由永達集團開啟的新一輪經銷商集團上市局面，掀起了行業里對經銷商發展模式的廣泛探討，經銷商們顯然還

是希望以一種更積極的心態去面對不斷變化的中國汽車市場，“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思考八：零部件何以“破繭成蝶”

入世10年我國汽車產業發展留下的不足之一是對零部件產業重視不夠，零部件發展滯后于整體汽車工業發展，與我們1800萬輛的年產銷量、世界第一的寶座很不搭調，汽車零部件已經成為中國汽車業的最大軟肋。

其一，雖然中國汽車零部件產業盈利水平全球最高，但在全球汽車零部件100強上都看不到中國企業的名字。目前上汽、一汽、東風三大汽車企業的銷量可以進入世界整車前十的行列，但世界汽車零部件100強中沒有一家中國企業。

其二，中國汽車零部件工業缺少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汽車關鍵零部件大都是在華的外國獨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生產的。在汽車電噴系統、發動機管理系統、ABS、微電機、安全氣囊產量中，外資企業所占比例分別為100%、100%、91%、97%和69%。極大地制約了汽車工業的自主創新和自主開發。如果說過去中國零部件與國際差距有20年，現在則是25年。

其三，目前全球排名前100位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中有70%已來華開展業務，在中國大陸進行汽車零部件生產的外資企業超過1200家，在中國汽車零部件市場已經占到60%以上的份額。中國本土汽車零部件企業越來越被“邊緣化”。據不完全統計，國內本土零部件企業共有2萬多家，其中規模以上汽車零部件企業近8000家。然而中國零部件企業始終無法突破技術壁壘，在國際上無法確立話語權，這是失守半壁江山的重要因素之一。

面對國內零部件行業的先天弱勢和國外零部件大鱷的咄咄逼人，汽車配件企業該如何“破繭成蝶”，跟上快速發展的中國汽車產業呢？ 筆者認為，中國汽車零部件發展的戰略要有系統的規劃和設計。對汽車零部件產業必須要有高度的重視，要導入國家政府的資源予以大力的扶持。此外，必須重新審視整車和零部件的關系，整車企業特別是自主品牌的企業要用戰略的眼光來扶持零部件企業的發展，同時呼吁更多有眼光、有抱負的企業進入零部件產業，盡快突破我國汽車零部件企業面臨的技術研發、產品結構、質量和成本控制等幾大“瓶頸”的制約。

與此同時，汽車配件企業要“破繭成蝶”，還需要加大自主研發力度，產出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不僅有利于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和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利于縮小行業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優化產業結構，保證行業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只有這樣，中國汽車零部件才能擺脫“生產上、技術上、技術研發上被越來越邊緣化”的局面，并努力進入國際汽車零部件采購體系。

當前世界汽車零部件產品的生產供應方式已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這對國內零部件企業提出了更高的系統集成技術能力的要求。汽車配件企業要加快企業的重組和升級，形成規模效應，在激烈的競爭中有一席之地。

總之，是追求擴張和盈利水平，還是從規模轉向技術導向，中國汽車零部件該何去何從？這是擺在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面前一道待解的題。（責任編輯石榮）

本文在2012年8月份《汽車工業研究》雜志發表

第四篇：我對未來職業的思考

職業選擇是人生未來發展的初步定位，良好職業規劃設計又是職業發展的基礎。曾有報道哈佛大學作過一項研究，結果表明沒有明確目標的職業生涯是很難獲得成功的，實際上，只有4%的人能獲得成功，而他們所以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們為自己的職業生涯早早確定了明確的目標，并且始終堅持。大學生正處在身心全面發展的青春期，是一個迅速趨向成熟而又未真正成熟的階段。一個設計良好的職業生涯規劃將會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自我所處的主客觀環境，并進行認真系統的分析、總結和預測，讓大學生更加清醒地認識自己、認識社會，了解社會職業發展趨勢，進而確立正確的人生目標。這也使大學生自身人格不斷完善，進一步適應社會發展需求，并在大學學業過程中調整知識結構，彌補實踐技能的欠缺。增強綜合素質，從而間接規避了擇業過程中盲目就業的風險，最終實現人生目標。想到設計職業生涯規劃，開始對自己自身的興趣、愛好、能力、特長、經歷及不足的各方面進行了思考，要對這些進行綜合分析與權衡，結合社會時代的特點，根據自己的職業傾向，確定自己最佳的職業奮斗目標，并且要這實現這一目標做出有效的安排。職業生涯設計的目的決不只是為了協助個人按照自己資歷條件去找一份工作，達到和實現個人目標，更重要的是為了幫助自己真正了解自己，為自己訂下一個事業大計，籌劃未來，進一步去詳細地估量內、外環境的優勢和限制，在這樣的情形下設計出對個人而言合理而且可行的職業生涯發展方向。

了解認知自我是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的前提，我們要做一個了解自己的人，只有這樣才能為自己的未來做好規劃，指引我們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選擇自己想要追尋的人生理想。認知自我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需要考慮很多的因素。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和為自己職業發展著想，我們有必要按照職業生涯規劃理論加強對自身的認識與了解，找出自己感興趣的領域，確定自己能干的工作也即優勢所在，明確切入社會的起點及提供輔助支持、后續支援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確自我人生目標，即給自我人生定位。自我定位，規劃人生，就是明確自己“我能干什么?”、“社會可以提供給我什么機會?”、“我選擇干什么?”“我怎么干”等問題，使理想可操作化，為介入社會提供明確方向。

要制定一份好的規劃，從原則上說，應該把握三個主要內容：自已能夠做什么，社會需要什么，自己擁有什么資源。因此，就有必要進行自我分析、環境分析和關鍵成就因素分析。

首先，知道自己能夠做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這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應該知道自己能夠做什么、做到什么。當然，這也是相對而言的，因為一個人的潛能發揮是一個逐漸展現的過程。但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興趣、潛能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仍然是一項具有前提性的工作。其次，社會需求什么。一個人在明確自己想做什么、能什么的同時，還應考慮社會的需求是什么這一重要因素。如果一個人所選擇的領域既符合自己的興趣又與自己的能力相一致，但卻不符合社會的需求，那么，這種前景無疑會變得暗淡。由于分析社會需求及其發展態勢并非一件易事，因此，在選擇目標時，應該進行多方面的探索，以求得出客觀而正確的判斷。第三，自己擁有什么資源。這里所說的資源，不僅指經濟上的資金，還包括社會關系，即通過自已既有人際關系以及既有人際關系的進一步擴展所可能帶來的各種具有支持性的東西。總之，規劃必須將個人理想與社會實際有機地結合，能夠幫助一個人真正了解自己，并且進一步評估內外環境的優勢、限制，從而設計出既合理又可行的職業事業發展方向。只有使自身因素和社會條件達到最大程度的契合，才能在現實中發揮優勢、避開劣勢，使規劃更具有可操作性。

人生之路到底該如何去走？記得一位哲人這樣說過：“走好每一步，這就是你的人生。”是的，人生之路說長也長，因為它是你一生意義的詮釋；人生之路說短也短，因為你生活過的每一天都是你的人生。俗話說，欲行千里，先立其志。否則，漫無目的地亂走一遭，必然會殆誤時機，浪費年華！我們要立足于自己的本職工作為自己擬定一份職業生涯規劃，將自己的未來好好設計一下。有了目標，才有動力。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森林，承載著收獲、芬芳、失意、磨礪。但是，無論眼底閃過多少刀光劍影，只要沒有付諸行動，那么，一切都只是鏡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一個人，若要獲得成功，必須得拿出勇氣，付出努力、拼博、奮斗。

第五篇：我對未來信息化教學的思考和認識

我對未來信息化教學的思考和認識

張亞娜

進入新世紀，信息化浪潮滾滾撲面涌來，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變著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也正在影響并改變著學校的管理模式、教學模式、學習方式乃至師生的生活方式。因此，積極推進教育信息化建設成為學校教育現代化的必然，并將在較大程度上推動教育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我也相信，通過長期的踐與理論探索，信息技術的優越性越來越顯現出來。面對滾滾而來的信息化熱潮，作為一個學校應該如何應對呢？在教育信息化的推進上，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思考和做法。

1.信息教育技術給學校帶來新的教學環境、新的設備、新的教育理念，學校應該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支持信息技術在教學中應用的制度體系。

2.擁有高質量、獲取方便的數字教育資源才能有效地支持教師開展各種教學活動，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因此，學校要多渠道、多途徑為教師提供優質教育資源。要充分利用好遠程教育資源，鼓勵學校教師開發校本資源。

3.教育信息技術在課堂教學中的優勢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體現出來的，需要教師將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不斷探索信息技術環境下教學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不斷提高自己的信息化教學技能和技巧。

4.教育信息重在應用，只有用好、用到位，信息技術的優勢才能發揮。認真閱讀認真領悟，每個人看事物和領悟能力是不同的 信息化教育的新理念，新課程的教學方式，讓我們真正成為學生的知己，他們不再“憎恨” 課程，不再“討厭”教材和教師。在和諧、民主、平等的氛圍中，教師的用武之地也隨之拓寬了。在充滿生命活力與和諧氣氛的教學環境中，師生共同參與、相互作用，摩擦出智慧的火花，結出創造之果。

微型學習、翻轉課堂等等都是很好的有助于教育行業發展的教育教學模式。但是這個要根據具體的地區、學校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主要還是看用戶。教育理念則更多的是從相關的領導及使用者去出發的，比如局長、校長，好的教育理念可以更好的幫助指導工作，使用者如教師在好的教育理念的指導下也能提升自身的信息化素質，更好的完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