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郎咸平：中國式腐敗的三種形態

郎咸平：中國式腐敗的三種形態 2015-05-15 10:51:35 本文摘自《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 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一：支出式腐敗

什么叫支出式腐敗？就是官員透過支出進行腐敗，也就是說當政府搞支出的時候，比如說4萬億，就是貪腐的大好時機。4萬億之后，通過政府的支出上下其手，進而從中貪腐的行為更加普遍。這個現象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面也談到過。

1740年以前，法國的總督大概有30多個，他們只負責兩件事：第一是抽稅，第二是維持治安。之后法國開始進行大量的公共建設，總督們到處修道路、修運河，開支一直在增加，因此整個政府可以說是債臺高筑。到了1789年，政府的債務高達45億里佛，每一年的利息支出就是3億里佛，里佛是當時的貨幣名稱。你們猜一下，當時法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是多少？只有5億里佛，負債是財政收入的900%。而且僅僅是支付利息就得用去財政收入的60%，那只剩下40%，也就是2億里佛，我請問你這還能干什么事？錢根本不夠啊。因此財政不堪負荷，逼得政府不得不繼續借債，導致債臺高筑。更嚴重的是，就是這種透支造成當時法國官僚的普遍腐敗。

那么，中國的情況呢？推出4萬億之后我們發現，以2012年為例，我們的各種負債加在一起是68萬億，而政府的收入呢？是11.2萬億，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們的負債比例高達607%，跟法國當時的900%已經很接近了。因此這么大的支出是靠負債來支撐的，而且也使得官員有了貪腐的機會。我們就以劉志軍跟蔣潔敏為例，看看他們如何透過支出來進行腐敗。

第一種方法，是劉志軍用的中間人形式。劉志軍任鐵道部部長8年期間，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鐵，總支出3萬億。那他怎么做的呢？他有一個中間人丁書苗，這個人是條女漢子，也沒讀過什么書，大字可能認識不到兩百個，但她卻能搞定官員。據說她去劉志軍辦公室的時候，二話不說，先抹桌子、打掃，后來才漸漸受到劉志軍的重用。那她做什么工作呢？給劉志軍當中間人。2007—2010年丁書苗先后幫助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中鐵十局、十三局、二十局集團有限公司等23家大型國企和央企中標了50多個鐵路工程項目，涉案金額高達1788億，丁書苗從中獲利37億。

第二種方法，就是蔣潔敏用的安插親信的形式。中石油有三大塊最肥的業務，也是三大重點腐敗部門，蔣潔敏提拔自己的親信直接控制了其中的兩個。第一塊石油勘探，石油勘探支出以2012年為例是7749億，占中石油總收入的1/3，由蔣潔敏的親信、總地質師王道富負責；第二塊是海外投資與收購，海外投資總金額是多少，我們沒有查到，但是海外收購這八年來是2140億，也是由蔣潔敏的親信、副總經理李華林負責；第三塊是設備采購，設備采購2012年大概是1.4萬億，這個金額非常龐大，不知道會有多少官員上下其手從中漁利。

也就是說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支出式腐敗，在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確實讓人極度擔憂，只有痛下殺手，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這類腐敗的蔓延。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二：審批式腐敗 第二種腐敗叫作審批式腐敗，《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也談到審批式的腐敗。什么意思呢，我給各位做一個解釋。法國大革命前三四十年，總督全面接替貴族和教會對地方的統治，出現了所謂的審批制度。就是政府什么都要管，哪怕是在一個偏遠省份建一個小小的乞丐收容所也要中央派來總監親自監督這些開支、制定規章，甚至參與選址。辦一個乞丐收容所，總監竟然要知道乞丐的姓名，甚至乞丐進出的準確時間。一個小鎮子要翻修一下自己的教堂，也要中央政府的批準，光是審批的過程就要一年多。所以這本書的作者托克維爾感慨：政府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按照這個審批制度，所有項目不管大小都要批，政府官員就從中漁利，得到賄賂款。

在中國，這種審批式的腐敗也發生了，以原發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長劉鐵男為代表。我實在不理解為什么什么項目都要發改委批準，這個環節的腐敗是我們難以想象的。無論中石油的海外項目、鐵道部的千億工程，還是地方政府建設一個小小的發電廠，都需要發改委批準。劉鐵男就在審批環節上下其手，不行賄就不給你批條子。

舉例來說，2003年湖南常德要啟動一個電廠項目，必須要有劉鐵男簽字的路條才能進行下一步的工作。由于地方辦事人員不懂規矩，劉鐵男就是不批。

后來幾經周折，一直到9年之后的2012年，才終于拿到路條。

但是各位朋友，你以為拿到路條就可以了嗎？錯了，拿到路條項目才剛剛開始，后續的工作更多，比如：機組選型、工程建設方案、外部建設條件、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開展土地、環境保護、水土保持、電廠接入系統、銀行貸款等前期工作；并取得國土資源部、國家環保總局、水利部、國家電網公司和銀行等相關單位的支持性文件。這每一個文件都要相關領導簽字，都要審批，業內人士估計，整個審批鏈條加在一起耗費2000萬，其中的腐敗可想而知。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三：賣官鬻爵

第三種腐敗就是賣官鬻爵。《舊制度與大革命》里面談到，法國國王們最開始是賣貴族頭銜來創造收入。因為在法國貴族是有免稅權的，這些中產階級們權衡一下發現，花錢買爵位很劃算，因為得到貴族頭銜之后不但能得到社會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自己不用繳稅。但是法國國王通常都是不講道義的，授予你貴族頭銜之后隨時都可以取消。舉個例子，法王路易十四一口氣把過去92年所賣的貴族全部都取消了，然后讓他們重新交錢；又過了80年，路易十五又重新干這個事；路易十六呢，取消10萬個官員職位，然后再讓他們交錢買官。買貴族和買官的好處太大了，買貴族可以免稅，買官就可以貪污。但是法國的官員名額不夠怎么辦？有人甚至會開動腦筋幫助政府發明新職位，然后自己交錢去當這個官。按照書上所講的，當時法國一個中等城市大概只需要10個法官，但最后竟發展到109個法官以及126個傳令官，賣官的錢全部到了法國政府手中。

類似的問題在我國清朝也有，當進入了清中期之后清政府也開始賣官，賣的是榮譽性的官職，像道臺等，但是不補實缺，沒有真正的實權，如像總督、巡撫這類要職是不可能賣的。而且，賣官的錢也直接進入國庫，而不是進入個人口袋。所以比較起來，清政府在賣官上的腐敗還算較輕。但現在的中國呢？這種賣官鬻爵的現象是不是比當時的大清王朝、法國嚴重，我不知道。但是我們這些賣官的錢都統統直接到了官員的口袋當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再以劉志軍為例，他8年內親手“提拔”出來1500個局級干部，目前鐵道部（2013年3月撤銷鐵道部，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有2000個局級干部，幾乎全部是劉志軍的嫡系。舉一個例子，1997年劉志軍收了82萬元的賄賂，提拔何洪達擔任哈爾濱鐵道局局長，2004年又提拔他當鐵道部政治部主任。從1997年到2004年這7年，何洪達利用職位，光是協助他人升遷的受賄就折合人民幣1452萬。我們計算發現，買官的回報率特別高，年回報率高達150%！而且這筆款不是像法國跟清政府一樣去了國庫，而是去了個人腰包。劉志軍神通廣大到什么地步呢，不但可以賣鐵道部的官，還可以賣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的官。比如說，2002年到2003年期間他收了天津鐵路局局長51萬賄賂款，然后幫他搞了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同時他又收了82萬，替北京鐵路局局長搞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位子。坦白講這個50幾萬、80幾萬在今天看來根本不算錢，但就是為了這么一點小錢，就把我們國家的榮譽給賣了，你還不能認識到情況的嚴重嗎。地方官員的賣官甚至比劉志軍更瘋狂。2013年7月份爆發了一個腐敗大案，廣東茂名市的市委書記羅蔭國，這個人更厲害，直接掛牌拍賣官職，價高者得。要讓劉志軍提拔你，你還得登門拜訪，拉好關系，成為他的嫡系才敢收你的錢，然后提拔你做官，因此還有這么一點官場過場要走一走。而羅蔭國干脆直接掛牌拍賣，最后查出來303個官員都和他有關。價碼多少呢，科級干部20萬，處級干部200萬，副廳級、副局級干部1000萬，他自己的位置差不多1個億。最后查出來他貪污了7000萬，其實我看遠遠不止，因為很多錢還不一定查得到。羅蔭國拍賣官位這種事情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一例，確實讓人觸目驚心。

最后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社會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很相似，都處于歷史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急劇增加。但是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王岐山確實是有先見之明，2012年就引導大家思考這個問題。直到最近國內發生了幾起腐敗大案，我們這些普通人才開始看到，原來中國的今天和那時候確實很像。在18世紀法國的三種腐敗方式，第一支出式腐敗，第二審批式腐敗，第三賣官鬻爵，到了今天我們國家即便不能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超乎想象的嚴重。這種現象不加以扼制，會使得這三大腐敗現象成為制度化、系統化的腐敗，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如何不讓這種個人事件演變成為系統性的貪污，才是政府該做的。

第二篇：中國式腐敗

那天，會開了半小時，人還沒到一半。我說了幾句難聽的。下面可就有人嚷嚷了。會場收拾不了。我氣得大喊幾聲：你要說話，站出來說，我看看你的官是不是花錢買的！有種你站出來呀！登時，會場靜下來了。你郭一平想想，一個縣委書記在一個窮縣還能收錢上千萬，一個縣里能有幾個破單位，由此可以想見買官的人有多少。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買的，大部分是用錢，也有人是用女人買，如果是女官員，就用身子換。你對人家沒有好處，這官要能讓你干，那就翻天為啥腐敗分子邊腐敗邊升官，許多人不明白，其實很簡單——你不腐敗不讓你升。你腐敗貪錢了，再送給上級送錢，你自己也能得錢。上級就提拔你了。現在地方官場，之所以禽獸多，拿老百姓不當人，其原因也在于此。

“不腐敗，當不了官，更升不了官。真正的老實正直有才能的人，你不可能當上官，更不可能升官，說錯話了我不是人。誰不承認這個事實，更是禽獸——只有正視現實，說真話，才利于懲治腐敗，還天下太平，建設和諧社會。你想想，河南漯河市四任市委書記，都因為賣官和腐敗而落馬，安徽北部18個縣的縣委書記都是因為賣官而落馬。在這些地方，誰的官不是錢買的，他就不是從他娘B里出來的玩藝兒。不花錢當上官的，可能是外星人！掏錢買官，還得排隊，掏錢少了還排不上號，不掏錢誰能干上？傻X 也明白這個道理。賣官者抓起來了，可那些買官的，誰也沒事！你想想，到底有多少腐敗分子。

“現在一公布出來任命人員名單，大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美若天仙的女人，質問組織部，人家都說“程序合法”，沒有一回不是這樣說的。是的，現在都是內定了人選，再走程序，誰也看不出毛病。別說這，人大年年任命那么多干部，程序都沒毛病，那咋出那么多的禽獸貪官？法院辦案程序都合法，那咋辦那么多冤案？在中國組織部的任免程序，是個過場，和人大表決一樣，都是走走形式。你見過，人大和組織部直接任免干部的嗎？

“前兩天，廣西公布了30多個干部任免人選。我一看，啥都明白了。那里面，大多是?在職研究生?和?中央黨校?大學畢業。在這里，我就想說，又是一幫子腐敗分子即將上臺。現在的官員，水平低，文憑低，素質低，品德低，只有性欲高。四低一高式的官員多，就是在于內定人選，而不是網絡公選。說白了，誰不服氣站出來，要是網絡公選，現在的地方官場上，100個中，甚至100個人，誰也干不上。

“不服氣報上名來與這幾年的本科生試試，中國目前官場上那些第二學歷，都是他媽的比假的，誰不服氣叫他在中央電視臺當著全中國人民的面考試考試，我就不服氣！官場今天這個年代，就是讓庸者上能者下的年代。

“杭州市濱江區區委書記尚國勝說：? 凡是官場上跑得快的，有兩種情況：一是妓女晚上睡覺——上邊有人;還有就是花錢買了官，投資多。?尚國勝經常對買官者說，男人就得提錢進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除了這，在眼下，誰要能當上官，就不屬人類，誰不服氣的話，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爺!

“那天，縣長與縣委副書記對罵了，在常委會上。縣長還說：我是人民的縣長，全票當選的縣長，我說話是負責的……

“話說了一半，副書記開罵了：?你媽拉個B，還人民的……現在的市長選舉，都是他媽比的一選一。從一個里面選舉出來一個，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騙局。想叫誰干，誰都能全票當選。你看看，現在哪個大貪官不是人大全票通過的？你要真有本事，讓網民選舉一下試試，你他媽的逼要能當上，我喊你爹。誰提名讓你當的，他那一票頂一億票，其它都是假的。哪個官要說是合格的，代表人民的，你讓人民一人一票的選選試試在網上。還罵臺灣民主虛假，你把臺灣的虛假民主拿來試試。不要臉到什么程度！不是選票選出來的，任何女人當上官，老百姓都有權力懷疑……就說現在，我們縣里正定班子，要九個人。也是捂住不讓人民知道。一到開大會那天，才公布誰干啥誰干啥。然后人大肯定他媽的比全票通過。這兩天，還罵人家美國沒人權。選舉權就沒有，還有啥人權？人民就決定不了自己的領導人，而是靠人際關系、金錢美女構筑官僚機構，你跟人家美國有啥可比性？有啥資格跟人家美國比人權？有啥

資格罵美國沒人權？選舉權，算不算人權？沒有選舉權的國家，沒有任何資格談人權。” 我們的體制大病了，中國官場是全世界最不要臉的隊伍！

——郭一平

十幾年來，天天生活在大學生中間，對這個群體的了解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我光想給這個群體說上一句話——打死不要考公務員。

權力階層決定財富分配，催生考公熱

30年來，在中國是權力階層決定財富分配。說白了，你掙多少錢，不是你有多高的水平，而是你掌握了多大實際權力。有權力的，拿權換錢。沒權力的，與權力階層去“合作”掙錢。這就是中國“考公熱”的根子。

中國的公務員在全世界是最難考的。考大學，二三個人中間考上一個。考博士，幾十個里面考一個。考公務員，是幾千個大學生里才能考上一個。

大部分公務員清苦，少數人過的是天堂生活

有一條，是中國千百萬大學生想不到的。在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里，能夠掌握實際權力用來換錢的，并不是大多數，而是少數人。大部分的公務員耗盡年華，在“犬牙交錯”中求生存，活得并不自在，工資也沒有外界傳的那么高。我有不少同學也是公務員，日子相當清苦。位子越高越腐敗，基層公務員最罵官

當今中國官場沒有理想和追求，如果說有追求，那就是錢、權、女人。那些控制實際權力的人，為了撈錢撈權撈更多的女人，他們之間的爭斗不亞于原始叢林里的動物世界。政治斗爭不只是此消彼長，更多的是你死我活。反腐敗只是政治斗爭的借口。

官場就是一個大染缸，進去的人，沒有一個是干凈的。那些被反腐敗斗爭反掉的人，還算是比較干凈些的。真正不干凈的人，你還反不了。

我來問一句：罵官最厲害的是誰？

是老百姓嗎？不是！

是網民嗎？也不是！

那到底是誰呢？

我告訴你吧，罵官罵得最厲害的，是公務員！

大多數公務員，生活在那個體制里，不能吐氣揚眉，當孫子看臉子，干活累死也難上位。因為，官場上要想上升，不是憑政績的，也不是憑民意的，也不是憑選票的。一靠世襲。二靠錢和女人。官場上的民主，選來選去還是那幾個人的民主。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最終還是屬于那幫孫子的。

在官場上要想上位，靠什么？不說了，有興趣在網上搜篇我寫過的文章看看就知道了。廣大公務員是官僚體制里“最受傷的人”

實際上，廣大公務員才是官僚體制的受害者。他們生活在官場上，看得準，看得透，感受深，最痛恨官場。你要讓他們講起來，比我郭一平懂得多得多，而且都是親見親歷，帶有細節的。我接觸過不少公務員，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罵官，罵這個腐敗體制，罵上級。比老百姓罵得厲害，比網民罵得厲害。

玩政治，就是玩命

話題又轉回來了——那些在官場上撈完好處（錢、權、女人）的家伙，也是心里不踏實的。他們比我們更清楚政治這東西的殘酷性，一旦政治失勢就會被“反腐敗”。何況，政治風云變幻無常，誰也摸不準。今天你打黑，也許明天人家黑打你。

我們常說，民不聊生。實際上，在中國，官也不聊生——活得更不安穩。

移民熱的真正原因

當個老百姓，頂多少吃些少喝些，日子苦些，一般不至于丟命。可在中國搞政治呢，那是玩命的，那是冒險家的事業，一旦政治上站錯隊，或風向轉了，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有人說了，我在官場上不貪污不受賄、手腳干凈。能會出啥事兒？我說呀，那你只能是個公務員，還不算是個官兒。你這樣干凈，像焦裕祿，看誰敢用你？你有啥吉八上升的機會？）——說白了，人人想當官。當上官的人，人人罵官。那些在官場上撈了特大好處的人不只是罵官，還心虛害怕！

這就是“移民熱”的原因。

考公熱，移民熱——這兩個并存的現象

中國官員和富人大多移民國外，是因為他們沒有安全感。這個體制太可怕！害怕這個體制的，不光是老百姓和網民。最害怕這個體制的，實際上是官員。官越大越害怕。這就是中國官越大越急著移民的原因。

官員財產不能公示，還有一個關鍵因素，一般人不知道——那就是，中國裸官太多。官越高，裸者越多。公示財產，也得把家屬拉上去。一旦中國老百姓看到大多數高官都把錢和家人放在國外了，那么中國人民會對體制絕望的——“你們從小讓我們罵美國，罵美國是個邪惡的國家；你們天天在報紙電視上吆喝我們的人權是最好的，那為啥呀，你們都讓自己的老婆孩子到美國?受罪?去了，而且你們退休了也準備坐飛機走。錢都存外國了。”

考公熱，移民熱——這兩個并存的現象，同時存在！現在你聽我說明白了嗎？

三個“熱”是一個病——體制大病了

在美國，說假話是要付出代價的，說真話受歡迎。可是，在中國，說假話大行其道，說真話是要冒坐牢風險的——這就是我不愿意再寫文章的真正原因。

我郭一平這人，說假話，我良心上虧，受不了；說真話呢，我有危險。前幾天，七十多歲的老娘托人捎話給我——“不要寫文章了，給學生編些書就行了，咱官場上沒人，出了事兒沒有人替你頂。”

我要說，還有一個“熱”，是同這兩個“熱”并存的。那就是維穩熱。

為了不讓老百姓知道真相，官方花大錢維穩。維穩包括的內容很多：堵坊，不讓上訪；網絡刪貼，屏蔽，構建了全世界最好的防火墻；官員出再大的事兒，犯再大的錯，這邊免職那邊復出，保持隊伍穩定；貪污幾個億，也不判死，讓官安心下來；拒絕全民反腐敗，內部反腐敗，保持官場“大好形勢”；官場發生天大的事情，也捂住，導致謠言叢生，然后再打擊造謠者，不去打擊捂蓋子的人……

考公熱，移民熱，維穩熱，三大“熱”是同一個病——體制病了，大病了。這就是最近傳揚最多的“政改”之根因也。我郭一平敢給中國大學生打個睹，今天考上公務員的，十年后，十個中有八個一定后悔！

政改無期，百姓無奈

自己為自己動手術，左手管右手的“政改”，估計不會有戲。除了有外力推動或內部分化，才會有大動作。

不過，中間這個期間，苦的是中下層人民——一邊聽他們唱歌，一邊在高物價、高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中苦度營生；一邊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腐敗，看著他們打擊反腐敗的正義英雄，一邊敢怒不敢言，否則……

世界在前進，中國在倒退。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互聯網改變了國人的學習觀念——人們不再簡單地依靠傳統媒體（報紙電視雜志書籍）獲得信息，國人的清醒，也讓為政者著急。國際壓力，也使當政者著急。但是真正的政改，是要流血的呀…… 民主是必然之路

政改，是必然的；民主，是必然的——這個只是時間問題——全世界都在看著中國。十年之內，中國必然看到艷陽天。要么烏云自散（希望為零），要么外力內力“撥云見日”。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強有力的內力和外力推動，這個體制決不會改革的；即使是改革，也是假改革。

30年來，國企改革，住房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千百萬人下崗了，房價翻了八倍十倍，看個感冒就得五六百，孩子上完大學就得十萬八萬……人民有多少怨氣？可是，這個體制卻沒有任何的改革！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任何為了一己一集團之私堅決與人民為敵的政客，決沒有好下場。順天理順民意順人類民主大潮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頂，轉。)

（根據維基百科——

郭一平（1965年11月19日－），著名學者、時評家，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2010年12月，與郎咸平、戴旭、時寒冰、于建嶸、張宏良、易憲容、曹建海、孫錫良一起被30萬網民公推為“中國互聯網九大風云人物”。與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被中國網民并稱為“兩平”。他是目前最受中國民眾歡迎的時評人，被廣大網民稱為“中國真正的專家”、“有良心的學者”。

第三篇：一把手腐敗形態多樣

一把手腐敗形態多樣

財產公示讓“來源不明”曝光

根據聶輝華的研究，目前“一把手”腐敗形態主要包括用人腐敗、項目腐敗、在職消費腐敗以及隱性腐敗。

“治理?一把手?腐敗，首要任務是治理用人腐敗。”聶輝華分析說，用人腐敗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買官賣官。“一把手”在用人方面權力太大，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

在聶輝華看來，治理項目腐敗，關鍵是及時公開招投標信息和結果。他向記者介紹說，近年來，交通、土地、建設等部門成為腐敗的高發領域。據不完全統計，從1996年至2005年的10年間，全國有13個省市交通廳(局)的26名廳局級干部因經濟問題被查處。“權力大、金額高、難監督，是這些領域出現腐敗的原因。”

長期以來，“三公”腐敗被視為“一把手”在職消費腐敗的主要形式。報告認為，目前，“三公”腐敗存在的賬目太寬泛、術語太專業等問題，不僅人大代表難以通過法律程序進行監督，普通百姓更是“如看天書”，更談不上有效監督。

“治理?三公?腐敗，關鍵是公開財政收支細目，細到每一臺電腦花了多少錢。”聶輝華認為，公布“三公”經費對于減少政府官員在職消費，遏制部門“一把手”的在職消費腐敗，具有重要意義。下一步中央政府應該發布“三公”經費具體規定，包括統計口徑、公布的細目、查詢的方法以及事后監督程序，并且中央政府應該帶頭公布“三公”經費的細目。

受訪專家指出，除了用人腐敗、項目腐敗、在職消費腐敗，還有很多隱性腐敗非常普遍，并且難以通過正常途徑進行查處。例如，逢年過節的禮金一定程度上屬于中國式人情往來的風俗，但又往往跟腐敗有關。因為這類非常私密的往來難以取證、估值，甚至難以界定為“腐敗”行為，造成常規的監督渠道難以奏效。

“唯有通過公示財產，才能讓這些?來源不明?的收入曝光，從而進行懲處。”聶輝華說，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官員財產公示被認為是反腐敗最有效的措施。

第四篇：人類自我認識的三種形態

人類自我認識的三種形態

《學術界》1995年第二期

楊金海

按照黑格爾的觀點，“自我意識是從感性的和知覺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來的，并且，本質上是從他物的回歸。”(《精神現象學》上卷，第116頁)這種反思性的 自我意識只是人的狹義的自我認識，廣義的自我認識還應當包括人對自身的感性存在的認識和領悟，以及人對自身與他物的關系的認識和理解。由是觀之，人類對自 身存在的認識大致經歷了以下三種形態，即直觀領悟性認識、反思抽象性認識和辨證具體性認識。

(1)

人類自我認識的第一種形態:直觀領悟性認識

原始人究竟是怎樣認識自身的，對此我們無法直接體驗和了解，而只能根據哲學史、心理學、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思維學(尤其是原始思維學)等等來推知。深入研究此問題會超出本文研究范圍，所以我們只能對此作粗略的闡述。

從哲學史上看，人類對自身的直觀領悟性認識大致在西方的蘇格拉底和中國的孔子之前。從個體自我認識的歷程上看，此種認識形態發生在兒童時代。因為發生認識 論和原始思維學已經證明，“與我們社會的兒童和成年人的思維比較，?野蠻人?的智力更像兒童的智力。”(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第25頁)所以，我們可 以把兒童的自我認識與人類的早期自我認識聯系起來研究。這樣我們就不僅可以通過史料和上述諸科學的成果來了解，而且可以多少體驗到此種自我認識方式，因為 我們都曾經是兒童。更有趣的是，語言哲學的研究也表明，人們為表達自己的思想或用意，決不能只靠概念，而必須同時或首先運用“身體的動作”這種“自然語 言，如手的指向或身體的轉向某物、聲音的指向某物、面部表情、眼神、身體其它部分的動作和語氣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領悟(懂得)他們所運用的概念(符 號)。這意味著，在我們每個人的認識中，都有原始的直觀領悟性認識層;而且，我們在認識一種新事物時，也總是從直觀領悟性認識開始的。人對自身的認識也當 如此。因而，如果我們能夠暫時撇開關于人的諸種既成概念，返回到人的經驗層次來領悟人的存在，就能夠在我們的意識中再現人的自我認識歷程，體驗人們最初的 自我認識狀態。

人對自身的直觀領悟性認識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對人的外在現象作直觀的表象性認識。在這里，人作為認識對象是完整地直接地呈現在人的意識面前的，而人作為認識 主體也是完整地直接地來反映人的存在現象的。換句話說，人作為對象并沒有被意識分解為各個片面，而是作為活生生的存在物出現的;而人的意識也沒有分化，知、情、意都還是渾然一體的。在此種情況下，人對自身存在的認識更多地是靠“自然語言”來領悟，而非靠有關人的概念來理解的。

此種對人的存在的直觀領悟性認識又有三種具體形式，即直接領悟、間接領悟和整體領悟。

人對自身存在的最早認識可說是直接領悟，即給人以“人”的指稱或命名。其具體的認識形式就是指著一個具體的人說“這是人”。當人能夠給人以“人”的指稱 時，它實際上已經領悟到了人與物(如狗、貓等)的區別，只是還不能說出來（即不能形成具體一步的概念和聲音符號)罷了。偉大的斯芬克斯之謎所蘊含的對人的 認識就是直接領悟性認識，即領悟到了人與物的外在整體性區別，亦即人是變的，即人會從四條腿變成兩條腿再變成三條腿。人的一切謎都因于這個“變”字。中國 夏代之前的舜也已領悟到了人與物的內在整體區別，即人有道心，后來此話被看作儒學道統的源頭。盡管古埃及人和古中國人已經意識到了人與物的區別在于人有變 性或道心，但并不能對變性或道心作說明，也不能對人與物的此種區別的原因作說明，因而此種意識就還是一種很微妙的說不清道不明的直接領悟性認識。

人對自身存在的間接領悟性認識則是較高一層的認識。在此認識階段上，人要力圖說出人與物的具體區別來，并要力圖找出此種區別的原因。關于人與物的諸多區別，在蘇格拉底和孔子之前的許多思想家都有說明，譬如人有靈魂、語言、德性等等，對此勿須多述。關于人與物區別原因的尋找，在此階段也甚明顯。大致有兩種尋求道路，一種是到物中去尋找，另一種則是到神中去尋找。前者是唯物主義的認識方式，后者則是唯心的神學的認識方式。在這兩種對人的解說中，唯物主義本質上是正確的，唯心主義宗教神學本質上是錯誤的。但二者又有共同之點，即都是對人的存在 及其根源的猜測性認識，即間接領悟性認識。

在對人的直觀領悟性認識的最高階段，是整體領悟性認識。在此階段上，人將自身領會為人的多種存在與本源的統一，甚至領會為宇宙的靈魂、萬物的尺度。譬如，畢達哥拉斯學派將人的意見、正義、婚姻、友愛、理性等現象和數聯系起來;宗教神學則把人的多種現

象與神或圖騰聯系起來。此外，在中國有“人是萬物之靈”的說法，在西方則有普羅泰哥拉“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人本論格言。這些認識已經接近了對人的反思性認識，但還不是反思性認識，而仍是一種領悟性認識。因為人還沒有把人從萬物中區分出來并作專門的認識，沒 有把眼光轉向自身即發問者本身，而只是眼睛向外，把人當成直觀的存在物來領悟。因而這時人對人的問答形式仍是:“這是什么?”“這是人”;而不是“人是什么?”“人是……。”故而沒有形成抽象的人的定義，即人的抽象概念。

人們最初對自身存在的認識之所以會是直觀領悟性認識，一方面與人的認識發展的程序有關，另一方面與人們當時的主要活動意向有關。原始人的眼光和意向主要還 是指向自然而不是指向社會，人的社會關系還較簡單，矛盾還較少，因而對人作抽象性反思的問題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當然也就不會有對此問題的回答。

(2)

人類自我認識的第二種形態:反思抽象性認識

從哲學史上看，這種形態大致相當于從蘇格拉底、孔子到德國古典哲學這一階段;從個體自我認識的歷程上觀，它大致發生在少年時代和早期青年時代。它已屬于黑 格爾所說的真正的自我意識范疇了，因為人的眼光已不僅是向外，而且還轉向了自身或自我。這種對人的認識的轉向在西方源于蘇格拉底，在中國則始于孔子。蘇格 拉底一再告誡人們“認識你自己”。孔子也反復教導自己的門徒“吾日三省吾身”，其原話是“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先哲們究竟教人認識自身什么呢?是不是像以前那樣，教人去認識人的外在的感性的雜多的現象?抑或是去認識人的來源?都不是，而是教人去認識人之本質的，即 教人去認識人之為人的那種東西的。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可見，此種自我認識形態的基本特征是要對人的本質作抽象概括，然后用它來立道，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在這里，人作為反思的對象已經被分解為非本質的與本質 的，人作為反思的主體也相應地被分解為認知主體和評價主體。在此種情況下，人的自我認識主要地不再是依靠“自然語言”來領悟，而是靠概念的運作來理解，譬 如蘇格拉底用“精神助產術”來使人理解人的本質，孔子用“叩其兩端”的方法來使人悟道。于是，與此種反思抽象性的自我意識內容相一致，人作為發問者和被發 問者，其問題形式也發生了轉向。以前人們 面對感性的人問“這是什么???回答是“這是人”;這時人們則要反過來問“人是什么?”回答則是“人是……”。

在西方，最早來回答“人是什么”的要算柏拉圖。他沿著其先師蘇格拉底的思路對人作了第一個規定，即“人是無羽毛的兩足者”。此規定雖然在今天看來非常幼 稚，但在當時卻是了不起的真理，因為它標志著人們對自身存在的認識已經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領悟飛躍到精確把握，由說不出變為說得出，由渾沌的表象蒸發為 抽象的概念，開辟了對人的存在作最一般的分析的抽象規定的先河。亞里士多德繼而提出了關于人的三個定義:“人是兩足動物”、“人是理性動物”和“人是政治 動物”。這顯然比柏拉圖的定義要深刻。第一，這是對人所作的分類學意義上的規定。亞氏已認識到，萬物可分為不同種類，只有把人放在一定的種類(即如動物 界)中才能對人作規定;離開人與外物的特定關系不能規定人的性質。第二，這表明人們對自身的認識已經從外部存在(形體)深入到了內部存在(精神)，由直接 性存在進到了間接性存在(即社會存在)。在中國，最早系統地講人的問題的當數孔子。孔子人學的核心概念是“仁”。《說文》講:“仁，親也，從人從二”。可 見，孔子講的主要就是人與人的親善關系。但究竟人是什么，孔子沒有講。第一個回答此問題的當是孔子的學生子思。他把“誠(即真實無妄)看作宇宙根本，把實 踐“誠”看作人之根本，即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則把“仁”看作人之根本，即“仁也者人也。”此外，還有人之性善說、性惡說、性 善性惡相混說、性無善惡說，等等。總之，這時的中國先哲們對人的認識也已深入到了其內部和社會存在方面。

古希臘中后期以及中國周秦之際的哲學家們對人的認識可以說是人類對自身進行反思性認識的第一階段。由上述可見，人們已經認識到了人的間接性存在，但就總體 上講，這種反思還立腳于人自身。這在自然主義，如西方的快樂主義和中國的楊朱學派那里看得更清楚。不過，到人之外去找人之本質的萌芽已顯露出來，如柏拉圖 的理念論、孔子的天命論、孟子的四端說等。

中世紀宗教神學的人之本質說可說是人類對自身本質存在反思的第二種形式。盡管中西方不同，但其本質一致，即都是用神學目的論來說明人的本質的。基督教把人 之外的上帝看作人的本原，以為上帝的本質是至善，故人之本質也是善良，應當弘揚;人的非本質存在(肉體)及其屬性是萬惡之源，需要壓抑。中國的儒學在漢代 董仲舒那里被神學化，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世俗宗教。在這里，人被看“天”的產物，天具有仁美之性，與西方的上帝一樣，具有賞善罰惡的能力，堯舜多為善，故 “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統治者若違背天的意志，不行仁義，天就會出現“災害”，進行“譴造”，甚至顯現怪異“驚駭”之或殃及之。人對 自身存在反思的此種形式之所以會發生，一方面與人的理性迷霧有關，即人的抽象能力的提高決定了人必然要去尋找人的最高本質，而人的認識成果的缺 乏又決定了人必不能正確認識人的真正本質，這就不得不用幻想來填補理性的空白，用想象、猜測來消除理性的迷霧，用絕對的外在存在來說明人的內在 存在;另一方面與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有關。統治者為了維護其高高在上的統治地位，不能不建立一種與此種制度相適應的理論，神學目的論恰恰就是此種理論。此 種人之本質論一產生，人就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由的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地位，而變成了不能作自己的主人，只能依賴外在力量而存在的奴隸，正如費爾巴哈所揭示的，人的本質力量異化為外在于自身的力量。

隨著人們科學認識能力的提高和新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出現，人們對自身存在反思的第三種形式便出現了，這就是從文藝復興時期到近代德國古典哲學階段的人的存在思想。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人的存在觀顯然是對中世紀異化了的人之存在說的否定。我們在這個巨人輩出的時代所看到的最顯著的存在就是大寫的“人”。在這里，上帝的至尊地位被動搖，人的頌歌成了一切文學、藝術的主旋律。此種思潮反映在哲學中，便有新的 自然主義人的存在觀。在這里，人的自然存在不再被看作丑惡的象征，相反、它在人的歷史上第一次被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人的形體被看作萬物中之最美者，因而在小說、詩歌、繪畫、雕塑中它才第一次成了閃現著神圣光輪的主角，自然的山水成了它的背景;人的自然

本性也不再被看作罪惡的源泉，相反，被視作人的真正本質，被視作人的其他一切屬性的基礎;人的倫理存在、政治和法的存在，甚至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存在都被理解為人的自然存在的延伸，人類歷史也被理解為人的自然狀態和自然本性發生、發展的歷史。

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幾個世紀中，此種自然主義的人學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被馬克思稱為第一個“用人的眼光觀察國家”的思想家霍布斯較早地論述了人的自然存在問題。在他看來，人的本性就是自然狀態下的本能，即“保全自己的生命”;人的其他存在規律皆以此為 基石，例如人的理性存在的規律就是要禁止人們去做損毀自己的生命或剝奪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們不去做自己認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 事情。正是由此出發，他推出了十幾條人的存在法則，如人的權利和義務、善與惡、公正與偏私、平等與不平等、戰爭與和平、尊重與不敬等法則，建立了一套人的 存在的自然法理論，對以后的人本主義哲學和近代資產階級的人文科學如政治學、法學、倫理學等等的形成和發展影響很大。斯賓諾莎和洛克也是自然主義的卓越代 表人物。這一時期的笛卡爾雖然意識到了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還是心靈存在物，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人的存在論判據，可其思想主流仍是自然主義的，在他眼 中，人不過是一部高級的機器而已。這種自然主義的傾向一直影響到十八世紀。我們在拉美特利的《人是機器》一書中看到了它的極端形式:人體是一架會自己發動 自己的機器，一架永動機的活生生的模型，體溫推動它，食料支持它。

毋容質疑，此種自然主義人性論對沖破宗教神學思想對人們的束縛，使人們正確認識自身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道德理論和人文科學以及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起了劃 時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它過分注重于人的自然屬性即人的感性情欲而走向了宗教人性論的另一個極端，仍然不能正確地把握人。

所以，十八世紀以后，人們又力圖從人的理性的方面來解釋人。盧梭認為，人的情欲固然是人的行為的動力，但隨著人與人關系的復雜化、人的情欲的多樣化，人在滿足自己的情欲時就不能盲目行動，而必須依賴于理性來把握住真理。他還進一步把人區分為兩個 層面即“自然人”和“社會人”。前者是“絕對的存在”即“絕對的自我”，亦即孤立的自我;后者是“相對的存在”即“相對的自我”，亦即在社會關 系中的自我。因而，在他看來，人不僅要自愛，而且要愛他人;衡量一切意志的標準不是個人意志，而是社會中人民的意志。與盧梭同時代的休漠進一步從科學認識 的角度分析了人的存在。他第一個提出了要建立“人的科學”的設想，并認為“人的科學是其他科學的唯一牢固的基礎"(《人性論》，第8頁)他把人性理解得更 寬泛，包括知性、情感和道德屬性。而且他還第一次區分了人的“是”(to be)與“應是”(ought to be)。前者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講的人的事實存在，后者則是人的價值存在。休漠對人的存的此種區別蘊含著這樣一種深刻思想，即人不僅是靜態的存在，而且是 動態的存在。因為人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萬古不變的“是”，而是現實的“是”與未來之理想的“是”(應是)的統一體。而且由此我們還可以立即想到，人還是原本 的“是”，是“本是”，即馬克思所講的“曾是”。當然，休漠以為從人的“是”中推不出“應是”來，以為二者之間設有邏輯通道，這是不可取的。康德試圖調和 在人的存在問題上自然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立。他認為，人是雙重存在的，即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存在物。然而，他并沒有公允地看待自然主義，反倒貶低了人的 自然存在，使理性主義更加絕對化了。在他的視野中，人的本質存在與人的感性存在無緣，只是理性存在，即所謂絕對的“善良的意志”。這種傾向在黑格爾那里發 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黑格爾以為，人的本質存在就是自我意識，而此種自我意識又是絕對理念的最高顯現。由于絕對理念被他理解為超人的超自然的東西，因 而，人的存在觀至此又發展成了理性化了的宗教。

此種理性主義傾向對克服自然主義的偏執，引導人們去認識人的自然存在之升華形式如社會存在和精神存在，是有積極意義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第一次把 人的存在(當然主要是精神存在)看作一種辨證過程，而且看到了人的行為(勞動)是人之存在的本質和現實確證。在這里，一種嶄新的人的存在觀已經呼之欲出 了。可是它終未沖出唯心主義的外殼。

第一個起來批判黑格爾理性化宗教的是費爾巴哈。他繼承了先前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傳統，把人重新理解為人自身，反對到人自身之外去尋找人的本質;并認為上 帝和絕對理念是不存在的，它們之所以被編造出來，乃是因為人具有依賴的傾向;人把自己的愿望和本質力量附托在一種外在物上，便產生了此類幻影。所以，它們 都是人的本質的異化。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批判是機智的，也為人們正確反思自身找到了起點。可是，由于過多地強調了人本身的自然方面，費爾巴哈沒有看到黑格 爾人學思想中的合理成份，沒有看到實踐活動在人的存在中的作用，更沒有看到人的存在的歷史性、現實性和豐富性。故而，在人的存在問題上，費爾巴哈遠沒有黑 格爾給后人提供的東西為多。

從蘇格拉底、孔夫子到費爾巴哈，悠悠一千五百年，其間人們對自身的認識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很難一言以蔽之。但在這一階段的人類自我意識中，始終貫穿著一種思路，那就是要力圖去反省人之為人的最一般的本質，即類本質，并以此為出發點去說明人的其他屬 性、現象甚至去說明人類歷史，這種思維方式較之先前的直觀領悟的自我認識顯然是進步了，因為它已經屬于理性思維的范疇了，而且它作為從抽象到具 體的一種特殊思維方式，并不違背思維規律，也無可厚非。問題僅只在于，人們并沒有對人的一般本質作科學的抽象，因而不能科學地說明人的現象。更大的局限性 還在于，人們僅僅停留在對人的抽象反思中，并沒有去深入研究具體的人的本質，沒有研究現實的人。因而，這一時期的人的學說并沒有形成科學的從抽象到具體的 邏輯體系。之所以會如此，一方面與人們舊有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有關，人們不懂得人的存在及其性質是一種變動著的赫拉克利特之河;另一方面與人們的唯心歷史 觀相聯系，不了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不了解人的存在及其性質與社會實踐有著內在聯系。

(3)

人類自我認識的第三種狀態:辯證具體性認識

此種認識是人類自我意識的更高一級的形態。正是由于它的出現，使人類的自我意識發生了新的轉向，即使人的眼光從抽象的人轉向了現實的人。這種轉向是由馬克思完成的。從個體自我意識的角度看，這種轉向大體發生在人的成熟的青年時代。

此種自我意識的基本特征是，不只停留在對人的本質的抽象議論中，不只談論人的共同性，不只從理想的“應是”或“應有”出發來考察人，而要進一步考察人的現 實的存在方式，考察人的特殊性，從人的“現是”或“現有”出發研究人，為具體的人即“我”、“我們”制定社會實踐的方案。在這里，人作為被反思的對象不僅 被區分為本質的和非本質的，而且被進一步區分為一般的和具體的;人作為反思的主體不僅只是一般的認識主體和價值主體，而且是特定的認識主體和價值主體。在 此種情況下，人對自身的認識主要地不是靠概念運 作來進行，即不是像上一階段的自然主義或理性主義那樣從人的理想狀態和理想本質即理想原則出發來推論人的現實和未來、設計未來的存在方式等，而 是用系統整體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實踐的觀點來反思自身并設計未來的一種自我認識形式。與此種辯證具體性的自我意識的內容相一致，人作為詢問者和被詢間 者，其問答形式也發生了變化。以前人們的問式是“人是什么?”回答形式是“人是……”;這時人們的問式則變成了“人是怎么樣的?”或“人的存在方式是什 么?”回答形式是“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怎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頁)，簡言之，“人的存在即表現”。這是與以往絕然不 同的一種新的自我意識方式，是沖出對人的抽象形式走向對人的具體把握的認識方式。譬如，前一種認識方式只試圖把握“毛澤東是人”、“我是人”這類判斷中所 意指的“人”的意義;后一種認識方式則主要企圖理解“毛澤東是一個……的人”、“我是一個……的人”這類命題中所意指的“人”的意義。只有弄清了這后一個 “人”的意義，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一個具體的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的意義。

馬克思不僅提出了“現實的人是什么”的問題，而且科學地回答了此問題。關于馬克思這一思想的具體內容和偉大意義等問題，應另章論及。這里只須指出，馬克思 所開創的人類自我意識的新形態至今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如果說馬克思的人的存在思想有什么歷史局限性的話，那也只是馬克思主要論述了人類社會的存在、階級的 存在，對個人存在沒有作系統的研究，這恰恰就是我們應當研究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

第五篇：郎咸平：印度的腐敗難以想象

各位知道嗎，印度對我們的制裁之多，排第一。印度常常說它的民主。有意思的是什么？批一個電廠，在我們中國，一把手一點頭，馬上可以推動。印度呢，要十幾年。你要曉得，這要牽扯到多少多少公章。而且更有意思是什么？有人跟我抱怨，你比如說牽扯到兩個不同區的項目的話，兩個區的文字是不一樣的，印度的文字不是英文，英文只是其中一個，他們有幾百種語言，因此這個村跟那個村的語言都不一樣，你要查地質資料的話，這個村查出來的跟那個村查出來的，你看不懂，為什么？不一樣的文字。

印度26個邦，稅率也不一樣，各邦收各邦的稅。英國首相丘吉爾說了一句話，印度，是一個地理名詞。它像赤道一樣，赤道跟印度大同小異，反正就是個地理名詞，它不是一個國家，它是非常奇怪的一個地方。

印度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呢，英國人透過英國式的民主分而治之，因此非常成功地統治了印度多年。最后，印度的不合作，把英國人趕走了，把這個“民主”留下來了。這個“民主”只是一個表面上的民主。這就是為什么我對民主本身是非常謹慎的。

這個非常可怕的是什么？印度的“民主”最后變成怎么回事呢，比如說，想修一條高速公路，投下100塊，前95塊被各級官僚侵占，最后剩下5塊，拿這5塊錢，透過“民主”的程序，把項目給搞“黃”了，最后什么都沒有了。印度太有意思了，而且國人對于印度的了解太少。《印度來了》和《占領印度市場》，里面對印度有很細致的描述。

所以說印度的“民主”是成本高昂，而且效率極其低下。印度不是搞全民選舉嗎？印度議會選舉的規模之大，延續5個階段，耗時4周，動用650萬名工作人員，代表300個政黨的4617位候選人，競爭7.14億有資格選民的選票，在全國82.88萬個投票站，使用136.84萬個防作弊欺詐的電子表決器，多么龐大的一個“民主”。

這么復雜，選出來一些領導人，它的整個文官體系，也是英國的文官體系，你是不能裁員的。這么花成本，最后你發現，跟文官體系不掛鉤，兩個是不融合的。所以一大堆政治斗爭就出來了。就是這么一個制度，一個高成本的“民主”，加上一個不可裁員的文官體系，兩個“怪獸”凝結在一起，變成全世界最復雜的一個官僚體系。復雜到什么地步？你完全無法理解它想干什么，這就是我們企業到印度投資的最大風險。因為這個“怪獸”，不要說我們看不懂，印度人也不是看得

很懂。

所以到最后什么結果呢，這種“民主”選出來的官僚，碰上這種不能夠炒魷魚的文官體系之后，印度的官員形成一個個個體，而沒有辦法形成一個集團。所以我在這邊講一句話，印度腐不腐敗？非常腐敗。這種一個個個體的官員，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紅包。印度的“紅包”文化，比我們這邊嚴重得多得多。其實談到印度，我覺得我當中國人是非常幸運的事，我們的腐敗跟它比起來，是非常非常輕微的。我們跟印度比，不叫腐敗，只是花點零用錢而已。

香港一個大集團的CEO，他帶著香港的商會去印度投資，他回來抱怨說，在內地我做個生意，我可能會找內地官員和人脈，問題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個A部門還不行，B還要說話，B說完之后，C又出來說了，到最后我發現，我請了一堆人

出來，沒有人能辦事。

你知道什么意思嗎？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一種成本高的選舉制度，加上一個不恰當、不能融合的文官體系的結果，它把每一個人都打散，成為一個個個體。這是什么結果呢？這種腐敗是最可怕的腐敗。有時候很多印度人跟我談到中國跟印度的腐敗有什么本質上的差別。我在這里可以告訴各位一個郎教授的全新理論。我們的腐敗叫什么？叫做產業鏈整合式的腐敗，印度的腐敗叫做完全多元化的腐敗。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說你要批一個電廠，要蓋100個章的話，在中國，基本上你找對領導的話，腐敗腐敗以后，全部都搞定了，產業鏈整合式的腐敗，非常有效率。

這個對經濟發展而言呢，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你到了印度去的話呢，哇，100個章，你得找100個人，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你得把每一個人給他說服了，給他搞定。而且印度還有什么毛病？他想腐敗、拿紅包，又得顧面子。所以你得給他錢，還得給他面子，那非常花時間的。什么結果呢？一個電廠，十幾年批不下來。就是這種腐敗文化，讓它經濟無法推動，到最后，你猜印度有幾條高速公路？中國的高速公路，我們天天罵太多了，是不是？

印度這么大的國家，十億人口，只有一條。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做基礎建設。為什么？第一個貪污，這 100個官員把錢都分光了，再透過“民主”程序，把項目給“黃”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多做條鐵路、多做條高速公路那有多難？你知道嗎？只要有一個居民反對，透過“民主”程序，你就不能建了。他們那邊到處都是“釘子戶”。他們“釘子戶”還不像我們，真的是釘子，釘在那里，拿都拿不走。

所以不光是華為和中興在印度受阻，你看那個浦項制鐵，它當年進印度的時候，那真是費了勁了，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這居民鬧得李明博跟辛格談判了好幾次。

這一種多元化的腐敗體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國的10倍、100倍。

我們這里的勞務成本慢慢高了，但是我們這邊交易成本非常低，不管怎么講，和印度比起來，我們政府是非常文明的，是非常清廉的，而且很多政府官員想把事情做好。印度是完全相反，它根本就不想把

事情做好。

我跟你講，他們人口比我們少2億，耕地面積比我們多40%，結果他們是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他們養不起自己的老百姓。這就是印

度。（來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