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增值稅發票能否作為認定收貨事實的依據

增值稅發票能否作為認定收貨事實的依據？

【學科分類】票據法

【摘要】當事人簽訂買賣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交接手續不完備的情況下，買方將賣方出具的增值稅發票已經進行認證或抵扣，能否認定賣方履行了供貨義務？

【寫作年份】2010年

【正文】

案例：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簽訂甲公司為供方、乙公司為需方的買賣合同一份，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原告向被告交付增值稅發票兩張。后甲公司起訴要求乙公司給付合同價款。乙公司辯稱，甲公司未履行送貨義務。甲公司認為，自己已經履行了送貨義務，但手續不完備；申請法院調查乙公司是否將增值稅發票用于認證或抵扣。

法院依法到稅務機關進行了調查，乙公司已將甲公司開具的兩張增值稅發票用于認證。

審判：

法院審理認為，乙公司將兩張增值稅發票通過稅務部門認證可以證明其已經收到了甲公司的貨物。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增值稅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工業生產企業購進貨物，必須在購進的貨物已經驗收入庫后，才能申報抵扣進項稅額，對貨物尚未到達企業或尚未驗收入庫的，其進項稅額不得作為納稅人當期進項予以抵扣。鑒于國家稅收的嚴肅性和稅務部門的權威性，本案被告將原告開具的增值稅發票已經通過認證，就可以推定其收取了貨物。故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評析】

本案的關鍵在于，當事人簽訂買賣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交接手續不完備的情況下，買方將賣方出具的增值稅發票已經進行認證或抵扣，能否認定賣方履行了供貨義務？

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開具增值稅發票只是一種單方行為，僅憑增值稅發票不能證明對方收取貨物的事實。只要對方接受了增值稅發票并已用于抵扣，就可推定其實際接受了發票開列的貨物并尚欠發票載明的價款，這種基于誠信原則的思維定式雖為社會所廣泛認同，但畢竟尚未形成審理民商案件可以遵循的證據規則，因此目前不能作為裁判依據。

持該種觀點的人認為，增值稅發票本身只是交易雙方的結算憑證，只能證明雙方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證明雙方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的必然性。同時，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中，存在虛開增值稅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犯罪行為，或者存在代開、轉讓、出借、涂改增值稅發票等違規操作，有時還有票物不符等差錯發生，這些情況的存在都否認了“有增值稅發票就能證明雙方之間存在債權債務關系”。

第二種觀點，也是筆者所持之觀點，即：鑒于國家稅收的嚴肅性和稅務部門的權威性，只要購買方將對方開具的增值稅發票申報抵扣或通過認證而否認收到貨物，在被告方未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舉證證明的情況下，就可以推定其已經實際收取了發票載明的貨物。

第二種觀點已為社會所普遍接受，也就成為當事人申請法院向稅務部門調查取證的原因和各地法院許多法官自由心證的基礎。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增值稅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國稅發（1995）15號］規定，工業生產企業購進貨物（包括外購貨物所支付的運輸費用），必須在購進的貨物已經驗收入庫后，才能申報抵扣進項稅額，對貨物尚未到達企業或尚未驗收入庫的，其進項稅額不得作為納稅人當期進項稅額予以抵扣。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取得防偽稅控系統開具的值稅專用發票進項稅額抵扣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3）17號］規定，一般納稅人必須自增值稅發票開具之日起90日內到稅務部門認證，否則不予抵扣進項稅額。認證通過的增值稅發票，應在認證通過的當月按照增值稅有關規定核算當期進項稅額并申報抵扣，否則不予抵扣進項稅額。

一般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所采的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而根據該證明標準，并不要求證據具有絕對的、排他的證明效力，第一種觀點中所列舉的現象對于正常的經濟交往而言，都是非常態的，發生的幾率并不高，根據高度蓋然性，是可以忽略的。

因此，當事人簽訂買賣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交接手續不完備的情況下，買方將賣方出具的增值稅發票已經進行認證或抵扣卻否認收到供貨，在其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舉證證明的情況下，認定賣方履行了供貨義務是符合我國證據規則的本意的。

第二篇：“失控發票”能否作為增值稅扣稅憑證？范文

“失控發票”能否作為增值稅扣稅憑證？

更新日期：2011年09月25日 【有效】

一、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建立增值稅失控發票快速反應機制的通知》（國稅發〔2004〕123號）規定：“

四、認證時失控發票和認證后失控發票的處理辦法 認證系統發現的‘認證時失控發票’和‘認證后失控發票’經檢查確屬失控發票的，不得作為增值稅扣稅憑證。”

二、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失控增值稅專用發票處理的批復》（國稅函〔2008〕607號）規定：“在稅務機關按非正常戶登記失控增值稅專用發票(以下簡稱失控發票)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又向稅務機關申請防偽稅控報稅的，其主管稅務機關可以通過防偽稅控報稅子系統的逾期報稅功能受理報稅。

購買方主管稅務機關對認證發現的失控發票，應按照規定移交稽查部門組織協查。屬于銷售方已申報并繳納稅款的，可由銷售方主管稅務機關出具書面證明，并通過協查系統回復購買方主管稅務機關，該失控發票可作為購買方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憑證。”

第三篇：增值稅發票認定各地做法

一、綜合結論：

增值稅發票不能單獨作為證明存在合同關系或已履行標的物交付義務或支付貨款的證據直接予以認定。因為開票與交貨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受不同的法律調整，開具增值稅發票是依照《增值稅暫行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來實施的，是其繳稅的憑證。而交貨則是依據平等主體所簽訂的合同來操作的，受《合同法》調整。賣方出票和買方抵扣事實僅應對買賣雙方是否履行交付義務起到間接證明的證據作用。增值稅專用發票能否作為買賣合同的交付憑證應根據交易習慣或實際交易情況予以分析認定。

二、簡要論證

（以下兩段，引自浙江金漢律師事務所徐德林《增值稅發票不能單獨作為認定買賣合同關系的依據》一文）—

1、法院在審理涉及增值稅專用發票作為買賣合同交付證據的案件過程中，原則上雖不宜將其作為買賣合同相對方履行交付義務的直接證據予以采信，但也不宜輕易否認其作為間接證據所具有的證明效力，只有經審理查明與事實明顯不符或當事人爭議較大，且無相關證據相佐證時方可予以排除。在審判實踐中絕非所有案件均不能采信增值稅專用發票作為相對方已實際履行給付義務的交付憑證，審理中應注意結合當事人爭議焦點和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對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不僅要求其完成提供形式證據的責任，還要求其所提供的證據能夠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使之所提交的證據達到足以證明其主張事實的標準，從而才能判斷應否支持當事人提出的訴請。審判中的下列情況下，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以作為定案證據予以采信：

1)、雙方當事人對交付或支付本身無異議；

2)、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出具和抵扣符合雙方的交易習慣，且該交易習慣有相關證據證明；

3)、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出具和抵扣與合同約定或其他證據能夠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足以證明買賣合同一方當事人履行了交付或給付義務；

4)、與有關稅務機關或司法機關對當事人對與本案有關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進行認定和處理的決定或裁判文書相互印證。

2、在買賣等合同關系中，發生糾紛時如果沒有合同又沒有送貨單等書面證據，僅憑已經入賬結

扣的增值稅發票一般情況下是不能單獨作為證明雙方買賣關系成立的依據。在經濟交往中，交易雙方在達成交易意向時最好要簽訂書面合同，寫清合同金額、產品規格等主要條款。在合同的具體履行過程中，注意收集送貨單、接收單或進倉單入庫單等書面證據，以免在可能的訴訟中處于被動而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三、法院實踐——（引自部分省直轄市高級法院有關指導性文件）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問：增值稅發票能否作為付款或者交付貨物的證據

答：增值稅發票是兼記供貨方納稅義務和購貨方進項稅額的合法證明。在現實商業交易中，既有先付款后開具發票的情形，也有先開具發票再付款的情形，既存在著先交貨后開具發票的情形，也存在著先開具發票后交貨的情形，甚至存在著很多代開發票現象，情形不一而足。因此，在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中，增值稅發票一般不能單獨作為支付價款的證據；也不能單獨作為貨物交付的證據。司法實踐中，應綜合當事人的約定、商業慣例和交易習慣等因素來加以認定。浙江法院：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曾以會議紀要的形式明確表示在口頭買賣合同中，增值稅發票一般情況下可以作為認定雙方當事人存在買賣合同關系的依據。也許正是因為該會議紀要，浙江省內各法院尤其是各地基層法院，在處理涉及增值稅發票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時，大多參考該會議紀要的精神，支持憑增值稅發票主張權利的一方的訴訟請求。

重慶法院：

問：原告要求支付價款，被告抗辯稱已支付價款并以原告開具的發票為證據時，應如何確定原被告的舉證責任？

答：由于交易的不規范，實踐中常有“先開發票后付款”的情況并容易產生糾紛。處理此類案件: 第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條第2款規定“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故被告應對是否支付價款負舉證責任。

第二，在一般情況下被告出示的發票應認定為已支付價款的證據。根據我國《發票管理辦法》第3條，“發票是指在購銷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中，開具、收取的收付

款憑證”，因此在被告出具發票后，一般情況下其證明責任已足，是否付款的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則轉移至原告。

第三，原告如果僅以“先開票后付款”反駁而沒有其他證據，其請求則難以得到支持，如原告從雙方的交易慣例、雙方的往來帳目、銀行帳戶等方面進行證明，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被告并未付款，也可以確認其反駁證據的證明力。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增值稅發票證明力的相關問題

1、在買受人否認雙方之間存在買賣關系的情況下，增值稅發票能否單獨作為認定雙方買賣關系存在的依據？

增值稅專用發票只是買賣雙方的結算憑證，在沒有其他證據予以印證的情況下，并不足以證明雙方存在買賣關系。但增值稅專用發票不僅記載有貨物的名稱、規格型號、單位數量，還標明了單價和金額，一旦買受人向稅務機關進行申報抵扣，本身就是對雙方買賣關系的一種自認。因此，出賣人如果提供稅務機關出具的買受人抵扣稅款的證明文件，該證據就和增值稅專用發票相互印證，在買受人不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法院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2條第1款規定，認定雙方存在買賣關系。

2、在買受人抗辯未收到貨物而無付款義務的情況下，僅有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記賬聯和稅務機關出具的買受人抵扣稅款的證明文件，能否作為認定出賣人已履行了交貨義務的依據？

買受人根據增值稅專用發票申報抵扣稅款，雖然與收到對方貨物之間有相當的聯系，但還不具有絕對的、必然的對應關系。商事主體，在商事活動中應當遵循嚴格的財務紀律，買受人已經將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其財物帳冊上應有相應的記錄和財務憑證。因此，出賣人提供了增值稅專用發票和稅務機關出具的買受人抵扣稅款的證明文件，買受人在其有能力提交相關證據證明其申報抵扣的合理理由情況下，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的，應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的規定，推定出賣人已經履行了交貨義務。

法院應當要求出賣人，對僅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及稅務機關出具的買受人抵扣稅款的證明文件的情況做出合理解釋，并審查其合理性。同時，要盡量調查收集相關證據，進行綜合審查判斷。

3、在出賣人要求買受人支付貨款的情況下，僅有增值稅專用發票及稅務機關出具的買受人抵扣稅款的證明文件，能否證明買受人已經履行了付款義務？

在買賣合同中，因增值稅專用發票記載的全面性，它就具有了確定最終應付貨款準確數額的作用。一般情況下，在交付貨物的同時，或者在交付貨物后，最遲在結算之前，由出賣人向買受人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買受人再依據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所確定的貨款數額進行結算。故僅有出賣人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即使有稅務機關出具的買受人抵扣稅款的證明文件，也不足以證明買受人已經履行了付款義務。但是根據買賣合同當事人的交易習慣和合同約定，是以增值稅專用發票作為付款憑證的，可以認定買受人已經履行了付款義務。

法院應當要求出賣人，對僅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及稅務機關出具的買受人抵扣稅款的證明文件的情況做出合理解釋，并審查其合理性。同時，要盡量調查收集相關證據，進行綜合審查判斷。

4、買受人支付貨款后，出賣人未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買受人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令出賣人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法院是否應予受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36條和《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規定》第10條的規定，出賣人給付增值稅專用發票為法定義務，是出賣人必須履行買賣合同的從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與附隨義務的主要區別之一，就是從給付義務與主給付義務聯系更為密切，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補助主給付的功能，而隨附義務是輔佐實現給付義務的。在買賣合同中，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提供與出賣人的主給付義務—交貨，關系最為密切，事關買受人利益的實現。如果出賣人不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買受人的進項稅額一部分就不能抵扣，其權利就受到損害。所以買受人可以單獨訴請出賣人履行給付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從給付義務，對此法院應當予以受理。

附件—

上海規定-關于當前商事審判若干問題的意見

上海案例-增值稅發票作為關鍵證據使用的證明標準

山東規定-合同糾紛審判實踐中的若干疑難問題

下載: rar 文件

第四篇：新聞報道能否作為刑事證據證明案件事實

新聞報道能否作為刑事證據證明案件事實？

所謂證據真實性即證據所表達的內容或者證據事實是真實的，不是想象、臆測或者虛構的。對證據真實性要求的原理，即案件事實應當是真實的，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是在案證據，因此，認定案件的證據也應當是真實的。證據真實性，主要指證據內容的真實性，對證據真實性審查主要是對證據內容真實性的審查，需充分利用相關生活、司法經驗，并遵循一定規則。

1.利害關系規則。言詞證據提供人如果與本案處理結果或案件當事人存在一定利害關系，該關系通常會直接影響言辭的真實性。犯罪嫌疑（被告）人供述自己犯罪行為前，進行激烈思想斗爭，反復考量，避重就輕，其內容多帶有一定虛假性。有明確被害人的案件中，案件被害人基于其感性控方立場，在對犯罪嫌疑（被告）人嚴厲懲罰的報復心理和訴求支配下，常夸大、虛構案件事實；與當事人存在親、友等關系的證人，其證言帶有一定傾向性。

2.生活邏輯規則。刑事案件與一般事件具有邏輯上的同質性，均有一個合乎生活邏輯的發生、發展、高潮到結束的演進過程，都遵循前因后果時間順序，案件證人，包括犯罪嫌疑（被告人）、被害人，若如實對其所為、所見、所聞陳述，其內容應前后一致，無明顯矛盾，觀其整體內容應具體、條理、符合生活邏輯。因此，言詞證據存在順序邏輯錯誤，則其內容真實性存疑；案件證人，包括犯罪嫌疑（被告人）、被害人不能、不愿全面、具體陳述案件全部過程、細節，其言辭真實性是不能確定的，因為對細節的了解系親歷、親見、親聞者與其他了解案件者的最明顯區別。在某地公安機關辦理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供認其駕車發生了交通事故，但對案件細節供述不清，后經知情人舉報，其為肇事司機頂罪。司法實踐表明，在大部分誣告陷害案件中，誣告人的陳述不夠具體或在一些重要細節上存在矛盾，難以自圓其說。

3.相互印證法則。某證據內容，如果與其他證據內容吻合，細節一致，則該二證據相互印證，其真實性顯著增強。通過印證確認證據真實性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對認定案件事實，確定單個證據的真實性，均有重要作用。如，在合法取證前提下，以犯罪嫌疑（被告）人供述為線索，取得其他證據，這些證據證明的內容與犯罪嫌疑（被告）人供述一致，則該犯罪嫌疑（被告）人供述真實性基本可以確認，該“先供后證”印證模式，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被廣泛應用；共同犯罪中，分別羈押犯罪嫌疑人，排出串供前提下，若其供述在細節上一致，相關犯罪嫌疑人供述內容真實性得到強化；傳來證據如果沒有原始證據印證，則不能確定其真實性。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有些法官在辦案中將新聞報道作為判案的重要或主要證據，且做出所謂公正判決。這些辦理案件的法官甚至坦言：根據證據規則，沒有禁止性規定認為新聞報道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而且法官在案件中具有個人裁量權。在辦案中，法官綜合案件的各種情況，認為新聞報道是客觀真實的，可以使法庭確信現場情景，認定案件事實并做出判決。對此，我認為不應當一概而論，對于有其他證據相印證的，可證明該新聞報道的真實性的，可以作為本案的證據，對于沒有其他證據證明該新聞報道真實性的，不應當作為證據予以采信。雖然一般來說，新聞報道應當遵循真實性、時效性、準確性、簡明性。要求每個報道新聞都具有真實性顯然是困難的，因為：第一，每個新聞報道的產生其實都是一個了解并認知某個事實的過程，而記者對某個事實的認知過程很可能會受到記者的知識能力、現有的知識水平、主觀狀態的影響，那么這個認知過程所產生的新聞報道必然具有主觀性，從而導致該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存在缺陷。第二，大多數新聞報道的產生都不具有“第一手資料”的要求，這只是理想狀態的新聞報道。當某個事實的發生，記者很難第一時間參與該事實，并成為該事實的見證者，記者所了解的事實往往是通過其他人而了解該事實的發生過程及結果，那么記者所獲得新聞材料本身由于是“傳來”的，記者由于新聞時效性的要求，無法花大量的時間去辨別這些采訪所得的“傳來”的新聞材料的真實性，因此新聞報道的真實性也是值得懷疑的。第三，記者報道新聞，一方面需要“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則需要能夠吸引人新聞報道，這就導致記者在報道新聞時要選取一個更具有吸引力的傾向。在現實中，新聞報道的傾向性現象司空見慣，具有傾向性的報道，損害了報道的客觀真實性。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有些媒體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擴大影響，不擇手段進行各種炒作。一些聘用的記者，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淡薄，在采訪中作風浮夸，缺乏辨別事實真偽的能力，或只顧追名逐利，有意捏造虛假新聞。

因此，可以說，新聞報道由于其本身對時效性、簡明性、傾向性等特征，導致其在真實性方面可能存在缺陷，并且這種缺陷在絕大多數新聞報道中不可避免的。但是某個證據材料能否成為事實，仍應區別對待，對其真實性予以考證，對于有相關證據予以印證，符合一般邏輯規律，并能排除其他合理懷疑的，應當承認其作為證據的資格和能力。就新聞聯播中關于湄公河槍殺案有關事實的報道，仍需要相關證據予以印證，否則無法保障期報道的真實性。

第五篇：物價部門車損評估價格能否作為理賠依據

物價部門車損評估價格能否作為理賠依據

2010年10月18日6時10分左右，陳某駕駛的小型轎車沿鹽徐高速公路由西向東行駛至97KM+700M處時，撞到由王某駕駛的重型半掛牽引車，陳某所駕小型轎車側翻、受損。該交通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陳某在駕車行駛過程中因疲勞駕駛、疏忽大意，在此次事故中負全部責任。同時，交警部門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小型轎車進行鑒定，評估報告載明：該車損壞嚴重，無修復價值，該車重置價格為10.25萬元（含稅），實際價值5.6萬元，殘值為5000元。

另查明，保險合同第二十六條約定了車損計算方式。該事故車輛在某保險公司（下稱“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商業險，保險期間自2010年1月8日0時起至2011年1月7日24時止。

陳某以評估報告為依據向保險公司索賠車輛損失5.1萬元，保險公司認為車損數額應該按合同約定進行確定，雙方協商未果，陳某于是訴至法院要求保險公司賠償5.1萬元。

■法院判決

法院經審理認為，保險合同中明確約定了車損計算方式，且保險公司已提供證據證明其對該條款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因此雙方應按照保險合同的約定確定賠償數額。經計算，車輛損失為4.05萬元。

■評析

在機動車損失保險糾紛案件中，被保險人通常以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所出具的“價格評估報告”為依據，主張車輛損失數額。在該類案件中，交警部門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車損所作的評估價格能否作為車損定損依據成為爭議焦點之一。筆者認為，不同情形下應具體分析：

一、在保險合同中明確約定“車損計算方式”且保險公司對該條款予以明確告知的情形下，交警部門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車損所作的評估價格不能作為車損定損依據。

在保險合同法律關系中，保險條款是確定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權利義務最重要的依據，雙方當事人應當按保險條款約定全面、適當履行各自的權利和義務。上述案例中，雙方所簽訂的保險合同第二十六條對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后如何計算損失額作了約定，保險公司也明確提示投保人閱讀該條款。因此，關于對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后計算損失額的約定為合法、有效的合同條款，雙方當事人應恪守、履行，在交通事故發生后，雙方也應當依據該條款約定計算車損額。

當然，如果被保險人不認可依據合同約定所確定的車損額，則可提出評估申請，要求法院委托第三方機構對其車輛損失重新作出評估。

二、在合同中并未對“車損計算方式”作出約定的情形下，除非保險公司對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提出異議并申請重新評估，法院應對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車損所作的評估價格予以采信。此外有些案件中，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既出具了評估報告，保險公司也依法對車輛損失進行了損失認定，這種情形下，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能否作為認定車損依據爭議較大。司法實務中，法院通常以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為依據認定車輛損失。筆者認為，在保險公司對車輛損失不申請重新評估的情況下，法院應當以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為依據認定車損。

■延伸思考

發生保險事故后，被保險人以交警部門委托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車損所作的評估報告為依據向保險公司理賠，但保險公司對此并不認可，主張以保險公司的鑒定和評估結果為理賠依據，從而引發糾紛。司法實踐中，該類保險糾紛案件大量存在。顯而易見,無論是交警部門的強制定損，還是保險公司的單方評估都不是科學的做法。在車損險領域,應依法盡快建立一個獨立、科學的第三方公估機構,獨立進行車輛損失認定，在公平和公正的立場上維護各方利益，從而有效減少該類糾紛。中國保險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