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研究報告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研究報告

從2004年啟動調研開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謂“八年磨一劍”，終于進入收獲季節。據悉，總體方案將在下半年出臺，全體國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曉的是什么結果，人們尚不敢抱太樂觀的態度。因為8年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將出臺的消息，已經多次出現，無聲無息地制訂，沒見到過一份征求意見稿，又無聲無息地退回，也沒聽說明確的理由?；蛟S這次真能“一勞永逸”，宣告一個曠日持久的難題終于得到了解決。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難以成行，是因為經濟和政治，歷史和現實等因素過于復雜的交織。中國由列強入侵總結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從此開始“趕超行動”，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歸之于“中國一盤散沙”，所以，“中國式趕超”堅持以國家為主體，無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點上是完全連貫、無縫銜接的。只要國家行動是有效的，國家從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國家行動的效率，那收入分配體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堅持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首先是國家包括國企的“效率優先”。改革以來，出現過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種機會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國家享用財富盛宴的過程中，分沾了殘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學者分析了中國富豪產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關聯，其內在機理就在這里面。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現行的收入分配體制因為生產要素配置的失衡，而獲得了經濟學意義上額外的合法性。以“工業化”為核心內容的“趕超行動”，從頭就面臨資本匱乏的難題。改革開放的最大意義之一是讓中國跨過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初始階段，而資本愿意進入中國則因為存在著以“超經濟的方式”獲利的結構性機會。所謂“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通過壓低農業收益，將大量農民驅入城市就業市場，人為加劇資本匱乏條件下的勞動力過剩狀態，另一方面依托戶籍制度，拒絕給進城的農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業的社會保障支出。這兩者的共同作用壓低了農民工的總體收入，也壓低了戶籍市民的工資，收入分配體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借助于扭曲的分配體制，中國資本[3.88 0.00%]快速積累，甚至出現資本過剩，與此同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勞動者逐漸離開就業市場，持續增加的勞動力供應開始掉頭，收入分配改革開始有了討論的空間。2008年后，西方國家陷入金融和債務危機，中國出現產能過剩，國民無論是否適齡的勞動者，其消費者屬性不斷增強，而在“無消費，則無生產”的現代經濟增長模式下，分配出現自動向消費者傾斜的趨勢，以避免經濟失速。中國社會進入了“沒有公平，就無法保證效率”的階段，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也進入了快車道。

經濟要求的自發浮現，并不一定會帶來國家行為的自動調整。盡管30多年的發展一再證明，不單一地依賴國家，中國可能發展更快，但國家自身邏輯和由國家邏輯得利的集團，包括龐大的靠財政供養的群體、借權力尋租的部門和依托壟斷而獲得暴利的機構，都離不開現行的收入分配體制，從其自身利益出發，他們關心的首先不是經濟能否轉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會不會“動他們的奶酪”。

由此，國家與國民，政府與企業，國企與民企，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等，在收入分配改革這個公共平臺上開始了一場無形但卻公開的博弈。歷經8年，“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分配改革方案，倘若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切實滿足國民合理的期盼，那么，這場原本關涉經濟利益的溫和要求，有可能演化為權力與權利的尖銳對峙。近年來，“仇富”“仇官”的社會心態日趨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否準時推出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將成為對國家回歸其調和不同利益的政治功能的檢驗。

第二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熱點分析

基于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真正引起人們不滿或加劇社會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這類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體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關系扭曲的重要表現。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貫穿始終。

一是勞動力流動中的體制性歧視。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性歧視，源于計劃經濟早期的城鄉分割體制。在城鄉經濟一體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趨勢下，原有體制中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身份性歧視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過程中，農民的身份在就業、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歧視待遇。在市場經濟收入增長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條件下，這種歧視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成為目前全國總體基尼系數過高的重要體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勞資協調機制，中下階層缺乏表達訴求權。我國在轉型經濟體制中，雖然按勞分配依然被強調為主體地位，但相應的體制設計還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嚴重“缺位”現象。特別是勞動集體談判的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勞動要素在參與分配過程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國有企業工會組織基本作為企業“職能部門”存在，在維護職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業管理層的掣肘；大量的非國有企業還沒有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徒具形式，勞資矛盾協調機制嚴重缺位。從一些國有企業早期“砸三鐵”到后來的隨意裁員，以及“農民工”工資長期被壓低的現象中，可以明顯感受到這一機制的缺乏。

三是壟斷行業對分配關系的扭曲。行政性壟斷實際上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部分行業歸口管理演變而來。在體制轉型期比較普遍的現象是，行政性壟斷行業往往熱衷于“選擇性”地參照“市場化”和“國際慣例”，這種選擇性集中體現在所謂“市場價格”、贏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參照，大部分壟斷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價格。更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壟斷帶給行業的超額利潤大都沒有回饋給國家和社會，而是以“做大做強”之類的理由留在了部門和企業，并且部分地轉化為這些行業經營者和職工的收入、福利等。這是目前我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對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關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的影響。相對于經濟市場化進程而言，政府職能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集中表現為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和越位。目前社會反映強烈的教育、醫療、住房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是一些突出的表現。

五是缺乏對資源配置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我國在體制轉軌中雖然大幅度減少了行政性資源配置，但在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下，行政性資源配置的權力具有了“價格”意義。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出現大量權力市場化的現象。近年來，在城市改造拆遷和土地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圈錢”等領域，權力市場化的現象依然沒有止步的跡象。這是產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對策鏈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屆全球智庫峰會的全球儲蓄與消費分論壇上，國家發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指出，下一步國家將考慮從五個方面促進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點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民收入，并做好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加強城鄉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節。

第一，增加勞動力收入。

第二，加強城市化進程，形成有利于國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城鄉差距是造成我國居民整體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這與城鄉二元結構有關，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還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勞動報酬的薪酬形成機制。工資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據測算，工資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比重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健全企業薪酬形成機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待遇與分配水平，完善城鎮居民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擴大覆蓋范圍，加大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健全城鄉的社會救助制度。完善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助幫機制。

第五，加強城鄉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環節，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領域傾斜。促進基本公共服務運轉化。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制度。研究推進收入與分配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增加稅收再分配環節。

延伸閱讀

正確處理收入分配問題

鄒東濤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與貧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擴大、貧富矛盾的加劇，是近年來的一個突出問題。對這一問題必須冷靜思考、分析和處理。

（一）關于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世界上用來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標。首先，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尼系數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為0.18，現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數的國際警戒線是0.35—0.4。這成為媒體炒作最熱的問題之一。作為清醒的學者、官員和媒體對此都應該冷靜點。首先應當認識到，與改革開放前普遍貧窮條件下的絕對平均主義相比，我國的基尼系數逐步增加，這是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社會進步的表現；其次，從整體上來說，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還不是全局的，“奔騰式”的甚至是“對抗性”的矛盾。其三，對于已經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問題，特別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度拉大的嚴重問題，國家絕不能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必須高度關注。其四，面對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和努力解決，但在輿論上切不可盲目和過度渲染，因為過度渲染無益于解決問題，反而會對現存的問題和矛盾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但不要搞民粹主義

處理好收入分配關系，協調收入分配的過大差距，實現貧富和諧，關鍵是要解決好社會弱勢階層的過低收入和貧困狀況。同情社會弱勢階層，是社會公眾一般的心理趨向，也是中華民族自古具有人文關懷優良傳統的表現。但高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要謹防“民粹主義”傾向。民粹主義(Populism，也可譯為平民主義)是在19世紀俄國出現的一種影響較大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其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極端強調平民的利益、意見、公決、創制權等。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關系中借用“民粹主義”的概念，是指反對收入分配差距、絕對“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場競爭、崇尚平均主義等逆市場機制的思潮。

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實現貧富和諧的目標，必須把握好兩點：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則，而公正首先來自符合效率原則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機會均等原則，而機會均等原則首先是市場競爭機會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這兩個原則，才能確保財富持續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國家政策過度向社會弱勢階層傾斜，讓“懷弱”極端為“民粹主義”，必然會影響經濟效益，減少財富增長，最終不利于解決社會弱勢群體問題。

（三）調節收入分配，關注弱勢群體，實現貧富和諧，首先是政府的職責

政府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有大的作為。而政府要有效地調節收入分配，不能“東按葫蘆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產力”、“人跟著利益走，利益跟著制度走”的觀點，一個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僅是推進生產力發展的關鍵，也是解決財富分配、協調利益關系、促進貧富和諧的關鍵。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會的利益協調機制。這種機制包括利益表達的機制，利益的談判和博弈機制，利益沖突的解決機制等。從我國現實存在的嚴峻問題來看，首先要重點解決好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方面是要為解決官民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解決廉政問題，從而在民眾思想深處消除“仇官”心理(實際上是“仇腐”心理)；二是從制度上解決各級官員的勤政問題，真正為民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帶來看得見的利益。

第二個方面是要為解決城鄉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真正取得實效；二是從制度上打破城鄉壁壘，促進農村人口平穩有效地向城市轉移。

第三個方面是要為解決行業間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著力解決行業壟斷問題，切實打破行業間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個方面是為解決勞資的利益矛盾進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這也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勞工最低工資保障線和強化對高收入的稅收監管，從制度上解決勞資收入懸殊問題，從而在勞工思想深處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會制度，加大工會工作的力度，從制度上解決勞資的對話和勞工的利益表達機制；三是鼓勵和提倡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努力促進勞資和諧。

第五個方面是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規模的積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會建立普遍的、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等。

第六個方面是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捐贈制度，讓有錢人廣泛地、自覺地參與到構建貧富和諧的工作中來。

通過這一系列與收入分配有關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建設，一方面，使“貧有保底”，從而“貧而不窮”；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種社會規則，具有博愛和人文主義思想，長期堅持不懈地履行社會責任，多行善舉，關愛社會弱勢群體，從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會矛盾。只要這些做到了，貧富同舟共濟，促進社會和諧，不僅是必須做到的，也是能夠做到的。

二、關注公平不能向效率開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貧富矛盾的凸現，不少人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提出了質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效率優先”造成的。如果是這樣，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們可以冷靜地想想：我國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絕不是。因為迄今為止，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產出率還遠低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而單位GDP增長的資源消耗率則大大高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我認為，國家和社會應當關注社會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實現貧富和諧，但關注公平，實現貧富和諧，絕不能向效率開刀。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既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性難題。我們不能一般地反對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容，是激勵效率的重要杠桿。而收入差距過大，則會影響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社會不是要消滅收入差距，而是要調節收入差距，取締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會矛盾。一個社會首先必須保持一定的競爭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進發展。否則，實現平等和貧富和諧必定會成為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

中國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出現的普遍難題和頑疾是經濟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國就正確地提出和實行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經濟效益，又不損害社會公平和影響社會穩定，這不僅與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對于這些，該是什么問題，就在什么范圍內解決什么問題。如果因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特別是構建貧富和諧就把矛頭指向實行了20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作為一個正在發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國，永遠不能忽視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沒有效率。

“平均主義”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這是所有國家的歷史實踐都證明了的。比如說，勤勞人效率高，如果勤勞人的回報與懶惰人一樣，這也是不公平的，結果會造成人們不愿意勤勞。因此要“獎勤罰懶”，而獎勤罰懶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鄧小平講“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單認清這個問題還不夠，我們還要客觀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有利于激勵效率，而結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壞收入都一樣），必然會嚴重影響效率。經濟學天生關注效率，社會學天生關注公平，這是學科分工使然。我認為可以用一句話使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達成“共識”：“公平是相對的，社會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國收入差距過大不能歸結為“效率優先”，但并不是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完全凝固不變，而是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實際情況的變化與時俱進。

過去我們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一是因為鼓勵效率的市場機制尚未形成，還需要政府在推進效率方面發揮有力作用；二是我國當初平均主義還比較嚴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況則大大變化了。市場作為激勵效率的力量已經初步形成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和協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因此，“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客觀上將轉變為“市場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學者提出“初次分配領域效率優先，再分配領域公平優先”。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領域也存在著兩個誤區:一是資本的主導者可能以強勢地位故意壓低甚至拖賴打工者工資，這在初次分配領域是難以自發解決的，必須由政府監管和干預；二是初次分配領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帶來宏觀經濟的高效率，可能還會沖擊和影響宏觀經濟效率，這也必須依靠國家干預。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對初次分配領域的管理，主要是通過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預微觀經濟領域的生產經營活動。

第三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原標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 國發 〔2013〕 6號

國務院同意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現轉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

收入分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項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推進，與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時，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的戰略部署，要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扎實基礎。

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必須通過促進發展、深化改革來逐步加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城鄉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斷改善過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時也應該看到，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克難攻堅、有序推進。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堅持共同發展、共享成果。倡導勤勞致富、支持創業創新、保護合法經營，在不斷創造社會財富、增強綜合國力的同時，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堅持注重效率、維護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創造機會公平的競爭環境，維護勞動收入的主體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縮小收入差距。堅持市場調節、政府調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要素配置和價格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控作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堅持積極而為、量力而行。妥善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突出的矛盾和問題，突出增量改革，帶動存量調整。

各地區、各部門要深入學習和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將其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建立統籌協調機制，把落實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作為重要任務。各有關部門要圍繞重點任務，明確工作責任，抓緊研究出臺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及時跟蹤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各地區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具體措施，確保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處。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引導社會預期，回應群眾關切，凝聚各方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國務院

2013年2月3日（此件公開發布）

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 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深入推進“十二五”規劃實施，完善收入分配結構和制度，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艱巨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進，破除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礎上，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

參與分配，不斷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經過三十多年的探索與實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確立，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框架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財產穩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實踐證明，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是與基本國情、發展階段總體相適應的。

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按照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充分發揮再分配調節功能，加大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徹底取消農業稅，大幅增加涉農補貼，全面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深入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大力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和扶貧標準大幅提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持續提高，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態勢開始顯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進展。

同時，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宏觀收入分配格局有待優化。這些問題的產生，既與我國基本國情、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和階段性特征，也與收入分配及相關領域的體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實等直接相關。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解決一些領域分配不公問題，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根本舉措；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處理好勞動與資本、城市與農村、政府與市場等重大關系，推動相關領域改革向縱深發展，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

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區域之間發展條件差異大，城鄉二元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還在深入發展。要充分認識到，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是發展中的矛盾、前進中的問題，必須通過促進發展、深化改革來逐步加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城鄉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斷改善過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時也應該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克難攻堅、有序推進。

二、準確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要求和主要目標 1.總體要求。

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立足基本國情，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發展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著力創造公開公平公正的體制環境，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并重，繼續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為重點，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2.主要目標。

——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爭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城鄉、區域和居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得到有效緩解，扶貧對象大幅減少，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橄欖型”分配結構逐步形成。

——收入分配秩序明顯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護，過高收入得到合理調節，隱性收入得到有效規范，非法收入予以堅決取締。

——收入分配格局趨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明顯提升。

三、繼續完善初次分配機制

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創業規模，創造平等就業環境，提升勞動者獲取收入能力，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深化工資制度改革，完善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決定和增長機制。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生產要素價格的機制。

3.促進就業機會公平。大力支持服務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小型微型企業和創新型科技企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完善稅費減免和公益性崗位、崗位培訓、社會保險、技能鑒定補貼等政策，促進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農村轉移勞動力、城鎮困難人員、退役軍人就業。完善和落實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等鼓勵自主創業政策。借鑒推廣公務員招考的辦法，完善和落實事業單位公開招聘制度，在國有企業全面推行分級分類的公開招聘制度，切實做到信息公開、過程公開、結果公開。

4.提高勞動者職業技能。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足額提取并合理使用企業職工教育培訓經費，保障職工帶薪最短培訓時間。新增財政教育投入向職業教育傾斜，逐步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制度。建立健全向農民工免費提供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制度。完善社會化職業技能培訓、考核、鑒定、認證體系，規范職業技能鑒定收費標準。提高技能人才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

5.促進中低收入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建立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及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建立統一規范的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根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研究發布部分行業最低工資標準。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積極穩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和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到2015年，集體合同簽訂率達到80%，逐步解決一些行業企業職工工資過低的問題。落實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研究出臺勞務派遣規定等配套規章，嚴格規范勞務派遣用工行為，依法保障被派遣勞動者的同工同酬權利。

6.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建立與企業領導人分類管理相適應、選任方式相匹配的企業高管人員差異化薪酬分配制度，綜合考慮當期業績和持續發展，建立健全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對行政任命的國有企業高管人員薪酬水平實行限高，推廣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縮小國有企業內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員薪酬增幅應低于企業職工平均工資增幅。對非國有金融企業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增強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和股東大會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

7.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制度，完善科學合理的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適當提高基層公務員工資水平；調整優化工資結構，降低津貼補貼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資占比；提高艱苦邊遠地區津貼標準，抓緊研究地區附加津貼實施方案。結合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工資分配制度。

8.健全技術要素參與分配機制。建立健全以實際貢獻為評價標準的科技創新人才薪酬制度，鼓勵企事業單位對緊缺急需的高層次、高技能人才實行協議工資、項目工資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分配政策，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股、崗位分紅權激勵等多種分配辦法，保障技術成果在分配中的應得份額。完善高層次、高技能人才特殊津貼制度。允許和鼓勵品牌、創意等參與收入分配。

9.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落實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強化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適度擴大存

貸款利率浮動范圍，保護存款人權益。嚴格規范銀行收費行為。豐富債券基金、貨幣基金等基金產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拓寬居民租金、股息、紅利等增收渠道。

10.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全面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益，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交范圍。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間在現有比例上再提高5個百分點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

11.完善公共資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機制。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完善公開公平公正的國有土地、海域、森林、礦產、水等公共資源出讓機制，加強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監管，防止通過不正當手段無償或低價占有和使用公共資源。建立健全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全民共享機制，出讓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務支出。、加快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

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稅收調節力度，改革個人所得稅，完善財產稅，推進結構性減稅，減輕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業稅費負擔，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按照全覆蓋、?；?、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不斷完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穩步提高保障水平，實行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卡制度。

12.集中更多財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扶貧開發等方面的支出，進一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財力支持。嚴格控制行政事業單位機構編制，“十二五”期間中央和地方機構編制總量只減不增，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堅決反對鋪張浪費，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預算，全面公開“三公”經費使用情況?！笆濉睍r期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提高2個百分點左右。

13.加大促進教育公平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全面落實九年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嚴格規范教育收費行為。進一步完善普通高中、普通本科高校、中等職業學校和高等職業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國家資助政策，逐步提高補助標準。為家庭經濟困難兒童、孤兒和殘疾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提供補助。切實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和參加當地中考、高考問題。

14.加強個人所得稅調節。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將各項收入全部納入征收范圍，建立健全個人收入

雙向申報制度和全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依法做到應收盡收。取消對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等稅收優惠。

15.改革完善房地產稅等。完善房產保有、交易等環節稅收制度，逐步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細化住房交易差別化稅收政策，加強存量房交易稅收征管。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提高資源稅稅負水平。合理調整部分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將部分高檔娛樂消費和高檔奢侈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問題。

16.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十二五”期末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分類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研究推進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健全城鎮居民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養老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發展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發揮商業保險補充性作用。擴大社會保障基金籌資渠道，建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制度。

17.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提高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和待遇水平，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穩步推進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門診統籌。“十二五”期末基本醫療保險政策范圍內醫保基金支付水平達到75%以上，明顯縮小與實際住院費用報銷支付比例的差距。建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全面實現統籌區域和省內異地就醫即時結算。逐步增加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提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水平。

18.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滿足困難家庭基本需求?！笆濉逼谀┤珖擎偙Ｕ闲宰》扛采w面達到20%左右，按質量標準完成農村困難家庭危房改造1000萬戶以上，實現全國游牧民定居目標。

19.加強對困難群體救助和幫扶。健全城鄉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建立健全經濟困難的高齡、獨居、失能等老年人補貼制度。完善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推進孤兒集中供養，建立其他困境兒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

20.大力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積極培育慈善組織，簡化公益慈善組織的審批程序，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舉辦醫院、學校、養老服務等公益事業。落實并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公益性捐贈支出超過利潤總額12%的部分，允許結轉以后扣除。加強慈善組織監督管理。

五、建立健全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長效機制

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促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一體化，建立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1.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健全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穩步提高重點糧食品種最低收購價，完善大宗農產品臨時收儲政策。著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養新型經營主體，支持適度規模經營，加大對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投入，促進產銷對接和農超對接，使農民合理分享農產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培育發展特色高效農業和鄉村旅游，使農民在農業功能拓展中獲得更多收益。

22.健全農業補貼制度。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穩定增長機制，完善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和糧食直補政策，增加農機購置補貼規模，完善農資綜合補貼動態調整機制，新增農業補貼向糧農和種糧大戶傾斜。完善林業、牧業和漁業扶持政策。逐步擴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范圍，適當提高保費補貼比例，進一步細化和穩步擴大農村金融獎補政策。

23.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確保農民分享流轉收益。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4.加大扶貧開發投入。大幅增加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扶貧攻堅，加大以工代賑力度，努力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十二五”時期，對240萬生存條件惡劣地區的農村貧困人口實施異地扶貧搬遷;按照人均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扶貧標準，到2015年扶貧對象減少8000萬人左右。

25.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制定公開透明的各類城市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重點推進解決舉家遷徙及新生代農民工落戶問題。實施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六、推動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大力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強制度建設，健全法律法規，加強執法監管，加大反腐力度，加強信息公開，實行社會監督，加強基礎工作，提升技術保障，保護合法收入，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26.加快收入分配相關領域立法。研究出臺社會救助、慈善事業、扶貧開發、企業工資支付保障、集體協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財政轉移支付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規，及時修訂完善土地管理、礦產資源管理、稅收征管、房產稅等方面法律法規。建立健全財產登記制度，完善財產法律保護制度，保障公民合法財產權益。

27.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將拖欠工資問題突出的領域和容易發生拖欠的行業納入重點監控范圍，完善與企業信用等級掛鉤的差別化工資保證金繳納辦法。落實清償欠薪的工程總承包企業負責制、行政司法聯動打擊惡意欠薪制度、保障工資支付屬地政府負責制度。完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

28.清理規范工資外收入。嚴格規范黨政機關各種津貼補貼和獎金發放行為，抓緊出臺規范改革性補貼的實施意見。加強事業單位創收管理，規范科研課題和研發項目經費管理使用，嚴格公務招待費審批和核算等制度規定。嚴格控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高管人員職務消費，規范車輛配備和使用、業務招待、考察培訓等職務消費項目和標準，職務消費接受職工民主監督，相關賬目要公開透明。

29.加強領導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實《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嚴格執行各級領導干部如實報告收入、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的規定，對隱報瞞報、弄虛作假等行為，通過抽查、核查，及時糾正，嚴肅處理。繼續規范領導干部離職、辭職或退（離）休后的個人從業行為，嚴格按照有關程序、條件和要求辦理兼職任職審批事項。

30.嚴格規范非稅收入。按照正稅清費的原則，繼續推進費改稅，進一步清理整頓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堅決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費和基金項目，收費項目適當降低收費標準。建立健全政府非稅收入收繳管理制度。

31.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圍繞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工程建設等重點領域，強化監督管理，堵住獲取非法收入的漏洞。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稅逃稅、內幕交易、操縱股市、制假售假、騙貸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嚴厲查處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行為。深入治理商業賄賂。加強反洗錢工作和資本外逃監控。

32.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大力推進薪酬支付工資化、貨幣化、電子化，加快現代支付結算體系建設，落實金融賬戶實名制，推廣持卡消費，規范現金管理。完善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發票管理和財務報銷制度，全面推行公務卡支付結算制度。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房、銀行、稅務、工商等相關部門信息資源，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收入信息監測系統，完善個人所得稅信息管理系統。建立城鄉住戶收支調查一體化制度。

七、加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組織領導

33.統一認識，加強領導。各地區、各部門要深入學習和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認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將其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建立統籌協調機制，把落實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作為重要任務，納入日?？己?。各有關部門要深入調查研究，加強工作指導，強化監督檢查，認真總結經驗，及時解決改革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34.突出重點，強化實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與國有企業、行政體制、財稅金融體制等相關重點領域改革有機結合、協同推進。各有關部門要圍繞重點任務，明確工作責任，抓緊研究出臺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及時跟蹤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各地區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具體措施，確保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處。鼓勵部分地區、部分領域先行先試，積極探索。

35.深入宣傳，注重引導。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引導全社會從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出發，正確認識當前存在的收入分配問題，深入宣傳堅持科學發展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切實做好各項改革政策的解讀工作，加深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艱巨性、復雜性的認識，引導社會預期，回應群眾關切，凝聚各方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第四篇：收入分配改革與中國社會保障發展戰略

收入分配改革與中國社會保障發展戰略

鄭功成

社會保障制度攸關國民財富的分配格局

客觀而論，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領域中利益失衡格局的形成，是多種原因綜合影響的結果，也是多年以來重財富增長輕財富分配、重鼓勵部分人先富輕促進全民共享的結果，確非一日之寒，解決起來也絕非一日之功，而是宜采取中醫式“抽絲祛病”與西醫式“外科手術”相結合的綜合療法，多管齊下地采取一攬子有效措施才能構建長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經濟增長方式轉型與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特別需要全面認識社會保障的收入分配功能。因為以往大多強調通過社會保障來解除國民后顧之憂和維護社會安全穩定，忽略社會保障促使財富得到合理分配和普惠全民、實現共享的本源職責與功能；在現實中討論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問題時，也存在著將社會保障局限于再分配領域并忽略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的現象。因此，重新全面認識社會保障的功能，不僅對這一制度的定型、穩定、持續發展有益，同時也對推進收入分配改革與整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有益。

縱觀世界，可以發現這樣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即在經濟發展初期或者處于低收入國家階段時，社會保障扮演的通常是維護社會安定和補救國民生計的工具，雖然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調節著收入分配，但這種調節的范圍與程度都是十分有限的；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階段后，社會保障便不再是雪中送炭式的補救性制度安排，而是肩負著越來越重要的收入分配調節功能，國民福利與國民經濟同步增長很自然地成為國家發展的追求目標；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社會保障所肩負的實際上已經不再是補救式的穩定或安全工具，而是承擔著調節收入分配并促使財富得到合理分配的職能。除個別國家外，雖然各國在社會保障體系結構上有差異，但上述發展路徑又確實明顯地具有普遍性。

在我國現階段，一方面，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覆蓋人口有限、低水平保障，運用的資源有限，其對財富分配格局的調節作用也有限。例如，我國目前社會保障全口徑支出約相當于GDP的6%左右，較之發達國家大多在20%甚至30%以上的比重差距很大，即使是后起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韓國，早在20多年前這一指標就超過了7%，顯見社會保障對我國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影響很??；再以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為例，我國約為12%左右，高收入國家普遍在35%甚至45%以上，中等收入國家也普遍在25%甚至30%以上，這表明社會保障在國家財政再分配中所占份額偏小，其對再分配的調節力度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有限。在初次分配中，由于社會保險覆蓋面有限，職業福利不具普遍性，政府、勞方、資方之間的利益格局便不可能有效均衡，勞動者報酬不僅水平難以提升，薪酬結構也會陷入只重即期收入而缺乏穩定安全預期的困局?？梢?，社會保障支出在GDP、財政收入中比重的偏低，以及社會保險制度覆蓋面的有限，是導致居民收入低、勞動者報酬低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的欠公平，則構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原因，例如，在勞動者中，存在著有社會保險與無社會保險者的收益差異；在有社會保險的勞動者中，存在著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與企業職工等的待遇差距；在企業職工中，存在著壟斷行業與一般性競爭行業的職業福利（如住房公積金、企業年金等）差異；在城鄉居民中，存在著社會保障項目多寡與水平高低等的差異。因此，我國社會保障運用的資源總量有限，而這有限的資源又在城鄉之間、行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配置失衡，確實是現階段影響收入分配格局的一個重大因素。

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30年和國民財富分配格局失衡的時代背景下，現在確實到了應當賦予社會保障合理調控財富分配格局職能的時候了。因此，在規劃國家發展全局、推進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收入分配改革中，有必要將社會保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來增加居民與勞動者的收入，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促進財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社會保障的戰略任務是促進財富的合理分配

我國需要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一點已經成為共識。但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戰略任務，是只保障民生還是在保障民生的基礎上持續不斷地改善民生，是只解除國民生活后顧之憂和維護社會安定還是在解除后顧之憂的基礎上促進財富的合理分配，仍然存在著分歧。

如果繼續將社會保障定性為維護社會安全的工具，這一制度的功能也就必然地被局限在解困濟貧的低水平保障機制上；如果將社會保障的功能定位于促進財富的合理分配，它就不會再是部分人的專利與特權，也不可能永遠是低水平和雪中送炭，而是需要與時俱進，伴隨著國家發展與財富增長而普惠全民、實現共享，最終促進并維系著財富的合理分配格局。毫無疑問，后者顯然更加符合當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規律。

有鑒于此，我國社會保障發展的戰略目標與任務，即是在堅持公平、正義、共享的原則下，盡快實現基本保障制度普惠全民的初級目標，再在逐漸縮小不同群體之間權益不平等現象的條件下，健全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最終邁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福利社會，這大約需要30-40年的時間，即與中國現在所處的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逐漸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同步。

在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的條件下，建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應當盡快實現國民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同步增長，并在這種同步增長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升這一制度的保障水平與公平程度。為此，從現在到未來10年，宜大幅度提高全口徑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與普通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水平。

我認為，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目標任務可以分解為三個大階段，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1．2010-2012年是第一階段，目標任務是構建普惠全民的“兩免除一解除”（免除生存危機、免除疾病憂慮和解除老年后顧之憂）的基本保障制度。包括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大制度覆蓋全民，并實現定型、穩定發展；同時發展老年人、殘疾人、兒童福利事業及其他社會保障事業；使社會保障能夠初步滿足國民生活基本保障的需求。

2．2013-2020年是第二階段，目標任務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穩定發展。包括：面向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綜合型社會救助制度、老殘婦幼福利制度走向成熟，城鄉居民的其他社會保障需求得到基本滿足，社會保障水平得到較大幅度提升，并成為對財富分配格局產生重要影響的制度安排。

3．2021年到本世紀中葉是第三階段，目標任務是在繼續提升社會保障水平、縮小不同群體之間差距的條件下，實現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質量型、由形式普惠型向實質公平型發展的目標，并成為促使和維系財富合理分配格局的支柱性制度保障，最終向中國特色的福利社會邁進。

在上述三步走戰略的發展進程中，從現在起到2012年再到整個“十二五”期間是一個特別關鍵的時期。一方面，基本保障制度均宜在這一期間完成試驗性任務而進入依法實施的定型、穩定發展階段，制度建設需要進入立足國家層面與滿足長遠戰略發展的精細化階段，否則，制度變革的成本或代價將隨著試驗期的延長而倍增。另一方面，宜在“十二五”規劃中有相應的約束性指標，以便切實扭轉財富分配格局的失衡，如基尼系數宜控制在0.45以內，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幅度應不低于5個百分點，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的增長應明顯快于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全口徑社會保障支出相當于GDP的8%左右，等等。

強調到2012年為第一階段的原由，主要在于：一是這一屆政府在推進社會保障改革與制度建設方面的政策力度大，包括醫療保障體系建設、農民社會養老保險、保障性住房等等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經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宜一鼓作氣地解決社保制度建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二是經濟方式轉型與收入分配改革客觀上使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體系建設具有了緊迫性；三是社會保障領域中的一些重大制度安排與重大問題的解決確實宜進一步加快進度，現在時機還有利，再行拖延將會代價高昂；四是城鄉居民有期盼，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加大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力度，以便盡早享有穩定的安全預期。即使在2012年前無法全部完成上述任務，也建議盡快完成頂層制度設計任務和基本保障制度的試驗性任務，以便整個“十二五”期間能夠更加順利地推進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

從現在起到2012年，建議且可能完成的社會保障改革與制度建設的任務包括：一是完成基本保障制度的立法任務，為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及相關福利制度提供法律依據；二是通過加快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整合與完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真正實現這一制度的全覆蓋；三是通過實現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與建立相應的老年津貼制度，在制度層面上初步實現“老有所養”的民生目標，于后再使這一制度全覆蓋目標轉變為適齡人口全覆蓋的現實（如在“十二五”期末或“十三五”期間對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實現強制保險）；四是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國統籌方案出臺，為在“十二五”期間全面實現全國統籌奠定堅實基礎；五是實現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體化，并向綜合型救助制度逐漸轉化；六是不失時機地發展老年人、殘疾人、兒童福利事業。如果能夠在未來二至三年內或者“十二五”期間順利地完成上述任務，將會大大降低社會保障改革與制度建設的成本，基本滿足城鄉居民起碼的社會保障需求，同時為國民財富的合理分配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與持續發展做出更大、更好的直接貢獻。

第五篇：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2012-12-07

摘要：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了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中國就必須加強收入分配收入改革，如何盡快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符合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要 求的收入分配新體制，也成為當前及未來宏觀經濟政策必須重點關注的課題。本文從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入手，編撰相關專家學者觀點，對對縮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途徑進行探討。

一、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按 照經濟學基本理論，社會經濟的運行過程一般應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這幾個環節。簡單地說，分配是生產的結果，而且受到生產方式的制約。在市場經濟條 件下，市場競爭的組織形式與制度安排對收入分配的形式和結果有著決定性地影響。這表明，對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意味著對市場競爭的組織形式和制度安 排必須進行改革。也只有深刻地認識到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全面性和誘發性，才能真正使此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取得成功。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一個以 計劃經濟為主，基本實行平均分配的國度。如果以基尼系數來衡量，上世紀八十年代基本上處在0.3以下的水平。改革開放之后，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引導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進入21世紀以來，基尼系數開始突破0.4，目前已達0.45以上的水平，跨入收入分配較不平等的國家行列。

1.城鄉分割制度是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主因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李長安 城鄉差距是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第一大因素，根據有關學者的實證研究發現，城鄉差距可以解釋全部收入分配差距的40%以上。很顯然，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拉大城鄉差距的罪魁禍首。即使是已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也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種種歧視。人保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為2049元，僅為同期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30%左右。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 保羅·海登斯 城鄉收入差距非常大之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5倍，城鄉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包括兩方面：一是農村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都極為低下；二是農村投資和資產的回報率通常很低。

2.僵化的土地制度導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

著名經濟學家?，F任北京市僑聯副主席，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 實 現收入分配改革必須強調土地制度的改革，因為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兩個要素，第一是國土，第二是人民。而土地又是涉及每個人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財富分配形 式?，F在看來，太多的人窮是因為沒有房，農民工和外來人口的主要困難就是沒有房，很多人富也是因為擁有多套住房和土地。而房子漲價，是因為房子下面的地價 漲了，所以土地問題是一個關鍵。我們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就是從土地問題上突破的，土地問題突破了，聯產承包制取得成功了，大家對改革的信心有了，保守的力量就讓位了。如果土地問題沒解決，吃飯問題沒解決好，80年 代的城市改

革根本搞不起來。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的矛盾，貧富兩極分化，可以說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帶來的，現在的社會事件有一半以上也是因為土地糾紛導致 的，貪腐相當大的一塊也是跟土地連接在一起的。我們把土地的概念再寬泛一點，包括礦藏可以說都是土地資源。因此，土地已經成為社會經濟政治的焦點，未來的 改革必須從土地制度入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李長安 由 于現行的土地所有權都歸國家和集體所有，農民對自己使用的土地缺乏有效的話語權和定價權，在土地被征用時無法獲得應有的土地轉讓收益，致使大量的土地溢價 流入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的腰包。有專家曾研究了中國農村土地可轉讓程度并估計了土地所有權市場化后的潛在收益。根據研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如果土地自由貿 易被允許的話，中國農民的人均真實收入將增加30%。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根據對歷年數據的測算也發現，從1952年至2002年，農民向社會無償貢獻的土地收益為51535億元，其中僅在2002年當年無償貢獻的土地收益為7858億元計算。可以想像，在當前土地價格暴漲的情況下，農民從土地轉讓過程中應該獲得的收益將更為驚人，而真要把這些收益歸還給農民，那么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勢必大大縮小。

3.市場競爭體制的缺陷加劇收入分配不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李長安 中 國市場競爭體制中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壟斷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在同一個市場經濟競爭體系中，壟斷企業和非壟斷企業根本就不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壟斷企業憑 借強大的壟斷力量在獲取資源和資金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進而攫取高額利潤。在內部人的控制下，又存在巨大的高福利、高工資沖動。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眾 多非壟斷企業市場競爭激烈、生存環境惡化，致使員工工資福利欠佳。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 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市場在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起基礎作用。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市場經濟所具有的公平性，決定了居民收入分配過程的公平性。同時，完全競爭市 場在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具有積極作用。然而，壟斷的出現使得壟斷者具有左右市場交易的市場力量，使市場交易不再具有公平性和平等性，使得居民初次 收入分配過程不公平。我國的壟斷主要是政府授予特許權而禁止其他競爭者進入造成的，特別是在電力、電信、鐵路、航空、煙草、石油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 業。國電公司的總資產約占整個電力行業總資產的60%以上；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總資產約占整個石化行業總資產的近50%；全國的煙草產業則全部歸中國煙草總公司管理。壟斷企業在利用壟斷地位獲得巨額利潤的同時不斷增加本企業職工薪酬，加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二、十八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目標：人均收入翻一番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實現這個目標，不是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基礎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約23％的基礎上，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努力達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從中國的現實看，未來10年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重要的基礎和支撐在于人口城鎮化的發展轉型。人口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階段是中等收入群體快速形成的過程。加快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將擴大中等收入者的就業機會。同時，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將使一定比例的農民工和農民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新生力量。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高尚全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將“二〇二〇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實現這一目標關鍵要靠改革。如果抓住機遇，改革有實質性進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來10年就有可能繼續保持7-8%的中速經濟增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如果喪失機遇，就很有可能使得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 過去我們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比如說GDP翻一番、翻兩番，完成得都很好。然而，現在經濟進入了長周期的減速區，未來要實現收入倍增計劃的難度越來越大，但是我們黨在關鍵時刻明確提出要實現居民收入倍增計劃，這種知難而上的勇氣值得充分肯定。同時，在GDP翻一番的同時，居民收入卻不能夠保證翻一番?！翱偨Y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次黨的十八大報告第一次提出了兩個同時翻番，在GDP翻一番的同時要保證城鄉人均居民收入也翻一番，這兩個翻番結合在一起，要求更高了，這是十八大報告的一個突出亮點。

中共陜西省委黨校政治經濟學教研部 張輝 “十八大”報告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 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收入 分配差距激勵效率的觀念和體制被逐漸認同的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也開始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三、收入分配改革破題路徑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為實現2020年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的目標，建議加快教育結構調整，提高有效的人力資本積累，突出人力資本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的重要作用；盡快出臺農民工市民化的日程表，爭取經過3～5年 的努力，初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使一部分農民在真正融入城市后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盡快改革征地制度，保障農民征地談判的主體地位，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 中的分配比例，為一部分農民成為中等收入者創造條件。應盡快提高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為重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 有資本戰略性調整，并且加快推進結構性減稅。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鄉居民傾斜、向勞動者報酬傾斜條件下的倍增。應當確保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長；加快建立工資談判協商機制，確保勞動者報酬

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確定縮小城鄉差距的約束性指標，努力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 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過程中能否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權益，已成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因素之

一。這就需要：嚴格限制經濟適用房的受益范圍，把住房領 域的公共資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為重點的住房保障體系，在這個前提下進一步推進住房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推進城鄉、不同群體基本公共服務 制度的統一，尤其是醫療保險、養老保障的制度統一；努力縮小財政用于不同社會群體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開的約束性指標。截至2011年底，我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為85.37萬 億元。國有資本能否適應全社會公益性的需求推進戰略性調整，對于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遲福林建議，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 退出，投入到公共產品領域；提高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比例；調節壟斷行業過高收入；建立全口徑的財政預算體系，尤其是涵蓋國有企業的資源使用租金和利潤分 紅，從制度上確保國有資本的公益性。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 保羅·海登斯 從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階段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能的方向來看，初次分配中改革有幾個方向：一個是工資的正帯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二是降低壟斷及國有企業對中小 民營企業的擠出效應。三是降低壟斷國有企業的薪酬水平，從而縮小收入差距。再分配階段中，一是改革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不收益分享制度。二是公共資源出譏收益 的全民共享機制。三是收入的稅收調節。四是增加財政轉秱支付的力度。還有其他配套改革

1、城鄉二元體制下的戶籍制度改革。

2、減少“三公”消費以及灰色收入部分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李長安 第一，要果斷加大戶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堅決拆除導致城鄉分割的藩籬。歷史經驗證明，放松戶口管制、允許農民向城市自由轉移，不僅是推動我國經濟長期增長、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力量，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徑。應盡快剝離依附在戶籍制度身上的各種福利功能，還原其人口登記和管理的基本特 性，發揮公共財政為公共服務的職能。同時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使戶籍制度改革邁上一個新的臺階。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土地制度改革作為中國改革 開放的“突破口”，曾經發揮過具有歷史影響的巨大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土地制度存在著諸多的弊端，尤其是不能保證土地使用者的最終所有權，也就無 法實現他們的處置權和收益權。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確權活動，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只有明晰的土地所有權，才能保障農 民自由耕種的權利，也才能加強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定價權和話語權，農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土地轉讓和土地增值過程中的利益和好處。第三，盡快打破市場壟斷格 局，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那么一個合理的收入分配體制就無法真正建立起來，而讓廣大人民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目標 也就難以實現。壟斷企業的改革應重回“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軌道，采取多種措施遏制壟斷力量的無序膨脹。有必要強調的是，僅從工資指導線上進行 “限高”的規定，恐怕并不能在真正意義上限得住壟斷企業的高工資。關鍵還在于必須逐步開放市場競爭，充分發揮市場在調節工資上的作用，弱化權力在工資分配 中的主導地位，這才是對壟斷企業工資“限高”的治本之策。第四，進一步推進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在收入分配領域，公平的社會保障不僅對再分配具有積極作 用，對初次分配也至關重要。根據專家的測算，如果

社會救助制度覆蓋面能夠直接惠及10%的人口，則貧富差距的縮小幅度會增大一倍以上；如果國家財政支出中有30%用于社會保障及相關福利，則轉移支付的力度會擴張一倍以上；如果社會保障體系健全以后的全口徑支出占到GDP 的25%左右，則意味著國民財富有1/4 是 通過這一制度安排來重新分配的，它對于平抑初次分配的差距和彌補不同群體的利益差別將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五，推動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堵塞各種灰色收入的 漏洞。權力尋租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痼疾，也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引發民眾強烈不滿的根源之一。國內外的經驗都證明，公開透明的干部收入制度是防止腐 敗、遏制尋租現象泛濫的有效手段。應加快完善干部個人收入和財產的申報制度，構建黨紀、國法、輿論監督的體系。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使經濟體制改革與 政治體制改革相互協調和促進，在改革中創造一個“陽光型”的政府管理體制和收入分配體制。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高尚全 我國經濟社會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改革。但目前內需消費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后等問題，表明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必須嚴格約束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 搖，必須使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不斷提高，讓民眾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其有話語權、有參與權、有監督權、有尊嚴。未來的改革須堅持打破行政壟斷，國家必須下 決心在石油、電力、電信、金融、鐵路等行業進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壟斷，加快構造有效競爭格局；要推進壟斷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壟斷行 業參與競爭；要堅持公開、公正原則，保證壟斷行業改革規范有序進行；要轉變政府職能，弱化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把主要職責放在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 爭環境上；要加強立法，提高反壟斷法可操作性和執行透明度，通過積極開展反壟斷法的實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會長 許善達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調節，應該重在增量上，重在增量上還應該重點在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減稅也好，要給低收入群體的稅降低，給他們增加收入。此外，還是 要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更多的吸引各種發展的資源，改善資源利用的效率。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稅收政策、工資政策、社保政策都應該更多的向低收入群體傾斜。這 樣一個思路是比較符合中國當前的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