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社區協商民主實踐的現實困境與化解路徑

摘要：城市社區作為居民自治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社區建設過程中會遇到來自社區主體之間，社區主體與政府、社區主體與社會之間，由于不同的利益訴求所產生的各種矛盾。社區協商民主的實踐在化解矛盾、構建和諧社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社區協商民主實踐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很多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成為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

關鍵詞：城市社區；協商民主；困境與路徑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475（2016）06-0040-02

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并且提出要開展廣泛多層次的協商。在此基礎之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了《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不同層面發展的制度依據。社區從群眾自治組織的這個角度，在實踐居民自治的過程中積累了一些經驗，推動了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在社區中的這些實踐已經成為吸納群眾參與公共事務決策，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基層特別是社區協商民主實踐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很多困難，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來解決社區協商民主發展中遇到的困難，成為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

一、城市社區協商民主實踐的現實困境

城市社區作為居民自治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社區在自治過程中，會遇到來自社區居民的利益訴求，不同的利益訴求會產生各種矛盾，成為社區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因素。所以，需要將協商民主引入社區這個自治組織中，解決社區發展中產生的各種利益沖突。社區協商民主是在社區中的居民之間，為了消除與其利益分歧，通過相對理性的商議，在此基礎上達成共識，來維護居民個人權益的民主形式。這種民主形式在社區中的發展具有強化社區監督、提升決策質量、培養公民意識、解決社區矛盾等作用，但是在實踐中，社區協商民主在協商主體、協商過程、協商范圍、協商效率等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問題。

（一）社區主體的參與意識不強

社區主體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社區居民、駐區單位和社會組織。社區居民是社區自治的最主要力量；社區內的駐區單位包括社區內行政單位和企事業單位；社區內的社會組織主要指一些居民自發組織的志愿組織，它們通常以社區為活動范圍，目的是為了滿足社區居民的不同需求。在社區協商民主實踐中主體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大多是被動應付。一些社區成立居民代表會，在代表選舉時，很多居民直接放棄選票，或者隨意填寫選票。駐區單位也長期存在有事、沒事別找我的心態，他們認為社區找駐區單位就是為了經濟上的援助資金。這種偏見也導致駐區單位共駐共建意識薄弱，甚至出現口頭承諾，過后拖延的情況。有些社區主任反映，即使親自邀請相關單位派人參與社區的相關議事活動，駐區單位也會借故推辭，不愿參加。社區中的社會組織也存在不關注社區事務的情況，社區中的社會組織除了志愿組織以外，其它的社會組織幾乎都是根據自身興趣愛好組成的，在這些組織中離退休人員居多，他們更多是關心一些自己感趣的活動，對于社區其他事務不愿意參與。

（二）相關的協商程序不完善

社區協商民主實踐中經常存在程序不完善的問題。例如，在一些社區中的居民議事會，議事程序不完善，使議事效果大打折扣。主要表現在：第一，議題范圍不確定，通常議題都是遇到具體問題的時候臨時確定，沒有將社區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種問題歸類劃分，制定相應的議事程序。第二，代表選舉隨意性較強，沒有根據議事會的需要限定具體人數，以及對議事人員自身能力有哪些具體要求，遇到需要找開議事會的情況臨時找人湊數，很難使議事會取得預期效果。在一些社區中也存在選熟人的情況，社區主任比較傾向平時接觸多，不多言、不亂來的社區居民做代表，選出這樣的代表后也不再換屆更新，以保證議事順暢，不出現不聽指揮的情況。第三，缺乏相應的考核機制做保障，沒有考核機制會出現議與不議一樣，議事結果有效、無效都一樣，使社區居民對于議事會失去信任，對社區協商民主實踐失去信心。

（三）協商流于形式缺乏有效性

社區協商民主的發展要基于解決社區問題的需要，失去了解決現實問題的功效，社區協商民主實踐只能流于形式。雖然在社會治理理論的指導下，我們要更多的發揮社區自治功能，但是，我國曾經長期實行政府管理社會的模式，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事項都經由政府機構包辦，形成了公民對政府的人身依附和心理依附的觀念。所以，即使我們現在推動社區居民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人們長期形成的觀念導致對這樣的參與并不熱衷。同時，由于社區的行政化色彩越來越重，許多居民覺得即使遇到問題通過議事會協商，但是怎么解決最終權力還在行政機關。所以，在議事過程中很多議事代表都覺得即使議出結果也多數實現不了，不如減少麻煩少走形式。目前，人們對于社區功能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社區的自治功能被削弱，它的行政功能不斷加強。所以很多居民認為社區已經不是居民的自治組織，而成為代表政府行使職能的部門。社區自治功能的不斷缺失，使其在協商民主實踐中做出的努力已經對社區居民失去了吸引力，對于社區推動下開展的協商民主實踐也多數流于形式，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城市社區協商民主擺脫困境的路徑選擇

目前，在社區協商民主實踐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其根源就在于，大多數社區存在協商意識弱、協商制度缺失、以及協商方式不能滿足需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通過社區協商民主的實踐來推動社區自治，進而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就要從以下幾方面來解決社區協商民主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培養社區居民的民主協商意識

社區居民協商意識淡漠和協商能力缺乏已成為社區協商民主發展的主要障礙，所以，要著手從培養居民的協商意識，提高參與協商的能力入手，來推進社區協商民主發展。培養社區居民的協商意識，就是為社區協商民主發展準備了具有理性思維的合格協商主體。但是傳統的等級觀念，官本位思想的影響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除，需要政府通過各種媒介特別是新媒體，加大宣傳力度，讓社區每個居民都可以對協商民主及其意義有深刻的了解，對協商民主是維護其權益的重要方式這一認識要扎根人心。社區居民基于理性基礎上這種協商意識的養成，可以最大限度激發其參與社區自治的熱情。社區居民具備協商意識是社區協商民主實踐得以有效進行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篇：人口城鎮化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

人口城鎮化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基于江西省南昌縣的調查

趙海2013-11-25

摘 要： 推進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當前，我國城鎮化推進速度較快，但質量和水平都不高，特別是人口城鎮化發展滯后。本文通過對江西省南昌縣城鎮化問題的實地調研，分析了主要做法和基本特征，認為該縣城鎮化是以工業化為先導，以大規模城鎮建設為主要特征，其土地城鎮化明顯快于人口城鎮化，城市與鄉村的協調與互動不足。本文從人的城鎮化視角重點剖析了人口城鎮化滯后的制約因素，認為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以及國家強農惠農政策力度加強的背景下，農村各項權益的實際價值和機會成本逐步升高，城鄉福利出現倒掛，農民轉市民意愿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推進人口城鎮化、提高城鎮化發展質量、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必須保障轉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以及集體經濟組織分配權等各項權益。

關鍵詞： 人口城鎮化，農民轉市民，農民權益

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城鎮化①是與工業化相伴而生的孿生子，是傳統農業國家變為現代化國家的客觀規律和必然選擇。當前，我國正在經歷著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進程，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城鎮化呈加快發展的態勢。2000-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2.57%。然而，我國的城鎮化總體水平是不高的，在城鎮7億多人口中，有接近2億人既沒有城鎮戶籍，也享受不到城鎮居民的教育、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這種低水平、低層次的城鎮化造成了諸多問題，對農村來講農民沒有完全離開農業，從而不能有效擴大戶均耕地面積，制約了現代農業發展，且產生留守人員等社會問題；對城市來講大量農民工淪為“二等公民”，不能有效融人城市，消費總需求不足，社會秩序不穩定，從長遠看不利于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中央高度重視城鎮化發展，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和各地城鎮化發展實踐，從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高度，對推進城鎮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了具體要求。“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不斷提升城鎮化的質量和水平。黨的十八大提出，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2012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中央政策的演進脈絡顯示，當前城鎮化的重點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核心是推進人的城鎮化。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對地方的城鎮化實踐進行調查分析，總結發展經驗，提出存在的問題，很有必要。

筆者于2013年3月赴江西省南昌縣就城鎮化問題開展了專題調研。南昌縣地處贛鄱平原腹地，與江西省會南昌市毗連，既是一個農業大縣，也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大縣，城鄉經濟發展活躍，是江西省第一個全國百強縣。2012年，南昌縣地區生產總值達到了437.6億元，財政總收入突破60億元，主要經濟指標連續三年在全省100個縣（市、區）中排在第一位。南昌縣之于大城市郊縣和經濟強縣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對于經濟欠發達的縣域也有較強的先導性和啟示性。剖析南昌縣城鎮化發展道路，對中小城市和縣域范圍內推進城鎮化具有很強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通過召開相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實地走訪鄉鎮和工業園區，發放調查問卷，與企業負責人和農戶進行深度訪談，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的總結、歸納和分析，形成了目前的調研報告。報告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歸納了南昌縣推進城鎮化的主要做法，第二部分總結了南昌縣城鎮化的主要特征，第三部分從人的城鎮化視角重點分析了

農民轉市民問題，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些判斷和啟示。需要說明的是，城鎮化是涉及城鄉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系統性問題，囿于知識水平，本報告僅對南昌縣城鎮化情況進行粗略地介紹和分析。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說本報告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如說提出了一些較為重要的問題。

一、南昌縣推進城鎮化的主要做法

城鎮化的發展離不開工業的騰飛和人口的聚集。南昌縣依托區位優勢，抓住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以工業化為先導，以制度環境為保障，采取政府主導的方式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

（一）依托產業集聚區快速工業化

與以往“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散亂狀鄉村工業布局不同，南昌縣提出了“工業園區化、園區生態化”的產業發展思路，通過規劃引導，大力發展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向塘現代物流區等產業集聚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該園區建立于2002年，規劃面積1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縣（市）中規模最大的工業園區。縣政府通過招商引資、工業搬遷等方式，將全縣的大型企業向園區聚集，并將其他鄉鎮招商引資的項目落地在該園區，實現了園區的跨越式發展。目前，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主要形成了汽車及零部件集群、食品飲料工業集群、電機電器工業集群、醫藥醫器工業集群、輕紡服裝工業集群、高新技術集群等多個產業集群。截至2012年底，汽車及零部件產業已集聚5個整車項目及91家零部件企業，食品和生物醫藥產業集聚100家企業，整個園區工業總產值和主營業務收入雙雙突破450億元大關。2012年8月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為全省首家落戶縣域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

（二）加強城鎮建設提高人口吸納能力

南昌縣著眼無縫對接南昌市城區，按照“積極推進、突出重點、分類指導、分級運作”的原則，加快建設昌南新城，推進蓮塘核心區、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象湖新城區和向塘現代物流區統一規劃、統籌建設。一方面明確主次。明確了以縣城蓮塘、象湖新城為中心，向塘鎮為次中心，三江、塘南、蔣巷等鄉鎮為重點，其他11個一般城鎮構成三級城鎮空間結構。另一方面注重特色。如蓮塘核心區定位為商貿經濟繁榮、服務功能完善的商務行政片區，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定位為汽車品牌響亮、產業集群發展的先進制造片區，向塘現代物流區定位為市場體系發達、倉儲配送成熟的現代物流片區，象湖新城區定位為景觀精致典雅、城市產業興起的商務人居片區，銀三角定位為集商務會所、休閑娛樂、體育運動、觀光度假、文化創意為一體的都市型展商貿休閑服務區。截至2012年底，南昌縣城鎮化率超過了500/0。

（三）通過制度創新破解土地、資金、社會保障難題

土地、資金、社會保障等問題是推進城鎮化的核心問題，也是關系城鎮化發展質量的關鍵所在。南昌縣通過開展體制機制創新，努力破解這些難題。

1、關于土地問題

缺少土地指標是調研過程中地方政府反映最多的問題。南昌縣采取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濱湖地區開墾、征地拆遷等方式，努力破解用地指標的制約。如2012年，南昌縣通

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和農村土地整治項目共新增耕地1.8萬畝；利用行政力量，推進征地拆遷，共拆出工業和基礎設施項目用地1.02萬畝。這里以南昌縣東新鄉大洲村的農民集中居住為例，簡要介紹一下該村開展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做法。大洲村采取“村莊整體拆遷、村民集中安置”的方式，就是農民上樓，宅基地交給政府。該村共有7個自然村，1000余戶居民，4000余人口。集中居住前共有建設用地1000畝左右，也就是說平均每戶建設用地能達到1畝。村民入駐新社區人均一次性配給40mz住房和lOrri2的鋪面。對原有住房面積達不到這個標準的，農民不另外支付；對原有住房面積超過這個標準的，給予超出部分每平米330-600元不等的補償。開展新社區建設后，安置全部村民共占地260畝，共節約700多畝建設用地。這700多畝節約出來的建設用地就可以復墾后置換出城鎮建設用地指標，或者直接變更為城鎮建設用地，用于發展工業和城鎮建設。

2、關于資金問題

與目前全國很多地方類似，南昌縣通過搭建政府融資平臺的辦法，破解資金問題。南昌縣建立了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現代農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等3個投資公司，通過財政資金注入、項目運作、發行債券等方式，努力破解重大重點項目建設資金瓶頸。南昌縣還大力發展信用擔保，參與組建全省性的擔保公司，發展小藍投資擔保公司等，通過信用擔保的杠桿作用撬動工業和城鎮發展資金。

3、關于社會保障問題

對于一般農戶，南昌縣按照國家和江西省的統一部署，實行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2012年農民參保率達92%。對于人均耕地少于0.3畝的失地農民，南昌縣出臺了專門辦法，縣財政投入10億元、江西省財政配套2億元，通過農民一次性繳費或逐年繳費等不同的辦法，將他們納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解決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

二、南昌縣城鎮化發展的主要特征

通過對南昌縣的調研了解，我們認為該縣的城鎮化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一）工業化主導下的城鎮化

南昌縣通過大力推進工業化，經濟獲得起飛，由一個農業大縣步人了工業大縣的行列。2012年，南昌縣地區生產總值達437.6億元，比2007年增長了1.38倍，年均增長18.9%，三次產業結構為9.7：65.3：25。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9.7%，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65.3%，呈現出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的明顯特征。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為城鎮化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拉力，帶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城鎮對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的吸納能力顯著增強。

（二）土地的快速城鎮化

隨著南昌縣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城市面積快速擴張。南昌縣城鎮建成區面積由2005年的22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60平方公里，以年均15.40/0的增幅向外擴張。

（三）遲滯的人口城鎮化

與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土地城鎮化相比，南昌縣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較慢。2012年，南昌縣戶籍人口101.9萬人，城鎮戶籍人口19.8萬人，城鎮戶籍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比重

僅為19.4%，遠遠低于500/0的城鎮化率，仍有大量的農民工處于“候鳥式”的遷移狀態，“半城鎮化”特征非常明顯。

三、南昌縣農民轉市民問題分析

南昌縣人口城鎮化嚴重滯后，亦即農民轉市民嚴重不足。是城鎮戶籍的門檻太高，還是農民自己不愿意轉？是農民不夠理性，還是制度設計沒有到位？從實地調研的情況看，本文有以下幾點判斷：

（一）南昌縣城鎮落戶條件比較寬松

南昌市2012年下發了《關于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城鎮化進程的貫徹意見》。南昌縣按照這一意見的要求，大幅放寬了城鎮落戶條件。對于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取消城鎮落戶指標，達到條件，一律辦理；并降低了城鎮落戶門檻，以下四種類型都可以辦理落戶：①在城鎮有商品房、二手房、房改房或自建房等居住房屋，均可辦理本人及配偶、未婚子女落戶；②配偶一方在城鎮，就可以申請配偶及未婚子女落戶城鎮；③父母申請就可投靠城鎮子女落戶城鎮；④在建制鎮有合法穩定職業并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落戶城鎮。

從以上南昌縣辦理農轉非條件來看，可以說非常寬松。特別是對務工、經商人員，只要有合法穩定職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就可以舉家辦理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

（二）農村居民落戶城鎮較少

南昌縣公安局提供了近年來農轉非的情況統計表，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與南昌縣百萬以上人口、近30萬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規模相比，全縣農轉非總量卻很小，平均每年農轉非總數為2097人，本省農轉非數量僅為914人，且農轉非總量呈下降趨勢。特別是2012年南昌縣實行降低城鎮落戶門檻的政策以來，農轉非數量不僅沒有出現快速增加，反而呈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2012年農轉非總數為1069人，省內農轉非為458人，分別比上年下降了38%和41%；2013年1-2月農轉非總數為81人，省內農轉非僅為25人，繼續呈加速下降的態勢。

（三）農民轉市民意愿較低

南昌縣農轉非數量逐年下降，究其原因，就是農民轉戶意愿低。據縣公安局在2012年對在縣城居住

表1：2007年以來南昌縣農轉非情況

資料來源：南昌縣公安局一年以上，具有合法穩定職業和固定住所的100名農民工落戶城鎮的抽樣調查顯示，只有15%的農民工愿意在城鎮落戶，85%不愿意在城鎮落戶。據調研組對50名農民和農民工的問卷調查顯示，87%的樣本認為城鎮戶口對自己不重要或無所謂，僅13%認為城鎮戶口重要；40%選擇愿意落戶城鎮，60%明確表示不愿意落戶城鎮。據南昌縣東新派出所負責人介紹，轄區由于工業化快速推進，建立了10萬人的大社區，但轉戶農民只有3000余人。南昌縣公安局負責人介紹，不僅農民轉戶意愿低，每年還有一些大學生和上世紀90年代辦理農轉非的市民要求非轉農。

（四）轉戶意愿低是因為不劃算

調研發現，符合條件的農民之所以不愿意轉戶，主要原因還是農民對轉戶有顧慮，擔心城市的生活成本過高以及無法享受到農村的各項福利⑤，在經濟上不劃算。

據上面提到的南昌縣公安局農民工轉戶意愿調查⑥，在85個不愿轉戶的農民工中，有53人認為城市生活綜合成本過高，39人認為城市就業狀況不穩定、缺乏生活來源，44人擔心在城市落戶后，被收回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或林地承包權；49人擔心在城市落戶后，喪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不能參與集體利益分配；27人擔心在城市落戶后，無法享受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難以承擔城市看病費用；24人擔心無法解決城市住房保障問題；3人愿意到經濟發達地區落戶而不愿意在當地落戶。

農民也向調研組細數了農業戶口的種種好處：①有承包地，種田不用交稅，流轉后還有土地流轉費，每畝國家還有幾百元的種糧補貼；②有宅基地，可以自建房；③如果土地被征占了，可以享受高額補償；④實力雄厚一些的村集體還有分紅；⑤農業戶口可以生二胎，超生罰款也比城里人少。關于城鎮戶口，農民普遍認為主要的好處就是孩子能接受城里的優質教育，但只要在城里租了房子，交一些借讀費，也可以解決在城里念書的問題。至于調研組提到的轉戶后可以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問題，農民普遍提到現在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的單位很少，轉戶后往往只能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目前農村實行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標準幾乎一樣，轉戶對農民的福利影響不大。

總的來看，本文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在南昌縣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農民各項權益的實際價值和機會成本逐步升高⑦，附著在農業戶口的各項福利逐步增加，而城鎮戶口含金量則相對較低，南昌縣域范圍內農業戶口的價值高出了城鎮戶口，城鄉福利呈現倒掛。

四、幾點判斷和啟示

圍繞南昌縣推進城鎮化的探索與實踐，本文提出以下三點判斷和啟示，以期引發思考與討論。

（一）推進城鎮化首先要有產業支撐，而不僅是城鎮規模擴大和形象提升

工業化帶動城鎮化，是發展經濟學的基本論斷，也是世界各國城鎮化實踐的普遍規律。沒有產業發展，人口和勞動力就不能有效聚集。靠行政力量強制推動城鎮規模擴大，就不可避免會出現“空城”、“鬼城”等偽城鎮化現象。本文認為，南昌縣抓住了產業發展這一“牛鼻子”，把城鎮化的基礎做實夯牢，為各地推進城鎮化提供了有益經驗和借鑒。

南昌縣在發展產業的過程中，全力打造以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為核心的產業聚集區。本文認為，這種通過行政推動的方式，在較短時間內推動資源要素向核心區聚集，有利于推進企業集中、產業集群、發展集約和技術集成，有助于形成縣域經濟的“增長極”，對工業基礎較為薄弱、布局較為分散的地區，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但這一發展方式需要把握好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這一產業發展方式極易導致繆爾達爾提到的“累積性因果循環效應”，即產業核心區發展越來越快，而農業鄉鎮發展越來越慢，出現縣域內的區域差距越拉越大的問題。因此，政府在推進產業核心區發展的同時，還要研究如何切好發展成果的蛋糕，建立起各區域間的良性互動機制，盡可能避免縣域內的地理二元結構。二是注重集聚區內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擺脫因產能過剩和過度競爭而陷入“低水平發展陷阱”。地方政府要積極轉變職能和觀念，著力優化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規范經濟秩序，降低企業交易成本；要變“招

商引資”為“招商選資”，引導發展上中下游相互配套的產業集群，拒絕“三高”產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盡量避免影響地方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隱患。

（二）土地問題本質上是增值收益的分配問題，不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推進城鎮化

開展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讓農民上樓，客觀上促進了土地的集約使用，也為工業和城鎮發展節約出了寶貴的土地指標，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也在全國很多地方推行。然而，在實際推進過程中，地方政府往往過度聚焦于獲得土地指標和增值收益，而忽視農業發展空間和農民經濟利益。從當前國內很多地方開展增減掛鉤的實踐看，結果往往是良田變為中低產田、農民的宅基地和農房變為經濟價值不高的農村小產權住房。此外，上樓農民還面臨著舉債上樓、生活成本提高、生產便利性下降等現實問題。特別是對于土地用途改變后帶來的巨大增值收益，農民完全被排除在外，沒有任何分配權利，客觀上導致了農村資源的流出。因此，本文認為，開展增減掛鉤、農民上樓，必須讓農民有參與權和談判權，讓農民參與游戲規則制定和利益分配，這樣才能體現城鄉公平和統籌發展。從南昌縣東新鄉大洲村的實際看，政府為農戶配給了人均10m2的鋪面，這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我們認為這種參與方式還是遠遠不夠的。第一，這種方式只對緊鄰城鎮或工業區的新型社區有意義；第二，農民對用途改變后的土地仍沒有任何權利。我們建議，可以借鑒東部一些地區的做法，在土地用途改變后，留有一部分土地給村集體，通過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做法，讓農民更大范圍、更深程度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三）農民轉市民是一連串的事，目前的關鍵是如何保障農民在農村的經濟利益

農民是經濟理性的，為利而來、為利而去，最看重的是實際利益。從南昌縣的實際看，在城鄉福利倒掛的現實背景下，可以預見，即使對農民轉戶不設置任何門檻，農民轉戶的意愿還是不強。因此，以剝奪農民在農村各項權益的人口城鎮化路徑很難行得通。我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人手。一是明晰農民在農村的各項權利，并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具體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收益分配權等；二是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可以對交易主體和交易用途等設置具體限制。如此以來，就可以打消農民轉戶進城后關于農村權益的種種顧慮，讓農民“穿著衣服進城”，“脫下衣服”也可以通過市場化的途徑得到相應的補償，以補貼他們進入城市的成本。此外，對于轉戶農民在城鎮的醫療、養老、子女教育、住房等問題，要做到制度全覆蓋，在此本文不再贅述。

作者：趙海

出處：《宏觀經濟研究》

單位：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

經濟類別：改革與發展

庫別：中經評論子庫

第三篇：淺談城市社區治理的困境與發展路徑論文

淺談城市社區治理的困境與發展路徑論文

社區是若干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聚集在某一個領域里所形成的一個生活上相互關聯的大集體，是社會有機體最基本的內容，是宏觀社會的縮影。東星資源網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了城市社區治理的困境與發展路徑，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問題提出

社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層細胞，城市社區治理現代化是一項關乎民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戰略工程，是塑造人本主義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牌美譽度的必經歷程。隨著國民經濟的日益繁榮，城鎮人口持續增長，20**年以后，中國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更加關注人的城市化。在此基礎上，20**年，中國成立了城市治理現代化研究院。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表明黨和國家對國家治理、城市治理及社區治理的高度重視，并從實際出發進行了頂層設計。城市社區治理現代化的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社區治理建設對治理方式、治理路徑及治理制度等方面不斷進行探索嘗試，最終進入了如今科學治理的現代化階段。中國社Ⅸ治理經歷了1978年單位制的松動、1991年社區建設的提出以及20**年社區治理的興起的重要節點，社區治理大致可以分為探索（1949-1978）、轉型（1979-1990）、建設（1991-20**）和治理（20**至今）四個階段。現階段中國已基本實現城市社區治理現代化的部分建設日標，一是治理理念的初步現代化，在頂層設計和政策制度不斷引導下，上級政府改變了獨斷的治理決策模式，確定了走民主協商的治理道路。然而，在基層政府實施過程中存在管理模式依舊行政化的問題。二是治理主體上的現代化，除了以往政府充當治理主體之外，還加入了許多非政府組織，使得城市社區治理更高效。三是治理工具上的現代化，在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現代科學技術的推動下，城市社區治理更加精密與周全。城市社區治理現代化面臨的困境

3.1 基層政府管理模式依舊行政化

近年來，中國積極開展服務型政府建設。但在實踐中，一些地方基層政府習慣于“單邊行動”，包辦、代替、包攬一切。一些基層政府機關仍然存在著過度干預社區管理的情況，其治理手段大多還是以行政命令為主，治理方式還沒有完全擺脫大政府的思維，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行政主導，沒有自下而上的關注民生，傾聽民眾的想法。這不僅嚴重削弱了居民參與自治的積極性，而且不利于提升社區現代化治理能力。不僅無法做到本質意義上的現代化民主自治，還嚴重偏離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以民為本的基本要求。

3.2 社區自治組織成員的能力不足以及工作量過大

在城市社區現代化治理的過程中，居委會至關重要。然而，盡管一直在強調優化社區居委會干部隊伍，但在一些較小的城鎮社區，其居委會的成員大多依然是退休老人、中年婦女、下崗工人等。他們文化水平低，工作應變能力差，以至于居民大多不信任居委會，從而不愿意響應社區號召和參與社區活動。另外，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農村人口涌人城鎮，社區人口急速增長.使得居委會的職責日益多樣化，管理工作和管理難度都不斷增加。導致居委會工作人員一時無法適應，工作效率降低，部分工作人員甚至態度變得散漫，對待工作能簡則簡，敷衍了事，這嚴重降低了民眾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和社區的自治質量。

3.3 居民社區參與的意識薄弱，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較差

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是社區建設成敗的關鍵指標。城市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不斷完善社區治理體系。然而，居民的主體意識淡薄，忽略了自己也是社區治理的主體之一，在社區公共服務過程中，只是被動地服從管理，而沒有主動地參與建設。公共服務設施是社區治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礎設施之一，它不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將居民聚集起來，促進居民之間的交流，還可以為居民日常參與社區治理提供舒適方便的場所。然而，社區內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少且差，這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社區參與積極性。城市社區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4.1 明確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職能邊界，尋求多樣化的治理手段

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系和職能邊界是否明確關系到城市社區現代化治理的成敗。可以重點從以下兩點明晰政府的職能：一是政府積極鼓勵其他社區治理主體參與到治理中，而不是像舊時傳統機制那樣獨斷，忽略民眾的意愿直接下發命令指示；二是政府權力下移，凡是應由社區組織承擔和處理的事務，政府應主動放棄其權力，并給予一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

單一的行政化手段不但不能培育社會自治組織的治理能力，也不利于民眾治理的加強，更不能適應城市社區現代化發展要求。因此，要積極尋求多樣化的治理手段。一是依靠政府權力治理的同時，加入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正確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工具進行治理。二是治理手段應由強制性的命令轉為平等的民主協商，居民生活在社區，是最清楚社區問題所在的人，也是最能夠提供有效解決方法的人。因此，民主協商的治理手段在城市社區治理中是絕對適用和高效的。

4.2 提高社區自治組織成員的綜合素質，健全激勵制度

社區居委會是與居民最近距離的自治組織。社區居委會成員工作能力的高低，工作態度的好壞與社區自治水平密切相關。因此，一定要注重加強社區自治組織成員的素質培養。一是要選拔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恪盡職守，有無私奉獻精神的人員。二是要完善教育機制，加強對社區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和核心素養的培訓，端正社區工作人員工作態度，使其成為社區居民的“好幫手”，成為政府和居民之間高效溝通的“橋梁”。三是要完善和健全激勵制度，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制定一定的目標影響人們的需要，從而激發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4.3 積極動員民眾參與社區治理，完善社區公共服務設施

社區居民積極參與自治，不僅可以促進社會民主化進程，更是城市社區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首先需要政府行使其職能，用教育、引導等方式增加居民的社區歸屬感和社區自治認同感，從而讓居民主動成為社區的主人。其次，要充分運用和發揮非政府組織的宣傳動員作用，鼓勵更多的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最后，增加社區工作的透明度，尊重居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以此喚起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熱忱。另外，社區公共服務設施一直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廣、使用最頻繁的公共設施，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物質基礎。為了增加社區活力，政府應積極作為，引導鼓勵市場等多方非政府力量加入到公共服務的硬件設施建設中。為了使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個性化需求得到滿足，尤其是要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加強社區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建設，結合具體的實際隋況大力推進“智慧社區”建設。

第四篇：中學數學素質教育的現實困境與改進路徑

中學數學素質教育的現實困境與改進路徑

要破解中學數學素質教育的現實，須突破應試教育思維模式與傳統教學觀念，構建策略化的教學目標，激發開放觀念與問題意識，實施達標檢測與總結反饋。并圍繞生活主題開展數學興趣培養，采取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在多邊交流中借鑒優秀經驗。

中學;數學素質教育;現實困境;改進路徑

一、中學數學素質教育的現實困境

在現代教育改革和新課程實施標準的影響下，素質教育作為教育內容的重要元素被視為教育理念的核心，中學數學課堂教學也隨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相對于數學知識本身具有較強的抽象性，數學教學就更需要一定的教育策略。然而，現階段中的中學數學教育仍普遍地淪為應試教育的現實樣本，施教者如牛負重在題海中任憑時間消耗，學生往往在被動的消耗中失去信心與耐力。針對數學課堂的教學過程，新課程實施標準僅僅從理論上提出了革新教學的方法，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這些理論準則很難把握，更為警惕的是，對現代教育改革的誤讀更是給中學數學教學帶來消極的后果。在所有現實困境中，最難突破的是應試瓶頸，這不僅僅是數學教學的問題，也是目前中國基礎教育階段最難突破的問題。雖然重提這一問題很像老生常談，但以分數論成敗的體制若不能結構性地剪除，我們就很難最這一弊端提出改進的可能性。這種結構性的消極影響必須要徹底地澄清其一，應試教育模式更多的關注教科書內容而匱乏對現實生活實例的關注，在數學教學中具體體現為學生對公式、公理、范例爛熟于心，卻對實際生產生活中的類似應用非常陌生;其二，應試教育模式使教師與學生無一例外地聚焦在分數之上，潛在地塑造了智力萬能的觀念，形成分數即成敗、分數即未來、分數即全部的價值觀念，因而也就使教育過程很難在內部突破，很難有創新的想法，很難有未來，這不符合時代潮流和世界發展趨勢;其三，應試教育模式會滋生教育領域中的道德誠信問題，更有許多人在選拔性考試中鋌而走險，徇私舞弊，消失與壓縮了教育領域在傳統觀念中的道德純潔性。[1]

因而，徹底改變這種教育狀況就必須與一定的實踐教學路徑探索緊密結合起來，使教師對自身的專業素養和教學理念有明確的自覺，學生自主學習、合作探究的意識才能被完全激發，素質教育的困境才有可能化解。

二、改進路徑中的施教策略

與其它人文學科不同，數學學科內容相對遠離感性的內容，因而，數學教師現行的教學方法一直沿襲精講多練的老路，在例題講授和習題演練中機械地反復，這種訓練模式很容易使學生疲于應付，直接導致了學生對數學學科了無興趣，甚至喪失了學習的信心。對于人文學科而言，素質教育的魅力更容易理解，而對于數學教學而言，素質教育也具有同等的需求。其實踐路徑被普遍認為比人文學科的教學方法更難探索，但其基本理念還是有章可循的。

1、構建策略化的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是教與學出發點和歸宿，是全部教學環節的靈魂。教學目標必須立足于學生的內化提升與潛能開發。在設定具體學習內容的目標時，既要有宏觀的總體目標，又要有分類明確的具體目標，總體目標要設定內涵蓋某一教學內容所涉及的重點和難點;具體目標需要表達明確，不可過多或過少。例如，在設定設定“解一元二次方程”教學內容的總體目標時，具體目標步驟可以通過幾個分目標來實現（1）配方法的步驟教學。（2）分解因式法的步驟教學。（3）公式法的步驟教學。（4）利用韋達定理步驟教學。類似目標策略可以推廣至數學教學中的所有學習綱目與要點。

2、激發開放觀念與問題意識

數學教學中開放觀念的激發是基于一些開放性數理問題之上的。這些開放性問題往往是在較為自由的條件中，結論并不唯一的問題。由于這類問題的答案一般并不唯一，所有能夠構成開放的思想氛圍，從而促進學生更加積極地從多個角度去探求的好奇心，有助于實現教學目標的實現。例如，（1）條件開放型問題在△ABC中，點D是BC的中點，作射線AD，在線段AD及其延長線上分別取點E、F，連接CE、BF。添加一個條件，使得△BDF≌△CDE（2018年義烏市中考試題）。（2）結論開放型問題一個立方體經過四次分割后，可以成為多少個小的立方體，此處的答案顯然因方法不同而變化;當然也有條件和結論都是開放的問題，此處不再贅述。

3、實施達標檢測與總結反饋

達標檢測是數學知識是否熟練掌握的必要標準，有效的作業訓練是完成實施這一檢測的必要手段，盡管這種手段一向被視為繁重的學習負擔。但減負的設計必須依靠科學而有效的作業訓練來完成，這也是所有知識學習的必要代價而不獨屬于數學學科的教學問題。只是在中學數學教學階段，我們更關注對基本的數學概念和數學模型的理解與掌握，培養學生習慣于數學思維這一特殊的邏輯科學。這對于以后的知識轉化和實際應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施教者的方面來看，達標檢測是反饋環節的必要一環，教師不僅能夠直觀了解學生對數學概念和數學模型的理解與掌握程度，也能反映出教學環節中被忽略的情況，更可以避免教與學過程中的施行不當，不至于出現“以手指月而不知月何在”的迷誤。所以，教與學的信息反饋和雙向交流可以有效地保證教學目標的實現。

三、探索與改良素質教育的外部環境

中學階段的數學思維培養對于知識汲取階段和其后的實踐應用階段而言至關重要。因而，培養數學思維就不能局限于具體知識點的熟練掌握，更為重要的是對學生數學思維的培養。而這一目標的實現也與素質教育的外部環境息息相關，探索與改良數學教育的外部環境便成為解決的問題。基于實踐教學的經驗總結，教育環境改良是提高素質教育質量的外部因素，相關措施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

1、圍繞生活主題展開數學興趣培養

如果教學的堂課難以讓學生產生學習興趣，課下的生活內容又與數學主題毫無關系，那么，教學效果就很難認同，數學興趣就很難培養。教學內容應與日常生活與生產的感性事實關聯，引導學生發現生活中的數學問題，引導他們確立起數學思維的習慣。

2、針對不同教學內容區分不同教學法

數學教學的目標中既有掌握公理、公式、模型等抽象數學內容的要求，也有較為具體實在的應用性數學教學內容，因而，針對不同類型的教學內容，必須實施不同的教學方法。尤其是對于應用型較強的內容而言，教學設計必須要具備有效精準的實驗方法，激發學習興趣。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行應用性素材的積累，讓學生主動的進行實際數據的收集，突破狹隘的視野而在一個自由的空間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

3、在多邊交流中借鑒優秀經驗

現代社會的信息交流非常發達，數學教育資源同樣如此，多邊交流中借鑒優秀經驗是時代的選擇。比如，我們發現，在美國的數學教育中，教師往往選取一定的實驗素材，讓學生通過相對自由的方式來進行合理的問題推斷，以達成一種命題的理解。這種教學模式很顯然與我們素質教育的目標相一致。但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優秀經驗的引進必須有一個適應與消化的實踐過程，很顯然，在這方面，中國的素質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 昌梅香.美國大學分類教學模式及現實意義[J].當代教師教育，2018（3）50-51.[2] 孫曉喜.西方歷史哲學解釋模式的歷史引入與現代演進[J].人文雜志，2018（11）24-25.【作者介紹】

呂占雨（1978-）男，吉林長春人，長春市四十八中數學教研部，主要研究方向數學教學法.

第五篇：吳興智：中國協商民主在鄉村治理中的困境和路徑選擇

吳興智：中國協商民主在鄉村治理中的困境和路

徑選擇

2010年11月29日09:56 來源：《湖北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 作者：吳興智 瀏覽：

【摘要：目前，協商民主已經在我國鄉村治理中得到廣泛的運用與實踐，它為鄉村治理帶來了一系列深刻的變革和啟示，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問題。協商民主在西方國家的興起其實質是要由“民主”走向“協商”，從而追求更真實的民主；而我國協商民主實踐的發展思路應是如何由“協商”走向“民主”，從而追求更有效的民主治理，具體則可從主體性路徑、結構性路徑以及體制性路徑等不同層面推進。】

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和社會主體的多元化發展，不同主體間價值觀的分歧和利益的沖突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特別是在廣袤的中國鄉村地區，如何在多元利益間達成妥協與平衡從而促進農村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這始終是中國鄉村治理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而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學界興起的協商民主理論(deliberativedemocracy)試圖通過理性的社會交往模式來應對社會多元化的現實，它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我國鄉村治理中對探尋有效的政府與公民互動機制的要求。因此，自20世紀末協商民主被引介入我國以后，其迅即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并在一些鄉村治理過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實踐。

作為一種新型的“民主的話語模式”，協商民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治理過程中，通過對話、交流、討論等公共協商程序，自由地表達意見并傾聽不同的觀點從而做出合理的選擇。協商民主理論無疑是過去的近30年時間里西方政治思想發展中最令人矚目的成果之一。但是，當協商民主被移植入中國鄉村治理后，這種協商治理模式能夠在何種程度上解決中國鄉村治理中的諸多問題卻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論題。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協商民主與中國鄉村治理的結合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如何，還存在哪些問題協商民主究竟能夠給中國鄉村治理的發展路徑帶來怎樣的啟示呢

一、當前中國鄉村協商式治理實踐

(一)中國鄉村治理中協商民主的實踐模式。毋庸置疑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確已顯現出協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趨勢，中國存在協商民主的適用性條件。

[1](p40)特別是近年來，在理論工作者給予協商民主以大量關注的同時，眾多基層實踐者亦表達出對協商民主的濃厚興趣。因此，在學者的推動與政府創新沖動的合力作用下，以協商民主為載體的鄉村協商治理實踐活動能夠在眾多的鄉村地區中迅速鋪開。依據在協商民主實踐中公民參與方式的不同以及這種參與活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當前鄉村治理中的協商民主實踐大體可以分為咨議質詢式、民意測驗式和民主審議式三種模式。

1.咨議質詢式模式。

咨議質詢式的協商民主實踐模式主要指那些以公民自愿和自由參與為主要參與形式、以公民與鄉村權威機構間的自由意見交流為主要協商機制的創新實踐活動。目前，這種咨議質詢式的具體協商活動主要有村民訪談日活動、咨詢會、官民網絡對話、“民主日”活動、民主聽證會、民主論壇、民情溝通日活動以及部分地區的民主懇談會等等，同時，一些鄉村地區注重創造性地發揮基金會、共青團、婦聯、商會、行業協會等社會群眾團體在鄉村公共事務協商式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把它們培育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信息交流的重要聯系紐帶。由于這些實踐活動多為體制邊緣性的創新形式，其主要承擔著咨詢、議論、質疑以及詢問等信息交流功能，因而這種實踐模式體現出形式上的多樣性和效力上的不確定性兩個主要特征。總的說來，在我國鄉村治理中，這是一種最為普遍的協商民主實踐方式，其具體的協商活動程序、參與者的選擇、協商內容的確定等在各地都不盡相同。

2.民意測驗式模式。

在協商民主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各類外界因素的干擾作用，確保參與者的平等性、公正性和代表性從而獲取最為真實的民意，這是學界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為此，有學者借鑒美國學者Fishkin所提出的“協商民意測驗”模式，在我國鄉村治理中開展了民意測驗式協商民主實踐活動，其中尤以溫嶺市澤國鎮自2005年以來開展的參與式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協商民主懇談為代表。這種實踐模式的最主要特征為民意代表選擇方式的科學性，即所有民意代表全部由按一定比例隨機抽樣產生，并對協商程序進行精細化安排———兩個回合的小組和大會討論———以尋求更真實的民意表達。在小組討論中，采用中立的主持人制度，同時在調查問卷的基礎上引入定量科學統計方法。但是，由于需要支付給參與者以一定的經濟補償，故協商民意測驗方法的花費可能會較大；另外，兩次民意調查問卷的制作和分析需要一定的專業人士的參與，以保證可靠、中立和科學。[2]

3.民主審議式模式。

在一些鄉村地區中，為了強化協商民主實踐的政治功效和對既有鄉村政治體制進行協商式改進，許多游離于體制外的協商民主形式被正式引入到現行鄉村政治體制內，與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和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等相結合，從而進入鄉村體制內部并具有了正式審議政府工作或村委會工作的功能，為此筆者將其稱為“民主審議式模式”。目前采用這種模式的主要有溫嶺的部分鄉鎮將民主懇談與鄉鎮人大的財政預算審查相結合的人大預算審查改革、臺州市玉環縣的村級民主評議會、浙江武義縣的村務監督委員會，等等。與前兩種模式相比，在民主審議式模式中，公民參與明顯更加制度化、程序化和規范化，公民協商討論也有了更深刻的現實影響力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實踐的特點及意義。

1.當前鄉村協商民主實踐的主要特點。縱觀當前我國鄉村治理中的協商民主實踐模式，可以發現其主要表現出以下一些特征：協商主體的廣泛包容性。在中國鄉村治理中，協商民主實踐的最初目的幾乎都是力圖改善領導干部與群眾之間的隔閡，促進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因此，就協商主體來說，幾乎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無論性別、年齡和職業，只要有時間和興趣，都可自由參加進來并有機會發表自己的見解。在上述不同的實踐模式中，無論是咨議質詢式還是民主審議式協商治理，均沒有對參與者做出額外的限制，當地居民均可自愿參與。而在民意測驗式模式中，所有的民意代表均以嚴格隨機抽樣的方式產生，也有效地保證了協商主體的公正性和廣泛包容性。

協商功能的實用導向性。當前的中國鄉村協商式治理是在一個特定的政治生態背景下產生的，特別是在基層民主選舉遭遇各種困境的情形下，后選舉時代的鄉村如何治理的問題已經成為鄉村民主發展的首要問題。因而鄉村協商民主實踐自其產生之初即著眼于如何應對和處理鄉村社會中多元利益主體間的沖突與矛盾，體現出明顯的實用導向性特性。基層實踐者們冀望利用協商式治理模式，建立公共部門與公民個體間的良好合作關系，有效緩解公共權力運作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阻力；而另一方面，參與者也普遍關心的是一些與自己利益有著密切聯系的事項，比如鄉村道路、孩子上學問題、環衛以及治安問題等，而對于那些被視作“政府政績”工程的建設項目則常常興趣不大。

協商過程的村民主體性。在西方協商民主的發展中，政黨或利益集團在政府決策中的協商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制度或慣例，公民則主要通過參加政黨和社會團體，以團體的形式參與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與協商。[3](p60)在我國，由于社會組織發展的滯后等原因，鄉村協商式治理模式主要體現為普通村民直接參與基層社會事務的協商與決策過程。借助協商式治理這一民主治理新平臺，普通村民在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中的主體性作用能夠得以體現和發揮出來，對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發揮重要的影響作用。隨著普通村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知情度的不斷擴大以及參與熱情和民主意識的不斷增長，他們在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中的主體性地位和作用將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2.當前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實踐的意義。

當前中國鄉村的各種協商民主治理模式通過以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作為鄉村民主的核心價值，把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鄉村群體之間的平等協商作為實現鄉村善治的一個主要方面或環節，這對于促進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實現鄉村的良善治理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就對協商民主內涵的本土化檢視來說，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現實條件、承擔的歷史責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決定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程序選擇以協商為價值偏好。

[4](p77)而就中國鄉村治理實踐來說，近些年來，盡管中央出臺了大量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但無可否認，當前許多地方都存在著農民和基層政府的矛盾沖突，有些甚至演化成嚴重的群體性事件。鄉村協商民主的治理變革實踐，通過著力于對鄉村公共事務的協商式治理制度創新，較好地激發和提高了農村基層群眾的民主參與意識，促進了村民的利益表達和利

益實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減少主觀隨意性和不必要的猜測誤會，從而有效規避傳統的違規上訪、吵鬧、圍堵交通等非制度參與形式，促進農村政治的穩定。同時，通過對村級權力的運行機制的調整，疏通村民與政府的溝通渠道，減少政府政策下達到村級單位的阻力，能夠較好地拓展和深化村務公開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增強鄉村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