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強人治村——山東青州王村調查報告

強人治村

——山東青州王村調查報告

● 張世勇

一、遠近聞名的大姜生產專業村

王村所在的東夏鎮，號稱大姜生產第一大鎮。東夏鎮南靠膠濟鐵路，北依濟青高速公路，西臨東紅高速公路，309國道、羊臨公路穿境而過，交通方便。王村家家種植大姜，是青州市久負盛名的以大姜生產專業村。王村現有186戶，人口750人，耕地面積883畝，其中大姜種植面積795畝，人均種植大姜1.06畝，全村僅種植大姜一項，人均收入2萬余元，大姜價格在3~5元的年份，大面積種植的家庭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不在少數。村民普遍反映，種植大姜徹底的改變了他們的經濟條件。種植大姜是王村人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王村很少有人遠出打工，初、高中畢業沒有繼續學業的年青人大多在附近的五金加工廠打工，最遠也是到臨近的青州市或者濰坊市，村子里沒有去過省會濟南的大有人在。這也是山東半島整個農村的普遍情況。王村有20幾家洗姜廠，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大姜市場，洗姜廠為村里的婦女提供了打工的場所。村干部給我們講，在他們這里不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王村農民的農副業的發展走過一條曲折的路。80年代末期村里就有人種植銀耳，之后是養肉雞，1992年之后村里幾乎家家養雞，后來由于市場和技術的原因，肉雞養殖逐漸退潮。養雞風潮之后，又有村民帶動種植菜葫蘆，初加工后成為葫蘆絲出口日本，也是由于市場原因，又走向了蕭條。在此之后，村里有人開始種植大姜，剛開始不成規模，個別家庭種上幾分地，在附近的市場上零售。之前的這些農副業都是農民通過親戚朋友，傳幫學習而發展起來的，完全在無組織的狀態自發進行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簡單的技術可以靠親朋間的傳幫帶得來，規模較小時市場也不成為問題，缺乏市場遠見的農戶一窩蜂跟上之后，必然又遇到“多收了三五斗”的市場困境，更具災難性的是一旦發生嚴重的疫情和病蟲害，在基層政府無作為的情況下農戶只能干瞪眼而血本無歸。

王村的大姜種植沒有走以前的老路。王村農民開始種大姜的時候，縣鄉政府正開始著力推行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在政府的主導下，新的栽培技術，新品種引進，邀請農業專家等方面進行了許多工作。在上級政府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壓力之下，村委會對于發展大姜種植做了充分的考察。無論是氣候還是土質，當地都比較適合大姜種植，最為重要的是大姜和蔬菜水果相比有儲藏優勢，用地窖儲存可以保證到1年多不變質，當遇到價格低迷時，有緩沖的余地。認定了大姜種植之后，村委會多次資助組織農戶去安丘學習大姜種植。但當時村民仍有顧慮，以前的幾次經濟作物種植失敗的陰影尚未散去，大姜種植仍然是小打小鬧，不僅種植面積小，而 且露天種植，這與大棚種植的產量每畝相差4000斤以上。在動員無效的情況下，村委會先是動員幾家農戶示范種植大棚姜，然后又以每畝大棚姜補助500元的辦法鼓勵村民種植大棚姜，村委會還出面跑農行，爭取小額貸款，解決種姜的資金問題。由于分田到戶之后，土地按生產隊時的組進行分配的，因為地質差別，各家分得的地不僅分散而且每塊地面積很小，零碎而分散的地塊，種植大棚姜很不經濟。村委會于是進行了分田到戶之后的第一次土地大調整（詳見后土地調整）。大姜種植形成一定規模之后，村民又面臨賣姜難的問題。以前小打小鬧時尚可以在附近的集市上找到市場，村委會于是決定在村子里建立大姜市場。要建立市場就必須先有洗姜廠，第一個洗姜廠在村委會鼓勵和支持下由村民合伙建立的，村委同時還注冊了大姜商標，通過網絡發布市場信息。兩年多時間村里的工貿區已經有了20多家洗姜廠，每家洗姜廠都長期住有收購商，村民不出村就可以將大姜賣掉。

附近的村莊農民也普遍種植大姜，以王村的大姜市場為中心，已經形成了一個大姜生產基地。在青州市，除了臨近市區的村莊趨向城市化之外，其他的村莊都有自己的特色農業，種植瓜菜、果品、花卉、菜葫蘆等經濟作物。東夏鎮東臨的譚坊鎮，是江北有名的瓜菜之鄉，南臨的黃樓鎮是花卉名鎮。在青州乃至整個山東半島，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產業，基層政府主導下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比較成功和徹底。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山東基層政府的強勢，基層政權行政能力高效率。王村特色農業的發展過程，說明了基層政府 主導下的產業結構調整，并不是我通常所聽到的逼民致富和誘民致富的故事，基層政府積極行政并不是那么荒誕。

分田到戶之后，農民的經濟生產又退回到了小農經濟的老路上去，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單家獨戶的小農直接面對市場，在信息不對稱及農民缺乏組織的情況下，小農式的經濟生產異常脆弱，農戶自發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僅具有盲目性，而且風險很高。人民公社制度解體20多年來，各種現代性的制度因素不斷的向農村滲透，特別是市場化和與之伴隨的各種意識形態不斷的消解和異化著各種鄉土傳統，而基于權利與責任的現代契約性合作觀念尚未建立起來。農民雖然從人民公社的強勢管制中解放了出來，但也越來越成為一盤散沙。最為突出的表現是，村莊倫理道德約束不斷弱化，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中所需要的超出家戶之外的合作難以達成，成為目前鄉村治理和鄉村秩序再造的突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鄉村組織，這一在中國現代化敘事中的建構起來的行政性組織，成為農民唯一可以選擇的組織，雖然基層的政府的強勢和積極行政也會出現負面效應。

山東的鄉村工業相當發達，許多村莊以小五金加工廠為主要特色，還有從人民公社時的社隊企業發展壯大起來的大型集體企業。村民為我們講起這里為什么小五金加工廠眾多的原因時說到，在計劃經濟時代，有一任省委書記由于向其他省的拖拉機廠購買拖拉機受挫，于是要求山東省的每個地區都要建立自己的拖拉機廠，從而帶動了當時許多村莊的社隊企業加工五金配件，當時社隊企業培養 的技術骨干現在大都成為小五金加工廠的老板，與王村相鄰的南于村就是以小五金加工廠眾多而聞名。離土不離鄉的鄉村工業，收入比較穩定的經濟作物生產，使得這里的農民得到了充分的就業，村莊依然是當地農民生產生活的主要場所，村莊仍然是村民“生與斯，終與斯”的社區，村莊的公共生活對于村民來說尤其重要，村莊仍然是一個完整的，穩定的社區。與中西部農村相比，像王村這樣完整意義上的村莊在整個山東半島具有代表性。山東半島農村的這一特點，使得這里的村治過程與中西部地區的“流動的村莊”具有明顯不同。

村莊的產業結構可以成為我們理解村治狀況的一個因素。在王村大姜產業發展過程中，村委會的權力得到了強化，在經濟狀況比較好的情況下，一些容易產生矛盾的因素被抑制，村莊內部的各種因素被調動進而得到重組。

二：村莊治理

1.土地調整：強勢村委VS“刁民”

土地問題向來是鄉村治理中的關鍵問題。在集體資源較少的村莊里，村集體有沒有機動地，村級集體管理土地特別是調整土地的能力，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村級組織的行政權力效能，村莊的政治社會生活過程在土地問題上集中呈現出來。在許多農村地區，自從分田到戶之后土地一直沒有進行過調整，造成了有的家庭人多地少，而有的卻人少地多，村莊之內人均占有土地不平等的情況，因這種情況出現了許多土地糾紛。土地二輪承包重新確權之后，“增人不 增地，減人不減地，三十年不變”國家政策，在一些農村地區更加重了這種矛盾。而這樣的在山東半島這樣相對來說人口稠密，可耕地少，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比較成功，特色農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主要向土地要生產力，土地經營的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占有較高比重的地方，土地調整顯得尤其重要。據我們的調查，山東青州的村莊都留有機動地，面對僵化的國家政策，村級組織對于土地的管理保持著一定的靈活性，一般都能夠對土地經常進行調整，有的村莊還能做到每年調整土地。如前所述，對王村這樣的以特色農業為主要經濟收入的村莊來說，土地的多少直接決定了農民的家庭收入。分田到戶時王村并沒有將所有地分到戶里，王村集體留有機動地，不僅避免了僵化的土地政策造成的負面后果，為以后調整土地留下了空間，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土地調整，村級組織的權力得到了體現和強化。

在王村一直保持著每年一調地，隨著各家各戶人口的增減，土地多退少補。除每年的土地小調整之外，王村還有三次大的土地調整，在這三次土地調整過程中，出現了村干部眼中的“刁民”，在村干部的眼里，所謂“刁民”就是不顧村莊整體利益村民，而在土地調整過程中就是那些反對調地的“釘子戶”。為了發展大棚姜，村委決定對全村的土地進行大調整，打破村民小組界限，化零為整，使各家各戶分得的土地連片。這樣的想法甚得民心，但有三個困難，一是全村的土地質量有地級差別，簡單的面積均分并不能達到公平；二是土地二輪延包還沒過幾年，調整土地違背了“三十年不變”的 土地政策；三是，有的村民在地里種有果樹等長效農作物，調整土地必然會極大的損害到這部分人的利益，這部分人往往成為土地調整中的的“訂子戶”。王村調整土地制定了詳細的計劃，先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向村民講清楚調整土地的必要性，征求村民意見，絕大多村民都同意調整土地，并在同意調地的材料上簽了字。村里專門組成有30名村民代表參加的調地委員會，在兩個月的時間里，一起吃大鍋飯，將地質不同的地塊評定等級，等級差的用加大面積的辦法補上，劃片搭配，用抓鬮的辦法重新分配土地，同時將所有私人打的機井用贖買的辦法收歸村集體。土地級差的問題好解決，國家的土地政策也可以暫且放在一邊，最大的難題在于每個村民小組里都出現了一兩個“刁民”，拿著二輪土地延包的合同拒絕調地，有的甚至發生了沖突。現任的村支書兼村委會主任給我們講了土地調整中村委會如何治理“刁民”。

最為頑固的是兩戶種水果的村民。一戶種葡萄的村民，當眾揚言誰要調他的地他就用鐵锨鏟掉誰的頭。此村民是村里一個老黨員老村主任的兒子，兄弟眾多，仗著父親的余威有侍無恐。在村干部的眼里這就是十足的“刁民”，村委先召開座談會講理，說服他要以村集體的大局為重，并動員其父親以老黨員老村干部的身份說服其兒子，眼看著霜降就要到了，分到他的葡萄地的兩戶村民要種小麥。村委會在說服無效的情況下，向這位村民下了最后通諜，要求其在霜降10天之前將其葡萄地清理干凈，否則村里將動用鏟車強制其退田。如此這般軟硬兼施，種葡萄的村民只好屈服，在霜降之前 清理了自己的葡萄地，并得到了村里的補償。還有一戶種桃樹的村民，重新分地抓鬮時沒有抓到自己的原來的地，村委會使盡辦法，這戶村民就是不愿意調地，村委會最后用鏟車將其果樹鏟掉。這戶村民事后將村委會以違反二輪土地承包合同的名義告上了法庭，按照村干部的說法，由于其二輪土地承包合同書遺失而敗訴，果園的損失也沒有得到補償。土地調整是當時上級政府在增加農民收入、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下的一項具體措施，這戶農民的敗訴顯然有鎮政府的行政力量介入。在王村所在的鎮的其他村莊，鎮政府向有些工作難做的村莊派了工作組，而即使這樣，有的村調地成功了，有的村至今尚未對土地進行大調整。王村的成功自有其特殊的地方。

這一次土地調整之后，還有比較大的土地調整，一次是為了建立大姜市場，洗姜廠需要土地。在這次土地調整中，村里原有的機動地發揮了重要作用。村委先給需要調整土地農戶開會，擺道理，希望大家從大局出發，耕地被占用的農戶用村里的機動地進行置換，不想再種地的村里每年每畝給400~500元的補償。由于當時的大姜價格不甚理想，當時有接近1/3的農戶的20畝地用補償金的辦法得到了解決。這次調整土地相當的順利，沒有一家反對的。第三此調整土地是村里進行新一次鄉村規劃時，要建新樓區。這時又出現了兩家“釘子戶”堅決不愿調地，村委會做說服工作，在一次談判會上，村支書在一氣之下發火，當著眾人摔了茶杯，并說了許多狠話，威脅如果不服從村委的決定，村里會掐了他家的電，填掉地里的井（因為機井的所有權在村集體）。在這樣的威脅下不愿調地的兩戶村 民只好屈服。給我們講這些故事時，村支書說，農村里矛盾多，要辦成一件事情，什么辦法好使就用什么辦法，在我們村老實人決不吃虧，像那些“刁民”必須使用硬辦法，遇到“刁民”時還是強力措施管用，“三聲大娘，不如一句罵娘話”，這就叫做“莊戶政策”。這位村支書坦言在其他事情上就曾經揍過幾個這樣的“刁民”。

王村土地調整的過程，可以帶給我們許多關于基層政府與農民關系的思考。如果王村沒有一個行政權力強大的村委會，沒有村支書這樣的強勢人物，如果沒有上級政府的支持，王村的土地調整不可能成功。王村土地調整的成功的關鍵在于有一個強力的村委會及村支書這樣的強勢人物。結構性的因素在于鄉村兩級政府在行政事務方面的利益關聯。強有力村級組織的在碰到“刁民”時，敢于“頂風違法”辦事，動用暴力措施，如果我們聯想到國家政策對農民土地承包權益的強調，以及社會輿論在土地問題上對基層政府的妖魔化敘述，王村的土地調整過程如果脫離了村莊的場域，又會成為一個鄉村兩級政府聯合起來侵犯農民權益的故事。然而，遇到這樣的“刁民”，基層政府不這樣又能如何？

賀雪峰教授在《土地調整與村莊建設》一文中講到荊門農村的“土地調整”之困，顯現出不同地區基層政府行政效能的差別。在荊門農村，由于一個農戶的反對，使得有利于大多數村民的土地調整告黃，導致村莊治理的困局和村莊建設的無望。面對的同樣是不顧集體利益的“刁民”，在荊門農村基層組織政府害怕出人命而屈服，而在山東青州由于基層政府的強勢力量，“刁民”只好吃啞巴 虧。當代的中國農村普遍存在著像荊門農村一樣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分田到戶之后，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日益個體化，農民的村莊集體認同日益消弱，受到各種現代性因素的影響，農民日益走向原子化。如賀雪峰教授在上文中所說，國家自上而下的各種政策、制度和法律又與各地農村的實踐相脫節，農民在村莊層面無法達到共同利益認同，村莊秩序再造和村莊建設難上加難。在農民超出家戶之外缺乏認同單位，單家獨戶的小農無法達成合作的情況下，村委會的行政效能，成為克服“集體行動”困境的最后一根稻草。試想一下，如果王村土地調整過程的“刁民”如果出現現在“人民公社”時期，在強大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的道德話語下，他所面臨的將不會是僅僅被毀掉果樹了。這又會引發我們更深層次的思考，在村莊中缺乏了集體主義的道德輿論和農民對村組等的認同，而又沒有相應的制度性約束力量，個別農戶的自私行為越來越不可遏制，各種“刁民”由是產生。“三句大娘，不如一句罵娘話”，面對這樣的“刁民”，基層政府只有用各種權力技術和策略，軟硬兼施，有時候甚至會采取違法的暴力措施。這樣的“莊戶政策”在鄉村治理中雖然不合法，但在某種程度上說難道不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呢？

王村在第一次土地調整過程中，村委會成功的治理了“刁民”，而第二次第三次的土地調整相對就比較順利了，村級組織的行政能力得到了加強，對于以后的村莊治理和村莊建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村莊生活凸現強勢村委會 鄉村規劃

70年代末王村就就開始了鄉村規劃，到最近的一次已經是第四次。第一次村莊規劃決定了現在的村莊布局。第一次鄉村規劃以前，村子里的房子蓋的相當亂，村子里幾乎沒有直通的大街道，到處都是死胡同，建新房子的只好“插花”。鄉村規劃是上級政府的統一政策，當時人民公社還沒有解體，公社里派下工作組，坐陣指揮鄉村規劃。按照規劃藍圖，扒房子，建房子，新建的房子五戶一連，周圍是胡同和大街。新房子必須統一樣式，按照整個村莊的規劃藍圖建造，除宅基地面積大小相同外，最重要的是限制高度，以遏制建房競爭。隨著村民經濟條件的改善，接下來的兩次規劃設計了新的房屋樣式，統一長寬，統一高度。最近一次鄉村規劃從2004年開始，村委會設計了高標準的樓房。按照村干部的說法，在農村蓋房子是主要的支出項目，為了趕潮流，房子樣式從鎖皮廳到平房，基本上十年就得翻新一次，這樣重復建房重復投資，既浪費又增加了家庭負擔。這幾年村民種姜，經濟收入普遍提高，家庭積蓄有十萬元以上的是普遍情況，這樣的經濟狀況，是村里統一規劃樓房的前提。從2004年開始村里人要建新房的必須按照規劃來辦。

當然，統一建樓房這樣涉及每戶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并不是輕而易舉的。當時提出這樣的想法時95%的村民反對，村委會通過組織村民到其他村莊去參觀，找經濟實力雄厚的村民帶頭，號召村民報名，先報名的村民先挑選位置。在具體建房的過程中，新規劃的樓區的老住戶，如果不想建新房，村里用周轉房安置。周轉房的來 源有個：一是村里將長期在外居住的村民的房子轉租過來，二是按照一戶一宅政策，已經建了新房的村民必須將老宅基地上的房子拆除，如果面相尚好，可以以1000~到2000元的價格轉讓給村集體。這樣的安置辦法沿用了第一次鄉村規劃時的做法。現在蓋樓房和人民公社后期第一次鄉村規劃時一樣，也是村里統一建設，不過不是小組之內的互助，而是招標工程隊統一建設，村里有專人負責新樓房建設工程，雖然其不屬于村委委員，但村干部戲稱其為“基建處長”。由于村務繁忙，編制內的四個村委委員根本忙不過來，像“基建處長”這樣的編外人員還有好幾個，電工，給自來水汲水的管水員，另外還有自來水的抄表員。由于村里需要的公共事業比較多，村里經常從附近的勞動力市場上雇用臨時工。

王村這第一次鄉村規劃是第一次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政策結果，在陜西關中平原叫做“整村整田”，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山東至少是在青州，這樣的鄉村規劃一直延續了下來，基層政府的行政能力抑制住了建房競爭中的競相比高，而在關中農村激烈的住房競爭引發了村治中的許多矛盾和沖突，更為嚴重的是在豫北的安陽農村建房競爭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高、大，空”的住房使得農民在經濟上不堪重負，一層房子建到4.5米，以至于當地農民呼吁政府來管一管，不然房子再建高了有坍塌的危險。現在村里有解放后不同時期鄉村規劃中建設的三代房子。王村這樣的鄉村規劃在山東青州平原地區的農村比較普遍，鄉村規劃的政策的持久和有效的執行，再次說明了當地農村基層政府行政能力的強勢。山東這樣傳統文化氣息比較濃郁地區，不存在建房競爭的情況，頗令我們驚奇。可以對此進行解釋的一個理由是鄉村規劃政策順利、持久的推行。也就是說，并不是村民的心理不存在建房競爭的動力，而是鄉村規劃政策而有效的推行，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村莊傳統。

山東半島平原地區農村，由于歷史和自然條件等原因，村莊的空間布局大都比較集中和緊促，這與荊門半丘陵地區村莊依灣子而散居的三家村村莊空間布局十分不同。也正是在這樣的村莊里統一的鄉村規劃才成為可能。在這種聚居性的村莊里，一個行政村往往就是一個自然村，就是一個人情網絡，一個熟人社會。而在荊門農村，散居的三家村式聚落結構，一個一千人左右的村莊經常占到方圓幾華里的面積，行政村一般都是建國之后的一種行政設置，而建立在灣子基礎上的村民小組才是一個自然村，一個基本的人情網絡，一個熟人社會。聚居型的村莊相對來說會有更多公共事業來做，比如自來水，村內道路等等，而在那些散居型的村莊這些事情可以不在考慮之列。聚集型的村莊里人們交往更加頻繁，聯系更加緊密，而且矛盾也會更多。對于荊門農村來說，村民小組這一基本的人情網絡在村莊治理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一個村民小組里，出自本組之內的村民小組長，與本組的聯接更加緊密，他本人的利益和本組其他村民的利益緊密相連的，村民小組長起到了連接基本的人情網絡和行政性建制的村級政權的作用，村民小組長的設置才顯得尤其有必要，取消村民小組長對于荊門地區的農村的公共事業供給造成了許多消極影響。而像王村這樣的村莊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取 消村民小組長之后，王村現在只有四個村干部，但他們仍然對每家每戶的情況非常了解，村務處理中也不存在什么障礙。而在荊門那樣散居的村莊里，由于長期以來村莊范圍內公共生活的缺乏，不同組之間村民的交往淡化了許多，熟識程度也大不如那些聚居型的村莊。我們在荊門農村調查時，碰到一起糾紛調解，曾經當了十幾年婦女主任的治保主任竟然不知道當時人的名字，而在在王村當我們拿著村里的戶口簿，了解村里的通婚情況時，村會計兼文書，對于每家的情況如數家珍。如此明顯的差別，除了村干部個人工作責任心的問題之外，是否和村莊的空間結構有關系呢？荊門農村的高度原子化是否可以在村莊的空間結構中找到原因呢？村莊空間結構對于村莊性質等各個方面的影響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一家子”與修族譜

王村是一個雜姓村，除了王姓之外，還有李姓、賈姓、鞠姓和郭姓。王姓和和李姓雖然占人口多數，但王姓又分為三個王，李姓分為二李，祖上分別在不同的時間從不同的地方遷居而來。所以王村沒有那一姓在村子里擁有姓氏優勢。在王村，村民普遍有五服內的認同，村民俗稱“一家子”，關中的“戶族”，豫北的“門子”比較相似。王村原來有四個村民小組，一個姓以一個村民小組為主，姓氏之間有明顯的地域界限。那家有紅白公事“一家子”的人都要來幫忙，過年節時，在“一家子”的范圍內要互相串門，給長輩拜年。王村兄弟之間的關系相當好，所謂“兄弟不和外人欺”，與外姓有了矛盾，兄弟之間和堂兄弟都會“上急”。民間借貸一般都找 兄弟，種姜的先期投入比較大，兄弟以及堂兄弟之間互相資助，村里的二十幾家洗姜廠，有1/3是兄弟合伙投資。村內的“一家子”之間很少有爭斗的事情發生，用村民的話說：“窮時奸，餓時吵”，在生活尚不富裕的時候，村里吵架、打仗的事情比較多，這十幾年來，大家種姜都發了財，直接的沖突比較少了，如果有競爭的話，那也是比誰掙錢多。我們訪問一個賈姓老人時，問他村里有沒有家族之間的爭斗，他說沒有，但他隨后又說我們姓賈的都比較有錢，現在在村里買樓房的20多家之中，有三分之一是我們姓賈的，言外之意很明顯的表達了同姓氏之間的認同和競爭心里。在好事上“一家子”之內有一定的行動能力，而在壞事上的行動能力比較弱（這樣的判斷似乎與“兄弟不和外人欺”的說法相矛盾，這里的問題是除了在一個村莊的政治社會生活中，除了農民行動單位的村莊內生力量之外，村級政權作為一種力量，它的行政能力以及政治威懾力，也是不容忽視的，至少在王村村委會在村莊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已經形成了一種籠罩性的力量。詳見后續論述），“一家子”可以看作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支持網絡。下舉二例：

例一：

有一王村民帶兒子上青州買書，不幸遇到車禍，父親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肇事者買通了交警，事情處理的很不公平。事情傳到了村里，王姓“一家子”的人幫忙處理后事，再得知處理不公平之后，所有在家的年青人一起到青州找肇事者理論，無奈肇事者有黑色勢力撐腰，且打點了政府部門，此事只好不了了之。例二：

一李姓村民一家三口誤食了農藥，臨近“一家子”里的親屬兄弟人聞訊之后，趕緊將這一家人送到了醫院，這一家人在住院期間，“一家子”里的親屬輪流去照顧。給我們講這個故事的老人說，像這樣的事情無論發生在那個“一家子”，都會這樣做。

以上這兩個例子，給我們形象的表達了“上急”另外一方面含義。

雖然王姓和李姓占有人口的大多數，由于王姓分為三個王，李姓為二李，其中只有一個李姓近幾年修了族譜，賈姓也修有族譜。這個李姓和賈姓是村里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前面說過賈姓買樓房的居多，而修族譜的李姓在20家洗姜廠中占了多數。修家譜的李姓又將族譜一式三份分別保存在三個房支的長輩手里。賈姓是王村最早修族譜的，已經有十幾年了。賈姓的族譜頗有意思，分為兩種，一種是“史譜”，一種是“族譜”。“史譜”主要記載了族內人的出生和死亡的時間和極房支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關于死亡的人，要記載死亡的原因，特別是病因，這樣有利于考察家族的疾病史，房支關系主要記載了“九宗五服”，這樣就可以知道誰和誰的關系最近，在白公事時“五服”之內的人必須去送殯，而喜事時“九宗”之內的人都要幫忙。

日常生活中的這些“急事”和“好事”，“一家子”的人義不容辭，但我們訪問過的人中，幾乎都說到，在以前“接宗拉派”破壞性很大，而現在的“一家子”不牽涉村政。“一家子”的人在好 事上能夠合作和相互幫助，為什么沒有在村政中發生作用呢，這一點讓人頗為迷惑。

紅白公事

王村人的將紅白喜事稱為紅白公事，此一“公”字頗有些含義蘊涵其中。“公”一方面表達了紅白事是“一家子”表達人情往來的家族公事，另一方面又表達了是整個村莊的公事，村委會也參與了紅白公事的操辦。村里誰家有紅事時，村委會的成員都要前去祝賀上禮，婚慶典禮上，“一家子”里的長輩代表“一家子”祝賀辭，村委會中必須有一名成員代表村委會祝賀辭。白公事中村委會介入的就更深入了，整個青州從70年代初就開始推行火葬，到現在為止已經非常徹底，骨灰盒深埋地下，不留墳頭，并沒有我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裝在棺材里，再砌墳頭埋葬，可見村莊的行政工作對于村民生活介入之深。村里專門四個人代表村委專門處理村里的白公事。每次的白公事由“內柜”和“外柜”管理，“內柜”的由“一家子”里年長會經事的人來擔任，“外柜”由村里的治喪代表擔任。所謂“柜”實際上是“帳房”的意思，“內柜”負責記收本族內親屬的慰問金，“外柜”記收外姓人的慰問金，喪事的支出由“內柜”和“外柜”的管事人共同商量。“外柜”除了一位主管之外，還有三個人，一人負責報喪和抬“棺”（實際上是骨灰盒），兩人負責刨墳。村委會每次喪事要為這四人支付一定報酬。王村辦喪事絕沒有什么排場可講，從推行火葬開始，就不準請吹鼓班，搭臺子唱戲更不可能，這幾年由于影碟機和音響的進入農村，喪事時可以租用專 門的音像設備放哀樂。

“文藝宣傳隊”

人民公社時期的文藝宣傳隊，在當時的農村起到了宣傳國家政策，對農村進行意識形態控制的作用，同時豐富了農民的文化娛樂生活。而改革開放后，農民婚喪時放電影、請吹鼓班、唱戲則是村莊生活中僅有的文化娛樂活動，在筆者兒時的記憶中，村里有人家結婚或者辦喪事，筆者最為關心的是會不會放電影，如果事主家里還算寬裕有能力請上一場電影，不知道會給筆者帶來多少歡欣。當時很少人家有電視，偶爾看上一場這樣的電影，是僅有的文化娛樂。王村的紅白公事提倡節儉，放電影，請吹鼓班，搭臺子唱戲都在禁止之列。由于村里還有些集體收入，為了豐富村民的文化娛樂生活，村委會組織了“文藝宣傳隊”，主要由中老婦女組成的秧歌隊，村委會購置了鑼鼓、二胡和秧歌隊的服裝，每年過年都舉行大型的演出，農閑時的晚上村民敲鑼打鼓，扭扭秧歌，自娛自樂。村委會在控制了紅白事中的攀比的同時，抑制了村莊的文化娛樂生活，另一方面村委會主導下建立的“文藝宣傳隊”又填補了村莊文化娛樂生活的空白。大姜種植需要的勞動力投入比較高，與江漢平原的糧食主產區農村相比，這里的農民閑暇時間非常少，我們在村里調查時，根本沒有看到有打麻將的現象，地下六合彩更是聞所未聞。中午時分，經常可以看到村民在樹下面打撲克，或者下象棋。王村人說，打麻將在這里是政府嚴禁的活動

“老人屋” 王村的兄弟關系既然那么好，照我們一般的設想這里的不存在老人贍養的問題。我們的調查多少還是讓我們有些意外。王村的老人普遍與兒子分開過，兒子成婚后既分家，多子的家庭則漸次分家，從小的習慣已經不再保持，等到所有都成家之后，父母輪留在幾個兒子家里居住，而且分灶吃飯，“雙飛”或者“單飛”的老人成為村莊里游居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許多老人贍養問題，能夠自食其力的老人的生活尚有保證，老人年邁失去了勞動力時或者一旦生病，就會出現幾個兒子都不愿管的情況。一個有三個兒子的老人，在身體健康時每年在三個兒子家輪流住，不幸得了重病之后，三個兒子都恐怕死在自己家里，老人輪留住的時間從一年縮短到半年，從半年縮短到三個月，最后竟然得一個月搬一次家，在這種情況下村委會出面才使得這位老人得到了善終。村里面游居的老人太多，搬來搬去實在不方便，村委會將村里的廢棄的校舍作為“老人屋”，每月交納一定的租金給游居的老人居住，最多的時候“老人屋”里住有10對左右的老人。村里的老人對于在兒子家輪流居住和分灶吃飯并沒有感到不滿，他們的理由是，在兒子家輪流居住體現了對幾個兒子的公平，這樣媳婦就不會說閑話，年青人和老年人的生活習慣和生活節奏不同，吃飯吃不到一塊兒。而一旦出現了贍養問題，“一家子”內部不能解決時，他們就會找村委會，村委會一般都能解決，成為這些老人最后的救濟。

在以前村委會的調解的糾紛中，兒女不孝的事比較多，而其中又以婆媳矛盾居多，婆媳之間為了三五塊錢就可能吵上一架。而這 幾年來，種植大姜提高村民的收入，還是那句話說的好，“窮時奸、餓時吵”，現在村里的媳婦大都在洗姜廠打工，一天下來能掙上個二三十元，贍養老人的幾百塊錢也不那么計較了。在王村老人的地位有明顯的下降，老年人說現在的“女財政部長”比較多，而且對于媳婦的行為也多有抱怨。比較慶幸的是由于經濟的發展，老年普遍有一些養老積蓄，實在遇到兒女不孝的問題的時候，如果一家子之內不能解決問題的話，比較有權威的村委會可以為老人主持公道。

3.村莊的公共事業體現村級治權

王村是青州市的典型村，在村委會辦公室的墻上，掛滿了地區和市里授予各種榮譽獎牌。來到王村，村子的周圍的田野里到處是生姜大棚，工貿區洗姜廠林立，寬闊的村莊主干道，特別是20幾棟靚麗、氣魄的別墅式樓房，非常具有新農村的跡象。我們不是新聞記者，令我們感興趣的是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業型村莊，沒有任何集體經濟，沒有可以合法開發的自然資源，何以成為典型？直覺告訴我們這樣的村莊必然有一個行政能力強、高效果干的村委班子。接下來的調查，不斷的驗證了我們的直覺。村委會的行政能力直接體現在村莊公共事業上。

一，水利水電管理

大姜種植對于水利的要求很高，在我們調查時，正遇上大旱，姜地需要十天左右灌一次水，在灌溉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和問題。這是因為王村在第一次調整土地時將所有的機井，都收歸村集體，村里配套好輸電線路和水泵后，交給村民使用，灌溉的順序由村民 自己調節，水泵的維修和水管由共同使用的農戶自己解決。由于所有的配套設施都屬于集體，即使在灌溉過程中發生了什么矛盾，村委會出面很容易解決問題。

王村在1994年就建立水塔，鋪設了自來水管道，剛開始時自來水并不收費，后來為了制止自來水濫用，村里安裝了水表開始收取水費。水表的安裝很科學，由于鄉村規劃搞得好，村民的房屋都是五戶相連，在此基礎上，五戶安裝一個總水表，然后各家各戶安裝分水表，這樣既有利于收取水費，又防止了偷水和意外的損失。自來水的的管理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在我們的調查即將結束的哪天，碰到了一個大為吃驚的事情。一個兩年前曾經養過豬的婦女，她在自家豬舍附近的農戶接了自來水，最近一次收水費時，查出來她接水管那五戶有三千噸水不知所終。經過排查，其他幾戶認定是養豬婦女的水管漏了水。村支書將這位婦女叫到村委的辦公室詢問，這位婦女不承認，村支書沒說兩句就發火了，并大聲訓斥。后來有人找村支書商量事情，村支書怒氣沖沖的離開了辦公室。村支書發火時還有其他幾個村干部在場，他走后，這位婦女向其他的村干部解釋的時候竟然委屈的哭了出來。事后我們向村支書問起此事，村支書說那位婦女在耍無賴，他要叫推土機把她家的豬舍給推掉，制制她的邪氣。

事情的處理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從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這位村支書治村的手段如何強硬，他為何會具有這樣“家長”式的做派！王村的二十幾家洗姜廠的用電由村里提供，村里專門為工業用電安裝了變壓器，村里所有的工業和商業用電都比農電收費高出2毛錢，這2毛錢的電費差，作為村里的管理費記入村集體的收入。村集體的另外一項集體收入是向洗姜廠收取土地租金，每平方米每年收取2元錢，這項收入村集體每年可進帳二十多萬元。這項不多的集體收入除了支付編外人員的工資外，主要用于舉辦其他公共事業，比如村街的硬化和亮化。

除了水利配套，自來水之外，村里為了解決村民大姜儲存問題，還集中地塊修建了100多口姜窖，以成本價賣給村民使用，村民自己挖的井窖不科學不安全，村民下井取姜時經常發生窒息傷亡的事故。村支書給我們講到，以前挖姜窖要么在自家地頭，要么在自己家門前，那家建新房拆遷以后，留下姜窖不管，這樣造成村子到處是窟窿和地道，那些挖在房子周圍的姜窖給新的村莊建設造成了隱患，在建設新的樓區時，光填埋姜窖就廢了不少人力和財力。集體建設的井窖不僅有利于村民的生民財產安全，而且也利于村莊建設，當然這里的村莊建設必須兩說。

二，村集體的收入

王村南靠河道，地下沙層很淺，熟土下面一兩米就是沙層，沙資源豐富，村集體的收入除了收取洗姜廠占地的級差地租之外和管理費之外，另一項重要的收入就是賣沙。在王村的田地里，有好幾個大沙坑，有的甚至大過兩個足球場，十幾米深。由于地處平原，沙場的地方原來都是可耕地，幾個大沙場，占去耕地六七十畝。在 沒有建立洗姜廠之前，村里的興辦公共事業的資金主要靠賣沙。村里硬化和亮化的幾條主干道的資金主要是賣沙的收入，起土賣沙毀壞耕地，屬于縣鄉政府嚴禁之列。王村的高標準住宅樓建設起步較早，今年剛趕上新農村建設的，王村立刻被樹為市里新農村建設的典型，幾乎每天都有附近其他鄉鎮的干部來參觀新樓區，學習王村新農村建設的經驗。殊不知這樣高標準的樓房建設，對于王村來說尚存在隱憂。關鍵的問題這樣的新農村建設的資金從何而來，拿新樓區建設中的道路和水電等設施配套來說，每戶村里就得投資3萬元左右，而村里每年的要新增二十幾戶新樓房，這么大的資金投入光靠洗姜廠的地租是遠遠不夠的，賣沙又違法，只能偷著賣。雖然村民的普遍比較富裕，但一棟高標準的樓房造價在13萬～15萬元，一般的家庭投資了樓房之后，沒有可能再集資進行公共事業的建設。更何況“十個指頭沒有一般齊”，有的家庭對于村里統一建高標準樓房，不準蓋平房的規定就有所抱怨，然而在新農建設的典型村的榮譽下面，實際上是在村委會的壓力下面僅僅是抱怨而已。

在我們調查期間，有機會旁聽了鎮政府在王村召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現場會”，全鎮各個村的支書村主任，講到他們對新農村建設的想法和具體要采取的措施時都不約而同的講到村莊道路的硬化問題，而其中主要的困難都在資金上。可見要達到“村容整潔”的新農村建設要求，對于沒有相當的集體收入的村莊來說是多么的困難，而基層干部對于新農村建設的理解為什么都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而忘記了其他幾句話呢？ 4．兩任村支書

在王村調查，當我們問起村政或者是關于村干部時村民往往都是王顧左右而言它，要么就是三言兩語敷衍過去，似乎有一點兒“莫談國事”的味道。聽說山東的農民怕官，但令我們納悶的是現任的村干部可以不談，為什么對以前的村干部也三緘其口呢？

王村分田到戶以來主要有兩任村支書，在青州農村村支書是想當然的一把手。郭書記因村民的上訪而被迫辭職，村民都說郭因為不得人心而被哄下臺的。郭在任時，主要有三大惡，一是心胸狹窄，容不下村里比他富裕的人，村民要發展農副業，他不讓接電，在地里搭棚子都不讓，想方設法阻礙村民發展，在郭看來我是一村之長，村里不能出現比我強的人，村民說要不是郭的阻礙他們村早就發展起來了；二是以“抽沙改土”的名義賣沙，建了一個制冰廠，由于項目選擇失誤，剛建廠投產既告破產，而且在其建制冰廠的過程中收取回扣，貪污公款；三是作風不正，亂搞男女關系，照村民的說法就是村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妾，最讓人不可接受的是他和同姓一個未出五服的妹妹發生了“愛情”，這種嚴重違反倫理道德的事情使他眾叛親離。在他任村支書期間，容不下反對意見，有人給他提意見的的話，他要么給別人穿小鞋，要么用暴力恐嚇和威脅。村民對他實在是忍無可忍，幾位年齡比較大的人（這些人都是被郭百般壓制，謀劃上訪的人中有王姓和李姓，沒有郭姓，上訪時郭姓的也沒有去）在一起商量要哄郭下臺，并寫了上訪材料要求鎮查郭的帳，分別動員自己“一家子”的人在上訪材料上簽字。當地政府將 上訪作為重大的治安事件來處理，上訪的村民到了鎮政府，要求五天之內罷免郭，鎮政府想庇護郭，但在村民如此大壓力下也沒辦法，于是讓郭辭職，算是給了郭個臺階下。

郭離職之后的兩年，一直是鎮上下派的人員代理支書，村民說在這兩年里，村務管理很亂。后來鎮上委任了現任的村支部書記，然后村支部表決通過。現任村支書是退伍軍人，復員后一直是村里的民兵連長，在村民的眼里他是一個很有魄力的人，照村民的說法他眼光超前，思想開放，兄弟眾多。現任村支書當政的幾年里王村發生了很大變化，圍繞著大姜種植，進行了三次土地調整。也正是在這三次土地調整過程中，逐漸的確立了威望。現任村支書頗有政治手腕，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團結穩定的村委會班子。他當政近十年，王村獲得了許多榮譽，他個人獲得的榮譽證書就有一打之多，關于村政方民最有價值的是他曾經被評為青州市的優秀人民調解員。關于村莊糾紛的事，他說給我講三天也說講不完。他給我們舉下面這個例子：

一位李老漢家事多難，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因得了癌癥不幸去世，二兒子在一次下姜窖時，不幸窒息身亡。二兒子生前投保了人生意外保險。二兒子結婚三年一直沒有孩子，夫妻倆關系一直不和，經常吵著要鬧離婚，丈夫去世之后，妻子就要馬上離婚，娘家來了許多代表，要求分割財產（沒有賣出的幾頓姜，家具和糧食）和丈夫的保險賠償，形勢明顯對李老漢不利。鞠代表村委出面調解，在村委出面的情況下，事情得到了比較公平的解決，雙方都沒有什 么意見。

現任村支書還給我們講了他如何管理刁民的例子：

一位王姓村民在附近的勞務市場，雇傭了兩位婦女干活，干完一天的活之后，王不但沒有給這兩位婦女付報酬，而且還將那兩位婦女臭罵一頓趕走。這兩位婦女的丈夫帶了七八個人來村里找王，聽村民說這樣的事情找村支書肯定能解決，于是便找到村委會。鞠得知這樣傷理傷人損害村莊形象的事情之后，村委的幾個委員將王找來拳打腳踢教訓了一頓，并讓王當面道歉，支付所欠的工錢。

他告訴我們在他們村，村民從來沒有因家庭糾紛而上過法庭的，家庭不和和不孝順老人的糾紛只要找到他這里一般都能很好的解決，現在已經有六七年沒有人因家庭糾紛來找過他了，一個原因是現在這樣的矛盾比較少，另外由于他的強力手段，村民都怕他，如果找了他會挨訓斥。在我們與村支書的訪談中，他講到現在村里的工作相當好做，村民有什么事情都不敢找他，害怕挨訓斥。王村的支書顯然已經成為一個家長式的人物，這樣的強勢人物好否？壞否？他的權威是怎樣一步步建立起來的，這樣的強勢人物的產生是否有其結構性因素？下面再論。

以上幾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村委會的行政權力對于村民生活介入之深。村民建房，婚喪嫁娶，農業生產，村委會的權力可以說無孔不入。村委會從人民公社時期開始就規范村民建房，以后的歷次村莊規劃，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當我們問到村民，有沒有人建房會違反規定的情況存在，村民說如果有人建房建高了，由于在第 一次鄉村規劃時，五戶相連，一般在這五戶之中，基本上都是“一家子”關系血緣關系比較近蓋在一起，如果有人建房建違反規定，蓋的高了，會觸犯眾怒，“一家子”的人都會反對。在王村每屆村委會中都有專門負責建房規劃的干部，長期以來按照規定建房在王村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共識的達成，有村委會積極行政的因素，村莊規劃作為一種制度設置，在長時間的推行過程中，不斷地內化到村民的意識里，村委會的行政權力又借助“一家子”的道德約束力，將按照規定建房變成了一種地方性的共識。這樣的共識，又加強了村委會的行政效力，為新一輪的村莊規劃提供了前提條件。建高標準的樓房，由于各家經濟狀況的不同，有村民有保留意見，但是也只能保留意見而已。村民的婚喪事的辦理之中，村委會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村干部必須代表村委會向新人致賀辭，扮演證婚人的角色。村干部參與到村民的婚事辦理，這個看似不怎么重要的儀式，反應了村委會作為村莊的正式的權力組織，在村莊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村莊的農業生產中，村委會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用贅言，王村發展大姜種植的過程，村委會是一個中心力量，沒有村委會的高瞻遠矚，組織協調各方面的工作，王村的產業結構調整很可能會重蹈覆轍。村委會積極行政，并且行政效能好，在長期的過程中，自然在村莊生活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權威。這種權威充分的體現在兩任村支書身上，當然在村民的記憶中，他們的權威產生的效果正好相反。

三 強人治村 在以前關于村治的討論中，多以村莊社會關聯的角度來理解村莊治理的政治社會過程。而對于村級政權組織的討論較少。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中西部農村村級政權由于各種原因在村莊治理無法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村莊社會結構中內生的力量（包括宗族，小親族，大社員，釘子戶，積極分子）成為理解中西部農村村莊政治社會過程的關鍵詞，而這樣的研究路徑，很容易將政策研究和關于中國農村社會的學理性研究結合起來。在村治研究中，從村莊內部的結構性力量來看村莊的政治社會生活，能夠更深入的研究村莊政治社會現象的各個方面，其中任何一個方面的擴展和精細化，都有利于對中國農村的深刻理解。依照對村治模式的一般理解，村莊特定的社會結構和對政策反映的特殊過程與后果構成我們理解村治的關鍵因素。既然考察村莊對政策的反映過程與后果，就離不開村級政權組織的考量。村級組織作為村莊中唯一的正式權力機構，在家族相對消隱的當代中國農村，村級組織的行政能力、動員能力如何，直接決定了政策過程和后果，村委會行政和動員的過程和機制，也是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一個切入點。我們對王村的調查，村委會作為村莊正式的權力機構，它所發揮的功能性力量，在村莊政治社會過程中凸現了出來，如果做一點武斷的判斷的話，它已經成為了村莊一種籠罩性的力量。

我們短短兩個星期的調查不是很深入，有一種淺嘗輒止的味道。但正是因為短暫，感受才異常的強烈。我們接觸到的人和事，不斷的向我們表達這樣一個信息，在這個村莊里，村委會的行政力量非 常強大。我們的調查經歷了一個非常郁悶的時期。如前所述，在我們掌握了村莊的基本情況之后，發現再也無法深入下去了，我們找過村里的老人，退休的鄉鎮干部，相對兩位村支書的情況作比較全面的了解，盡管我們對于調查目的作了充分的說明，但是給村民似乎是被事前交待過一樣，一提起村政，他們一律三緘其口。我們似乎掉進了一個“政治氣氛”相當嚴酷的黑洞里。就連現任的村干部，也是總講一些場面話，他們對我們說想了解村政的情況，村支書可以告訴你們。最后沒辦法我們之好在現任的村支書那里尋找突破口。由于他工作繁忙，經常去開會，我們一看到他在辦公室就去找他。經過對他的訪談我們的疑惑終于有些釋然。現任村支書在發展大姜產業的過程中，一步步的建立起了自己的權威，他也將自己作為一村之長來定位，言談舉止之中有一種家長式的作風。

他的權威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首先，從文化地理因素來講，山東人都喜歡做官，但山東的老百姓都怕官，政府官員在山東人的心目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可以追溯的一個歷史因素是山東半島是一個軍事戰略要地要地，向來乃兵家必爭之地，青州的歷史上就發生過好幾次屠城。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山東發生了無數次戰爭。解放戰爭中的淮海戰役，山東農民對解放軍的支持中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對當地民眾的動員是多么的有效。解放之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戰略位置，政府對當地的控制一直都沒有松懈過。官民關系一直都是高壓中的治理和被治理的過程中互動，青州人對官員的畏怯，有其歷史文化因素的。也許 有人會說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但這種官本位的文化心理，在山東農村社會這方面表現的異常明顯，至少在青州農村我們看到的是這樣。我們在王村調查時，與一個農民聊天，問到他上高中的兒子學的是文科還是理科，他說學的是文科，我們問到怎么不學理科呢？他說學文科好啊，以后可以做個一官半職，而學理科大不了做個技術人員或者工程師，那來做官風光。如果僅僅以這位農民的說法可能不足以證明當地人的普遍想法，但是我們把他的說法放在當地的語境里來看，聯想到我們調查的感受，至少在王村這個小小的村莊里來看，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而且我們其他幾個調研組也向我們提供了許多這方面的證據。

僅就當地政府對各項國家政策的執行結果就可以看出，當地人對于基層干部的態度。青州從七十年代末就開始了計劃生育工作，王村人給我們回憶當時政府推行計劃生育工作的力度時說，計劃生育政策觸及了靈魂。其言下之意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生育觀念。而在當初計劃生育政策比較嚴格的時期，鎮里面專門設有計生糾察隊，對于逃避節育和計劃外懷孕的人施加暴力的事情并不鮮見。火葬的徹底推行又是一例，我們并沒有了解到在幾十年推行火葬的過程中，究竟發生過哪些驚心動魄的事情，但是從現在王村人的喪葬習慣來看，喪葬這種在村民生活中意義重大的事情，會被改造的如此徹底，著實讓我們驚嘆。青州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基層政府的高壓之下，沒有出現過反復，火葬的推行也非常的徹底，必須要考慮到的一個原因是，這些政策都是在人民公社后期 開始推行的，當時農村的政治社會狀況，有利于這些政策的順利執行，而后人民公社時期的歷屆政府又對此常抓不懈，與村莊規劃一樣，計劃生育和火葬也可以看作當地農村的新傳統。國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已經再造當地人的生活的同時，基層政府的權威不斷地被強化，村干部作為基層政府的代表，其身份上所附著的政府權威，在當地人村莊的政治社會生活中是一種顯著的存在。這種存在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國家的設置，我們從村莊的生活中明顯感覺到的。

之所以說這里的村干部比較有權威，村委會能夠產生一種籠罩性的力量，這與我們在荊門農村看到的情況完全相反。在荊門賀集村調查時，我們旁聽過一次糾紛調解，兩位村民因為口角而引發打斗，調解主要是商量醫藥費的支付問題，一位在村里當過十幾年婦女主任的治保主任主持這次調解，作為村里的老干部，在整個調解的過程中，沒有顯示出任何的權威，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作為一名村干部沒有權力施展的空間，僅僅扮演了一個勸架者的角色。稅改之前的荊門農村，農戶拖欠農業稅費的情況十分的普遍，而在王村這種情況是十分罕見的。國家免除農業稅之后，在緩解干群矛盾的同時，也將村干部施展權力的空間來了個釜底抽薪。荊門農民形容現在的干群關系時說，現在當干部就是當干部的，種地的就是種地的，似乎已經不存在什么關系了。在荊門農村許多村連個正式的辦公場所也沒有，村干部完全是流動辦公，日常的工作只是應付一下鎮上的中心任務，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方針之后，我們至今在荊門農村看不到絲毫的動靜，而在在青州根本不會有這樣的

情況，村干部不僅每天到村委會上班，而且村務異常的繁忙，新農村建設的工作也進行得如火如荼。在荊門，農民對基層干部的怨氣很大，講起村政毫無顧忌，而在青州，村政是村民極力逃避的話題。王村人說我們村的人都比較厚道老實，即使有什么怨言也是忍氣吞聲。

其次，鄉村關系為村干部的權威提供的支持。在整個青州地區農村，村支書是想當然的一把手，青州市政府要求80%的村級領導要實現一肩挑，村支書的產生一般都是鎮政先遴選，然后村支部表決通過，而村委會班子成員的組成則以村支書為核心。這樣實踐中將村委會選舉變成了一個形式。按照當地政府的說法，如此做避免村委會的分裂和矛盾，有利于政策執行的暢通。這樣的做法顯然違背了村民自治的民主理念，但在實踐中遏制了兩委矛盾，有利于村級領導班子的團結。在這樣的鄉村關系中，村委會與國家設想中的自治組織相去甚遠，完全成為一級基層政府。而在各種政策的執行過程中，鄉村兩級成為了一個行政關系中的利益共同體。為了保持政策的順利執行，村干部的作為受到了上級政府的庇護和支持，王村前任支書就是一例。而在具體政策實踐中，村干部也不可能完全不顧村莊的利益，畢竟他是村莊中的一員，如果其作惡多端，一旦引起村民的普遍反抗，上級政府既想包庇也是包庇不住的。如果村干部比較有政治頭腦，還為村里辦了一些好事，因為政績不僅會更加得到上級的支持，其在村莊的權威也會更加牢固。王村現任村支書的家長式做派，正是在這樣的基層政治結構中產生的，他對付村內

“刁民”的那種底氣，一定程度上就來自于上級政府的支持。王村的兩任村支書，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掌握了權力的村干部有可能變成一個村霸，也有可能造福鄉里，這種人格上的差別如何在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中盡量避免消極的影響。在村民自治實踐的比較好的農村，民主選舉又制造了許多的矛盾，不利于村級組織的團結和穩定，實際上造成了村政的混亂。

再次，農業產業調整作為各級政府力行的一項旨在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在與中西部的農村相比，青州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成功而徹底，成功的原因除了其地理區位上的優勢之外，基層政府的行政能力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成功的產業結構調整，離土不離鄉的鄉村工業，可以看作是山東半島農村的一個結構性因素，這里農民的經濟收入雖然比不上長三角和珠三角等經濟高度發展的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的相比還是相當高的，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是這里的建筑工大工每天可以拿到80元左右，小工也有50元，比一般在城市的民工工資還高。青州的許多鄉鎮都有勞動力市場，民工的來源于全國各地。青州本地的農民很少有遠赴外地打工的，在縣域的范圍內他們就可以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村莊依然是他們生產和生活的唯一場所，這里的村莊仍然是一個“熟人社會”，那種“流動的村莊”在山東半島是不存在的。在這樣的村莊里村政的各個方面必然都與所有村民發生緊密的關系。對于大多數村民來說，村莊是他們不可能離開的生活場所，即使受到了村干部的壓制，也只好忍氣吞聲，因為畢竟還要在這里生活下去，不到忍無可忍不可能爆

發反抗。穩定的村莊生活，積淀出較強的村莊歷史記憶。現任村支書的作風不能說沒有其前任村支書的影子，只不過他做了一些好事，在這個過程中得罪了一些人，但并沒有失去民心，反而增加了村民對其強力施政風格的敬畏。

王村的村委會是強勢的，那么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點是王村“一家子”的行動能力，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行動單位，作為村莊社會內生的一種力量，他是如何接應村委會這樣的一級政權組織呢？王村一個雜姓村，“一家子”之內有那么多好事可以行動起來，操辦紅白喜事，遇到急事相互體恤，兄弟之間的關系也比家緊密，可以合作辦廠，但是在村政上，卻不能發揮功能性的作用，劣跡斑斑的前任村支書，可以在任二十幾年而無人反抗，恰恰說明了“一家子”并沒有起到小親族的作用，最多只是家族傳統的一點遺存，在一些好事上只有具有表示同姓的表達性功能。在王村村內接近25%的村內不同姓之間的通婚，婦女在家庭中地位的不斷上升，老人權威的相對下降，對于不同家族之間的張力也起到一定的消解作用。而村委會作為村莊的正式權力機構抑制了“一家子”的內生力量，現任村支書這樣的強勢人物一旦進入了村委會，他反而可以借用家族的勢力作為一種支持力量。現任村支書不是因為兄弟眾多而在村莊中具有了無上權威，而是因為兄弟眾多加強了其權威。“窮時間，餓時吵”，經濟狀況的好轉，對于村莊的社會生活也會產生好的影響，一般村民只要專心于農業生產就可以過上比較殷實的日子，那些無謂的爭斗沒有顯得沒有多少意義了。王村的村莊政治生態處在一個

比較穩定的狀態，以現任村支書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團結的領導班子，在村莊的政治社會生活中，村委會占據了一個核心的位置，它的籠罩性力量，成為村民和國家的一個中介。

余論

在王村我們看到了一個強人治理下的善治，強人產生的有地域歷史文化的因素，國家政策有力的推行塑造出比較穩定的鄉村關系，村級組織在這樣的鄉村關系結構背景下，擁有了在村莊的權威，從國家的政策執行過程來看，王村人不是直接面對國家的，村委會在國家與農民之間起到了一個中介的作用。王村的經濟狀況，治理狀況比不上那些全國有名的明星村，其實它還是一個普通的村莊，不過在王村我們似乎看到了，那些明星村的影子。因為王村有一個以村支書為核心團結有力的領導班子，村莊的各項事業能夠很好的組織起來。在王村我們似乎看到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點希望。希望就在于有一個能夠有效履行其職能的村委會。中央出臺了新農村建設的政策之后，各路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關于新農村建設的主張。無論是從國家的發展戰略角度，還是國家與農民政治關系角度，還是統籌城鄉發展，重建農村社會的角度，新農村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問題是作為一項實踐性的工作，新農村建設必須由基層政府來執行和推動。而在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稅費改革之前干群關系的矛盾，社會輿論都將基層政府和官員妖魔化，取消農業稅之后，再加上鄉鎮體制改革，基層政府特別是村級組織在國家與農民關系中的中介基礎被連根拔掉了，基層政府失去了現代民族國

家一級政權的功能，有些地方出現了基層政府職能癱瘓的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下，新鄉村建設由誰來推動，如何進行新鄉村建設？在新農村建設成為熱點的同時，我們似乎都忘記了，基層政府，特別是村級組織的重建，才是新農村建設的前提。

作者簡介：

張世勇，男，1977年8月生，陜西華陰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專職研究人員，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和鄉村治理研究。

第二篇：山東歷史文化名城青州

山東歷史文化名城青州

青州地處山東半島中部，南依沂蒙，北傍漁鹽海區。古時之所以稱此地為青州，是因為青州位于九州的最東方，按古代五行學說，東方屬木，其色為青，故稱青州。青州周代屬齊，漢晉為青州刺史治所。隋代設青州總管府，唐初沿隋制，后改為青州都督府。北宋為京東路治所。金初設益都府，元代設益都路總管府。明初改益都路為青州府，設山東行中書省，青州城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山東省省城。清沿明制，設青州府。青州曾出過六名狀元，一名宰相，兩名“閣老”，十二名尚書，僅明朝就有80余名進士。在青州出生或在定居、為官的著名人物有南燕建立者慕容德，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農學家賈思勰，唐代北海郡太守李邕，北宋龍圖閣大學士燕肅、狀元宰相王曾、宰相富弼、范仲淹、歐陽修、李清照，明代兵部尚書石茂華、工部尚書董可威、禮部尚書狀元趙秉忠，清代華文殿大學士馮溥。李白與杜甫曾聯袂到青州游歷，留下不少詩篇。近現代有 “一門忠烈”抗日英雄馮旭臣一家，“一門九烈”抗日英雄劉旭東一家。青州是東夷文化的發源地，境內北辛文化、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遺址有270多處。青州是佛教傳入漢地最早的地區之一，有凈土宗、禪宗、密宗等多種宗派，并留下了大量遺跡，如始建于北魏的龍興寺，存世800余年，其遺址出土各類石刻造像400余尊。古建筑有供奉范仲淹、富弼和歐陽修的三賢祠，始建于北宋的萬年橋，始建于元代的真教寺，明衡王府石坊等。另外，云門山明朝題刻的“壽”字居全國之最，隋唐時期的駝山石窟造像群是全國重點保護的石窟之一。青州博物館珍藏有明代狀元卷、宋銅錠、宜子孫玉壁、唐三彩、《清明上河圖》、清代的“忠烈碑”和“顯忠碑”等2萬多件文物。

第三篇：關于山東青州堯王制藥公司的調查報告。

關于山東青州堯王制藥公司的調查報告

關于山東青州堯王制藥公司的調查報告

活動地點：山東省青州市堯王制藥有限公司 實踐主題：實地考察，加深了解，努力發展 活動時間：2011年8月12日-2011年8月22日 參與者：張正蒙（10級藥分1班）

現將此次實踐活動的有關情況總結如下：

我們的團隊是由一位姓聶的主任接待的，藥廠確實是不同于其他類別的公司，這里的辦公環境整潔又衛生，就連同事之間的交往方式也是“握手禮改為點頭禮”，寒暄幾句之后，切入正題。

活動內容：

⒈到藥廠進行參觀，了解一下藥廠的藥品生產的環境

⒉了解藥廠的基本情況：如成立時間、規模、工人數量、主要產品、工作崗位、銷售情況、以后的發展潛力

⒊了解該廠是否有我院學生、由我院的畢業生及實習生多少人，他們主要的工作崗位，待遇情況，工作表現情況，以及本院的學生與本科生的待遇及工作表現有什么不同，及本公司對該學院學生的評價應在哪些方面在有所提高。

⒋作為我們學生應該學好哪些專業知識，應具有哪些素質、能力及條件的具體要求。

⒌明年計劃招多少本專業的人數及是否有意向招收本院學生。

調查結果：

⒈本藥廠藥品生產車間的衛生要求特別嚴格，在員工進車間前必須要換工作服和進行消毒，不允許將任何與藥品生產無關的物品帶入車間，要求所有藥品生產的原料均按類整齊擺放。并且車間里的溫度、濕度甚至見光度都有具體要求。

⒉山東青州堯王制藥有限公司的狀況：

成立時間：1995年

發展歷程：本企業集藥品研發、生產、銷售于一體的現代化大型中外合資企業，總資產5.2億元，現代化生產車間13個，并全部通過國家藥監局GMP認證。在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之中，本公司已具備最先進的生產設備，精密的質量檢測儀器和高效的產品研發能力。榮獲“全國勞動和社會保障先進單位”“全國科技百強企業”“山東省先進民營企業”“山東省新科技技術企業”“山東省著名商標”等榮譽稱號。

主要產品及經營范圍：大量注射劑、粉針劑、片劑、硬膠囊劑、顆粒劑、丸劑、口服液等13個劑型，44個品種。其中以大輸液和粉針劑為主，年產輸液3億瓶，青霉素1.2億支等等。

企業員工狀況及工資待遇問題：

對于大多數我們在校大學生所關注的就業實習情況，我們也作了具體的了解。在崗位需求方面，實習生在該公司實習1年期間，發展是比較好的，質檢部

門，管理崗位的多個用工職位也是有該校的學生擔任。像2011年從本校所招聘的26名學生中，大多數學生的發展是非常不錯的。動手能力比較強，自主意識，上進心也在不斷發展、提高中。當我們問及員工跳槽問題時，主任說明，新招聘的員工中有一兩個跳槽是比較正常的，當然也有從其他公司跳出來的員工。

作為藥分專業的學生，在實習工作中，進入車間工作室長大多數的，個別發展良好的學生向質檢方面發展也是有所側重的。

至于工資待遇問題，這個也是大家首先關注的問題，該公司所有實習生均無“五險一金”的保障，因為是考慮到只是在實習期，并非正式員工，因此該公司并不給予這些保障，在該公司的上崗工資以每月1800元為基準，不同崗位也是有不同程度上的相應補貼。工作時間方面是以每天8小時為底線，有的車間實行兩班倒或三班倒。這是有藥品來決定的，每月休息時間是在完成車間工作量的基礎之下有兩天公休。每月的工資是在下個月的下半旬進行發放，在該公司的寄宿員工只可享受提供住宿的待遇，飲食方面自費。不過住宿條件相對于學校和家庭環境還是差很多的。

公司地位：生產規模名列全國第二，是山東省最大的輸液生產基地。

公司的其他發展狀況：2001年底公司投資200多億元，新建質檢樓一座，建筑面積2250平方米，增購了高效液相色譜儀，紅外分光光度計，旋光儀，酸度計，集菌儀，生化培養箱等先進檢驗儀器20余套，為把產品質量關提供了有力保障。

⒊企業對藥品行業的工作人員的要求：

①從事藥品行業的工作人員須有良好的道德素質，切不可一己之利而產生假藥、劣藥，時刻保證藥品的質量、人民的安全。

②做事要嚴謹、仔細、切不可馬馬虎虎，工作時要嚴格按照國家標準生產藥品，以保證人民健康。

③要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擁有穩固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并可靈活運用于實踐中，要勇于創新，積極維護集體利益，他是認真做事，虛心好學，具備較強的與人溝通能力。

⒋明年的招工計劃：

對于明年的招工計劃還沒有明確規定，視情況而定，但主任說，有可能會比今年多，對于員工的性別以及籍貫所在地是無明顯要求的，本地人還是比較側重的，因為目前部分車間的員工以本地人為主。

⒌對企業的建議：

該企業應該再擴展企業規模，更進一步加大企業的宣傳力度，再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合理科學的規劃，該企業的藥材的基地等，從而更進一步提高藥品產量。

經驗體會：

這是大學以來的第一個暑假，應學校的提議和社會對大學生的要求，我和我的同學組成“啟程”團隊，深入到藥廠進行了一次社會實踐調查，在這一次社會實踐調查之中，我學到了很多，感悟也很多，我就對這一次社會實踐的心得做了一份總結：

在我們調查中，通過對公司一些情況的了解，我覺得本科生和專科生是有本質上的區別，本科生在公司中對于腦力需求大的崗位是比較合適的，而專科生所在的崗位即是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的。因此，學歷對于我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在我們去調查時，看到藥廠中的環境和衛生是相當不錯的，這一切都是靠公

司中的員工保持下來的，看到每一員工都有那么好的習慣，說明我們在學校里認真打掃衛生和有嚴格的紀律要求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不要再抱怨任何事情了，我們應該養成遇到困難和挫折要嚴格要求自己認真對待和解決，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

當代社會發展的太快，要想真正立足于社會，我們必須要掌握好科學知識，讓自己擁有屬于自己的過人之處。我們作為藥學系的學生，必須要掌握較強的專業技能，擁有較強的動手操作能力，并將我們在學校中所學的知識、技能等，靈活運用到我們將來的實際工作中。對于明年即將實習的我們在這僅剩的一年學校生涯中要學習的東西還是很多的，社會在不斷的進步與發展中，而我們更要不斷的為自己的大腦灌輸知識與技能，才能更好更快的去適應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發展！

我們在學好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動手能力的同時，也要把個人的素質和品質給做好，我們要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定位，一定要擺正心態，從基層做起，與同學、同事處理好關系，試著多為別人著想。時刻牢記：付出總會有回報的。

還有做人不可以忘本，當我們取得一定成就后，一定不可以驕傲、目中無人、牢記幫助過我們的那些人，要懂得知恩圖報。

最后最重要的一點是選擇了藥品這個行業，我們就是要本著良心工作，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于首要地位，擺正心態，不要被利益沖昏頭腦，為一己之利而釀成巨大的后果。

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說過“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讓我們站在生命的舞臺上，將自身的閃光點發掘出來，讓一切成為可能。

第四篇：能人治村動員會通稿

在××鎮××村實施“能人治村”計劃

動員會議上的講話（通稿）

2012年4月

同志們：

×月×日上午，鎮黨委召開了全鎮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動員會議，黨委書記×××同志在會上對全鎮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進行了動員和部署。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村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動員會議，主要任務就是貫徹落實鎮動員會議精神，深入推進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下面，我講三點意見：

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充分認識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的重要意義

首先，實施“能人治村”計劃是加強黨的執政基礎的需要。在2010年村“兩委”換屆中，我縣通過公推直選方式選拔了一批優秀黨員致富能手進入村級班子，有效地改善了班子結構，促進了地方發展。但是，仍有部分村級組織存在 “兩委”班子軟弱渙散、村級集體經濟薄弱、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管理混亂等問題，主要原因在于帶頭人的工作能力不強、群眾威信不高、作用發揮不明顯，這嚴重削弱了黨在農村的工作基礎。為此，我們決定實施“能人治村”計劃，采取公推競選方式，選好配強村黨組織帶頭人，以好的帶頭人催生好班子、帶出好隊伍、構建好機制、創造好業績、贏得群眾好評價，全面鞏固和加強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1-

其次，實施“能人治村”計劃是增強干部隊伍活力的重要舉措。外務工經商返鄉創業人員和農村致富帶頭人一般具有市場眼光敏銳、信息渠道快捷、經濟實力雄厚和管理經驗豐富等優勢，機關干部一般具有知識豐富、聯系面廣、思維活躍等優勢，基層干部一般具有熟悉農村工作、等優勢，把一批“思想政治素質好、發展經濟能力強、社會管理能力強”的“能人”選拔為村黨組織帶頭人，既可使農村致富帶頭人、在外務工經商返鄉創業人員和優秀基層干部拓寬視野、增長才干，更好地服務群眾，也可有效轉變機關干部作風、增強干部隊伍活力，促使機關干部熱愛農村、服務農村，為村級發展注入“活力因子”，大大提高村干部隊伍綜合素質、改善整體結構。

第三，實施“能人治村”計劃是保證我縣“六項提升提速提效行動計劃”順利實施的需要。縣委十一屆二次全體（擴大）會議上明確提出今后一段時期，我縣要大力實施綠色產業、農業強縣、最美縣城、美好鄉村、民生實事、改革創新“六項提速提升提效行動計劃”，加快建設殷實泗陽、美麗泗陽、和諧泗陽，從我縣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村是我縣實施農業強縣、美好鄉村的主戰場。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公推競選村黨組織書記，就是要搭建平等、競爭、擇優的平臺，把“能人”選拔為村黨組織帶頭人，為我縣順利推進“六項提升提速提效行動計劃”提供堅強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組織保證。

二、把握關鍵，嚴格標準，認真組織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

這次公推競選村黨組織書記工作，從4月6日開始，到4月25日結束，大家要把握好以下三個方面內容。

1、明確公推競選的范圍。全縣范圍內符合參選條件的黨員均可報名參選。重點從鄉科級領導干部、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農村致富帶頭人、在外務工經商返鄉創業人員、大學生村官、未就業大中專畢業生、轉業退伍軍人和縣直機關公推公派到村任職干部等群體中選拔。鼓勵有農村工作實踐經驗的縣鄉機關改任非領導職務的干部參與競選，允許跨鄉鎮報名參選。

2、明確公推競選的條件。要求思想政治素質好，能自覺擁護和帶頭執行黨在農村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有堅定的政治素質；發展經濟能力強，勤勞務實，有帶頭創業致富和帶領群眾共同創業致富的能力，使農民人均純收入和集體經濟收入不斷增加；社會管理能力強，熟悉農村工作，有勝任工作的組織能力、應變能力、協調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善于處理和解決農村各類復雜矛盾；公道正派，群眾觀念強，善于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樂于奉獻，廉潔自律；年齡在45周歲以下，高中（含中專）以上文化程度，身體健康，中共正式黨員。特別優秀的人才，條件可適當放寬。

3、明確公推競選的時間和程序。

一是宣傳發動階段，從4月6日到10日。主要通過召

開會議、媒體報道、懸掛張貼標語等形式，深入宣傳實施“能人治村”計劃的目的意義和政策要求，加強輿論引導，營造濃厚氛圍。

二是民主推薦及資格審查階段，從4月11日到14日。主要采取三種方式提出符合條件的人選名單。一是個人報名自薦。發動符合條件的人員主動報名自薦，公選村所在鄉鎮、街道范圍內人員報名工作，由鄉鎮黨委、街道黨工委統一組織；縣直機關、事業、企業單位和跨鄉鎮報名人員，到縣委組織部報名。報名時，須持本人黨員證明信、身份證（或戶口簿）、學歷證書和獲獎證書原件及復印件、近期1寸彩色免冠照片3張。二是黨群聯名舉薦。由不少于5名的村黨員、群眾聯名向所在鄉鎮黨委、街道黨工委推薦符合條件人選。三是組織集中推薦。由村“兩委”和鄉鎮黨委、街道黨工委分別召開會議，推薦符合條件人選。綜合“三薦”情況，鄉鎮黨委對報名人員進行資格審查，對審查合格的將相關表格和證件報縣委組織部復審，每個崗位報名人數不少于3人。

三是競職答辯階段，從4月15日—21日。鄉鎮黨委組織通過資格審查的人員，到公選村進行為期3天的實地調研，全面調查了解公選村的基本情況、熟悉村情民情，提出任職設想、計劃及措施方面報告。在此基礎上，鄉鎮黨委組織召開通過資格審查人員的競職答辯會，進行現場答辯，重點測試競選者對公選村村情的認識程度、目標設想的現實性和落實措施的可行性。答辯評委由鄉鎮黨委領導干部、縣委

組織部干部、縣掛鉤村副科級領導干部和公選村黨員群眾代表組成，按照1：2的比例從高分到低分確定公選村黨組織書記考察人選。

四是組織考察階段，從4月22日到26日。由鄉鎮黨委、對考察人選的德、能、勤、績、廉等現實表現情況進行考察。在此基礎上，采取差額票決方式確定公選村黨組織書記候選人，并報請縣委組織部研究同意后，進行為期3天的公示，接受社會監督。

五是任職上崗階段，4月30日前。鄉鎮黨委對確定的公選村黨組織書記候選人，依照黨內有關規定進行選舉或按照管理權限進行任命。

三、加強領導，精心組織，確保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有序進行

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時間緊、任務重、要求嚴，群眾關注度高，社會影響面大。大家要本著對組織、對事業、對他人高度負責的精神，切實做好這次選拔工作。

1、要高度重視，精心組織。鎮黨委為開展好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由鎮黨委書記×××同志任組長，黨委副書記、鎮長×××，黨委委員、組織委員×××等同志任副組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黨委組織委員兼任辦公室主任，具體負責指導這項工作的組織實施。這次實施“能人治村”計劃明確規定了村黨組織書記推薦的三個渠道，目的是讓廣大黨員群眾都能充分參與村黨組

織書記選拔工作，共同為新農村建設選賢用才。請大家要本著對鎮黨委負責、對事業負責的精神，切實行使好自己的民主權力，積極將符合條件的優秀人才推薦出來。

2、要廣泛宣傳，深入發動。會后，請大家要積極宣傳本次會議的精神，讓廣大黨員群眾，特別是符合報名條件的人員及時了解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公推的目的意義、范圍條件和方法步驟等，使這項工作家喻戶曉。村“兩委”成員要從有利于事業發展、有利于干部成長的角度出發，有針對性地做好符合報名資格條件人員的思想動員工作，幫助他們提高認識、增強信心、消除顧慮、積極報考、接受挑選，保證每一個公選崗位有3名以上人員報名參加，所有縣直機關公推公派到村任職干部要全部參與報名。確保符合條件的優秀人才全部報名，一個不漏。

3、要規范操作，注意細節。村“兩委”主要負責同志和具體承擔這項工作的同志要嚴格按照公告的規定，對照程序，嚴密組織，精心安排，有序運作，針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要提前形成預案，確保每一環節、每項工作都有章可循。縣委組織部、鎮黨委、鎮紀委將全程參與、全程監督本次公推競選村“兩委”后備干部工作，凡因組織不力、不按規定程序操作、群眾反映強烈的，將嚴格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

最后，希望大家認真組織好實施“能人治村”計劃工作，確保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第五篇：調查報告——協調發展,鑄就強村

協調發展鑄就強村

——關于縣鄉村加快發展奔小康的調查與思考

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尤其是 “兩免三補”政策實施后，農業和農村工作又一次發生歷史性重大變革，面對新的形勢、新的任務和新的挑戰，如何統籌城鄉發展、用小康示范村建設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最近，圍繞這一課題，我們深入到++++村，就該村加快發展奔小康等有關情況進行了專題調研。

一、思路對、集體強、村民富，++村已成為++縣小康示范村建設中的“頭雁”

++縣++++村現有5個自然屯，360戶農戶，1530口人，9778畝耕地，28名黨員。近年來，按照縣鄉總體發展戰略，村黨支部領導全村黨員群眾，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依托龍頭搞開發，順應市場上項目，協調發展種養業，依靠科技奔富路”的發展思路，各項事業得到了協調發展，加快了小康村建設步伐。2004年，村集體積累達到503萬元，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437元，打造了全縣農民人均收入第一村。一是以結構調整為增收手段，實現了向全縣人均收入首富村的跨越。近幾年，++村以農民增收為出發點，以“調優、調高、調強”優勢產業項目為目標，形成了多業并舉調結構、多路進財促增收的良好局面。萬壽菊、瓜菜、制種成為特色種植業發展的當家品種；奶牛、黃牛、生豬、綿山羊打造了畜牧專業化發展格局。在2004年全村農民5437元的人均收入中，特色種植業占55%，畜牧業占30%，勞務經濟和其他收入占15 %。二是以服務于民為根 1

本宗旨，形成了全村黨員干部高效廉潔謀發展的濃厚氛圍。++村黨員干部堅持以服務為先、以服務為重，讓利于民、取信于民，積極變常規的管理為示范、服務和引導，實現了工作職能的根本轉變。全村干群和睦、人氣旺盛，全村上下呈現出了一心一意謀發展，合力快速奔小康的喜人局面。三是以構建和諧社會為奮斗目標，優塑了文明向上的強村形象。++村以村民代表大會為決策機構、村委會為執行機構、黨支部為保證監督機構的公開民主議事制度深得民心，“一事一議”籌資籌勞政策得以順利落實。通鄉、通屯5.5公里路面全部達到了硬化標準，家家通自來水、戶戶通電話，“五好家庭”、“十星戶”、“好媳婦”、“好青年”評比活動，增強了村民的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意識，端正了村風、民風。

二、抓調整、講民主、搞服務，++村用激情和創新實現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

一是瞄準市場選準優勢項目，用產業結構調整鑄就強村經濟。++村緊緊圍繞農民增收，緊扣市場需求，依托有實力的企業，大力發展優勢產業。在特色種植業上，++村立足產業化開發，結合全村噴灌設備齊全的優勢，依托德勝鄉天然色素有限公司等龍頭企業，篩選、引進和開發了綜合效益好、發展潛力大的萬壽菊、商品瓜菜、玉米制種和瓜菜制種4個主導產業。通過調查我們了解到，2004年，++村發展玉米制種4000畝，農民實現純收入300萬元；發展萬壽菊3000畝，農民實現純收入90萬元；發展瓜菜制種1000畝，農民實現純收入60萬元；發展商品瓜菜500畝，農民實現純收入30萬元。在畜牧業上，近幾年來，++村立足專業村屯建設，以奶牛為主導品種，均衡發展黃牛、生豬、綿山羊三個養殖項目。2004年，通過買繁結合，奶牛存欄達到100頭，黃牛飼養量達到500頭；堅持做到規劃、模式、標準、進料和出工“五統一”，生豬出欄達到6500頭；

綿山羊飼養總量達到1500只。通過發展畜牧業，農民實現純收入254萬元。在勞務經濟上，把勞務輸出上升為促進農民增收的富民工程，由村集體組織，全力推進。在外部輸出上，轉移勞動力120人，實現增收48萬元；在內部轉移上，通過加快發展勞動密集型的高效特色綠色經濟作物，為本村富余勞動力提供務工增收機會，實現就地轉移18人，增收18萬元。同時，村辦面粉廠、木材加工廠和鐵業加工廠吸收安置了15名富余勞動力增收4.5萬元。

二是創新思維謀發展，探索創建了“村集體+中介組織”的發展模式。近年來，++村立足轉變村干部工作職能、壯大村集體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堅持先致富群眾后搞集體創收的原則，超前大膽探索創建了“村集體+中介組織”的運作模式，初步構建了面向市場、充當農戶與企業的中介、村集體微利創收的發展格局。他們以村黨支部一個口徑對外，緊扣市場需求，依托內外埠有實力的龍頭企業，聯系發展高效特色項目。分別與縣種子公司、德勝鄉天然色素有限公司、望奎景豐公司、內蒙古大民種業公司等龍頭企業建立了穩固的合作伙伴關系，成為他們的生產基地。村集體作為中介，這些企業與村集體簽訂合同，村集體以股份合作形式與農戶簽訂合同，既保證企業能夠收到保質保量的農產品，又為村民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一系列服務，使高效特色種植業項目成為定單農業，從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農戶出擊市場的風險性，使農民發展高效種植業項目的積極性空前高漲。2004年，全村萬壽菊、商品瓜菜和玉米、瓜菜制種等特色經濟作物面積達到8500畝，占全村總耕地面積的94%，僅此一項，使農民實現純收入480萬元，人均3137元；企業支付的中介服務費為村集體增收30萬元。實現了農民和村集體的“雙重”增收。

三是強化科技支撐作用，切實提升增收水平。++人把實施科技

興農戰略作為加快小康示范村建設進程的重大舉措來抓，加快了先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先進適用技術推廣，增強了全村經濟發展活力。主要做法是：靠強化培訓著力提升村民科技素質。以科技培訓為先導，通過采取聘請專家講座、舉辦農民學校、參觀對比試驗現場等措施，加快了村民由體力型、經驗型向知識型、技術型轉變。年培訓農民達到900人次，確保了生產過程標準化。全村有30多個村民獲得了“農民技術員”稱號，幾乎每戶都有一名種、養“明白人”。靠引進科技項目帶動先進適用技術推廣和應用。++村緊緊依托我縣與東北農業大學、省農科院開展的“院縣共建”活動，積極爭取，引進開發了“303”早土豆、白蘿卜等多個特色項目，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通過與這兩所院校掛靠聯營，使這兩所院校在++村辟建了實驗室和試驗田，而且每年都有一些畢業生來這里實習，++村已成為這兩所院校的試驗和實習基地。經過多方努力，又與縣種子公司建立了玉米制種項目合作，畝純效益750元以上。靠創建科技示范園區進行示范引帶。對于村民不敢發展的新項目，由村上的黨員和干部領辦示范園區進行試驗，摸索經驗和技術，進行效益對比分析，為農戶規模發展趟路子。2000年引進的萬壽菊種植項目，由于技術含量和標準要求相對較高，種植面積較少，村干部帶頭在示范園區試種了150畝，率先垂范做給農民看，帶領農民干，使萬壽菊種植面積在2004年發展到3000畝，純收入90多萬元，成為了++村的支柱產業之一。

四是堅持公開民主議事機制，讓以人為本的思想真正貫穿于“和諧++”建設始終。++村立足“建設美好家園、共繪小康藍圖”，僅年初以來通過一事一議等手段籌資104萬元，籌勞9500個。自來水入戶340戶，程控電話入戶280戶。建成標準化村屯道路6條，8000延長米。新增噴灌面積5000畝，農田基本建設旱澇保收面積達到總

面積的55%。調查中我們了解到，++村的公益事業之所以能取得這樣大的進展，主要是因為多年來他們堅持以人為本，不斷探索和完善了民主與集中、公開透明的村民議事機制。科學掌握民主與集中的尺度。采取代表議事制度，全村每10戶選舉一個代表，對當年所議要實施的項目，首先由村民代表征求所代表的農戶的意見，在認定可行的情況下，適時召開表決大會，達到一半以上的村民同意后才能形成決議。堅持公開透明。對村民關心的財務收支等熱點問題，在全村設立了6個站點進行張榜公布和接受監督。對重大工程項目，他們堅持做到了“六公開”和“四保證”，即公開工程建設預算、公開籌資方式標準、公開資金使用、公開建設標準、公開決算報告和公開工程竣工驗收結果，保證資金用工及時到位、保證工程質量、保證竣完工時間和保證工程效益。在工程的具體實施中，由村民選出民主理財組織，真正做到了村民事，村民管，村民干。

三、做法好、典型硬、啟示多，++村在集體增收、群眾致富、協調發展等方面積累了許多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好經驗，值得在全縣小康示范村建設中大力推廣

面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建設小康村的工作重心和標準如何確立和定位，已經成為我們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小康社會建設進程需要認真破解的緊要問題。調查中我們感到，++村的發展給了我們許多有益啟示： 一是建設小康示范村，關鍵在于以協調發展為理念，科學制定并實施行之有效的發展思路。強調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內容。++村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同步進步深刻說明，只有堅持協調發展的理念，才能抓住小康村的建設的要領，才能實現更快更好地發展；只有解決了思路性問題，才能具備大發展、快發展的基礎，才會引領村級經濟社會一直保持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二是建設小康示范村，關鍵在于貫徹以

人為本的思想，用好帶頭人、好班子引領群眾創業興業奔小康。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作為發展的主體和根本動力。++村真正的財富是擁有一個敢闖敢試、廉潔務實、一心為民的好支書，擁有一個講團結、講民主、講奉獻的好班子。這才是事業興衰成敗的關鍵。三是建設小康示范村，關鍵在于以強化示范服務為核心，加快工作職能的適應性轉變。“兩免三補”政策實施后，為有效破解“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工作職能向哪里轉”，村級的工作職能轉換在“多予、少取、放活”上體現得更為明顯，示范服務成為主要職責。就++村來說，無論是抓產業、用科技，還是搞勞務、辦實體，黨員干部示范服務的身影無處不在。四是建設小康示范村，關鍵在于提高群眾組織化程度，激發各方快發展、奔小康的創造力，聯手搞創收，闖市場，奔富路。實踐告訴我們，只要不斷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農民就會聽從號召、服從組織，農村“一事一議”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加快發展奔小康就會形成不可阻擋的巨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