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0428 大竹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與西藏華西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保證合同糾紛案
大竹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與西藏華西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保證合同糾紛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主合同當事人雙方協議以新貸償還舊貸,除保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外,保證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判斷是否屬于“保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情形,應當根據案情全面分析。保證人與借款人具有關聯關系,在保證合同中承諾對借款人轉移貸款用途等違反合同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并實際履行了部分主債務的,可以認定保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主債務系以新貸償還舊貸。在此情形下,保證人以上述規定為由,主張不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1)民申字第429號
申請再審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西藏華西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北京中路93號。
法定代表人:陳達彬,該公司董事長。委托代理人:路明,該公司員工。
委托代理人:熊榜國,四川煒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大竹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住所地:四川省大竹縣竹陽鎮竹陽北路。
法定代表人:周大華,該信用聯社理事長。
委托代理人:寸輝,四川時代經緯律師事務所律師。委托代理人:祝文田,四川時代經緯律師事務所律師。
申請再審人西藏華西藥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西藥業)因與被申請人大竹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以下簡稱大竹信用聯社)保證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川民終字第13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華西藥業申請再審稱,一、二審判決程序嚴重違法、遺漏本案主要當事人、非法收集和使用證據的故意明顯、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第(六)項及第二款的規定,應予再審。請求:1.撤銷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川民終字第131號民事判決;2.駁回大竹信用聯社的訴訟請求;3.大竹信用聯社承擔本案一、二審訴訟費用。理由如下:1.二審法院違反法定程序。(1)借款方達川地區阜康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阜康公司)雖然于2001年4月16日被吊銷營業執照,但在被注銷之前仍可進行訴訟活動,應當追加為當事人。(2)二審判決違反法定程序,認定真實性無法證明以及大竹信用聯社違反法定程序提供的證據、將證人未出庭作證接受詢問的證言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3)二審案件受理通知書載明的合議庭成員與判決書上載明的不一致,判決書上載明的合議庭成員陳洪未出庭,二審法院從未告知華西藥業合議庭成員變更。2.二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大竹信用聯社明知阜康公司改變貸款用途證明其相互串通,阜康公司與大竹信用聯社編造虛假貸款手續,騙取華西藥業提供擔保。阜康公司是中國農業銀行達州地區分行開辦的企業,與大竹信用聯社是同一主管銀行,有利害關系。大竹信用聯社不能提供與阜康公司、達川地區源長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源長實業)、達川地區農業資源開發公司(以下簡稱農業資源公司)三家公司之間具有借貸關系的必要材料,不可能用1200萬元貸款歸還逾期貸款。大竹信用聯社提交的證據不能證明已經發放1200萬元貸款。3.即使大竹信用聯社已經發放貸款,也應認定為以貸還貸。(1)從資金流向的記錄分析,本案系虛擬貸款用于償還舊貸,大竹信用聯社明知阜康公司并沒有按約購買原材料,還協助其改變貸款用途。(2)二審法院運用沒有經過質證的證據與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認定阜康公司沒有改變貸款用途。達州金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達金司鑒中心(2009)司鑒字第002號?司法意見書?是大竹信用聯社單方委托鑒定機構作出的,結論與本案查明的事實不一致,不足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法院依職權調取的4份證據中,?咨詢筆錄?與?調查筆錄?屬于證人證言,在證人沒有出庭作證情況下認定該證據違法,證據本身內容矛盾。阜康公司作為借款方應當參加訴訟,其與大竹信用聯社有利害關系,因此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證言不具有證據效力。大竹信用聯社向其他公司發放貸款的2套憑證和?關于海南通源實業總公司、四川省達川地區阜康實業有限公司擬轉讓給成都達義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報告?與本案沒有任何關聯性,不能作為證據使用。4.二審法院在沒有查清阜康公司是否以貸還貸的情況下認定華西藥業承擔擔保責任錯誤。首先華西藥業法定代表人在訴訟中才知道承擔擔保責任是阜康公司與大竹信用聯社設的騙局,不可能知道以貸還貸的事實;其次,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記材料中陳達彬的簽名系偽造,陳達彬并非阜康公司的股東和監事;第三,?企業兼并協議?是復印件且當事人否認其真實性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所以大竹信用聯社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華西藥業知道以貸還貸的事實。
大竹信用聯社提交書面意見稱:1.本案程序合法。(1)訴訟當事人適格。?保證擔保借款合同?明確約定華西藥業自愿作為借款方按期償還合同中借款本息的保證人,并對借款方移轉貸款用途等違反本合同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大竹信用聯社向華西藥業主張債權符合法律規定,未遺漏主要當事人。(2)大竹信用聯社提交的全部證據均出示了原件,都經過庭審質證,華西藥業在多次庭審中予以確認,有庭審筆錄在案佐證。(3)大竹信用聯社提供的以及法院調取的書面證人證言雖證人未出庭質證,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4)二審法院當庭告知合議庭成員變更,雙方均無異議。2.大竹信用聯社與阜康公司不存在串通騙取擔保的行為,華西藥業知曉借款的實際用途。(1)華西藥業及其法定代表人陳達彬實際操控借款。華西藥業在?貸款申請書?和?保證擔保借款合同?中分別加蓋公章,其法定代表人陳達彬親自簽名,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記檔案記載了陳達彬的股東身份,在本案發回重審前的原一、二審中,華西藥業對阜康公司工商登記材料的真實性、客觀性、關聯性均不持異議,已構成自認。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成證實陳達彬確系阜康公司的實際主要經營者,阜康公司主管機關為中國農業銀行達州地區分行,其隸屬于海南通源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南公司),?企業兼并協議?第3條證實,阜康公司借農行5119萬元借款均投入到了海南公司。海南公司的工商登記材料證實其法定代表人為陳達彬。相關證據相互印證可看出阜康公司的實際負責人系陳達彬。同時,二審法院依職權調取的達市農行發(2000)306號文件證實陳達彬是阜康公司的股東,?企業兼并協議?及其相關附件均證實陳達彬了解阜康公司的股東組成、資產負債等情況。3份加蓋華西藥業公章的?逾期貸款催收通知書?以及華西藥業繼續履行還借款利息至2004年12月31日的相關事實,亦可證實華西藥業對擔保予以認可并實際履行。(2)華西藥業法定代表人陳達彬是借款的實際使用人和受益人。阜康公司、源長實業、農業資源公司在大竹信用聯社存在舊貸,陳達彬直接參與了源長實業的實際經營——歸還了逾期貸款400萬元,陳達彬與源長實業、成都達義物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達義物業)、成都達義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達義實業)具有重大利益牽連,也是本案有關的達義實業兼并、阜康公司借貸及華西藥業擔保的利益焦點。阜康公司替源長實業、農業資源公司歸還舊貸,華西藥業成為阜康公司新貸的保證人存在必然性。借款產生后,華西藥業一直代替阜康公司履行還付利息的義務,而非到期后借款人不履行還款義務時才由保證人履行擔保義務,說明阜康公司并非該筆借款的實際使用人。3.本案系阜康公司用自有資金歸還了先前的貸款后再貸新款,有銀行匯票、進賬單、存/取款憑條、轉賬傳票等原始記賬憑證為證。同時,根據票面記載的會計科目、會計分錄及文字內容,前述票據有記賬連貫性、順序唯一性、任一票據不可缺失、不可調換。資金走向清晰明了,是典型的“先還款、后貸款”,而非“以新貸還舊貸”。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1.二審法院未將阜康公司列為本案被告是否屬于遺漏當事人;2.二審法院采信證據是否違反法定程序;3.二審法院變更合議庭成員是否已依法告知當事人;4.本案所涉1200萬元貸款是否已實際發放;5.華西藥業應否承擔擔保責任。
一、關于本案是否遺漏當事人問題。大竹信用聯社、阜康公司及華西藥業簽訂的?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第四條明確約定:“借款保證方西藏華西藥業集團有限公司自愿作為借款方按期償還本合同中借款本息的保證人。對借款方轉移貸款用途等違反本合同的行為,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據此,應認定華西藥業為對借款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的保證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3條“因保證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債權人僅起訴保證人的,除保證合同明確約定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的外,人民法院應當通知被保證人作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債權人僅起訴被保證人的,可只列被保證人為被告”之規定,大竹信用聯社在本案中僅以華西藥業為被告提起訴訟符合法律規定。阜康公司在2001年4月26日被吊銷營業執照后雖仍享有參與訴訟的權利,但在大竹信用聯社未向其主張權利的情況下,一、二審法院未將阜康公司列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規定。
二、關于二審判決采信證據是否違反法定程序問題。第一,大竹信用聯社在訴訟中提交的證據均經過多次庭審質證,且證據基本都是原件。雖然?兼并協議?為復印件,但華西藥業在本案一審中質證時并未提出異議,只是主張該協議沒有履行,后雖在二審中提出異議卻未提供相反證據,該證據亦非認定本案基本事實的主要證據。故華西藥業關于大竹信用聯社提交的證據為復印件,真實性無法確認的主張與事實不符,不構成本案再審事由。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八條規定:“一方當事人自行委托有關部門作出的鑒定結論,另一方當事人有證據足以反駁并申請重新鑒定的,人民法院應予準許。”根據該規定,當事人自行委托有關部門作出的鑒定結論并非一律不能采信,達州金證司法鑒定中心接受大竹信用聯社委托作出達金司鑒中心(2009)司鑒字第002號?司法鑒定意見書?符合法律規定,大竹信用聯社將該鑒定意見書作為證據提交并不違反法定程序。該鑒定系針對本案所涉銀行單據作出,華西藥業不能證明上述單據虛假,其主張鑒定結論錯誤亦無依據。
第三,華西藥業有異議的四項由法院依職權調取的證據分別為:二審法院對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成所做?調查筆錄?、二審法院到達州銀監局調查的?咨詢筆錄?、中國農業銀行達州市分行達市農行(2000)306號文件、大竹信用聯社同時期向其他公司發放貸款的2套憑證。二審庭審筆錄載明上述證據已經過質證,華西藥業并提交了書面異議書。關于在沈明成未到庭的情形下形成的?調查筆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本案中二審法院并未將沈明成的證言單獨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而是作為補強證據與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記、中國農業銀行達州市分行文件、華西藥業在訴訟中的陳述、涉案資金流轉的相關憑證等證據相互印證確認本案事實并無不當。因本案爭議涉及到銀行業務具有一定的專業性,二審法院到達州銀監局進行調查咨詢并不違反法律規定。從?咨詢筆錄?的內容看被咨詢人的陳述前后并不矛盾,被咨詢人亦在筆錄上簽字確認,法院的調查咨詢程序合法。達市農行(2000)306號文件載明了海南公司、阜康公司、達義實業的基本情況,其中陳達彬對阜康公司的出資和其阜康公司股東身份的內容與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記一致,該證據與本案有關聯性。大竹信用聯社向其他公司發放貸款的憑證,系為查明本案所涉舊貸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提交,華西藥業在訴訟中也提出了相應主張,該證據也與本案有關聯性。
綜上,二審法院不存在違反法定程序采信證據的情況。
三、關于二審法院變更合議庭成員是否已依法告知當事人問題。2010年3月22日二審庭審筆錄載明,法院已經當庭告知雙方當事人合議庭成員劉志東改由陳洪擔任,該筆錄有雙方當事人的代理人簽字確認,因此,華西藥業此申請再審的主張與事實不符。
四、關于大竹信用聯社是否實際發放1200萬元貸款問題。大竹信用聯社提交了?貸款憑證?、?存款憑條?、?取款憑證?、?委托匯票書?證明?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簽訂當日,大竹信用聯社向阜康公司發放了貸款1200萬,并轉存于該公司在大竹信用聯社的賬號為201100181的存款賬戶中,后阜康公司通過大竹信用聯社在中國農業銀行大竹縣支行營業部開立的821000843賬戶以匯票的方式將款項轉出。?貸款憑證?上有大竹信用聯社的轉訖章和阜康公司的公章以及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成的印章,?取款憑條?上也有大竹信用聯社的轉訖章和阜康公司的財務專用章,說明貸款已經實際發放。且自貸款發放后,華西藥業及其關聯公司向大竹信用聯社支付利息至2004年12月31日,時間長達五年;大竹信用聯社于1999年7月23日、2000年10月23日、2002年11月22日向借款人阜康公司及保證人華西藥業催收逾期貸款,華西藥業予以確認,亦印證了1200萬元貸款已經發放。華西藥業在本案發回重審前的一、二審中對貸款的實際發放并未提出異議,只是主張為以貸還貸。因此,綜合大竹信用聯社發放貸款的證據、華西藥業償還利息的證據以及華西藥業在訴訟中自認的行為,二審法院認定大竹信用聯社已經實際發放了貸款證據充分。
五、關于華西藥業應否承擔擔保責任問題。首先,?保證擔保借款合同?上有阜康公司、華西藥業及大竹信用聯社三方簽章及法定代表人簽字,華西藥業在本案最初的一審、二審和再審中對合同均未提出異議,雖然之后提出了合同第十一條“借款方如到期不歸還,擔保方負責償還并負連帶責任”系添加的問題,因該條與合同第四條華西藥業自愿作為借款方按期償還本合同中借款本息的保證人,對借款方轉移貸款用途等違反本合同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的約定并不矛盾,故不影響華西公司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的認定。
其次,貸款發放后,華西藥業及其關聯公司代阜康公司支付利息至2004年12月31日,期間,大竹信用聯社三次向阜康公司及華西藥業發出的逾期貸款催收通知書均得到華西藥業的確認,應視為華西公司對擔保責任的進一步確認。
再次,?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第四條約定關于華西藥業對借款方轉移貸款用途等違反本合同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的意思表示并不違反法律規定。華西公司承諾對阜康公司轉移貸款用途等行為仍然承擔連帶責任,應當預見到阜康公司轉移貸款用途帶來的各種擔保風險。以貸還貸系轉移貸款用途的一種,即使本案存在以貸還貸的情形,因華西藥業承諾在先,其主張阜康公司與大竹信用聯社惡意串通改變貸款用途的理由也不成立,華西公司仍應依據合同承擔擔保責任。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記材料與達市農行(2000)306號文件中涉及的阜康公司股東情況等內容一致,華西藥業作為阜康公司的擔保人在本案原一、二審中對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記材料均無異議,即對陳達彬的阜康公司股東和監事身份沒有異議,構成其對這一事實的自認,因此,上述證據與華西藥業在訴訟中的自認行為相印證,可以認定陳達彬系阜康公司持有50%股份的股東及阜康公司的監事,本案中阜康公司工商登記材料里陳達彬的簽名是否真實不影響其對外的公示公信效力。故即使本案存在以貸還貸的情況,根據陳達彬系華西藥業法定代表人、阜康公司監事及兩名股東之一的特殊身份以及華西藥業及其關聯公司代阜康公司償還貸款利息的行為,華西藥業亦應當知曉貸款的實際用途,則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的規定,華西藥業仍應當承擔本案擔保責任。
綜上,華西藥業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第(六)項及第二款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西藏華西藥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再審申請。
審 判 長 陳宜芳 代理審判員 劉小飛 代理審判員 潘 杰 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書 記 員 王新田
?審判長簡介?
陳宜芳高級法官:1969年出生,法學碩士。2010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員。
第二篇:泛華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與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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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摘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公司可以設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業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公司承擔。因此,公司分支機構于公司法人變更過程中是否已實際經工商部門注銷完畢,不影響公司基于獨立法人資格行使其分支機構所享有的民事權利、承擔其分支機構所負有的民事義務。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5)民一終字第85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泛華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
法定代表人:張濤,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王萬吉,北京市信杰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陳曉鶯,北京市信杰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法定代表人:楊超,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陳志剛,重慶百君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孫渝,重慶百君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泛華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以下簡稱泛華公司)與被上訴人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人壽(集團)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一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日作出(2005)渝高法民初字第13號民事判決,泛華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6年1月18日進行了開庭審理。泛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萬吉、陳曉鶯,人壽(集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陳志剛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人壽(集團)公司原名為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1996年 9月經批準設立了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重慶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1998年5月18日,泛華公司與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簽訂了《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約定:泛華公司將其開發建設的重慶市渝中區新華路筷子街泛華大廈三區 9樓至28樓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區負一層車庫600平方米,共計15 000平方米以6624萬元的價格預售給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第一次繳付購房款在合同簽字后付定金20萬元;第二次在登記時付房款總額的20%(含定金)1325萬元;第三次在工程進行到第九層時付總價的10%,共計662萬元;第四次在工程每上升五層時付總價的10%,共計662萬元。泛華公司在1999年8月31日將竣工并經驗收合格的上述房屋移交給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該合同關于違約責任的約定為:合同簽訂后,雙方均不得擅自變更或撤銷,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如違反約定的期限延遲繳付房款,應向泛華公司繳納違約金,違約金每日按房價的0.2‰累加計算;泛華公司如違反約定的期限延遲交移房屋,應向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繳納違約金,違約金每日按房價款的0.2‰累加計算。合同簽訂后,泛華公司和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在重慶市房地產交易所辦理了預售合同登記,登記號為(98)預售(購)第0953號。1998年7
月6日至1999年1月11日,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分八次向泛華公司共計支付了5875萬元的房款。
2003年2月12日,泛華公司向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重慶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發出《商品房入住通知》稱,現已按照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的變更要求及施工圖完全竣工,設備安裝已全部就位,并已調試完畢。請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即日起入住該樓,進一步完善精裝修,盡快支付剩余房款,以便泛華公司盡早為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完善房屋產權證及國土使用證。但是,泛華公司至今未向人壽(集團)公司提交泛華大廈通過竣工驗收和消防驗收并達到合格可以入住的證據。
2003年10月28日,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稱以郵件掛號的方式,向泛華公司送達了《關于催交我司購買的辦公用房的公函》,但未向一審法院提交郵政送達的回執單據。
目前,訟爭房屋已完成主體結構建設,尚未竣工驗收,不具備交付使用條件。
1999年3月,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更名為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同年4月,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更名為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2003年6月,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獨家發起設立了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同年8月,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又更名為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2003年9月18日,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設立了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市分公司。2004年7月,人壽(集團)公司發文同意注銷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及其所屬分支機構營業執照,原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及其直屬機構的相關債權債務由人壽(集團)公司承擔。
2005年2月,人壽(集團)公司在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的同時,申請對泛華大廈的房屋予以訴訟保全。一審法院于2005年 3月11日作出(2005)渝高法民初字第13號民事裁定書,查封了泛華大廈價值6624萬元的房產。
2005年2月23日,人壽(集團)公司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稱:1998年5月18日,該公司下屬非法人營業組織--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與泛華公司協商簽訂了購買泛華公司開發的重慶市渝中區民族路 15號泛華大廈部分房屋的《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合同約定: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向泛華公司購買泛華大廈三區9樓至 28樓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區600平方米車庫,共計15 000平方米。工程竣工交付時間為1999年8月31日。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應分數次向泛華公司支付購房款 6624萬元。鑒于泛華大廈三區共計29層,故竣工驗收前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支付房款為總房款的70%,計4636.80萬元。合同簽訂后,雙方辦理了預售合同登記,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超額支付購房款共計5875萬元。但至今為止,泛華公司仍未交付竣工驗收合格的房屋,構成違約。購房合同簽訂后,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經批準變更為中國人壽保險公司,2003年6月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又更名為人壽(集團)公司,現人壽(集團)公司享有1998年5月18日購房合同的全部權利。為此請求判令:1.泛華公司立即履行交房義務;2.泛華公司從逾期之日起至交房之日止向人壽(集團)公司支付違約金(截至2005年1月31日違約金為2543.62萬元);3.由泛華公司承擔訴訟費用。
泛華公司答辯稱:
一、人壽(集團)公司主體不適格。從人壽(集團)公司提交的現有證據來看,無法證明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已更名為人壽(集團)公司,人壽(集團)公司不是購房合同的相對方,不享有購房合同的權利。
二、即使人
壽(集團)公司主體適格,泛華公司申請中止案件審理的要求合理合法,本案應中止審理。
三、關于實體問題,對于交房泛華公司無異議,但對于違約金,人壽(集團)公司的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泛華公司不予認可。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關于人壽(集團)公司是否屬于適格原告問題。
1998年 5月18日,與泛華公司簽訂《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的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系由原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設立,原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變更名稱為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后,原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也變更名稱為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其隸屬關系沒有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分公司不具有企業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公司承擔。目前,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又更名為人壽(集團)公司,且已下文注銷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其相關債權債務由人壽(集團)公司承擔。因此,人壽(集團)公司以原告身份向泛華公司主張權利是正當的。
關于人壽(集團)公司主張的違約金請求是否超過了訴訟時效的問題。首先,本案違約金系基于泛華公司未按約履行交房義務的違約行為而產生的。按照雙方當事人在《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中的約定,泛華公司如違反約定的期限延遲移交房屋,應向人壽(集團)公司繳納違約金,違約金每日按房價款的0.2‰累加計算。從該約定內容分析,延遲交房的違約金是根據違約行為持續發生的狀況而“累加計算”的,即相對于購房方來講,主張自合同約定的逾期交房之日至實際交房之日的違約金,是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所確定的一個整體的合同權利,而不是按照違約的天數具體分割為若干分別計算訴訟時效的獨立的權利,購房方可以在該項整體權利沒能實現時提出主張。如果將本案違約金請求權分割為若干獨立的請求權,并以分別起算的訴訟時效予以限制,這必將改變本案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累加計算”的本意,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其次,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僅約定了違約金的計算方法,并沒有約定違約金的支付期限。對于沒有支付期限的債務,債權人任何時候都可以主張,只有當債務人明確表示不履行時,才能認定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訴訟時效才可依法起算;再次,就本案的實際情況而言,要求購房方在房屋交付之前單獨就違約金債權提起訴訟或申請仲裁,均不符合社會公眾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公序良俗。總之,泛華公司關于違約金債權應當按照違約時間分別計算訴訟時效的抗辯理由,因無現行法律、司法解釋明文規定的支持,不予采納。
綜上,人壽(集團)公司與泛華公司簽訂的《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符合法律規定,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應當受到法律保護。泛華公司應當按照合同忠實履行義務,避免因違約造成其損失的擴大。人壽(集團)公司的訴訟請求及其理由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一十四條之規定,判決:(一)泛華公司在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按雙方簽訂的《重慶市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將驗收合格的泛華大廈三區9樓至28樓房屋14 400平方米和四區600平方米車庫交付人壽(集團)公司,并辦理有關產權過戶手續。(二)泛華公司在判決生效后立即向人壽(集團)公司支付截止 2005年1月31日的逾期交房違約金 2543.62萬元,并按每日6624萬元的 0.2‰向人壽(集團)公司支付從2005年2月1日起至履行本判決第一項交房義務時止的逾期交房違約金。案件受理費430 960元、保全費331 720元,共計762 680元,由泛華公司負擔。
泛華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駁回
人壽(集團)公司的訴訟請求并由人壽(集團)公司承擔本案訴訟費用。主要理由是:1.一審判決關于人壽(集團)公司享有本案訴訟主體資格的認定錯誤,人壽(集團)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享有《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的權利,其無權提起本案的訴訟。據2005年5月18日,重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工商查詢記錄表明,截至該日,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仍為合法存續的經過工商登記的法人分支機構,并未辦理注銷、撤銷及主體資格變更等手續。人壽(集團)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能表明人壽(集團)公司合法承繼了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的債權債務,及人壽(集團)公司合法享有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在《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中的權利。人壽(集團)公司提供的證據自相矛盾,無法體現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的債權債務究竟由誰承擔。2.一審判決認定泛華公司違約并判今泛華公司承擔違約責任錯誤。其一,根據人壽(集團)公司提供的泛華公司及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的往來函件,雙方已對交房時間達成了新的約定,泛華公司并不存在違約行為。本案訟爭房屋于1998年年底已主體封頂,1999年8月竣工并經結構驗收合格,泛華公司已經具備依約交付房屋的條件,但因泛華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被撤銷職務后,拒不交出全部工程資料,故泛華公司無法調取相應的證據。泛華公司在一審期間已向法院提出《調查取證申請書》,但一審法院未予理睬。人壽(集團)公司提出變更設計的要求是導致泛華公司未能按照《重慶市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約定時間交付房屋的根本原因。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出具的《關于催交我司購買的辦公用房的公函》表明,雙方已就房屋交付的時間形成了新的合意,人壽(集團)公司不能再按照《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的約定主張泛華公司違約。其二,假設泛華公司違約,人壽(集團)公司主張的違約金也已超過訴訟時效,已喪失勝訴權。《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約定廠明確的履行期限,即1999年9月1日起泛華公司應當給付違約金,本案違約金是有給付期限的。自約定交付房屋之日起至今近六年時間,人壽(集團)公司從未催促泛華公司交付房屋,更未主張過違約金,故人壽(集團)公司主張的違約金已經超過訴訟時效,法律不應保護。
人壽(集團)公司當庭答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主要理由:1.人壽(集團)公司主體適格。2.《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約定泛華公司于1999年8月31日交付的房屋應為竣工驗收合格的房屋,而不是主體封頂即可。人壽(集團)公司所發的兩份函件本意為催交房屋,與變更交房時間非同一概念,雙方從未就交房條件進行過變更。3.《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未約定違約金的支付時間,故應從發生爭議之日,即2003年10月28日和2004年4月13日,人壽(集團)公司分別發函至泛華公司催收房屋遭到拒絕之日開始起算訴訟時效。
本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相同。
本院認為,本案雙方當事人爭議焦點有二:其
一、人壽(集團)公司的訴訟主體資格問題;其
二、違約責任的認定及人壽(集團)公司主張違約金是否超過訴訟時效問題。
(一)人壽(集團)公司的訴訟主體資格問題。
經審查,本案所涉《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的一方簽約主體為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該公司系屬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設立的分公司。1999年3月22日,經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更名為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隨之,作為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分公司的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亦于同年4月20日變更公司名稱為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2003年 7月8日,中
國人壽保險公司再次更名為人壽(集團)公司。上述事實表明,人壽(集團)公司與本案簽約主體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的總公司中保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僅為變更前后公司名稱的差異,實系同一法人。人壽(集團)公司變更設立后,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雖未因之變更相應名稱,但2004年7月14日,人壽(集團)公司向重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關于注銷原中國人壽重慶市分公司及其所屬分支機構的函》,申請注銷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同時表明原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及所屬分支機構的相關債權債務由該公司承擔。人壽(集團)公司申請注銷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的行為,屬公司基于經營發展需要對其分支機構的變更調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公司可以設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業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公司承擔。因此,公司分支機構于法人變更過程中是否已實際經工商注銷完畢,不影響公司基于獨立法人性質行使對其分支機構所享有的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人壽(集團)公司于本案中以原告身份向泛華公司主張《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項下的合同權利符合法律規定。泛華公司上訴提出的截至2005年5月18日,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未辦理注銷手續,仍為合法存續的法人分支機構,人壽(集團)公司不具備合法訴訟主體資格,無權提起本案訴訟的主張,與事實不符,亦無法律根據。一審判決認為人壽(集團)公司屬于本案適格原告,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正確,予以維持。
(二)違約責任的認定及人壽(集團)公司主張違約金是否超過訴訟時效問題。
本案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約定,泛華公司應在1999年 8月31日將竣工并驗收合格的房屋移交給中保人壽重慶分公司。泛華公司上訴提出,根據泛華公司與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的往來函件,雙方已對交房時間達成了新的約定,泛華公司不存在違約行為。經審查,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分別于2003年 10月28日及2004年4月13日,向泛華公司發出兩份函件,名稱為《關于催交我司購買的辦公用房的公函》。其中2004年4月13日函件的郵政送達回執單據上載明泛華公司拒收。該函件內容為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基于函發之日,泛華公司仍未完成工程竣工驗收、消防驗收和環境配套設施的整治工作的現狀,為避免損失繼續擴大而要求泛華公司盡快依約交付竣工驗收合格房屋的催告。未見雙方于此函件中對房屋交付期限存有明確具體的合意變更,且于此之外泛華公司亦沒有再提供其他形式的證據證明其主張的本案雙方當事人就訟爭房屋交付時間存在協商一致的變更,因此,泛華公司的上述主張與事實不符,不予支持。泛華公司上訴亦提出,本案訟爭房屋于1999年8月竣工并經結構驗收合格,已具備依約交付的條件及人壽(集團)公司提出變更設計的要求是導致泛華公司未能按照約定時間交付房屋的根本原因兩項主張,作為其不應承擔違約責任的抗辯理由。經查,自本案訴訟伊始,泛華公司一直未能就訟爭房屋已通過竣工驗收合格及人壽(集團)公司于合同履行過程中存在不符合合同約定的設計變更提供有效證據。對此,泛華公司主張系由其前任法定代表人隱匿工程資料導致其舉證不能所致。泛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變更屬于其公司內部人員的調整變化,在公司依法存續期間,法定代表人的更迭不構成影響公司民事責任承擔的法定抗辯理由,故泛華公司該項上訴主張亦不能成立。
按照雙方當事人在《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中的約定,泛華公司如違反約定的期限延遲移交房屋,應向人壽(集團)公司繳納違約金,違約金每日按房價款的 0.2‰累加計算。泛華公司上訴提出人壽(集團)公司從未催促泛華公
司交付房屋,其關于違約金的主張已經超過訴訟時效,不應支持。結合本案查明事實分析,人壽(集團)公司購買泛華大廈的目的系為解決辦公用房之需,因泛華公司一直未能交付訟爭房屋,人壽(集團)公司至今仍于他處租賃房屋辦公。于此情形下,依泛華公司的上訴主張人壽(集團)公司于房屋交付期限屆至后長期不主張權利,既不符合本案《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的訂立目的,亦有違常理。且泛華公司于上訴請求中一方面主張,根據相互往來函件,雙方已對交房期限達成了新的變更,另一方面又認為雙方對交房事宜從來沒有協商過,人壽(集團)公司從未催促過泛華公司交付房屋。該兩項上訴主張,前后表述矛盾,本院不予采信。2004年4月14日,中國人壽重慶分公司向泛華公司發出《關于催交我司購買的辦公用房的公函》的函件,要求泛華公司于 2004年6月底前交付竣工驗收合格的房屋,對此泛華公司予以拒收,此時應視為權利人主張權利而義務人拒絕履行義務,權利人始知其權利遭到侵害,訴訟時效應從此發生爭議之日起計算。故泛華公司關于本案違約金債權已經超過訴訟時效的上訴主張,與事實不符亦無法律依據,不予支持。
綜上,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泛華公司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如逾期不履行本判決確定之金錢給付義務,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二審案件受理費430 960元,由泛華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馮小光
代理審判員 關 麗
代理審判員 張穎新
二00七年五月十四日
書 記 員 虞文君
fnl_8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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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因與崔迎軍、崔建利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糾紛一案
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因與崔迎軍、崔建利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糾紛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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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溫民商初字第387號
民事判決書
原告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住所地:溫縣溫泉鎮太行路24號。
法定代表人李仁合,理事長。
委托代理人申海波,男,33歲,漢族,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黃莊信用社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春平,男,漢族,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黃莊信用社信貸員。被告崔迎軍,男。
被告崔建利,男。
原告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因與被告崔迎軍、崔建利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于2008年9月9日訴至本院。本院于同日決定受理后,依法向二被告送達了應訴通知書、起訴書副本、舉證通知書、開庭傳票等有關訴訟文書。2009年1月16日,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申海波到庭參加訴訟。被告崔迎軍、崔建利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訴稱,2004年10月31日,被告崔迎軍由崔占紅和被告崔建利擔保借原溫縣黃莊農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黃莊信用社)款20000元,并簽訂了保證擔保借款合同,合同約定:被告崔迎軍借黃莊信用社款20000元;借款期限自2004年10月31日至2005年10月15日止,月利率9.3‰;保證人崔占紅、崔建利對借款人的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保證范圍包括貸款本金、利息、貸款人實現債權的費用;如借款人崔迎軍不按期償還貸款本金,從逾期之日起按日利率萬分之4.65計收利息。合同簽訂后,黃莊信用社按合同約定及時向崔迎軍提供了借款20000元。因被告崔迎軍不能按期償還,經雙方協商,將借款展期到2006年9月15日償還。然而,被告崔迎軍占紅仍未能按照約定歸還借款本息,崔占紅、崔建利也未履行保證義務。因崔占紅于2008年5月死亡,故要求被告崔迎軍歸還原告借款20000元及其利息,被告崔建利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原告為支持自己的主張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證據:
1、被告的身份證復印件;
2、借款申請書一份;
3、保證擔保借款合同一份;
4、擔保保證書二份;
5、借款借據債權憑證、會計保管聯和借款付出傳票聯;
6、借款展期申請書一份;
7、展期還款協議書一份。
原告主張上述證據證明被告崔迎軍由崔占紅、崔建利擔保借黃莊信用社款20000元,借款到期后崔迎軍未予歸還黃莊信用社本金20000元及利息等事實。
被告崔迎軍、崔建利既未答辯亦未提供相關證據。
證據的分析與認定:原告所舉證據,來源合法,內容真實,證據之間能夠相互印證,本院予以確認。
依據當事人的陳述、舉證、質證和訴辯意見,并結合證據的分析與認定,本院確認以下案件事實:
2004年10月31日,被告崔迎軍由崔占紅和被告崔建利擔保借原溫縣黃莊農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黃莊信用社)款20000元,并簽訂了保證擔保借款合同,合同約定:被告崔迎軍借黃莊信用社款20000元;借款期限自2004年10月31日至2005年10月1
5日止,月利率9.3‰;崔占紅、崔建利的保證方式為連帶責任保證,保證范圍包括貸款本金、利息、貸款人實現債權的費用;如借款人崔迎軍不按期償還貸款本金,從逾期之日起按日利率萬分之4.65計收利息。合同簽訂后,黃莊信用社按合同約定及時向被告崔迎軍提供了借款20000元。因被告崔迎軍不能按期償還借款,2005年10月8日,經雙方協商,將借款展期到2006年9月15日償還。借款到期后,被告崔迎軍未能按照約定履行還款義務,崔占紅和被告崔建利也未履行保證義務。為此,雙方發生糾紛。
另查明,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于2007年6月15日被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河南監管局核準開業后,原溫縣黃莊農村信用合作社終止變更為“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黃莊信用社”,作為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的分支機構,其債權債務由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承繼。
本院認為,黃莊信用社與二被告簽訂的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屬有效合同,當事人均應按照合同的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黃莊信用社按約定向被告崔迎軍提供借款后,被告崔迎軍負有歸還黃莊信用社借款本息的義務。借款期限屆滿,被告崔迎軍未按約定歸還借款本息,屬違約行為,應依法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鑒于黃莊信用社終止變更為“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黃莊信用社”,作為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的分支機構,其債權債務由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承繼,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作為本案原告,主體適格。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崔迎軍歸還借款20000元及其利息,于法有據,本院予以支持。借款期限內的利息按約定的月利率9.3‰計算。從逾期之日起按照約定的日利率萬分之4.65計算借款逾期利息。被告崔建利作為保證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在保證范圍內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被告崔迎軍追償。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零六條、第二百零七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二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如下:
限被告崔迎軍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原告溫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借款20000元及其利息(自2004年10月31日起至2006年9月15日止的借款利息按月利率
9.3‰計算;自2006年9月16日起至判決確定履行之日止的借款利息按日利率萬分之4.65計算);被告崔建利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案件受理費300元,郵寄費80元,合計380元,由被告崔迎軍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照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
本判決生效后,當事人應當自覺履行。若一方拒絕履行,對方當事人可在判決書所確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二年內向本院申請執行。逾期,本院將依法不予強制執行。
審判長牛衛平
審判員王衛東
審判員張靜
二O?九年二月二十日
書記員 段靜云
河 南 省 溫 縣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決 書
(附頁)
(2008)溫民商初字第387號
本院(2008)溫民商初字第387號民事判決書所引用的有關法律條文的具體內容表述如下: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
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決。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條:借款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對支付利息的期限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借款期間不滿一年的,應當在返還借款時一并支付;借款期間一年以上的,應當在每屆滿一年時支付,剩余期間不滿一年的,應當在返還借款時一并支付。
3、《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條:借款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期限返還借款。對借款期限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借款人可以隨時返還;貸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內返還。
4、《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條:借款人未按照約定的期限返還借款的,應當按照約定或者國家有關規定支付逾期利息。
5、《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二條:同一債務有兩個以上保證人的,保證人應當按照保證合同約定的保證份額,承擔保證責任。沒有約定保證份額的,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債權人可以要求任何一個保證人承擔全部保證責任,保證人都負有擔保全部債權實現的義務。已經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有權向債務人追償,或者要求承擔連帶責任的其他保證人清償其應當承擔的份額。
6、《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當事人在保證合同中約定保證人與債務人對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為連帶責任保證。
連帶責任保證的債務人在主合同規定的債務履行期屆滿沒有履行債務的,債權人可以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也可以要求保證人在其保證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
7、《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保證擔保的范圍包括主債權及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金和實現債權的費用。保證合同另有約定的,按照約定。
第四篇:上海龍紀建筑設備租賃有限公司與中鐵十五局集團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租賃合同糾紛案
上海龍紀建筑設備租賃有限公司與中鐵十五局集團第四工
程有限公司租賃合同糾紛案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06)浙民二終字第24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龍紀建筑設備租賃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酈娜,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特別授權代理):葉海嬌,女。
委托代理人(特別授權代理):胡力明,浙江素豪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中鐵十五局集團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謝金康,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特別授權代理):徐海明,浙江天程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龍紀建筑設備租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紀公司)為與被上訴人中鐵十五局集團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鐵十五局)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嘉民二初字第68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6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組成由審判員章恒筑擔任審判長,代理審判員許江杰、陳玫參加評議的合議庭,于2006年10月30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龍紀公司委托代理人葉海嬌及胡力明、被上訴人委托代理人徐海明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中鐵十五局承建嘉興港區房建工程,郭杭永為該工程的項目部經理,工程的28#、29#、32#樓內部承包給陳仁千施工。陳仁千又將工程交與魯三喜承建。魯三喜遂私刻了中鐵十五局嘉興港區房建工程項目部之公章,于2004年7月15日以該項目部的名義與龍紀公司訂立了租賃合同,在合同上加蓋了該私刻之章,魯三喜以中鐵十五局委托代理人的名義在合同上簽名,又冒簽了郭杭永之名。該合同訂立時魯三喜未向龍紀公司提交中鐵十五局的委托書。魯三喜在公案機關供述:
1、合同訂立時支付的1000元押金支票系中鐵十五局開給黃建勇的空白支票,其從黃處取得后,用于支付合同押金;
2、該批租賃物,30噸存放于被告工地,200噸已歸還龍紀公司,其余從龍紀公司處提貨后直接轉賣他人。2005年6月30日,龍紀公司向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中鐵十五局向其租用鋼管、扣件,但到期未歸還租賃物,未支付租賃費,請求判令中鐵十五局支付租金、維修費和違約金等。中鐵十五局抗辯魯三喜私刻項目部公章與龍紀公司訂立租賃合同,龍紀公司與中鐵十五局間無合同關系。閔行區人民法院(2005)閔民二(商)初字第1092號民事裁定書確認雖然租賃合同加蓋了中鐵十五局項目部的公章,但該公章與中鐵十五局公司備案的印章不符,且從案外人魯三喜在公安機關所作的筆錄可以得知,該枚公章是由魯三喜私自刻制。另外租賃物的收料、還料都由魯三喜個人在一手操作,中鐵十五局也從未支付過租賃費,故真正與龍紀公司發生租賃關系的為案外人魯三喜,并非中鐵十五局。閔行區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了龍紀公司的起訴。雙方當事人均服判,未提出上訴。2006年3月17日,龍紀公司以前次同樣的事實和理由再次向閔行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經該院裁定中鐵十五局提出的管轄權異議成立,將本案移送原審法院。龍紀公司訴稱:雙方當事人簽訂過租賃協議,并已經實際履行,請求判令中鐵十五局支付租金2554429.73元,支付雜費及修理費等28644.92元;支付逾期付款違約金2010937.1元等。中鐵十五局辯稱其從未與龍紀公司簽訂過租賃合同,也未收到租賃物,現龍紀公司以同樣的事實和理由再次訴訟,顯屬無理。請求駁回龍紀公司的訴訟請求。
原審法院審理認為:龍紀公司提出的中鐵十五局向其租用鋼管、扣件,欠其租賃費等請求,已經閔行區人民法院(2005)閔民二(商)初字第1092號民事裁定書確認雙方不存在合同關系,真正與龍紀公司發生租賃關系的是案外人魯三喜,該院裁定駁回了龍紀公司的起訴。雙方當事人均服判,未提出上訴。現龍紀公司為此再行訴訟,就本次訴訟新提交的證據尚不能證明其主張的事實,故其請求沒有證據證實,不予支持。綜觀本案證據,雖然龍紀公司提出魯三喜的行為是職務行為,但在案證據反映魯三喜不是該工程的項目部經理,最多也只能認定為中鐵十五局承建工程的工作人員,故其只能在中鐵十五局授權的范圍內從事活動。龍紀公司并未舉證中鐵十五局授權魯三喜與龍紀公司簽訂租賃合同的相關證據,因此魯三喜的行為是一個無權代理行為。無權代理人的行為應由被代理人承擔責任的條件,或是被代理人事后追認,或是構成表見代理。本案中沒有中鐵十五局的事后追認行為。關于是否構成表見代理的問題,龍紀公司的唯一依據是訂立合同時魯三喜提供的中鐵十五局開出的1000元押金支票。經查,該支票是中鐵十五局(空白收款人)開給案外人黃建勇,用于退回押金,魯三喜也交待了是從黃建勇處取得,用于了本案租賃合同的押金支付。因此是魯三喜虛構了中鐵十五局開出支票給龍紀公司這一事實。雖然中鐵十五局開具空白支票確屬不規范,但其并無出票給龍紀公司的意思表示;其二,合同約定押金為標的的10%,而龍紀公司主張的租賃費達250余萬元,因此僅1000元的金額距標的10%差距甚大,龍紀公司在交易過程中具有謹慎義務,其僅憑魯三喜的小金額的支票即相信魯三喜代表了中鐵十五局,而沒有向中鐵十五局進行核實或依法進行催告,屬于輕信,對此龍紀公司具有過錯顯見。該支票在閔行區人民法院(2005)閔民二(商)初字第1092號案件審理中也未確認。由于龍紀公司有過錯,故其主張魯三喜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不能成立。最后,關于龍紀公司當庭提交的送貨單用于證明合同實際履行方為中鐵十五局的問題,經查,該些送貨單本身不能反映租賃物由中鐵十五局收取,中鐵十五局也不認可收到了相應的租賃物。雖然魯三喜供述有30噸租賃物用到了工地上,但魯此述并未得到工程項目部經理郭杭永和實際承包人陳仁千的確認,是否屬實尚無法確認,即使屬實也是物的流向和用途問題,法院不能根據物的流向和用途來確認合同的相對人,因此龍紀公司向中鐵十五局主張合同權利缺乏依據。根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由于龍紀公司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所主張的事實,屬舉證不能,其訴訟請求不能支持。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司法解釋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于2006年7月28日判決:駁回上海龍紀建筑設備租賃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32980元,由上海龍紀建筑設備租賃有限公司負擔。
宣判后,龍紀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訴稱:與龍紀公司簽訂合同的魯三喜是被上訴人中鐵十五局就本案所涉工地的事實承辦人,有安全責任書、魯三喜對外的調解協議為證,故原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龍紀公司與中鐵十五局有事實上的租賃關系,租賃物也確在被上訴人工地使用,被上訴人應當承擔支付租金、雜費的民事責任。請求撤銷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訴人中鐵十五局答辯稱:本案當事人間不存在民事法律關系,上海閔行區人民法院(2005)閔民二(商)初字第1092號生效民事裁定書已經確認真正與龍紀公司發生租賃關系的是案外人魯三喜,本案雙方不存在合同關系,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訴人龍紀公司在二審時提交了二組證據材料,一為對駕駛員(證人)張杰、葉劍飛的調查筆錄及發料單,二是車運費列表和內部運費明細,證明上訴人和被上訴人間存在租賃關系。庭審時,本院同意龍紀公司要求證人張杰、葉劍飛到庭作證的申請。張杰、葉劍飛均承認調查筆錄內容屬實,他們與龍紀公司是一年一簽的合作運輸關系,曾經送貨去嘉興工地,共五次。中鐵十五局對龍紀公司提供的證據材料質證認為,首先,上訴人提供的證據材料不屬于二審新的證據,與本案無關聯性。其次,兩證人的身份與龍紀公司具有利害關系,證人所陳述的送貨地址在嘉興地圖上不存在,上訴人在上訴狀中陳述為被告自提貨物,與現陳述的送貨內容相矛盾。因此,證人證言亦不具有真實性。本院認為,上訴人龍紀公司本應在原審期間提供當前在二審提交的發料單、貨物運輸合同、駕駛員的調查以及其內部的運費列表等證據材料,但由于原審時爭議焦點未集中在貨物是否交付上,為利于查明事實,該二組證據可作為二審新的證據。但因該些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受被上訴人之置疑與否認,且車運費列表和內部運費明細等系上訴人單方制作,證人與上訴人具有協作關系,證人證言也不能證明交貨的實際數量,故上訴人提交的二組證據不予采信。
原判認定的事實,當事人不持異議的部分,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龍紀公司曾于2005年6月30日向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中鐵十五局向其租用鋼管、扣件,請求判令中鐵十五局支付租金、維修費和違約金等。閔行區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2005)閔民二(商)初字第1092號民事裁定,認定“龍紀公司與中鐵十五局不存在合同關系,真正與龍紀公司發生租賃關系的是案外人魯三喜”,駁回了龍紀公司的起訴。該裁定因當事人未上訴而發生法律效力。根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規定,不管是判決抑或裁定形式,裁判文書一經生效,即具有法律拘束力。生效裁判文書認定的事實,當事人亦無須舉證。現今,龍紀公司在未能提供充分的新證據證明與中鐵十五局存在租賃關系的情況下,再次以同樣的當事人、相同的事實和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屬于重復訴訟。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6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一、撤銷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嘉民二初字第68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上海龍紀建筑設備租賃有限公司的起訴。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各50元,由上海龍紀建筑設備租賃有限公司負擔。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審 判 長 章恒筑 代理審判員 許江杰 代理審判員 陳 玫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代書記員 余 音
第五篇: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案
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案
(2007年12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7)民一終字第62號)
裁判摘要:
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九條的規定,轉讓方未取得出讓土地使用權證書與受讓方訂立合同轉讓土地使用權,起訴前轉讓方已經取得出讓土地使用權證書或者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同意轉讓的,應當認定合同有效。
二、雖然我國稅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對于各種稅收的征收均明確規定了納稅義務人,但是并未禁止納稅義務人與合同相對人約定由合同相對人或者第三人繳納稅款,即對于實際由誰繳納稅款并未作出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因此,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由納稅義務人以外的人承擔轉讓土地使用權稅費的,并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為合法有效。
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的規定,對于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違約金數額,只有在當事人請求調整、且合同約定的違約金數額確實低于或者過分高于違約行為給當事人造成的損失時,人民法院才能進行調整。
上訴人(原審被告):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10號。
法定代表人:范維明,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張剛,山西元升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原告):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玉河街53號。
法定代表人:高志俊,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段偉岳,山西德為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和泰公司)與上訴人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重公司)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22日作出(2006)晉民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雙方當事人均不服該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7年12月18日開庭審理了本案。嘉和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張剛,太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段偉岳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2002年3月26日,太重公司(甲方)與嘉和泰公司(乙方)簽訂《協議書》。其主要內容如下:??
(二)開發地段:位于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號,并規選字(2001)第0068號規選中,南北約232米,東西約221米,除去其中西南角鍋爐房、西北角已有建筑物,并留出變電室位置0.5畝左右,占地約64.5畝。
(三)雙方權利義務:(1)太重公司負責上述地段的舊屋拆除及安置;(2)太重公司負責三通一平,具體時間為2002年6月10日前為主干道以西地段,2002年11月30日前為剩余地段;(3)在土地轉讓手續辦理完畢之前,太重公司協助嘉和泰公司辦理項目的建設手續;(4)太重公司負責嘉和泰公司施工中的水、電供應,費用由嘉和泰公司按月支付,房屋建成后的水電增容及設施費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擔;(5)太重公司現有鍋爐房、變電室可與嘉和泰公司共同使用,由此產生的增容費由嘉和泰公司承擔(產權歸太重公司);(6)嘉和泰公司負責開發項目所需規劃、設計、報建等工作及費用;(7)嘉和泰公司負責工程費用籌措、支付、施工及房屋建成后的銷售;(8)太重公司負責辦理土地出讓手續,土地出讓金及相關出讓費用由嘉和泰公司按太重公司與土地管理部門簽署的《國有土地出讓合同》約定的付款方式及付款時間支付給太重公司,再由太重公司向政府相關部門繳納;(9)太重公司土地出讓手續辦理完畢且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全部土地補償金后,太重公司即為嘉和泰公司辦理土地使用權轉讓手續,轉讓費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擔;(10)嘉和泰公司為取得土地使用權,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每畝94萬元(不含土地出讓金及相關稅費);(11)建成后的商鋪和住宅,太重公司可按嘉和泰公司確定的價格優先購買;(12)如太重公司需在本小區內建設職工住宅,其占地面積從總面積中扣除;(13)嘉和泰公司在售房過程中發生的各類稅、費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擔。
(四)付款方式:(1)協議簽訂后兩日內,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500萬元,十日內支付1500萬元;(2)太重公司與土地部門簽訂土地出讓合同后十日內,嘉和泰公司按該合同確定的土地出讓金比例和數額向太重公司支付該筆款項;(3)太重公司土地出讓完畢,且已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后,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該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此合同一經土地局批準十日內,嘉和泰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補償金,太重公司收到土地補償金后,將土地證及已批準的土地使用權轉讓協議交由嘉和泰公司辦理過戶手續。
(五)違約責任:(1)在土地轉讓手續辦理完畢前,太重公司如未按本協議第三條第二項約定時間實現三通一平,應按嘉和泰公司已付款額,以每日萬分之四計息賠償待工損失,超過三個月仍無法實現約定條款,嘉和泰公司有權解除協議,太重公司須退還所收款項。(2)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協議第四條約定時間向太重公司支付該條約定款項,按該條應支付款項,每超過一日按萬分之四計息補償給太重公司,如超過約定時間三個月后仍不能支付,太重公司有權終止協議,除留下已付款的10%作為對太重公司補償外,其余款項退回嘉和泰公司。(3)施工期間,如因太重公司原因不能保證用水、用電,太重公司應賠償嘉和泰公司因此所遭受的直接損失;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協議約定支付水、電及增容費用,太重公司免除責任。(4)在土地轉讓手續辦理完畢之前,因太重公司原因,嘉和泰公司未能及時辦理工程項目審批手續,影響施工,太重公司須賠償因此給嘉和泰公司造成的直接損失,但由于嘉和泰公司未按通知如期支付相關費用,太重公司免除責任。
2002年4月2日,太重公司(甲方)與嘉和泰公司(乙方)簽訂《補充協議》。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按原訂協議的期限,嘉和泰公司按每畝94萬元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94萬元/畝中的流轉稅按太重公司76%,嘉和泰公司24%的比例承擔。嘉和泰公司承擔的24%流轉稅款按原《協議書》約定在嘉和泰公司支付每期土地補償金的同時一并支付,最終以實際交付的稅款按雙方約定的比例多退少補。
(二)除以上1條以外,原協議履行過程中的所有各項稅費(包括土地增值稅、交易稅等,但不限于此)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擔。
(三)以上各項稅費凡以太重公司名義繳納的,須由嘉和泰公司如數支付給太重公司。
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與太原市國土資源局簽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以下簡稱《出讓合同》),太重公司取得了該宗土地的使用權。確認出讓土地面積為42968.75平方米(約64.45畝)。
2002年12月,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太原市出讓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書》(以下簡稱《轉讓合同》)。該合同主要內容如下:第7條土地使用權轉讓價格為每平方米1223元,總額為5255.08萬元。第8條太重公司同意按原出讓合同規定向國家交納轉讓時的土地增值稅。第10條雙方在本合同簽訂十五日內,由嘉和泰公司按太原市地產交易管理所審批意見,辦理有關手續,交納有關稅費。第11條雙方在本合同簽訂后三十日內到太原市國土資源局申請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
根據《協議書》第四條1約定:本協議簽訂后兩日內,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500萬元,十日內支付土地補償金1500萬元。2002年4月2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兌匯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2000萬元(該承兌匯票2002年9月到期)。
2002年10月30日,嘉和泰公司以支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250萬元。
根據《協議書》第四條3約定:太重公司取得國有出讓土地使用權后,由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該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按土地局規定文本),此合同一經土地局批準十日內,嘉和泰公司即支付剩余的土地補償金。2002年12月,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轉讓合同》,2003年1月20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兌匯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2000萬元。
2005年1月5日、8月19日、8月29日、9月22日,嘉和泰公司以支票、現金方式,四次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330萬元。
綜上,嘉和泰公司以承兌匯票、支票、現金方式共支付土地補償金4580萬元,余款未付。
根據《協議書》第三條8約定:太重公司負責辦理土地出讓手續,土地出讓金及相關出讓費用由嘉和泰公司按太重公司與土地管理部門簽署的《出讓合同》約定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時間支付給太重公司。《協議書》第四條2約定:太重公司與土地管理部門簽訂土地出讓合同十日內,嘉和泰公司應按該合同確定的土地出讓金比例和數額向太重公司支付該筆款項。
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和太原市國土資源局簽訂《出讓合同》。2002年8月12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兌匯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讓金1000萬元(該承兌匯票2003年2月到期)。2002年9月23日嘉和泰公司以電匯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讓金50萬元。嘉和泰公司合計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讓金1050萬元。
2003年1月15日,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鑒證單。雙方通過辦理權屬變更登記手續,嘉和泰公司于2003年1月取得該宗土地的國有土地使用證。
按照《協議書》和《補充協議》有關稅費承擔的約定,嘉和泰公司尚欠太重公司各種稅金。
一審法院還查明,2002年12月31日,嘉和泰公司向太原市國土資源局支付土地出讓金386.72萬元。
一審法院另查明,太重公司已繳納契稅41.25萬元;已申報營業稅281.25萬元,實際繳納營業稅242.526萬元。
一審法院再查明,嘉和泰公司住所地由原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號變更為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10號。
2006年1月16日,太重公司向一審法院起訴稱,2002年3月16日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協議書》,就太重公司向嘉和泰公司轉讓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號土地拆遷補償事宜進行了明確約定。2002年4月2日又簽訂《補充協議》,就《協議書》中有關稅費承擔問題進一步明確。合同簽訂后,太重公司按約履行了合同,而嘉和泰公司只支付了土地補償金4559.7萬元,尚欠太重公司土地補償金、相關稅費等合計3548.627l萬元。嘉和泰公司應支付欠款并對其違約行為按照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請求依法判令:嘉和泰公司立即支付土地補償金、相關稅費合計3548.6271萬元及違約金755.86256萬元(截止2006年1月12日)及至全部清償之日止的違約金;嘉和泰公司承擔全部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2006年8月7日,太重公司向一審法院遞交補充訴狀,稱根據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的《轉讓合同》,嘉和泰公司還另外拖欠太重公司土地轉讓金5255.08萬元沒有支付。因此增加訴訟請求,請求依法判令嘉和泰公司立即支付土地出讓金5255.08萬元并承擔全部訴訟費用。
嘉和泰公司辯稱,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項,太重公司的訴訟請求應被駁回。(1)太重公司主張的“土地補償金”與“土地轉讓金”是轉讓同一地塊的不同階段的稱謂,其實質是土地轉讓價。2002年3月26日,雙方簽訂《協議書》時土地性質為劃撥土地,且協議的名義是合作開發,故使用“補償金”這一名詞,實質是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2002年12月,雙方就該地塊重新簽訂了《轉讓合同》,并經政府批準。該合同是最終確定土地使用權轉讓法律關系的合法文件,轉讓價格為5255.08萬元。嘉和泰公司已超額支付土地轉讓款,不存在欠款一說。(2)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稅費。《轉讓合同》中沒有約定由嘉和泰公司負擔相關稅費,且在該合同第八條明確約定增值稅由太重公司負擔。(3)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太重公司無權主張所謂的違約金。
一審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爭議的主要焦點是:
(一)《協議書》的效力問題;
(二)《補充協議》的效力問題;
(三)《轉讓合同》的效力問題;
(四)嘉和泰公司已付價款數額的確定問題、稅金問題及違約金問題。
(一)關于《協議書》的效力問題。一審法院從三個方面分析《協議書》的效力:1.《協議書》的性質。太重公司認為《協議書》約定的土地補償金,系用于地上房屋拆遷、職工安置、工廠搬遷及地上建筑物補償等,與《轉讓合同》約定的土地轉讓金,是兩個概念,無法替代。嘉和泰公司認為《協議書》名為合作開發,實際是不同時期轉讓土地使用權的同一稱謂,《協議書》的實質為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一審法院認為,《協議書》的性質是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就《協議書》內容看,主要是約定嘉和泰公司為取得該宗土地使用權,向太重公司支付94萬元/畝的補償金。并非以提供土地使用權、資金等作為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享利潤、共擔風險合作開發為基本內容。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規定,應當認定為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2.《協議書》、《補充協議》和《轉讓合同》的關系。太重公司認為《協議書》涉及土地的拆遷、安置、辦理出讓手續等內容;《補充協議》涉及稅費承擔問題;《轉讓合同》僅是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三者之間不存在矛盾,《轉讓合同》不能取代《協議書》和《補充協議》。嘉和泰公司認為《協議書》和《補充協議》實質是不具合同效力的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最終被《轉讓合同》取代。一審法院認為,從形式上講,《協議書》和《補充協議》是未經備案登記、僅由雙方持有的合同。《轉讓合同》是經過備案登記的合同。從內容上講,《協議書》和《補充協議》約定轉讓土地補償金94萬元/畝,共6058.3萬元,土地增值稅及相關稅費由嘉和泰公司承擔。《轉讓合同》約定土地轉讓金為每平方米1223元,共5255.08萬元,土地增值稅由太重公司承擔。《協議書》約定的權利、義務,付款方式、違約責任、爭議解決方式等條款,在《轉讓合同》中沒有條款約定或者說明。二者是針對同一標的所簽訂的形式不同、內容也不盡相同的兩份合同。雖然都有轉讓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協議書》是真實履行的合同,而《轉讓合同》只是用于辦理過戶之用。3.《協議書》的效力問題。太重公司認為《協議書》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嘉和泰公司認為《協議書》是轉讓劃撥土地,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是效力瑕疵合同,被《轉讓合同》取代。一審法院認為,《協議書》是雙方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也是實際真正履行的合同。《協議書》和《轉讓合同》是對同一標的所簽的先后兩份合同,但后簽訂的《轉讓合同》并不當然取代《協議書》。因為:一是《轉讓合同》未廢止《協議書》及《協議書》中約定的補償金條款,也未約定《協議書》與《轉讓合同》相抵觸的部分無效;二是《協議書》和《補充協議》約定了包括拆遷、安置、履行期限、履行方式、違約責任承擔、糾紛解決方式等內容,《轉讓合同》不具備該類交易行為所簽合同的必要條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十八條規定,應推定為未變更。三是《協議書》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協議書》時,該土地為劃撥用地,但雙方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在經政府管理部門批準后,該劃撥用地使用權已轉化為出讓土地使用權,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的任何一種情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協議書》應認定為合法有效。
(二)關于《補充協議》的效力問題。太重公司認為《補充協議》合法有效。嘉和泰公司認為《補充協議》同樣是效力瑕疵合同,已被《轉讓合同》取代。一審法院認為,雙方在《協議書》的基礎上,簽訂《補充協議》,對土地增值稅、流轉稅的金額及履行方式等進行了明確約定,其內容與《協議書》內容并不沖突,與《協議書》的內容共同構成完整的合同內容,二者是同一的關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該《補充協議》的內容是對《協議書》內容的補充。可以確認《補充協議》與《協議書》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三)關于《轉讓合同》的效力問題。太重公司認為《轉讓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嘉和泰公司認為《轉讓合同》是唯一有效合同。一審法院認為,(1)《轉讓合同》第7條約定的土地轉讓價格5255.08萬元,是國土局的評估價格,是國家土地管理部門對土地交易雙方成交價格進行間接調控和引導的最低限價,并非雙方達成合意的表示。(2)《轉讓合同》約定的價格不符合客觀事實,按照《轉讓合同》約定,該宗土地價格為5255.08萬元,土地增值稅由太重公司承擔,相關稅費沒有約定,按規定由太重公司承擔。則太重公司在取得5255.08萬元收入時,需向國家交納土地出讓金1417.97萬元,需向國家交納土地增值稅及其他相關稅費,還要負責拆遷、安置,且該宗土地上建筑物評估價為1041.2171萬元。顯然,太重公司以5255.08萬元轉讓該宗土地與客觀事實和真實合意不符。(3)按照《轉讓合同》約定的價款5255.08萬元,嘉和泰公司的支付有悖常理。嘉和泰公司在已支付3300萬元前提下,只應向太重公司支付1955.08萬元。但嘉和泰公司于2003年1月20日支付了2000萬元,在取得土地使用證,認為已超額支付的情況下,又于2005年1月5日、8月19日、8月29日、9月22日四次向太重公司共付款330萬元,顯然與常理不符。(4)《轉讓合同》約定的重要條款形同虛設。《轉讓合同》第8條約定:太重公司同意按原出讓合同規定向國家交納土地增值稅。但原出讓合同中并無交納土地增值稅的約定。(5)《轉讓合同》沒有約定土地交付、價款支付、違約責任、糾紛解決方式等內容,不具備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的必要條款,不符合一般的交易習慣。(6)按照《協議書》第四條3約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讓完畢,且已取得國有出讓土地使用權后,與嘉和泰公司簽訂該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按土地局規定文本),此合同一經土地局批準十日內,即由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補償金,太重公司收到土地補償金后,將土地證及已批準的土地使用權轉讓協議交由嘉和泰公司辦理過戶手續。《協議書》第三條8約定:出讓費標準為太重公司在政策中能享受到的最優惠的價格標準。顯然雙方存在合理減少土地轉讓費的合意。由此可以推斷,《轉讓合同》是按照土地局規定文本,為履行土地局的批準手續而作出的。雙方將轉讓價格約定為5255.08萬元,是為了少報納稅金額,而非變更原約定的轉讓價格。因此,《轉讓合同》中關于轉讓價格及土地增值稅的約定并非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該類條款只會使國家稅款減少,因此該類條款應認定無效。其余條款與以前協議內容基本競合,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經土地管理部門審查,并作了土地權屬變更登記,雙方已實際履行,為有效條款。
(四)關于嘉和泰公司已付價款數額的確定問題、稅金問題及違約金問題。
(1)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補償金數額的問題。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對已付款有兩個問題意見不同:一是承兌匯票。太重公司認為2002年4月2日2000萬元和8月12日1000萬元承兌匯票應當扣除貼現利息;嘉和泰公司認為應以收款金額和收據金額為準。一審法院認為,在雙方未就付款方式作出明確約定情況下,嘉和泰公司以承兌匯票方式付款并無不妥,太重公司收取承兌匯票后也沒有提出異議。對太重公司扣除貼現利息的主張不予支持。二是國土資源局收取的386.72萬元土地出讓金。嘉和泰公司認為其向國土資源局交納的386.72萬元出讓金應計入太重公司收取的土地補償金數額。一審法院認為,太重公司出售該地,實際就是要取得94萬元/畝,合計6058.3萬元的土地補償金收益,其他一切費用均由嘉和泰公司支付。《協議書》第三條9約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讓手續辦理完畢且嘉和泰公司已支付全部土地補償金后,太重公司即為嘉和泰公司辦理土地使用權轉讓手續,轉讓費由嘉和泰公司承擔。因此,該筆出讓金不應算在太重公司收取的補償金中。
故按照《協議書》約定,嘉和泰公司應支付太重公司土地補償金6058.3萬元,已支付4580萬元,欠付太重公司土地補償金1478.3萬元。
(2)稅金問題。雙方在《補充協議》中約定:除流轉稅按76%和24%的比例由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承擔外,其余所有稅費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擔。嘉和泰公司認為,各項稅金的納稅主體是明確的,雙方的約定是規避法律的行為,應屬無效。一審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對稅金的約定并不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的補償金是雙方約定的不含稅價格,雙方約定各種稅金由嘉和泰公司承擔合法有效。但是土地增值稅和印花稅太重公司并未交納,營業稅部分交納部分未發生,對于未交納的稅費太重公司沒有權利向嘉和泰公司主張,在各稅費實際發生后,太重公司可依據《協議書》及《補充協議》向嘉和泰公司主張或另行起訴。對太重公司已繳付的41.25萬元契稅,予以支持。
(3)違約金問題。一審法院認為嘉和泰公司沒有完全履行其付款義務,是基于雙方簽訂了兩份合同,雙方都有過錯,因此對太重公司主張按照日萬分之四計算違約金的請求,不予支持。但由于嘉和泰公司遲延付款的責任顯然大過太重公司,其遲延付款的行為客觀上給太重公司造成了利息損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利息損失也屬違約責任的一種,太重公司雖然未提出利息損失的請求,但提出了違約金請求。因此嘉和泰公司應負擔遲延付款的利息。
綜上,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七十八條、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零九條之規定,判決:
(一)嘉和泰公司于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1478.3萬元及利息(自2005年9月23日起至判決確定的支付之日,以1478.3萬元為基數,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
(二)嘉和泰公司于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向太重公司支付契稅41.25萬元。
(三)駁回太重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51.7998萬元,保全費26.5萬元,其他訴訟費4.5萬元,由太重公司負擔50萬元,由嘉和泰公司負擔32.7998萬元。嘉和泰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請求:1.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駁回太重公司的訴訟請求;2.
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太重公司承擔。事實和理由如下:(1)關于《轉讓合同》的效力。《轉讓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規定,并經政府批準,是最終確定雙方土地使用權轉讓法律關系的合法文件,土地價格應以《轉讓合同》的約定為準。嘉和泰公司已按約定履行完畢自己的義務,不存在拖欠款項的行為,一審判決嘉和泰公司承擔責任是錯誤的。(2)關于《協議書》和《補充協議》的效力。《協議書》和《補充協議》簽訂時,該宗土地為行政劃撥地。根據法律規定,太重公司無權轉讓該宗土地,應屬無效協議。在辦理出讓手續后,《協議書》的效力才得到補正,才發生法律效力。雖然該協議有效了,但它先天不足是事實,需要在履行過程中逐步合法化。《協議書》是《轉讓合同》的準備,并最終被《轉讓合同》取代。(3)一審判決認定“《協議書》和《轉讓合同》是針對同一標的所簽訂的新舊兩份合同”。既然如此,根據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后合同(《轉讓合同》)的效力應當優于前合同(《協議書》),政府批準的合同效力當然優于未經批準的合同。(4)《轉讓合同》和《協議書》相沖突的約定,應以《轉讓合同》為準。與《協議書》相比,《轉讓合同》在轉讓范圍、面積、價格、增值稅負擔等方面都發生了變化,當然應以《轉讓合同》為準。(5)《補充協議》就稅費負擔所作的約定,違反了稅法的強制性規定。即使有效,增值稅的負擔約定也顯失公平。增值稅的納稅主體是轉讓人而非受讓人,所以《轉讓合同》變更增值稅由太重公司承擔。(6)一審判決認定嘉和泰公司已付價款數額有誤,嘉和泰公司代太重公司支付的386.72萬元出讓金,應計入已付款數額。(7)2005年以后所付330萬元是為了促使太重公司履行全面交付土地義務,被迫多付的。(8)假如一審判決結果是正確的,其對訴訟費的分擔違背了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超過嘉和泰公司應負擔的比例。
針對嘉和泰公司的上訴,太重公司答辯稱,(一)嘉和泰公司主張《轉讓合同》取代《協議書》和《補充協議》毫無根據且嚴重歪曲事實。
(二)嘉和泰公司對協議約定的出讓金和稅金提出異議目的是歪曲協議、賴賬。
(三)嘉和泰公司認為386.72萬元出讓金應由太重公司承擔,沒有根據。
太重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請求:1.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支持太重公司一審的全部訴訟請求;2.
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擔。事實和理由是:(1)一審判決對嘉和泰公司欠付土地轉讓金的事實沒有認定是錯誤的。《協議書》約定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每畝94萬元,是對太重公司進行土地拆遷、安置、三通一平等工作的補償,而非土地轉讓價格。《轉讓合同》約定的是土地轉讓金,是土地本身的轉讓價格。兩份合同的約定并不矛盾,更不重復,嘉和泰公司應當分別履行相應的合同付款義務。《協議書》與《轉讓合同》的內容相互獨立,沒有重復,均有雙方當事人的蓋章簽字。根據《合同法》規定,兩份合同均成立并生效。在兩份合同中,并沒有任何相互否定或者變更的條款,分別構成雙方不同的權利義務。(2)一審判決為嘉和泰公司減免大部分違約責任,沒有依據,也不公平。一審判決已認定嘉和泰公司拖欠土地補償金的事實存在,應當履行付款義務,但是將太重公司根據合同約定訴請的違約金改為支付同期貸款利息,并且違約金的起算時間也被推遲了兩年零八個月之多,顯然不符合約定,對太重公司是不公平的。根據《協議書》第四條約定,協議簽訂后兩日內,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500萬元,十日內支付1500萬元;太重公司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后,雙方簽訂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此合同經土地局批準十日內,嘉和泰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補償金。第五條約定,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協議第四條約定的時間支付該條約定款項,則按該條應支付的款項,每超過一日按萬分之四計息補償給太重公司。以上約定清楚明確,對雙方均有法律約束力,人民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按《協議書》約定,嘉和泰公司應在《轉讓合同》經批準十日內付清土地補償金。而《轉讓合同》經批準的時間雙方均認可為2003年1月15日,則嘉和泰公司付清土地補償金的時間應為2003年1月25日。太重公司正是據此計算違約金,并且對嘉和泰公司中間幾次還款均相應予以核減,分段計算。截止2006年1月12日,嘉和泰公司應當支付違約金755.86256萬元。這一計算結果既符合合同約定,也符合客觀事實,應當得到法院的支持。(3)一審判決駁回太重公司對稅金的訴訟請求是錯誤的。依法納稅是企業應承擔的義務,稅金對于太重公司是必然發生的費用,太重公司當然有權主張,是否已經發生并不影響嘉和泰公司承擔合同義務。而且應納稅款的計算均有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太重公司起訴稅費金額是依法計算的結果,有充分的法律依據,應當得到支持。(4)一審判決對嘉和泰公司已付款數額認定也存在錯誤。嘉和泰公司支付的款項中有2002年4月2日2000萬元承兌匯票應扣除貼現利息30.3萬元;8月12日1000萬元的承兌匯票應扣除貼現利息15.6萬元。
針對太重公司的上訴,嘉和泰公司答辯稱,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項,太重公司的上訴請求應被駁回。
(一)《協議書》和《補充協議》已被《轉讓合同》取代。嘉和泰公司已按《轉讓合同》確定的價格履行完畢付款義務,并無任何拖欠。
(二)嘉和泰公司按約履行了全部付款義務,不拖欠太重公司的任何款項,太重公司無權主張所謂的違約金。
(三)太重公司主張的各種稅費包括營業稅、契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由嘉和泰公司承擔不能成立。因為《轉讓合同》取代《協議書》及《補充協議》后,《轉讓合同》并沒有約定上述稅費由嘉和泰公司承擔,《轉讓合同》第8條還明確約定增值稅由太重公司承擔。
(四)太重公司認為已付款中應扣除貼現利息,沒有依據。嘉和泰公司支付承兌匯票時,太重公司按票面金額開具了收據,已認可不扣除貼現利息,現在無權主張扣除。
本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相同。
本院認為,嘉和泰公司和太重公司對于《協議書》、《補充協議》及《轉讓合同》的真實性均無異議。綜合雙方當事人的上訴請求及事實和理由,本案二審爭議的焦點問題是:
(一)《協議書》、《補充協議》和《轉讓合同》的效力及相互關系問題;
(二)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補償金的數額問題;
(三)太重公司關于稅金的請求是否成立問題;
(四)太重公司關于違約金的請求是否成立問題。
(一)關于《協議書》、《補充協議》和《轉讓合同》的效力及相互關系問題。
首先,關于《協議書》、《補充協議》的效力,太重公司認為《協議書》、《補充協議》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嘉和泰公司認為《協議書》簽訂時,該宗土地為行政劃撥地,根據法律規定,太重公司無權轉讓該宗土地,應屬無效協議。而《補充協議》就稅費負擔的約定,違反了稅法的強制性規定。本院認為,《協議書》、《補充協議》是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自愿協商達成的協議,是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協議書》不僅詳細的約定了所轉讓土地的面積、價格、付款方式、違約責任,還具體約定了雙方權利義務及履行程序。《協議書》簽訂時,嘉和泰公司及太重公司均知道該宗土地屬于劃撥用地,所以在《協議書》第三條8約定:由太重公司負責辦理土地出讓手續;第三條9約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讓手續辦理完畢,即為嘉和泰公司辦理土地使用權轉讓手續。這一締約行為并沒有規避法律損害國家利益,事實上,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正是按照上述約定完成該宗土地轉讓的。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與太原市國土資源局簽訂《出讓合同》,取得該宗土地的使用權,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出讓金;同年12月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轉讓合同》,嘉和泰公司依據《協議書》向太原市國土資源局支付土地轉讓款,隨后完成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均是雙方履行《協議書》的真實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轉讓方未取得出讓土地使用權證書與受讓方訂立合同轉讓土地使用權,起訴前轉讓方已經取得出讓土地使用權證書或者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同意轉讓的,應當認定合同有效。”因此,《協議書》合法有效。《補充協議》是對《協議書》約定轉讓土地使用權的稅費承擔所作的補充約定,明確了轉讓土地使用權的稅費如何承擔及由誰承擔的問題。雖然我國稅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對于各種稅收的征收均明確規定了納稅義務人,但是并未禁止納稅義務人與合同相對人約定由合同相對人或第三人繳納稅款。稅法對于稅種、稅率、稅額的規定是強制性的,而對于實際由誰繳納稅款沒有作出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故《補充協議》關于稅費負擔的約定并不違反稅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的規定,屬合法有效協議。嘉和泰公司關于《協議書》簽訂時,所轉讓的土地屬劃撥地,太重公司無權轉讓及《補充協議》就稅費負擔的約定違反稅法的強制性規定,均屬無效協議的主張,沒有法律依據,不予支持。一審法院關于《協議書》合法有效及《補充協議》與《協議書》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的認定是正確的,應予維持。
其次,關于《轉讓合同》的效力問題,嘉和泰公司認為,《轉讓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規定,并經政府批準,是最終確定雙方土地使用權轉讓關系的合法文件,土地使用權轉讓價格應以《轉讓合同》約定為準。太重公司認為,《轉讓合同》有效,嘉和泰公司應承擔《轉讓合同》約定的支付土地轉讓金義務。本院認為,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之所以在《協議書》之外又簽訂《轉讓合同》,是因為簽訂《協議書》時,雙方當事人均知道所轉讓的土地屬劃撥用地,不能直接轉讓。只有在太重公司辦完土地出讓手續,取得國有出讓土地使用權后,再與嘉和泰公司簽訂國有出讓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并由雙方共同到土地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備案,才能完成該土地使用權轉讓。因此,《轉讓合同》對于太重公司及嘉和泰公司來講就是到土地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備案手續,以完成《協議書》約定的轉讓土地使用權行為,而并非為了變更《協議書》的約定條款或者構成雙方新的權利義務關系;對于土地管理部門來講,以《轉讓合同》登記備案,則表明土地管理部門認可《轉讓合同》中的價格并據此征收轉讓稅費,辦理相關手續。雖然《轉讓合同》中的價格比雙方當事人實際約定的價格低,但土地管理部門給予登記備案的事實表明,土地管理部門認可雙方當事人可以此最低價格辦理土地使用權轉讓手續,也表明雙方當事人這一做法并不違反土地管理部門的相關規定。事實上,土地管理部門也正是依據該《轉讓合同》辦理了土地權屬變更手續。由此可以認定,在本案中《轉讓合同》僅是雙方辦理登記備案之用,別無它用,其效力僅及于登記備案。《轉讓合同》對于合同雙方既沒有變更《協議書》約定條款,也不構成新的權利義務關系。從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的過程和數額看,也可證明嘉和泰公司在簽訂《轉讓合同》后,仍是按《協議書》約定的土地補償金數額支付的。故嘉和泰公司關于應以《轉讓合同》中的價格作為本案土地使用權轉讓價格及太重公司關于以《轉讓合同》請求另外支付土地轉讓金的主張,均不符合本案實際情況,沒有事實依據,不能成立。
再次,關于《協議書》、《補充協議》與《轉讓合同》的關系,對于《補充協議》是《協議書》的補充約定雙方均無異議,但對于《協議書》與《轉讓合同》雙方爭議較大。嘉和泰公司認為,《協議書》已被《轉讓合同》所取代,《轉讓合同》是本案唯一有效的合同。太重公司則認為,《協議書》約定的土地補償金是對拆遷、安置的補償。《轉讓合同》約定的土地轉讓金是土地本身的轉讓價格,兩份合同的約定并不矛盾,也不重復,相互獨立,均成立并有效。本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簽訂《轉讓合同》的目的是為了辦理土地使用權轉讓登記備案手續。《轉讓合同》沒有約定變更或取代《協議書》的條款,并未在雙方當事人之間成立新的權利義務關系。從雙方當事人實際履行合同的情況看,太重公司轉讓土地使用權收取土地補償金、出讓金、轉讓金、太重公司與太原市國土資源局簽訂《出讓合同》及其與嘉和泰公司簽訂《轉讓合同》到土地管理部門登記等行為都是在履行《協議書》約定的權利義務。而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出讓金、轉讓金,取得土地使用權等也是履行《協議書》約定的權利義務。因此,本案中的《轉讓合同》是雙方在土地管理部門辦理土地使用權轉讓手續的備案合同;《協議書》才是雙方實際履行的合同。嘉和泰公司關于《轉讓合同》取代《協議書》,《轉讓合同》是本案唯一有效合同的主張不能成立。太重公司關于《協議書》和《轉讓合同》相互獨立,均成立有效,并據此要求嘉和泰公司分別支付土地補償金及土地轉讓金的主張也不能成立。
綜上,本院認為,《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是合法有效的協議,是確定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的合同依據。
(二)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補償金的數額問題。
太重公司對于已收到嘉和泰公司以承兌匯票、支票、現金形式支付的土地補償金總額4580萬元人民幣并無異議。但認為其中2002年4月2日2000萬元承兌匯票應扣除貼現利息30.3萬元及2002年8月12日1000萬元承兌匯票應扣除貼現利息15.6萬元。本院認為,根據2002年3月26日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的《協議書》第四條1約定,嘉和泰公司在《協議書》簽訂十日內,應支付土地補償金2000萬元。嘉和泰公司應按約定時間履行付款義務。但嘉和泰公司以2002年9月到期的2000萬元承兌匯票支付該筆土地補償金,導致太重公司不能在約定時間實際收到該款項。太重公司只有支付貼現利息,才能在約定時間取得上述款項。嘉和泰公司這種以遠期承兌匯票履行到期付款義務的行為,實際是遲延付款,屬于不當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由于嘉和泰公司不當履行合同義務,造成太重公司為此支付30.3萬元的貼現利息損失,應由嘉和泰公司承擔。太重公司關于扣除該貼現利息的上訴請求成立,應予支持。一審判決對此處理不當,應予糾正。關于2002年8月12日1000萬元承兌匯票,是嘉和泰公司依據《協議書》第三條8的約定支付的土地出讓金。而太重公司在一審中并未對土地出讓金提出訴訟請求,因此太重公司關于該1000萬元承兌匯票的貼現利息的上訴請求不屬于本院二審的審理范圍。
嘉和泰公司認為其2002年12月31日向太原市國土資源局支付的386.72萬元土地出讓金應計入已付土地補償金數額。本院認為,該筆款項是2002年12月太重公司與嘉和泰公司簽訂《轉讓合同》后,由嘉和泰公司直接支付給太原市國土資源局的。依據《協議書》第三條9約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讓手續辦理完畢且嘉和泰公司支付全部土地補償金后,太重公司即為嘉和泰公司辦理土地使用權轉讓手續,轉讓費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擔。故該筆款項屬于嘉和泰公司應承擔的土地轉讓款,不應計入其已付的土地補償金數額。一審判決處理適當,應予維持。
綜上,一審判決認定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補償金4580萬元,尚欠太重公司土地補償金1478.3萬元有誤,應予糾正。嘉和泰公司實欠太重公司土地補償金1508.6萬元。
(三)太重公司的稅金請求是否成立問題。
根據《補充協議》的約定、除流轉稅按76%和24%的比例由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分別承擔外,其余所有稅費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擔。如前所述,《補充協議》關于稅費負擔的約定并不違反稅收管理法律法規的規定,是合法有效協議,雙方當事人應按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關于太重公司在沒有繳納稅金的情況下是否有權請求嘉和泰公司支付其所承擔的稅金的問題。本院認為,《補充協議》約定轉讓土地使用權稅費的承擔,只是明確了轉讓土地使用權過程中所發生的相關稅費由誰負擔的問題。而對于何時繳納何種稅費及繳納多少稅費,《補充協議》沒有約定,也無法約定。只有在相關主管部門確定稅費種類及額度,太重公司繳納后,嘉和泰公司才能支付。太重公司在未繳納稅金,也沒有相關部門確定納稅數額的情況下,請求嘉和泰公司支付轉讓土地稅金,沒有事實依據。一審判決對于太重公司要求嘉和泰公司支付其尚未繳納的稅費的請求不予支持,但提示其在實際繳納稅費后可以向嘉和泰公司另行主張權利的處理,并無不當,應予維持。對太重公司已繳納的營業稅和契稅,一審判決只支持太重公司的契稅請求而沒有支持其關于營業稅的請求不當,應予糾正。對于太重公司已繳納的242.526萬元營業稅。嘉和泰公司應按24%比例負擔58.20624萬元。
(四)關于太重公司的違約金請求是否成立問題。
本院認為,《協議書》對于雙方當事人具體的權利義務中包括嘉和泰公司付款時間、數額及違約責任均作出了明確約定。太重公司及嘉和泰公司都應按照誠實、信用原則,實際履行合同義務。太重公司按約定辦理了土地出讓、轉讓手續并將涉案地塊實際交付給嘉和泰公司。嘉和泰公司應按約定履行付款義務,但嘉和泰公司在取得土地使用權后,未按約定時間及數額支付土地補償金。嘉和泰公司遲延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是引起本案訴訟的主要原因。因此,嘉和泰公司的行為已構成違約,應按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一審判決認定嘉和泰公司遲延付款構成違約,但對太重公司按照合同約定的日萬分之四的比例計算違約金的請求卻未予支持,并將雙方當事人按照日萬分之四的比例計算違約金的約定調整為按銀行利率計算利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之規定,人民法院對于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違約金的數額,只有在當事人請求調整,并確實低于或過分高于違約行為給當事人造成的損失時,才能進行調整。一審判決對違約金的調整既違背當事人雙方的約定,也缺少法律依據,應予糾正。太重公司關于嘉和泰公司應按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支付違約金的上訴請求理據充分,應予支持。因為嘉和泰公司最后支付土地補償金的時間是2005年9月23日,太重公司此前并未要求嘉和泰公司支付違約金。故嘉和泰公司應從2005年9月23日起承擔違約責任。
綜上所述,嘉和泰公司的上訴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予駁回。太重公司的上訴請求,部分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予支持;部分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但適用法律部分有誤,應予糾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06)晉民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第三項;
二、變更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06)晉民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第一項為: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向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支付土地補償金1508.6萬元人民幣,并從2005年9月23日起按實際遲延付款天數以日萬分之四的比例計算違約金支付給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直至還清之日止;
三、變更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06)晉民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第二項為: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向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支付營業稅58.20624萬元人民幣,支付契稅41.25萬元人民幣。
如逾期不履行本判決確定之金錢給付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一審案件受理費51.7998萬元,保全費26.5萬元,其他訴訟費4.5萬元,合計82.7998萬元,由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負擔50萬元,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負擔32.7998萬元;二審案件受理費48.799848萬元,由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韓 玫
審 判 員 吳曉芳
審 判 員 王友祥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書 記 員 虞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