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退稅困局全篇分析

“退稅困局”上篇：企業的生存考驗

張哲誠、曉溢

南風窗2003年6月上、下旬

長期以來，人們從各種媒體看到的，一直是外貿出口的“大好形勢”。比如去年，廣東省還以1184.7億美元的外貿出口創了歷史最佳成績，比上年同期增長了24.2%。并實現了158.3億美元的外貿順差。所以在人們眼里，這架拉動經濟的最重要的馬車─外貿出口，似乎早已習慣快跑，且似乎理所當然。

但吊詭的是，對于直接創造了這些數字的出口企業來說，竟然笑不出來，或者只能是“苦笑”。原因很簡單，在創造了驕人出口成績的同時，幾乎所有出口企業，并沒有在當年實現利潤，或者說僅只實現了賬面利潤。如果拿出他們的財務報表，幾乎清一色都非常難看─高應收款和高負債！問題明擺著：賴以實現利潤的退稅款被長期拖欠達一年甚至兩年以上，只好靠借貸維持生存。而欠退稅正隨著出口擴大而迅速攀升，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舊愁新憂何時了賬

出口退稅政策是遵照國際慣例，為使貨物以“零稅率”出口而出臺的一項政策。退稅額多少根據出口額來定，出口額越大則應退稅額就越大。但目前的出口退稅額卻是國家提前做出預算的，帶有極強的計劃性，很難及時兌現，與出口貿易市場化相矛盾。比如累積到2002年底，全國的應退未退稅款已達2000億元，可是到2003年國家財政所做的退稅預算指標卻只有1230億元左右，只比去年多了30億左右。這就意味著，在今年全年之內，不要說今年新出口貨物的退稅款毫無著落，即使是去年以前的歷史舊賬，還將繼續遺留下770億的缺口，根據今年出口預估，今年一年將產生2000億左右的應退稅額，那么到年底，應退未退稅總額就將累積到2770億元。

以浙江為例，從1999年至2002年的連續四年間，應退未退稅額從47.25億元，一直上漲到2002年的408億元，以超過100％的速度在增長。

對于同是出口大戶的廣東來說，情況則更為嚴重。盡管近幾年辦理退稅的速度已經明顯加快，從2000年至2002年，每年分別辦理退稅為146.33億元、182．52億元、246億元，分別以24.7％、35％的增幅加速退稅，然而應退未退稅卻從2001年的360億元直線上升到去年底的530億元，上升速度達47%。

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得到的數據可以清楚看到，雪球到底是如何快速增大的：從1997年至2002年，退稅指標的年均增長率是17.8%，而應退稅額的年均增長率卻是37.4％，兩者相差了接近20個百分點！

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導致一些企業甚至連2000年的退稅都沒能拿到，很多企業到2003年4、5月才剛剛開始領取2001年的退稅款。在忍受欠退稅的長期煎熬中，企業經營者們普遍表示，如果“雪球”越來越縮小，那么“還是可以看到希望的”，然而現在雪球越滾越大，日子日趨難過，也就“幾乎看不到希望了”。

“免抵退”：美意難領受

從2002年1月1日起，為防止出口騙稅，并緩解國家退稅指標嚴重不足帶來的資金壓力，我國開始對自營出口企業的出口貨物全面實行“免、抵、退”稅管理辦法。按規定，可以將企業內銷產品應上繳的稅額與出口產品應退的稅額相抵。

據來自蘇南一些內銷量較高的外資企業反映，“免抵退”政策的確大大緩解了企業的資金壓力，有些企業已經“幾乎不存在欠退稅的問題”。

但記者調查了廣東一些在國內市場上有相當占有率的家電企業，情況出人意料，他們表示說“免抵退”政策對企業有一定幫助，但企業被拖欠退稅款仍居高不下，情況顯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有家企業去年創造了3.3億美元出口額，但被拖欠下2億多元退稅款，如果根據今年5億出口額的目標以及目前退稅進度來估算，今年底的欠退稅將上升至4億；還有一家企業欠退稅在去年底也達到了1億元。而這兩家企業均屬“出口大戶”，據說還可享受“優先退稅”。

事實上，“免抵退”政策已實行一年，但廣東省應退未退稅款卻仍然持續飆升。據廣東省國稅局進出口處的負責人解釋，系因廣東有相當多廠家基本沒有內銷業務，所以可用于抵扣的稅額就很小；而華東的外資出口企業，很多都是在主攻內銷市場。

我們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所做調查得知，全國范圍內，只有40％～45％的企業可享受這一政策，55％～60％的純外貿企業和非內銷型生產企業卻難以受益。

也正因為“免抵退”政策對有內銷的企業才有顯著作用，這就使一些100％出口的企業，開始考慮進入國內市場。順德一家生產燈具的企業就是如此。但這顯然也很頭疼，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國外大買家的大規模采購，面對國內市場高昂的進入和管理成本，有點舉棋不定。

但國稅部門明確表示：“我們是不會鼓勵也不會去建議企業擴大內銷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一政策在解釋上顯得有些尷尬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隆國強認為：“根源并不是?免抵退?問題，而是欠退稅的問題，政策本意并不是鼓勵內銷，而是要鼓勵出口。但客觀上由于退稅不及時，本是鼓勵出口的政策，結果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質押貸款： 無法之法，無招之招

眾所周知，現金流維系著企業的生命線。為減輕企業流動資金緊張問題，從2001年初開始，外經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通知，實行“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管理辦法。就是說，企業可憑有效的欠退稅單據作為抵押，向商業銀行申請貸款，也叫做“質押貸款”。據記者了解，利息部分目前省財政貼息80%，余下的20%由企業自付。

這前所未有的一招，的確解決了許多企業的燃眉之急，算是讓企業緩過了一口氣。在記者所調查的企業中，所有企業都表示用到這項貸款。如果不用的話，“資金沒法周轉，無疑等于歇業”。在企業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政策設計看起來較周密，但執行起來大打折扣。目前質押貸款執行中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本來按規定貸款比例可以達到欠退稅額的70％，但廣東在2001年僅向出口企業發放質押貸款30億，2002年放貸100億左右，從這幾個數字可以看出質押貸款額遠未滿足企業需求。

第二，規定可由財政貼息的貸款，實際上有些企業對貼息已沒有指望了，在費盡周折辦完復雜手續后，感覺到“能拿到貸款就不錯了”，“貼息很難拿到”。越秀區一家“從沒享受過貼息”的外貿公司表示，他們爭取過，但被告知公司級別不夠，必須是“市屬”外貿公司才有資格。

第三，銀行方面對這項業務也存在著各種顧慮。比如當出口企業與第三方發生糾紛并訴諸法律時，企業的出口退稅賬戶可能被法院凍結，銀行沒有優先授償權，這就很難從法律層面上保障銀行利益；再有，按照國家規定，質押貸款期限一年，但由于客觀上退稅款償還越來越慢，通常都在一年以上，所以企業不可能及時償還貸款。“不良貸款”日積月累，銀行怎能心甘情愿？

那么到底是貸還是不貸，各家銀行各有風險考量。較早開辦質押貸款業務的中國工商銀行廣東省分行，由于在潮汕騙稅案中蒙受了較大損失，對此業務已相當“保守”了。

話說回來，無論這筆由國家擔保的貸款多“特殊”、“保險”，對銀行來說，畢竟是商業行為。是否貸給這家企業，貸多少，都與對企業的資信評級有很大關系。很多企業真正能夠得到的貸款比例遠遠達不到退稅額的70％，且額外增加了利息支出，加大了經營成本。至于當地財政“貼息”，也是要企業先行墊付，然后再向地方政府要，仍有滯后期。

“政策性生存困境”

“現在資金很緊，但還未至絕境，好在總公司能支持我們向工廠采購貨物，假如總公司資金緊張，我們部門就只有停頓了。”一家農業物資貿易公司進出口部經理談及此事，憂心忡忡。

相比總公司一年20多億的貿易額，進出口部每年出口額不到千萬美元，所以從總公司得助還是可能的。但即使去年只有800萬美元的出口額，卻被拖欠了累積1200萬的退稅款，而他從銀行只能拿到400萬質押貸款額度，遠遠不夠周轉，只好求助總公司。由于該部門是獨立核算的，所以向總公司借錢也要付利息。

據這位經理介紹，其實目前市場環境并不差，部門業務完全有望上升，但由于資金被嚴重拖欠，很多業務無法展開，要依托總公司才僥幸維持運作。

一家以出口紡織產品為主的大型外貿公司，也理所當然地被列入優先退稅的出口大戶。但截至去年底，仍被拖欠下4.6億元退稅款，給企業帶來了巨大財務壓力，企業已感覺“快扛不住了”！

公司去年出口額是2.7億，比前年增長30％以上，而今年卻將出口目標大幅調降至2億，預計比去年下滑近30％。除非典影響之外，更主要原因是公司能夠承受的退稅壓力已接近極限。“到了這個份上，公司只好考慮大幅壓縮采購規模，很多訂單要放棄了。”該公司總裁辦主任無可奈何地說。

因為有巨額應收賬款，所以公司做財務核算時，只能計算“賬面利潤”，將公司應收退稅款，全算在內。“如果不算，或這筆退稅款全死了，公司一定巨虧。”

試想，現在有幾個商品利潤率能夠高過17％？（紡織品退稅率目前是17％，屬全額退稅）廣東外貿集團各成員企業應退未退稅款目前已接近24億多元人民幣，僅利息損失就幾乎吃掉了企業正常經營利潤，一些企業已沒有流動資金維持經營，僥幸還能維計的企業，出口積極性也嚴重挫傷。

目前為避免占用更多流動資金，部分企業已經選擇停產觀望，外貿出口自然大受影響。“特別是規模小的企業，分分鐘面臨生存危機，規模大的企業，因為資金實力相對較強，倒不了，但被拖欠退稅額更高，所以也很夠嗆。”一名家電企業老總如是說。

顯然，這一生存困境，可以說與市場本身競爭毫無關聯，而是在當前出口退稅的政策環境下遭遇到的。

退稅時間表：遲遲未見

由廣東省國稅局監察部門牽頭在珠三角某地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參加者還有十幾家當地企業、廣東省工商聯（作為監督方）等的代表組成，預先設定好的會議內容，是省國稅局向企業征詢對國稅部門行風建設的意見。但是出人意料，對稅務部門操作層面的事情，企業并沒提多少意見，當有人一提及退稅問題，座談會即刻“炸鍋”，大家叫苦連天，話題再也無法扭轉。顯然這觸及幾乎所有在座企業的痛處。

但很顯然，省國稅局也拿不出退稅時間表，因為錢是國家給的。面對國稅部門，企業只能無可奈何表示理解：“國家上層決策的事情，作為職能部門，也沒辦法回答。”

記者在省國稅局采訪時，進出口處負責人隨手從辦公臺上拿起一份材料:“瞧，這就是我們寫給省政府的報告，我們已經向政府向國稅總局反映多次了，我們不是沒做工作。”該份報告記者沒能細看，據說其中也比較詳細記錄了欠退稅問題的嚴重性。

確實，除了一次次打報告，希望國家增加退稅指標之外，省國稅局又能怎么樣？ 2003年2月19日，廣東省外經貿廳在廣東大廈召開每年一度的全省外經貿工作會議。明確把“加快建設外經貿強省”定為2003年工作主題之一，但是梁偉發廳長也指出了廣東省面臨的嚴峻形勢：國際投資增長不明顯，出口退稅指標嚴重不足，欠退稅額繼續增加。

人大代表、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出口退稅問題恐怕是對廣東最大的一個損害。

今年 1 月，全國外貿進出口突然出現六年以來的首次逆差；至第一季度的貿易逆差更達到十年之最。這無疑給廣東敲響了警種，作為外貿出口晴雨表的廣東省，能否保持足夠的出口后勁，還真是一個懸念！

中篇：國家的信用考驗

責權不對稱

以下是一些企業經營者的肺腑之言，可能有些偏激之處，但從中可以真切感受到問題背后的問題，隱憂背后的隱憂。“即使我們現金流吃緊，但還是按企業所得繳稅啊。可以想像，如果我們欠稅，恐怕早有執法隊伍吊銷營業執照，至少也要罰款，不能正常經營了；但國家拖欠企業的錢，就可以無償、無條件、無任何說法嗎？”

“現在我們把產品做出口了，推動了國民經濟的一架馬車，為國家GDP做出貢獻了，即使你?只讓馬兒跑，不給馬兒吃草?，那也要有限度，幾年退稅款都無法兌現，讓企業怎么活？一味說沒錢、額度不夠，能說得過去嗎？如果財政真的困難，政策就要調整啊，不該把企業一直拖向絕境吧？” “現在征稅時，一分錢都不能少，一天也不能遲繳，有的還要預扣，稅務部門有很多制度，確保稅收不被拖欠。但是退稅那一頭呢，一拖就是一兩年，又有什么制度能確保退稅按時按量兌現呢？讓企業講誠信，但國家的誠信在哪里？”

問題顯而易見，企業有按章納稅的責任，自然也有享受退稅的權利；國家有按章收稅的權利，自然也應該有及時退稅的責任，責任不見了，信用還有嗎？

在英國，出口企業每個月可以申請一次退稅，稅務部門接到申請后必須在兩個星期內辦完退稅，否則按照等同于稅款滯納金的標準來賠償企業損失，支付給企業“滯退金”。

當記者問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隆國強：“經過調查，您是否覺得這對國家信譽也造成了很大傷害呢?”回答是：“當然，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退稅率變化誰說了算？

除了欠退稅，退稅率變化也給企業帶來了很大困擾。

1994年，國家稅務總局頒布了《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辦法》，此后幾年，又多次對出口退稅率、管理辦法進行補充、修改、調整，前后不下一二十次。退稅率頻繁變化，使人不得不產生質疑，這是否違反了出口退稅政策關于“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徹底退稅”的原則。

關于這一原則，記者請教了國家稅務總局的有關人士，回答是“這只是理論上的原則，是教授們講的，實際操作很復雜”。但事實上，在增值稅條例里面對此原則“規定得非常明確”，是保障貨物符合“以零稅率出口”這一國際慣例的根本前提。

既然如此，為什么退稅率要多次變動呢？據隆部長介紹，因為1994年國家啟用了新的退稅制度，退稅率一下子提高了，退稅增長也很快。由于管理不健全，于是發生了很多騙退稅的事情，給國家財政造成了一定困難，如何解決呢？一方面是堅決打擊騙退稅；再有就是把退稅率調下來（到1996年調至3%、6%、9%），言下之意，我既然沒收到這么多稅，自然也退不了這么多。退稅率一降，企業出口沖動也應聲而降。緊接著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出口形勢趨惡，于是從1998年開始，退稅率又開始往上提，直到現在的15％左右。但直至今日，大部分出口商品的退稅率仍未達到法定退稅率，無法以“零稅率”出口，這無疑也影響到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退稅率頻繁變化，一度出現了連出口企業、稅務管理部門都不知道如何退稅、該退多少的荒唐現象。更嚴重的是，給企業帶來了無法預期的政策性虧損。

一家外貿公司的負責人說：“一年調整兩次退稅率是史無前例的（指1996年），最后幾乎把我們?累死?了，本來上半年我是按17％退稅率來報價簽訂合約，突然間退稅率變成了13％，讓人哭笑不得，本是賺錢生意，成了虧本買賣。”

隆部長認為，如果有騙退稅，應去打擊騙退稅，但因此把退稅率降下來，讓無辜者受牽連，該退的稅不退足，這是沒有道理的。

在這種不斷變化的政策“謎局”中僥幸生存下來的企業，今天仍難解除憂慮：“這種非市場選擇的政策性虧損以前太多了，比如早些時候，當時國家把出口企業必須上繳的外匯額度按一定匯率返還企業作為補償，后來卻突然凍結，告訴你說，錢沒了。所以我們現在也很擔心，國家突然哪一天說，這筆退稅款沒了，凍結了。”

對于這種擔憂，隆部長認為有些過慮，他堅信政府不會“賴賬”，即使調降退稅率，也是只針對未來新的出口單子。他希望媒體能“明明確確”傳達這個信息給企業，不必擔憂這點。但他也表示，好的市場經濟體制應是透明的，對于政策變化應是可預期的，除特殊情況外，不應突然襲擊、朝令夕改。

弦繃得太緊遲早會斷

然而，眼看著欠退稅雪球越滾越大，全賴退稅實現利潤的出口企業，正陷入“幾率化”生存狀態。在現金流受阻，企業自己無法掌控生意，無法根據市場環境做判斷，無法做下一步運營計劃，甚至對送上門的生意都無法評估風險的情況下，他們能否存活并發展壯大，似乎已經不多與企業經營、市場競爭相關，更多命系于退稅機制。

看到事態日益嚴峻，一些企業猜測，或許上面有這種心態：廣東本身經濟基礎還比較好，企業承受能力也強，現在即使拖欠巨額退稅款，但出口不是仍然在增長嗎？說明企業還有潛力，可以消化嘛！影響面也不是很大嘛！

對此，企業界的普遍觀念是：如果這樣認為，就大錯特錯了！

首先，的確有些工廠即使沒有利潤，仍要開工，還要接單，原因很簡單，這一單不接的話，下一個訂單可能就失去了，而工廠一停工，工人怎么辦？所以只要能維持給工人發工資，還是盡量維持運轉，沒準哪天環境好了，工作也就能夠接上了。

再有，在目前這種狀況下，絕不僅僅是外貿公司成本提高了，而是整個社會經濟運作的成本增加了。由于財務成本大幅增加，外貿公司要求生產廠家降低結匯率的事情已經很普遍，有時甚至導致多年合作交情破滅。而一家外貿公司壓縮規模，所牽動的，可能就是數十家甚至上百家的生產企業。而最慘的還是工廠，經常虧本生產。

最關鍵的問題是，現在看似企業零零星星或倒下、或停產、或壓縮規模，但是雪球已經越滾越大，弦也越繃越緊。出口企業一方面忍受著退稅滯后這種“說不出的痛”，一方面又在想盡辦法維持平衡，努力扛下日益擴大的生存成本。

然而，弦繃得過緊遲早會斷，如今出口企業都在翹首盼望：到底何時才能及時兌現欠退稅，難道非要等企業一起齊刷刷地掉下來了，然后再來重視解決嗎？

對于企業的這一層擔憂，隆部長坦言，的確存在這樣的風險，并承認說：“這個觀點跟我們調查的結果是一樣的，我們也正是這個觀點。”

當前，在消費增長沒有實質性突破的情況下，中國外貿出口的高增長率無疑是國內經濟增長的重大拉動力。而專家調查結果表明：這個問題不及時解決，外貿出口可能面臨崩潰風險。

下篇：直面“超級雪球”

南風窗2003年6月下旬

應退稅額與實際退稅額間的巨大缺口，導致雪球越滾越大，直接原因是退稅指標嚴重不足，為什么沒給足呢？根源在哪？如何解決？隆國強向記者闡述了以下幾點。

退稅體制缺陷何在

第一，在增值稅的收入和出口退稅上，中央政府與地方權責不一致、不對稱。因增值稅是一個分享稅，地方政府享受25%，中央政府享受75％，但退稅時，中央政府100％全部承擔了，地方絲毫不承擔退稅。比如要退稅2000億，中央政府就要超額承擔500億，客觀上大幅增加了國家財政壓力。

第二，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擔任何退稅責任，等于中央給了地方“隱性的轉移支付”，出口越多的地方，得到越多，而全國90％以上的出口都是沿海發達地區創造的，享受到的“隱性轉移支付”自然最多，這種“補貼富人”的做法，客觀上加大了地區間貧富差距。

第三，在稅收征收環節上存在很多“可收沒有盡收”（不是指“應收沒有盡收”）的現象。比如一些地方搞包稅制，超出包稅額的部分自然就流失掉了；還有很多環節有減免稅；另外還存在著一些偷逃稅現象。

第四，現在的稅收征管是指標管理，每年下達指標。由于出口退稅是稅收的“減項”，而國家給各個地方國稅部門下達的稅收指標是毛收入指標，是沒有扣除這一“減項”的。既然沒有扣除退稅，主觀上，國家就不愿把退稅從里面挖出來。

第五，按道理來講，出口退稅應該按照實際需要來定，需要多少退多少，而非人為事先定下的計劃。然而目前國家還是按照計劃來管理退稅，并照年初計劃發放退稅款，即使缺口很大，也還沒有中途追加過退稅。

第六，退稅作為稅收收入的“減項”，本來在收的時候，該退的就應該退掉了，但由于出口產品退稅是層層累積的。比如生產服裝出口，從采購棉花，到紡紗，再到織布，最后到上海做成成衣出口。由于此前所有環節都把增值稅繳給了當地國稅部門，上海并沒有收這么多稅，讓上海一并把稅退掉，就顯得不合理。所以客觀情況下就成了收支兩條線，前面把該繳的稅都繳了，退稅時就由國家財政統一支付。

“即使拍腦袋都比這個準確”

那么，到底每年的退稅指標如何制定的呢？

據說這是根據對各省出口退稅的預測來制定的。隆國強透露，決策部門“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來計算這個數字”，但由于“種種原因”，導致計算結果跟實際退稅需求之間差距大得離譜。隆部長坦言：“差了20個百分點，還能叫做預測嗎？即使拍腦袋都比這個準確。”

問題很明顯，出口退稅指標不足主要不是算不準，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人為壓低了指標。這樣，即使產生了巨額欠退稅，一方面并沒有嚴格意義上“債主”來逼債；另一方面，出口退稅制度上缺乏監督，缺乏制約，欠著就欠著了。

“出口退稅怪就怪在這里，它是一個稅收的減項、負項，雖然由財政支付，但并沒有被納入正常財政預算，也就是說，在財政預算支出里面，根本不存在這個項目，所以年初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審批不到這個項目，所以它是藏在下面看不見的龐然大物。說到底其實還是稅務體制上的缺陷問題。”

長期解決之道 事情越來越緊迫！

在專家們最近上呈的報告當中，提出了許多建議。“我們通過調查，發現巨大的欠退稅現象，存在巨大危害性。”作為專家團成員之一的隆國強表示，報告已上呈國務院，“中央有關部門”的態度非常明確，在想辦法盡快解決問題。

“因為涉及金額很大，所以要找到妥善方案，既把歷史欠賬還清，還要防止以后再出現這種情況，所以這不僅是掏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改革現行退稅機制，否則還清舊賬，新賬又來了。”

隆指出，在現行退稅機制沒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最易做到的一條，就是先把每年的計劃做得準確些，接近實際，不至于一差差出幾百億的缺口。

針對長期性解決之道─稅制改革，專家們提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實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利、責任對等，共同承擔出口退稅的責任。

而在有些企業看來，長期被拖欠的退稅款其實就是變相的“國債”，只不過是隱性的，而且沒有利息。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就把隱性“國債”顯性化，通過實實在在發行國債來填補缺口。但隆表示，他并不贊成這種方式，因為“這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無論如何，中國的政府和企業是到了一起直面“巨額欠退稅”這個“超級雪球”的時候了。問題迫在眉睫。

第二篇：分公司出口退稅分析

分公司出口退稅分析

一、要分析分公司退稅，就要先明白分公司這個名稱代表的含義：

（一）分公司概念：

分公司是與總公司或本公司相對應的一個概念。許多企業的業務分布于全國各地甚至許多國家，直接從事這些業務的是公司所設置的分支機構或附屬機構，這些分支機構或附屬機構就是所謂的分公司。而公司本身則稱之為總公司或本公司。

分公司與總公司的關系雖然同子公司與母公司的關系有些類似。但分公司的法律地位與子公司完全不同，它沒有獨立的法律地位。

分公司是總公司下屬的直接從事業務經營活動的分支機構或附屬機構。雖然分公司有公司字樣，但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司。因為分公司不具有企業法人資格，不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分公司的特征具體表現為： ①分公司沒有自己的獨立財產，其實際占有、使用的財產是總公司財產的一部分，列入總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②分公司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③分公司不是公司，它的設立不須依照公司設立程序，只要在履行簡單地登記和營業手續后即可成立。④分公司沒有自己的章程，沒有董事會等形式的公司經營決策和業務執行機關。⑤分公司名稱，只要在總公司名稱后加上分公司字樣即可。

（二）對設立分公司規定的好處一般有：

1.分公司一般便于經營，財務會計制度的要求也比較簡單； 2.分公司承擔成本費用可能要比子公司節省；

3.分公司不是獨立法人，就流轉稅在所在地繳納，利潤由總公司合并納稅。在經營初期，分公司往往出現虧損，但其虧損可以沖抵總公司的利潤，減輕稅收負擔； 4.分公司交付給總公司的利潤通常不必繳納預提稅；

5.分公司與總公司之間的資本轉移，因不涉及所有權變動，不必負擔稅收。

二、以上是分公司的含義及設立分公司的好處，下面在分析一下企業退稅所必備的條件：

（一）辦理出口退稅的出口企業需要具備的條件：

1、出口企業需要具備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

2、出口企業已經辦妥辦理進出口權整套手續。（其中包含對外貿易備案登記表、海關進出口備案登記表。經咨詢海關進出口備案登記表，海關可幫忙辦理，但對外貿易備案登記表商務局這邊那不打法人資格是不能給予辦理的）

3、出口企業出口前已經辦理出口退免稅認定手續。

（二）出口企業出口的貨物必須具備的條件：

1、出口退稅產品是增值稅、消費稅征收范圍內的貨物；

2、出口退稅產品已經辦理報關并離境出口的貨物；

3、出口退稅產品在財務上已做出口銷售處理的貨物；

4、出口退稅產品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已經辦理收匯并核銷的貨物。

（三）只有在符合以上所有條件后，企業才能享有出口退稅的權利。享有出口退稅權的企業，申請辦理出口退稅登記的條件

（1）必須經營出口產品業務，這是企業申辦出口退稅登記最基本的條件。

（2）必須持有商行政管理部門核發的營業執照。營業執照是企業得以從事合法經營，其經營行為受國家法律保護的證明。

（3）必須是實行獨立經濟核算的企業單位，具有法人地位，有完整的會計工作體系，獨立編制財務收支計劃和資金平衡表，并在銀行開設獨立帳戶，可以對外辦理購銷業務和貨款結算。凡不同時具備上述條件的企業單位，一般不予以辦理出口企業退稅登記。

從以上分析看，不管是從企業退稅所必備的條件看，還是退稅企業登記條件看，都提到了企業法人這個字眼，也就是說，企業必須是獨立法人才能辦理或者說申請退稅，這是一個先決條件。而分公司的營業執照里面明確提到了分公司不是獨立法人，故此，不符合辦理出口退稅的條件。

那么，分公司的產品想要出口的話，則只能由總公司統一出口并辦理退稅。總公司委托分公司加工產品，如果符合《關于出口貨物勞務增值稅和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39號）附件4《視同自產貨物的具體范圍》二

（四）“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委托加工貨物：(1)與本企業生產的貨物名稱、性能相同，或者是用本企業生產的貨物再委托深加工的貨物;(2)出口給進口本企業自產貨物的境外單位或個人;(3)委托方與受托方必須簽訂委托加工協議，且主要原材料必須由委托方提供，受托方不墊付資金，只收取加工費，開具加工費（含代墊的輔助材料）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以視同自產貨物申報免抵退稅。總公司收回委托分公司生產的產品，不是必須經過一定的加工環節，不再后續加工，可以直接出口。

第三篇：財政學案例分析：淺議學前教育困局如何破

《財政學》案例分析

案例名稱：淺議學前教育困局如何破?

——對政府主導下解決學前教育入園難入園貴的新思考

案例來源：根據2015-04-24 金羊網-新快報發布的“廣州市公辦幼兒園派位擠破頭 62人爭1個學位”和2015-06-01 南方網發布的“中山城區入園難、入園貴，優質幼兒園現通宵排隊”（來源：中山日報 作者：盧興江）的新聞編寫。案例內容：

現象1：家長徹夜排隊，爭取入園名額

2015新學年，石岐區第一城“柏基中英文幼稚園”只招收兩個小小班，共50名幼兒，但報名的家長超過了500個，有人提前16個小時去幼兒園門口排隊報名時，現場已有六七十位家長坐在自帶的椅子和板凳上排起了長龍，有的已經排了11個小時了。“天當房頂地當床，面包餅飯當干糧。”這就是描述在某幼兒園門口，為了給孩子爭取一個寶貴的入園名額，全家老少齊上陣，經歷幾天幾夜排隊等號的場景。但即使這樣，也有很多家長無法爭取到一個入園的名額。

現象2：優質公辦幼兒園，擠破頭也難進

據最新數據，目前廣州市共有幼兒園1651所，在園幼兒約41萬人。其中，各類公辦園499所，提供學位14萬個，其中教育部門辦園159所，提供學位3.1萬個；民辦幼兒園1152所，提供近27萬個學位。從報名情況看,招生人數最多的市一幼、市二幼最火，前者有192個計劃，共2468人報名；后者170個計劃吸引1595人報名。從競爭來看，大熱門幼師附幼今年依然最火，其天河東園區只招收20人，卻吸引了1234名幼兒報名，競爭比達62:1；海琴灣園1224人競爭29個學位，錄取比約42:1。現象3：入園貴，保教費猛漲

西區翠景東方幼兒園也是一家省一級幼兒園，因性價比不錯，備受歡迎。不過，記者采訪得到的最新情況是，該園的保教費已經從原來的4000元，猛漲到了9500元。盡管如此，報名者依然超過500人，差不多10個報名者中，只有1個能有機會入讀該園。

現象4：高額的贊助費，猶如一個“香餑餑” 某公立幼兒園的贊助費用從8000元/年漲到了18000元/年，僅一年的時間，漲幅堪比房價；而且有的幼兒園贊助費高達2-5萬元/年。

總體來說，入園難、入園貴已經成為家長們心病。公辦的收費便宜教學質量好，但擠破頭都難進；私辦教學質量稍好點的，保教費貴得離譜，上個幼兒園趕上供一個大學生了，甚至有一些幼兒園收費遠遠超過大學。另外入好園更難的現象是一種普遍性，由于家長擔心“輸在起跑線上”，怕孩子入讀差一些的幼兒園吧，安全和教育得不到保障。所以繼義務教育免費、高等教育控制學費及完善資助體系等措施之后，學前教育問題日益凸顯。入園難、入園貴學前教育問題已成為各地區急需破解的社會民生問題。案例分析：

導讀：這里的學前教育是指狹義的學前教育，具體是指3—6歲兒童所接受的幼兒園教育。“入園難”是指人們日益增長的入園需求和合格的、有質量的學前教育資源，包括公辦幼兒園、惠普性民辦幼兒園嚴重不足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入園難”是學前教育資源供給與需求之間嚴重不均衡的結果。“入園貴”根源于入園難，它是指家庭接受學前教育的費用嚴重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范圍，給家庭帶來了較為沉重的經濟負擔，通常表現為幼兒園收取高額的保教費，以及收取額外的贊助費，舉辦興趣班等收取的雜費等。案例分析將從歷史背景、發展現狀、存在問題、原因分析、應對措施、我的思考這幾點展開。

一、歷史背景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為了支援經濟建設和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把學前教育作為公共產品對待，免費為所有幼兒提供學前教育。隨著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國家開始重新認識各級各類教育的產品屬性，將義務教育(在我國是小學和初中)看作純公共產品，將其他層級的教育看作準公共產品。然而，在這個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學前教育受到了有意無意的忽視，國家把學前教育推向市場，這導致了學前教育的發展遭受了重大挫折。

二、發展現狀

從2010年下半年起,國家劍指“入園難”、“入園貴”問題，促進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文件和行動密集出臺,打破了學前教育多年以來被邊緣化的局面,學前教育真正作為國家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列入政府工作的責任范疇。國家頒布的《 規劃綱要 》(2010-2020年)和《 若干意見》認可了學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明確了學前教育屬于社會公共事業，認識到學前教育不能完全交由市場決定，政府應該成為主導，承擔更多的責任，投入更多的經費。因此近幾年來我國學前教育有很大回升，從2007年全國學前三年僅44.6%的毛入園率，到2013年底，我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已達67.5%，增長了近23%。

三、存在問題

雖然從數據方面來看，學前教育的辦園條件和辦學質量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基本滿足適齡兒童的入園需求，入園率大大提高，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公辦幼兒園入園難、民辦幼兒園入園貴的情況依然存在。學前教育困局突出，關注度只增不減。

2014中國教育小康指數發布：學前教育關注度首超高等教育。其中去年“中國公眾最關注的教育問題”排在第一位的是“教育質量”，第二是“教師素質”，而“入園難、入園貴”的關注度雖然有所下降，從第一退到了第三位，但問題仍然突出，像上述案例中所出現的家長徹夜排隊，爭取入園名額的現象屢屢發生。在城市里民辦幼兒園缺乏政策環境的支持，收費和質量都存在問題，致使家長普遍選擇公辦幼兒園，為了優質資源的公辦幼兒園派位擠破頭，出現了 62人爭1個學位的入園難現象，而對比農村幼兒園數量少質量不高，一些鄉鎮上新建的幼兒園閑置資源招生不滿的怪象，更是突出了當前大家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爭奪”，已經從義務教育階段提前至學前教育階段，成為當前學前教育發展中最突出的矛盾，成為一個焦點性的社會民生問題。

四、原因分析

我覺得“入園難”、“入園貴”的學前教育困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長期以來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并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在一些地方，學前教育倍受冷落，舉辦學前教育的主要責任推向了市場，財政投入長期過低。而這些本就數量不多的經費又僅僅投向了少數示范幼兒園，由此導致學前教育資源總體規模不足與結構不均衡，這是造成“人園難”“人園貴”的主要原因；第二家長對優質特色幼兒園的迫切追求以及“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的攀比心理，使優質公立幼兒園和一些有知名度的私立幼兒園成了家長們追捧的目標。優質學前教育資源不足、學前教育發展不均衡，是導致“ 入園難”的重要因素 ；第三，隨著城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鄉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外來人口不斷流入而且難以預測，使本來就有限的學 前教育資源出現短缺。

以上三方面原因其實歸根結底就是供需之間的矛盾。供需矛盾是歷史積淀的結果，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方方面面注意力都在經濟層面上，更多的是要把經濟搞上去，在那個時期這是主要的矛盾。所以，有一些地方政府更多注意力在經濟上，不在教育上，尤其是基礎教育相對更容易被忽視。由于注意點更多在經濟建設上，而忽視了教育，所以造成學前教育差不多近十年大滑坡。基本上在2003年滑到谷底，04、05年是恢復性的回升情況。近幾年生活發展了，經濟建設上去了，老百姓對教育更關注了，越來越多的父母想讓孩子在早期就接受到比較良好的教育，所以這個需求就有了明顯的增長。但是政府財政投入嚴重不足，使得供需矛盾突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我覺得還是在于政府責任不到位。學前教育在一定范圍內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同時還具有受益的排他性、正外部效應、社會公益性。因此，學前教育是準公共產品。政府在其投入上應該承擔主要責任。但在現實中因此，強化學前教育投入中的政府責任是解決學前教育投入不足的治本之策。

五、應對措施

（一）國家已發布的措施

1.明確了學前教育的性質、功能與定位。學前教育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屬于社會公共事業，不能完全交由市場決定，政府應該成為主導，承擔更多的責任，投入更多的經費。

2.“國十條”里指出：多種形式擴大學前教育資源。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提供“廣覆蓋、保基本”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鼓勵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舉辦幼兒園。公辦園的資源供給有兩種渠道：一種是中小學布局調整后的富余教育資源和其他富余公共資源，優先改建成幼兒園；另一種優質公辦幼兒園適度舉辦分園或合作舉辦分園。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減免租金、以獎代補、派駐公辦教師等方式，引導和支持民辦幼兒園提供普惠性服務。

3.國家加大財政投入，提供經費保障。“ 國十條 ”中提出 多種渠道加大學前教育投入。各級政府要將學前教育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新增教育經費要向學前教育傾斜，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在同級財政性教育經費中要占合理比例。建立財政投入的長效機制，建立不斷增長的財政投入機制，建立規范的財政撥款機制。

（二）其他建議

1.在今天面臨幼兒入園高峰的情況下，為了促進教育公平，讓更多的適齡兒童可以接受學前教育，應該將租賃到期或即將到期的公共教育資源予以收回，如收回部分出租給民辦幼兒園的公建配套教育設施，用于開辦公辦幼兒園。鑒于新建一家幼兒園所投入的土地購置、基本建設成本，所以可在原有基礎上對多個公建配套幼兒園進行大修和二次裝修，可以解決更多適齡兒童享受國家的公共服務。這能在短期內解決公辦幼兒園入園難問題。

2.針對城市里民辦幼兒園收費和質量存在的問題，可以聘請專業機構對民辦幼兒園收費備案資料進行審計，進一步促進規范民辦幼兒園的收費行為。民辦幼兒園的保教費是根據辦園成本、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辦學質量和群眾承受能力等因素由幼兒園合理制定，在報區(縣)教育局、物價局備案、簽署《對社會履行備案收費內容承諾書》、列入招生簡章向社會公示后執行。考慮到教育和物價部門缺少相應的專業人員。可以聘請有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民辦幼兒園提交的收費備案資料進行審計。此外，為了保證會計師事務所發表意見的公正性，建議委托審計的相關費用由財政資金保障。總之，采取各種有效應對措施，真正緩解公辦幼兒園“入園難”、民辦幼兒園“入園貴”的問題。這是一項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服務水平的一項民生工程。對此，政府有關部門和廣大教育工作者應有充分的認識并采取相應的措施加以解決。

六、我的思考

我在選題、搜集信息過程中看到了許多專家學者們對學前教育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提出“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圍“的建議，還有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均表示，公立幼兒園少、幼兒園師資缺乏、入園難和入園貴等問題逐年加劇。優秀的幼兒園一直是家長們爭搶的對象，簡單地通過價格杠桿已經很難解決僧多粥少的局面，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將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的范圍。然而，義務教育是具有強制性、免費性和公共性的特點。鐘娟在其碩士論文中指出，”學前教育納入到義務教育體系之后，學前教育也就應該具有強制性、免費性和公共性。但是學前教育與小學教育不一樣的是，幼兒的年齡太小了，父母有選擇的權利，所以學前教育就不具有強制性，而只具有免費性和公共性。“因此，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并不合適。

不過我覺得不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并不意味著學前教育不可以具備免費性和公共性。我們不能單純地把義務教育(純公共產品)和非義務教育(準公共產品)這種對教育的二分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往往會模糊我們的視線，跳出這種二分法，把學前教育看成是非義務教育的純公共產品，即不剝奪“家庭對小孩個性化教育的自由”的權利，又可以使想要接受幼兒園教育的家庭不產生負擔和心理壓力。公共產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作為純公共產品是由政府免費提供的，這一點已經廣為人知。但是，除了義務教育以外，軍隊、警察、監獄、環境保護、橋梁、公路和燈塔等也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因此純公共產品不必是教育，更不必是義務教育。我們以此來反觀學前教，可以認為學前教育可以是像軍隊、警察、監獄、環境保護、橋梁、公路和燈塔等一樣是公共產品，但不必是義務教育。

當然還存在一個問題，有人認為幼兒園免費的話那財政的投入過大，國家會難以負擔，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有限，無法向幼兒提供三年的免費教育，應等到一個國家已經富裕起來，完全有實力再考慮。很多人會問國家哪來的資源來支持這些服務呢？這是一個好問題，但它有個很好的回答，答案在相當程度上在于相對成本。在發展中國家里，與發達國家相比，政府可以相對來說以更低的成本建設幼兒園的園舍和購買幼兒教育需要的物品，而包括園舍在內的很多大型設施一旦建成或購買都是可以重復使用的，不需要每年都進行投資重建。我覺得政府將學前教育作為非義務教育性的純公共產品對待，向所有幼兒，尤其是向低收人家庭的幼兒提供免費的高質量的教育，對于幼兒個人、幼兒的家庭、國家和社會來說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中華民族是個非常重視教育的民族，人們希望能夠通過學習和教育實現社會階層的變遷和改變命運。這集中體現在家長對自己子女教育的期待上，他們即使自己生活貧困，也希望自己的子女有出息，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為此，他們對子女教育方面的投資向來不遺余力。從這種角度看，國家對幼兒教育進行投資，尤其是對低收入家庭的幼兒提供優質的學前教育，是對于家庭的資助。

第四篇：學前教育困局

學前教育困局

上幼兒園難，到底難在哪里？

1、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幼兒園的數量不足、師資水平

2、公立幼兒園成為壟斷資源，社會為此承擔過多的隱形資本。

3、教育需求改變，但教育機構沒能做出相應調整:

4、市場化、多元化、多種機制并存的幼教市場，為什么反而太高了教育成本？

目前的幼兒園難，是短期問題，還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在于國家未來相關的教育上，幼兒教育的地位應該如何理解？與之相應的是，誰應該來主導解決上幼兒園難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面臨著哪些困哪，如果相關的投入和策略正確的話，這個問題應該在多長時間內解決。

在這樣一個事關社會安定感、人生幸福感，事關民族未來的，這是一個政府應予重視的民生問題。

簡單的資源供給的不足只是表征，深層次的矛盾則是中國教育危機的全面爆發。

以北京為例，6月26日，北京市政協公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北京市注冊登記的合法幼兒園為1266所，而沒有注冊的為1298所，合法幼兒園只能滿足社會上一半的入園需求，而能夠獲得國家財政投入支持的幼兒園才145所。

與政府投入不足形成對照的是，幾乎全球所有的著名的幼兒教育的理念在中國都在進行市場化的嘗試。得到了中國家長的積極響應。

如果說中國正在形成的中產階級、新富階層和精英人士，都對孩子的教育寄托了相當大的希望，他們從中國傳統的教育中脫穎而出，并在轉型期間進入到社會的中上層，他們對自身所經歷的傳統教育有著深刻的反思，因此，希望能給孩子更人性化、更全面的教育，他們不僅希望孩子成功，同時也希望孩子幸福。這正是各種西式幼兒園在中國的市場上大說追捧的社會基礎。

第五篇：安全篇二

篇二：場區安全檢查工作總結

林場園安全檢查工作總結

根據沭教發【2012】17號文件精神，近期，林場組織安全工作檢查組對本校宿舍、各種設施、食品衛生、消防用電、信訪穩定林場周邊等進行一次全面的、拉網式的安全檢查，現將檢查的情況匯報如下：

一、檢查方式、范圍及重點

本次安全檢查工作，檢查范圍包括所有的教學樓、圍墻、廚房、廁所以及消防用電、體育設施、安全穩定等。食品衛生、建筑年代久遠的教學樓是檢查的重點，切不放過任何安全隱患。

二、檢查結果及隱患

1、食品安全方面職工食堂食品加工間內清潔衛生，食堂工人都帶口罩工作，而且均有健康證。對食品原料(蔬菜、肉品等)、加工環節（餐具、接觸直接入口食品容器及工用具）進行監督性采樣檢驗，均在合格范圍之內。林場周邊小賣部存在有“三無”食品，對職工采取了說服教育的方式讓其不再購買。同時，在校內利用各種方式進行食品安全知識教育，要求各職工每人在班團課等時間進行一次食品安全大教育，提高職工防范意識。另外，組織力量對平時在校門口的小攤小販進行勸離，不讓他們在校門口擺攤，以減少職工購買的機會。

2、宿舍未發現安全隱患。受天氣影響，唯有廁所由于經受多年的風

吹雨打，水淋日曬，已經多處滲漏，甚至有的柱梁鋼筋暴露銹蝕。

3、消防安全方面首先對校內所有的消防器材、應急燈、電源開關、插座、電線等設施進行檢查。發現損壞的，有安全隱患的設施，立即采取措施更換到位。

4、交通安全方面經檢查發現，個別騎自行車上學的職工，交通安全意識較差，不能自覺遵守交通安全法規，周末回家途中，仍有少數職工乘坐黑車，存在安全隱患，對此，林場利用，校會、年級會、班會對班主任、職工進行交通安全教育。

5、經排查未發現不穩定因素。

三、消除隱患的整改措施

第一，廁所進行加強觀察，加固維修，另一方面多方面爭取資金及時改造。

第二，舉行一次大掃除，對場區以及場區周邊的環境進行清潔。對水溝的垃圾、進行徹底清理，保證排水的暢通。

第三，定期對林場體育設施設備進行檢查，定期對職工進行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教育。篇三：場區安全檢查總結 勝利小學安全專項檢查總結

為深入貫徹落實永昌縣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關于開展安全生產專項檢查活動的通知》的精神，為切實加強林場安全工作，維護場區穩定，林場認真組織實施，成立專項檢查工作領導小組，制訂了工作方案，進一步明確責任，現將本次專項檢查情況總結如下：

一、組織領導，明確責任。

按相關要求，結合林場實際情況，特成立了專項排查、整治行動領導小組： 組長：陳克彥

副組長：盧愛林

成員：王永忠、文全、朱安虎

安全員協助校長具體負責林場安全專項行動，協調班主任進行安全專項檢查行動。

二、全面排查，不留死角。

（一）范圍：林場教室、辦公室、食堂、餐廳、圖書館、電腦室、實驗室、校內用電線路等重點部位。

（二）檢查重點：

1、宿舍安全：對林場廚房、廁所、職工寢室等重點場所給予高度重視，查找是否存在安全隱患。對查出的宿舍危房能整修的要立即整修，一時不能整修的要迅速停止使用，立即封存。

2、交通安全：對接送職工的車輛要逐一登記，積極配合交警部門加強車輛管理，嚴禁“三無”車輛運送職工，杜絕超員、超速現象和酒后駕駛，確保職工出入安全。

3、食品衛生安全：林場食堂是否配備必需的防蠅、防塵、防鼠、消毒和冷藏設備，是否出售劣質、霉爛變質、無合格證的食品，從業人員是否持有健康證和衛生許可證上崗，日常飲用水衛生狀況，公共衛生突發性事件應急預案制定情況。

4、設施設備安全：對林場的電路、電器、實驗藥品陳放進行一次檢查，發現問題及時檢修和整改。體育器材等設施設備的使用、維護情況。實驗室、職工宿舍等重要場所的安全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