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陽明學的理論結構、根本精神與當代啟示(寧波會議)

陽明學的理論結構、根本精神及其當代啟示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吳 光

【內容提要】本文從王陽明在上世紀到本世紀的兩種不同命運談起，具體闡述了陽明學的內涵定位以及陽明學的理論結構、基本精神，并結合矯正時代弊端闡述了陽明學的當代意義。

【關鍵詞】陽明良知學、致良知、知行合一、親民。

【作者簡介】吳光，浙江淳安人。現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任浙江省儒學學會執行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浙江大學國際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等職。

【以下正文】

王陽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稱于世，而對儒學的理論貢獻尤其卓著。其學遠承孟子，近繼象山，而自成一家，影響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風靡一時而傳播中外。近年以來，由于最高領導的重視與提倡，陽明學似乎成了“顯學”，然而，對于陽明學的學術定位、理論結構、根本精神及其當代意義等問題，仍存在諸多分歧。本文擬對這些問題作一簡略論述，以求教于方家。

小引：從挨罵到受贊——王陽明在當代的命運轉變

回顧上世紀80至90年代（1986—1995），國際著名陽明學家、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岡田武彥先生（1908－2004）先后組織了七次王陽明遺跡考察活動，對浙江、貴州、廣西、廣東、江西、江蘇、安徽、湖南及上海“八省一市”的王陽明遺跡進行了系統考察，可以說是當代中日文化學術交流的一大創舉。我有幸參與了其中四次考察。其首次考察之旅，是在1986年7-8月，考察了江、浙兩省的王陽明遺跡。浙江境內到了杭州、紹興、余姚、寧波等地。當時，經過長期對王陽明及其思想的批判否定，學術界對王陽明的研究剛剛復蘇，甚至心有余悸，民間老百姓對王陽明不是無知便是誤解，政府官員則對王陽明抱著觀望存疑、模棱兩可的態度。那個時候，有三頂大帽子扣在王陽明頭上，即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鎮壓少數民族起義的劊子手。當時，我陪同岡田先生到紹興，接待我們的是紹興國際旅行社的導游。我們問：“知道王陽明嗎？”回答說：“不知道。”我說：“他的名字叫王守仁。墓地在紹興。”回答說：“這里倒是有個明代文學家王思任，是不是他？”可見當時普通老百姓對王陽明的疏離與無知。后來我們是通過紹興縣文物局（文管會）才找到王陽明墓址的。時移世異，30年后的今天，紹興的老百姓，對王陽明幾乎是家喻戶曉。過去扣在王陽明頭上的帽子被摘掉了。就連總書記都說“王陽明既是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王陽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這是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時代不同了，人們的觀念起了變化。過去是批儒反孔罵陽明的時代，現在是崇儒、尊孔、敬陽明的時代了。王陽明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命運也隨著時代思潮的轉化從挨罵變為受贊，其道德文章也就受到普遍的重視、傳播與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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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陽明學的學術定位

王陽明是中國明代最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也是孔、孟、朱熹之后中國最有影響的儒家思想家與教育家。他祖籍浙江紹興，生于浙江余姚，死于江西南安，葬于紹興蘭亭。他身前屢受毀謗，所謂“功髙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黃綰評語）者也，甚至被褫奪了“新建伯”封爵。死后三十八年即明隆慶元年獲得“平反”，被追贈為新建侯，謚“文成”。

王陽明文武雙全。他在學術上建立了獨具風格的思想學說，創立了遍布全國的陽明學派（《明儒學案》記載了王門七派：浙中、江右、泰州、北方、楚中、閩越、南中。今人張新民又考定“黔中王門”可立一派）。他有四大事功：一是平定了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四省交界地區的寇亂和廣西思恩、田州少數民族土司的武裝叛亂；二是平定了明朝寧王朱宸濠的宗室叛亂；三是在平亂之后，奏請朝廷設立了福建平和縣、廣東和平縣、江西崇義縣三個新縣，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進步；四是在貴州、江西、浙江、南京等地聚徒講學、興辦教育，促進了當地文教事業的發展。因此，王陽明被尊稱為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者。

王陽明的學說自成一家，影響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風靡一時而傳播中外。在當代仍有其普遍性的價值與現實意義。其學被稱為王學、陽明學、陽明心學等等。那么，我們在當代，應該對王陽明的學說如何定位？我認為，所謂陽明學，就是由王陽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學所傳承發展，形成于明代中葉、興盛于明末、轉型于明清之際、開新于近現代的良知之學。這個良知學，是以良知為德性本體（心體），以致良知為修養方法，以知行合一為實踐工夫，以經世致用為為學目的的道德人文主義哲學。它和陸九淵、陳白沙、湛甘泉心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良知”為心之本體的良知心學。

二、陽明良知學的理論結構

關于陽明學的理論結構問題，歷來有不同的概括，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不一。主要有三種概括：一種認為其思想結構包含知行合一、親民論、致良知三大門類 ① 參見習近平：《在貴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與師生的談話》（2011年5月9日）。（黃綰等）；一種認為其思想包括“心即理”論、“知行合一”論、“致良知”論（陳來、錢明、余懷彥等），一種認為包含良知本體論、“致良知”方法論、”知行合一”實踐論、“親親仁民的”民本論等四大部分。本人持后一種說法，茲論述如下：

一是良知本體論。

學者通常以主張“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陸九淵為“心本體論”，故稱象山心學。王陽明也多次肯定“心即理”的命題（見《傳習錄》），但他進一步探索了“心之本體”的問題，如答徐愛問題時說：“‘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徳’到‘至精至一’處便是。”，又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隠，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說：“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這是很明確地說明了“心之本體”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觀點。王陽明的“良知”本體論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良知”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是統一主觀與客觀的認識主體。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識心”，又是“知善知惡”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簡言之，良知既是知識智慧，又是道德自覺，而從根本上講是道德自覺，是德性本體。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論。

在王陽明看來，所謂“天理”就是內存于心的“良知”，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標尺去衡量一切事物，這樣就自然能認識事物的道理所在，這就叫“致良知”。

王陽明說：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陽明的《詠良知》詩說：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王陽明又說：

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

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

這說明，致良知是王陽明認識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陽明學的根本宗旨。三是“知行合一”的實踐論 陸九淵：《象山集》巻二，《與吳顯仲書》。

王陽明：《傳習錄上》，見《王陽明全集》上冊卷一，吳光、錢明等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簡體字本，第2頁（以下簡稱上古本）。

③ 同上，第6頁。④ 同上，第24頁。⑤ 王陽明：《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見《王陽明全集》上冊卷二，上古本，第39頁。⑥ 王陽明：《詠良知四首示諸生》，見《王陽明全集》中冊卷二十，上古本，第652～653頁。⑦ 王陽明：《傳習錄下》，見《王陽明全集》上冊卷三，上古簡體字本，第96頁。⑧ 王陽明：《又與克璋太叔書》，見《王陽明全集》中冊卷二十六，上古本，第818頁。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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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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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王陽明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概括地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有三個要點：第一，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能割裂。所謂“工夫”，就是認知與實踐的過程。第二，知行關系是辯證的統一：知是行的出發點，是指導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歸宿，是實現知的，而真切篤實的“行”已自有明覺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徹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達于至善，這實質上是個道德修養與實踐的過程。所以，王陽明的良知學，本質上是道德哲學。

四是“親親仁民”的“民本”論。這是王陽明良知學在政治實踐中的運用。王陽明一反程朱理學家提出的《大學》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說，而堅持《大學》古本的“在親民”之說。他指出：“‘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已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親民’。” 王陽明“親民”說的基本思想，是保民、愛民與富民，以民之好惡為好惡，主張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親民”。這明顯繼承了孔孟“仁政、愛民”的民本思想傳統而體現了王陽明良知學說的“民本”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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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明學的根本精神

陽明學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我認為，明代理學的根本精神在陽明，而陽明學的根本精神在“良知”。這個“良知”精神表現在如下四點：

第一是道德自覺精神。“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體，是進入圣門的秘訣。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個“良知”就是陽明學的核心價值，就是文化自信、道德自覺。這正是陽明良知學的根本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陽明學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王陽明對《大學古本》的修訂。因為朱熹《四書集注》中的《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陽明根據《大學古本》把“在新民”恢復到“在親民”。這個“親民”就像孟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親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說的“安百姓”。這種以民為本的仁愛精神，正是體現了王陽明的人文精神。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陽明雖然與朱陸有差異，與佛老不同質，但他很想折衷朱陸，會通佛老。他會通朱陸之論見于其《答徐成之》一書論朱陸異同是非之辨，及其所編《朱子晚年定論》。其《答徐成之》曰：

仆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圣人之徒。……晦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引《傳習錄》語，見沈善洪、吳光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七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增訂版，第222頁。

② 王陽明：《傳習錄上》，見《王陽明全集》上冊卷一，上古本，第12頁。③ 同上卷，第2頁。①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學篤實為已之道，其功亦寧得而盡誣之！在這篇書函中，王陽明批評了學者以為陸象山偏于尊德性而失于道問學、以為朱子長于道問學而失于尊德性的片面性，而認為無論象山還是朱子，都是既尊德性又重道問學的，這確實顯示了王陽明折衷朱陸的主觀意圖。而王陽明兼容佛老則見之于與弟子張元沖的論學語錄。張元沖說：“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王陽明回答說：

說兼取便不是。圣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見圣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圣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王陽明雖不贊同“兼取”之說，但卻是認為儒學是兼容佛老的。他認為儒家圣學與佛老之別在于，圣學取其全而佛老取其偏，圣學總括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佛老只管了修身養性的小道理，但“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儒佛道三教本來兼容互通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王陽明這種折衷會通的精神實質上是一種“和而不同”、“多元和諧”的精神，是應當大力發揚的。

第四是力行實踐的精神。王陽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重點是放在“行”上。王陽明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工夫”，這個工夫就是“致良知”。黃宗羲解說王陽明“致良知”學說時說：

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經過黃宗羲的解說，王陽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實踐了。這正是一種力行實踐的精神。

概言之，陽明學的真精神就是以良知為核心價值的道德自覺精神，以民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多元和諧的包容精神，強調知行合一的力行實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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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陽明學的當代啟示

我們可以從陽明學的根本精神體會陽明學的當代啟示，其要有四：

第一，陽明學確立以道德良知為核心的道德自覺，對于救治當今社會道德滑坡、唯利是圖、物欲橫流的非人性化弊端無疑是一劑對癥良藥。當今社會存在著極端功利主義傾向。當政者一味追求高速發展，以GDP作為衡量發展的唯一標準。企業家一心追求利潤財富，進行竭澤而漁式的開發。結果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危害人民的生存條件（在我看來，各大 ①② 王陽明：《答徐成之》，見《王陽明全集》中冊卷二十一，上古本，第667～668頁。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三》，見《王陽明全集》下冊卷三十五，上古本，第1059頁。③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序》，見《黃宗羲全集》第七冊，第197頁。中城市的經常性霧霾并非天災，而是人禍！）。應該明白，在生產力很落后的情況下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是正確的，但當生產力發展到較高水平，中國進入和平崛起新階段以后，我們就應該強調“適度的可持續性發展才是硬道理”了。政府要更重視全社會人文素質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多提倡一點“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提倡有節制地適度發展，提倡“多元和諧”發展觀。所謂生態文明，不要僅僅理解為自然生態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人類生存條件的文明程度不斷提高。我們要大聲疾呼當政者確立“良知”為核心的道德自覺，像王陽明教導的那樣“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樹立正確的義利觀與發展觀，拋棄昧著良心求“發展”的虛榮心態。

第二，陽明學提倡“親民”、重視民生的思想主張，在當今社會中尤其顯得重要。儒學傳統歷來強調以民為本，推行仁政。王陽明的良知心學高揚主體精神，啟發了明清之際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民主啟蒙思潮。黃宗羲在王陽明“親民”思想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命題，既揭露批判了兩千年君主專制的危害性，同時也確立了“民為主宰，君為客卿”的新民本思想，較之孟子、王陽明的民本思想又前進了一大步。我們這個時代尤其需要充分肯定人民的主體作用，堅持民為主宰的民主精神。王陽明、黃宗羲的“親民”、“民主”思想對于現代中國走向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是有借鑒作用的。

第三，陽明學折衷朱陸、會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體現了一種多元和諧的文化取向，為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溝通提供了歷史的借鑒。現在學術界比較活躍，有主張全盤西化，引進自由主義的學說；也有主張全盤東化的國粹主義派，認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甚至還說是“東方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世紀，是東風壓倒西風的世紀”。我是既反對“全盤西化”論、也反對“中國世紀”論的。而主張多元和諧文化觀與多元和諧發展觀，這也是從孔子“和而不同”、王陽明的“折衷朱陸、會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啟示的思想觀點。

第四，陽明學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精神為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種科學務實的思維方法和精神動力。現在我們有不少官員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與“行”完全脫節，臺面上高喊廉政，暗地里貪污腐化。浙江杭州有個“許三多”（錢多、房多、女人多）市長，四川雅安有個“徐三多”書記，甚至連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與中國政協副主席，都成了貪腐成性的大貪官，真是令人震驚與深惡痛絕。他們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不知天理良心為何物，結果是身敗名裂，遭到應有的懲罰。但他們的罪惡行徑，極大地破壞了黨政軍的形象與權威，使得執政者失去民眾信任，招致怨聲載道。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有必要提倡“知良知”、“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隊伍的道德人文素質，使我們的執政黨和人民政府真正“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衷心擁戴。

總書記的2011貴州行，在貴州大學強調王陽明的“立志、勤學、改過、責善”精神，指出“王陽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號召大家“學習王陽明，敬重王陽明”，值得 ①①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載《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古本，第1頁。我們深思體悟，付諸實踐。總書記的2013曲阜行強調“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突出強調了以德興國、以德立人的道德自覺，如此等等，充分體現了習總書記對陽明學真精神的正確把握，同時也具體指明了陽明學的現代意義與當代價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斷言，陽明學并不是僵死的學問，而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實踐意義的鮮活文化。我們應當深入發掘并加以發揚光大。

第二篇：論長征精神對當代青年的啟示

論長征精神對當代青年的啟示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這一百年來，我們經歷了漫長的抗戰歲月，經歷了文革，經歷了改革開放，在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努力奮斗，才迎來了今天。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是最好的時代，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戰士拋頭顱、灑熱血，拼死換來的，我們應當珍惜。而當代青年，更應該學習紅軍長征精神，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愛國觀，在新時代為建設新中國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中國發展越來越迅速，人民生活也越來越好，在這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人們的精神需求也逐漸豐富，各種文化產業也應時而生。一方面自媒體的發展、大熒幕的興盛，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也拓展了我們的視野；另一方面，各種明星選秀、綜藝，互聯網的門檻太低以及娛樂圈發展太快導致了一些畸形文化的產生，比如，追星文化。許多追星的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在畸形的娛樂圈影響下，在網上對他人進行網絡暴力，對國家進行抹黑，更有甚的，在現實做出了傷害自身以及他人的違背道德的行為。

近日，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道了一個“追星倒牛奶”事件，在一些選秀成團真人秀節目中，票數最高的幾位選手可以“成團出道”，如果粉絲們想為喜歡的選手打榜投票，就要買與節目聯名的品牌飲料，取得留在瓶蓋內側的二維碼或者包裝箱里的刮刮卡。一些粉絲為打榜投票瘋狂購買牛奶，將牛奶瓶蓋取走之后就把牛奶倒入溝渠中，這種喪心病狂的追星行為，鋪張浪費。中國能走到今天來之不易，我們經歷過長征，經歷過十年文革，那時候的中國，溫飽都成問題，直到現在，還是有很多貧困地區的人民吃不上飯念不上書，更別說喝牛奶了。而我們新時代的青少年，不應該沉溺在選秀節目包裝出來的明星光環之下，不應該受飯圈畸形文化影響。我們該心疼的，不是那些賣慘的選秀明星，而是我們勇敢的消防戰士，英勇的邊防戰士，他們中大多數，都還很年輕，其中不乏00后，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我們才能安心地念書，在課余時間還能觀看自己喜愛的電視節目和喜愛的電視明星，如果沒有他們的付出，我們根本就不能夠有現在的生活，更遑論追星？！我們該崇拜的，也不是明星，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烈士，是他們，用他們的鮮血，鋪成我們新中國成立的道路。所以，我們新一代的青少年，應該向紅軍長征戰士學習。

紅軍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兩萬五千里長征，就是一群年輕干部，帶著一群孩子來完成的。長征途中，紅軍將領的平均年齡，僅僅只有25歲，而紅軍戰士的平均年齡，還不足20歲。采訪過紅軍的美國記者斯諾感嘆：“長征是無與倫比的一次史詩級遠征，然而這樣的創舉，其實是一群年輕人走出來的。”這群胸懷理想的年輕人，轉戰了14個省份，渡過了24條大江大河，翻越了5座高海拔大雪山，趟過了600里沼澤草地，平均每天行軍37公里，進行了600多場戰斗，平均每天一場遭遇戰。兩萬五千里長征，是一次改變中國命運的征途，其精神可以跨越時間、跨越疆域、跨越種族，震撼心靈。其中孕育出的堅忍不拔、自強不息、勇往直前的長征精神，更是激勵著、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這難道，不比那些明星更值得我們去崇拜、去學習嗎，這難道不比選秀包裝的故事更燃嗎？！

從中共一大的召開，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再到如今的大國崛起，都證實了兩個道理。第一，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所以我們廣大青年，要志存高遠，勇做時代的弄潮兒。第二，個人理想與偉大的時代，是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一個人只有當他把他的理想，跟國家及民族的事業融合在一起時，才能最有力量。

我們青年人，只有把個人追求放在遠大抱負中，只有把個人理想與民族和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生的價值，才能更容易取得人生的成功。

一段歲月，波瀾壯闊；一段歷史，刻骨銘心；一種精神，經久不息。長征的偉大足跡將始終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上，為國家所銘記，為人民所銘記。讓我們一同秉持著一顆崇敬之心，銘記那段艱苦卻閃耀的歲月，讓長征精神永存不滅、歷久彌新。

第三篇：論五四精神與當代青年使命

論五四精神與當代青年使命

自上世紀之初，1919年五月，北京的青年學生為了抗議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和會上支持日本對我國的侵略行動，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最后發展成為全國人民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1939年，陜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規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宣布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時至今日，五四精神的核心：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始終未我們所銘記，成為熱血青年們自發并逐漸凝成的一種神圣的精神追求，其血脈世代相承，升華為愛國主義的一種體現。

什么是五四精神？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青年。五四時期，五四精神集中表現為救亡圖存；新中國建立后，表現為報效國家的拳拳之心；撥亂反正時期，表現為對真理的追求、對國家未來命運的關切。那么，今天的五四精神新內涵是什么呢？

與過去幾十年的愛國主義不同，當代愛國主義更為集中反映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上，表現出一種強烈維護國家利益的愿望。這愿望，又以中國的快速發展與日益強大為心理依托，力求實現百年以來我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贏得我們在世界上真正的平等地位。當代愛國主義本身也是一種思考，一種基于國家、民族和個人現狀與未來的思考。基于和平、發展和開放的現實，探索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新內容，乃是我們民族未來的立身之本，也是我們當前無法推辭的責任和義務。正是此時，青年由于其敏感和活躍，開始自發地以愛國主義的形式進行探索和嘗試。對于當代愛國主義的實質內涵，我們還需要思索。如：在面對別國敵對行為時，是否抱著不分析不鑒別的橫掃一切的偏激態度？對于被侵略的歷史記憶，我們應當怎樣既以史為鑒，又面向未來？我們在表達個人情緒時，是否負責任地考慮到國家大局和民族利益？在手段與目標之間，是否應該遵守合理合法的表達方式？愛國主義作為一種精神追求，除了情感表達，又將如何具體地落實到我們的學習和工作中？所有的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思考并尋求答案。

那么，我們到底應該怎樣承擔起我們作為新一代青年的使命？

對大學生來說，愛國是個太大的話題，我們做不到像八九十年前的青年一樣拋頭顱灑熱血，我們具體能做的又是什么呢？“人生一場虛空大夢，韶華白首，不過轉瞬。惟有天道恒在，往復循環，不曾更改”。我們若僅僅為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著想，也許在虛榮和喧囂中只能匆匆了卻此生，當你回過頭，看到的，只是浮云而已。碌碌無為的一生是對生命的玷污。作為這個時代的青年，我們是這個國家的一腔熱血，是這個名族的中堅力量，是這個世界的拯救者。

從當今國際社會的發展大勢來看，在世界格局向多極化發展的大趨勢下，經濟全球化和區域集團化進程持續發展，由此所帶來的繁榮與進步既為我國新時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機遇，又使我們面臨嚴峻的挑戰和復雜的外部環境。雖然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基本保證了國內經濟的發展。但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還是不少，首先是美國對中國的遏制，這是美國的長期戰略，美國已經卷入了中國的臺灣問題、人權問題、西藏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等，它企圖利用日本、印度、韓國、東南亞等一些國家來圍堵中國，想插手中國南海問題。“中國和平崛起”是中國學者針對國際上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明確提出的，對和平發展思想進行了新的闡釋，有力的回應了國際上的質疑和猜測。2003年12月2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再次強調，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標志著“和平崛起”正式成為中國的一項國家戰略。我們更要注意的是，西方敵對勢力進行西化、分化的重點是中國青年一代。他們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手段，實施滲透，施加影響，試圖改變年輕一代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改變我們國家的基本社會制度。

我們青年要抵制這種“和平演變”的攻勢，經受住各種考驗，就必須系統學習和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增強運用這個理論一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堅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成為堅定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愛國主義者。

所以作為當代青年，我們責無旁貸，弘揚五四精神，用青春的臂膀勇敢地肩負起了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開拓進取，矢志不渝地向著現代化的光輝目標、向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邁進。

第四篇：論五四精神與當代青年的使命

論五四精神與當代青年的使命

時值建黨90周年的五四青年節，不得不說全國上下都是一片浮夸的風氣。因此也出現了諸如萬人大合唱這種形式遠大過實質的活動。表面化的工作已然太多，這里便不再贅言。然而關鍵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以及該以何種途徑何種手段對其繼承發揚的問題。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認為是愛國主義，有的認為是民主與科學，有的認為是解放思想、不斷創新，有的認為是理性精神、個性解放，有的認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認為是破舊立新的革命或變革，有的認為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這些說法都是有道理的，事實上也是聯系在一起的。

經過分析不難看出：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泉源，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創新、解放思想、實行變革是民主與科學提出和實現的途徑，理性精神、個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與科學的內容。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因此，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應該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努力奮斗。

總之，五四精神代表著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統一體。

自上世紀之初，1919年五月，中國熱血青年作為一支新生的社會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掀起了偉大的五四愛國主義運動之后，91個春秋過去了，以愛國主義、振興中華為核心的五四精神一直激勵中國青年去爭取實現祖國繁榮富強、民族偉大復興。然而在新時期新環境下，五四精神的內涵也發生了與時俱進的變化。

縱觀歷史，五四精神是熱血青年們自發并逐漸凝成的一種神圣的精神追求，其血脈世代相承，升華為愛國主義的一種體現，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其主旨各不相同。五四時期，愛國主義集中表現為救亡圖存；新中國建立后，表現為報效國家的拳拳之心；撥亂反正時期，表現為對真理的追求、對國家未來命運的關切。那么，今天的愛國主義新內涵是什么呢？回顧近年來影響較大的愛國主義思潮和行為，從1999年抗議美國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到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直到最近發生的抗議日本政府和

右翼勢力對歷史倒行逆施的諸般行動，實際上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當代愛國主義新增添的精神內核與價值述求：

在國際交往日益頻繁、全球化不可逆轉的浪潮中，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中國發展世人矚目的背景下，尋求我們國家在世界上全新的定位和方向。在對外開放交往日益擴大的現實中，探討構成我們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新內容。

我們應當認識到，當代愛國主義是一種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強烈的期望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愿望。在新的歷史時期，這種愛國主義應該體現出理性的思維、開放的心態和發展的眼光。如果發揮充分得當，她將重塑我們的民族精神，成為振興中華的強大動力。而且，像過去任何重大歷史時期一樣，青年群體必將在其中扮演積極而具有建設性的角色。

與過去幾十年的愛國主義不同，當代愛國主義更為集中反映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上，表現出一種強烈維護國家利益的愿望。這愿望，又以中國的快速發展與日益強大為心理依托，力求實現百年以來我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贏得我們在世界上真正的平等地位。

當代愛國主義本身也是一種思考，一種基于國家、民族和個人現狀與未來的思考。青年，作為愛國主義思潮和行為的主力軍，我們有必要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是什么原因造成這個群體10年間一種顯而易見的轉變——從熱衷模仿西方文化，到愛國主義成為廣泛的情感共鳴？

答案是：我們發展了，以及發展中由于各種沖突而產生的反思。基于和平、發展和開放的現實，探索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新內容，乃是我們民族未來的立身之本，也是我們當前無法推辭的責任和義務。正是此時，青年由于其敏感和活躍，開始自發地以愛國主義的形式進行探索和嘗試。對于當代愛國主義的實質內涵，我們還需要思索。如：在面對別國敵對行為時，是否抱著不分析不鑒別的橫掃一切的偏激態度？對于被侵略的歷史記憶，我們應當怎樣既以史為鑒，又面向未來？我們在表達個人情緒時，是否負責任地考慮到國家大局和民族利益？在手段與目標之間，是否應該遵守合理合法的表達方式？愛國主義作為一種精神追求，除了情感表達，又將如何具體地落實到我們的學習和工作中？所有的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思考并尋求答案。

所以到這里，我們就不得不回答一個問題：究竟應該以何種途徑來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

八十九年前的中國學生用他們的愛國行動創造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經由代代青年相傳至今。作為當代大學生，我們能做的該做的就是以身作則，用實際行動將這一精神傳播給更多的人。

我們具體可以做些什么呢？作為大學生，我們首先要做好的是要學好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知識，正如培根所說的“ 知識就是力量”，有了知識才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再者，要懷有一顆愛國之心，以主人翁的態度積極參與小到學校大到國家的建設進程中，并為此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注意的是切忌“假、大、空”，多做實事，從身邊小事做起，比如與我們密切相關的環保事業。五四精神不是空洞虛無的，它的傳承就蘊藏在生活點滴小事中，我們做到了做好了就是傳承了。”

談到愛國，真正讓祖國發展強大起來才是真正的愛國。青年，是一個容易沖動的群體，一個缺乏理智的年齡段。沖動雖然能顯示出愛國之情的強烈，但它的效果怎么樣呢？盲目的沖動不但起不到什么積極效果，反而極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真正的愛國是讓祖國發展強大起來。近代史上的洋務派發起的洋務運動被評為真正的愛國運動，因為這一運動主張發展經濟，“師夷長技以自強、求富”，是真正的強大祖國。

愛國離我們并不遙遠，愛國應從小事做起。愛國不是口號，愛國需要實際行動。作為大學生，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才是真正的愛國。如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時刻關注我們祖國的發展；如支持民族工業，節約水電等資源；如提高自身素質，維護國家形象等。

青年，自五四運動以來，他們一直以自己的敏銳和熱血青春推動歷史進步。同時，青年也與這種進步一道成長，肩負起對于這個國家的歷史責任，塑造起具有時代光芒的民族精神。相信，贏得過巨大光榮的中國青年，必將在新的歷史時期，贏得更大的光榮。

對于上述思考和反思，我組組員通過參加萬人大合唱以及參觀游覽東方紅廣場等積極向上的活動進行了實踐與切身體會。

第五篇：當代課程與教學論流派對基礎教育改革的啟示

分析當代課程與教學論流派對當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的啟示

基礎教育是一個國家教育系統的基石，是教育之本，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礎和標志，對個人、國家的未來發展都具有決定性作用，在國家教育發展和社會發展中占重要地位。而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社會的不斷進步，知識經濟、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推進，對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使我國未來的基礎教育改革與21世紀國際教育改革發展趨勢同步，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不僅對我國基礎教育傳統理論進行繼承和批判，還需要有一個開放的視野，汲取國外各流派理論中的精華，不是完全照搬的拿來主義，而是應該根據我國基礎教育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靈活的運用到我國的基礎教育改革之中，這對我國基礎教育的改革意義深遠。

一、結構主義課程與教學理論

二、發展性課程與教學理論

三、范例教學論

四、人本主義課程與教學理論

五、后現代主義課程與教學理論

六、建構主義教學理論對我國基礎教育教學改革的幾點啟示

建構主義教育理論在廣泛繼承當代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圖把能動的認識論滲透到教學理論的構建中去，注意充分發揮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作用，強調教育者要對學習者施加更多的人性關懷，為學生創設良好的教學環境，強調教學活動的主動性、建構性和交往性，引導學生在活動與交往中運用原有知識經驗探究學習和合作學習，促使學生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幫助學生養成主動求知的技能、情感、態度和習慣。這些頗具創新意識的觀點構成了完整的建構主義教學理論體系，對當代教學理論的科學化、現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建構主義教學理論對我國基礎教育正在進行的以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為核心的教學改革有哪些有益的啟示呢?

1．教師要轉變教育觀念，引導學生主動探究學習

近年來，我國中小學的教學方法改革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國外一些新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如發現法、暗示教學法、問題教學法等)被介紹到國內，一些中小學教師嘗試著用新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如目標教學法、學導式教學法等)進行教學，但注入式、滿堂灌的傳統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仍然繼續存在于中小學的課堂教學中，它確實妨礙了學生學習主動性、積極性的發揮，也影響了學生探究能力和習慣的培養。

現代教學理論認為，教學過程不是學生被動地接受教師傳授的外界信息的活動，而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積極主動地在活動和交往中運用原有知識經驗進行的知識建構活動。國內外基礎教育教學改革的實踐充分證明，“倘如學生親身參與某些與學科內容有關的活動，他們就更容易學到這種內容。??積極的教學方法要求學生不但要成為知識的接受者，還要成為知識的探索者、創造者”[3]51。“正像肌肉離開勞動和鍛煉就會變得萎縮無力一樣，智慧的發展離開緊張的動腦，離開思考，離開獨立的探索，就得不到發展”[4]139。“學習——這并不是機械地把知識從教師的頭腦里灌輸到學生的頭腦里。這是一種極其復雜的道德關系，在這種關系里起主導作用的、決定性作用的特征，就是培養兒童的榮譽和自尊心，并在

此基礎上培養他要成為一個好人的愿望。教師的任務就在于，要敏銳而巧妙地，堅持不懈而嚴格要求地培植兒童的智力和道德力量，幫助兒童把學習看成是一種要求做出很大努力的勞動，這種勞動只有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難而取得成果的時候才是一種愉快的勞動。這里有三個階梯：做出自己的努力，靠勞動取得成果，享受腦力勞動的歡樂。兒童沿著這三個階梯走上去，就會掌握牢固的、理解透徹的知識”[4]139。“教育當然需要傳授知識，把人類已有的文化知識傳授給新的一代。但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學生運用獲得的知識去解決面臨的新問題的能力，培養他們繼續獲得新的知識，善于總結新的經驗、發展新的理論的科學的思想方法。即使是傳授知識，也不能是灌輸式的，而應該是啟發式的，使學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2]52。

因此，我國教育工作者要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就要盡快轉變教育教學觀念，真正把教學活動看作教師指導下的學生的知識建構活動，真正把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切實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改變傳統的注入式、滿堂灌的教學思想，為學生創設良好的教學環境，引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手，積極開展研究性學習，讓他們積極參與知識的產生與發展的建構過程，使他們在研究性學習中不斷提高認知能力，培養他們勤于動手、勇于探究、善于創造、善于合作、不斷追求新知識的良好習慣。

2．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領導要注意加強課程的研究，盡量體現課程內容的多樣性、實用性、趣味性和探究性

各國基礎教育教學改革的實踐充分說明，課程內容及其編排直接決定了教師教的方式和學生學的方式，是影響教學改革進程和效果的關鍵，僅僅改革傳統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方式而不改革課程設置與課程內容，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在實踐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要加快我國基礎教育教學改革的步伐，就要借鑒國外基礎教育教學改革的成功經驗，用現代的課程與教學研究的新成果對我國基礎教育課程內容進行全面系統的、穩妥的改造，要盡可能地加強課程內容與學生周圍實際生活的有機聯系，體現課程內容的實用性、多樣性、趣味性和探究性，要有利于調動學生積極參與課程學習的積極性，引導他們運用原有的知識經驗在活動與交往中去探究新知識的產生與發展，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養。

3．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領導要注意為學生創設良好的教育教學環境

國內外教育教學改革的實踐充分說明，學校的教育教學環境對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學生的學習方式具有重大影響。從20世紀初我國教育學者就大力提倡實行啟發式教學，但直至今日注入式教學方式在各級學校教學中依然盛行，啟發式教學方式在各級學校的教學中則很難推廣應用。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國各級學校缺乏實施啟發式教學的教育環境則是不容忽視的。我國各級人民政府常年對基礎教育投入偏少，基礎教育辦學經費特別是教學經費極其缺乏，造成我國許多地方教學設施老化，難以滿足基礎教育教學的基本要求；我國各級各類學校的教材內容更多地適合教師的系統講授，而不適合學生的探究學習。我國各級學校的教師特別是中小學教師科學研究素養偏低，難以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探究學習進行有計劃的指導。我國各級學校的教學評價方式更加偏重結果，偏重學生記憶知識的數量與質量，偏重統一的標準答案，而忽視了學生活的知識的過程??，這一切都限制了啟發式教學方式在各級學校教育教學中的推廣應用，影響了人才培養的質量。因此，要在我國基礎教育教學改革中推廣啟發式教學思想，引導學生探究學習，就必須注意為我國基礎教育教學創設良好的教育教學環境，要為學生編寫適合他們探究學習的教材和教學參考資料，要注意提高各級學校教師的綜合素質(特別是科學研究素養)，改革傳統的教育教學評價方式，確保啟發式教學方式在我國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教學過程中的推廣實施。

4．盡早建立科學的完善的教學評價體系

各國基礎教育教學改革的實踐充分說明，教學評價制度是影響教學改革進程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促使智力勞動積極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正確評價學生的知識。現行的知識評估體系有許多缺點。其一是，學生得到的評價僅僅表明工作結果(實際上是知識)，而遠非工作本身，即遠非學生付出的努力”[5]142。這也確實值得我們反思。近年來我國中小學教學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的來說效果不佳。造成我國教學改革進展緩慢，效果不佳的原因很多，其中缺乏科學、完善的教學評價制度則是不容忽視的。教育主管部門要求學校教師進行教學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但卻繼續沿用應試教育的指標體系去評價教師和學生，使廣大的中小學教師和學生無所適從。為了在激烈的升學競爭中取勝，許多學校只能口頭上轟轟烈烈高喊素質教育，行動上扎扎實實搞應試教育，因而影響了素質教育教學改革(包括教學方法改革)在我國中小學的全面推行。因此，我國教育主管部門既要向中小學教師介紹新的教育理念(如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學是教師指導下的學生的知識建構過程，課程是經驗等)和新的教學方法(如研究性學習法、程序教學法、暗示教學法等)，又要注意不斷完善教學改革環境，盡快建立和完善科學的實用的教學評價制度，使教學評價的過程成為促進教師和學生共同探究學習，全面提高素質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