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楊玉良在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宣布大會上的講話1

楊玉良：在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宣布大會上的講話（2011年9月13日）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同志們：

今天，我們共同迎來對于復旦大學發展有著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剛才，中共中央組織部喻云林局長宣布了關于復旦大學黨委書記任免的決定，朱之文同志接替秦紹德同志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在此，請允許我代表全校師生員工和海內外校友對黨中央的決定表示完全擁護，對朱之文同志就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表示熱烈的歡迎。

高等學校實行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我國高等教育法規定的高校管理體制，是高等教育事業科學發展的思想保證、政治保證和組織保證。黨的委員會是學校的領導核心，把握學校的辦學方向，統一領導學校工作。堅持黨委的集體領導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基本保障。我作為校長，也是黨委的一份子，堅決擁護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自2000年復旦大學與上海醫科大學合并組建新的復旦大學以來，中央和上海市地方政府的各個部門均大力支持新的復旦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學校上下認真貫徹中央的戰略決策和部署，在學校黨委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下，在全校師生員工的辛勤奮斗下，在廣大海內外校友的鼎力襄助下，學校事業發展取得很大的進步。

秦紹德同志，1999年1月正式就任復旦大黨委書記，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十二年，是復旦歷史的九分之一強。這十二年，是我國高等教育飛速發展的十二年，是中央通過實施“211”和“985”工程對高等教育大規模投入的十二年。在此大好形勢下，復旦大學的各項事業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辦學規模和條件有了大幅的提升，外延發展成績顯著。在這十二年中，復旦大學積極開展自主招生的大膽探索，為人才選拔提供了新的選擇模式。在這十二年中，復旦大學還積極探索“通識教育”的本科生培養模式，為培養具有人文情懷、科學精神和專業素養的人才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所有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全校師生員工和廣大校友共同努力奮斗的結果。秦紹德同志作為黨委書記，工作積極，干勁大，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代表全體師生員工，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

朱之文同志，曾經擔任廈門大學黨委書記，既有十分豐富的高校工作經驗，又有寶貴的地方工作經歷；既有很高的政治理論素養又有很強的實際工作能力和領導駕馭能力。中央決定朱之文同志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相信對復旦下一階段的發展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校長，我一定會尊重、支持和配合朱之文同志的工作，并在以朱之文同志為書記的復旦大學黨委的領導下努力做好各項工作。

復旦大學當前正處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非常關鍵時期。我們正在實現從外延拓展到內涵發展的轉變，從規模擴充到全面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轉變，從學科的分化、分裂到學科的融合、交叉的轉變。這些轉變是歷史性的。在這重要的歷史機遇期，國家和社會對復旦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時也有著更高的期待。作為校長，我深知，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一流大學將擔負起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這個重要時刻，中央決定朱之文同志出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復旦的重視。復旦大學黨政領導班子全體成員和全體師生員工，一定會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在深入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全面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過程中，始終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作為一所以文、理、醫基礎學科見長的大學，復旦將繼續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大力推進和完善通識教育，為祖國培養更多的全面發展的棟梁之才；在繼續加強基礎研究的同時，積極推動交叉學科的發展，增強科學研究能力；充分發揮學科優勢，不斷增強復旦大學服務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在進一步全面推進國際化戰略中，努力為建立一個在全球視野下的、宏大的中國文化發展和傳播戰略而貢獻我們復旦人的智慧和力量！

各位老師，同志們，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將堅定地貫徹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繼續堅守大學使命，堅持求真務實，弘揚復旦人“服務、犧牲、團結”的傳統和精神。

我曾經說過：“如果熱愛復旦這片土地，就請持續地去耕耘它！”我相信，只要我們大家團結一心，共同努力，復旦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謝謝大家！

第二篇：復旦大學楊玉良人物

政管1004.學號：201027920402陳飛

分析楊玉良

2009年1月，楊校長踏上了復旦大學校長之路，本人花費了近2個小時，觀看了楊玉良的生平，觀看了他的一些言論，以及一些新聞，終于決定從楊校長著手，來開展我的作業，分析復旦這所中國第一所國人自辦學府校長的辦學理念，管理理念，以及對大學的看法，和學術方面的看法。

楊玉良，1952年出生于浙江海鹽，197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化學系高分子化學與物理專業并留校工作。1984年在復旦大學材料科學系獲博士學位，并榮獲中國化學會首屆青年化學獎。1986年，留學聯邦德國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為國際著名學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術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到復旦大學工作。1993年晉升教授。1999年成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他連續兩次任國家“973”計劃首席專家，2008又被聘為國家“863”計劃首席專家。1993年以后，歷任復旦大學材料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高分子科學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開發中心主任。1999年，任復旦大學副校長。2006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2009年1月任現職。（摘自復旦大學校網），從以上簡介可以看出，楊玉良在復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并留學聯邦德國之后，開始發跡。

網上傳聞楊校長作假，說自己1988年獲得聯邦德國Leibniz大獎，但是我卻懷疑，他本人應該不太可能說出這種話來，因為從他的言論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崇尚和堅守學術精神和學術傳統的人，不太可能進行學術作假這種事情。楊玉良曾經稱我們的大學應該具有了大學精神有所消散，而且承認現在復旦大學大學精神比起50.60年代的復旦，甚至30.40年代的復旦是有所消解的，他公開宣稱對現在的復旦現狀不滿，批評學校的教師，領導，學生，變得越來越世俗，批評高等教育體制，和SCI制度，使得中國大學出不了學術大師。試問這樣一位坦誠的人，怎么可能做出這等低劣的事情？并且顯的很明目張膽的低劣？

楊玉良稱，大學的回歸和堅守比起改革更為重要，回到大學應該承擔的使命，而不是學生為了就業而學習，老師為了讓學生就學而教學，教授為了SCI和課題項目而研究學術，卻忘記了，做學術是他們一切的出發點，楊玉良崇尚一個純粹的學術殿堂。這里也說明楊玉良在學術上是錙銖必較的人。

接下來談一談楊玉良的辦學理念。楊玉良是這樣回答這個問題的“功利就擺在眼前，學生要就業，老師也有職稱和收入的壓力，如何解決這些矛盾？”

現在我們學術至上的精神堅持得不夠。再看看當年西南聯大，那時學者也有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啊，但當時為什么就能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所以說，現在缺的是精神。

作為教育來講，就業是一個結果，但不能把就業作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業不是一個學校能包攬的，就業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有關系。經濟不好了，崗位就少，就業可能就有問題。就業還和學生自己的選擇有關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們有一個科學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構，就業也會得到改善。當精神虛脫后，大學就開始過分地趕時髦，成為服務站。

大學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傳統。世界一流的大學表面上看起來都顯得很保守，劍橋、牛津、耶魯都是以保守著稱的。

所以，大學教育不能純粹為了就業。學校教得好不好，學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會經濟情況如何，企業的用人理念，學生的選擇和就業觀念……一系列的因素決定了就業的情況。社會上現在有種不良傾向，把就業都怪罪于學校，這是不對的，學校只是負責各環節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農民，今年大蒜好賣就種大蒜。

我反對現在大學從邊緣移向中心的觀點。大學不是邊緣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這里可以看出，楊玉良的教學理念與復旦的校訓“校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以及學風“學風：刻苦、嚴謹、求實、創新”是所吻合的。

楊玉良還主張廢除現在對大學，以及大學老師，教授的一些定量評價指標，比如SCI論文。他舉的例子是哈佛大學羅爾斯教授，15年不發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義論》，現在這本書成為了經典著作。但他講課非常認真，當他講完一學期的課后向大家告別，學生們不約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經離開教室很遠，學生還在鼓掌，為他的學術精神而鼓掌。有在場的中國學生問，你們要鼓到什么時候？他們回答，要這個教授在很遠的地方仍然能聽到掌聲。

他排斥現在的一些所謂的“大學排行榜”，擔憂繁瑣的評價指標、嚴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計算方法的評價體系會遏制學術研究的靈魂，并且制造出大量的“學術泡沫”，鄙視一些大學主動，半主動的配合，并且產生與“大學排行榜”相對應的評價，評估方法，批評某些大學為了撐場面，聘請一些“大師”做兼職。

這說明張玉良的一位務實的校長，他以出真正的學術成果為目標導向，而且復旦大學現在也正在嘗試為了廢除不符合科學精神和學術傳統的學術評估和評價制度，凈化“學術空氣”，努力并且艱難的推行者改革，和回歸。

最為一個優秀校長需要做些什么？復旦應該培養出怎樣的人才？楊校長也具有自己獨特的理解。

首先復旦培養出來的學術應該具有全球視野，非常開放的心態，其次要對本專業有深入的理解，否則你只是一個夸夸其談的人，第三倫理道德標準要高，最后需要有適當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達能力，以及對自然和人文必須有批判性的理解。

而優秀的大學校長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當社會出現失范的時候，大學校長和他的教授要出來發警示之言。第二，大學校長是社會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第三，大學校長是大學使命和傳統理念的守衛者，包括新的傳統的創造者，是一所大學精神的代表。第四，大學校長是這所學校學科宏觀布局的總設計師，具體如何辦好一個學科則是該學科的教授與專家的事。

而如何做到以上四點，楊校長也給了我們明確的答復，第一，一定要有足夠的時間來閱讀，因為世界上是沒有大學校長這個專業的；第二，要有足夠的時間去寫作；第三，必須要給自己有冷靜思考的時間；第四，必須是全校教職工的校長，不是新聞媒體的校長，也不是上級官員的校長。

總之楊玉良校長，是一位的為人上值得學習，在學術態度上值得尊敬，在教學理念上令人崇尚的好校長。

第三篇：楊玉良在2014年復旦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知識、智慧與道

楊玉良

2014年9月12日

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上午好！

今天起，你們成為一個復旦人，我首先代表全校師生員工，對你們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你們在國內外如此眾多的一流大學里選擇了復旦，我要對各位表示感謝！

復旦將成為你們學習、生活和成長的地方。但是，我相信有一個問題你們還來不及思考，那就是你們到復旦來到底學什么，到底怎么學？從剛才學長們和導師們的視頻當中，你們聽到了、看到了一些他們的感悟。所以，今天我并不想發表一個熱情洋溢的講話，而是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對你們到復旦來到底要學什么的思考。

韓愈說過“古之學者必有師”。任何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必定會有一個導師。這個導師可以是學校的老師，也可以親戚、朋友或同學，等等。因此，在嚴格的意義上，真正的“自學成才”并不存在。韓愈還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與此對應，對于學生，來到復旦自然就是為了“悟道”、“受業”和“釋惑”。

你們都會歸屬于某個專業學科，因此你們當然將要學習相應的專業知識。這或許可以認為是學生的“受業”。

然而，英國的哲學家、數學家和教育家懷特海（A.N.Whitehead）曾經批評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學教育，他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已經卑微到只教給學生某些學科專業的一部分知識，而古代書苑中的哲學家給弟子傳授的是智慧。”當時，愛因斯坦(A.Einstein)也以他的切身體驗呼吁：“僅僅知識和技能并不能使得人類獲得快樂而又有尊嚴的生活。??雖然，通過專業知識的教育可以使他成為一部有用的機器，但不能造就其和諧的人格。??學生必須對美和良好道德的有深切感受。否則，僅有專業知識的學生更像是一條經過良好訓練的狗。”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點“粗”，但是愛因斯坦不是一個講粗話的人。反觀當前，由于現代職業極度分化、多元化，導致高等教育的過度專業化。各類具有明確職業指向的專業如雨后春筍般應運而生，讓教育的意義變得越來越窄。學校設定的教學內容只是為了“就業”這個唯一的目標，這似乎是為了適應和滿足當前社會的需求，為社會提供一種即時的服務，但這樣的教育其實是在“制器”而不是“育人”。它嚴重地違背了“以人為本”的教育基本原則，因為人不應僅僅是社會當中的一個部件而已。

事實上，現在的大學，包括復旦在內的畢業生的職業和所學專業的對口比例已逐年下降，而且已經降到很低了。換言之，你畢業后所從事的職業并不一定是跟你學的專業有關的。因此，這就迫使我們對高等教育的理念、方法、內容進行新的思考，并做出相應的改變。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綜合性的大學，比如復旦大學必須有別于通常的職業學校。大學不能淪為金耀基先生所批評的那種“職業培訓所”。因此，專業知識固然重要，你們來到復旦當然要認真地學習足夠的專業知識，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也是卑微的。恰如愛因斯坦一貫的認為，純粹的專業技能學習并不保證你能夠學好專業，有時反而“將扼殺相關的文化生活和專業的精神基礎。”

專業知識是必須學習的，但是作為復旦的學生，更重要的是“悟道”。何為“道”？“形而上者謂之道。”

“道”首先是一套價值系統。

儒學經典《大學》當中有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我們中國人認為智慧是以善為基礎的，道同時自然也就包含了善。不僅如此，善還是打開智慧之門的鑰匙，是道的終極目標。就現實來看，如果一個人對人類的存亡一點都不關注，對國家和民族將賦予你們的歷史責任和未來擔當一點都沒有感覺，對崇高的價值體系沒有一點執著的追求，他就會缺少一個積極而又嚴肅的價值系統。這樣的人在思想和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必定會迷失自我。責任和擔當應該是對“道”的一種“開悟”，也是“道”的一種具體外在表現。我曾經多次說過：“我們培養的學生，要有對自己、對他人，對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人類有責任感。如果學校只重視一些專業的知識教育，而不重視德性的培養，那么它培養的人越有知識，越可能成為社會的禍害。”

我們每一個人在追求積極而嚴肅的價值過程中，都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十分基本的問題，這也是建立自我價值系統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階段。這些問題包括：人類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么？人類的終極命運到底會怎樣？等等。雖然這些問題很大，現在甚至于未來沒有人能夠對這樣的問題提供完整的答案，但是我們必須去思考。因為只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才有可能獲得一套崇高的價值。愛因斯坦也曾經說過，“人文精神應該總是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之上，并宣示崇高的道德標準和價值體系。”他把他對崇高的價值體系的追求永遠置于他在物理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上。復旦大學實行通識教育，就是希望通過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與專業課程改革，使整個教學體系體現出一種對價值的追求。雖然，這些課程就這類問題也不可能提供一個終極答案，但我們至少能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這種思考線索的重要性在于，它啟示人們如何使得這個世界成為有道德，有精神和理智的世界，從而為這個仍然充滿種種困難和困惑的現實世界中不至于迷失，并為它提供希望和理性。

在今天的中國，這套積極而嚴肅的價值系統，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才能夠更具有使命感，才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具有更大的擔當。總書記在今年教師節的講話中指出，“教師的第一要務是‘傳道’”，而這個“道”就是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學生的第一要務就是“悟道”，就是去追求、踐行崇高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系統。“道”還是一種智慧。

智慧很難定義。在我看來，智慧就是一種思考、分析和探求真理的綜合能力，是掌握知識和創造新知識的方法；它包含了一套正確的思維方式和認識問題的方法。因此，智慧使人能更深刻地理解世上的事、物，乃至社會和宇宙。與智慧相比，我們常說的學習“知識”只是獲取智慧和“悟道”的一種途徑而已，而“智力”則只是“形而下謂之器”的“器”而已。

就知識的獲取而言，在今天的網絡時代，我們有了更多的渠道來獲取知識。尤其是諸如慕課（MOOCs）等各類網絡視頻課程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獲取知識的方式。以至于有人認為，在網絡教育的時代，大學的教師將淪為只是一個“節目主持人”。甚至，更加危言聳聽的是，傳統的大學教育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

其實，這種擔憂并非新鮮事。早在上世紀60年代，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就指出：“學習并不是一個傳播知識的過程。當然，其中某些東西確實需要傳播，但教師不是唯一起作用的人，也不是最重要的人”，因為，“任何一個有閱讀能力的人都可以從圖書館獲取信息。”現在,除了圖書館以外，我們有了更多的途徑來獲取信息。

如果大學只是起到課堂的知識傳授，即“授業”的作用，學生也只是“受業”，上述擔憂不無道理。因此，羅素提醒“教師不應該僅僅是知識傳播者。教師應該做的就是引導學生自己領悟知識。”其實，自古教書育人就是為了使得學生的心智更成熟，人格更獨立。唯有人格獨立，方可獲得智慧。因此，教育更為重要的內涵就是傳授“思維方法”，而學習就是“悟道”。

“悟道”就是要獲取智慧。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道難以言說，中國古人說“學必悟”。因為他們認為，認識“道”的最佳方法就是“悟”。“悟道”這個過程我想是不太可能通過網絡或者軟件來完成的。

首先，網絡和軟件能夠做什么？在我看來，只有當某些知識能夠非常準確地被定義，且學生在學習這類知識的成效能夠非常定量、精確地來進行考核時，那么相應的課程和教材確實可以實現一種網絡化、自動化。然而不是所有的課程都可以實現計算機編碼，課堂教學的成功與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授的能力，只有好的教授才能引導學生獲得意想不到的洞見。

其次，網上論壇無法完整復制現實的討論中的這種微妙的互動關系和各種對話的豐富性。除非在網絡上參與討論的每一個人都具有小說家一樣的嫻熟技巧，有能力以散文的形式重現復雜的思想和體驗。這個要求是太高了。

更為重要的是，“悟道”的過程貫穿于學生與學生，以及學生與教師之間微妙的互動關系中，大學教育的精髓所在。因此，除了課堂教育以外，復旦大學將通過“書院”的方式來創造更好的這種互動空間和方式。這種互動是任何機器無法模仿的，不管程序編制得如何先進，不管技術如何發達，人畢竟是人。學生會對課堂和書院里所遇到的辯論情境、以及他與他人的實時接觸進行思考，機器無法復制。而恰恰就是這些，將對學生產生極大的影響。

因此，因此教師和大學的存在，其意義不僅沒有被削弱，而且顯得更為重要。在現代技術的挑戰下，大學應將教育、教學更多的轉向“傳道”意義上的“智慧教育”，即“授人以漁”，以傳授“思維方法”為主的教育。這種轉變，與其說是變革，還不如說是高等教育的某種回歸，回歸到古代的教育理念，即，從注重“知識的傳授”回歸到更加注重“智慧的傳授”，也是中國古人說的“傳道”。而也能讓學生在大學里的學習獲得更多的智慧，獲得一套嶄新的、合適的思維方法。“悟道”還必須持續地思考。

“學而不思則罔。”思就是思考和思想。若沒有感覺到思想的力量，那是因為思想的貧乏。只有經過思考才能達到“釋惑”，也才能解決你心中長期感到迷惑的問題。曾經有人說過，“沒有經過審視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這也表明思考的重要性。

當然，“思”更是思想。我們經常人云亦云地說，“這個世紀確實是一個知識的時代。”這似乎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我要強調，僅僅“知識”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思想”。脫離了思想，脫離了道德知識，無論其屬于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一樣都是“雙刃劍”。它們既可以造福于人類，也可以禍害人類，甚至于毀滅人類。要讓“知識”真正服務于全人類的未來命運，我們更需要“思想”和“智慧”，即，我們更需要中國人所謂的“道”,以及對“道”本身的思考。我們要思考人類的“大道”，也要思考我們每一個專業學科中的“學科之道”。

人類近兩個世紀的巨大發展基本上是基于20世紀以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們的思想。由于技術上的巨大成功，也包括社會科學知識的巨大成功，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對人類自由的限制，但同時也帶來了一個思想貧乏的時代。因為，我們現在思考所依據的思想，大多尚未突破中世紀的思想家們的成就。因此，我更希望在新世紀里，將“知識的時代”轉化為“思想的時代”，即成為一個在各個學科領域的學術思想家輩出的時代。我曾經說過：“一個國家，有再強的經濟、軍事，但沒有一流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它就成不了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它至多是一個武裝到牙齒的‘侏儒’而已。”同樣，如果人類出不了一流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我們就很難解決當今和未來人類所面臨的各類重大而又復雜的挑戰。

“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

復旦的先賢們為我們選擇的校訓十分深刻，我認為它是對傳道、授業和解惑的一種具體詮釋。所以我最近在對校訓有關的詮釋中提到，復旦的校訓當中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在邏輯，也就是“唯有博學方可篤志，惟有切問方有近思”。如果這樣去做了，那么自己內心，以及與自然、與他人和社會都形成了一種和諧的關系，“仁在其中矣”。最后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你們來到復旦學習一定是正確的選擇，但是這也意味著你們將開始痛苦而又快樂的學習和思考的過程。我為什么要把痛苦放在前面呢？我個人認為，所謂的快樂學習的說法，就是剛才陳思和老師講的，“只有當你熱愛它了，那么樂就會在苦中。”若你們在復旦悟得了這個“道”，那么在你們離開的時候，你們不僅具備了專業知識，而且將變得更加智慧、更有思想，對國家民族就會更有擔當，對整個全人類也會更有擔當。

我希望大家成為這樣的人！謝謝大家！

第四篇：復旦大學開學典禮楊玉良校長演講整理稿

大學使命與當代青年責任

楊玉良校長（2009年3月31日）

一、大學的使命

1、大學的使命在于傳承

大學擔負著人類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積淀與傳承的任務，這個似乎是大家比較有共識的。大學的這個任務決定了大學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組織結構，和政府或企業都不一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有這樣一股思潮，說大學校長不是簡單的管理大學，而是要經營這所大學，注意用了“經營”這兩個字，這是差別很大的。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對。因為你這所大學如果你去經營它的話那么就相當于你把這個大學當做一個大型的公司。如果把大學看成是一個大型的公司的話那么大學是非常的大。即使是世界五百強，也絕對辦不出像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這樣一所規模很小但是很有名的大學。

從一個大學來說，他是一個民族性極其強的學術型機構。為什么我要講這個民族性。因為曾經我們國內有這樣一種思潮，認為我們應該把國外一流大學當做我們辦大學的一個參照物。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把所謂的一流大學當做我們辦學的模板，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就忽略了大學一個極其重要的特點，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民族性極強的大學。我記得大概十年以前，國際上一個大學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那是非常高的。但當時的一些教育學者包括北大一些保持非常清醒的頭腦的教師，他們講如果你要數一數科研成果、諾貝爾獎獲得者等等這些硬指標的話，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但是如果你要看一個大學在這個民族的文化以及在這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話那么全世界沒有一所大學能起到像北大起到的這么重要的作用。所以包括北大中文系的陳平原教授和錢理群教授他們寫過文章，他們非常清楚北大為什么能排到這么高的名次，原因就在于在一個如此巨大的民族崛起過程中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

大學還承擔著培養人才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的大學所要做的工作一個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統化，這是大學的教授在做的事情，規范化并且把它傳授給學生。因為思想文化需要人對它進行總結規范化，這樣就可以變成課程進行傳承。這樣就是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文明、精神進行傳遞，這個傳遞是學者們先進行研究然后才能傳遞的。在大學里面，老師和學生共享著人類的知識，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吸收著人類最廣泛的資源，用人類文化和一切人類知識財富來充實我們大學生的頭腦。他們不僅學了專業知識，比如說醫學的、化學的、物理的等等，更應該為其一生的精神成長打下基礎。

同時，大學培養的學生繼承著將人類文明和文化傳承和發揚的任務。任何專業，請大家注意這不僅僅指的是人文社會學科，實際上包括自然學科醫學在內都要起到這個作用。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復旦在前些年開始了通識教育。雖然它在很多方面還需要完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為大學尤其像復旦這樣的一所大學，培養一個人的精神觀念那將是我們大學的最最重要的任務，而傳授專業知識固然也重要，但是首先應該是把學生培養成有德性的人。

英國著名教育家Eric Ashby經指出，任何大學都是遺傳環境的產物。實際上，環境是外部力量來促成大學的改變，所謂的遺傳是整個大學在堅守和傳承道德。所以它處在這樣一個平衡的狀態下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傳遞積淀和創造人類文明。所謂傳遞與積淀人類文明，你得保護她。

保守不完全是一個貶義詞，在這里的話保守就是堅守的概念，要堅守道德堅守學術。大學的這個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學非常的穩定而且非常有力量，是世界上所有機構中最穩定的。這種穩定來自于大學的自信，自己所采取的鎮定自若的態度，也源于大學本身自己的自尊和自貴。

當然，大學也不能脫離現實。我說過，它另外一頭的力量實際上就來源于整個環境對它施加的外力，促使它變化。但是從保守性來說的話，大學盡管不能脫離現實，但我們又必須要和世風和俗流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我們經常講大學要遠離塵囂，所以她與社會要有相當的介入和接近，但是不能完全混為一談。前些年有些說法，要把大學的圍墻拆掉。如果它只是物理的圍墻，我覺得應該拆掉，但是大學的精神圍墻，絕對不能拆。這一拆以后，大學存在的價值就沒了。這樣保持大學的寧靜和保持大學的清醒，大學不僅不可以隨波逐流，更不能對世風惡俗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不良現象，如果你來衡量一下的話，這些年的大學，有不少有失規范的地方，國外的大學也有，國內的大學也有。大學應該是社會的一記清新劑、社會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難的時候和社會有失規范的時候，大學對精神的堅守顯得極其重要。所以大學也只有在穩定寧靜的環境當中，才能夠排除各種紛繁和躁動的社會干擾，潛心鉆研學問，而學生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才能夠一心向學，否則所受的干擾就太大。我剛才主要講大學的保守性的一面，有些人說是引領社會，如果我們保守一點地說，我們不是去引領社會，但是我們要跟社會上的世風惡俗保持相當的距離，這樣才能使大學保持清醒，這是它保守性的一面。

2、大學的使命在于創造

大學同時也具有它創造性的一面，大學還必須進行思想、文化和學術的創造，對已有的社會發展形態、文化和知識體系以及人類本身要不時地做出各種各樣的深刻的反省，這是大學應該做的，所以她在跟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的情況下，然后對社會、人類、文化各方面的發展，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來對它進行反省。

人類的社會永遠不是完美的，所以總應該有一批人，在非常認真地反省我們現在的社會，我們現在文化當中的糟粕是什么。如果我們不做的話，就喪失了大學應該擔負的文化建設的責任。反省實際上一方面是批判，一方面是創造。大學不僅要回答現實生活當中我們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比如說當今的金融風暴和社會的道德問題等等。這是現實，我們要進行討論，要進行反省，而且大學要為這個討論提供思想的武器，它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談，發發牢騷，這是大學在討論一個問題時候最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將來我們也不排除有一些大學教授，他沒有起到這個作用，比如說他在課堂上可以煽動學生的情緒，但是他沒有為他所批判的問題提供思想和理論的武器，那么這樣的教授是不合格的，因為他不是一個節目主持人，他不應該如此的煽情，他應該為學生提供分析這些問題的思想和理論武器。在當今中國，我們要對未來的中國和人類發展的根本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給出我們的回答，就如溫家寶總理在同濟大學演講中提到的“大學要仰望星空”。這些問題看來好像跟當今的問題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它可能是非常純的理論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恰恰是為民族、國家、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變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資源，也就是說，我們創造了新的精神資源、新的思維方法，豐富了想象力和創造力，這是大學具有極其革命性的一面，或者說創造性的一面。

大學在一個保守和革命、堅守學術和創造之間維持著一個張力，而這種張力是必要的，如果大學完全偏到復古，大學也喪失了你的責任；如果大學忘記了傳統，如果想完全流俗，那么也是喪失了大學的責任。實際上，好多高等教育研究專家都認為，大學的這種堅守性，或者說保守性，以及她的革命性，或者說創造性，實際上構成了大學之魂，大學的魂就在這里。

3、大學的使命在于服務

除了這兩個功能之外，大學還有第三個功能，第三個功能實際上是從大學的發展歷史來看，是一個新增加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紐曼（Newman）的書《大學之理念》，他這個書里不會明確地提到我下面要提的，就是大學必須服務于國家與社會。我們并不認同大學教學、科研、服務社會的功能劃分，因為教學不等于培養人，教學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養人，因為科研必須與人才培養結合起來，你才能真正地培養人，所以我更情愿用我前面的說法，就是大學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以及大學對新的文化的創造，以及大學對社會的服務，這三大功能來看大學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說到大學的歷史，為什么會把服務國家和社會這一點加上去呢？實際上這個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有點像我們先秦戰國時期一樣，所以孔夫子當時就要教育，說禮崩樂壞，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也是這個樣子，就是人類心靈當中邪惡的一面得到了巨大的爆發。在那個時候，全世界為了反對法西斯，所以在很多國家尤其在美國的一些大學，他們也要服務國家和社會，所以政府給了這些大學很多資源的投入，希望他們為這場反法西斯戰爭服務。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就是在這場世界性的競爭當中崛起的，因為他們發明了雷達，使得德國人的飛機還沒有飛到倫敦上空的時候，就可以檢測出來。所以自從政府介入到大學以后，大學就帶有更多的國家意識。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學又擴展它另外一個功能，實際上就是跟工業界、實業界的非常密切的聯系，所以六、七十年代的時候，美國的大學里頭一下子建設了兩三百個和工業界聯合建立的工業實驗室，因為這個時候人們對科技知識以及各種其他的知識，它能夠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有著充分的認識，有了這個認識所以大學就擴展了這一方面的功能。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國的大學馬上就開始反省，他們認為在這一頭走地太遠了。

所以加州大學的原來的校長克拉克〃科爾（Clark Kerr）在《大學之功用》這本書當中就認為：“今日之大學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學與研究，并且已經擴展到服務。”事實上，大學與其所處的社會的關系，就是一種服務的關系。所以他認為大學就是服務社會的。但是總是希望及時地就社會的需求做出反應，為滿足這些不斷變化的需求，而以各種方式對自身進行功能調整。

而我要說，有些調整是應該的，而有些調整是有問題的，大學服務社會的任務也應該講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當前社會發展當中所面臨的政治、經濟、人口、文化、教育、衛生、國際關系等等諸多問題，實際上都需要依靠綜合的、并且非常深奧的知識來予以分析，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事實上，要完成這個任務，只有大學，因為只有大學有那么綜合的知識和一批學者在里邊研究非常深奧的問題。其次隨著社會、國家和國際上各種競爭局面日益加劇，所以知識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所以作為知識的積淀、生產、傳播者和人才培養的機構，大學必須為一個國家、民族乃至社會提供知識和人才的服務，大學也將為此為自己謀得一個更加合適的發展環境，因為一所大學你要獲得政府的支持、獲得社會的支持、獲得民眾的支持，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學與政府、工業界乃至整個社會的結合十分緊密，大學成為整個社會知識工業的中樞，所以有些大學有些自大，他們說，大學已經從社會的邊緣走向社會的中心。大學也不是一個萬能者，她不可能承擔社會上所有的責任，正因為大學把自己挪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認為大學就是社會的中樞，所以大學就會遭受到社會各方面對她的詬病，任何事情都說你大學出了問題。就像我們國內近些年來關于大學的討論，關于教育的討論，實際上就帶有很強的這種傾向，當你把大學或者把教育強調地過頭的時候，社會上就會用這個過頭的要求來衡量大學或者整個的教育是否實現了這個目標。六、七十年代的美國認為自己的大學已經墮落成為“服務站”，不是說為社會服務是錯誤的，但是它自己墮落成為服務站，人們怎么樣來評價“服務站”呢？他們說，社會需要什么，大學就給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學也就給什么。市場需要什么，你大學也就給什么。這樣的話，大學就漸漸地過重地社會化、政治化、市場化，大學和社會之間必須保持的清醒的距離就喪失了，我前邊說的大學保守的一面就喪失了，這樣必定導致學術精神或者我們說“象牙塔”精神的喪失，所以有好多學者認為，中國的大學從辦起來以后，就從來沒有出現象牙塔精神，如果確實這個情況的話，那中國的大學對學術精神的堅守可能比美國歐洲的大學更加重要一點。

為什么“服務站”這個想法會使得美國的大學沿著這條路走得很遠呢？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服務站”能夠為大學帶來財富和各方面的知識。實際上大學的這個做法是有點媚俗的。所以，這種服務站理念它所帶來的禍害，我們不能忽視；也就是它對學術精神和道德的削減。大學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媚俗、媚眾，也就是媚大眾，或者媚上的這種陋習，這就使得大學本身獨立的精神有所喪失。因此，這樣的大學就受到了很多學者，乃至大眾的詬病。當時，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Hutchins）在上世紀70年代時，對大學“服務站”的做法提出了非常嚴肅的批評。

因此，為了維持大學的精神品格，需要保持大學本身應該有的穩定性和寧靜性。我們不能老是說改革，改革成為一個非常時髦的詞，實際上改革本身是沒有方向性的，我們必須知道這一點。所謂改革你改回去也叫改革，往前改一個新的也叫改革。但是如果說你把改革完全認作是一項全新的東西的話，那么我想說的是，可能當今對大學來講，改革固然重要，但是或許更重要的是對一些大學精神的回歸。

二、大學生的責任

1、大學生的第一責任就是學習

1912年，復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在嚴復辭職以后代理北大校長，在他的就職演說當中有這樣一段話，“諸君皆系學生，然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嚴明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諸君在此校肄業，需尊重道德，專心學業。”這段話要我們不辜負“大學生”三個字。你要尊重道德，不辜負學業。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沒有變，這是我們所需要堅守的。

1919年，英國的教育家Whitehead,他又是個數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和哲學家。《西方哲學史》的作者羅素（Russell）就是他的學生。他1919年說過一句話：“歸根結底，作為學生，你們必須要把學習當作一種享受、一種樂趣”。我剛提到的香港大學的前校長金耀基在一篇題為《大學之功能與大學生的責任》當中也提到，“當一個青年進入到大學以后，他就被賦予了一種責任，即他應該以充實的學問為責任，他應該沉浸在理性的精神當中，于圖書館、實驗室、教室里與教師一起，在知識的大洋中做創造性的航程。”所以學習是學生一進入大學的職責。

最近我收到一份調查報告，說我們有些學生進入復旦以后找不到學習的興趣和動力，導致學習成績出現不及格。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學習的動力哪里來，只要問一下自己為什么要學，為何來到復旦，就馬上能找到答案。我想可能是因為有些學生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大學的生活方式和大學的學習方式，因為和你們在高中學習的有巨大的差別。

有一個問題我覺得每個學生都要問一問自己，你為什么來到復旦上大學，你為了考大學一路過關斬將進入了復旦大學，所以我希望大家非常認真地思考這一問題。盡管可能每個人的回答是多種多樣的、五花八門的，但是你歸一下類的話，沒多少大的差別。有些學生為了畢業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說他不喜歡體力勞動，要找一份白領的工作，所以他要上好的大學，因為會比較容易找到這樣的工作，尤其在現在就業問題似乎有點嚴峻的前提下。有些人會毫不忌諱地回答，我為了畢業以后能夠賺大錢，這個在國內外都一樣；也有一些純粹是為了取悅自己的父母、親戚朋友，也就是讓父母親和親戚朋友覺得很榮耀，自己的孩子考取了復旦、北大、清華；也有不少學生對他所選擇的學問有非常大的興趣，或者說有著更大的報負，他意識當今人類社會的不完美性，他意識到這個國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機在，他想對此負擔責任，所以他來復旦學習。當然這個幾種答案不是說每個人只有一種，而可能是幾種交織在一起，但是看哪些東西是占了主導地位的，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國比較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輝先生對于為了前面的那些目標而來求學的不是很贊成。我想即使在現在，我們復旦的歷任校長，也不會對因前面的那幾種理由來上復旦大學的學生投以非常贊成的眼光。事實上在國外也是，德國的大學是非常鄙夷那些為了謀生而求學，因為你去掉了為了謀生而求學這個純粹的目標的話，那么你的學習就有了一定的高尚性，你對學問就有一種尊崇的概念。

2、大學生應保持一種理想主義 一般來講，年青人是很有理想主義的。一個人年齡大了就會老于世故，所謂老于世故就是缺掉了理想主義的成分。我認為理想主義不是一個貶義詞，但是在這些年在我們國家帶有一定的貶義，人們認為它和“不食人間煙火”似乎是一個同義詞，這是錯誤的。

如果你有那個理想主義的情懷，那么你就應該認真學習，并設法讓這個有缺點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讓人類有一個更加輝煌的未來。如果大家認真思索一下，我們整個人類所面臨著巨大的危機，比如現在世界上所存有的原子彈的量，如果爆炸的話可以把地球毀滅掉幾十次，人類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呢？我們也應該認真地保護理想主義，為理想主義而學習，而復旦大學也會為這樣的學生提供精神家園。你們同學間去接觸不同高校的學生，會感到有一些差別，這就是因為大學的文化氛圍。復旦的學生包括教師們，包括校領導，和其他周邊高校相比有更多的理想主義色彩，包括我自己在內。

理想主義對于學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復旦大學校友王滬寧教授，他有一段話非常有道理，他說，復旦大學的氛圍讓我立刻感受到了理想主義的魅力，是復旦給我的最寶貴的東西。對于人的人品和情操，理想主義也是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這塊磨石上磨礪的人，也就越會在生命中放出異彩，因此王滬寧教授提出“我們應該時時審問，我還是一名理想主義者嗎？”我覺得不僅是年輕人，包括我們年齡大的人，都需要審問自己這個問題。

1960年，有學者對哈佛大學1520名學生做了學習的動機的調查，就一個題目：你到哈佛商學院上學就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理想？結果有1245個人選擇了為了賺錢，占到了81.9%，有275人他們選擇了為了理想而到哈佛上學。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人們對于這1520名學生做了跟蹤，讓人大吃一驚，1520名學生有101名，成了百萬富翁，而其中100名當時他選擇的是“為了理想”。

為什么是這樣？我想是因為如果沒有理想，你就會感到學習的苦。理想主義是深藏人心靈深處的精神源泉。因為理想主義，在世俗干擾他的時候，他就能夠回到自己的心靈世界，滋養生息，重新出發，有理想主義的人是一棍子打不倒，因為他有信仰。所以歷來理想主義者面對挫折面對死亡，他都可以坦然處之，他相信信仰，所以才能克服困難。作為學生，有了理想，就會懂得怎樣學習，為了什么學習。必須懂得盡管上各種課，但是最為重要的是自己教導自己。臺灣有位學者叫吳詠慧，他早年留學哈佛，寫了一本書叫做《哈佛瑣記》，人們認為這本書寫得非常生動，而且深有體會。這本書栩栩如生地體現了哈佛那些人文學者的素養、做學問的方法和態度。這本書里敘述了一個名叫John Rose的教授在哈佛講課的情景。Rose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正義論》被公認為西方政治哲學、法學、道德哲學領域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和一些著作等身的學者不同，他只有《正義論》這一本著作。這本書是1971年出版的，全世界單單是研究它的論著就超過了5000多部，所以這本書顯然是很有影響力的。在《哈佛瑣記》里頭，它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當Rose結束了一個學期的授課的時候，教室里的所有學生立即自發地起立鼓掌。Rose走出教室以后許久許久，學生們的掌聲依然沒有停下來。”作者忍不住悄悄問坐在身邊的同學：“你們鼓掌要鼓到什么時候為止？”這個同學回答道：“讓教授在遙遠的地方還能聽到為止。”這個故事說明了兩點：第一，這個教授很有學養，學問過人，我相信他也有很高的道德修養；但是另一面，我們不能忽視，我們要問問自己，還是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恐怕這也是一個試金石。當你面對一個品學兼優的學者，在他講課結束后，你會不會站起來鼓掌？而且是發自內心的鼓掌？這就代表在學生當中，有沒有這樣一種對學術尊崇的理念。如果你一心想著賺錢的話，我相信Rose的課不會交你如何賺錢，你也不會去鼓掌，因為他是講哲學課的。

Whitehead對學生說過，你們不是一塊讓聰明的老師們隨心所欲的捏成文化人的膠泥。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獨身子女者，父母對你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父母們把自己無法實現的期望都加在了你們身上，不像我們這一代，父母對我們沒什么期望。因為你們的父母絕大多數都是在文革中喪失了受教育機會的一代，所以他們把受教育看得極其重要。因此他們對你們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這有好的一面，但是我想我們的學生應該清楚，你們也不是被父母隨心所欲塑造成某個人的膠泥，因為你們要知道你們是在自己教育自己。

對于那些值得做的事情和值得想的事情，同學們還是要做到：一是要培養一種興趣；二是要把這個看成一種享受。其實我們科學家在追求某個科學答案的時候，在別人看來是很苦的事情，但作為探求它的科學家，他沒有感到辛苦，他覺得很有樂趣。所以對于任何一件事情，取決于你們怎么看它。再次引用Whitehead的話，你們不可能對你們正在做的事情發生興趣，除非你們樹立了崇高的理想，也就是說，渴望改變人類社會，樂于造福祖國人民，勇于贏得困難前進。

3、大學生要承擔各種社會責任

大學主要是栽培普遍的理性和理想，平等、公正、和平等等，正因為這樣，所以學生要去參加很多社會志愿者的活動。耶魯大學也極其重視這一點，把他的學生派到社區去做義工，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實踐的一部分。但是，大學的公平、公正、正義的理念，對純潔而有朝氣的大學生有啟發和激勵的作用，但是也有另外的一面，如果到現實中去，就會感覺到，現實不是這么一回事。

當現實和你的理想產生差距的時候的話，學生的素養在這個時候又是一個試金石，你就會有不同的表現。這個時候，絕大部分的大學生都會對社會上的不公平的事件的話，就會難以容忍，慷慨激昂，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個樣子，我覺得這是他們的正義一面，大學生對社會的不公正現象一般來說不會采取妥協的態度，因為他們比社會上的一般人更有的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而且這種狀態是世界級的。

我們的革命前輩李大釗先生故居有他親筆寫的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所以這明顯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當國家民族出現危難的時候，大學生總是沖在前頭喚起民眾。復旦的學生也是有此光榮的革命傳統的。“五四運動”是北大發軔的，而“五四運動”在上海、甚至于講南方的策源地和組織者是復旦大學，當時的復旦被視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搖籃。大學堅守的力量和創造的力量是非常的清晰。

在日本侵華時，復旦的學生是組建了學生義勇軍，組建了學生請愿團去南京請愿，逼著蔣介石當著我們復旦大學的學生代表，當面簽字“保證抗日”，所以說復旦大學的大學生，在民族國家為難的時候，這個時候份額民族責任感是非常強烈的。李登輝老校長在當時提出了復旦的精神：犧牲、團結和服務。我有時候把這個稱之為“S of 3S”，因為精神就是spirit，犧牲、團結和服務分別是sacrifice、solidarity和service。

但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個問題，我反復強調這是在國家民族的危難時期，大學生的責任實際上已經轉換成國民的責任，是一個有著一定的知識、受到過良好教育的國民責任。這套方式在非國難時期，我們的學生是不能用的。我認為是無為的，沒有什么作用，沒什么意思。

國家永遠不是完美的，如果這時采取了激烈行動走向社會，實際上你想要達到的目的是達不到的，結果就會出現向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情況。包括法國在內一些大學生的**，不僅達不到目的，反而辱沒了大學的理性和尊嚴。如果像文化大革命這樣，我們就走到了大學該做的事情的反面。所以要保持理性。

很多假革命中，大學生淪為了祭品。如果不是非常時期，而社會必須要大學生去鳴不平，這是對社會一種極大的諷刺，因為正常的社會應該有種調節的功能，用不到大學生采取激烈的行動。這也是學生的大不幸。服務社會是學生的功課之一，但是不是剛才的那種方式，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先生有過評價，如果讓學生這樣參與社會的話，那就是讓學生莫名的承擔了無限責任。

“五四時期”的蔡元培先生鼓動學生游行，因為要阻止巴黎和約的簽訂，導致了大量學生被捕，但是這些學生被營救出來以后，他說“你們一定要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因為學習是學生的天職，以研究為第一責任，使大學成為文化中心，所以在大學當中學生應該不斷吸收知識，不斷豐富自己的能力，再對社會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要離開教室、離開圖書館、離開實驗室的直接參與的話，這并不是社會對你的期待。這也是有識之士最近所呼吁的，要給大學一張安靜的書桌，因為大學已經不夠安靜，我認為大學生責任在此。

最后我簡要地講一下大學對大學生為什么如此重視？而且大學生比研究生更重要。哈佛大學的一位歷史學教授說過，哈佛之所以成為哈佛，全在于哈佛的學術；你們這些出類拔萃的學生聚集于此，這才成就了哈佛。一所大學的影響力就來自于學生的影響力，因為絕大部分學生都要離開學校，留下的只是一下部分。耶魯大學校長在新生的歡迎會上說過“耶魯是什么，你們在座的就是耶魯”。

大學生的存在在一所大學保守還是改革張力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Donald Kennedy在擔任校長期間，每年就要給幾個新生作指導。他發現這項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報，事實上，它有時是無可估價的觀察方式，因為他找到了一個窗口，可以從學生的視角來觀察這所學校。通過學生的眼光來發現大學里到底什么是管用的，什么是不管用的。這是他當了大學校長之后后來的感受。而最終要的收獲在于，通過對這些聰明而又充滿精力的年輕人發展私人交往關系，他們總是提醒我，大學究竟是為了什么而存在。事實上大學真正的存在就是為了你們本科生而存在的。

所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前校長Stern Kimpton說過：“我非常愿意告訴大家，我認為你們是這所大學里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到目前為止，我認為你們也是最有趣的部分。他說你們很重要，因為幫助你們培養自我是我們的責任所在，你們有趣，因為你們聰明伶俐，但是盡管有個別跡象表明你們并非那么樣的聰明伶俐，你們有時很幼稚。”

我覺得這很實在。因為如果跟一個大學校長來比的話，可能你們在某些方面是比較幼稚，但是正因為這些幼稚，才能成為大學發展的主動性的，非保守性的一面。所以學校和老師就是要幫助你們克服這些幼稚里面不良的部分。要培養你們好的德行，樹立遠大的理想，為人類的進步，為國家和民族的繁榮而培養你們。

說句實話，我希望我們每一個教師也能抱著這樣的情懷來培養我們的學生。所以，最后我借用一句復旦人常說的話來結束我今天的演講：“今天我們以復旦為自豪，明天復旦以我們為驕傲”。我相信復旦的每一位有理想的學生，你們將一定會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復旦大學一定會以你們的明天而感到驕傲。

（標題為編者所加，文字略有調整）

第五篇：學典禮楊玉良講話

同學們，老師們，大家好！

對一所大學而言，一年中有兩個儀式最為重要，那就是新生入學典禮和畢業典禮。對每一位學生來說，參加入學典禮和畢業典禮代表著人生的一段美好時光，一段大學生涯，這段時光將使你難以忘懷。因為，從今天起，你們成為了復旦人，復旦大學將成為你們永遠的精神家園。

今天這個令人激動的場景，使我想起35年前（1974年）我進入復旦時的情形。那時還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學生被稱作是“工農兵學員”，教 室和寢室的破舊，實驗室的簡陋自不待言，更加荒唐的是那時的教師不敢教，學生不敢學。我本人就曾經被扣上“白專分子”，“紅口袋裝知識”等等一系列的帽 子。在那個年代，也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入學典禮，也沒有畢業典禮。在那個年代，“知識”被看成是一種罪惡，“閱讀”被人諷刺為“一心只讀圣賢書，兩耳不聞窗 外事”，天天嘴里喊的只有空洞的政治口號，晚上教室里和圖書館燈光稀疏。

那個時候，我是抱著對大學的巨大的神秘感從農村來到復旦的。起初，我真的還以為大學就是像我看到的那樣的一片亂象，上課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從來沒有考試，老師在講到科學定律和理論時不許用外國人的名字，學員每周都要對教師在講課中是否有“政治錯誤”進行評議，……。這些時常令年輕的我感到十 分茫然。

對我來說，幸運的是1976年“四人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很快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整個復旦的氣氛幾乎是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真可謂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圖書館和教室在晚上燈火通明，座無虛席，人人都是埋頭看書。當時的中青年教師主動在業余時間開課，記得當時倪光炯教 授講《量子力學》，王兆永教授講《數學物理方程》，盧鶴紱教授講哥本哈根學派的哲學思想，……聽課的人都是復旦的青年教師和學生，大教室里除了講臺，所有 的地上空間都被坐滿了。這些課都是自發的，在晚上開的。課程內容非常濃縮的，譬如，倪光炯教授的《量子力學》課，每天只有兩學時，總共上了兩周。現在回憶 起來，我的《量子力學》、《線性代數》、《數學物理方程》、《分析力學》、《電磁學》等都是那時學的，因為那時化學系的“工農兵學員”是完全不開這些課 的。那時打下的基礎至今仍然讓我十分受用，可最令人懷念的是當時大家突然迸發出來的巨大的，沒有那么多的功利主義色彩，更多的是為了“求知”和“探索”的 學習熱情！

面對未來四年的復旦生涯，我不知你們是否已經認真思考過究竟該如何度過？你們沒有了“考大學”這樣的具體目標，你們父母、親友為你們成功考入 復旦大學的興奮、贊揚將逐漸褪去。你們離開了父母的貼身關照，來到了以“自由”著稱的復旦大學，你們或許真的需要靜下心來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否則，就像復 旦的一位學子說的：“我們走得太快，靈魂都跟不上了。”復旦每年都會出現因沉溺網絡游戲而被勸退的同學，他們的靈魂掉了隊，讓我們深感惋惜。學生有聰明的 頭腦，但未必能有聰明的選擇。

我并不覺得作為校長在這里提幾點聽起來“語重心長”但實質上是俗不可耐的所謂的“希望”是我的“榮耀”或“特權”。我只想引用兩位校長曾經說 過的兩句話，雖然有些久遠，但仍然十分有益。一位是1916年，哈佛大學校長Lawrence Lowell，他在給耶魯大學新生講話時說：“如果我們以自由之名不務正業，或碌碌無為，或汲汲于一己之利，那就是文明社會的失敗，……。建設文明社會最 關鍵的，是把青年培養成為能造福世界的人。”前面一句是對新生的告誡，后面一句是對學校的要求。另一個時間更早，1912年，復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 在嚴復辭職以后代理北大校長，在他的就職演說當中有這樣一段話，“諸君皆系學生，然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 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深淵之謂也。諸君在此校肄業，須尊重道德，專心學業。庶不辜負大學生三字。”

因此，我想強調：學習就是你們來到復旦后最首要的責任。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金耀基說，“當一個青年進入到大學以后，他就被賦予了一種責任，即他應該以充實的學問為責任，他應該沉浸在理性的精神當中，于圖書館、實驗室、教室里與教師一起，在知識的大洋中做創造性的航程。”你們的航程從復旦學院 開始，學院將通過大學導航、學養拓展等一系列計劃使你們盡快熟悉大學的學習方式和生活方式；你們的輔導員們熱切地期盼了整整一個暑假，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把 他們所知道的關于復旦的一切，他們的經驗和教訓，收獲和遺憾，以及對復旦的熱愛都迫不及待地告訴你們；你們還將接觸學校著名教授為你們開設的通識教育核心 課程，其中有陸谷孫教授的《英美散文欣賞》，王德峰教授的《哲學導論》，丁耘教授的《西方經典導讀》，……。你們將接觸許多新的知識領域、新的觀念、新的 思維方式，你們還會在寢室、課堂、實驗室、社團、暑期實踐和國際學術交流等各種場合和機會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知識背景和性格差異都很大的人，不要 放棄各種交流的機會，要勇敢坦誠地去面對。

你們一定要認真學習，樂于學習。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朱維錚教授說過，大學的學習要有長遠的眼光，要懂得去積累。通過閱讀經典的文獻，掌握最新的 學術動向，發現了有價值的問題，形成了自己獨立的見解，你就逐漸學會了和老師、同學進行學術交流的語言，你就進入了大學最令人激動和流連忘返的世界，“給 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馮至《十四行集》）。大學求知，如臨大海，雖然難免有望洋興嘆之憾，但也何嘗不會有乘長風破萬里浪的暢快呢！

復旦是一個實現夢想的地方。大學所擁有的知識、智慧和活力，可以為我們的成長作最好的鋪墊，使我們的夢想一步步地變成現實。但我們不僅要有勇 氣堅持自己的夢想，有時也要有勇氣調整，有時甚至是改變自己的夢想。大學生活和你以往的學習生涯有很大區別，無論是你所接觸的知識的深度和廣度，還有你周 圍的師長、朋友的閱歷和思維，都會給你帶來新的沖擊和靈感，使你能夠更加深入地發現自己，認識世事，理解人情。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和教授寫過一段話：“一 個知識分子（你們也將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如果對當代生活沒有激情，沒有熱望，沒有痛苦，沒有難言的隱衷，那么，他的知識，他的學問，他的才華，都會成 為一些零星而沒有生命力的碎片……”所以，盡管你必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但你們的視野開闊了，心智成熟了，夢想就會更加高遠，人生也會更加精彩。

同學們，你們來復旦這幾天，我想你們已經參觀了校史館。復旦大學這一百多年來的歷程，和祖國的命運緊緊相連。在民族危難時期，復旦雖然幾度陷 入解體的困境，但仍以堅韌不拔的精神貢獻國家、服務社會。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復旦又能把握一次次的歷史機遇，取得迅速的發展，且憑借一代代復旦人的努 力，把復旦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復旦有自己的夢想，這夢想寄托在一代代復旦師生對復旦辦學理念的理解與堅持和對復旦未來的豐富的想象中間。今天，這個夢想交 到了你們手上，它將和你們的人生夢想一起成長。

“復旦歡迎你，讓夢想在這里匯聚，有勇氣就會有奇跡。”這是復旦學生根據奧運歌曲“北京歡迎你”改編的歌詞。這段“復旦歡迎你”的視頻掛在網絡上，有很高的點擊率，因為它代表了所有復旦人對你們的熱情。作為復旦大學的校長，我引用它來表達復旦對你們的歡迎。

我相信復旦將塑造你們的人生，而你們則將塑造復旦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