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與乞丐 作文

閱讀下面材料，根據要求作文。

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的文學演講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請在材料的含意范圍之內，自定角度，自擬題目，自選文體（詩歌除外），寫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

分析材料中立意

1.肯定母親的行為：從母親對我的訓斥的角度，“施舍首先是一種尊重”；從母親“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的行為的角度，“身教重于言教”或“人性的大愛就在點滴細節”、“善心不是表演而是發自真誠”等。

2.批評“我”的心理“打發”或語言“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愛心不是簡單的打發或施舍；行善更該盡善；行善不該盛氣凌人等。

3.對比“我”與母親的行為：真誠助人與敷衍；“施舍”（含貶義）與“舍施”（即不顧慮自身而關懷對方）；尊重與蔑視。

4.從材料作延伸：富貴中的行善值得肯定，困境中能行善更應敬仰；高調行善與低調行善；因為有人格的尊敬，悲憫才彌足珍貴等。

范文：

溫情之花

冰心說：愛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兩旁，隨時播種，隨時開花，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彌漫，是穿枝拂葉的行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卻不是悲哀。缺少愛的世界是冰冷的，而充滿溫情的世界，處處花開。

當“愛心包租婆”李光瓊將200元租金退還給白血病患兒母親時，沒有一絲遲疑，不假思索。“救命的錢最重要，其他的都是小事。”樸實的言語中迸發出的確是溫暖人間的溫情之泉。

當“四惠大爺”面對送給他報紙的陌生人深鞠一躬，并遞上噓寒問暖的感恩小卡片時，沒有預想的做作，而是發自內心的感謝及關懷，四惠大爺催開了溫情之花，使花香彌漫整個人間。

或許你還在抱怨“人心不古”，但你又是否有用心其傾聽溫暖花開的聲音呢？你抱怨小悅悅遭多次碾壓無人出手相助，但你又是否知道飛出母體的嬰兒奇跡生還？你抱怨路人哄搶熊大姐不慎從6樓掉下的6千元錢，但你又是否知道全國熱心人士在不到五天的時間里為熊大姐募集了近萬元的善款？是的，我們必須相信世界溫情之花綻放得比渾濁之花更加絢爛，更加迷人！

溫情之花總是在不經意的時候綻放，有的只需要一句問候，一個眼神亦或是一個微笑。就像林清玄在《野姜花》中寫道的：在車站被賣花的小女孩攔下，買一盆水仙花送給友人，被贊“沒想到你如此有心”，買一束玫瑰送給一位女長輩，她竟感動得眼中含淚輕喃“真是沒想到，現在還有人送我玫瑰”。使溫情之花綻放并不難，有時我們的無意之舉能給他人帶來溫暖，驅走寒冷，撥開云霧，讓艷麗依舊。

在這個物欲橫流，追逐名利的社會，渾濁之風是許多人失掉了本心，失去了憐憫和同情，但也有許許多多的人，用自己的行動，傳遞著一份又一份的溫情，催開了一朵又一朵的溫情之花。這個世界需要溫情，因此請你們行動起來！

記得前不久，一個臉上掛著兩道清晰可見的淚痕的小女孩，將手中的棒棒糖放進了街邊一個蓬頭圬臉的老爺爺的鐵盆中??

第二篇：莫言作文材料

作文素材——莫言

諾貝爾獎官方網站消息，北京時間10月11日19時，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中國作家莫言獲獎。

負責評獎的瑞典學院在陳述頒獎理由時說，莫言以魔幻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記載和當代社會現實融合在一起。

據新華網介紹，莫言原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1955年生，先后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獲文藝學碩士學位。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酒國》、《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11部，中篇小說《爆炸》、《透明的紅蘿卜》等20余部，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80余篇，還創作了《霸王別姬》、《我們的荊軻》等話劇、電影文學劇本等。莫言曾獲國內外多種獎項，作品被譯成20多種外文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

《蛙》是莫言的近作，2011年8月，莫言憑借這部長篇小說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0年，《南方周末》曾就小說《蛙》采訪過莫言，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他說：“我希望讀者看了《蛙》這部小說后，認識到生命的可貴。認識到生育——人類最基本的問題、最基本的權利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也曾經是這么樣的艱難曲折。這里面可供追問、可供思索的東西非常多。我僅僅給讀者提供了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個讀者都應該沿著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關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關于這個世界的一些本質性的問題。”

據莫言介紹，《蛙》這本書主要圍繞著“生育”，從五十年代一直寫到當下，“生育滿足的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根本保證。計劃生育是我們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它影響十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幾十年”。

南方周末 專訪莫言

高密，山東半島中部的一個縣級市。

2012年10月11日，這里成為中國最為灼熱的新聞中心。

連續兩天兩次的媒體見面會后，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和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馬，莫言宣布“不再接待任何人”。

見面會的下午，莫言接受了央視的采訪，被主持人董倩問道“你幸福嗎”。“我不知道。我現在壓力很大，憂慮重重，能幸福么？”莫言說，“我要說不幸福，那也太裝了吧，剛得諾貝爾獎能說不幸福嗎？”

2012年10月13日上午8點，南方周末記者在莫言的書房見到了他，黃白細格襯衫，咖啡色運動服，神色平靜卻難掩倦怠，當時，一群外媒記者已經擁擠在客廳中等候采訪。

莫言要求穿著一雙拖鞋接受采訪，面對南方周末記者的鏡頭，他還是配合著脫掉了運動外套。

“這幾天我實在是有點疲倦。”10月16日中午，南方周末記者接到了莫言的郵件，他說：“從昨天開始，感冒發燒，渾身酸痛。”

為什么驚喜，為什么惶恐

南方周末：你獲獎后的第一反應，媒體報道有幾種不同版本：狂喜和惶恐；驚訝和覺得遙遠；還有“沒什么可興奮的”。上述表達哪種更準確？或者都準確？再或者是一種復合式的反應？

莫言：10月11日18點40左右，我接到評獎委員會的電話，通知我獲獎并詢問彼時的心情，我說的是驚喜和惶恐。為什么驚喜？全世界有那么多優秀的作家——包括中國——都沒有獲得，排著漫長的隊伍，我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年輕的。他們有的八十多歲才獲獎。為什么說惶恐，我想，這么巨大的榮譽降落在我身上，面對世界上這么多優秀的作家，他們都有獲獎的理由，但他們沒有獲得，我得到了，因而惶恐。“驚喜”經過兩道翻譯就變成了“狂喜”。白巖松電話連線采訪時也問了這個問題，因為已經過去好幾個小時了，當時心情比較平靜。應該說，最準確的表達是“驚喜和惶恐”。

南方周末：頒獎詞用十分簡潔的評價概括了你的文學成就，其中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是一個關鍵符號。你曾經說過深受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影響，并且多次提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等經典作品，但四大名著獨缺《紅樓夢》，而尤其推崇《聊齋志異》，這與文學界的主流評價有很大的差異，為什么你對“聊齋”格外偏愛而冷落“紅樓”？

莫言：關于古典名著，當然讀過《紅樓夢》，天天說話，有時候為節省時間，就沒有提到。即席的講話總是有漏洞。即便是反復修改的文稿，依然不會面面俱到。《紅樓夢》我是18歲讀的，在老家高密棉花加工廠做臨時工的時候，從一個工友那邊借來看的，它對我的影響很大，里面的很多詩歌名句都能背誦。比如描寫賈寶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對“聊齋”、“三國”、“水滸”的興趣與年輕有關，經過歷練之后，再去讀《紅樓夢》就讀得出味道，《紅樓夢》在文學價值上當然超過《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為什么特別推崇《聊齋志異》，因為作者蒲松齡是我家鄉人，“聊齋”里的很多故事，我小時候都聽村里的老人講過。還有就是他的精美典雅的文言文，讓我讀得入迷。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譯成瑞典文的只有三部，《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勞》。為什么是這三部？是出版社的意見還是你的意見？

莫言：是翻譯家的選擇。瑞典漢學家陳安娜（Anna Gustafsson）翻譯的。《紅高粱家族》，是因為電影在前面，有一定的影響。《天堂蒜薹之歌》，是因為之前已經有了英文的版本，還是不錯的。至于《生死疲勞》，他們的選擇很準確。這都是翻譯家的選擇，我從來不干涉，也不會向他們推薦。最虛幻，最現實

南方周末：《生死疲勞》是你被翻譯成瑞典文的“最近”的一部作品。頒獎詞的另一個重要符號就是“魔幻現實主義”，《生死疲勞》充滿了“魔幻”色彩，但美國漢學家史景遷認為，這部作品“幾乎涵蓋了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所有經歷，幾乎可以算是那個時代的紀實小說”，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莫言：關于頒獎詞，據說翻譯得不太準確，我看到有兩種譯法，一是“幻覺”，二是“幻象”，好像還有一些譯法，總之是一個與“魔幻”不同的概念。是虛幻跟民間藝術的結合，社會現實和歷史的結合，這比較準確地概括了我作品的特質，當然用一兩句話很難精準地概括一個寫了30年的作家，但是還是相對準確。我覺得頒獎詞很可能是因為《生死疲勞》這本書。虛幻的部分，比如生死輪回變牛變馬，各種動物，但動物眼中看到人間的生活，這部分是現實的。小說描寫的歷史跨度有50年。對歷史的延伸，可能是50年之前的，100年之前的。

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這兩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沒有虛幻，僅僅寫實，這部小說沒有生命。反之，全是虛幻的，和現實中國沒有聯系，也沒有意義。作家的責任、本事就是寫出立足現實又超越現實的東西。既是現實生活但同時又高于現實生活，有變形有夸張有想象有虛構。

南方周末：馬爾克斯之于你是一個被重復了許多遍的名字。這次的諾貝爾頒獎詞也有他。我的問題是，你是否見過馬爾克斯？媒體曾經報道，你因為要見到他，在前一年終于讀完了《百年孤獨》，卻反而發現了他的敗筆。

莫言：《百年孤獨》我很早就讀過，但沒有讀完。他的書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2008年要去日本參加一個活動，他們說馬爾克斯也要參加。我想，要見崇拜已久的大師，就應該讀完他的《百年孤獨》。用兩個星期讀了一遍。讀完感覺18章之后寫得勉強，甚至有點草率。感覺作家寫到這里，氣不足，有點強弩之末。我就說，即便是馬爾克斯這樣的大師的巔峰之作也是不完美的，也是可以挑出不足的，當然這只是作為讀者的我的個人看法。后來由于個人原因我沒去參加這次會議，他因身體原因也沒有出席，很遺憾沒有見到。其實，作家之間互相讀作品，就是最好的見面。

南方周末：法新社曾經發表評論，認為你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蛙》是最勇敢的作品。寫作《蛙》的時候，你有付出比其他作品更大的勇氣嗎？

莫言：沒有，“最勇敢”這個評價是不準確的。我1980年代的中短篇，《枯河》、《爆炸》、《金發嬰兒》、《歡樂》等，在當時都是藝術上標新立異、思想上離經叛道的。他們也可以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國》。當然他們很可能指的是，《蛙》涉及了計劃生育。去年獲得茅盾文學獎，我接受采訪時也說了，作家當然不能脫離現實生活，要直面現實，關心社會上的熱點問題，但進行文學創作，寫小說可以有一定的處理方式，如果是報告文學當然是越真實越好。小說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寫出有典型性格的人，塑造讓人難以忘記的人物形象。《蛙》是以我的姑姑為人物原型，她從解放初期開始擔任婦科醫生，一 直到退休。寫這樣一個人物，自然要涉及到從1980年代延續至今的計劃生育政策。寫這個問題是文學的需要，塑造人物的需要，這個小說是文學作品。問題沒有壓倒文學，事件沒有破壞人物，挑戰性也不僅在于題材本身，還在于小說的形式和塑造人物的難度。

開放的故鄉，愛知縣的“莫言”饅頭

南方周末：《生死疲勞》里，元旦之夜在縣城廣場上，萬眾歡慶，大雪紛飛中辭舊迎新的場面，你說其實不是高密，而是你2004年底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經歷。那個夜晚有多重要，為什么你會把這個場景加進了文章里？

莫言：這是個故鄉經驗的問題，一個作家老寫故鄉經驗會不會資源窮盡？作家開始寫作時，一般都會寫自己的故鄉，包括自己的親身經歷，親朋好友的故事。但這些資源很快就要罄盡，這就需要不斷補充。我說過，作家的故鄉是一個開放的概念，變化的概念。作家作品中的故鄉，是不斷拓展、豐富著的。就像一個巨大的湖泊，四面的小河小溪往里面涌入。發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的事件，各種故事，包括風土人情，自然風光。都有可能拿來移植到他最熟悉的環境里去，于我而言，就是我的高密東北鄉。這個日本北海道雪夜狂歡的場面，就被我移植過來。

南方周末：日本愛知縣一個寺廟里，有以你的名字“莫言”命名的點心，味道是玉米味的，據說廚師是《紅高粱家族》的讀者，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在日本的影響？另外，請你談談你跟大江健三郎的故事，很多人都認為是他在矢志不渝地把你推薦給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還有你怎么評價村上春樹的作品？他在本屆的競爭中呼聲也很高。

莫言：我在日本出版的作品是比較多的，多數都是長篇。除了大江健三郎先生，翻譯家吉田富夫教授和藤井省三教授也來過中國高密，后兩個都是日本當代非常優秀的中文翻譯家，本身也是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研究很深，尤其對中國農村社會非常了解，在翻譯我的作品當中，也滲透了他們漢學研究的學術功底。由于優秀的翻譯，我的作品在日本贏得了一定的讀者。

我去看過愛知縣的莫言饅頭，和點心鋪老板吃過飯。愛知縣有個稱念寺，住持和尚伊勢德，是個文學愛好者。日本和尚和中國和尚不一樣，可以結婚不需要剃度。穿上法衣就是和尚，換上西裝革履就是平常人。和尚對我的小說很有研究，而且是個很好的文學活動組織者，他把我的書分發給周圍的信眾看。點心鋪老板夫妻就是他的信眾。是他建議點心鋪老板做一種莫言饅頭，高粱米的顏色，里面是糖、奶油，饅頭還不錯，我吃過，可以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在那邊。和尚還做了酒，紅蘿卜酒，紅高粱酒。

日本文學對中國影響很大，比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等等，我看過很多，也很喜歡。大江先生是非常有擔當、正直的知識分子。一邊寫作一邊參加政治事務，對日本軍國主義一直強烈地反對，他最可貴的是有博大的胸懷。大江先生在獲得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在頒獎典禮上提到了我。后來到中國的數次演講中也提到我，他一直說 4 我應該獲得諾貝爾獎。最近十幾年，他是不是每年向諾貝爾獎推薦，我不知道。但以他的影響，一直在說我，這是客觀事實。

村上春樹是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作家，在全世界讀者很多，被翻譯作品的數量非常大，而且贏得很多年輕讀者的喜愛，很不容易，我非常尊重他。他雖然比我大，但心態比我年輕，英文很好，西方交流比較廣泛，具有更多現代生活氣質。他寫日本歷史方面比較少，關注現代生活，年輕人的生活，這一點我是無法相比的。我也是他的讀者，比如《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他的作品我寫不出來。做歌德，還是貝多芬

南方周末：你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和大批貴族。貝多芬昂首挺胸，從貴族中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畢恭畢敬地脫帽行禮。你說年輕的時候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意識到，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并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莫言：大家應該領會我的潛臺詞。貝多芬的這個故事流傳甚廣，但是否真實誰也不知道。當年的音樂家要依附愛好音樂的貴婦、國王或者有權勢的人，他們需要被供養，否則就餓死了。貝多芬見到國王揚長而去是了不起的，而歌德留在原地，脫帽致敬，被認為沒有骨氣。當年我也覺得歌德軟弱可鄙，而貝多芬可欽可敬。就像據說是貝多芬自己說的“貝多芬只有一個，國王有許多個”。我年輕的時候，讀到這句話覺得揚眉吐氣。科長，局長，成千上萬，而我只有一個。我在軍隊工作時，有一晚上在辦公室看書，一位老領導推門進來，說：“噢，沒有人。”我立即回應道：“難道我不是人嗎？！”這位老領導被我頂得尷尬而退。當時我還暗自得意，以為自己很“貝多芬”，但多年之后，我卻感到十分內疚。隨著年齡增長，對這個問題就有新的理解：當面對國王的儀仗揚長而去沒有任何風險且會贏得公眾鼓掌時，這樣做其實并不需要多少勇氣；而鞠躬致敬，會被萬人詬病，而且被拿來和貝多芬比較，這倒需要點勇氣。但他的教養，讓他跟大多數百姓一樣，站在路邊脫帽致敬。因為國王的儀仗隊不僅代表權勢，也代表很多復雜的東西。比如禮儀，比如國家的尊嚴，和許多象征性的東西。英國王子結婚，戴安娜葬禮，萬人空巷，那么多人看，你能說路邊的觀眾全都是卑劣、沒有骨氣嗎？你往女皇的馬車上扔兩個臭雞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氣嗎？所以當挑戰、蔑視、辱罵權貴沒有風險而且會贏得喝彩的時候，這樣做其實是說明不了什么的。而跟大多數老百姓一樣，尊重世俗禮儀，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當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貝多芬的行為，就感到可笑。

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和你小時候父母對你的教誨有關，他們叫你不要在外面說話。你吃過“亂說話”的虧嗎？什么時候開始“不亂說話”了？

莫言：確實吃過虧，那是“文革”時期，人人自危。我現在還是亂說話——按照某些人的邏輯，我經常亂說話，有時候得罪了這一方面，有時候得罪了那一方面。要兩方面都不得罪，那只能閉嘴。其實，我一直用文學在表達我內心的話，我習慣把我要說的話寫到小說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莫言

北京時間12月8日0點30分，莫言在瑞典文學院發表了題目為“講故事的人”演講。與前一天參加記者發布會時輕松幽默的狀態相比，拿起講稿的莫言更為穩重，甚至顯得有些拘謹。在演講中，莫言大篇幅地提到了自己的母親，小時候聽說書人講故事的經歷，國內外的文學導師蒲松齡、福克納等，以及自己的重要作品《透明的紅蘿卜》《蛙》等。

以下是莫言的演講全文。

憶親人

此刻最想念的是母親

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

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隨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地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 么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地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地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邊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透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話成長

童年最喜歡當說書人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地將白天從說書人那里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派活兒，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 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里人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有我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做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

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很多人夸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文學路

從蒲松齡到馬爾克斯

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

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行進著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族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21年，其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

材之間，以至于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么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么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愿望。

1976年2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4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

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時并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

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

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

談作品(此處有刪減)

鐘愛《透明的紅蘿卜》

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

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并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后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于從后臺跳到了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

最后，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并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里，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布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于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里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講故事

因為講故事獲得諾獎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上世紀60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組織我們去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里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 后，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揚揚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斗士，但事過多年后，我卻為此深感內疚。請允許我講最后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8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8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7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謝謝大家！

諾貝爾獎頒獎詞節選

他是個詩人 讓個體升華

莫言是個詩人，他??讓茫茫人海中的個體得以升華。

他以俏皮而難以掩飾的輕快口吻，揭示人類存在的極端陰暗面，幾乎無意識地就找到了極具象征意義的形象。

高密東北鄉收藏著許多中國民間故事與歷史往昔，但只有極少真正意義上的旅程得以超越這些，描述出一個愛善與邪惡皆有超乎尋常之能量的地方。

莫言的想像力翔越了人類存在的全部，他對大自然有了不起的描繪??他描寫英雄、戀人、拷打者和強盜——他尤其擅長描寫堅強不屈的母親形象。

莫言的故事里帶有神話與寓言的偽裝，但到頭來他卻顛覆掉這一切。

莫言采用了源自神話與民間故事的夸張、模仿與派生手法。

何時曾有如此史詩式的春潮席卷過中國與世界？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學與一個聲音對話，這個聲音足以湮沒大部分的同行者。

相關評論

以平常心看待莫言獲獎

文學是一種純粹個人化的創作，不是集體的功勞，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昨晚，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揭曉，莫言獲獎，成為首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

莫言獲獎，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中國文學界的喜事。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作家，如沈從文等作家也曾經非常接近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獲獎也滿足了很多國人心中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不過，諾貝爾文學獎也只是對莫言個人的肯定，這固然會令國人興奮，會對中國文學起到激勵作用，但是，也不妨看淡這個獎項。

事實上，莫言本人和家人對待這個獎項，也都非常淡定，并沒有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巨大光環下，失去平常心。

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表示，“聽到獲獎的消息，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獲獎并不能代表什么。”莫言說，接下來還是會將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創作上。莫言的二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于弟弟得獎自己“很高興”。當被問及是否計劃全家共同慶祝時，他平淡地答道：“這很平常。”

相對于莫言及其家人的平淡，各方局外之人又能否平常心待之？

在莫言獲獎之前，國內各種公共輿論場即充滿了各種爭議，莫言獲獎之后，爭論也沒有停息。在一個多元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非常正常，誰也沒有權利強制別人用同一種聲音說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為諾貝爾獎，莫言也不會成為輿論焦點，一貫低調的他，或許仍然會和火熱的公共輿論場，保持一定的距離。

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知名漢學家馬悅然一再所講，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評判標準就是文學。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個人的文學成就，而不是因為其他。大家既沒有必要將其獲獎過度拔高，也無須上綱上線。

當然，莫言獲獎或許與中國今日之國際地位有關。近年來中國因為經濟的騰飛，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引來了對中國作家的關注。如果以此而證明中國文學就怎樣了，則仍然難以擺脫東方主義的窠臼，仍然沒有擺脫“被審視”的心理，還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事實上，無論有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垂青，中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質量如何，就在那里。

而且，文學是一種純粹個人化的創作，不是集體的功勞，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一個人獲獎，并不必然代表中國文學登上了世界文學之巔；正如無人獲獎，也不必然說明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園林里無一席之地。莫言獲獎的最大意義或許是，引導人們重新關注文學，而對更多作家來說，要思考拿什么作品才對得起“作家”的稱號。

（作者：致淵）

莫言獲諾獎中國文學路漫漫且長遠

評論員 周東飛

北京時間10月11日19時(當地時間10月11日13時)，瑞典諾貝爾委員會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為莫言。諾貝爾委員會給其的頒獎詞為：中國作家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

現在，我們似乎終于有底氣說，其實獲不獲這個獎都沒關系。在此之前，說出這樣的話來，最低限度的風險是被質疑“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看來，還是獲了獎的好。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至少表明了頒獎者對于作家本人和對于中國文學的認可與肯定。因而，我們有必要向莫言也向更大范圍的中國作家們表示祝賀。至于最貼切的祝賀語，則要借鑒作家韓少功：“高興一個小時后，繼續寫作。”這句話對莫言本人適用，對中國文學界同樣適用。

中國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樣一個好消息一定會讓很多人由衷興奮。但是，真正熟悉莫言甚至只是知道莫言的人又有多少？在知道莫言的人當中，通過電影《紅高粱》知道莫言這個名字的，恐怕又要占去一大部分。中國文學的小眾化，長期以來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閱讀習慣不彰，文學閱讀更加鳳毛麟角的情境下，一個作家的獲獎，在本質上屬于“旁人的事情”。至于因為中國二字而傳遞開來的興奮，那是愛國的功效，與中國文學無關。

文學早已習慣于偏居社會之一隅，或者滿足于迎合世態掀動一點點喧嘩與浮躁，洛陽紙貴、一書動天下早已成為塵封于歷史深處的傳說。這是中國文學當下的客觀事實，不需要用一種主觀化了的外在評價來修飾或糾正。中國文學的邊緣化和弱質化，不會因為莫言獲得諾獎而突然發生指向另一端的突變，這應當是韓少功所說要“繼續寫作”的原因所在。文學的邊緣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從脫離說教工具的角度看，“去中心”未必不是回歸文學本質。但是，當文學為市場和流俗所俘獲，當“去中心”體現為遠離心靈共鳴的時候，邊緣化的文學依然是讓人悲哀的。

文學是經營靈魂的事業，以民族語言為工具的文學，終極的使命應當在于塑造民族的心靈。多年來處于U型谷底部的中國文學，恐怕已經很久沒有重溫過這樣的意識自覺。有人將其歸咎于文化載體的多樣性與紛繁化，認為在網絡和多媒體時代，純文本已然蛻變為觸之即毀的古董。也有人以為人類已進入無可挽回的“淺時代”，深奧的思想是最不受歡迎的物件。作家們樂于在開脫中沉默，經營著文學的肌膚，淡忘了文學的靈魂。

諾貝爾文學獎終究不過是一種評獎，以評委的主觀感受來賦予某個人以榮譽。那種認為中國籍作家必須獲得諾貝爾獎，而一旦獲獎就表明了中國文學站上了世界性高度的看法，是浪漫的也是無邏輯的。北京時間10月11日19時莫言獲獎，如果這一刻中國文學因此就站上了世界的山巔，那么18時59分的時候它在哪里？作家以他創作的作品說話，文學以其對心靈的作為說話，那種靠外在的獎項來尋獲自信與自知的態度，說到底是一種浸淫其間太久的不自信與不自知。挾獎以自重，不是中國文學的態度與氣派。

諾獎的最大好處，大約是可以促使世故者真正來審視一番中國文學的前世、今生與未來，在燈紅酒綠的世界面前重新留意一本書。而今天的中國文學，依舊需要在變化了的和變化著的社會生活中，通過砥礪自身來尋找抵達民族心靈的力量。心靈不死，文學不死。諾獎不是山巔的高標，而是中國文學走向民族內心的一塊路標，且已在身后。

諾貝爾獎的意義何在？

諾貝爾獎的符號意義，早已為輿論所津津樂道，它和奧運會、世博會等盛事一道，為民眾所翹首以盼。而不同于后兩者，諾貝爾獎情結維系了更為復雜、糾結的國民心態：崛起之中國并非簡單的國力強盛所能支撐，不只是實現共同富裕之理想，更有待個體提升獨立性與創造力。

實際上，對于中國來說，莫言獲獎應該是一個提醒時刻。關注獲獎沒有錯，為莫言獲獎歡呼更沒有錯，但是更應該明白，諾貝爾獎的意義絕不在于能否獲獎，而在于其所設立的獎項上所代表的知識、技藝和經驗。中國文壇應該從莫言獲得文學獎上找回曾被我們忽略的人文情懷和文學造詣，拋卻浮躁之風，踏踏實實的創作，像莫言那樣立足生活，深入社會的最底層，搭準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脈搏，深刻揭示小人物的命運，那中國文學才會因為此次莫言獲獎而走向世界，才會迎來文學的復興、文學的繁榮和文學的輝煌。而科技領域，應該從諾貝爾的各個獎項中了解，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哪些知識是最前沿的，哪些領域是需要努力的，查找自己的不足，才能拉近距離縮小差距，才有可能實現超越。而行政部門，更應該為科技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提供充分的保障。

“莫言熱”誤入惡俗消費

文學應回歸本真

距離莫言(微博)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周不到，細心的民眾一定可以發現，一場“莫言熱”正在我們周圍悄然彌漫。昨天，我們閱讀莫言，莫言是我們的朋友、導師、偶像；今天，我們消費莫言，莫言是我們的商品、英雄、圖騰。諾貝爾文學獎重新丈量了你我與莫言的距離，近是因為我們對文學的熱愛仍在，文學的信仰與責任從未拋棄；遠是因為獎杯吸引了無數陌生人，他們一同站在了莫言面前，阻隔了你我與莫言、與文學的距離。莫言獲獎后，實有必要提出以下諸多問題：他將走向何方？我們對他的期待是什么？該如何看待中國文學？

就在這些天，諾貝爾文學獎從未像今天這樣鼓舞人心。沉寂的中國文壇自不必說，莫言獲獎，無異于久旱逢甘霖，中國作家享受重逢，時間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回到了高 密東北鄉的土地與鄉情，他們重溫莫言的文學世界，回顧莫言的另一種人生；中國作家還享受鼓勵，他們想象下一個莫言，慶幸莫言讓世界了解了中國文學，期待莫言成為后來者走向世界的“護照”。

諾貝爾文學獎也從未像今天這樣觸目傷懷。過去我們所亟亟批評的話語方式正被部分人重拾，對莫言和中國文學的嘉獎試圖超越文學本身，莫言被賦予其個人甚至文學都不可承受的時代囑托。

而更進一步，附加在莫言身上的惡俗消費亦讓人汗顏。童年的莫言“掉過糞坑，相貌奇丑，喜歡尿床”；“高密火燒”和烤雞被標注“莫言故鄉”，與莫言無關的產品也牽強附會，“送老師”、“送領導”的廣告被拋棄，代之以“送莫言”。莫言個人的身價亦在暴漲：手稿一夜飆升百萬，升級成“中國最貴作家”；傳言《百家講壇》力邀莫言加盟，開價750萬元的天價；以莫言舊居為基礎，紅高粱文化品牌開發已在推進中；某白酒網站也不甘落后，在其軟文中稱，“莫言作品多有對中國白酒的描寫，可以說，白酒是他文學作品里的一種文化象征。”

一切看似都在變化，一切卻又毫無變化。這是一場榮耀的狂歡，卻也是一次失落的見證。榮耀剛過，我們難免要回歸庸常，走向俗套，踏入陷阱。難怪有網友大膽預測“莫言必登央視蛇年春晚”。文學家莫言正被搬上舞臺，痛心的是，我們消費的不是文學。一個被期待賦予永恒價值的文學家，正被強行拉進偶像的流水線，他正在被加工，被裝扮，被想入非非。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離文學這么近，也從未像現在這樣離文學那么遠。

無意貶損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相反，清醒的恰恰是莫言本人。對于自己獲獎的原因，莫言說，“最重要的是我作品的文學的素質”；對于獲獎的價值，莫言說，“得獎不代表我就是最好的作家”；對于中國文學，莫言說，“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作家”；對于文學創作，莫言說，“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寫人”；對于作家的責任，莫言說，“一個作家應該立足寫作，應該包含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家，作家的價值離不開作品。作家莫言在他的文學巔峰，不忘清醒認識自我，仍然皈依文學價值，這種回歸，就像麥子對土地的眷戀，果實對種子的忠貞，飛鳥對天空的守望。它是作家應有的風范，亦是作家基本的覺悟。

莫言在堅守，卻也是在拷問。文學何以變異，作家為何浮躁，而我們的土地為何也在排斥文學的本真。莫言獲獎，時間進入下一個輪回，忘卻那些不該有的自負或傷痛吧，人生短暫，而文學之樹必將常青。成群結隊的文學巨人，明星閃耀的中華文明，讓我們以慣常的仰視姿態，回眸歷史的閃耀瞬間，丈量我們的土地以及我們的心靈與文學本真的距離。

第三篇：福克納與莫言

福克納與莫言

朱世達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在近十年來興起的作家群中，莫言是一位令人矚目的小說家。他之所以引起評論家的廣泛注意，不僅在于他創作的小說的數量，而且還在于他所追求的十分獨特的藝術道路。他的小說的構思，其哲學上的含意，以及意象的運造使他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家迥異而獨立于世。我認為，莫言的藝術成就，不僅得益于他的豐富的生活的經驗，而且還得益于他善于借鑒與吸收外國文學的營養。中國意境與外來思想啟蒙的結合，使他創造出了一個個獨異的藝術環境與一系列生動的人物形象。人們也許會感到詫異，將出生在中國山東高密東北鄉一個荒涼村莊四壁污穢的草屋土炕上的、以放牛割草為生、當過縣棉油廠臨時工的莫言與美國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個中道衰微的莊園主后裔相提并論。其實，藝術就是這樣，人類的靈性是相通的，對周圍世界的藝術理解與闡釋，是會有許多共通之處的。這種共通的靈性，正是人類進行藝術與文化交流的基礎。“藝術毫無疑問都是人的創造，而人所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又毫無疑問都要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現實生活、反映人對現實生活的某種感受，這些對中西文學都是一樣的，是大家都有的共性的東西。”〔1〕

莫言說，他的小說“在思想上和藝術手法上無疑都受到了外國文學的極大影響。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２〕

二

在發表了《沙多里斯》（Satoris, 1929）之后，福克納發現“我的郵票大小的故土是值得一寫的，恐怕畢一生之精力也無法將它寫完；通過將現實升華為想像，我將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最充分地發揮我僅有的那點才能。我打開了別人的金礦，這樣，我得以創造一個我自己的天地。”〔３〕福克納對郵票大小的故鄉小鎮杰弗生鎮的執著與興趣給莫言以極大的啟迪。他從福克納的藝術實踐中認識到，要“立足一點，深入核心，然后獲得通向世界的證件，獲得聆聽宇宙音樂的耳朵。”〔４〕

如果說杰弗生鎮是福克納一系列小說的背景的話，如果說福克納是當地情景的一個敏銳的觀察者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說，莫言將他的藝術想像力執著地孕育在高密的紅高粱地、玉米地、河堤、野草甸子和橋洞里。他將在高粱野地里演進的故事，像福克納一樣，賦與了一種非凡的傳奇色彩。他所描述的帶有些野性的家族與地區的神話卻擁有與眾不同的美感與詩學的內涵。對于福克納來說，祖宗的罪愆影響了后代的命運；而對于莫言來說，祖宗的放浪形骸與瀟灑是后代引以為驕傲的資本。但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上代的命運影響著、感應著后代的人生。

正如克林斯·布魯克斯所指出的，福克納的偉大就在于他對社區——過去的與現在的——的力量的贊賞，以規范人類的道德生活；就在于他對于在南方傳統社會中種族和階級的精確的描述；就在于他成功地運用了民間風格和浪漫觀點以適應２０世紀小說的需要。〔５〕福克納小說藝術雖然很顯然是屬于現代派的，他雖然是“現代經典作家”，但其基礎是口頭文學，“他充分吸收了從打獵篝火前、鄉村小店前聽到來的龍門陣里的口頭文學傳統”。〔６〕他從一個狹隘的地區出發，卻創作了令人驚訝的具有創新精神的作品。許多文藝批評家把他歸屬于所謂“原始的或神秘的作家”。福克納之所以能將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得如此天衣無縫，據布魯克斯認為，則是因為他的藝術具一種“泛涵性”。基于這種泛涵性的解釋，人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福克納采用的口頭文學的傳統——一種無意識的原始主義——卻如此完美地為他的藝術服務，如此完美地表述了關于時間、記憶、人性等現代觀念的細微之處。這就

是為什么福克納能得以超越文學的地區主義、超越狹義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手筆。

我認為，正是福克納藝術中的“泛涵性”與莫言藝術中的“泛涵性”走到了一個共同的交點上，使我們得以進行文學的與藝術上的比較研究。馬爾科姆·勃萊特貝利指出,福克納與D.H.勞倫斯一樣,“既植根于當地的智慧,又植根于折衷的世界主義。”〔７〕莫言的成就正在于他植根于當地的智慧。在研究莫言的小說的過程中，人們不得不想到這是一位多么“原始的或神秘的作家”。他描寫的是最原始的人性的欲望與感情，在他的故事里，無論是酒、紅高粱、玉米、鐵砧子、性，都具有一種神秘感。莫言賦與了這種原始的欲望與神秘的故事以多么中國式的美感。莫言相當鐘情于“哲學上的深思”，人們在這些原始的口頭文學傳統之下不難發現一個深邃的莫言的飄散著紅高粱馥馨的“精神的家園”。

三

在《秋水》〔８〕中，莫言塑造了作為高密東北鄉最早的開拓者我爺爺的形象。他“黑，魁梧”，“殺死三個人，放起一把火，拐著一個姑娘（我奶奶），從河北保定府逃到這里。”他是個“剽悍的男子漢，在陽光里瞇起那兩只鷹隼樣的黑眼，下巴落在雙手里，身體彎曲成餓鷹狀，端的一個窮途英雄。”在這“匪種寇族遷來，設莊立屯”的一方世界，橫生出“鬼雨神風，星星點點如磷火閃爍”。作家運用擴展的、怪誕的手法，來營造一種我父親誕生前的可怖的自然氛圍。“正說著話，聽到四野里響起一陣怪聲，隆隆如滾雷”，“四處水聲喧嘩，像瘋馬群，如野狗幫，似馬非馬，似水非水，遠了，近了，稀了，密了，變化無窮。我爺爺從草棚里望出去，見月光中亮出滿山野鳥，白得有些耀眼”，“月下不見樹葉，恍惚間覺得樹上掛滿了異果”，“細看才知樹上也全是大鳥。”就在這樣怪異的環境中，殺人逃犯的妻子——我奶奶經歷著臨盆的痛苦和煎熬。

我奶奶幾近絕望，認為活不下去了。可窮途英雄我爺爺卻說：“咱人也殺了，火也放了，還有什么好怕的？當初就說，能在一起過一天，死了也情愿，咱在一起過了多少個一天啦？水大沒不了山，樹高戳不破天，好好生你的孩子。”中國式的樂觀精神支撐著他們應付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

故事很簡單。在水漲水落之中，在希望與失望之中，我奶奶在與臨盆的痛苦搏斗。然而，就在這大水莽蕩草洼之中釀成了一場仇殺。紫衣女人開槍打死了與她有殺父之仇的黑衣人。而黑衣人之所以將紫衣女人的父親老七殺死，是因為他傷害了白衣盲女。我想，《秋水》所刻劃的是一種意境，正如Ｒ．Ｗ．Ｂ．路易斯在評論《福克納在舊世界》中所說的，這種意境是努力從某種死亡境地回歸到某種生命狀態，從隱退和癱瘓的各種黑暗洞穴返回生命活力之源泉。〔９〕紫衣女人接生了一個殺人逃犯的后代，同時又殺死了一個人，而這個人早年曾經殺死了紫衣女人的父親，而紫衣女人的父親一定也傷害過白衣盲女的一個親屬。人間的仇殺就是這么一環緊扣一環，在莽野之中具有幾乎是一種宿命的力量。故事以一個寓言式的民間歌謠作結束：

白老鴰吃紫蟋蟀。藍燕子吃綠螞蚱。

黃＿＿吃紅蜻蜓。

綠螞蚱吃白老鴰。紫蟋蟀吃藍燕子。

紅蜻蜓吃黃＿＿。

這寓言留給人們太多的思考。

莫言筆下的“英雄”有的有性缺陷，其故事的傳奇色彩每每與性的缺陷聯系在一起。作家所描述的性缺陷左右著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在這里，人們幾乎可以有一種弗洛伊德式的注釋，即由于性的缺陷的存在，男性英雄因為要證明自己的男性本色而變得更加瘋狂而放浪，更具

有一種悲壯英雄的特色。例如，《白棉花》中的《父親在民夫連里》〔１０〕的“我父親”。“那猛烈的爆炸聲和淡薄的硝煙以及緩緩飛起的人與狗的破碎尸首合成一股力量，猛烈一擊，使父親心臟緊縮，隨即下體一陣難以名狀的劇烈痛楚，那只殘存的、非常發達的?雀蛋兒?緊緊地縮上來。以后的歲月里，每當他思念倩兒——我的母親時，就要爆發這種痛楚。”在民夫連運送六萬斤小米子的路上，遇上了一條冰河，沒有橋，只能光身子下去探河。于是，“我父親”脫得一絲不掛，踏進河水。“往前走，水漸漸淹至大腿根，他的猙獰雞頭縮得如一只蠶蛹，那個過分發達的獨蛋兒歪歪地貼在盆腔上，絲絲縷縷扯不斷的鈍痛，這地方是父親身上的要害，他遵照爺爺的意旨加倍地尊重它寶貴它，不敢有一點點損傷。……后來它老人家整個兒淹沒在河水中了，父親用一只手捂著它，但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恐懼與痛苦由此產生。” 作家用這一獨特的角度描寫了這樣一個自我奪權的英雄“英明又混帳的領導”，他動輒就威脅割耳朵或剝褲子騸蛋子，既表述他原始的野性的一面，又表述他臨危不懼、自我犧牲的俠義的一面（你們都是兩個蛋，我只有一個蛋，你們凍壞一個還有一個，我凍壞了就沒有了）。在莫言的敘事藝術中，他成功地顛倒了時間的順序，讓故事在意識的流動中展開。我覺得其中有明顯的福克納的影響。人們在閱讀《喧嘩與騷動》時發現福克納將故事的出場時間顛倒，小說按一個個片斷前后錯亂地演進。讓－保羅·薩特認為，福克納對現在的概念，“并不是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一個劃定界線或有明確位置的點。他的現在在實質上是不合理的;它是一個事件,怪異而不可思議,像賊一樣來臨——來到我們跟前又消失了。”〔１１〕福克納像多斯·帕索斯一樣，將故事演化在意識之中，演化在片斷之中，讓讀者最終去編綴故事之網。我在閱讀《你的行為使我們恐懼》〔１２〕（一篇寫得十分美麗的小說）時，感受到作家這種現代主義的努力。莫言所敘述的世界，和福克納的一樣，猶如“坐在敞篷車里往后看的人所看到的”，“每一瞬息都有影子在他右邊出現，而左邊是點點閃爍、顫動的光。只有當它們被仔細看去的時候它們才變樹，變人，變車子。”〔１３〕每一瞥，每一瞬間是一縷光，一種色彩，一絲記憶，一種印象，具有超現實的力量。

著名民歌演唱家呂樂子“騾子”將自己關在屋子里，“把自己的那玩意兒割掉了”。作家并不急于解釋為什么，卻把讀者帶回２０年前的古老的呂家祠堂。發生在童年時代的事件僅僅是一個個片斷：“騾子”瘋狂追求“小蟹子”。“在下課鈴響前二十分鐘，他就煩躁不安起來，煩躁不安通過你扭屁股、搖脖子、頭皮上流汗等一系列的行為和現象表現出來。”“騾子”去解開拴綿羊的麻韁繩，為的是找借口去和“蟹子”約會。然而，故事又回到現在，“小蟹子”和她丈夫“鷺鷥”鬧離婚。然后，故事又拉回過去。“我們便不約而同地發現?蟹子?的胸脯上鼓起了兩個雞蛋那般大的瘤子。我們當中連弱智的?老婆?都知道那倆東西不是瘤子而是兩個好寶貝。從此之后，?蟹子?的胸脯上便印滿了男孩的眼光。”時間又跳躍到“當它們像八磅的鉛球那般大時?鷺鷥?這兔崽子每晚都摸著它們睡覺。”接著，故事又回到“昨天這時候，你和羊已經尾隨在?蟹子?背后，羊吃草，你唱民歌。”“小蟹子”住進了精神病院，“胖得很厲害，一張大臉白白的，眼睛比她少年時小了許多。”有一天晚上，“騾子”獨自在馬路上徘徊，大雨嘩啦啦，“像天河漏了底兒”。他看到雨中臥著一個長發凌亂的女人。他伸手去拉她時，她突然用十分尖利的指爪，把他褲襠里那個“把柄”緊緊地抓住。“他光著屁股跑回家，站在門口他哆嗦著，衣服已被剝光”，“眼前的門輕輕地開了，開門的人竟然有點像那個在雨中夢一般出現又夢一般消失的女人。”

這個長發凌亂的女人是誰？是劉書記那個３０歲剛出頭的老婆嗎？是“小蟹子”嗎？作家用現代派的手法，表述了一個充滿神秘和荒謬的表明人的異化的故事。

薩特曾經發問，為什么福克納和許多其他的作家都選擇了這種特殊的荒謬性呢？他說，“我們必須從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狀態中找尋原因。”〔１４〕因為社會轉型期的形態具有諸多的荒謬性，莫言敏銳地感覺到這種社會形態的荒謬性，從而找到了一種適合時代的、具有現代藝術特征的風格。

莫言在小說敘述文體中非常注意色彩的運用，人們可以看到印象主義的痕跡。請讀下面一段： 你的綿羊出現在被野豌豆花裝扮得美麗無比的墨水河大堤上時，西邊的太陽流出蒼老的金黃色來，河水自然也被金黃感染，生成幽深的玫瑰紅，青蛙因為鳴叫而鼓起的兩個汽泡在兩腮后多么像兩個淡紫色的小氣球。〔15〕

這簡直是一幅色彩斑斕的自然的圖畫。作家不惜各種色彩的運用，“蒼老的金黃色”“金黃”“幽深的玫瑰紅”“淡紫色”，令人目不暇接。再請讀一段：

那些四個棱的狗蛋子草好奇地望著他，開著紫色花朵的水芡和擎著咖啡色頭顱的香附草貪婪地嗅著他滿身的煤煙味兒。河上飄逸著水草的清香和鰱魚的微腥，他的鼻翅扇動著，肺葉像活潑的斑鳩在展翅飛翔。河面上一片白，白里摻著黑和紫。〔16〕

這種生動的、富有色彩的田園牧歌式的描述，人們也可以在福克納的文體中找到：

小巷兩邊都是建筑物的背部——沒有上漆的房子，晾衣繩上晾的顏色鮮亮刺眼的衣服更多了，有一座谷倉后墻塌了，在茂盛的果根間靜靜地朽爛著，那些果樹久未修剪，四周的雜草使它喘不過氣來，開著粉紅色和白色的花，給陽光一照，給蜂群的營營聲一烘托，顯得挺熱鬧。〔17〕

在莫言的小說中，人們還可以發現魔幻和神秘感的影響。他的神秘的圖景與形象，表面上顯得十分荒誕，每每是印象主義與神秘主義的結合，具有一種獨特的美感。如：

突然，我們看到一個通紅的女人撲進火堆里。她張著胳膊，像一只通紅的大蝴蝶撲進火堆里。她也許根本不像蝴蝶頂多像一只老母雞撲進火堆里。……一會兒，我們就聞到了一股香噴噴的雞肉味。〔１８〕

“通紅的女人”撲進火堆，接著聞到的是“一股香噴噴的雞肉味。”

再如：

民兵連長正吆喝著，就聽到那株成了精的大柳樹上咯吱吱一陣響，一個黑乎乎的大東西從樹上跌下來。

我們的魂兒都要嚇掉了，因為紅燈籠照出的光明里出現了一具沒有頭的女尸。也許由于沒有了頭，她的脖子顯得特別長。她身上赤裸裸一絲不掛，一副非常流氓的樣子。〔19〕

在莫言的小說里，眼淚成了綠色的，“脖子上的血管像綠蟲子一樣蠕動著。”〔２０〕“繩子像蚯蚓一樣扭動著，一會兒扭成麻花，一會兒卷成螺旋圈”。〔２１〕“支部書記一下子化在地上，渾身上下都流出了透明的液體。”〔２２〕

莫言試圖將中國式的神話與魔幻描寫進他的小說里，以增加其生動性。請看：

他最后想了個好法子：開爐取丹時，讓一個正來例假的女人站在爐邊，狐貍精怕女人血，就不敢來盜仙丹了。說他出丹那天，“大金牙”的娘站在爐邊，一開爐門，果然白氣沖起，差點沒把屋蓋掀跑。他的臉在白氣中隱現著，赤紅赤紅，宛若一塊爐中鋼。〔23〕

作家在這段描寫里，把“身穿黑西服，脖纏紅領帶，嘴叼洋煙卷，鼻架變色鏡，斜挎黑皮包，左手戴一塊黑色電子表，右手戴一塊黃色電子表”的時代英雄的愚昧與荒唐，通過魔幻手法勾勒得入木三分。

我覺得，莫言從福克納那里獲得了象征主義的啟迪和靈感。我無意在此如布魯克斯所批評的那樣，去咬文嚼字，販賣象征這個名詞。但布魯克斯也承認，即使是最簡單的文學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24〕現在，文藝批評家都認為，槍在《熊》里的象征意義，它貫穿整個故事，是統一全局的主題。艾克第一次遇到老熊時，把槍扔了，這是神圣的行動；第二次他扔掉槍，冒生命危險去救熊口下的孤單無援的小狗，這是博愛的行動。Ｒ．Ｗ．Ｂ．路易斯認為，這是故事主要的象征性傾向。〔25〕我認為，紅蘿卜在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26〕里，像《熊》中的槍一樣，具有一種象征的力量。莫言塑造了一個沉默寡言的、骨瘦如柴的黑小孩形象。生產隊分配這個“放個屁都怕震倒”的小孩去為公社水利工程砸石子。他有一切自然之子的偉大。“他用腳指頭把一個個六個尖或是八個尖的蒺藜撕下來，用腳掌去捻。他的腳像騾馬的硬蹄一樣，蒺藜尖一根根斷了，蒺藜一個個碎了”。雖然生活中充滿了苦難，后娘沒有給他任何的愛，但在自然之中，他總是可以找到歡樂和愉悅，找到靈魂的慰藉。“黑孩的眼睛本來是專注地看著石頭的，但是他聽到了河上傳來了一種奇異的聲音，很像魚群在唼喋，聲音細微，忽遠忽近，他用力地捕捉著，眼睛與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發亮的氣體起伏上升，聲音就藏在氣體里。只要他看著那神奇的氣體，美妙的聲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臉色漸漸紅潤起來，嘴角上漾起動人的微笑。”黑孩寡言木訥，別人還以為他是啞巴。但“他四五歲時說起話來就像竹筒里晃豌豆，咯崩咯崩脆。可是后來，話越來越少，動不動就像尊小石像一樣發呆，誰也不知道他尋想著什么。”然而，黑孩身上似乎有一種超自然的魔法。小鐵匠喝令他把滾熱的鉆子撿回來。他“一點一點彎下腰去，伸手把鉆子抓起來。他聽到手里?滋滋啦啦?地響，像握著一只知了。鼻子里也嗅到炒豬肉的味道。”“小鐵匠看到黑孩手里冒出黃煙，眼像風癱病人一樣歪斜著叫：?扔、扔掉！?他的嗓子變了調，像貓叫一樣，?扔掉呀，你這個小混蛋！?”

黑孩有一個美麗的夢。他看到在泛著青藍幽幽光的鐵砧子上，有一個金色的紅蘿卜。“紅蘿卜的形狀和大小都像一個大個陽梨，還拖著一條長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須須像金色的羊毛。紅蘿卜晶瑩透明，玲瓏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殼里苞孕著活潑的銀色液體。紅蘿卜的線條流暢優美，從美麗的弧線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美麗的童稚的夢很快就被惡的現實擊破了。當黑孩的手就要捉住小蘿卜時，小鐵匠猛地竄起來，一把將那蘿卜搶過來，那只獨眼充著血：“狗日的！公狗！母狗！你也配吃蘿卜？……”

黑孩總是想著那個蘿卜，金色的，透明。

一次，發了瘋的小鐵匠難受死了，要黑孩去拔個蘿卜來救救他。黑孩就如被一種神話驅使，行一膝步，拔兩個蘿卜。他再也找不回自己的夢，夢中那透著液體的紅蘿卜了。于是，他就從事破壞，拔，舉，看，扔，還沒有長成的蘿卜一半給拔了出來，蘿卜地一片通紅，好像遍地是火苗子。整篇作品充滿了一種失望的悲劇情緒。紅蘿卜成了卑微生活中的奢侈、享受和歡樂，具有一種神話的力量。

對在生活中缺乏愛的黑孩來說，它猶如一個飄渺的美麗的傳說。紅蘿卜成了一個象征，它揭示了美麗的幻想與嚴酷、專橫現實的矛盾，生活是多么無可奈何，荒涼得如同鹽堿地。如果說《熊》中的槍象征權力，象征“價值的超越”的話，那么《透明的紅蘿卜》中的紅蘿卜就象征生命的夢，這美好的生命對于生活在最底層的黑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四

和福克納一樣，莫言的作品，從《民間音樂》、《白狗秋千架》到《白棉花》，從《紅高粱家族》到《酒國》，由于運用鄉土素材而獲益甚多，這使他“有可能堅持表現他心目中的關于極其古老、基本上不變的人的困境的永恒真理。運用他的鄉土素材，他發現他能守在家鄉同時又能處理帶普遍意義的問題。”〔27〕

中國文藝批評家曾經注意到莫言的現代主義的努力，但并不是非常自覺地、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閱讀《透明的紅蘿卜》使我們得到一種十分新鮮而又陌生的藝術經驗。這篇小說所創造的藝術形象，明顯地與我們平時習見的小說中的藝術形象在性質上和形態上都有很大的不同。”〔28〕這是１９８６年的評論。《透明的紅蘿卜》新鮮在什么地方？為什么與我們習見的藝術形象有不同？不同在何處？如果我們把莫言的創作放在一個更宏大的文學背景上來考察，如果我們考慮到并研究了莫言所受的福克納和其他現代派作家的影響，我們便會非常自然地、非常恰當地看出莫言藝術實踐的路子，使我們懂得為什么他小說中的人物變了形，在這些變了形的人物中產生了超道德的英雄行為，給人們一種強烈的異化感和孤獨感。我這樣說，并不是認為莫言的創作完全處于福克納的陰影之下，不，不是這樣的。我認為，正如以上分析的，福克納對莫言有影響，這種影響是一種“化境”，是自然而然地融化在莫言的藝術里。他們之間的共通，一部分在于影響與借鑒，一部分則是由于藝術與靈感的吻合。我認為，后一種則是更為重要的。

有的批評家注意到莫言在營造意象中的自覺追求。但意象難道僅僅是中國的嗎？僅僅是中國古典美學范疇之一嗎？中國的古典文學中，特別是詞中，充滿了意象的運用，可以說達到了意象的極致。但這并不等于說，在外國文學中沒有意象。２０世紀初的意象主義就是一例。雖然小說的意象與詩歌的意象有不同之處，但其詩學上的含義是相同的，就是說，小說與詩一樣，都必須具有詩學上的蘊含。我覺得莫言小說中的意象已不僅僅是中國傳統的模式了，他很明顯地吸收了、消解了外國意象主義的營養，而將它融入自己的創作之中。特別是在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這一沖突上，他表現了獨特的觀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表現了他獨特的哲學的思考。這既不純粹是中國的，也不是外國的，而是他融中外之精華，堅實地踩在自己的基石上，走自己的路。

如上分析，莫言在小說創作中嘗試了現代主義手法。這是中國小說觀念現代化中令人鼓舞的努力和成就。中國小說觀念的現代化會不會使中國小說成為西方現代派的尾巴呢？我認為是不會的。有出息的藝術家植根于自己中國土地的豐富營養，汲取外來文學的精華（包括現代派的精華），會創造一種全新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藝術來。正如莫言自己說的，“現在我想，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無疑是兩座灼熱的高爐，而我是冰塊。因此，我對自己說，逃離這兩個高爐，去開辟自己的世界！”他又說：“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創造一個、開辟一個屬于我自己的地區，我就永遠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無法深入進我的只能供我生長的土壤，我的恨就無法發達、蓬松。”因此，他給自己樹立了四條原則：“

一、樹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對人生的看法；

二、開辟一個屬于自己領域的陣地；

三、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人物體系；

四、形成一套屬于自己的敘述風格。”〔29〕

莫言是清醒的，這確實是他不死的保障。

第四篇：莫言

PART1莫言獲諾獎新聞發布會現場實錄

法新社：中國的一些藝術家說莫老師和共產黨的關系有些密切，比如說你抄寫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一個藝術家說，莫老師站在權力的角度去談社會。我想問莫老師對這樣的評語有什么看法？

答：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諾貝爾文學獎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上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是根據它的文學的氣質和文學的特質決定是不是給他獎項。在諾貝爾的歷史上，像薩特，就是你們法國的共產黨員。像肖洛霍夫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作品依然是經典，依然在被千百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工作過，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里面寫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拿起筆來，很明確的，站在倫理的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階級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于政治的。

很多人認為我和共產黨的關系比較密切，就不應該獲得這個諾貝爾文學獎，我覺得這也是很難有說服力的。這一次瑞典文學院把這個獎授給了我，我覺得這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政權的勝利。如果說是政治政權的勝利，那我只能是不能得這個獎。我得了這個獎，說明瑞典文學院比發這些議論的人要高明。這是一個文學的獎項。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什么“莫言熱”，如果不幸引起的話，我希望這個熱盡快地冷卻，頂多一個月，大家趕快忘掉。由此會不會引起一種文學的熱情？這是我很期待的。

莫言：我離開了國家干嗎，我連高密都不想離開，我就想呆在高密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生我養我，我熟悉這個地方，這里的食物特別適合我，所以我不會離開這個地方。而且我也認為一個人他有各種各樣選擇的自由，現在離開中國到國外去生活去寫作，我覺得也很好。有的人選擇留在他的故土寫作這也很好，你不要認為誰出去了誰不愛國，誰沒出去誰就是愛國，這都是非常片面的認識。誰愿意走就走，誰不愿意走也不要強迫人家走。我們過去一句話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是孔夫子的教訓。我覺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對的，己之所欲強施于人就對了嗎？

南都社論：莫言獲獎，文學的，世界的 諾貝爾文學獎花落中國，莫言因其作品“很好地將魔幻現實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結合在一起”，成為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籍作家第一人，填補了中國文學界的空白。對于有著兩千年文學傳統、急切融入世界的國度而言，這無疑是一件大事。

諾貝爾獎的符號意義，早已為輿論所津津樂道，它和奧運會、世博會等盛事一道，為民眾所翹首以盼。而不同于后兩者，諾貝爾獎情結維系了更為復雜、糾結的國民心態：崛起之中國并非簡單的國力強盛所能支撐，不只是實現共同富裕之理想，更有待個體提升獨立性與創造力。從這種角度看，諾貝爾獎情結背后的國民焦慮，可追溯至19世紀，啟蒙與救亡之際，梁啟超提出新民說，魯迅致力于改造國民性，對于如何改善國家命運，中國精英先后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就在諾貝爾文學獎結果公布前，這種焦慮仍然在網絡四處彌漫。博彩公司青睞莫言，反而讓很多人擔心，這個沒有潛規則傳統的世界級獎項，將再次與中國作家失之交臂。最終結果使得所有的爭論和分歧暫時中止，人們終于可以松一口氣。

然而，這是一個突破，卻也只是一個艱難的開始。不禁要問，在諾貝爾文學獎出現明顯的“歐洲化”傾向的今天，莫言憑什么獲得評委會的認可？

有必要回溯當代中國文學史，莫言的創作成熟期，恰逢上世紀80年代中國式“文藝復興”。那是一個充滿理想斗志昂揚的黃金年代，至今為無數文學青年所緬懷。莫言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然而，尋根之成功，其作品中所表現的“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絕不只是“愛這土地愛得深沉”的結果。作家的視野離不開社會大環境，“尋根”之所以被冠以“魔幻現實”，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國與世界的思想交流。在莫言身上，我們看到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式的想象力，美國作家福克納式的顛覆性，我們看到了《百年孤獨》，想起了《喧嘩與躁動》。

80年代，大量西方學術著作、文學作品得以引進中國，并因此開啟了現代乃至后現代風格的文學征程。中國作家融入世界，莫言應該感謝這個開放的思想環境。以莫言為代表，中國產生了大量才華橫溢、具有世界性高度的作家。關注中國文學的人不會遺忘那時的文學試驗，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鳥群》，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以“先鋒文學”為代表，大量作家留下了屬于他們的時代激情；當然，我們還會想起那個高呼“我不相信”的北島，幻想“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海子，以及那個“用黑色的眼睛尋找光明”的顧城。

這批作家們的創作既受惠于西方的智慧，亦是回歸由“五四運動”所打造的20世紀的文學盛世。以莫言為代表，作家們顛覆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文學傳統，他們擺脫了文學傳統中僵硬的“文以載道”，激活了文學傳統中激情的“詩以言志”，呈現出個體的關懷和對形而上的思考。

誠如2008年被授予“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杰出成就獎”時評委的授獎詞所言，莫言的作品“說出的是他對民間中國的基本關懷，對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然而關懷腳下的土地之余，莫言又主張關注“那種與眾不同的、表現出豐富的個性特征的生活”，追求寫作的“個性化”。在現實與歷史、個人與社會的交融中，我們不難看出莫言的成功，不僅因為他看到了中國，更因為他看到了世界。正如中國作協的賀辭所說：“莫言的獲獎，表明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意義。”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僅是作品價值的獲勝，也并非證明寫作方法的技高一籌，而是不同思想相互溝通相互學習的結果。這是莫言們的成功之道，也是諾貝爾文學獎賦予中國作家所帶來的啟迪。

致淵：以平常心看待莫言獲獎

文學是一種純粹個人化的創作，不是集體的功勞，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昨晚，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揭曉，莫言獲獎，成為首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

莫言獲獎，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中國文學界的喜事。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作家，如沈從文等作家也曾經非常接近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獲獎也滿足了很多國人心中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不過，諾貝爾文學獎也只是對莫言個人的肯定，這固然會令國人興奮，會對中國文學起到激勵作用，但是，也不妨看淡這個獎項。

事實上，莫言本人和家人對待這個獎項，也都非常淡定，并沒有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巨大光環下，失去平常心。

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表示，“聽到獲獎的消息，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獲獎并不能代表什么。”莫言說，接下來還是會將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創作上。莫言的二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于弟弟得獎自己“很高興”。當被問及是否計劃全家共同慶祝時，他平淡地答道：“這很平常。”

相對于莫言及其家人的平淡，各方局外之人又能否平常心待之？

在莫言獲獎之前，國內各種公共輿論場即充滿了各種爭議，莫言獲獎之后，爭論也沒有停息。在一個多元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非常正常，誰也沒有權利強制別人用同一種聲音說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為諾貝爾獎，莫言也不會成為輿論焦點，一貫低調的他，或許仍然會和火熱的公共輿論場，保持一定的距離。

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知名漢學家馬悅然一再所講，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評判標準就是文學。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個人的文學成就，而不是因為其他。大家既沒有必要將其獲獎過度拔高，也無須上綱上線。（馬悅然于是通過陳文芬表示，“對你們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譯本已經這么多了。”據悉，莫言的《紅高粱》等作品都很為瑞典文壇所看重，《生死疲勞》今年更在哥德堡書展上被隆重推薦，諾獎評委對莫言早已不陌生。）

當然，莫言獲獎或許與中國今日之國際地位有關。近年來中國因為經濟的騰飛，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引來了對中國作家的關注。如果以此而證明中國文學就怎樣了，則仍然難以擺脫東方主義的窠臼，仍然沒有擺脫“被審視”的心理，還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事實上，無論有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垂青，中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質量如何，就在那里。

而且，文學是一種純粹個人化的創作，不是集體的功勞，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一個人獲獎，并不必然代表中國文學登上了世界文學之巔；正如無人獲獎，也不必然說明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園林里無一席之地。莫言獲獎的最大意義或許是，引導人們重新關注文學，而對更多作家來說，要思考拿什么作品才對得起“作家”的稱號。

董陽：文學，回歸我們的內心

在中國當代文壇，莫言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作家，他的小說以異常濃烈的色彩和極具閱讀快感的語言渲染出山東高密鄉村的隱秘世界，這個世界對讀者來說具有觸手可及的質感，常常令人過目難忘，甚至仿佛能夠聞到其中的泥土香，看到那濃郁的高粱地，體驗那似乎夸張變形卻更顯悸動的心理真實。是的，在莫言那里，我們看到了一個與魯迅、趙樹理筆下完全不同的鄉村，那里充滿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維、對命運無常的悲憫，它觸摸到了意識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

莫言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令人贊嘆，但他不斷用貌似“癲狂”的語言與現實碰撞，在看似荒誕的表達中透露出隱秘的真實，并陸續地顯現他內心的世界觀。

“語言的狂歡”成為評論家描述莫言的標準用詞。是的，和其他重要作家一樣，讀者們之所以如此重視莫言，首先是那些作品對漢語表達可能性的新發現。老子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總有一些人去挑戰語言的極限，去碰觸語言表達的“天花板”，盡最大可能地傳遞言說者的精微意蘊。

歷史不過百年的現代漢語書面語，也許還是一個孩子，他的成熟需要標桿性作品對語言表達可能性的探索，并為之樹立界石。作為漢語的使用者，我們感謝魯迅、老舍、沈從文那樣的“先行者”，感謝像莫言一樣在中國當代文壇獨樹一幟的賈平凹、余華、王安憶等漢語表達的“探路人”，他們的“粉絲”也許并不比莫言少，他們獲得漢語讀者的評價未必比莫言低，這也印證了諾貝爾文學獎并不推薦所有口味的精神“美食”，更不是絕對的標尺。

偉大的心靈超越語言，這話沒錯，只是，判斷什么是偉大的心靈，人們不總是意見一致，也許這是一次例外。尤其是像莫言那樣以語言見長的作家，我并不認為不熟悉漢語的評委和讀者們能夠通過具有創造性的外文翻譯獲得那種原汁原味的閱讀體驗，不過那些特定的讀者一定是在其中找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對于真正熱愛閱讀的人，獲獎與否并不會影響他們對文字的喜惡，他們會相信自己的閱讀體驗和獨立判斷，回歸自己的內心。

【莫言：我平時可以是孫子 寫作時色膽包天】作家莫言曾說：一個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寫作追求限定在一個什么獎上。該怎么寫，還怎么寫；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中國籍作家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有過先秦諸子、漢唐氣象、宋明風韻的傳統文明古國，一個曾誕生過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魯迅、巴金、茅盾等等燦若星辰的文學巨匠的文化大國，而今，終于和諾貝爾文學獎結緣了

葉小文：莫言獲獎空前不絕后。

莫言獲獎，君有言。

瑞典的評委作何言？授獎詞稱：“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中國籍作家優秀作品當然還有，過去為什么一直不能獲獎？據說原因之一，是評委不諳中文。真如此，對于一個約占世界1/5人口廣泛使用的語言文字的陌生和冷落，不能不令人遺憾。現在，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廣受矚目，“中國熱”、“中文熱”席卷世界。評委諸君，謝謝你們，顯然你們也重新“尋找到一個出發點”了。

獲獎者本人作何言？“得了這個獎，并不證明你就是中國最好的作家，這個我心里很清楚，中國作家有很多，寫得好的也有很多……作家最重要的還是作品，不是獎項。能讓他站穩腳跟的，還是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土地的熱愛，最重要的還是腳踏實地的、勤勤懇懇的、對土地忠誠的寫作態度。”“我想盡快地從熱鬧和喧囂當中解脫出來，該干什么干什么。”善哉此言，君子慎篤之言。始終對祖國懷著真摯情感，與人民大眾保持緊密聯系，潛心于藝術創新，這就是君子莫言。

中國作家們作何言？王蒙：莫言的獲獎說明了中國當代作家以及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獲得了世界的關注。鐵凝：莫言獲獎，對今后的中國文學引起國際上更多讀者的關注、研究、了解和興趣，以及中外文學交流，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舒乙：莫言的獲獎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對中國有開拓性的意義。張抗抗：這意味著中國文學不再是隔絕、封閉的，而正融入世界文學。李敬澤：今天不論你的文學觀點如何，都會是歡樂的時刻。臺灣知名作家龍應臺：開心大笑三聲……

中國領導作何言？李長春的賀信說，“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迅猛發展，中國文學迸發出巨大的創造活力，廣大中國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傳統的深厚土壤，創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分量重啊，發自肺腑，擲地有聲！

讀者諸君作何言？“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莫言之外，中國還有許多優秀作家，他們對文學的真誠投入同樣值得人們尊重，他們創作出的優秀作品與莫言的作品在文學成就上也難分伯仲。莫言獲獎“空前但不絕后”，人們有理由期待更多優秀中國作家問鼎諾貝爾文學獎。

中國乃“君子之國”，請諾貝爾獎評委諸君不妨聽聽中國傳承的“君子之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莫言獲獎君有言，百花齊放春滿園。

【人都是有自卑感的，一個永遠自信的人不是白癡，就是魔鬼。】

莫言：時代變了，文學變了。我們也是從年輕人過來的，當時也曾有很多文壇老同志對我們的創作表示憂慮：這種東西是我們的文學嗎？我非常贊同“80后”、“90后”的年輕人對我們這些老東西、老家伙持不屑一顧的態度：我們就是要超越你們，就是要打倒你們，就是要寫得跟你們不一樣。如果寫得跟莫言、王安憶一樣，你就沒出路了。克林頓當年是什么樣一個人？吹吹薩克斯，唱唱搖滾，甚至還吸大麻，當時美國人哪里會想到這么個人若干年后會成為總統，而且還干了8年！應該說干得還不錯，當然缺點是經常犯一點領導干部愛犯的小毛病。

莫言：其實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感覺女人比男人偉大，這在我寫《豐乳肥臀》時已經表達得很明確了。每逢重大歷史關頭，女人總是表現得比男人堅強。男人是破壞者，女人是建設者。男人總是把家里搞得亂七八糟，只要有女人，馬上就能恢復。《豐乳肥臀》里寫母親，一般人家鄉發生了大戰都會逃難而去，母親跟著逃了一段，下決心不逃了——家里就是炮火連天也是自己的家，我們要回家去！別人往外跑，她是逆著人群、冒著炮火回家去。

人物周刊：您曾說，“我對人類的前途滿懷憂慮，我盼望著自己的靈魂得到救贖。”您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莫言：這不是悲觀，反而是一種動力。知道罪贖不完，那就永遠抱著罪感生活。沒有罪感的人是不會成為善人的。

PART2【文化解碼】星巴克“入侵”靈隱寺？

9月22日，全球最大的咖啡連鎖店星巴克在杭州靈隱寺景區開店，引來吐槽聲一片。

連鎖咖啡店星巴克最近在杭州西湖靈隱旁開了一家新店，引起社會議論。看大陸新聞報道，好像都是反對的聲音。反對的主要理由為，“星巴克是美國飲食文化符號。用美國飲食文化侵略了中國傳統文化。”

較年長的中國觀眾也許看過一部好萊塢經典電影《茶與同情》（Tea and Sympathy），1956年出品，大導演文森·明里尼執導，故事敘述一名住在寄宿學校17歲而又多愁善感的高中男生（約翰·柯爾飾），他喜愛音樂、戲劇、藝術、花卉、縫紉和烹調，卻不參加球賽、不跳舞、不交女生，被同學譏為“娘娘腔”（sister boy），羞與為伍，他因而孤獨又寂寞。學校體育老師的太太（德博拉·蔻兒飾）同情他，常請他喝茶，最后發展出一段相見時難別亦難的感情。

大家都知道，美國人嗜飲咖啡，其實他們也愛喝茶，茶是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飲品，而茶又是“舶來品”，影片叫《茶與同情》而不叫《咖啡與同情》，或能更受到美國人的注意。

茶的原產地是中國，舉世認同。說神農氏嘗百草時發現了茶，也許在正史上找不到根據，但《茶經》是唐代人陸羽寫的，可是一點也不含糊。中國茶葉、茶樹、制茶技術和喝茶習慣，隨著文化交流和商業貿易而傳播開來。最早傳入日本和朝鮮，其后由南方海路傳到印度尼西亞、印度、斯里蘭卡等國。16世紀之后，歐洲各國開始引進，北方則傳入俄國。

西方人愛飲茶，以英國為最。80％的英國人每天飲茶，茶葉消耗量占各種飲料總量的一半。英國本土不產茶，而茶的人均消費量占全球首位，因此茶的進口量也長期遙居世界第一。

清朝時由于從中國進口茶葉，英國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英國感受威脅，乃向中國輸出鴉片，把白銀賺回來，最后釀成了中英“鴉片戰爭”。英國又向美洲殖民地抽取很重的茶葉稅，在波士頓港口引發了移民把英國商船上三百多箱茶葉丟到海里，美國獨立戰爭從茲開始。

歐洲其他國家如法國等等，幾乎無一不是飲茶國。若謂星巴克是“美國飲食文化符號”，是“美國飲食文化侵略中國傳統文化”，那么毫無疑問的，茶是中國飲食文化符號，我們的飲食文化已侵略到全世界了。

不僅是茶，中國料理在歐美也頗受歡迎。中國菜和法國菜、日本菜、意大利菜，同是他們老饕最愛選擇的項目。據說由李鴻章發明的“雜碎”，對美國食客來講更是大大有名。恕我孤陋，似乎沒聽他們說過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侵略。

星巴克2007年曾進入北京故宮，因大家反對，被迫撤出。據說原店改了一個“漢化”的名字，加賣茶，但咖啡還照賣，就相安無事了。這回星巴克到靈隱寺，并未進入寺內，而是設在寺外商業街，旁邊還有肯德基及其他飲食店。如果要維持莊嚴肅穆，故宮和寺廟內外不能開飲食店，那就什么樣的飲食店都不能開，不應以招牌來認定。

正像美國一本暢銷書的名字一樣——“世界是平的”，人、物產、貿易、文化等等流通會愈來愈快，一定會相互沖擊、相互影響，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再說，美國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等飲食之所以風行世界，因其質量一致、點購容易、攜帶方便，不是隨“船堅炮利”而來。如果我們真想維護和發揚中國的飲食，就要設法推銷自己，而不是排拒他人。譬如我們的豆漿、燒餅、小籠包、蟹殼黃，能不能設計成有營養、好口味而又方便的“快餐”，讓外國人也競相追捧？臺灣業者研發一種飲料叫“珍珠奶茶”，流行大陸和海外華人社區，似乎也漸漸被西方人所接受，不久前有新聞報道，設于德國的麥當勞已開始供應“珍珠奶茶”了。中國有很多文化古跡，其風雅、精致和寬博，可能與星巴克等這類外國商店不相容，但不必以“侵略中國傳統文化”目之。若是中國傳統文化這么不堪一擊，它也就沒有什么可貴了。

靈隱寺建于東晉咸和元年（公元326年），是印度僧人慧理游方到此興建的。源于印度的佛教，入中國則中國之。我們對于很多外來事物，或許亦應如是觀。“茶與同情”也好，“咖啡與同情”也好，都先要有寬容和理解的心。

PART3“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這是饒老尤為喜歡的句子。他說，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猶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則是指獨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學問、做藝術。立足學術主流，追求博大而深遠的大智慧。精通琴、書、畫，饒宗頤卻從不與人對弈。在他看來，“下棋有輸贏，做人當平和”。和季羨林先生共稱為“南饒北季”。

PART4中國首善、正義人物、高調慈善倡導者，這些頭銜都屬于陳光標，作為中國媒體的集體圍觀對象，自汶川地震后，關于他積德行善的種種事跡，便時常見諸報端。砸車、送錢、賣空氣??他像蝙蝠俠一樣，出現在幾乎所有重大新聞之后，而與之相隨的，永遠有“疑作秀”這三個字。陳光標活得像支廣告，只是誰都猜不到他的下一步。

【免費換車】2012年10月10日,陳光標兌現了“對抗議釣魚島事件中他的部分粉絲私家車被砸給予以舊換新”這一承諾。身穿一套綠色西裝的陳光標為43對夫婦贈送了43輛價值12.8萬元的吉利帝豪EC8。對現場媒體提出是否有作秀嫌疑時，陳光標坦然，“如果認為我是在作秀的話，我覺得這樣的秀做得越多越好。”

【賣空氣】2012年9月16日，陳光標在北京首都師范大學舉行銷售新鮮空氣和“陳光標好人”系列有機食品啟動儀式。在發布會上，陳光標透露：“愿把賣有機食品的第一筆資金捐給人民軍隊，用于捍衛釣魚島國家主權。”他介紹說，自己銷售的新鮮空氣來源于寶島臺灣，還有大部分來源于井岡山、延安等紅色革命老區以及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這樣做的目的是給這些經濟欠發展的地區帶來商機和發展。攝影/代斌

【買廣告】2012年8月31日，陳光標在《紐約時報》以中英文雙語刊登廣告聲明稱，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堅決抗議日本右翼分子最近挑起的釣魚島爭端和所謂購買釣魚島、進行國有化的舉動”，“我呼吁美國政府和各界人士譴責日本的挑釁行為”。聲明提問：“如果日本宣布夏威夷是日本領土，美國人民會有什么感受？美國政府會有什么舉動？”

第五篇：莫言（本站推薦）

可喜可慶可賀

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莫言成為中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本土作家。至此，諾貝爾獎在中國本土終于有了零的突破。

對于莫言的獲獎，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給出的理由是：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而法新社則表示，莫言將他青春的經驗和在家鄉的經歷放置在了作品中。對此，各媒體、作家紛紛對莫言的獲獎進行了解讀，引起了一陣“莫言熱”。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講故事。而對于這次莫言獲獎，也有不一樣的聲音。德國知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在接受采訪時說，莫言是中國作家中他批評得最厲害的一位，現在獲獎了，他的觀點也不會改變。他認為莫言的東西是靠寫感官刺激嘩眾取寵，莫言的主要問題是沒有自己的思想。他認為今年諾獎頒給莫言，也許是某種政治因素起了作用。對于莫言，顧彬當年就毫不客氣：“莫言的《生死疲勞》(46萬字）才寫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中國作家“不是為了文學本身，而是為了錢而寫作。” 不過，同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表示，他懷疑顧彬并沒有細致讀過莫言的作品,在談及思想方面，陳教授認為莫言當然有思想性，只不過這種思想性不是形而上的概念，而更多是對民族命運的理解。

聽著這些或褒或貶的聲音，我又沒有讀過莫言的作品，也很慚愧的說，在莫言先生獲此殊榮之前，我并不知曉他，同時，還有人調侃到。莫言小說中的長句子很多，有時整頁文章只有幾個句子。朗讀時，尤其是遇到長句子，肺會徹底排空，轉入下一次吸氣動作時就可以吸入更多的新鮮空氣，降壓效果會更明顯。”，讀莫言小說可以緩解高血壓

.重新感受范進中舉般狂喜的國民們難掩也狐疑與惶恐！哈哈哈.[莫言：我是一個寫小說的農民 望“莫言熱”降溫(組圖)] 10月29日，莫言（中）現身紅高粱文化節成為媒體焦點，而他本人希望“莫言熱”盡快過去。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確實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如果因為這個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就沒有意思了。”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恩格隆德在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后說，中國作家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瑞典文學院當天在一份新聞公報中說：“從歷史和社會的視角，莫言用現實和夢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的感觀世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

一、莫言談獲獎原因：土地和人民給了我創作的源泉。

莫言：主要得益于我的這種文學的品質，當然我的作品都表現了對社會、對人生的一些看法，更重要的我的作品一直在寫人，既直面人生又立足于寫人的這么一個角度，我的小說了一直把所有的人都當人來看，無論是所謂的好人、所謂的壞人，在我的筆下我都用一種同情的態度，不是把一個人美化成什么，也不是把一個人丑化到什么，站在人的立場上的一種寫作，這可能是我能獲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學的品質獲得了文學獎。那我再給你一點材料

北京時間10月11日晚上7點，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陸本土作家。2009年，莫言憑借長篇小說《蛙》進入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視野。瑞典最大日報《每日新聞》、德國《波茨坦新聞報》等外媒紛紛表示看好莫言，而麥家、崔永元等國內文化界人士也紛紛力挺。針對“被諾獎”，莫言專心寫作，不發表任何看法。而8月25日，作家張一一又造謠聲稱莫言賄賂諾獎評委馬悅然。莫言發微博反擊怒斥，并在此后拒談諾獎。

多年來跟蹤研究諾貝爾文學獎并出版相關著作的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旅瑞華人作家萬之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瑞典文學院很久以來就關注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漢學家馬悅然被選為文學院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學院需要有精通中文的專家來準確解讀中國。▇ 梁振華：蛙——孕育生命的意象，考量民族對生命的態度

《蛙》的題目十分有意思，在劇本部分作者通過人物之口說出了為何以“蛙”為題，從青蛙到女媧，女媧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認為蛙是高密東北鄉的圖騰。在現實中，蛙是壯族的圖騰，象征人類強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這也是劇本中蝌蚪關于精子精彩對話的內蘊。計劃生育是傳媒宣傳小說的一種策略，作品根本不是僅僅寫計劃生育的，我覺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圖，它寫到的是孕育生命。這里面有幾個層次的孕育生命，莫言找到一個非常巧妙的切入點，即婦科醫生姑姑這個人物形象，而不是孕婦、孕婦的丈夫、孩子的角度，從婦科醫生對生命的客觀、冷靜的角度出發，描述若干個主體對生命的態度，包括孕育者、職業接生人對生命的態度，但更宏大的意圖在于時代、社會對生命的態度。依據人道主義觀點，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恰恰在中國這個獨一無二受到了質疑，把時代歷史對生命的態度最終指向一個民族對生命的認識。莫言其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謨業，生于山東高密縣，中國當代著名作家。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青島科技大學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寫的是一出出發生在山東高密東北鄉的“傳奇”。莫言在他的小說中構造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天馬行空般的敘述，陌生化的處理，塑造神秘超驗的對象世界，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2011年8月，莫言創作的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備受關注的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10月11日揭曉。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中國作家莫言摘獲這一獎項。評委會稱，莫言的作品“在幻覺現實主義中融合了民俗傳奇、歷史與當代性”，他本人也是當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過幻想與現實、歷史視角與社會視角的混合，莫言結合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與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創造了一種世界性懷舊，與此同時，也找到了舊式中國文學與語言傳統的新出發點。”瑞典文學院評委會稱，他的作品在“幻覺現實主義中融合民俗傳奇、歷史與當代性。”

報道稱，莫言原名管謨業，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說、短篇故事和散文，題材十分多樣。評委會認為，雖然他在中國以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但他無疑是當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代表作有《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酒國》、《生死疲勞》、《蛙》。備受關注的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10月11日揭曉。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中國作家莫言摘獲這一獎項。評委會稱，莫言的作品“在幻覺現實主義中融合了民俗傳奇、歷史與當代性”，他本人也是當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過幻想與現實、歷史視角與社會視角的混合，莫言結合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與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創造了一種世界性懷舊，與此同時，也找到了舊式中國文學與語言傳統的新出發點。”瑞典文學院評委會稱，他的作品在“幻覺現實主義中融合民俗傳奇、歷史與當代性。”

報道稱，莫言原名管謨業，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說、短篇故事和散文，題材十分多樣。評委會認為，雖然他在中國以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但他無疑是當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代表作有《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酒國》、《生死疲勞》、《蛙》。莫言很幸運。

提起莫言，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電影《紅高粱》里那些色彩鮮艷的畫面和黃土地上張揚的生命力，那里就是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高密不僅僅是莫言地理意義上的家鄉，更是他幾十年來在文學創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構筑的文學故鄉。他的小說創作幾乎從未離開高密，那是獨屬于他的文學王國。他在這片充滿想象力的土地上展開敘事，并向歷史縱深挖掘，向廣袤的中國鄉村延伸。

早在20多年前，他就因為《紅高粱》的發表而在文壇上引起轟動。據此拍攝的電影《紅高粱》，1988年獲得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引起了世界對中國電影的關注。三位主創如今早已是蜚聲海外，名利雙收，有的甚至移民了海外。而這位原作者，至今留守生長57年的家鄉——山東高密，一個小小縣級市。

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結讓他始終不離不棄呢？

如今的社會，有太多太多人，為了生活，為了樓臺閣宇，為了燈紅酒綠，遠離故土，爭先恐后用盡方法，只為留在城市。卻也有那么一些人，總是想回到故鄉，遠離城市的喧囂和浮躁，做回一個最純粹的自己，陪伴在兩鬢白發的父母身旁，盡一點為人兒女的孝心。

鄉土情結重的人，會覺得城市始終是別人的城市。如我。也許是年紀漸漸大了，已經沒有了當初那種要舍棄家里的一切，想要遠走高飛的沖動。反而，越來越想回到家鄉過著退休后的生活。

即便回到家鄉時，記憶中的一切熟悉的東西已經漸漸不在了。但愿，遠去的家鄉，始終會以歡迎的姿態迎接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