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斷提高國民幸福指數,構建和諧社會

不斷提高國民幸福指數，構建和諧社會

現代社會，尤其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社會核心價值已從經濟發展提升到增進民生福祉的高級層面，而民生福祉的內涵豐富，絕非僅指GDP或物質財富的增長，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等于國民幸福。政府關注國民的“幸福感”，把國民幸福指數作為重要內容，正式列入國家統計局統計調查，這標志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理念、模式以及戰略實現了重大轉變與提升，即從片面追逐GDP、追求經濟的發展轉變為追求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步與協調，構建各方面全面統籌發展的和諧社會；不再獨尊經濟指數，單純以GDP為指向，而是添加更多更人性化的衡量指標，以造就全體國民的幸福為依歸。此舉反映出政府把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執政理念轉化為政府行為和政策制度的努力。

一、正確認識經濟發展與國民幸福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但是，相對于經濟增長的奇跡，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并沒有得到同步的提高，甚至還出現了經濟增長過程中人民幸福感覺下降的情況。單純的GDP指數上升，并不能反映百姓的幸福程度，因此，國家統計局即將出臺幸福指數，應該說的確能夠更好地“適應各方面對我們國家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民的全面發展以及、人文這方面的需求”。

（一）“幸福指數”的內涵

近年來，“幸福指數”一詞在社會上被廣泛運用。指數，本是經濟學中經常用到的一個術語，其最初含義是指某一經濟現象在某一時期內的數值和同一現象在另一個作為比較標準的時期內的數值的比數，反映的是經濟現象變動的程度。后來，這一術語被廣泛運用，逐漸演變為一個大眾詞匯。幸福，是與“美好”聯系在一起的，對它至少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指美好的生活；另一是指人們的主觀感受和體驗。由于每個個體都浸染于特定的文化，因而這種幸福體驗便具有了較多的文化特色。幸福指數所針對的幸福，顯然接近于人們對幸福的后一種理解，也可以稱之為幸福感。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國外研究者對幸福感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盡管研究者對幸福感的含義理解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在將幸福感作為體現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內容方面則存在著廣泛的共識。與此相應，幸福指數也被認為是反映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在對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的基礎上，可以提出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從形式上講，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這種體驗并不是某種轉瞬即逝的情緒狀態，而是基于主體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我反省而獲得的某種切實的、比較穩定的正向心理感受。從內容來講，幸福感是人們所體驗到的一種積極的存在與發展狀態。幸福感是一種個體的心理體驗，但幸福指數反映的則是一種社會事實，或者說社會現象，是一般人或特定的社會群體在特定時期主觀生活質量的變化程度。

（二）經濟發展不是一把“萬能鑰匙”

第一，經濟發展不是解決問題的“萬能鑰匙”。經濟發展是國民幸福的基礎，沒有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就不會有國民幸福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前的新中國歷史證明了一條真理，離開經濟的發展是“萬萬不能”的，但是，我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還證明了另一條真理：經濟的發展不是“萬能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經濟單方面的發展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例如，國民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文化建設等與國民幸福密切相關的社會發展領域的公平公正問題就沒有得到切實解決，部分國民利益和幸福甚至當作所謂“經濟增長的代價”被犧牲掉了。

第二，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與幸福不是經濟上的富足所能完全包含和覆蓋的。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眾多學科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以及發達與欠發達國家的實踐都證明，經濟上的富足或財富的增進、GDP的增長等等，只是全體國民需求的幸福的內容之一，不能代表幸福的全部，概括不了幸福的全部感受。

二、和諧社會意味著較高的幸福指數

社會和諧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的重大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幸福指數的內在涵義與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一致性

“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也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幸福美好的社會圖景。“各盡其能”可以理解為人們潛能的充分發揮；“各得其所”可以理解為人們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滿足；根據我國文化傳統，也可將“和諧相處”理解為人們的一種基本需求，這意味著在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里，人們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滿足，人們可以通過自身潛能的充分發揮而使個人得到全面的發展。依據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作為體現主觀生活質量的幸福感，其基本內容恰恰是人們對自身所具備的生存與發展條件的一種積極的體驗。從這個角度上講，幸福指數的內在含義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又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提升人們的主觀生活質量，也就成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意。

古往今來，幸福就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的鼓舞人心的口號。它不僅被視為人生的追求，而且也被視為社會政策的追求。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對幸福的追求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幸福指數能否成為一種切實的政策目標，關鍵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幸福體驗。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曾經提出了一種幸福感的人格決定理論，按照這種理論，人們的幸福感比較穩定地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但后來的研究者卻發現，國家或地區的富裕程度與人們的幸福感水平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這就意味著，一個國家能夠為人們提供的生存與發展條件與該國人民的幸福體驗息息相關，而人們所具有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恰恰是政策可以關注并能夠發揮作用的。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政策選擇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項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必然把為人民謀幸福、提供盡可能優越的生存與發展條件作為價值標準。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集中體現了政策制定中這種鮮明的價值取向。

（二）幸福指數是衡量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指標

衡量一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最根本的標準是這個社會是否能夠很好地滿足人們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夠為人們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是否堅持社會發展目標上的以人為本。從這個標準來看，以往將GDP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標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核心指標的做法顯然是不充分的。反映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可以彌補GDP指標的不足，用以衡量社會的全面進步與和諧發展。所以，作為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幸福指數成為一種現實的政策目標。當前，我國處在經濟體制轉軌期，我們應當密切關注各項重大政策對人們整體幸福感的影響、關注城鄉居民幸福感的差異和走勢、關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幸福感的狀況，充分考慮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們幸福度的協調與統一。

重視幸福感和幸福指數，反映了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而為了增強居民的幸福感，實施惠民工程，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三、不斷提高幸福指數，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經濟發展、環境優美、人際和諧、全體社會成員歡樂幸福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但要關注經濟硬指標，更要關注人民大眾的切身感受。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城鄉居民的幸福感，是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需要關注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

（一）促進社會和諧急需解決的問題

居民幸福是政府制訂公共政策的最終目標，也是檢驗公共政策的最終標準。提高人民的整體幸福感，是一個長期的任務，需要有步驟分階段地進行，目前應重點解決影響幸福感的最突出的問題。

中國社會調查所2005年的一項調查稱，民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差距。在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中，市民已連續4年把“貧富差距過大”列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表明，產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機制是社會比較，也就是說，一個人對于自己的行為評價不是投入和產出的經濟學比較，也不是因為自己的回報多于自己的付出就會有滿意感和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報與他人的付出和回報作比較，只有他認為自己的投入產出與他人的投入產出相當時，他才會覺得是公平的。由于社會比較心理的存在，有錢的人和沒錢的人都可能會覺得不幸福。

另一個影響幸福指數的重要因素是貧窮。來自零點公司的調查表明，在中國，無論城鄉，人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貧窮??有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子女教育需求和健康需求剛性增長的同時，子女教育費用和醫療價格快速上升，農村家庭因災、因學、因病致貧和返貧情況更加突出。

（二）提高幸福指數應注意的問題

首先，避免將“幸福指數”形式化。目前，幸福測量本身還不完全成熟，應該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從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響了市民的主觀幸福感，并隨之不斷完善施政的指標體系。目前幸福感測量研究存在指標不統一、研究方法有待創新、文化差異性日益突出等問題，所以從中國的文化背景和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出發，編制一套適合當今中國居民的幸福感量表即幸福指數，是最為迫切的問題。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為。對政府而言，讓城市未來的幸福度有長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為重要。我們所謂的極大化幸福，并不是極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極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給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內會很開心，但從長期來講，實際上卻是降低了幸福。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人的幸福指數先升后降，正說明了我們是沒有注重長期的發展。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樂、不求上進，等同于安逸，這是非常錯誤的。主觀幸福感同樣也來源于一個人的成就感，對社會的貢獻，人際關系和諧等。如今很多人注重在物質地位上相互攀比，要買比別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車。這種競爭從短期的、個人的角度來講可能會增加幸福，但從長期的、社會的角度來講卻會降低幸福。

第二篇：提升幸福指數,構建和諧社會

提升幸福指數，促進和諧發展

何謂幸福？幸福是一種主觀感受，是一種滿足感，既包括精神層面也包括物質層面。幸福指數即是衡量這種幸福感的客觀指標。兩會期間，“幸福指數”也成為了熱門詞匯，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居民的幸福指數并不與GDP的增長成正比，反而許多人感覺富而不快，饒而不悅。

縱觀歷史，唐太宗執政時的“貞觀之治”、唐玄宗在位時的“開元盛世”，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故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而如今高樓林立，各式別墅小區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各種如“尊貴奢華，皇室享受”的廣告鋪天蓋地，而百姓唯有感嘆再感嘆；“物美價廉”這個詞似乎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三聚氰胺”、“地溝油”、“瘦肉精”已經為我們的生命安全敲響了警鐘。物價上漲，居民購買力大大降低，于是 “豆你玩”、“蒜你狠”、“蘋什么”等流行詞匯接踵而至；農村“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不禁勾起人們心中那一幅幅吃不飽、穿不暖的畫面；紫金礦業有毒廢水泄露、梅花味精污染事件、松花江化工桶游弋等也給我們沉重的一擊。正是以上種種因素降低了我們的幸福指數，阻礙了我們追求幸福的過程，放慢了構建和諧社會的腳步，因此提升幸福指數必須成為政府重要的價值取向。

首先，宏觀調控，穩定房價。政府必須出臺相應的樓市調控政策，充分利用“房產稅”、“商品房限購”“控制房貸利率”這三桿長槍，加大打擊惡意炒房力度，并調整住房結構，大力興建保障性住房，給群眾一個幸福的港灣。

其次，嚴厲查處整治，確保食品安全。監管部門應改進監管模式，加大對食品各生產加工環節的查處力度，做到分工細致、職責明確、監管到位，嚴格做到發現一例處理一例，絕不留隱患。；立法機構應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嚴厲懲處食品安全犯罪分子，讓有毒食品夭折在襁褓中，還人民一個安全的食品環境。

再次，創新養老保障機制，讓農民老有所養、老有所依。政府應該積極承擔有限的財政責任，加大財政支付力度，提高保障標準，提高農民參保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地制定相關的政策，讓農村老人得到真正的保障。

最后，調整結構，優化布局，創造環境友好型社會。政府應立足當前，放眼未來，著力落實污染整治工作，將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企業拒之城區之外；環保部門應加大監督力度，加強監督問效，確保落到實處，收到實效；企業應當調整自身產業結構，改進生產設備，引進先進技術，綜合治理污物排放，同時企業應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充分提高自身的社會責任感，創造一個和諧的未來。

第三篇：國民幸福指數論文

國民幸福指數理論探究

姓名：張俊發

班級：1003

指導老師：刑振江

國民幸福指數的理論探究

摘要: 隨著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雖然GDP是不斷的增長，但是民生問題和環境問題不斷的暴露出來，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本文從各個方面來分析探究國民幸福指數的構建，旨在以后的國民幸福指數的建設過程中提供借鑒。

關鍵詞:國民幸福指數

發展情況

影響因素 研究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在人類發展史上創造了“中國的奇跡”。然而，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是提升國民的社會福祉、增進國民的幸福程度，國民幸福感應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我國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已經顯著改善了城鄉居民的生活狀態，但經濟增長向國民幸福的轉化依然存在著廣闊的改進空間，而國民在生存需要有效滿足之后也必將更加關注發展和享受需要的滿足。據此，單純從經濟增長維度去理解社會發展越來越暴露出狹隘性，我國在追求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同時，必須更多關注國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和增進途徑，著力探究經濟增長向國民幸福轉化的有效方式，而幸福感、幸福指數、幸福感排名等也已成為時下中國社會各界熱烈討論的主題。

一、國民幸福指數的產生和發展

“國民幸福指數（GNH）”在不丹（Bhutan）誕生，有其歷史社會和政治環境。在不丹，每逢宗教節日，慶祝活動的表演中總會有一個小丑。每個節日活動的表演中都有關于法（Dharma）和佛教（Buddhism）的非常嚴肅的內容，但也有一群像小丑的角色，可以不受嚴肅內容的限制，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小丑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如果我們完全受控于強大的主流力量，社會將不可能有任何進步。這些小丑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國民幸福指數的意義也是如此。國民幸福指數試圖以一種非主流的概念來沖擊人們的思維，讓人們重新審視這個世界現有的主流框架。1

在不丹，佛教文化對幸福早有認識，并認為物質享受對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有限。在佛教的影響下，沉思、修習和冥想成為了不丹社會的核心價值。在17世紀許多論述政府職責的書籍中，人們認為整治管理不能脫離宗教精神的指導，因此開始合一。其中也明白的指出，當時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為了督促政府創建一個幸福的社會，否則，這個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和環境，20世紀70年代當時的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提出了國民幸福指數這一概念，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并應已實現幸福為目標”，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如果說“生產總值”體現的是物質為本、生產為本的話，“幸福總值”體現的就是以人為本。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總裁、日本人西水美惠子曾對不丹的創舉做出評價：“我長期從事經濟發展工作，對由于富裕帶來的社會性疾病總感到痛心。這樣的問題并不只存在于日本。但是我 1 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 們決不能悲觀。因為世界上存在著唯一一個以物質和精神的富有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國家，這就是不丹，該國所倡導的‘國民幸福總值’遠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得多。”2

在第四代國王統治期間，國民幸福指數的實踐主要依靠工作人員的感覺，因為那時并沒有明確的途徑或政策指導，國民幸福指數的目標、實施策略和衡量標準也都不完善，并且這種狀況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實際操作只能依賴對國民幸福指數有直覺上認同的人，而這些人，就是那些年長的、具有傳統思想的政府公職人員。如今，偶有年輕的政府公職人員質疑國民幸福指數，他們留過學，受到過不同思想的影響。盡管他們是不丹人，但他們有新思想。因此目前不丹的工作到了新的階段：向人們介紹國民幸福指數的原理，將國民幸福指數的理念納入國民教育中。這需要一點變革，以便將外部的優秀知識和國內國民幸福指數的實現結合起來。

二、國民幸福指數在國內外的發展情況

（一）國民幸福指數在國內的發展情況

我國學者對幸福指數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幸福指數及其指標體系進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學者指出，幸福指數反映的是人們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們對生活總體以及主要生活領域的滿意感、在現實生活中體驗到的快樂感、由于潛能實現而獲得的價值感。還有的學者指出，幸福指數是人們根據一定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出的滿意度評價，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主要包括 2 摘自《讀報參考》2011年第5期 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背景、個人所處社會階層、個人生存狀況和改善預期及其實現程度。也有的學者把幸福指數具體化為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要素構成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2007年，北京市統計局首次對外公布了北京和諧指數和市民幸福指數，在全國公布的類似的官方調查數據中還是第一次。3之后，我國有許多地方先后開始了對這一指標的研究和地方幸福指數的評價。其中，廣州、江陰、遂寧、蘇州、無錫等都是這一研究的典型代表

（二）國民幸福指數在國外的發展情況

不丹在提出GNH這個創造性概念之初，并沒有受到外界多大的關注，然而隨著“不丹模式”在實踐中的效應越來越好，世界上尤其是西方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將目光投向這個南亞小國，并加強了研究。“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此后，美國、英國、荷蘭、日本等發達國家都開始了幸福指數的研究,并創設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數。憑借其獨創的“不丹模式”，不丹日益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關注對象。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丹模式”更讓西方側目。2008年11月，在西方世界陷于金融海嘯的浪濤中難以自拔時，幾十位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官員來到不丹，試圖從“另類的不丹模式”中找出如何避免危機和走出危機的答案。

司秀月《國民幸福指數的研究價值及對策分析》2008.6 2004年10月，英國財政部主持了一個幸福感專題研討會，2008年英國競選也充滿“幸福政治”。俄羅斯在東正教7月8日的宗教節日里，設置全國范圍的“婚姻和美滿家庭幸福日”，使這一天成為人們求婚、結婚建立家庭以及大大方方地告白相互愛戀的日子。在美國，設立多個基金、組織各個領域的學者研究國民幸福指數。法國總統薩科齊也呼吁改革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將代表國民幸福程度的一些指標納入衡量經濟表現的指標體系，并于2008年成立“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測算國際委員會”，由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和阿馬蒂亞?森牽頭。

西方國家各個領域學者紛紛研究國民幸福指數，學術空氣濃郁，不時有成果面世，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三、影響國民幸福指數的因素

1、經濟因素

經濟因素對國民幸福指數的影響最大，生活富裕、物質財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人們的幸福感。相反，經濟條件差、物質生活水平低則會大大降低人們的幸福感。正如許多專家學者強調的，物質條件是人們生活的基礎，沒有經濟的發展、沒有物質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幸福感就無從談起，提高國民幸福指數也就失去了基礎。

2、社會因素

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這是提高國民幸福指數的關鍵環節。國民幸福指數與民生改善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國民幸福指數變化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國民對經濟社會發展和自身生活狀態的滿意度。同樣，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能實實在在地提高國民幸福指數。

3、其他因素

此外，政治建設方面的民主狀況、法治狀況，文化建設方面的精神文明狀況、國民教育狀況，生態建設方面的自然環境狀況，以及個人的家庭狀況、教育狀況、健康狀況、職業狀況等，都對人的幸福感、對國民幸福指數產生重大影響。

同時，國民幸福指數的評估價可以按照“國民幸福指數”分析流程，進行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多維結構測量：一維測量發展空間資源，二維測量綠色經濟發展，三維測量政府管理效能，四維測量國民幸福總值，五維測量人民生活水平，六維測量人民快樂生活，七維測量社會經濟進步，八維測量國民幸福指數，客觀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與幸福社會建設情況。

四、研究國民幸福指數的意義

第一，對政府績效方面的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對官員的政績考核都是以GDP的增長快慢為基本指標，導致一些官員為升官升職只注重當地的GDP發展，搞形象工程、搞面子工程，忽略了對百姓生活的關注，導致了經濟迅速發展但百姓生活依然貧困，民眾的幸福感指數偏低，結果社會病態發展。一個國家幸福指數的高低取決于多數人民的幸福程度而不是官員。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職責與目標，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讓民眾能安居樂業，病有所醫、住有所居。改善民生是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高積累低消費的模式不利于經濟的健康成長、國富民窮、國進民退的方式，也會由于消費力的低下而最終反作用于經濟增長。改善民生是人民群眾的愿望。對政府工作而言，將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策目標，新的執政理念，以及服務型政府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

第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與國民幸福指數是雙向制約的關系，正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樣，沒有一定物質財富的積累和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談不上國民的幸福感。而幸福感的提高更有利于社會生產經濟發展。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在當代中國，人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貧窮，大約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質因素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才會越來越大。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美元之后，人們對公共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社會安全保障以及社會公平等非經濟因素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強烈。

第三，對和諧社會的意義。

社會和諧所包括的社會安定、人民團結、生活穩定等要素都是影響人們幸福程度的重要因素，而且，社會和諧的最終目的也應該是人民幸福水平的提高。國民幸福指數指標體系是衡量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指標。通過對國民幸福指數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在綜合發展過程中，認識非經濟因素對可持續發展所可能構成的影響。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考察國民幸福指數，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數的無限增長，而是通過對人們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際關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對工作的滿意程度等指標的調查，綜合算出一個人，一個地區人民的滿意程度，力求通過幸福指數來考察人民群眾主觀生活質量的狀況和變化趨勢，從中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社會和諧程度的高低，進而調整政策取向，促進社會發展和社會的良性運轉。再次，通過對幸福指數的計算以及它的各種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什么是人民群眾最希望解決的問題，讓我們找出主要矛盾并按照輕重緩急來解決問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第四，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

國民幸福指數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啟示通過國內外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到，如果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而社會保障嚴重滯后，則社會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人民的幸福生活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們需要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引入國民幸福指數，以達到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初衷和優化社會保障制度的目的。首先，在國民幸福指數的參照下，社會保障各具體項目應協調發展。其次，在國民幸福指數的參照下，社會保障各子系統需協調發展。第三，注重理論創新。江澤民曾說過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創新就是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一個國家把國民幸福指數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說明大多數社會成員已經開始擺脫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約而產生了更高層次的需求，標志著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對我國而言，通過各種調查統計來研究國民幸福指數，有助于我們了解國民的情緒變化和需求層次、準確把握社會發展的方向和要求，進而制定更具科學性和針對性的政策，促進社會全面發展。

五、結語

國民幸福指數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體系，它對現代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它不僅讓我們了解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還可以為我們解決那些問題提供了一個方向。民生問題是它的主要關注點，通過它可以稍微的讓我們在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平穩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 袁凌新 幸福與國民幸福指數

[2] 樊欣

論國民幸福指數的重要意義

[3] 司秀月

國民幸福指數的研究價值及對策分析

[4] 李茂玲

張衍廣

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評價的新尺度

第四篇：發揮黨建引領作用,不斷提高居民幸福指數

發揮黨建引領作用 不斷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數

（銅陵市銅官山區幸福社區黨工委 2011年11月）

銅陵市銅官山區幸福社區成立于2010年7月，位于我市中心繁華地段，占地面積2.5平方公里，社區住房241棟，7267戶，人口21000多人，轄區有25家企事業單位，社區黨工委下設32個支部，現有黨員1420人。自銅官山區實行社區綜合體制改革以來，幸福社區黨工委發揮黨建引領作用，增強社區黨的領導核心功能，完善社區服務體系，強化居民自治功能、社會管理功能和居委會的監督功能，推行“幸福365，和諧每一天”社區黨建工作新機制,不斷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數”。

一、創新組織設置，著力增強社區黨組織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的領導核心功能

社區綜合體制改革后，社區由過去“街道管”變成了現在的“區直管”，成為黨委、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圍繞讓社區黨組織更好地實現“服務群眾、凝聚人心、優化管理、維護穩定”的功能，我們以優化組織設置為抓手，通過“組建大工委、網格建支部”的模式，使社區黨組織橫向一體聯動、縱向激活末梢，有效增強了社區黨組織在建設文明幸福和諧社區中的領導核心功能。組建大工委。針對不斷拓寬的服務領域對社區服務功能提出的新要求，我們打破基層黨組織條塊分割的傳統模式，積極吸納轄區內市交通局和市商務局黨組織負責人為黨工委委員，組建了社區大黨工委，實現社區黨工委與轄區單位黨組織的互聯互動互促的黨建工作新機制；通過與轄區單位黨組織簽訂“四聯四促協議書”，開展“示范”、“結對”等活動，不斷擴大社區黨建工作覆蓋面，最大限度的整合了轄區資源，實現共駐共建。社區黨建資源由分散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單位“小黨建”向區域化“大黨建”轉變，社區黨組織統籌協調能力得到明顯增強。

網格建支部。我們按照網格化、精細化、責任化的要求，堅持“便于參加活動、便于發揮作用、便于加強管理”原則，建立了30個網格支部、120個樓棟黨小組，構建了“網格建支部，樓棟建小組”的黨組織設置模式；通過社區黨工委“牽線”，30個黨支部與25個轄區單位實現“聯姻”，建立了互幫互助聯建機制；采取網格或樓棟內黨員推選產生支部書記（黨小組長）的方式選好配強支部書記和黨小組組長的骨干隊伍，聯絡樓棟長、清潔工、民警、志愿者等參與社區服務和管理工作，形成了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的黨建網格化管理服務體系。以網格支部為主，服務居民網格支部先行的活動方式，我們全面推進黨員教育管理，有效擴大黨的工作滲透力和影響力。黨員雙崗制。積極推行在職黨員到社區報到，認真填寫《在職黨員社區報到登記表》，建立在職黨員信息庫。采取就近、自愿與組織安排相結合的方式，將報到在職黨員納入社區黨組織管理，編入社區黨小組，實現在職黨員走進社區；結合社區實際，設置了就業培訓、心理咨詢、矛盾調解等20個公益性崗位，依據黨員特長，合理確定崗位，讓黨員“八小時內工作在單位，八小時外服務在社區”，實現在職黨員服務社區；與在職黨員簽訂服務承諾書，制作在職黨員服務聯系卡，記錄在職黨員活動情況，力爭將在職黨員踐諾履責情況反饋給單位并與單位年終考核掛鉤，把在職黨員的管理由“八小時內”向“八小時外” 延伸，由“單位單向管理”向“單位社區雙向管理”轉變，實現在職黨員聯動管理。目前已有472名在職黨員到社區報到并認領公益崗位，黨員雙崗制既整合了黨建資源，促進了區域化黨建工作格局的形成，又延伸了黨員教育管理，增強了黨員的自律意識，同時搭建了黨員聯系服務群眾的平臺，提升了社區服務水平。

二、健全服務體系，切實構建社區黨組織和黨員聯系服務群眾的機制

居民群眾對社區各項服務工作是否滿意、是否贊成是檢驗我們工作成敗的試金石。為此，我們以優化社區服務為著力點，拓寬服務領域、創新服務方式，把社區服務觸角延伸 3 到每一個家庭中，充分發揮黨組織和黨員聯系和服務群眾的作用，讓居民群眾得到更多的實惠。

實行“一站式”服務。我們堅持“在服務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務”的工作理念，整合服務資源，依托“一站式”便民服務大廳，完善服務流程，開展民政、社保、計生等各種服務；在社區服務大廳，設立崗位值班人和黨員先鋒崗，把居民“請進來”，引導居民有序辦理各項事務；落實了AB崗責任制、限時辦結制，實行了社區工作無休息日制度。

實行“精細化”服務。通過“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方式，網格工作者主動“走出去”，深入到居民家中，結合“四大四進四送”活動，廣泛收集居民的社情民意和服務需求；通過在每棟樓房張掛“為民服務網格責任牌”、上門發放服務聯系卡、開設便民服務熱線等方式，實現了社區信息快速收集；通過定期更換樓道溫馨提示內容、社區QQ群，LED電子顯示屏，實現社區信息快速發布對接；通過上門服務、代理服務實現社區事務快速處理；借助社會力量，組建了“扶貧幫困捐助站”、城市生活E站等多個便民服務平臺，細化“居家養老”工作流程，常年接受社會方方面面的捐贈，隨時隨地為遇到難處的居民“搭一把手”，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同時對生活困難、行動不便的老人由社區義工進行“多對一”結對幫扶。

實行“品牌化”服務。結合社區實際，著眼居民需求，在做好傳統服務項目的同時，積極探索貼近百姓生活的服務 4 新途徑。一是成立社區“崗位銀行”，拓展就業渠道。為幫助解決居民的就業需求，社區成立了“崗位銀行”，廣泛收集各類就業信息進行儲備供居民認領，每月召開一次現場招聘會，讓居民在家門口實現就業再就業。社區先后幫助150名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10多名下崗人員實現了自主創業，涌現出銀河餐飲公司、快樂寶貝少兒英語俱樂部這樣的創業典型；二是組建“群眾體育活動站”，改善居民文化生活。建立文藝愛好者人才庫，培養了一批文藝骨干和積極分子，并影響和帶動更多的居民走出家門，1230人次分別參與了“柔力球”、“五禽戲”等9個健身團隊。設立了8個固定的室內外活動站點，利用節假日，集中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體育活動和參加省、市各種賽事和演出。一年來，社區共開展大大小小文化活動多達50余次，做到了周周有節目，月月有活動。今年六月，安徽廣播電視臺綜藝頻道《當紅不讓——紅歌嘹亮》節目走進了我社區，社區的老年合唱團和黃梅戲戲迷們都在節目中一展風采； 三是成立“青少年社會實踐站”，提升居民素質。先后聘請50名老黨員擔任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顧問，成立“童心”小記者站，創辦季刊《連心家園報》。精心設計的以家庭生活指導室、e智空間、幸福聚樂部等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生活e站，融兒童教育、青春期教育、生殖健康服務、心理輔導、糾紛調解于一體，為社區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務。利用市民學校、閱覽室等載體，開展周末紅色電影播放、“周末談法—與居民 面對面”、“鄰里大舞臺”、“銅陵好人”評選系列活動；四是組建“社區平安理事會”，構建安居防火墻。以創先爭優活動為契機，組建“社區平安理事會”，開展“黨員聯戶聯防綜治崗”活動。探索新形勢下流動人口和出租房的管理模式，為流動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務，確保社會安定和諧。同時組建了一支由108名老黨員組成的義務巡邏隊，隊員們每天戴著紅袖章在社區內巡邏，為居民看家護院，努力打造“安心家園”；五是成立“黨員信訪接待站”，創新矛盾調解新機制。32名社區黨員志愿者擔任接待員，在社區輪流坐班，負責接待居民的來訪、來電、來信等事宜，一年來，共接待來訪居民197人次，調解矛盾糾紛50件，確保小問題不過夜，矛盾不出社區，目前，未發生一起越級上訪事件。糾紛的有效化解，使“黨員信訪接待站”成為社區居民的和諧家園。

三、推進基層民主，更加強化社區居民自治功能 新的大社區成立后，社區黨工委積極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形成了黨工委領導、居委會負責、居民參與、中介服務機構協同、轄區單位支持的社區工作機制。

健全組織體系。一是重新選舉社區居委會。成員由社區工作者、轄區單位和轄區知名人士組成，下設民政事務、人口計生、綜治維穩等7個專門委員會。成立了社區居民代表大會和社區議事委員會，設置了居民小組，配置了樓棟長，逐步形成社區居委會、居民小組、樓棟門院上下貫通、左右 聯動的社區自治組織體系；二是組建社區公共服務中心。集中設置“三室四站”等7個專業服務窗口，簡化了辦事程序，縮短了辦結時限，全程實行高效便捷的服務，社區公共服務中心接受社區黨工委和居委會的領導和管理；三是培育發展社區民間組織。2個業主委員會的成立，3個物業管理公司的進駐，為居民提供專業化管理和服務。成立了老年體協、京劇票友聯誼會、寵物驛站等十多個群眾性協會團體，先后為2300多名社區志愿者進行了注冊登記，培育了市建、井巷等2個醫療衛生服務站和1個社區老年公寓專業服務組織，構建了社會化服務體系。

突出讓居民做主。“政府全買單，居民不買賬”，是社區工作者普遍面對的一種“出力不討好”的尷尬。在推進管理創新中，我們把去行政化、強化居民自治作為主攻方向，變過去的“替民做主”為“讓民做主”。以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將小區拆違、環境整治、場所建設等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交由居民自己做主，如今，居民對社區各項事務有更多的話語權和選項；組織居民對政府部門依法行政、履職盡責等情況進行評議和監督。定期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娛樂和自治服務活動，暢通民意訴求渠道，引導廣大居民積極有效參與社區自治，讓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規矩自己定”、“自己的工作自己做”。

強化制度保障。通過召開居民代表大會，擬定和通過了 7 《幸福社區居民代表大會制度》、《幸福社區居民公約》、《幸福社區居民代表議事制度》、《居務公開制度》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民主協商討論群眾性公共事務。嚴格規章制度，落實每周一社區辦公例會、每周三集中學習、黨務居務公開等相關制度，在服務大廳推行承諾制、公示制、“一周一星”服務標兵評選制。確保社區各項工作均能按章辦事，為社區體制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制度保障。

通過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傾情打造“幸福365，和諧每一天”黨建品牌，如今社區居民出現了“三多三少”的現象：理解和支持社區工作的人多了，參加社區志愿服務的人多了，向黨組織靠攏的人多了；孤寡老人和單親家庭的后顧之憂少了，困難病弱貧家庭的困難問題少了，鄰里之間的矛盾糾紛少了，不斷攀升的幸福指數讓社區居民切身感受到了社區體制改革帶來的深刻變化。

第五篇：175幸福指數.doc

是什么決定了“幸福指數”

范家安 “幸福指數”這個詞時下被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事實上，缺什么，補（說）什么。靜心思考，“幸福指數”的命題仿佛是一個悖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與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相比，公務員的住房面積增加了，工資水平提高了，辦公和出行的條件大大改善了，然而，“幸福指數”不升反降。人們不禁要問，是什么決定了“幸福指數”呢？

健康、金錢決定“幸福指數”？

如果把一些名詞用做選擇，某些名詞一定會成為決定“幸福指數”的首選關鍵詞。比如，健康、金錢等等。然而，金錢、健康決定“幸福指數”嗎？答案是否定的。2010年東方衛視中國達人秀節目，顛覆了健康決定“幸福指數”。獲得“中國達人秀”前幾名的，或是缺失雙臂，用腳彈鋼琴；或是身高不超過一米四，永遠長不大的一對侏儒情侶，還有一對來自河南的男女組合——男士缺一條腿，女士少一只胳膊。然而，盡管他們嚴重殘疾缺乏健康的身體，但舞臺下的觀眾讀到的卻是他們的“幸福指數”不斷高漲。連一向眼神舉止乖張的周立波都禁不住問河南的男女組合：“你們是什么關系？”“你們太默契、太幸福啦！”

至如在人們眼中沒有它是萬萬不能的“金錢”，有時確實為人們帶來刺激、方便或短暫的快樂。但它卻無法去決定一個人的“幸福指數”。對于財富不富足的人來說，想象中擁有足夠多的金錢一定會很幸福。但對于財富成功者而言，金錢絕不會決定他的“幸福指數”。西方曾有過一個經典案例：一個億萬富翁從五星級酒店出來，時值寒冬，他瞥見一個乞丐蜷縮在酒店門口睡得酣暢淋漓。此情此景令他痛苦地思索一個問題：為什么自己腰纏萬貫在五星級酒店套房里卻輾轉反側夜不能寐，而一個身無分文的叫花子卻如此幸福地享受睡眠帶來的樂趣？記得一個中國名人——江蘇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也說過，縱使你再有錢，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餐，吃多了撐；一夜也只能睡一張床，換多了會神經質。

簡單和信仰令人幸福

我們不妨暫時擱置是什么決定“幸福指數”這一問題來做一個小小測試。隨意抽查幾個人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凌晨三點一覺睡醒，朦朧之中如果你想到了一個或幾個問題是什么？依據我在給公務員培訓課堂時的調查：甲——領導交待的總結報告還沒寫完，最遲上午九點就得交稿；乙——母親生病了，這個周末是否回家看看；丙——女兒上高中了，究竟是學文科還是理科？丁——天還沒亮？那就再睡一會兒。

這就是我的關于“幸福指數”的測試。結論是，丁的“幸福指數”最高。原因是，丁最簡單，他在正確的時候思考和選擇做最應該最正確的事。大音稀聲，大像無形，大智若愚，大道至簡。故簡單才是大智慧。

毋庸諱言，如果剔除了生活工作中的煩惱和痛苦，意味著“幸福指數”直線上升。然而，煩惱和痛苦總是客觀存在，有時必須學會接受。改變你可以改變的，接受你不可以改變的。抱有如此心態，你才會感受幸福。前不久美國哈佛大學有一個案例，充滿中國元素：一個山西煤老板偶遇某地方官員，幾杯酒下肚，官員說起了大話，“在中國沒有什么事難倒我。”煤老板說，我送你兩千萬，你幫我辦一件事，把我父親的照片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官員一口應允。幾周之后煤老板跑到天安門城樓，一看還是眾所周知的那張畫像，煤老板找到那名官員問責，官員從容地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檔案，一張新制作的身份證，照片就是煤老板本人，姓名寫的是“毛岸青”。哈佛的結論是：如果你改變不了A，但可以嘗試改變B。我們改變不了天氣，可以改變看天氣的心情，我們改變不了他人，但可以改變自己。

除了改變和接受，有些因素也會大大激發我們“幸福指數”。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時候，不言而喻人們“幸福指數”一定超高。這緣于一個名詞叫“信仰”。我 們 不妨從細微之處著手，先發現培養一個興趣，一種愛好，逐漸漸變成一種習慣，一種追求。我本人三十四到四十歲期間忙于工作，從未打過籃球。四十歲后練習打籃球，一打就十年。如今我可以像二十歲人一樣每天在球場上連續奔跑三小時。我在安徽大學（老區）球場上是出了名的。2005年我和兩位球友組織了一個隊參加某跨國公司贊助的三人制籃球賽我的隊還拿了合肥地區總冠軍。我決心在球場再跑25年，跑到75歲（順便提及，安大生物系蔣教授今年80歲，還經常打籃球），每每想到又要打球了，一種幸福感莫名襲上心頭。興趣幾乎變成了信仰。

幸福的源泉來自于思維模式

究其實，決定“幸福指數”的是你的思維模式。既然金錢乃至健康都不能決定一個人的“幸福指數”高低，那就看你用怎樣的思維、怎樣的心情去看待這個世界、去處理你周邊的人際關系以及你面對的多色多樣的問題。孔子為周禮奔波，有時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但這卻并未影響孔子的“幸福指數”。孔子對他最親睞的學生顏回的評價從一個側面映證了孔子的思維模式：“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清朝有一個人報考“公務員”，屢戰屢敗，在即將超齡的最后一年，因為壓力太大失眠去找人算命（用今天的話說叫心理疏導），算命大師不在家，大師的兒子接待了他。他說自己做了三個夢：

一、墻頭上種谷子；

二、下雨天戴著斗笠打傘；

三、喜歡上一個女子和他同睡一張床背對背。大師的兒子非常沮喪告訴他：墻頭上種谷子——空種；下雨天戴斗笠打雨傘——多此一舉；喜歡一女子卻背靠背——有緣無分。此人垂頭喪氣，萬念俱灰，大師回來問明情況，異常興奮地告訴他，回家好好睡一覺你一定會考上的！墻頭上種谷子——高種(中)；下雨天戴著斗笠打雨傘——雙保險；你喜歡一個女子同床而睡背對背，那不就是告訴你，這么多年你等待翻身的時候終于到了嘛！

幸福密碼

美國一學者，在研究“happy”（快樂、幸福）一詞時，驚奇地發現通向Happy的密碼，這個密碼與我提出的思維模式決定“幸福指數”異曲同工。我把這個密碼記下，并作簡單解讀： Happy密碼

幸虧沒有更糟

我最喜歡的是

我要利用這優勢

做個樂觀大師 幸虧沒有更糟：

如果你出門不幸摔了一跤，跌破了頭皮。有人怨天尤人，不必；不妨安慰自己，幸虧沒有更糟，只是跌破頭皮而已。想想這個世界，有人摔斷了腿，有人在交通事故中喪生。我們是何其幸運。我最喜歡的是：

假如挨了領導批評，切莫掛在臉上，更不要和領導狡辯對抗。面對同事異樣目光，你可以在內心里大聲說：我最喜歡的是被領導批評，因為領導重視你，才來指責你的工作，因為領導關心你看重你，才會批評你。改正了錯誤就是進步，把你的改正向領導匯報，領導的印象，你一定是個好同志！我要利用這優勢：

天冷降溫不小心感冒要打點滴。一定不要發牢騷鬧情緒（這樣會影響藥效），給你建議，把你喜歡聽的音樂，喜歡看的書準備好，想想，終于有一個寧靜的時間不受打擾可以好好享受這精神大餐，多么幸福啊。

如果你記不住happy密碼，美國學者很聰明，讓你用“happy birthday to you” 來套唱。調動你左腦的功能，你就很難忘掉。

幾天前，我手下一位女孩子在逛商場時手機被偷。因為大量的手機號碼、音樂圖片丟失，心情極為不爽。我讓她唱happy密碼，她說沒情緒不愿唱，我給她編了一首歌，我們大家一起唱：

幸虧沒有更糟

只是丟了個手機

我要利用這優勢 重新買個新的

才唱了第二遍，她就跑到樓下諾基亞專賣店買了個新手機。大家都在忙活著幫她下載，沒一會兒就歡天喜地了。只是后來鬧了個小小插曲，她用新手機給老號碼發了條短信：手機你可以拿去，把卡還給我。小偷居然回了條信息：請帶上充電器來取。

（作者為職場培訓專家，有“激勵大師”和“調情高手”之美譽，“調情”為“調節情緒”的簡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