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井岡山出身的將軍

井岡山出身的將軍

井岡山出身的將軍

井岡山會師是指1928年4月28日(三月初九)，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在井岡山的勝利會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由南昌起義部隊余部和湘南農軍組成的工農革命軍，與毛澤東率領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后組成的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勝利會師。為了紀念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師，朱德曾賦詩道：“紅軍薈萃井岡山，主力形成在此間。領導有方在百煉，人民專政靠兵權。”

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使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支具有北伐戰爭傳統和戰斗力很強的部隊聚集到一起，不僅大大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力量，而且對紅軍的創建和發展以及井岡山地區的武裝割據都有重大意義。

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創建的紅5軍主力800多人，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來到井岡山同紅4軍會合。井岡山又多了一支革命勁旅。平江起義后，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5軍不畏千難萬險，轉戰數千里，突破敵人的重重圍追阻截，歷時近5個月，終于實現了井岡山的第二次會師。這次會師，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的武裝斗爭力量，使之成為全國各根據地中人數最多、戰斗力最強的一支紅軍。

1927年10月27日，秋收起義后遭受挫折，在三灣經過整編，只剩下一個團的建制的的秋收起義部隊，在毛澤東帶領下，開進了井岡山腹心地帶的茅坪，至此，才開始建立了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工農武裝割據的根據地。翌年4月底，與湘南地下黨組織一起發動了湘南暴動的南昌起義朱德所部，在起義失敗后，和湘南農民軍一道，也開赴井岡山寧岡地區，與毛澤東所率部隊會合，共同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四軍以朱德為軍長，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王爾琢為參謀長，陳毅為政治部主任。這支部隊以星火燎原之勢由小到大，逐漸東移南下，和后來平江起義上井岡山的由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紅五軍一道，共同開辟了贛南、閩北各根據地，并將這些根據地連成一片，創建了后來擁兵十萬的中央蘇區。從那時起，經過東征西殺，萬里長征，抗日和解放戰爭，最初上井岡山參與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將領們，其活著的人已經不多了。但是作為開國元勛，他們有資格在史冊上占有一席地位。雖然，相對于死者和無名者，他們是幸運的，劫后余生，碩果僅存的天之驕子。

為了清楚期間，現以各自起義系統，以軍階地位，列建國后健在將校姓名身份如下：

一、秋收起義諸將：

毛澤東（略）。

羅榮桓：元帥，湖南恒山人。1927年入黨。秋收起義后由連黨代表升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長征后任八路軍一百一十五師政治部主任，代師長兼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野戰軍政委，四野政委。建國后，任軍委總監察署署長，總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長。

譚政：大將，湖南湘鄉人。1927年入國民革命軍參加秋收起義，由紅四軍前委秘書升任紅一軍團一師政委。長征后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戰爭時任東北野戰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總政治部主任。

朱良才：上將，湖南汝城人。大革命時期入黨。上井岡山擔任紅四軍軍部秘書，后為紅五軍團十五軍政委。長征后任紅三十一軍政治部主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建國后為北京軍區政委。

楊立三：湖南長沙人。1927年入黨。秋收起義后開辟中央蘇區，任紅一方面軍軍部副官長兼總經理處長。長征后任八路軍兵站部長和總供給部長，前總副參謀長兼后勤部長。中央軍委后勤部長兼華北軍區后勤司令部司令員。建國后為人民解放軍財務部長。早逝。

宋任窮：上將，湖南瀏陽人，1926年入黨。瀏陽工農義勇隊中隊黨代表，參加秋收，后任紅五軍團師政委，中央軍委干部團政委。長征后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兼政委，八路軍一百二十九師政治部主任。東進縱隊政委，平原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華東野戰軍第三副政委。建國后，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

張宗遜：上將，陜西渭南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學習，并由團員轉入黨。由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連長參加秋收起義，任紅十二軍軍長，紅軍大學校長。長征后，任八路軍一百二十師三五八旅旅長，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建國后任總參副總參謀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總后勤部長。

陳士榘：上將，湖南宜章人。1927年由團入黨，秋收起義開辟中央蘇區后任十三軍代軍長。參加長征，抗日時任八路軍一百一十五師參謀長兼濱海軍區司令。解放戰爭時任第三野戰軍參謀長兼第八兵團司令。建國后任工程兵司令員。

黃永勝：上將，湖北咸寧人，1927年6月入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9月參加秋收起義，上井岡山，開創中央蘇區中升任紅十一軍師長。參加長征，后任一百一十五師團長，晉察冀軍區熱遼縱隊司令員。解放戰爭為六縱隊，十三兵團司令。建國后任志愿軍十九兵團司令，廣州軍區司令，總參謀長。林彪集團成員。

江華：湖南江華人，瑤族，原名虞上聰，1926年由團轉黨。歷任茶陵縣委書記。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中央警衛團政委。長征后任中央軍委四局局長，八路軍蘇皖縱隊司令員兼政委，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任安東省委書記，建國后為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最高法院院長。

何長工：湖南華容人，參加過“五四”運動，后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由團轉黨。秋收起義后，任紅軍二十八團黨代表，十三軍政委。長征時任紅九軍團政委，干部修養連指導員。后任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東北軍政大學代校長兼通化軍區司令員。建國后任地質部副部長，軍事學院副院長。

韓偉：中將，湖北黃陂人，1926年入黨，入葉挺獨立團北伐。大革命失敗后參加秋收起義，任福建軍區參謀長。長征后任熱河軍區司令員，華北軍區六十七軍軍長。建國后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

譚希林：中將，湖南長沙人，1926年由團轉黨，1927年入黃埔軍校。秋收起義后任紅軍隨營學校校長。紅二十一軍代軍長。長征到陜北，任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參謀長，新四軍七師代師長，膠東軍區司令員，二野三十二軍軍長。建國后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宋裕和：湖南汝城人，1927年入黨。汝縣農會主席，秋收起義后任中央軍委三局局長。長征后任新四軍軍需處長，兼供給部長，華東軍區司令部后勤部長。建國后任總后勤部副部長兼營房部部長，建筑工程部副部長。文革致死。

劉先勝：中將，湖南湘潭人。1924年入黨，安源路礦罷工參與者。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一師二團連長。后任紅九軍團三師八團政委。長征后任新四軍一師十八旅旅長。建國后為江蘇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楊梅生，中將，湖南湘潭人。1926年入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參加秋收起義，1928年入黨。后任湘贛紅軍第三師師長。長征后任中央軍委警衛營長，熱河軍區代理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四十六軍軍長。建國后為湖南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劉生標：江西安福人，農民赤衛隊長，農協會長。參加開創井岡山等根據地的斗爭和長征。建國后任國家經委委員兼物資管理總局副局長。

宋新懷：湖南醴陵人，大革命時期入黨。秋收起義上井岡山任共青團特委書記。長征后進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解放戰爭時期為遼陽市委書記，遼南市長。建國后任湖南省總工會主席。

慕容楚強：湖南瀏陽人，1925年入黨。秋收起義后任紅五軍團政治保衛部執行部長。長征到陜北任陜甘寧邊區保衛處執行部長，瀏陽地下縣委書記。后長期從事地下工作。

二、湘南起義諸將：

朱德（略）。

林彪（略）

陳毅（略）。

粟裕：大將，湖南會同人，1927年由團轉黨。參加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任紅六十四師師長，紅四軍參謀長，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參謀長，閩浙軍區司令員。抗戰后由新四軍二支隊副司令升任一師師長兼政委。解放戰爭曾任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建國后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參謀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兼第一政委。

楊至成：上將，貴州三穗人，1926年入黃埔學習，27年入黨。參加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歷任紅四軍、十二軍副官長，紅軍總兵站站長，中央軍委總供給部部長。參加長征，1938年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46年歸國任東北人民解放軍軍需部長。建國后，任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

張際春：湖南宜章人，1926年入黨。湘南起義上井岡山任紅十二軍三十五師政委，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參加長征，任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戰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國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兼組織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文革迫害致死。

陳光：湖南宜章人，赤衛隊長，1927年入黨，參加湘南起義。曾任少共國際師師長，紅一軍團二師師長。參加長征，歷任八路軍一百一十五師三四三旅旅長、代師長，松江軍區司令員兼哈爾濱衛戍司令。建國后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兼廣州警備區司令。1954年被打為反黨分子，病逝。

趙爾陸：上將，山西崞縣人，參加南昌起義，同時入黨。任紅四軍二十九團團長，紅一軍團供給部長。參加長征，歷任八路軍總供給部長，冀晉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華北軍區參謀長，第二野戰軍第二參謀長。建國后，任一機部長，國家經委副主任，國防工辦常務副主任等職。

唐天際，中將：湖南安仁人，1925年入團，同時入黃埔軍校學習，1926年入黨。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副連長。參加南昌起義，湘南起義，上井岡以后，歷任紅十五軍政治部副主任，三十一軍參謀長；太岳軍區四分區司令員，東野十二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國后，任四野二十二兵團政委，防空軍政委，總后副部長。

歐陽毅：中將，湖南宜章人，1926年入團，翌年入黨。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上井岡山。歷任紅四軍一縱政委，紅五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參加長征，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保衛部部長。建國后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炮兵副司令。

蕭新槐：中將，湖南宜章人，1927年入團，參加湘南起義，28年人黨。歷任紅九軍團三師、第九團代理參謀長。參加長征，歷任八路軍一百二十師獨立二支隊司令員，第二十兵團第六十六軍軍長等職。建國后，任山西軍區司令員。

譚冠三：中將，湖南耒陽人，1926年入團轉黨，參加秋收起義，湘南起義。任紅一方面軍團政委。長征后，歷任冀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豫皖蘇八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建國后任西藏工委第二書記，西藏人民政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

王紫峰；中將，湖南耒陽人，1927年入黨，湘南起義后，逐步升任紅一軍團直屬隊總支書記。長征后任冀中軍區四分區政委。晉察冀軍區直屬政治部主任；軍委二十兵團六十六軍政委。建國后為山西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陳正人：江西遂川人，1925年由團入黨，大革命失敗后領導萬安起義，1928年上井岡山。任江西省委書記，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參加長征，后歷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吉林省委書記。建國后，任江西省委書記，八機部部長。

曾志，湖南宜章人，1926年入黨，任中共郴州特委秘書長。陶鑄夫人。上井岡山后，任中共紅四軍前委組織干事，閩南、閩東特委組織部長。長征時留在根據地堅持斗爭，抗戰時任中共湖北省委婦女部長，1939年赴延安，任中央婦委秘書長；建國后任廣州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譚政文：湖南資興人，1927年入黨。翌年參加湘南起義，任閩贛軍區保衛部長。長征到陜北，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地方工作部部長，晉綏軍區政府公安局長。建國后任高檢副檢察長。

伍云甫：湖南耒陽人，1926年入黨。參加秋收和湘南起義，任中央軍委三局政委。長征后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建國后任衛生部副部長，中央監委候補常委。文革致死。原體委主任伍紹祖之父。1939年4月6日出生于西安，衡陽耒陽市南門外松茂堂人。父親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紅軍電臺的奠基人、紅軍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始人伍云甫，母親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民政部顧問熊天荊。

劉型：湖南醴陵人，1926年入中央軍事政治干部學校武漢分校，翌年入黨。秋收起義任萍澧游擊營營長。1928年率部上井岡山，歷任紅十五軍政治部主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八路軍南下支隊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十縱政委。建國后為農墾部副部長。

王云霖：少將，湖南衡陽人，1926年參加北伐。南昌起義后參加湘南起義，入黨。由軍醫主任升任紅一方面軍第二兵站醫院院長。長征后任八路軍野戰醫院院長，晉冀魯豫邊區總衛生部部長。建國后為空軍總后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長。

三、平江起義諸將：

彭德懷（略）。

滕代遠：湖南麻陽人，1925年由團轉黨。任中共醴陵縣委書記，湘鄂贛邊區特委書記，參加領導平江起義。任紅五軍黨代表，紅三軍團政委，紅一方面軍副政委。出席共產國際七大，抗戰時期，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十八集團軍參謀長，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中央軍委鐵道部長。建國后為鐵道部長，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全國政協副主席。

彭紹輝：上將，湖南湘潭人，1927年參加國民革命軍，平江起義后入黨。任紅三軍團一師師長，少共國際師師長。長征后任八路軍一百二十師三五八旅旅長，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第七分校校長。解放戰爭為第一野戰軍七軍軍長。建國后為軍事科學院副院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甘渭漢：中將，湖南平江人，1927年入黨，翌年參加平江游擊隊。任五軍六團政委，紅三軍團供給部政委，紅二十九軍政委。長征后任八路軍一百二十九師三八四旅政委。冀魯豫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華北軍區十四縱隊政委。建國后為二十兵團政治部主任，沈陽軍區第二政委，總政副主任，中央軍委紀檢書記。

陳再勵：湖南平江人，1926年由團轉黨，平江起義后任五軍一縱特務大隊黨代表，湖北鄂南特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新四軍政治部民運部長，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民運部長。建國后，為廣西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1957年被劃為右派。

吳國華：大校，湖南平江人，平江起義后隨五軍上井岡山，1932年入黨。長征后任紅二方面軍衛生部政委，晉察冀軍區衛生部副政委，華北軍區衛生部副政委。建國后任徽州軍分區副政委，空軍第五預備總隊政委。

據黨史、軍史記載，有文字資料可查的井岡山將領共有九十五人（不含王佐、袁文才）。解放后健在僅四十四人，一人被打成反革命早逝（陳光），一人右派（陳再勵），文革前政治運動受迫害二人（彭德懷，譚政），文化革命致死三人（不含彭總）。兩位淪為叛逆（林彪，黃永勝），善終者僅三十五人（有三分之一在文革遭受迫害）。

在沒有活著看到曙光的五十一位將領中，三十四人血灑疆場，七人刑場和監獄就義，六人英年早逝，四人被自己人殺害（余賁民：湘鄂贛省委軍事部長，1933年初肅反被監禁，死于獄中。宛希先，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軍官，紅四軍十師黨代表，1932年被打成AB團殺害；陳東日，黃埔生，中央軍委警衛團政委；鄧允庭，湘南起義領袖，紅四軍三十三團團長。王佐，袁文才不計在內，他們為原在井岡山扎營的綠林）。犧牲的將領們著名者如紅一方面軍參謀長朱云卿（病故），紅六軍軍長黃公略，十五軍軍長鄧毅剛，十六軍政委鄧乾元，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紅四軍參謀長王爾琢，紅一軍團十二軍軍長伍中豪，鄂贛軍區司令徐彥剛，紅二十一軍軍長胡少海，三軍團八軍軍長李燦，紅五軍政委張文彬，紅七軍政委劉輝霄，粵贛省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等。而沒有留下姓名，或沒有文字記載的普通士兵和下級軍官更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

中國任何一部改朝換代的歷史都是血寫就的，愿先烈們美好的理想不要成為空想。愿他們為之浴血奮斗的事業，永遠光明燦爛！

第二篇：英雄不問出身

英雄不問出身--中專生如何征服沃頓商學院

有一個中專生，幾經奮斗最終被美國名校沃頓商學院MBA錄取。

聽人說，90年代，沃頓商學院連續8年在全美排名第一，它每年只在中國招收20名學生等等。能被沃頓錄取，我想這樣的成功，離普通中國人太遠。

中專生名叫喬惠存，一個來自東北齊齊哈爾的男青年。

喬惠存大致經歷是：15歲考上遼寧輕工學校，中專畢業，到齊齊哈爾明月啤酒集團當技術員;24歲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經濟學研究生；26歲在幾千名求職者中被中信總部錄用；29歲辭職當老板，創辦咨詢公司；32歲，經過兩年的考試和申請，被沃頓商學院MBA錄取，現在美國念書。

“我最大的優勢就是我的執著”

我見到剛剛回國的喬惠存。印象中他對我說了這樣一段話：“我最大的優勢就是我的執著：做一件事，一定要做到底，一定要做成功！我相信這句話：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發生的！如果我們能有這樣的理念，成功實際上離我們并不遙遠。”

不錯，這一特點早在上中專時就顯現出來，現象是跑步。

喬惠存中專時堅持天天跑步，晨跑4年，從沒間斷過，他永遠比同室人早起兩小時。

“開始我也起不來，我們寢室8個人，早晨都不吃早飯，8點爬起來直接去上課。我想要自己改變這種習慣，每天早晨6點起床跑步。可第一天起不來呵，一屋人都睡著，東北冬天多冷呵，零下二十幾度，一出被窩凍得要命，我堅持早起4天，好了，不再覺得不舒服。

“有種理論說，人用三周時間就能改變一種習慣，我只用了4天。再比如說我練字，我母親說我字寫得不好，將來簽個字什么的多難看，我就開始練，每天值日生掃教室的時候，在一片灰塵飛揚中我練半小時書法。到后來，跑步呵，練字呵，我不覺得有多痛苦，反倒能從中找出很多樂趣。”

喬惠存的好學和自律，讓人覺得近乎殘酷，一些成年人都做不到的事，他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卻做到了。像練吹口琴，他直練得嘴唇都磨破了。中專4年，幾乎沒看過電視、沒讀過小說。

“這個社會倒底需要什么樣的人，我會按這個標準來塑造自己。這個過程會很痛苦、很枯燥，但我能忍受。因為每成功一步，我都會受到鼓勵，有成就感，比如像我學外語。”

16歲時，他寫了一篇日記，總結了10個必須學英語的理由。他們中專的校長常說：懂技術、能管理，會一門外語，是復合型人才的標志。

“我想我必須成為復合型人才，必須學好英語。英語自學我堅持了11年，從中專第二年一直到畢業，每晚我站在走廊里，用小收音機聽大連外國語學院的美國英語講座，11點聽完了再睡。上英語課，每次大家都答不上來的問題，老師才會叫我答，他說我是班里的?英語王牌?。

“我的動力和毅力來源于我的夢想----成功。我有成功的欲望，而且非常強烈，越強烈我越想實現它。”

英語帶給他新的機會

研究生畢業后，喬惠存去了他最想去的公司中信總部。“所有的人都不信，像我這樣的經歷，會被中信錄用，他們還不信我沒走后門。在中信，我不認識一個人，只遞了份簡歷，據說往中信扔的簡歷有4500份，最后只錄取了9個人。

“我也好奇為什么選中了我，后來聽說是因為我的經歷特殊，中專畢業，又在工廠工作那么多年，還有亞冬會給我寫了兩頁紙的推薦函……”

19歲，喬惠存的同齡人剛上大學，而他已經回齊齊哈爾，到啤酒廠上班。在工廠5年，給了他很大空間，包括各種學習。

“工廠的學習環境和氣氛很差，大家只喜歡喝酒和賭博。我對他們說；第一我不會打牌，第二也不會喝酒，就坐門口給大伙兒把門吧。我申請了這樣一個看門的角色，坐門口看我的《新概念英語》。利用這5年時間，我把一至四冊老老實實看了5遍。”

有次，喬惠存去北京參加一個國際啤酒研討會，會上，只他一個人能用英語跟外賓對話，所以受到矚目，拿到了所有的演講稿。他用半年時間把這幾萬字的演講稿、專業論文翻譯出來，并寄給當時的中國啤酒協會會長齊志道。

“老先生居然當天給我回了信，5篇譯文全部發表。這事在我們啤酒集團很轟動，因為有史以來沒人在國家一級啤酒雜志上發表過文章。”

在喬惠存看來，工廠的機制不是按人的能力來評價、選拔人的，于是決定先讀兩年研究生，充實一下自己，然后再做新的決擇。

考研究生，對他這個中專畢業的人來講是極大的挑戰。在啤酒廠開報考證明時，別人根本不信他喬惠存，還能考上哈工大經濟學研究生。

考研前，他挨個兒去見導師，都不愿要，原因是沒錄取過中專生，怕他即使考上了也跟不上。但考試時，喬惠存的英語成績排名第一，復試也是第一。33人報考，最后錄取了3個人。

他的導師開始也不想要，但后來說：“我不在乎他只有中專學歷，就看中他英語比較好。”

“現在看來，在這樣一個大型國企、這樣一種機械化大生產的管理模式下工作5年，對我是極寶貴的經驗，對我后來的學習和發展都大有幫助。比如讀書時，我的很多同學，包括現在的外國同學，都沒有這種工作和管理經驗，我能講出的東西，他們根本不知道。”

“實戰”中的危機讓喬惠存選擇了留學

“念研究生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折點，當時我有?轉正?的感覺，我終于能進正規、名牌大學讀書了。哈工大是黑龍江最好的學校，對我來講是殿堂。入學前半年，我瘋狂地學習，英語提前過關，后半年免修，這使我的研究生生活豐富多彩，否則我會被困在學習里。

第三屆亞洲冬季運動會是1996年在哈爾濱召開，1994年底開始前期籌備。導師把自己帶的5個研究生都推薦去了亞冬會，面試后，喬惠存和另一個同學留下來。

喬惠存認為他在亞冬會組委會受到的“實戰鍛煉”，比MBA的案例教學還管用，尤其是談判。

“組委會剛成立時，我們什么通訊設備都沒有，領導讓我出去談幾臺尋呼機回來，我就去了哈爾濱最大的一家尋呼臺，這是我談的第一個項目。

“人家問我贊助了尋呼機，我們能有什么好處？我說可以替你們做廣告，開通一條?亞冬會熱線尋呼?專線，結果我一次拎回5臺尋呼機。

“因為不夠分，第二天我又去了，這次想簽約它為?亞冬會指定尋呼臺?，老板說你得答應我個條件，我就簽。他說你畢業后，就到我這工作，我給你一個公司做經理。我說我才25歲，他說沒關系，我說行呵，結果他就簽了。我又拎了幾臺尋呼機回去，受到領導表揚。第二天，我為這家尋呼臺策劃的宣傳儀式轟動全市。”

當喬惠存10分鐘內簽下“韓國大米”為“亞冬會指定大米”的贊助合同后，當即被投資老板任命為組委會洽談部主任。后來他們連續為亞冬會簽了方便面、礦泉水、可口可樂等一系列贊助合同。

“從1994年干到1995年底，整一年，我們這個部一共談成了1500萬元的贊助。亞冬會這份工作，讓我全方位地進入商業領域。在拉贊助的同時，我要幫助企業策劃，它怎樣利用亞冬會賺錢。到最后，我能在30分鐘內，策劃出一個客戶滿意的建議書，我日后從事咨詢業的許多理念，就是那時建立的。”

“我就是喜歡干有挑戰性的工作。中信公司是我工作過的最好的公司，我在中信學到的東西，是我一生不能忘的。但在中信干到第3年，我想更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能量，而它給我的空間和我想要的有一定差距，我就決定離開了。”

1999年，喬惠存注冊了自己的咨詢公司“京城信達”。他說干公司這3年，最大的感受是特別痛快。“我們跟客戶談判，幫企業出主意，創造了很多價值，我能看到自己幫別人賺了很多錢，當然我自己也掙錢了，否則，我就沒能力支撐連續兩年的留學申請，包括各種考試費用。因為我底子差，所以我考的次數比較多，光是GMAT就考了6次、雅思3次、托福一次。”

“我決定留學是在我的公司鼎盛時，我們剛接下一個展覽中心咨詢項目的單子。這個單子是與世界知名的M國際咨詢公司和財政部下屬的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國有公司艱苦競爭后得到的。這次成功的挑戰給我帶來了成就感，更帶來了危機感。

“據說M公司在這個單子上花了兩年時間，開始我根本沒想和它競爭，我只是家小公司，它是國際--流的咨詢集團，只招清華、北大這類名牌學校的畢業生，或是畢業于美國、歐洲名校的畢業生。”

他想與M公司合作，直接把電話打到了項目經理的辦公室，但遭到了拒絕，人家說：“我們從來不跟小咨詢公司合作。”

“那咱們見個面聊聊，行嗎?”他又問。

“我們沒有時間。”電話被掛斷了。

“我有這樣的心理：當別人蔑視我、嘲笑我、嫉妒我、排擠我時，我只有一種方式來回應：我要做得更好！放下電話后我默默地想，我一定要成功！我什么怨恨都沒有，既然拒絕跟我合作，那我就跟你競爭，別看我小，但我有我的優勢。”

在爭來生意連同自尊的同時，喬惠存也認清了去路：“我知道自己已有的知識不夠用了，憑我的實力和學歷，是很難跟國際知名企業競爭的，可能偶爾我會贏，但最終還是競爭不過人家。而且我的公司很難做大，很難超越。我要留學，我得充電。”

2002年7月，喬惠存奔向了他夢中的美國。

“美國沒有我想像得好，但沃頓比我想像得要棒。從外邊看，它新建的大樓，設施是全美國、也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從里邊看，我所接觸的同學，個個不僅聰明，而且非常優秀。半年讀下來，解釋了許多我以前的困惑，糾正了我很多錯誤的理念，在這里學到的金融知識，是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的。在沃頓，有幾十個國家的人，這里交融著世界各種文化……，到沃頓讀書，我想我來對了！”

第三篇：遇羅克及其《出身論》

遇羅克及其《出身論》

——探求與反思 學生：林一川 指導老師：周山仁

內容提要 本文從文革時期一位敢于反對“血統論”這一反動觀點的年輕思想家遇羅克的遭遇出發，旨在引發讀者對文化大革命這一段混亂時期的關注與反思，同時對于“血統論”這一思潮在當今社會的反撲進行批駁。對于遇羅克的生平，本文的主要從遇羅克的日記以及遇羅克親人的傳記記載內容出發，從遇羅克的生平和遇羅克的著作《出身論》問世的前后進行探究。從而引史喻今，對當今社會上存在的血統論思潮進行批駁，并提出自己的觀點。不僅是對中華民族歷史的正視，更是著眼于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大計。

關鍵詞 遇羅克 文化大革命 出身論

Summa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e dared to oppose “family origin” the reactionary views of young thinkers Yu Luoke encounter starting, designed to lead to readers'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fusion, at the same time for “family origin”refute this thought in today's society counterattack.Yu Luoke's life, the main departure from the biography content of of Yu Luoke the diary and Yu Luoke relatives, explore life Yu Luoke the and Yu Luoke the book “origin of” the advent of the before and after.Cited the history of metaphor today, refuting the thought of today's society, the family origin, and to put forward their views.Not only to face up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cuse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Keywords Yu Luo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origin

一、遇羅克其人其事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十年，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上到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高級領導干部，下至各界知名人士及群眾均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批斗與迫害。同時全國各級黨政機關長期陷于無法正常工作的狀態。公安、檢察院、法院等本應獨立的司法機關均不能正常工作。在經濟上，同時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經濟結構失調，管理體制僵化。人民生活水平相比于建國前10年基本上沒有提高。新中國在這場災難中失去了一次重要的發展機遇，不但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距離。而在教育科學文化方面，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領域一片凋零，在一段時期造成了嚴重的文化、科技和人才的斷層。這段時期對知識分子的壓制尤其對后世影響之甚，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國民科教文體制的恢復，同時改革開放時期國民經濟的建設影響巨大。這是思想專制，言論不能自由的一個灰暗的時期，有些知識分子選擇明哲保身，但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總是不缺乏那些敢于發出自己聲音的勇者，遇羅克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遇羅克，對于這個名字現代青年人或許非常陌生，但是在40多年前，他的言論曾作為知識分子在黑暗中的一盞明燈指引著敢于呼喚真理和自由的人們繼續前進。德國著名思想家康德曾說過：“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經常、持續地對它們反復思考，它們就總是以時時翻新、有增無已的贊嘆和敬畏充滿我們的心靈：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則”。遇羅克即是在這黑暗中仍然保持獨立思想，能夠仰望星空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佼佼者之一。遇羅克，1942年出生在北京，其父遇崇基曾經在早稻田大學就讀，其母王秋琳生長在一個資本家家庭，曾經前往東京女子高等商科學校深造。據遇羅克其弟遇羅文在2000年編著的紀實長篇《我家》中詳細記載，遇崇基因在1957年反對當時的“小匯報”制度，并說了一句“人與人、冷冰冰”，從而直接被打成右派，送去勞動教養，王秋琳也因對當時被錯劃成右派的“救國會”七君子之

一、中國資信業第一人的章乃器表示同情，也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勞動。因為他父母在1957年均被打成了“右派”，高中畢業的遇羅克失利于1957和1958年的兩次高考，均因為自己的身份問題被學校拒絕。從學生時代，遇羅克就對塵世冷暖擁有了自己的想法，對于劃成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歷史現象產生了質疑。

為了更加去親近社會，了解人民大眾疾苦，遇羅克自愿前往北京南郊農村。1961年過年前，遇羅克被準許前往大興紅星公社舊宮大隊的菜園小隊插隊。但在農村，遇羅克卻看到“血統論”的現象比想象的更加嚴重也更加殘酷：許多地主和地主家的小孩子都被批斗死。而當時公社的領導干部把這種批斗方式形象的稱為“連根拔”。遇羅克意識到，出身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他開始著重研究它，并更加刻苦的練習寫作。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課余時間，他在小屋里顯眼的地方，貼上了一個紙條：“談話請勿超過十分鐘。”他認為無論是“鴻儒談”，還是“白丁往來”，都是一樣浪費寶貴的時間。在離開農村前，他留下了一首詩抒發他對于出身問題探討，并立志于解決的決心：“千里雪原泛夜光，詩情人意兩茫茫。前村無路憑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長。”1964年，當時患有嚴重神經衰弱問題的遇羅克回到北京城里。在回到家中，他的臥室兼書房陳設非常簡單：一張搭成的木板床，一個簡易書架，一張木板釘成的桌和兩個方凳。桌面上粗糙，糊上一層牛皮紙，墊上一塊玻璃板。墻上掛有兩幅國畫，是徐悲鴻的《駿馬》和《逆風》，他又自己寫了一條橫幅“山雨欲來風滿樓”，貼在墻上。直到遇羅克犧牲前，他一直在這間不足10見方的小屋里生活。

遇羅克在回家后曾經在一所小學擔任過老師，不過不就之后學校就因為其出身于右派家庭將他辭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機器廠，由于沒有中專技校等經驗，只能從學徒工做起。在工廠當工人的空閑時間中，遇羅克從自己聯系到整個社會，并大量的閱讀各種書籍，對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以及造成這種不公的現象的原因進行深入的思考。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而真正掀起了影響中國達到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初，遇羅克便給《文匯報》寄去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與姚文元同志商榷》。據遇羅文記載，遇羅克在文章發表后，有些興奮的說：“我總算為吳晗還擊了幾下，出了一口悶氣”而根據蘇雙碧所摘抄的遇羅克的部分日記，他在1966年5月的日記中寫道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說假話，欺騙人民。希望現實也去遷就那些假話。??但是，在事實面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會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么不正常，即可作為明證。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

一、死不低頭;

二、開始堅強最后還堅強。㈠與此同時，遇羅克還有那首著名的遺詩《贈友人》流傳在世。攻讀健泳手足情，遺業艱難賴眾英。未必清明牲壯鬼，乾沖特重我頭輕。在這段時期，遇羅克已經對中央發動的這一場革命提出了自己的嚴重質疑，并抱著敢于犧牲的精神為了真理抗爭。

1966年7月，他寫出了《出身論》這一篇昭示真理的文章，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1967年4月17日，當時的中央文革發文宣稱《出身論》是反動的。1968年元旦，遇羅克最終被捕。據張朗朗于2010年4月14日在《南方都市報》刊載的文章《在死刑號的日子》稱，遇羅克作為其在死刑號里的獄友，張朗朗客觀地談到，實際上遇羅克根本不用死，他完全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經常跟我說，他最喜歡的詩是“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他有種盜火者的心理，覺得像他們這樣所謂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犧牲的勇氣。他想做這樣一個先例。換句話說，遇羅克完全是抱著必死的決心提出《出身論》的觀點。㈠ 祝曉風，張潔宇﹒遇羅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來的,炎黃春秋，2004，5：57 1970年3月5日，遇羅克慘遭殺害。從遇羅克被逮捕，所謂紅衛兵對遇羅克審訊了近八十余次，希望能找到“現行反革命”的罪證，從而名正言順的殺害這位無辜青年，但是他們沒能從遇羅克口中撈到半點證據。根據徐曉、丁東、徐友漁編著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記載，遇羅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彈，預謀暗殺毛澤東。1967年夏天，《中學文革報》的大部分成員到東北去看武斗的熱鬧，遇羅克在長春車站趕上發武器，就帶了手榴彈回到北京，后來又害怕被查出來，想到香山埋了，就這樣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決書上寫的是：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的序言中，徐友漁把思想者分成兩類：一種人提出復雜、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澀的理論，另一種人則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蒙昧和謊言時代道出常識般的真理。遇羅克是后者的代表，捍衛的是常識，付出的是生命。㈡

至于遇羅克冤案的披露以及后來為外人所知，據祝曉風、張潔宇于2004年在《炎黃春秋》第5期發表的文章《遇羅克案冤是如何披露出來的》稱在1978年冬，遇羅克母親王秋琳登門拜訪《光明日報》編輯、記者蘇雙碧。兩人共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檔案館查詢資料，匯報至北京市公安局，并由胡耀邦親自批示予以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再審判決：“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以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以糾正，宣告遇羅克無罪。”㈢最終，這位敢于站出說出這既定的真理的英雄名譽最終得到恢復，鮮血澆灌的真理之花最終得到在1979年恢復名譽之后，1980年6月，《新時期》雜志第4期登出了光明日報記者蘇雙碧的文綻放。

章：《逆風惡浪中的雄鷹———遇羅克》。1980年《北京日報》再次全文刊發了該文章。1980年7月21日、22日，《劃破夜幕的隕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一文問世。王晨、張天來向民眾詳細介紹了遇羅克寫下《出身論》的前后，和在牢獄中的斗爭。遇羅克的著作在黨報上最終得到承認，不過遇羅克仍沒能獲得“烈士”稱號，僅僅被平反而已。該文章高度評價了遇羅克，認為遇羅克敢于在10年**黑暗中，能夠站出來喊出自己的聲音，與那些能夠進行發明創造的明星一樣，均將受到人民的稱頌。遇羅克被譽為“劃破夜幕的隕星”，這位敢于站出來反對權威的先驅者終于得到了國家的承認。遇羅克隨后以“文革”中為堅持真理而獻身的英雄而被全國人民所熟知。

然而對遇家來說，文革永遠對他們造成了永世無法磨滅的傷痕，在文革時期，屬于“黑五類”家庭的遇家全家遭難，一家六口人五口人在坐牢。只到1979年平反之后，遇家再也沒有回到正常的生活上來，遇母于1983年，遇父于1988年相繼去世，唯一讓兩位老人感到欣慰的是，他們均等到了遇羅克平反和自己均不是階級敵人的那一天。

著名現代詩人北島在20世紀80年代為遇羅克做了兩首詩，獻給了這位生命獻給真理的烈士。《宣告---獻給遇羅克》和《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是北島做為傷痕一代現代詩詩人的代表對遇羅克精神最好的贊揚。

宣告---獻給遇羅克 也許最后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㈡㈢ 徐曉,丁東,徐友漁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3 蘇雙碧﹒我所了解的遇羅克冤案﹒炎黃春秋，1999，6：35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孔里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

我，站在這里 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 為了每當太陽升起 讓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過整個國土 悲哀的霧

覆蓋著補丁般錯落的屋頂

在房子與房子之間 煙囪噴吐著灰燼般的人群 溫暖從明亮的樹梢吹散 逗留在貧困的煙頭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烏云 以太陽的名義 黑暗公開地掠奪 沉默依然是東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畫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為什么不再歌唱 難道連黃河纖夫的繩索

也像崩斷的琴弦 不再發出鳴響 難道時間這面晦暗的鏡子

也永遠背對著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尋找著你 在一次次夢中 一個個多霧的夜里或早晨 我尋找春天和蘋果樹 蜜蜂牽動的一縷縷微風 我尋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陽光變成的鷗群 我尋找砌在墻里的傳說 你和我被遺忘的姓名

如果鮮血會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頭上 成熟的果實 會留下我的顏色

必須承認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戰栗了 誰愿意做隕石 或受難者冰冷的塑像 看著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別人的手中傳遞 即使鴿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體溫和呼吸 它們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飛去 我是人 我需要愛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過每個寧靜的黃昏 在搖籃的晃動中 等待著兒子第一聲呼喚

在草地和落葉上 在每一道真摯的目光上

我寫下生活的詩 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價一生中 我多次撒謊 卻始終誠實地遵守著 一個兒時的諾言 因此，那與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沒有饒恕過我 我，站在這里 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

沒有別的選擇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風 風上是閃爍的星群

也許有一天 太陽變成了萎縮的花環

垂放在

每一個不朽的戰士 森林般生長的墓碑前 烏鴉，這夜的碎片

紛紛揚揚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所有有良知的人心中總是堅定著這樣一個信念，未來是美好的，在不遠的一天后，現在的冤屈總是會最終平復清白，籠罩在這思想巨人身上的陰霾總有一天會煙消云散。精神的力量會永遠留在人們心間。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過一首詩歌，《仰望星空》：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遼闊而深邃；那無窮的真理，讓我苦苦地求索追隨。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莊嚴而圣潔；那凜然的正義，讓我充滿熱愛、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自由而寧靜；那博大的胸懷，讓我的心靈棲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樣壯麗而光輝；那永恒的熾熱，讓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響起春雷。不僅是遇羅克，張志新，林昭這些最黑暗的日子中的英雄，每一位敢于喊出自己聲音的人，在黑暗中尋找天空中的那明亮的星空的人都值得歷史銘記。

二、《出身論》誕生的前后

談到《出身論》，就必須要提及在文革時期出現的“血統論”這一荒謬思潮。

在20世紀60年代初，許多大批干部子女，尤其以清華附中為首憑借著自己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姿態，而帶著“血統論”氣息與學校共同鼓吹“階級斗爭論”，而強調家庭出身的優越感。例如，1964年清華附中一次小規模的學生打架事件，僅僅是一位干部子弟與一位平民子弟之間的私事，但是當時清華大學以及清華附中的眾多領導都迫于現實的壓力，將該次人民內部沖突作為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階級斗爭事件處理，學校為了抬高干部子弟地位，進一步壓抑平民子弟，經常對干部子弟提供專門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只有干部才能閱讀的文件等。㈣而這種思潮卻受到了當時黨中央的擁護，并導致了“紅衛兵”的誕生，而清華附中這一批干部子女成為了中國第一批紅衛兵，是“老紅衛兵”的典型代表。在此之后，這類紅衛兵子女自稱為“紅五類”子女，即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工人、貧農、下中農這類在當時歷史時期的思想革命派的子女。而與“紅五類”對應，“黑五類”這一詞匯也就此誕生，即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合稱地富反壞右。㈤實際上，紅五類相比于其他出身在建國初期便已經獲得了許多優待，在文革中階級路線被強調到絕對的情況下得到了更多倚重；而與此相對，“黑五類”、“黑七類”及其子女則被公開達成階級敵人。這種一邊倒的政治情勢完全造就了紅五類在方方面面的優越感。在同齡人中，紅五類子女比其他階級、階層出身的子女處于更優勝的社會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眾生活中占據著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際交往里，都擁有更多“話語權”、更多的交友機會，他們是交友選擇的決定者，交友規則（范圍、活動類型和內容、趣味、禁忌、處罰）的制訂者和游戲的主導者、裁判者，而其他階級、階層出身的子女只能是被動適應者和響應者。即便是性情溫和的紅五類子女對黑五類子女也擁有合理合法的傷害權，更不用說在其中某些極端者更是對他們眼中的階級敵人動輒打罵、虐待。而遇羅克作為“黑五類”子女的一員，遭受到了嚴重的人格歧視，并對他生活造成了嚴重困擾。

而《出身論》誕生的導火索即在1966年，當時全國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的兒子，北大學生譚立夫作為高干子弟發表了《從對聯談起》這篇文章，文中寫道：對聯也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武器，這也是人民群眾在革命運動中的發明創造。“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一出來，就完全震撼了所有人的心靈。大長好漢們的志氣，大滅混蛋們的 ㈣㈤ 清華大學校慶籌委會﹒清華大學附中八十周年校慶紀念文集﹒清華大學附中八十周年校慶籌委會，1995：157 阮耀鐘﹒關于“紅衛兵”組織興起過程中幾則史實的補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4：22 威風。在修正主義思想長期統治下的工大，這小小的一顆火星完全燃起來了熊熊烈火。有人說它“糟得很”；或許有人對出身論稍加贊許，不過是運用先揚后抑的策略，對該對聯大力批駁；而我們卻要敢于大聲疾呼“好得很！”有的同志認為說“上聯不全面，下聯不策略”，我們感覺覺得還是有一定的道理，從而后來又產生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應該如此”，如果將這兩幅對聯配合使用，其意義就比較完全了。第一副對聯完全描繪了一個社會的基本情況，是在講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而第二幅對聯則是明確指出了血統論的發展前途，這是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倘若將“基本如此”后面加上“應該如此”就是完完全全的辯證唯物主義了。此文闡述了一個荒謬至極的觀點：即家庭出身決定自身信仰。而在當時混亂年代的社會意識中，此文受到了紅衛兵的廣泛擁護，成了紅衛兵對“黑五類”子女進行批判的戰斗檄文。當時北京四中學生牟志京在1966年“紅八月”前后在清華附中和中央音樂學院貼下了反對“對聯”的大字報，遭到了一群紅衛兵的唾罵和拳打腳踢。

就是在這種“血統論”至上的社會思潮中，遇羅克完成了《出身論》這篇文章，并在于1967年1月18日的《中學文革報》上首先發表。據牟志京在《百年潮》1999年第一期的文章《遇羅克·出身論·中學文革報》刊登道：中學文革報的每一期的出版發行量僅有區區三萬左右，并且只是在北京市內發行與傳播，但是在刊載了《出身論》之后，郵遞員甚至無力承擔眾多從全國范圍內收到的讀者來信，我們只好每天用三輪車去郵局取郵袋。平均每天的來信有幾千封，處理讀者來信成了一項龐大的任務。多數來信只是附款郵購，但也有不少來信是向我們傾訴他們的遭遇和心聲。讀者來信的另一個特點是，除西藏、臺灣兩省之外，頗為均勻地分布于全國各省。即出身論這篇文章傳遍了大江南北，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其中一名貴陽市的青年來信稱，其在貴陽市市中心看到《出身論》內容的大字報之后，竟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當眾痛哭流涕。

而遇羅克《出身論》這篇文章主要內容即從黑五類和紅五類之間存在的社會差異并引發的社會問題寫起。從三個方面反對“血統論”這一觀點。

遇羅克首先從每個人所受到的社會和家庭影響談起。認為如果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對聯出發，其所揭示的道理不但不是真理，而是絕對的謬論。它的錯誤在于：許多人認為家庭影響超過社會影響，卻沒能看到社會影響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說白了即血統論只承認父母一輩的影響，認為父輩對子女的影響超過了一切。但是在遇羅克看來，無論是家庭影響還是社會影響均是外因。過度強調外因，也就是否認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一種唯心主義機械論的表現。每個人都是可以自主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不管出身如何，如果接受到社會上的壞影響，青年人總是會犯或左或右的各種錯誤。但是引導是關鍵，通過正確的引導，青年人就會拋掉陳舊的思想，從而反回到正確的立場。倘若有意讓出身差的青年背上歷史包袱和家庭包袱，這將走向一種機械唯心主義的錯誤路線。因為真理永遠比謬論，比壞的影響更強大，更加具有號召力。如果一個人真正的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相信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思想武器。相信內因占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唯物思想。那么就會輕易的發現出身論是一種嚴重的謬論，就不應該相信父母一輩的影響比什么都大。

其次，遇羅克從重在表現問題上出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在說“重在表現”是修正主義觀點。但是后來聽說這個觀點是由毛主席提出來的，才慌忙改口。這說明他們對重在表現這種認識論觀點缺乏最基礎的理解。因為第一，出身和成份跟本一點關系也沒有。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被那些假裝公正的同志如此教育：“一我們有成份論，二不唯成份論，三重在政治表現??”但是倘若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絕對荒謬的道理。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恩格斯即是從資本家家庭出生的，但是他沒有遵循其父輩的路線，反而成為了共產主義革命的領導人。陜西米脂的李鼎銘，著眼于教育十余年，常年開設醫館治病救人，“精兵簡政”的政策就是他向陜甘寧邊區政府提議的。雖然他出身于地主階級，但每個有正確思維的人都能看出他并沒有走地主階級的老路，反而為了人民的福祉獻出了自身。毛主席曾專門贊揚他說：“不論什么人，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這就是不以血統論看人，就是不唯成份論的具體表現。或許某些別用用心的同志會引用毛主席的話反駁道：“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的確，作為地主和資本家，在階級社會長期處于剝削地位的生活，他們的思想均殘留著階級社會剝削的流毒。他們倘若要想在社會主義社會重新做人，就必須進行全方位的改造。當然我們“成分論”的根據也由此而來。但是對他們的子女來講，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成長的青年人來講，沒有任何剝削階級能給他們打上剝削的烙印。無論是在家庭還是社會。毛澤東思想已經成了現階段青年人思想的主流。而所有接受過正統社會主義教育年輕人要么是已經成了勞動者，要么就是在成為勞動者的路上。倘若對這些年輕人還強調“成份論”，強調“血統論”，這就完完全全將他們劃分到階級敵人中去，這就是強化人民內部矛盾以達到分裂人民的目的。出身和成份這二者之間存在著一道不容混淆的界線，抹殺了這兩條界線的話（雖然樣子很“左”）就是抹殺了人和人之間的階級界限。第二，出身與表現關系幾乎沒有關系。那些公允派或許不再跟大家談成份了。他們說：“我們既看出身，也看政治表現??”但是倘若用死出身和活表現同時來作為衡量一個人的標準，怎么能得出同一個結論？退一步說，就算我們一定要將出身和表現相齊并論，那么我們可以的出，如果出身和表現均十分出色，我們就應該對其大力贊揚。但出身不好表現好，我們就應該抹殺他的成績。如果出身好但表現不好，我們應該掩飾他的缺點，但如果出身不好表現也不好，我們就可以對其大肆批評。這種做法是完全荒謬的。出身和表現的辯證關系，值得我們的國家領導干部們深思。唯有表現才能看出一個青年是否是革命青年，是否能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這個和出身沒有一點關系。出身好的青年人完全可能背叛革命背叛黨，這個均是由他個人表現所決定的。出身、社會關系等東西只可以當做參照物來看。但是只要了解了一個青年的政治表現，我們完全就可以憑借其表現給其定性而不用參考其他的外部因素。第三，出身好壞和是不是保險沒有任何關系。就算上述觀點階級論分子全部接受，但是他們仍然會用另一種態度講：“黑五類子女同他們的家長當然不完全一樣子……”這句話的深層含義就是黑五類和紅五類子女自然而然的也各不相同。探究其原因，完全就是因為這些子女不保險，他們在一個黑五類家庭長大。先將家庭出身和社會影響的關系表過不談，難道說就算是社會影響再好，沒有好的家庭影響，表現也要相對于一般青年差一些呢？但是這兩者是唯物辯證的關系，而并不是簡單的算數關系。毛主席曾講過：“不破不立”，又講：“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只有和自己身上的腐朽思想堅決斗爭，社會主義思想才能真正的得到樹立。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馬克思、列寧、毛主席都不是一個良好的工農出身。由此，出身和政治表現的關鍵自然不在出身，而是在于能否堅持正確的思想改造，保持良好的思想覺悟。在社會主義社會下，我們不應該用這樣荒謬的進化論來造成人民內部分裂，要堅信出身不好的青年的自我修養，這樣才能共同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明天。

最后，遇羅克又談到了“黑五類”的受害問題。“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不應該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中央某一位首長曾經在1961年開會時講到。但是回想一下這一道鴻溝究竟是怎么能存在那么長時間的，當時劉少奇一類修正主義當政時，在每年大學結束招生，高等教育部總是發表同志：“今年全國各所高校仍然優先錄取了大批革命干部子女和工農子女。”但是黑五類子女完全不受大學待見。就算是在工廠也存在著這種現象。只有出身“紅五類”家庭的子女，才能提升到干部行列。就算是先進工作者評選方面，“黑五類”同樣是沒有名額。更有甚者，在某些工廠，能否帶徒弟，能否操作機床均與出身劃上干系。這些年在批斗工廠當權派的時候，提拔某些黑五類子女做干部即招降納叛成為了非常重要的一條。而農村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只要你出身不好，財務等緊要部門工作就與你無緣了。倘若你想外調，一個好的出身是最好的敲門轉。總而言之，黑五類子女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視，甚至無法與正常人一樣生活，這并不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希望見到的狀況。

在文章的最后，遇羅克希望那些受到壓迫的革命青年，能夠為了自己的命運去抗爭。毛主席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遇羅克完全可以被稱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1967年4月13日，當時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戚本禹在講話中談到出身論，他將《出身論》 定位于危害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毒草，他認為《出身論》在惡意地歪曲黨和國家的階級路線，根本目的在于挑動黑五類子女向黨，向國家進攻，是現行反革命的行為。此后，《出身論》從此被封禁。

1979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主、富農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除了某些極少數仍然堅持反動立場的壞身份分子，只要多年來一直遵循政府法令做的地富家反壞分子，只要經過群眾集體評審，并受到縣革命委員會批準，一律允許其摘掉帽子，并且給予其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而從地主、富農出身的農村公社社員，其成分一律確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而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們，他們的家庭出身應該視為社員，而不應再當做地主、富農家庭出身。㈥“出身論”最終才得到正確的認識。

三、現世的出身論

而在當今改革開放34年過去的今天，出身論、血統論的流毒仍然阻礙著社會的發展。中國社科院陸學藝院士在2004年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中明確提出，現階段處于優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中，子女的代際繼承性大大增強，反而低階層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門檻明顯提高了。僅從教育方面談起，“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三十年來，國家的轉型在繼續，但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卻在逐漸陷入停頓。“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斷滑落。在中國最好的兩所高校中，北京大學相比于二十年前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在清華大學中，僅僅存在百分之17的農村學生。對于這一現象，武漢大學尚重生稱，“寒門再難出貴子”的現象在現今社會的確是客觀存在的。首先，高考的命題對于農村的孩子非常不利，農村的學生在現在的生活條件下很難接觸到在考試題目中出現的網絡語言；其次，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自小生活差異過大，沒有太廣的知識儲備；再次，寒門學子缺少更多社會關系，即使考上了一流高校，他們以后的發展只會更加狹隘。尚重生為此提出了擔憂：照如此現象發展下去，在不遠的將來，所謂“貧二代”現象會越發越嚴重，社會結構出現進一步斷層，貧富分化現象加大，這對于社會繼續和諧穩定發展是一重大瓶頸。因此，寒門子弟若要成功，必須要比城市學生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就大學生就業問題而言，跟據2006年《中國青年報》報道稱，根據南京師范大學蔣鈺珮的調查，對江蘇省2005年8所高校的共600多名畢業生（包括文科理科及工科）的就業進行調查后發現，至少有超過半數的學生認為，找工作中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是憑借父母的社會關系。而通過調查，最終憑借父母的關系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占到調查總數的百分之27.2，只有區區百分之13.6的學生認為，父母的社會關系在找工作時不是一個重要的籌碼。由此調查可以得出，至少在就業方面，家境出身與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擁有著密切聯系。而在相當數量的腐敗案件背后，都存在腐敗官員子女利用其父母職權謀取暴利的問題。即便父母均為清正廉明的官員，子女在尋找工作崗位時，均會享受到或多或少的便利待遇。因此，抑制現世血統論重要的著眼點就在于關注官員子女從業問題。

在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便下發了《關于反腐敗斗爭近期抓好幾項工作的決定》，對官員行為作出了數項具體規定，明言禁止領導干部子女經商辦企業。2000年12月，中紀委五次全會明確規定省(部)、地(廳)級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不準在該領導干部管轄的業務范圍內，個人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經商辦企業活動。2004年7月，中紀委決定在湖北省襄樊市、山西省朔州市和北京市石油機械廠、神華集團下屬的國華電力公司4個地方（單位）開展領導干部親屬出國、子女就業申報備案試點工作。2007年，司法部加強對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從業情況的監督檢查，開展一次申報登記，堅決糾正存在的問題。廣東等地紀委還探索建立了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從業信息電子數據庫。但是，制度建設仍然十分滯后，制度執行仍是流于形式。正是因為執行流于形式，因此一些官員在廉政建設上的誠信度陷入了嚴重危機，從而埋下了社會危機的隱患。同時官員子女在從 ㈥中共中央﹒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1979，1：1 業過程中的強勢地位正在破壞社會公正在現今社會仍然客觀存在，這種現象發展到讓有真才實學的人感到寒心、感到無助和無望。

對于解決這種問題，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規，并且在適當時候制定《公平就業法》，對單位招錄人員的行為進行規范，從法律上防止用人腐敗的發生。我國現階段僅有2007年8月30日通過的《就業促進法》第3章對公平就業的權利予以粗略的規定，而對于官員子女這一敏感問題沒有法律規定。填補我國在保障公民平等就業權利上法律的空白，使防止官員子女在就業方面從自身父輩鉆空子、找門路具有法律依據。其次，要建立健全監督體制，整合國家監督和輿論監督資源。高等院校、教育部門、組織人事部門、紀檢監察機關和新聞媒體等各行各業各部門，應給予從業創造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如果有足夠證據證明某單位在招錄人員上存在虛假招考、權權交易等問題，這些部門應積極介入，加大監督力度，創造就業公平環境，使那些企圖利用權勢為自己的孩子求職施加特殊影響的人多一份畏懼。最后，建議修改《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㈦。該規定始于1997年1月，規定黨員領導干部要定時定期向黨組織報告個人事項，但這項決定存在著重大的漏洞。第一要明確法定受理機構，建議建立一個獨立的受理報告機構。按該項規定而言，領導干部個人重大事項應該向各自各戶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紀檢、監察機構報告，并且同時上報上級人事部門、紀檢及監察機構備案。但是這樣會造成領導者與監督者的權利錯位，重大事項匯報最終只能流于形式。第二，擴大申報公開程度，根據干部的公眾化程度確定公開的范圍，分為公眾化程度高的實行完全公開，公眾化程度低的實行限制性公開，而不能象現在的做法，干部把個人重大事項報告給組織后，只有少數領導知情，對其余的人則一概不予公開。第三，監督與懲處相結合，建立健全懲戒措施，讓瞞報、漏報或不報者承擔相應的嚴厲的法律后果。

最后，必須嚴格官員子女從業申報制度并逐步走向公開。為此可以做好以下三點：第一，仿照“公民自行申報個稅”的做法，強制性規定官員必須“申報子女從業”情況，否則違法。從事物的性質來看，官員申報子女從業和公民自行申報個稅情況類似，都是訴諸個體自覺履行的某種義務，公民履行的是納稅義務，官員履行的是自證權力清白義務。只不過一個更多指向普遍公民，一個指向領導干部。自行申報不是一種“想申報就申報，不想申報不申報”自由權利，而且是一種“必須申訴、否則違法”的強制性義務。第二，完善申報程序與規范。這套程序與規范必須包括申報期限、監督部門、懲罰措施。申報登記要有期限規定，無限期會給官員以逃避申報的借口。要明確司法機關對申報情況的監督職責，授權司法部門可通過各種途徑主動掌握到官員子女的從業情況，以此給官員主動申報施加壓力。最重要的是制定完備的懲罰措施，假如官員不申報、漏報、虛報和少報的話，應該有嚴厲的懲罰措施。只有具備了這些約束，有期限、有監督、有懲罰，“領導干部子女從業情況申報登記制”才是一個完備自治、能得到執行的制度。第三，必須將申報結果與公示公開相結合。一方面，將官員子女從業情況作為政務公開內容按程序公開，納入民主生活會和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內容，這是政治責任的折射，也符合責任政治的目標。另一方面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向社會公開、公示，接受社會監督，甚至還可以組織評議。建議搭建一個公職人員配偶子女從業狀況信息網絡平臺，將官員子女從業結果、從業過程公開。尤其是在就業環節上，一定要有群眾的有效監督，使官員子女與平民百姓子女在同一條件下競爭，防止出現表面公平暗中做弊的問題。只有當官員自身及其子女均處在透明體中，敢把公權變私權者才會愈來愈少。

四、結語

從英國政治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到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哲學書簡》，均提到人生來就是自由與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天賦予的，不能被剝奪。《論語》季氏第十六篇提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1997：1 以上所有文獻均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觀點是作為普世價值為人們所接受的，而“血統論”實際上仍然是封建專制統治思想的流毒，在當代社會主義的中國下，封建專制腐朽思想的傳播對維護社會穩定，經濟穩步發展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對于血統論這一思潮，我們不僅要探尋文革這一混亂年代的歷史真相，更應該對這一歷史時期進行進一步的反思，抑制住新時期的“血統論”的蔓延。

2012年人民日報2月23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宣稱，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㈧。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所要求的，“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唯有反思才能創新，唯有改革才能進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參考文獻

[1]徐曉,丁東,徐友漁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 [2]遇羅文﹒我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遇羅錦﹒一個大童話：我在中國的四十年﹒香港：晨鐘書局，2009 [4]北島﹒結局或開始﹒北島卷﹒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5]約翰·洛克﹒政府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6]伏爾泰﹒哲學書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7]孔子﹒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 [8]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中國社科院，2004 [9]遇羅克﹒出身論﹒中學文革報，1967，1 [10]祝曉風、張潔宇﹒遇羅克案冤是如何披露出來的，炎黃春秋，2004，5 [11]蘇雙碧﹒逆風惡浪中的雄鷹———遇羅克﹒新時期，1980，6 [12]王晨、張天來﹒劃破夜幕的隕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光明日報，1980，7 [13]張朗朗﹒在死刑號的日子﹒南方都市報，4 [14]譚立夫﹒從對聯說起﹒思潮集，1968，10 [15]牟志京﹒遇羅克·出身論·中學文革報﹒百年潮，1999，1 [16]潘曉凌﹒窮孩子沒有春天？——寒門子弟為何離一線高校越來越遠﹒南方周末，2011，8 [17]評論員文章﹒寧要微詞，不要危機﹒人民日報，2012，2 [18]孟令梅﹒關注官員子女從業問題﹒政策建言

[19]蘇雙碧﹒我所了解的遇羅克冤案﹒炎黃春秋，1999，6 [20]張育仁 張夷馳﹒遇羅克的殉難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粵海風，2009，5 [21]清華大學校慶籌委會﹒清華大學附中八十周年校慶紀念文集﹒清華大學附中八十周年校慶籌委會，1995 [22]阮耀鐘﹒關于“紅衛兵”組織興起過程中幾則史實的補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4 [23]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紅旗，1966，6 [24]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紅旗，1966，11 [25]胡錦濤﹒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講話﹒領導講話匯編，2011，11 ㈧ 評論員文章﹒寧要微詞，不要危機﹒人民日報，2012，2：1

第四篇：共青團出身高官匯總

共青團出身高官匯總

——現任書記、省長（市長、主席）

注：在共青團中央工作時，至少擔任過團中央的部及以上領導職務；在地方團委工作時，至少擔任過地市州盟等團委副書記及以上職務

汪洋 ：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

1981-1982年 共青團安徽省宿縣地委副書記

1982-1983年 共青團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

1983-1984年 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

劉奇葆 ： 現任四川省委書記

1980．06－1982．09 共青團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1982．09－1983．09 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黨組成員、兼宣傳部部長1983．09－1985．11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黨組書記，中共安徽省委第四屆委員（其間：1984．02－1985．10任宿州市委副書記、市長）

1985．11－1993．08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1992．02獲吉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

張寶順 ：現任山西省委書記

1979-1982 共青團中央青工部干事，副處長，副部長

1982-1985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85-1991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會長1991-1993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全國青聯主席。

張慶黎 ：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1978.6-1979.1 借調共青團中央工作

1979.1-1983.1 共青團中央工農青年部副處長、處長

1983.1-1986.3 共青團中央工農青年部副部長

王樂泉 ：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區委書記

1982年3月至1986年9月共青團山東省委員會副書記

袁純清 ：現任陜西省委副書記、省長

1980年1月—1984年6月 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干事、副處長；

1984年6月—1985年5 月 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學聯辦公室主任；1985年5月—1987年3 月 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副部長；

1987年3月—1992年12月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

1992年12月—1997年9月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1997年9月—1997年10月中央紀委常委，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周 強 ：現任湖南省省長

1995.11 調入團中央書記處

1997擔任團中央常務書記

1998.6當選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2003.7再次當選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宋秀巖 ： 現任青海省省長

1983.1－1983.12 共青團青海省委副書記、團十一屆中央委員

1983.12－1989.2 共青團青海省委書記

黃華華 ：現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

（1982-1985年任共青團廣東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黨組書記）

羅保銘 ：現任海南省省長

1981.091984.11 共青團天津市委研究室主任

1984.111992.04 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

強衛 ：現任青海省委書記

（1987年6月任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

韓正 ：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

1990年6月至1991年5月，共青團上海市委副書記（主持工作）。1991年5月至1992年11月，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

秦光榮 ：現任云南省省長

1984.12-1987.2共青團湖南省委副書記、黨組副書記、省青聯主席

姜大明 ：現任山東省委副書記、代省長

1982年1月至1984年6月團中央組織部干事；

1984年6月至1986年1月團中央組織部組織處副處長；

1986年1月至1987年4月團中央組織部組織處處長；

1987年4月至1990年6月團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90年6月至1991年12月團中央組織部部長；

1991年12月至1993年5月團中央常委、組織部部長；

1993年5月至1998年2月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1996年3月至1996年5月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學習)；1998年2月至1998年6月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

孟學農：現任山西省委副書記，山西省代理省長。

1983年11月至1986年11月，共青團北京市委副書記。

黃小晶 ：現任福建省省長

曾任共青團福州市委統戰部部長、共青團福州市委書記

韓長賦 ：現任吉林省委副書記，吉林省省長。

1986年至1990年，共青團中央常委、宣傳部長。

1990年至1994年，共青團中央常委、青農部長。

李成玉： 現任河南省省長

1978.6-1983.9 共青團寧夏回族自治區委書記、黨組書記

楊晶 ： 現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

1983．10-1985．11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盟委書記

1993．06-1996．03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

張高麗 ：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

(1970年8月為石油部茂名石油公司工人，秘書，政治部團總支部書記，公司團委副書記。)

陳建國 ：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1969年3月為山東省煙臺小鋼聯工人，車間黨支部書記，廠團委書記）

王三運 ：安徽省省長

90年7月起任共青團貴州省委書記

地方領導，在青年時代，當然也是出類拔萃的、優秀的。擔任過團組織的領導干部不足為怪，如果算上各省市區的常委級的干部，那會更多，比如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1995年1月任共青團中央青工部部長；1995年10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其間:1997年3月至5月在中央黨校進修班學習；1993年9月至1997年6月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讀在職研究生)；1998年11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2001年6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副部長級)，全國青聯副主席(其間:1998年9月至2001年7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金融學專業讀博士研究生，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1年12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全國青聯主席；

另一位常委徐立金——1983年9月任共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黨組副書記；1985年7月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黨組成員；1990年5月任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黨組書記；

還有趙樹叢——1978年6月任山東醫學院團委副書記；1985年2月任山東醫學院團委書記；1985年8月任共青團山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1986年1月任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黨組成員，山東省青聯主席(其間：1987年7月至1988年7月掛職任山東省臨邑縣委副書記)；1992年8月任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黨組書記；1993年2月任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黨組書記，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院長；

劉春良——任共青團河南省委宣傳部干事、秘書(其間：1983年3月至9月掛職任共青團遂平縣委副書記)；1983年9月任共青團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再如浙江省

夏寶龍——曾任共青團天津市河西區委常委、副書記、書記；

王輝忠——曾共青團浙江省委副書記、黨組成員，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黨組書記；

巴音朝魯——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常務副主席，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主持常務、副部長級)、全國青聯代主席，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主持常務)、全國青聯主席；

李強——曾共青團瑞安縣委書記；

葛慧君——曾任共青團諸暨縣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諸暨縣委書記、諸暨縣璜山區委副書記，共青團紹興市委書記、黨組書記；

幾乎每個省都能找出多位共青團出身的地方領導干部。

第五篇：出身要如何造句

【注音】：

chu shen

【意思】：

指個人早期的經歷或由家庭經濟情況所決定的身分：店員～｜工人家庭～。

出身造句：

1、他出身于相當富裕的家庭。

2、不論是出身、血統還是教育，你都比我高貴。但是從生活、人品和行為上來講，我強你百倍。

3、女王陛下給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因為出身的關系，她也許會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或外交家。

4、很有可能是，耶穌比我想象的要簡單的多，他幾乎沒有懷疑，也沒有后悔，因為他懷疑自己神圣出身只在他死的時候。

5、這個時代所特有的高雅與智慧先于其他一切特質存在于音樂作品之中，盡管是出身鄉村的海頓，也絕不缺少這些氣質。

6、我夢想有一天各種出身的人都能和諧和平地生活，而不受歧視和迫害。

7、但他們跟朝鮮人類似的特色口音出賣了他們的出身。

8、這種高貴只能來自良好的出身和高級的培養。

9、但是它們不能提供有關試驗組中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的信息，諸如年齡、性別、健康狀況、與其它藥物聯合治療情況以及種族出身。

10、關于你的出身，一定要嚴守秘密。

11、聯盟的社會流動性策略目標是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展示他們的潛能，不管他們的出身情況如何。”

12、根據這份報告，美國最有才華的學生面臨諸多成長障礙，有些僅僅是家庭出身問題。

13、在他們看來，美國的強盛與偉大超越了個人雄心，也超越了個人的出身、貧富和派別差異。

14、就像大多數藝術歌曲的創造者一樣，舒伯特并非寫歌劇出身。

15、我出生的民族有一個主張——人們應該由才智和努力決定他們的命運而不是讓他們的出身決定他們的命運。

16、人們當然感覺得到出身在多大程度上決定命運：那些出身低微的成功人士受到仰慕，因為白手起家的故事太罕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