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法性危機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研究

合法性危機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張志成

一、何謂合法性問題?

在政治思想史上，合法性一直是以政治哲學的形式出現的。所謂合法性，也就是是對被統治者和統治者關系的評價。實質上，合法性就是正當性[2].從法律上講，合理性主要是指正當性說明。指論者要有足夠的理由說明聽者，來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并為對方接受[3].從歷史上看，論說統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學大體經歷了從神到人的發展過程。簡單而言，在中國古代，商周時期是以“上帝”和祖先崇拜來為統治進行合法性說明的，而由于君主專制的統治形態所必然具有的弊端，孔子創造了以倫理為中心的政治哲學，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仁政”為兩端，形成了“道統”和“君統”互相制約的統治合理化論說體系[4].而近代，隨著西學東漸，更主要的由于“人”的意識的覺醒和個人利益的發達，合理化論說體系從“神”到“君”進而轉變為以“人”為基礎。隨之而來的，政治運作的表現形式就是從“君主”轉變為“民主”。但是，以歐美國家為榜樣的所謂“民主”的政治體系面臨著體制上的實質缺陷的困擾，這兩個實質缺陷之一就是馬克思所發現并論證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資本掠奪超額利潤所必須的剝削，包括對本國人民的剝削和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和掠奪。這兩個實質缺陷在近代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也導致了“民主”合理性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徹底破產。其表現形式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在中國，歷史就表現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爭取“民主”-推翻“舊民主”(資本主義)爭取“新民主”(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獲得執政地位。

后工業時代，在以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為合法性論說、以資本主義和財產私有為經濟模式的國家，隨著民主的日益技巧化以及操控信息的技術日益成熟，加之政治在社會生活中的蛻化，更重要的由于其經濟

和社會生活中面臨的大量“民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以及“民主”和“自由”所直接導致的問題的泛濫，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民主主義的政治運作合法性地位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其合法性論說的辯護能力日益下降。有學者認為：“20世紀30年代開始，世界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態。1929年到1933年，爆發了席卷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全球性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社會初期自由放任式管理模式遭到懷疑，[5]”舊的否認資本主義存在危機的傳統理論開始失效，資本主義制度處于風雨飄搖之中“[6].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下的政府也出現了合法性危機的問題。正是針對這樣的危機，哈貝馬斯提出了自己的關于合法性問題的論說。

二、哈貝馬斯的合法性論說

哈貝馬斯認為[7]：所謂合法性問題，也就是一個政治制度，一個政權的威嚴和權威能否得到人們信任和承認的問題。[8]他同時認為，一、后工業社會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干擾和不符合人們意愿的副作用就會減少，并且不一定能夠轉化為合法性的喪失。因此，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把社會中發生的利害沖突限制在個人的范圍內，使之不能形成階級的利害沖突[9].二、他強調人們行為的協調應以共同的規范為基礎，而共同的規范是由人的統一認識促成的。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就是對話[10].其前提是：同行為規范聯系在一起的公認的要求只能是用目的在于取得共識的辯護來實現[11].哈貝馬斯的合法性理論是基于其對“晚期”資本主義的諸多現象的認識而提出的。例如，他提出有關危機的現象包括：生態的平衡、人類學的平衡和國際的平衡[12].同時，他也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飛速發展，使這個世界性的社會制度面臨著一些問題;(但是，)不能把這些問題理解成為這個制度所特有的危機現象。

社會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人和制度互動的過程，關于這一點，哈貝馬斯指出：社會本身不能單獨實現進化，只有當它和行為主體結合在一起時，才能構成一個有進化能力的系統;一個社會，只有在吸取了社會

化的行為主體的學習能力的基礎上，才能形成新的結構，從而使它的控制能力和調節能力達到一個新的水平[13].他認為馬克思僅僅看到了生產領域，而沒有人的交往行為和社會同一性的形成對社會進化的作用。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巨擘，作為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演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角色，哈貝馬斯既看到了所謂“晚期”資本主義存在的合法化危機，又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方式解釋社會進化和發展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危機論，并以合法性論說的方式試圖解決這樣的危機，進而試圖在漸進式的更新的前提下，以哈貝馬斯式的“互相理解”[14]的“民主”來實現社會穩定?？傮w而言，哈貝馬斯的理論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運用了馬克思的分析方法，甚至對馬克思的社會學方法還有較大發展，強調人與人之間客觀聯系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但是，他也不諱言其理論的辯護性基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為核心形成的，而這個制度的核心，(是)確定社會一體化的既定形式?！盵15]

盡管哈貝馬斯的思想是建立在保留現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的，但是，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可觀的借鑒價值。尤其重要的是，哈貝馬斯通過“互相理解”的方式提出的新型民主思想。傳統上，社會契約論、代議制民主和權利限制作為經典的資本主義社會組織方式，具有難以辯駁的“辯護水平”。盡管早至盧梭就曾提出：真正的民主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但是，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生產資料的小規模個人占有的經濟關系和法律絕對保護私有財產的社會制度使改造傳統的民主方式的任務并不緊迫。但是，隨著跨國公司等法律、經濟和文化巨人的出現，個人的意志和政治參與程度及效果受到極大的壓迫，傳統上的自由主義下的代議制民主遇到了一定的危機。哈貝馬斯關于合法性問題的思路同時提供了以辯護水平為尺度的社會彌合的解釋性手段，同時他的思想也不僅僅停留在“辯護”上，而是將合法性的辯護與解決性手段相結合，以解釋來促進解決，這就“彌補”了馬克思從社會更替的革命角度看待問題而提出的單一的“解決”性的手段，從而使歷史唯物主義引進了人與社會的互動，克服了馬克思“技術至上”論對人和社會互動的忽視。

三、社會主義政治的合法性問題

從前文可以看出，對于政治架構和運作的合法性論說對于政治權利是極為重要的。正如學者所說：“不論是哪種形式的統治，統治者命令能否被服從的命運都取決于是否建立并培養了被統治者對統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們認為是具有某種正當性理由的命令，才會獲得被統治者的追隨，從而具有合法性?！盵16]歷史和現實也都表明了這一點。可以說，社會主義的政治也無法回避合法性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于2004年9月19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一文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得出了如下結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蓖瑫r，中共中央認為，在當前的歷史時期，“各種思想文化互相激蕩，各種矛盾錯綜復雜，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沒有改變，我們仍面臨著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我國改革發展處在關鍵時期，社會利益關系更為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這一決定既承認了黨也存在執政合法性問題，也指出了執政合法性面臨的主要問題?？梢哉f，這一決定是對合法性問題的承認和思考。那么，社會主義政治的合法性來源是什么?合法性危機的實質又是什么?

按照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所謂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一樣，其基礎都是“一種對規范的規則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據這些規則有權發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權利的確信”[16]，是指對一種現存統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這種信仰指導下的對命令的自覺服從。也就是說，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仰和在這種信仰下對政治運作的自覺服從同樣應該是社會主義政治的合法性基礎。

從歷史上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合法性首先來源于資本主義自身危機。在資本主義不能克服其本身客觀存在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的前提下，按照矛盾的觀點，事物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并且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資本主義本身必然會有“新”的、反映其危機的思潮和社會運動。這一思潮和社會運動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在經歷了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思潮的科學化、系統化總結之后，社會主義本身成為一種信仰，成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礎。

分析社會主義運動的合法性內涵，我們必須對資本主義危機進行具體分析。簡單地講，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合法性恰恰來自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自身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身就應該是社會主義合法性基礎。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的危機主要是經濟危機。正是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正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使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必然，也是社會主義本身成為合理。恩格斯認為：“從本世紀初以來，工業經常在繁榮時期和危機時期之間波動。這樣的危機幾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給工人帶來極度的貧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熱情，給整個現存制度造成極大的危險?！盵17]而所謂“革命”，在哈貝馬斯那里就是“利害沖突”沒有“限制在個人的范圍內”，而是形成了“階級的利害沖突”[18]的外在表現，也就是“合法性”遭到危機的最直接表現。

資本主義的危機也是政治危機。在原始資本主義時期，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導致的無產者的貧困和經濟權利的喪失，使無產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權利”喪失了實質意義。因此，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19]，以替代破產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盵20]從國際關系而言，由于爭奪資源和“奪取新的市場”[21]的斗爭，使資本主義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不時激化，資本主義在既定的文化范疇內的意識形態上的破產就成為必然。在中國歷史上，這一過程就表現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五四”運動。“五四”之后，共產主義學說逐步成為中國革命者中占據主流的流派，與這一客觀矛盾的存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事實上，社會主義合法性的現實基礎乃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以及無產階級民主權利的喪失，意識形態基礎乃是馬克思主義對這樣的經濟危機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和社會主義理想的構造。

四、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合法性矛盾、融合與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從馬恩時代以來，主要是由于社會主義運動和其他工人運動的發展和沖擊，其變化是顯著的。目前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是基本穩定的，社會危機還不突出。而社會主義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到目前，也經歷了深刻變革。但是，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統治”，都存在“合法性”問題。它們之間的“合法性”問題既有客觀必然的矛盾，也有相似之處。

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能夠有效地解決經濟增長問題[22].但是，他同時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的市場的功能除了日益嚴重的問題，行政系統無法完成從經濟系統那里接受來的控制性任務，于是，合法性的系統無法維持它要求的群眾表現的那種忠誠水平[23].簡而言之，也就是說，哈貝馬斯認為，雖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能夠保證經濟的增長(但他也認為財富無法無盡增長)，但是，政治當局無法解決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問題，因此，“生活領域”會發生混亂，進而導致“群眾”對政治當局的認可程度、忠誠度的降低。進而，合法性就會出現危機。

鄧小平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顯然，社會主義的執政黨同樣必須解決經濟持續增長和在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中控制經濟的政治任務，只有這樣，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才能和諧發展，使合法性得到加強，并進一步促進政治當局(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增強，提高其控制能力，使經濟進一步的發展成為可能?！吨泄仓醒胧鶎盟闹腥珪珗蟆分赋觯骸耙獔猿职寻l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扭住經濟發展這個中心不動搖，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表明，無論是對于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和控制市場經濟的能力是政治當局的合法性的基礎。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對于“晚期資本主義”而言，市場經濟制度已經是一個事實，而對于中國社會主義而言，建設并完善市場經濟制度仍是一個時期的任務。其次，合法性的核心不僅僅在于經濟的持續增長，而是在于政治當局控制經濟系統，并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導致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出現的問題的能力。特別是對于社會主義而言，經濟發展本身只能是社會目標之一，而社會目標和人的發展目標不容須瞬忽視，否則，最終不僅會使社會主義喪失制度優勢，而且會隨著合法性、忠誠度的降低而喪失對經濟系統的控制能力，使經濟運行失去可控性。

哈貝馬斯認為，行政計劃需要擁有合法的權利[24].日益增長的合法性需要，“今天必須用(建立在普選權基礎上的)政治民主手段使其得到滿足。但是，形式民主的手段費用巨大?！薄?國家)必須考慮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并把這種利益維持在必要的程度上，以免使群眾對國家的忠誠降低到引起沖突，使國家失去合法性?！惫愸R斯一方面指出了利益妥協需要一種政治民主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困境-花費過大。他還指出了一種意見，那就是說，“國家可以隨著使行政系統不依賴于合法的意志形成來擺脫合法性問題?！蓖ㄟ^富有“表現力”的符號和象征同行政管理的工具性的功能的分離，來為國家避開合法性問題服務[25].其實，這樣的觀點就是使民主“形式化”，拋開民主的實質性的“決定”價值，而使行政系統的決定技術上合法化、“自我”合法化。哈貝馬斯并沒有指出合法性需求、利益妥協和分界以及花費巨大的形式民主之間的緊張關系如何緩解。

同樣，《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段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如果我們把人民當家作主理解為民主的實質決定作用，依法治國的“法”理解為利益的妥協和分界，那么，社會主義的中國同樣面臨這如哈貝馬斯所言的實現民主的巨大成本問題、民主對利益分解的實質性決定價值問題兩大歷史性課題。而在民主實質性決定的問題上，不僅僅存在效率這一客觀障礙，也存在國家間競爭這一影響利益分界的重要變量如何進入民主決定系統的問題。另外，盡管我們可以引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這樣的技術性決定系統，但是，“技術性”的決定和貌似價值中立的行政系統“輸出”的決定是有助于還是有損于政治當局的“合法性”地位最終也必須經過群眾的合法性意識衡量，而沒有體現“合法性意識”價值手段的技術性決策系統事實上是無法衡量合法性的，其實質必然也是有損于合法性和民主的實質決定價值的。

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關于合法性獲得的建構。群眾的合法性意識與政治當局的合法性建構是一對有著內在結構性矛盾的概念。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的獲得，本身就是破壞性的，如果獲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看穿的話。有人試圖通過有目的操控手段來彌補合法性的虧空;這種嘗試在系統上的局限性就在于行政活

動和文化系統這兩個領域間的結構差別?！盵26]他更進一步指出，“國家不能簡單地掌管文化系統;國家領域的擴張，致使文化的確信無疑狀況發生了問題?！币饬x“成了一種能源匱乏，而且將越來越匱乏。”簡單講，也就是說，文化系統本身是生成合法性意識的基礎之一[27]，合法性的存在是基于合法性意識的自我生成和主動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識到其生成和衡量是由政治當局所操控，那么合法性意識就會發生變化，就會基于其“自覺”后的意識重新對合法性進行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識中的“意義”失去自主性，群眾就會用“價值”來衡量“合法性”，而和“意義”不同，國家所能提供的“價值”的合法性論說是有限的，因此，容易孳生合法性危機。

相比較而言，《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到：“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斷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牢牢把握輿論導向，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優先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比缜八觯鐣髁x的合法性資源的重要來源是其對社會的自覺意識和科學規律的把握，因此，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建設、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不斷修正來提供社會主義的合法性資源是必須的。但是，合法性建設的重要問題乃是如何提供“意義”資源。政治當局和行政系統直接操控文化系統會使合法性意識處于不斷“反省”和“自覺”的過程，使合法性意識的形成背離其“自生”和“自覺”的客觀規律，不僅不利于合法性問題的解決，而且會使社會喪失“意義”資源，而以“價值”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尺度。而由于價值的方向性，個人、團體、國家對于同一決定的價值衡量必然是不一致的，因此，最終往往導致社會分裂。

總之，哈貝馬斯的合法性理論建構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傮w而言，其合法性理論以社會彌合為目的，提出并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所導致的合法性危機，并從政治、文化和經濟等方面提出了社會利益妥協和分界以及合法性意識建設的問題，對于我們建立“和諧社會”，維持政治當局的合法性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來講，同樣需要考慮的是黨的執政、民主、效率、利益妥協和分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形成與合法性之間的緊密關系等重要社會分裂和彌合的變量。你好，謝謝你看這個資料

第二篇：政治合法性與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

政治合法性與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

（李琦 學號111300657）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個執政黨所面臨的永恒的主題。所謂政治合法性，是指社會公眾在合乎理性選擇的基礎上，對政治系統的自愿認同、服從和支持狀況。

[1]這一概念最早是由馬克思·韋伯在社會學領域中提出，并構建了三種理論模型來分析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即“傳統型”（traditional）、“個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政治合法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主體特性層面，即制度、權力和社會基本信仰、價值取向的內在一致性制度；另一方面是客體認可或認同方面，即權力的委托對對現實制度和權力的支持、認同和忠誠程度?！盵2]美國的政治學學者李普塞特對政治合法性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合法性是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總之，政治合法性這一概念涉及到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揭示了一個政權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和合理性，關系到社會秩序乃至國家政權的穩定。

一、政治合法性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重大意義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許多外國學者認為，與世界上其他政黨一樣，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一場新的革命：“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各種政體下的公民都會問他們的政府“最近你為我們做了什么”。[4]因此滿足不斷上升的期望，保持政治合法性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條件。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或者政府如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它很快會土崩瓦解。

中國共產黨是由革命獲得執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執政合法性，首先來自人民對統治集團的反抗，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人民反抗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并因這種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認同。[5]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導和執政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經濟績效又對于鞏固和提升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執政的合法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蘇東劇變表明以蘇聯模式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實踐的失敗，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

[2] 楊宏山，《經濟全球化與經濟發展》，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尚立，《中國共產黨執政方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馬丁·李普塞特著，張紹宗譯，《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沈大偉著，佚名譯，《中國共產黨改革的國際視角》，《中國治理評論》，2012年第1期。

[5] 王長江，《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中國治理評論》，2012年第1期。1

得到了人們的認同。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極其深刻的轉變：一是從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社會的逐漸轉變；二是從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轉變，從傳統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向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體制逐漸轉變。[6]完成了這兩個轉變，我們才會建設成為真正的現代化國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經歷90年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對自身的轉變和面臨的挑戰也有了清晰的認識，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政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盵7]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對中國共產黨鞏固和提升其執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嚴峻挑戰。筆者認為主要有四點：一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公平正義受損；二是政治腐敗，廉潔程度降低；三是社會群體事件不斷發生，干群關系不和諧，執政權威受到挑戰；四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所體現和強調的平等、競爭、參與的政治理念，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帶來了挑戰。

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讓我們知道一個執政黨的權力是由人民賦予的，人民有權授予也就有權收回。政治權力的運用和行使要以維護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為唯一和最終目的。

黨的執政合法性的高低強弱，取決于黨實現對人民群眾承諾的程度。這意味著，在經濟上，共產黨必須通過推動發展來提高自身合法性。計劃經濟無法為它提供這種合法性，市場經濟成為必然選擇。在政治上，共產黨必須把人民當家作主真正落到實處，繼續用包打天下、包辦一切的方法來執政已經無法贏得支持。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制度、體制和機制，來反映和體現人民和執政黨授權和被授權的關系。[8] [6]

[7] 胡鞍鋼，《中國發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吨袊伯a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王長江，《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中國治理評論》，2012年第1期。

黨的十七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提出要繼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已經深知自己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來鞏固政治合法性，必須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真正地加強民主法治建設。近些年來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外國學者對中共的改革和發展有不同的見解，但是自從十七屆四中全會結束以來，幾乎所有的外國學者都認為：三年來，中國共產黨黨內改革出現了停滯和退步，中共正在變的被動、沒有安全感和不自信。[9]

因此，在“內部監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的執政大環境下，必須要加強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和法治建設。首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從制度和機制上保證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維護，避免權力尋租，有利于執政黨科學執政和民主執政；其次加強民主政治制度建設離不開法治建設，因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設，而民主政治建設離不開法治建設”。[10]只有加強法治建設才能保障依法執政，使得民主監督、民主選舉和民主決策有法可依，保證人民群眾享有憲法規定的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第二，建設完善的預防和懲治腐敗體系。我國在轉型的過程中，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念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舊的體制逐漸喪失約束力，新的體制尚未形成，制度的短缺和權力約束的真空，導致黨內腐敗頻發。在每年中國民眾最關心的十大問題中，腐敗問題每年都位居前列。據歷屆《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及相關資料統計顯示，1979年至2008年間，國家檢查機關立案偵查的貪污腐敗、瀆職侵權類職務犯罪125萬件。其中，1979-1987年間共查處253225件，1988-1997年間共查處610670件，1998-2008年間則查處了386798件，[11]平均每年增長22%，“中國腐敗的速度超過了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12]。另據資料顯示，1979至2008年間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腐敗官員達到390余萬人，而1992-2002這兩個五年間分別處分黨員669300人和846150人。[13]

腐敗現象的蔓延，毒害了社會風氣，降低了執政黨的執政權威和政治合法性。[9] 沈大偉著，佚名譯，《中國共產黨改革的國際視角》，《中國治理評論》，2012年第1期。

楊海坤，《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法治論壇》，2006年第4期。

[11] 宋為，佘廉，《新時期我國腐敗現象與網絡反腐探討》，《政治學研究》，2011年第2期。

[12] 郭強華，《廉政審計》，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壽林，《權力制約和監督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10]

只有加強廉政制度建設，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住腐敗不斷蔓延的勢頭。改革開放以來，圍繞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建立準則規范和法律制度，相繼頒布修改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等規章，著力制定和完善監督法規，增強相關實體法的效用性、力求做到寬嚴相濟，嚴格遵守程序法、切實依法反腐，并以預防腐敗為新焦點加快相關立法。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以憲法、法律、法規為核心，黨的紀律規定與之相互補充、協調統一的廉政法制體系。[14]

同時，也應高度重視公民監督和輿論監督在反腐倡廉中的重大作用。公民有 權向檢查機關、政府監察部門和反貪局等機關舉報、檢舉涉嫌腐敗問題的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并可將其批評意見、申訴以及控告通過媒體特別是網絡途徑公開表達。輿論監督也更有效的實施監督權，真正反映人民群眾的真實意見。

第三，遏制分配不公，促進社會公平。胡鞍鋼在其著作《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中指出，社會分配不公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糾正社會不公平現象已經不僅是倫理問題，也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危及國家政權穩定的政治問題。[15]如何滿足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解決弱勢群體和社會貧富分化問題，都極大地考驗著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亨廷頓所說：“經濟增長不僅會用一種速度改善人們的物質和福利，還會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著人們的社會挫折感?！盵16]國家發改委2009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從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2006年，我國常年救助貧困人口城市222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1900多萬。雖然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但在“馬太效應”作用下，這種差距擴大化的趨勢仍然沒能得到有效遏制。[17]

因此實現社會公平，中國共產黨需要提高社會整合的能力，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以鞏固黨執政的績效基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主體結構和利益機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并帶來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無秩序，中國共產黨要提高社會利益整合的能力，化解社會矛盾。利益整合是指通過多種有效的方式和途徑，在保證各群體利益的基礎上，使群體各個部分組合起來，達成[14]

[15] 亓光，《論中國共產黨的反腐倡廉建設》，《政治學研究》，2011年第3期。肖光榮，《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研究現狀及其評價》，《當代世界和社會主義》，2004年第5期。

[16] [美]薩繆爾·亨廷頓著，劉軍寧譯，《 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

[17] 楊愛杰，《社會轉型期利益分化與執政黨利益整合的路徑選擇》，《理論月刊》，2011年第3期。

利益共識，構成利益共同體。[18]也就是一個對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調整，使之逐步走向有序和諧的過程。

社會和諧的核心是社會利益關系的和諧。[19]公平公正是和諧社會的本質特征，也是執政黨進行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則。[20]因此逐步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分配和保障體系，這是我國新時期經濟上進行利益整合的關鍵所在。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和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真正的讓全民共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成果。此外要構建利益表達、利益分配、利益矛盾處理等的利益整合機制。

同時要發揚民主，確保黨的政策真正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發揚民主在現階段的國情下，筆者認為比較可行的是逐步擴大差額選舉，以增強黨內民主的競爭性。在今天的中國，差額選舉是有必要的，因為“差額選舉必然包含著候選人之間的競爭性，為了使這種競爭性有一個制度化的軌道并符合選舉制的基本價值，應該讓候選人有機會進行政策意向的表達，使黨內選舉的重心由‘人’逐漸轉向政策”[21]所以差額選舉是將政策作為選舉的對象和內容，凡是能充分綜合和表達人民利益的政策就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也就是在差額選舉中能夠獲勝的政策。這樣人民群眾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從而能夠有力地整合各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實現社會利益的和諧。

與此同時，建立各種利益整合機制要求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的有效性，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所謂服務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的指導下，按照公民意志組織起來的以公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服務責任的政府。

[22]建立服務型政府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要戰略舉措，中國共產黨必須努力推行政府運行“在管理理念上樹立以民為本的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實行民[18]

[19] 王長江，《現代政黨執政規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楊愛杰，《社會轉型期利益分化與執政黨利益整合的路徑選擇》，《理論月刊》，2011年第3期。

[20] 李朋，許東雪，《論黨的利益整合功能》，《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學報》，2011年第4期。

[21] 王邦佐，《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劉熙瑞，《服務型政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中國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

主管理；在管理目的上追求公共利益；在管理責任上推行可問責制”。[23]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深刻意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的不等于永遠擁有。黨要承擔起人民和歷史賦予的重大使命，必須認真研究自身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在領導改革發展中不斷認識自己、加強自己、提高自己。[24]也就是說，“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25]因此鞏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有利于黨鞏固執政地位，也使人們深入認識和把握我國政治發展的實質和未來的發展趨勢。從我國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合法性的根本意義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切實代表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26]因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政治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基于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進行領導和執政，才能實現長治久安。[23]

[24] 蔡平，《從企業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行政論壇》，2006年第2期。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中國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人民日報》，2004-9-27。

[26] 王寶林，《論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張力：兼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資源的選擇》，《中共南昌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4期。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及其重構

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及其重構

摘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共產黨執政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在這六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民主富強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取得了國家政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就是一部對自身合法性不斷探索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來的實踐也說明政黨的合法性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但是，時代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來自全球化與社會轉型的挑戰促使了中共對政治合法性基礎進行重構。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執政合法性

基礎

重構

一、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

“合法性”是指政治權力符合政治共同體普遍約定的一種正當性。[1]政治權力的產生和行使不僅要符合現行法律的規定，而且必須得到社會成員的廣泛支持和認同。判定某一政黨的執政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民眾是否真正認同。但民眾的認同是動態變化的，因而執政黨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變的。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共產黨執政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在這六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民主富強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取得了國家政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就是一部對自身合法性不斷探索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來的實踐也說明政黨的合法性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2] 事物都是變化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不同的基礎。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世紀70年代末，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主要來源于黨在長期武裝斗爭中所取得的歷史功績，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以及意識形態的魅力。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二十八年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又進行了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生產關系，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中共還進行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探索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新道路，通過穩定物價、統一財經、保護民族工商業等各種措施恢復國民經濟，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長期的戰亂之后逐漸恢復了經濟，這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全國人民感謝中國共產黨，感謝偉大領袖毛主席，稱他為“大救星”“紅太陽”，他的豐功偉績、傳奇經歷和人格魅力在全國人民心中產生了崇高的威望和個人人格魅力。正是因為這種超凡魅力的合法性權威的作用和黨的歷史功績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礎。[3] 意識形態方面的構建也是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和基礎。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由奪取政權的黨轉變為取得政權并將長期執政的黨，馬克思主義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在國家機器對于意識形態的持續宣傳和強力灌輸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證明了自己執政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民眾確立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帶領全體中國人民走向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等堅定信念。到1956年底,我國順利地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使得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初期獲得了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地位和執政基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得到確立?？梢哉f，意識形態是執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礎。

一方面，中共又在長期的武裝斗爭中積累了巨大的組織資源。雖然中共在成立的時候僅有幾十名黨員，但因其指導理論的先進性，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和堅忍不拔的戰斗性逐漸獲得了人們的認同，到抗戰后期共產黨的威望和影響力急劇上升。抗戰結束時，中共已成為有120多萬黨員的大黨，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的作為更是贏得了廣大中國人民的普遍尊重，影響力進一步擴大?？梢姡薮蟮慕M織資源是執政合法性的組織保障。

另一方面，舊社會的負面合法性，人們對國民黨認同感的迅速下降也是中共取得政權，獲得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以及改組后的國民黨是進步的、革命的，并通過自身努力獲得了國人的認同。但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國民黨的性質就改變了，對外依靠帝國主義，對內鎮壓革命運動，倒行逆施，堅持并強化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個人獨裁，維護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加強對各階層人民的由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黨，成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對象。尤其是解放戰爭使得人民對國民黨的認同感急劇下降，其執政也面臨著合法性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要獲得人民的認可是不可能的，沒有人民的支持和認同，也就意味著執政基礎的松動和銷蝕，國民黨在大陸的執政地位的喪失是必然的。

最終，中國共產黨通過自身的努力，贏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和認同，取代了國民黨而獲得執政地位，取得了執政的歷史合法性。中共的執政地位不是自封的，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而對于一個政黨來說，歷史的合法性是其執政基礎的一個重要方面，為執政地位的鞏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是，民眾的認同是動態變化的，因而執政黨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有歷史延續下來的合法性基礎會逐漸退到次要位置，新的執政合法性基礎將會占據主導地位。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至1999年，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主要是意識形態的重構，政績合法性的確立以及民主法制合法性的奠基。

執政的績效性是合法性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條件，如果執政黨的政績顯著，社會經濟持續不斷地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能夠得到充分的滿足，其執政地位自然就能獲得人民的支持和肯定。相反，如果一個政黨在執政期間沒有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沒有提高，停滯不前，即使有任何其他高亢的理由，這個政黨也是不可能得到認可的。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致力于鞏固意識形態賦予的合法性基礎的同時，也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礎的建構歷程。首先果斷地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并順應了現代化的要求提出了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適時地把工作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認真總結了國內外的歷史經驗教訓，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對于維護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意義。我國經濟只有保持持續不斷的增長，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只有給人民帶來實際利益的政黨和政府，才能最終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4] 正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三十多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中共執政合法性打下了良好的有效性基礎。

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政績的最核心內容——經濟增長，是當前我國政府合法性來源的必然選擇，在一定時期內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僅僅建立在績效合法性基礎上的政權也是危險的，如果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變得緩慢，作為合法性基礎的績效性就會削弱，甚至危及合法性。另一方面，當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充分滿足后，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就會更迫切，人們追求的就不僅是物質生活的滿足，對政治民主和法制的訴求就將增強。因此，中共尋求新的合法性基礎的任務是刻不容緩的。

于是，中共就在這個時期提出了依法治國。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這種制度和法律不以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實行依法治國，最終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而這就必須要突破我國政治的人治模式，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的制度。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合法性的訴求從“超凡魅力型權威”轉向了“法理型權威”，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加強和鞏固自身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依據和保證。

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又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憲政制度作為構建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政府的工作重心正向建立健全民主法治逐漸過渡，通過民主法治建設，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同，構建穩固可靠的合法性基礎。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立足于我國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適時地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為法理型合法性基礎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五周年暨總結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馬克思主義政黨贏得先進性固然不容易，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和長期執政的條件下保持和發展先進性更不容易?！焙\濤強調指出：“民心向背，是檢驗一個政黨是否具有先進性的試金石。一個政黨，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就會失去生命力，更談不上先進性。我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無往而不勝的法寶，也是我們黨始終保持先進性的法寶。”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提高中國共產黨政績合法性的效績尺度；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黨的功能轉換，擴大政治合法性的群眾基礎?！叭齻€代表”的重要思想，不僅拓寬了黨的執政基礎，符合社會主義制度對黨的先進性和歷史任務的要求，同時也適應了黨執政合法性現代結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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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執政合法性基礎的重構

時代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當代中國政治合法性基礎也隨時代發生了變化，來自全球化與社會轉型的挑戰促使了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構。雖然歷史合法性在一定時期內所起的作用很大，但畢竟特殊時代以及特殊領導人已經過去，新的時代新的領導人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礎。意識形態也需要隨時代的變化而重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利益普遍覺醒，文化和意識形態開始世俗化和理性化，原來的意識形態所積累的強大社會凝聚力和給政權以廣泛合法性的能力開始削弱。經濟改革的成效雖給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提供了一定的資源，但它所帶來的許多問題仍對社會政治穩定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另外，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部分掌握權力的黨員干部的腐敗行為，敗壞了黨風政風，從而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形成潛在威脅。

這些挑戰都向中共提出了重構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因此，重構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憲政政府合法性的獲得應通過民主選舉。憲政是以良憲為前提、民主為基石、法治為載體、人權實現為宗旨的一種政治理念、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5] 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人民的權利意識也強化了，普遍希望自己的權利能夠得到有效的保障，選舉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應該得到充分的實現和保障。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其政府的產生必須通過民主選舉，如果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被剝奪，那么即使這個政府產生看了，它也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認同的，甚至沒有長期存在的可能。所以，中共應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構建一個合法的、民主的憲政政府，解決社會主義制度合法性的根本問題，構筑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石。

成為一個有效政府是憲政政府運作合法性的必然選擇。一個毫無績效可言的政府是不可能贏得民心的，而民心的向背是是檢驗一個政黨是否具有先進性的試金石，也是影響政府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變得緩慢，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在已取得的成就上應當繼續努力保持政績的穩定，只有這樣，才能不失民心。

加強執政的能力建設是憲政政府合法性構建的根本保證。作為執政黨，我們黨處在執政的地位、擔負執政的重任，不僅要從思想、組織、作風等各個方面不斷加強黨的建設，而且要始終緊緊扣住執政這個根本問題來做好黨的建設的大文章。只有不斷提高執政能力，才能經得起執政的考驗，才能把國家的事情辦得更好。作為政府官員，應當保持廉潔的工作作風，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這樣才能提高執政能力，構建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廉潔高效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中共要想獲得長期的合法性就必須加強執政能力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這個歷經九十年風雨的大黨，通過自身的努力成為中國的執政黨，并且引領新中國走上民主富強的道路，毋庸置疑，其中是有著深厚的執政合法性基礎的。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共適時地對合法性基礎進行調整和重構，這也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政黨所必須要做到的。愿中國在共產黨的帶領下能夠更加繁榮昌盛！

參考文獻：

(1)孫關宏 胡雨春 任軍鋒.政治學概論(第二版)[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7(2)王宏亮 龔浩亮.建國六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的演變[J].魅力中國，2009（5）.（3）王先俊.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1).(4)王宏亮 龔浩亮.建國六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的演變[J].魅力中國，2009（5）.（5）商繼政.憲政芻議[J].陰山學刊，2000,（9）.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執政經驗與規律研究

中國共產黨執政經驗與規律研究

繼培學院黨總支：段遠

光陰荏苒，中國共產黨即將走過90年的成長歷程。在這90年里，我們黨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與執政理論，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深刻總結了我們黨，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主要的治國經驗。這些經驗，對于黨和國家事業的繼往開來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原則。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的，從而在全國范圍內執政，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黨的執政史就是從1949年至今的。事實上，黨的執政實踐經歷了一個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歷史過程。我們黨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以來的執政實踐，可以說是跌宕起伏，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但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我們付出巨大代價獲得的，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必須堅持這些經驗與理論，從而進一步把握黨的執政規律。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思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應當包括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不動搖；二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指導實踐；三是堅持與時俱進，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

在長期的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黨的三代領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以及與時俱進的發展，實現了三次歷史性的理論飛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論成果。這一系列理論上的飛躍，是我們黨正確處理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的典范。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不動搖與堅持與時俱進、立足實踐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結合起來，不斷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指導實踐。只有這樣，才能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從而真正的實現共產主義。

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

社會主義制度是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先進、更優越的社會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也有一個不斷完善、不斷發展的過程。實踐證明，國家要發展、民族要強盛、人民要富裕，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行，不改革、不完善社會主義也不行。“必須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這一執政經驗，要求我們必須正確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黨在鞏固社會主義、完善社會主義方面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探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通過不斷改革，使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改革放開以來，全國上下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制度煥發出燦爛奪目的青春活力。在新的發展階段，正確處理鞏固社會主義與完善社會主義的關系，就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中發展社會主義，在發展社會主義中堅持社會主義，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其中，關鍵是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改革，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三、加強黨的內部建設

黨的建設是一項偉大工程，包括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執政能力建設等。其中，執政能力建設是黨執政后的一項根本建設?！氨仨殘猿忠愿母锏木窦訌婞h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這一執政經驗，要求我們必須正確處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與黨的建設的關系，始終把執政能力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重點。

一定要堅持用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強黨的建設。黨的建設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這四個方面相互聯系、相輔相成，但在實施過程中應當根據國內外環境和黨的隊伍狀況發生的重大變化，抓住關鍵環節，進行重點突破，全面推進整個黨建工作的開展。必須堅持把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這是帶動其他方面建設的根本性建設。用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不斷進行理論、制度、體制創新，我們就能切實解決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使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充滿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一定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這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保證。我們黨多年的實踐經驗證明，黨執政的時間越長，越要從嚴要求黨員和干部。落實從嚴治黨方針，教育是基礎，制度是保證，管理和監督是關鍵。三管齊下，必能取得成效。首先要從嚴治理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使黨的各級組織對黨員、干部實行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及時發現矛盾，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克服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一定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這是執政的共產黨必須具備的本領，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黨的各方面建設，最終都應體現為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體現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我們黨要繼承和發揚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并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在實踐中不斷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付復雜局面的能力、依法執政的能力和總攬全局的能力。

還要堅持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其先進性也在發展。我們黨只有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才能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同時，我們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莊嚴使命，必須根據我國社會階層構成發生的新變化，不斷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黨的組織路線是為黨的政治路線服務的。黨的十六大確定，我們要重點做好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和干部中發展黨員的工作，壯大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注意在生產、工作第一線和高知識群體、青年中發展黨員。同時，要把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這樣必將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四、處理好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

古語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睔v史和現實都表明，任何政權和政黨，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于民心向背。

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也是我們黨始終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的根本保證。共產黨執政以后，如何進一步保持和發展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興亡。特別是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在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黨必須十分注重防范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始終十分警惕黨長期執政可能帶來的影響，始終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始終不脫離群眾。近年來，黨中央和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并告誡全黨：我們提出“三個代表”的要求，根本的目的就在于保證我們黨能夠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三個代表”的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從多方面強調了執政為民的重要意義和實現途徑。

我們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的群眾路線。胡錦濤同志指出：“堅持群眾路線，就能保證黨同群眾的親密聯系，保證黨的各項工作的成功。”這要求我們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在新形勢下，我們要認真研究我國社會生活的新變化和群眾工作的新特點，把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貫徹到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各項工作中去。共產黨員首先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學習和掌握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本領和方法，團結和帶領群眾不斷前進。鑒于歷史上由于法規、制度不健全而影響黨群關系的教訓，必須強調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同人民群眾的平等關系。

共產黨執政為民，“最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這始終關系黨的執政的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崩媸莻€歷史范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在當代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定和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基本著眼點就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的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廣大黨員特別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傾聽群眾的呼聲，關心群眾的疾苦，扎扎實實為群眾排憂解難，實實在在為群眾謀利益，對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暫時困難的群眾，要格外關注，重點幫助，使他們切實感受到社會主義的溫暖。同時，要堅決制止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和現象。

正確處理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關鍵是廣大黨員干部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正確的發展觀、群眾觀、權力觀、政績觀。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克服輕視群眾、脫離群眾、少數人關起門來冷冷清清辦事情的錯誤傾向。要堅持以人為本，做決策、辦事情充分考慮群眾意愿和群眾利益，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程度緊密結合起來，防止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要關心群眾疾苦，圍繞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問題，辦實事、解難事、做好事，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得。

以上所述歸結起來，就是共產黨執政必須堅決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也是共產黨執政必須始終遵循的治黨治國之道。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因此，我們要進一步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關鍵在于掌握好黨的執政規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這是我們黨在長期執政實踐中積累的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務必牢記。

第五篇：國外學界關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研究述論

國外學界關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研究述論

2014-07-01來源： 杜鴻林 王其輝

西方學界特別是政治學者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實踐和理論保持著持久不衰的熱度,出版發表的論著文章甚多。由于西方學者的政治立場、學術派別、理論操守的差異,他們對我黨執政的事實、執政的績效、執政的挑戰、執政的前景等作出了迥異多樣的研析和闡發,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之間就有著尖銳的對立分歧。

一、關于中共執政理念

執政理念是執政文化的核心。在中共執政理念問題上一些西方學者達成若干基本共識。

務實治國理念。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PeryLink)教授、季北慈(BatesGil)教授認為,由于中國的現任領導人具備務實的態度,因而相對來說,這個執政黨是比較成功的;德國學者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也曾論述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正逐步從‘轉型、鞏固’,進入‘適應的階段’。從而表現出了實用主義逐步取代意識形態的特征”[1]。新加坡學者林住君認為,貫穿中國走特色之路的精神,其實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響亮的口號覆蓋了古今中外任何發展模式的經驗和優點,而又可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論或意識形態的束縛。

持久發展經濟理念。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已經認識到,江澤民所做的政治報告將為十六大后更長的一段時間中國的發展定下了基調。即中國將繼續以“經濟工作、經濟建設”為重點,通過經濟成就來鞏固社會和政局的穩定與繁榮。西方學者把這條路線概括為“政治漸變,經濟優先”。林培瑞教授、季北慈教授等認為,近年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從中國民眾的支持度上得到了證明,而中國經濟的不俗表現是中國共產黨贏得公眾支持的關鍵。中國執政黨通過成功地推進中國的社會經濟轉型,維持了社會的穩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質量。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大衛?沙姆鮑爾在接受新華網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過去60年里表現得相當不錯。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通過振興經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獲得了民意的支持,證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護了國家利益,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民主建政理念。海外學者認為,增強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鞏固政權的有效方式。中國共產黨正在加強民主與法治的制度建設,通過改革行政管理體制,逐步從統治向治理轉型。托馬斯?海貝勒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階級的政黨發展成為一個人民的政黨;在意識形態上,政府的目標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共產主義”,而是一個不太遙遠的“和諧社會”,政權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識形態之上,而是基于建立社會主義民主等的承諾[1]。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社會學家萬尼?阿瑞基(Giovanni Arighi),在他2007年出版的《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一書中,對中國的發展模式進行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政治經濟歷史分析,認為:中國的崛起象征著一個契機,一個擺脫迄今為止的、以壓迫和剝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契機。

科學發展理念。針對科學發展觀提出的背景,俄羅斯學者季塔連科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充分考慮到本民族的傳統因素的基礎之上,基于對傳統、現實和未來的前瞻,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執政思路。采取這一執政思路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將以實現共同發展、互利雙贏的目標為己任。有的外國學者認為,中國強調的是發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權的階層性,如果說“華盛頓共識”的目的是幫助銀行家、金融家,那么“北京共識”的目標,則是要幫助更多的普通人,更加強調“以人為本”。此外,在看待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價值與意義方面,有學者認為:科學發展觀是“人類發展理論的重大創新”。

二、關于中共執政的“主義”之分

“新權威主義”論。1986年美國學者鄒讜(Tang Tsou)發表文章,用“集權主義”來概括當代中國的改革思路;凱尼思?萊布絲爾(KennethLieberhal)和邁克爾?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t用“分化的權威主義”來形容中國的政治觀念;愛德溫?A.溫克勒(Edwin A.Winckler)提出了“柔性權威主義”的觀點。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學者岡部達味、毛理和子通過對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的比較,認為鄧小平時代是走向新權威主義的過程;伊利沙白?J.皮埃爾從政權控制、市民社會、國際化等方面對中國政治層面和學術層面的新權威主義做了考察,認為1992年是中國全面試驗新權威主義的一年。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學者郭蘇建(Sujian Guo)出版了《后毛時代的中國:從極權主義到權威主義?》一書,認為后毛時代以來的中國是走向權威主義統治的過程。邁克爾?奧克森伯格發表了《中國的政治體制:21世紀的挑戰》一文，對中國新權威主義做了系統的研究。

“中國式聯邦主義”論。1995年,岡比瑞納莫尼提洛那(Gabriela Montinola)等人在《世界政治》上發表論文,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的是中國式聯邦主義的路子。有人針對蘇珊?舍克(Susan Shirk)的“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是中國后毛時代改革的特征”這一觀點,認為中國自后毛時代以來,實際上實行的是一種事實聯邦主義。并且認為,這種事實聯邦主義在鄧小平的中國已普遍流行,但其重要性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它在中國經濟改革與政治發展過程中產生過重要影響。

“新保守主義”論。美國學者約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認為,鄧主義時代在中國即將結束的意義不限于鄧小平即將去世的前景;從那時起,一個不確定的轉折期伴隨舊保守性改革派力量的加強而出現,并且逐漸被新的和更復雜的關于怎樣保持改革的成果同時指導市場化過程的張力所取代。派伊(Lucian W.Pye)也堅持新保守主義的觀點,他認為,毛的中國的本質顯然是意識形態的統治,鄧的中國以實用主義為特征,但要找出幾個詞來描述江澤民的中國很不容易。有很多矛盾的趨向,很難說哪些是具有歷史性的,哪些是暫時的。

三、關于“中國共產黨能否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及自身政策行動、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變化,保住執政權力”

說法一:“否定說”,即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可能適應社會的變化,將會失去政權。1996年,美國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亨利?S.羅文(Henry S.Rowen)認為,中國到2015年將會實行民主化[2](p.61);“中國崩潰論”的吹噓者、美國華裔學者章家敦認為,中國共產黨將會在2010年被推翻[3]。

說法二:“肯定說”,即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黨內改革,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應對所面臨的挑戰,增強政黨-國家體制(Party-state)的適應性,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托馬斯?海貝勒認為,中國的“政黨-國家體制”經歷了“轉型”和“鞏固”階段,目前已經進入第三階段,即“適應”階段。在這一階段上,中國的一黨領導體制有五個特征:第一,意識形態作用減弱;第二,新興社會力量出現;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現;第四,批判性知識分子階層再次出現;第五,地區與跨地區的社會集團和組織日益要求參與和影響政治過程。海貝勒從這些特征出發進而斷定:中國的“政黨-國家體制”并非一個同質的(Homogeneous)實體,而是一個多樣化的實體[1]。

說法三:“成因說”,即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一直是成功者和勝利者,主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積極適應和主動創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系教授阿列克謝?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認為,中國共產黨面向市場作出了“創意性導向”的適應邏輯[4];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研究員金山愛(Maria Edin)認為:“人們錯誤地以為中國共產黨是舊時代的殘余,會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化而失去權力。相反,中國共產黨正在使用市場力量來重造自身,已經證明了自己比人們所稱贊的更富有創新精神?！盵5]布魯斯?迪克遜認為,中國共產黨變得比以前 “更具適應性和堅韌性”,開展了各種各樣的改革來加強自己的權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黨員隊伍的素質和結構,發展“先進生產力 ”的分子入黨,重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行競爭性的選舉等[6]。

四、關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挑戰與執政合法性

合法性是西方學界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流行范疇。有的西方學者認為,自從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執政合法性基礎的轉變:第一次發生在1978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從意識形態和道德激勵或領袖的個人魅力轉向經濟表現和物質激勵;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逐步轉變為經濟增長、穩定和民族主義。有的西方學者則認為,正是在這三個合法性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再一次面臨著如下挑戰: 挑戰一:由于缺乏來源于民主選舉所賦予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只能通過經濟增長提高人民的福利,以便獲取人民的支持。然而,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難以維持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多年的經濟增長嚴重惡化了中國的環境,并且帶來了失業和不平等等嚴重問題。

挑戰二:由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加劇了社會緊張和沖突,必將在中國政治中產生新的緊張和力量。美國學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認為,“到21世紀初,社會的不安定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日常特征”[7]。因此,中國面臨著“重大的社會管制危機 ”,并且 “政府的失靈是矛盾變成對抗性和危險的矛盾 ”[8]。

挑戰三:西方多數學者認為,由于改革開放弱化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必將培養和宣傳自

己的民族主義性質。此外,20世紀80年代經濟危機的教訓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偏見也促使中國共產黨把民族主義作為合法性基礎的重要因素[9](p.153)。民族主義對中國的政權合法性可能變成一把“雙刃劍 ”,并不是解決政權合法性危機的長久之道,因為民族主義情緒很有可能會轉向中國共產黨自身[9](pp.12-13)。

挑戰四:盡管從腐敗產生之日中國就發動了反腐敗斗爭,但是中國的反腐敗斗爭仍然難以阻止腐敗的發生。腐敗問題是中國改革的“致命弱點”,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所面臨的三大挑戰之一,因為它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生死攸關的合法性危機[10](pp.330-336)。

通過對以上“挑戰”的分析,有些西方學者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共產黨正面臨著第三次“合法性危機”,必須再次進行“合法性”轉型。傅士卓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續的增長,而是取決于在維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滿足各種社會需要,取決于正式程序規則和使民眾形成正義感[11]。

也有西方學者認為,按照西方的合法性理論,從中國共產黨的民眾支持度來看,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薄智躍認為,按照西方學術界和媒體界的“專家意見”來評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是錯誤的做法,因為他們不可能判斷中國共產黨是否有權統治。要評估任何一個政權合法性,必須看被統治者對該政權的接受程度如何。從這個視角來看,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危機。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承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12]。美國學者沈大偉認為,在蘇東劇變乃至更早的時間,中國 “政黨-國家體制 ”的演變是一種“收縮(Atro-phy)”和“調適”(Adaptation)的雙重過程。雖然, “政黨-國家體制”的收縮削弱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使中國共產黨也面臨許多緊迫的挑戰,由于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適應”措施來穩定乃至扭轉了“萎縮”。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國的一黨制國家能夠通過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來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和緊張并沒有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構成尖銳的威脅。不像西方許多學者和記者所認為的那樣“太小、太遲”,而是“相當有效地應對了許多挑戰 ??從而維持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力”[13](p.9)。

五、關于中國共產黨執政前景

研究中國政治的大多數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政治民主都頗感興趣,他們圍繞中國政治民主化與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關系來研究中國政治的變化和前景,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觀點一:“非中國共產黨主導的自由民主轉型”。持這種觀點的西方學者認定中國目前尚不是一個民主政體,而中國政治發展的前景則是民主轉型。但就中國民主轉型的路徑問題,西方學者們產生了分歧。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將通過暴力、激進的路徑走向民主;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將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走向民主?？偟膩碚f,他們都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表示樂觀,認為經濟增長、新興的公民社會、自由主義的興起、國際權力的制度化和去政治化、國際壓力、具有遠見的領導人和選舉的遺產,將會幫助中國產生一種新的民主制度,“2020年將是中國民主化的‘最早’期限”[14](p.7)。

觀點二:“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非自由主義民主”。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民主是一種普世的價值,中國當前的政治正處于轉型之中,不論是陷入崩潰或混亂,還是通過和平的轉型,終歸都要走向民主。因此,一些西方學者從理論上討論中國走向非自由主義民主(Iliberal Democracy)可能性。在他們看來,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而沒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中國的民主。就中國未來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政體而言,它可能是“政黨-國家民主”(Party-stateDemocracy)、“合宜的民主集中制”(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或者“法治的憲政”(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15]。

觀點三:“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共產黨將會繼續執政”。不論是那些認為中國通過崩潰走向民主的西方學者,還是那些認為將會出現和平的民主轉型的學者,他們實際上都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難以維持下去的看法。但也有一些西方學者不予贊同。美國學者沈大偉認為,盡管中國共產黨面臨許多挑戰,但是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地應對和適應了這些挑戰,完全能夠繼續執政下去,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會發生諸如崩潰或民主化之類的重大變化。在他看來,中國的政治改革將像經濟改革一樣,也是漸進性的。中國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政治體制:“兼收并蓄型國家”(Eclectic State)[13](pp.179-181)。

西方學者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轉型的探討,無疑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思想話語和認識維度,有助于我們突破自身的視域盲點,有助于深化我們對黨情國情的認識。中西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差異,也有助于我們觀察和掌握不同文化視野下的認知邏輯,以便有效地構建自身的有力的話語系統,進而積極有效地應對西方學者所持的種種偏見。實際上,一些西方學者諸多刺眼的過頭的乃至懷有惡意的表達,對我們是難得的

警醒。沒有對立面的存在,只有一致的贊美,這對于我們黨始終為民執政、依法執政、科學執政、長期執政才是可怕之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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