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警察執法規范化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之間的關系

警察執法規范化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之間的關系

摘要：我國公安部在2009年的時候，便提出了三項建設，其中一項便為“執法規范化”。加強公安執法規范化的建設，既是一項提高公安機關執法能力的建設，同時也是一項構建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建設。本文將結合公安執法實踐的工作，就執法規范化的意義及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做出相應的分析。

關鍵詞：警察執法；規范化執法；法律效果；社會效果

一、規范化執法的基本涵義

執法規范化為公安部三項建設中的核心內容，其內容蘊含豐富且意義深遠。規范，即為有與之相對應的法律和規定來參照、約束。規范執法則是指公安機關在執法活動中，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執法。

警察執法規范化，不僅在執法過程中解決了警察為何執法，以及緣何執法的問題，同時對于執法的實踐也有著非凡的意義。執法規范化依托著法律為基礎，因此，每一位警察在執法的過程中，則須嚴格的依照法律行事，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我國已有社會主義法律制度體系，但法治的力量最終能否完美的詮釋出來，還在于執法人員能否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沒有依法的執行，便是執法質量的缺失，沒有按法定程序辦案，則也談不上規范化執法。可見，法律制度的構建是否完善并不是法治最終實現的關鍵，而是執法人員是否在遵循法定的程序辦事，只有摒棄執法隨意、無序等一些與依法辦事相違背的行為，才能讓法律制度真正的實現它的價值。而在執法的過程里，執法將會產生幾種不同意義的效果，即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法律效果將會使違法者依法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的處罰，而社會效果則將會使每一個社會人從處罰違法行為中受到啟迪和教育，從而讓人們自覺的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形成良好的社會主義文明道德風尚，讓社會更和諧的發展。

二、實行執法規范化的重要性

執法規范化，是推動民主與法制建設統一發展進步的一項重要工作。在我國，人民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日趨增長，因此對公安機關的執法活動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信息化的不斷發展，也使得社會輿論監督的力量不斷的增強，因此對人民警察執法活動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因此，公安機關執行人員需要不斷的與時俱進，依法辦事，提高人民對警察的公信力度，維護國家的安全及社會的穩定，同時，警察在通過規范化執法活動的時候，給予違法的人法律制裁，使之受到懲罰，這不僅告誡了人民法律不可觸犯，同時也維護了社會的安寧。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高度統一。

三、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表現形式 法律效果及表現形式

什么是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一種法律結果，它是在人民法院依法對相應案件作出裁判后的一種結果。一般會有消極和積極之分，但是處理結果一般會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是消極的，如錯案，冤案。如曾轟動全國的孫萬剛冤案里，雖然事后國家對當事人做出了賠償，但是這帶來的影響卻是消極的，不僅讓當事人飽受了8年的牢獄之災，同時也讓百姓對執法人員產生了不信任。這便是執法人員沒依法辦事，沒有規范化執法所帶來的消極結果。第二種便是積極的效果，在案件中，能公正、及時、有效的執行，一般情況下都能產生這種效果。第三種就是又消極又有積極的法律效果，例如法院在一起財產案件中，雖然對案件作出了公正的裁判，但是沒有及時有效的執行，便會帶來如此的效果。2 社會效果及其表現形式

什么是社會效果？社會效果是在形式法律制裁之后，所帶給社會影響后發生的結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一樣，也有消極與積極之分。積極方面主要表現在：第一是維護了公民的合法權益；第二是不會導致新的矛盾發生，第三是廣大群眾對執法人員的各項工作滿意。消極方面則是：引發新的矛盾，讓群眾不滿，損害了執法機關的形象，讓人民對法律產生懷疑態度，同時也對執法機關產生不信任感。

四、執法規范下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 執法規范化下的法律效果產生了社會效果

人民警察作為維護社會治安、創造穩定社會的主體來說，其法律效果是具有強制性的，是需要人人都來遵守的，它規范的人們的每一個行為，規定著人們允許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違反規定后會帶來什么樣的懲罰，其性質明確又具體，這便是法律效果。而社會效果便是在違法者受到相應的懲罰后，不僅給他自己，以及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將起著威懾的作用，使人們從中受到警示，使人們明白違法所帶來的一系列后果，同時規范化執法也能使人們明白執法人員是真正為了社會的和諧而努力，會更自覺的遵循國家的法律法規。從而也就提高了人們自覺遵守法律法規的意識，這便是規范執法所帶來的社會效果。因此可見，社會效果中的和諧是由規范化執法的法律效果帶來的，因此，其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是緊密相連的，從這里看，它們是構成了一種和諧的因果關系。2 執法規范化下法律和社會效果產生了一致性

警察作為執法人員，在執法的過程中，依照法律辦事，不偏不倚，就事論事，然后采用較好的方式進行實施，那么在執法的過程中就會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也能使違法者心服口服，從而也就加大了執法的順利度，提高了執法的效率，同時也能教育更多的群眾，提高了警察的公信力，讓人們更加信賴人們警察，不僅使執法的法律效果發揮順利，同時也能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也就使執法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達到高度的統一。這便是執法規范化帶來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一致性。在昭通鎮雄的“3.28”故意傷害案中，便可以體現這一點。在案件發生后，執法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全力進行抓捕，在半年多縝密的偵查及百姓的協助調查后，終于成功的打掉了一個欺壓百姓的惡勢力團伙，不僅讓百姓對警察更信賴，更放心，同時也是給每個人一個警示，提醒著人們要依法形式，不能違反社會的法律，不然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實現法律和社會效果的統一的重要意義

維持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性，意義重大且非凡，在依法執法的情況下，若更能考慮到被執法對象的心理活動，注重其的主觀感受。在整個執法過程，始終用和諧的心態和友善的態度去對待被執行對象，那么在對其進行處罰的過程中，可以讓其感受到法律的莊嚴，同時也能讓其感受到國家法律的絲絲溫情，讓處罰過程真正的變成教育的過程，讓其真正的悔過自新，為社會增添了更多的和諧。

五、我國警察執法現狀和問題

在公安部的“三項建設”中，規范化執法是公安的核心工作，也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線。1 傳統思想的劣根性所帶來的問題

中國文明歷史源遠流長，在歷經了漫長的封建社會之后，燦爛的文化孕育而生，但同時也留下了“王權至高無上”的傳統思想，與時代發展格格不入。在我國，目前有部分警察，法律意識仍舊淡薄，無視法律的規定，始終認為，法律只是用來治民，在執法的過程中，只是一味的重視上級意志，漠視法律的存在，并隨意的對被執行人實施暴力，與依法治國的理念相悖。同時，在警察行政執法里，“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也一直存在，認為凡是行政行為的實體合法，即使程序有紕漏和瑕疵存在不影響行政行為的效力，沒有真正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 關于公平合理原則的現狀和問題

公平合理原則的實質主要是在于限制了人民警察自由裁量權的任意使用和非理性的使用，用來保證高質量的行政裁量行為。在我國，警察形式自由裁量權的范圍較大，加于權力也具有擴張的特征，因此，如對其不加法律限制，則自由裁量權的濫用行為將會不可避免的發生。在我國，雖然警察在執法里，較嚴重的違法行為逐年在減少，但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權之時，卻還存有大量的錯位現象，如某些執法者無視法律的存在，讓裁量權成為其謀私利的工具，或成為部門之間交換利益的一項條件。同時，在行為的程序上，部分裁量權行使的隨意、自由、缺乏真正的理性。在裁量權濫用的同時，法律便得不到公正的行使，便給社會的安全秩序帶來一定的影響，同時也降低了公安執法機關的公信力，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在當前，人權的保障以成為人們議論的一個焦點，它也是衡量政府行為正當與否的一個標準，同時也是公安機關依法執法行為的一個出發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來說，警察權跟公民權的比例是成反比，警察權擴大，則意味著公民權的縮小，如果警察權得不到正確的實施，便會輕易的侵犯公民的權力。今年來，刑訊逼供、未立案先辦案等系列因為欠程序的案件頻頻發生，侵犯了公民的權力。

六、警察執法規范化需注意的幾項原則 堅持行政法治原則．

公安機關執法人員在執法的過程中，需要遵循正當的法律程序，需要對相對人進行告知，告知其行為的原因、根據等，同時也需對相對人的陳述和申辯進行細心的聽取。行政行為應嚴格的依照正當的法律程序，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警察，其行政行為更需謹慎，不可隨意。

但就目前我國來看，警察的行政程序立法還不夠統一，許多的程序分散在不同的規章或法律里，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因此就無法適應行政執法的需求，從而造成了執法活動程序的隨意性。2 提高警察法律素質

為加強公安行政立法的嚴謹度，就需要從法律層面來制約執法人員的行為。不斷的培養和加強警察的法律意識和職業素養，使其成為真正的法律人，真正的依法辦事，從而確保了執法人員公正合理的執法，提高其執法的水平，提高執法效率。只有良好的法律素質，才能合理的分析案件的相關因素，做出正確的分析與判斷，從而進行正確的處罰及掌握好處罰的尺度。反之，則不會將法律制度隨意濫用、錯用。3 注重并加強對警察權力的監督

只有不斷的加強警察權力的制約，不斷的加強警察權力的監督，從而才能給公民更好的權力以及自由，從而也就正確的行使了法治的最終目的。若警察權力濫用，被允許特權，那么必將危害國家的利益，也危害了公民的權力。因此，第一，需要建立完善的執法監督體系，對歌執法監督部門的職責和工作的程序進行劃分和明確；第二，需要對警務的公開制度進行完善，從而確保了公民的知情權，同時也能促進警察機關嚴格、公正執法。參考文獻：

[1]賈亞莉．防止警察濫用權力[J1．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 [2]滿寧．試論警察形象建設[J]．云南警官學院學報，2008． [3]王潔．論現代社會對警察職業道德的影響EJ]．科教文匯，2008．

[4]陳偉風．關于21世紀警察素質構建的研究[J]．鄭州公安干部學院學報，2006． [5]劉琪．論權力制約的有效途徑[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9

第二篇：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效統一

以案說法：在案件執行過程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一、基本案例

例一：2007年以來，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造成了深刻影響，面對法院執行中被執行人履行能力下降、信用降低、執行和解難度增大等新情況、新問題，最高法院在《關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做好當前執行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在金融危機沖擊下，為企業和市場提供司法服務，積極應對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引發的新情況、新問題，為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三保’方針的貫徹落實提供司法保障，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人民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例二：2007年6月，中都市法院陸續受理了湘妃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稱“湘妃公司”）等單位申請執行太平洋娛樂有限公司（以下稱“太平洋公司”）10余起欠款糾紛案，標的約2000萬元。執行法官張某查明，太平洋公司主業是水族館，因經營不善已歇業，除剩有4年期的水族館經營使用權外，已無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

張法官經過對水族館項目前景謹慎評估后，經請示法院領導，決定在經營使用權上想辦法，敦促被執行人尋找新的投資合作人，盤活資產。張法官主動找到最大債權人湘妃公司，經細致工作，使其接受水族館資產及其經營使用權，以抵償該公司的1500余萬元債權。同時，湘妃公司另行支付部分款項給法院，由法院分配給其他債權人。經張法官努力，還為太平洋公司找到一家私營企業注入資金，使太平洋公司重新煥發了生機。

此外，一些地方法院在執行中還采取了“債權入股”或“債轉股”等靈活執行措施，社會上形象地將此表述為“放水養魚讓魚活”。但對于執行法官涉入股市、推動企業運作等做法，網上時有質疑，法院內部也不無疑慮。

二、案例分析

法治應當以公民的權利為本位，對于法治而言，“每一個公民就是整個國家”。上述材料中，法院在案件執行過程中采取了靈活的執行措施，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從而引發了案件在執行過程中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如何有效統一的法律難題。

從理論上講，法律效果是通過嚴格適用法律來發揮司法裁判的作用和效果。社會效果則是通過審判活動來實現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價值的效果。法律效果傾向于法律的證明，側重于法律條文的準確適用；社會效果傾向于法律價值的實現，側重于司法目的的實現。因此社會效果是法律效果的一部分。在法律適用時進行社會需求、社會價值，或社會變化的衡量，將這些社會因素納入考慮范圍，成為法律適用的組成部分。而一旦納入考量，法律適用的社會效果也就與法律效果融為一體了。之所以會將社會效果單獨的提出來，不是因為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截然不同，而是因為有時存在不將社會價值考量納入法律適用的考慮范圍，而將法律適用簡單的概念化邏輯化的現象，致使最終不能實現良好的或者最佳的社會效果。

我們認為，權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材料顯示的案例中就產生了相應的沖突，最終導致了權力行使如何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效統一的問題，因此要求相關法院在行使權力的同時注重自身權力的有限性，防止權力突破法律效果于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

首先，權力的行使應當實現其法律效果，即權力的行使必須合法。對權力的行使而言，合法性要求權力行使的主體以及權力行使的范圍、種類預先由法律來

規定，在權力的限制上，“法不授權即禁止”，對于個人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結合材料，法官在案件執行中采取了一系列的靈活措施，雖然經院領導以及上級法院的批示，但是我國訴訟法中對此并無相關規定，因此，法院內部對此的疑慮不無道理。

其次，權力的行使應當實現其社會效果，即權力的行使必須合理。所謂合理，就是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具體可以概括為目的正當、手段合理、結果均衡。根據材料，法官在案件執行過程中，充分考慮當事人債權得到清償的合法權益，運送多種靈活措施，得到了當事人的廣泛認可，收到了積極的社會效果。

最終，法治的理想是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效統一，否則，“無社會效果的法律效果則變為僵化，無法律效果的社會效果則淪為恣意”。任何權力的行使空間都是有限的，法律為其劃定了邊界，超越該界限即為違法。結合材料，法院應當在保證法律效果實現的同時充分考慮社會效果的實現，從而做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

偉大的法學家耶林曾經說過：“正義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權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為主張權利而準備的寶劍。無天平的寶劍是赤裸裸的暴力，無寶劍的天平則意味著法的軟弱可欺。天平與寶劍相互依存，正義女神揮舞寶劍的力量與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處，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狀態之所在。”

綜上所述，法治乃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效統一的平衡器。法律效果始終是法治的主要內容。但是實現了法律效果不一定就能實現社會效果，因此要求法治國家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充分考慮廣大人民的利益，在具體的法律制度中進行權衡，以應對新型的法律難題打下堅實的基礎，最終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2000

例一：2007年8月，同升市法院判決張某償還同升市外經貿有限公司（以下稱“外貿公司”）2億元人民幣。近1年時間，張某未按時履行義務，且下落不明。外貿公司遂向同升市法院申請執行。

同升市法院執行法官李某調查發現，被執行人張某除一些變現難度大且價值不高的財產外，尚持有上市股票ZX科技3000萬股，遂進行了查封。當時股票的市值每股僅3元多，如拋售可得9000余萬元。李法官綜合分析市場大勢，認為ZX科技不僅近期會有送股，而且還有上漲可能，主張股票升值后擇機出售。李法官的這一想法得到了同升市法院及其上級法院的一致支持，也取得了外貿公司的同意。

此后1年多時間，ZX科技先后2次送股，被查封的股票數量達到了4000多萬股，股值上漲到7元多。李法官請示法院領導后，速與證券公司營業部交涉以當時市場價格強制賣出股票，所得錢款足以支付被執行人張某所欠本金及利息。

第三篇：衛生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

衛生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

衛生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為我們勾畫出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對于如何加強新時期衛生監督管理與執法工作具有特別重大的指導意義。

在深入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我們把黨員的先進性落實在工作上，體現在行動中，堅持以衛生執法體制改革為契機，以營造整潔優美的衛生環境為出發點，以衛生管理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為歸宿點，堅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完善管理體制與工作機制，努力構建和諧執法環境，在實施人性化執法管理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尊重民意，在暢通與市民信息互動渠道上做文章

衛生執法終極目標是創造一個良好的衛生秩序和優美的衛生環境，以推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協調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客觀上要求我們進一步完善衛生管理體制，樹立親民、愛民、為民的良好形象，逐步將衛生管理模式由后果取向型轉變為成因取向型，走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老路，更多地考慮整個社會生活的安定和諧，不斷增強群眾的衛生歸屬感、認同感和責任感，才能使衛生管理具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好范文版權所有

為此，我們始終把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社會利益的溝通渠道和協調機制，通過開展衛生進社區、衛生管理聯系點等一系列活動，深入基層了解和關心群眾疾苦，依法及時處理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實際問題。同時，我們也善于從群眾的角度審視衛生執法的重點和難點，經常開展換位思考，適時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努力構建與群眾聯系互動平臺，架起衛生行機關與人民群眾聯系的連心橋、愛心橋、舒心橋。

二、理性思維，在實施人性化衛生執法管理上下功夫

傳統的執法理念過于強調法律的剛性和威懾力，與現代法治精神特別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要求不相符合。現代法治精神要求我們努力更新過去那種管理就是執法、執法就是處罰、處罰就是罰款的陳腐觀念，堅持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執法管理原則。一是堅持重心前移。在實際執法管理活動中，我們堅持實行常態化巡查，及時發現并制止、糾正違法行為，力求將大量的違法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衛生管理違法行為的發展演變過程看。一般的違法行為都有一個違法預備、違法實施、違法既遂的發展過程，如管理方面執法人員能及時發現，并及早采取制止措施，就有可能把違法行為扼殺在萌芽狀態，從而就可以減少或避免服務對象因違法既遂而導致強制取締而造成的損失，從而引發執法對立，甚至影響干群關系；

二是注重罰前教育。如對違反衛生管理的具體行為，我們是從深層次上下功夫，切實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處理，不搞“一刀切”，堅決不搞作秀。一般情況下，在糾正違法行為與實施處罰之前，我們都要對當事人進行必要的法制宣傳與教育，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使其由被動接受處罰變為主動認知自己行為的違法性，并真正從內心深處信仰和接受法律；

三是首次輕違不罰。對初次輕微違法，并且沒有造成社會危害后果，當事人又能認識到自身行為的違法性的，一般都不予處罰。對確需給予處罰的當事人，我們始終堅持重教育、輕處罰的執法原則，在法定量罰幅度內，能輕則輕，以促其改正為要則。

三、愛心操作，在關愛弱勢群體的執法實踐中顯價值

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同時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在具體的執法實踐中，我們堅持“剛柔并濟、柔性優先、以柔克剛”的指導原則，立足部門職能，嚴格依法行政，規范執法行為，切實增強執法為民的自覺性，讓群眾不僅在理智層面上認同并接受執法權威，而且在情感層面上尊重并信仰執法權威，努力實現衛生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

一是情感糾違。在2005年的全市小餐飲整治行動中，面對一位舉家上下唯一依靠出售涼皮為生的違法經營業戶，從情感上講，取締這樣的業戶，實是于心不忍，但市容環境又不允許存在這樣的違法行為。考慮到這位業戶的實際情況，我們執法人員想方設法給其選擇安排了另外地點進行合法經營。此舉，切切實實地贏得了這位經營者的內心認同，他飽含深情地對執法管理人員說：“你們這樣對待我，我打內心里一百個接受”。此舉帶動了周邊許多業戶。

二是愛心糾違。對在衛生執法管理過程中遇到的一些特困家庭，用愛交心，將心比心，善于用我們的愛心行動感化當事人。我們除免健康體檢、辦理衛生許可證費用，減免監測費用外，對行動不便的殘疾人還上門體檢，并把健康證、衛生許可證送到手上。此舉既達到

了執法目的，又使當事人感受了政府的溫暖，同時還贏得了群眾的廣泛認同，它所蘊含的精神實質是衛生部門不僅追求良好的衛生管理秩序，而且更加關心弱勢群眾的疾苦；同時也足以充分證明，衛生部門不是一味地追求法律目標，而是更加注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

四、依法行政，在嚴格的制度保障下為相對人維權利

具備較高的法

律素養，是對衛生行政執法人員的基本要求。掌握豐富的執法辦案藝術，則是對衛生管理行政執法人員素質要求的必然，同時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保證衛生管理法律法規順利實施，實現衛生管理目標的重要條件。在尊重和保障相對人合法權利方面，我們注重通過加強執法人員能力建設和執法程序保障制度建設的途徑加以實現。

（一）內強素質，學會“寬容”。加強衛生管理行政執法人員的行為修養，樹立良好的執法形象，也是構建和諧執法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日常執法管理活動中，難免會遇到管理對象的謾罵、糾纏、圍攻、甚至毆打執法人員的現象。一方面，我們注重教育衛生執法人員增強文明執法的意識，對管理相對人要熱情主動，行為禮貌得體。另一方面，特別注重強化衛生執法人員的言行自控能力建設，對一些管理對象的不當行為或無禮行徑，我們強調學會忍耐、忍讓、忍受，平和以待，強調面對執法矛盾時，能夠做到具體分析、冷靜處理，寬容待之，忍辱負重，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時刻注意樹立良好的執法形象。

（二）講究藝術，善于“說理”。與構建和諧社會格格不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突擊式執法活動，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執法手段，往往只能是一種治標手段或權宜之計，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這類活動的直接副作用往往就是當事人訴權的剝奪。為此，我們特別注重培養和提高衛生執法人員語言表達能力，善于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對象，做到不怕細碎，苦口婆心，向管理對象擺事實、講道理、宣法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著力宣講當事人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努力讓當事人聽之心悅誠服，無理以辯。

（三）建章立制，注重“自律”。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有些群眾缺乏權利意識，維權意識不強，不太關注執法行為本身的合法性。當自己的法定權利受到侵害時，不知或不想借助法律武器加以保護,致使行政執法人員任意簡化法定程序或者任意適用實體法律規范實施行政執法活動。另一方面有些群眾義務觀念不強，不能認識到自覺遵守法律，支持和配合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是自己應盡的義務，而對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在心理上有抵觸情緒，在行為上對行政機關執法活動不配合，甚至百般阻撓或暴力抗法。因此，我們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基本出發點和歸宿點，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的步驟、順序、方式、時間等實施處罰，積極推行執法辦案公示制度，把行政處罰的依據、標準及辦案程序向社會公示，自覺主動地接受社會監督，從制度上遏制重實體、輕程序的執法現象。同時，輔之以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等規范行政執法行為的約束機制，對行政執法人員因故意或重人過失導致錯案的，堅決追究執衛生執法人員的相應責任。我局近8年以來，雖然執法監管的力度一再加大，但執法程序沒有因此受到絲毫的忽視。在辦理的大量行政執法案件中，沒有1件被復議機關決定或人民法院裁判導致不利后果的案件。

衛生執法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管理對象涉及社會的各個層面，衛生部門應該建立何種機制，采取何種方式，使用哪種手段，來解決衛生執法管理中的現實難題，重“典”輕“情”行否？顯然不妥；重“情”輕“典”能否？在某種程度上也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堅持與時俱進，堅持以民為本，堅持執法為民，努力加強執法管理能力建設，講究執法辦案藝術，一切從管理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對待，自覺地把和諧社會的理念統一于衛生管理執法實踐，才能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雙贏。

第四篇：論城管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

論城管執法成效與社會價值體現的統一

摘 要：城管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是新時期城市管理執法部門，構建和諧城管、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是應在實際的工作中積極研究的課題。而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做到尊重民意，在暢通與市民信息互動渠道上做文章；理性思維，在實施人性化城市執法管理上下功夫；愛心操作，在關愛弱勢群體的執法實踐中顯價值；依法行政，在嚴格的制度保障下為相對人維權利；執法為民，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親民工程中破難題。這樣才能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雙贏。

關鍵詞：城管執法 法律效果 社會效果

國家領導人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為我們勾畫出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對于如何加強新時期城市管理與執法工作具有特別重大的指導意義。近年來，我們以城市管理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為契機，以營造整潔優美的城市環境為出發點，以城市管理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為歸宿點，堅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完善管理體制與工作機制，努力構建和諧執法環境，在實施人性化執法管理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尊重民意，在暢通與市民信息互動渠道上做文章

城管執法終極目標是創造一個良好的城市秩序和優美的城市環境，以推動城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協調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客觀上要求我們進一步完善城市管理體制，樹立親民、愛民、為民的良好形象，逐步將城市管理模式由后果取向型轉變為成因取向型，走出“頭痛醫頭，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處理，不搞“一刀切”，堅決不搞“拆違秀”。一般情況下，在糾正違法行為與實施處罰之前，我們都要對當事人進行必要的法制宣傳與教育，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使其由被動接受處罰變為主動認知自己行為的違法性，并真正從內心深處信仰和接受法律；三是首次輕違不罰。對初次輕微違法，并且沒有造成社會危害后果，當事人又能認識到自身行為的違法性的，一般都不予處罰。對確需給予處罰的當事人，我們始終堅持重教育、輕處罰的執法原則，在法定量罰幅度內，能輕則輕，以促其改正為要則。

三、愛心操作，在關愛弱勢群體的執法實踐中顯價值

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已經成為我國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同時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在具體的執法實踐中，我們堅持“剛柔并濟、柔性優先、以柔克剛”的指導原則，立足部門職能，嚴格依法行政，規范執法行為，切實增強執法為民的自覺性，讓群眾不僅在理智層面上認同并接受執法權威，而且在情感層面上尊重并信仰執法權威，努力實現城管執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一是情感糾違。在一次取締占道經營執法管理行動中，面對一位違法在路邊占道擺攤經營水果的農村鰥寡老人，他晚上只能蜷縮在路邊露宿。從情感上講，取締這樣的攤點，實是于心不忍，但市容環境又不容許存在這樣的占道經營行為。考慮到這位老人在本縣沒有住所，晚上無法回家等實際情況，我們執法人員啟用“愛心基金”就近給其安排了一家簡易旅館住宿，耐心地勸其回家，不 要再到城里占道經營。此舉，切切實實地贏得了這位老人的內心認同，他飽含深情地對執法管理人員說：“你們這樣對待我，用真情來感化我，而不是用法律來強制我，我打內心里一百

的現象。一方面，我們注重教育行政執法人員增強文明執法的意識，對管理相對人要熱情主動，行為禮貌得體。另一方面，特別注重強化城管執法人員的言行自控能力建設，對一些管理對象的不當行為或無禮行徑，我們強調學會忍耐、忍讓、忍受，平和以待，強調面對執法矛盾時，能夠做到具體分析、冷靜處理，寬容待之，忍辱負重，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時刻注意樹立良好的執法形象。

(二)講究藝術，善于“說理”。與構建和諧社會格格不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陣風”式執法活動，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執法手段，往往只能是一種治標手段或權宜之計，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這類活動的直接副作用往往就是當事人訴權的剝奪。為此，我們特別注重培養和提高城管執法人員語言表達能力，善于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對象，做到不怕細碎，苦口婆心，向管理對象擺事實、講道理、宣法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著力宣講當事人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努力讓當事人聽之心悅誠服，無理以辯。

(三)建章立制，注重“自律”。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有些群眾缺乏權利意識，維權意識不強，不太關注執法行為本身的合法性。當自己的法定權利受到侵害時，不知或不想借助法律武器加以保護，致使行政執法人員任意簡化法定程序或者任意適用實體法律規范實施行政執法活動。另一方面有些群眾義務觀念不強，不能認識到自覺遵守法律，支持和配合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是自己應盡的義務，而對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在心理上有抵觸情緒，在行為上對行政機關執法活動不配合，甚至百般阻撓或暴力抗法。因此，我們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基本出發點和歸宿點，按照《行政處罰法》規定 的步驟、順序、方式、時間等實施處罰，積極推行執法辦案公示制度，施指導、幫助和必要的監督。另一方面，堅持收支平衡原則，以臨時市場運轉所需費用為標準，由經營者共同分攤管理與保潔費用。城管部門既不收取攤主的費用，也不使用攤主的費用，亦不干預攤主的費用開支。通過建立“攤主自治、政府督導”的機制，有效地緩解了因管理經費缺乏、執法力量不夠的矛盾。實現了管理成本最小化、管理效果最大化的目標。一是解決了因城市配套基礎設施跟不上帶來的諸多社會矛盾，彌補了因城市功能欠缺給周邊居民生產、生活帶來的不便；二是使弱勢群體。(如下崗失業人員)重新獲得了謀生條件，城市管理部門通過免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服務，保障了農民的“綠色通道”，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拉近了城管部門與群眾的距離；三是通過實施“三定’’經營管理的辦法，改變了臟、亂、差的市容環境狀況，改善了交通堵塞、交通不安全狀況，保障了居民的“安全通道”。

城市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管理對象涉及社會的各個層面，城管部門應該建立何種機制，采取何種方式，使用哪種手段，來解決城市管理中的現實難題，重“典“輕“情”行否?顯然不妥；重“情”輕“典"能否?在某種程度上也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堅持與時俱進，堅持以民為本，堅持執法為民，努力加強執法管理能力建設，講究執法辦案藝術，一切從城市管理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對待，自覺地把和諧社會的理念統一于城市管理執法實踐，才能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雙贏。

參考文獻：

第五篇：關于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問題的一些看法

關于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問題的一些看

法

佟猛

? 2012-05-04 23:09:24

來源：北大法律信息網

【摘要】法律本身的局限性、法律專業化以及社會價值觀多元化是導致司法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不統一的原因。兩者相統一有很重要的社會意義。必須結合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特點，在司法實踐中注重調解、重視法律解釋重要作用、正確自由裁量權、處理好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在堅持法治原則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兩者的統一。

【關鍵詞】司法；法律效果；社會效果

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是一項重要的司法政策與司法理念。所謂法律效果，是指嚴格依法辦事，法律被貫徹執行，它是就法律規范的本身而言。社會效果，是指司法除卻法律效果之外，實現實質正義，取得當事人、社會大眾的認可與支持，符合社會的長遠發展利益。社會效果通常以案結事了、社會穩定、司法公信力提升、良好的社會利益等為評判標準。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動司法”的司法理念與司法政策，其中就涉及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問題。

一、導致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不統一的原因

實踐中，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不統一的情況經常出現，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導致：

首先，法律本身的局限性所導致的。社會生活是鮮活的、運動的，而法律要保持其穩定性、可預測性、權威性，在一定時期內是相對不變的，所以不能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就導致其適用時必然會有不足與滯后之處。同時，法律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與概括性，法律規定不可能對社會生活詳加規定、面面俱到，這也影響了兩者的統一。并且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有所差異。法治是程序之治，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以后，就應按照相關的程序進行，而在司法程序中，案件所追尋的是“法律真實”，“法律真實”一般是與“客觀真實”相一致的，但也可能出現偏離。當兩者出現偏離時，就有會出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不統一的情況。

其次，與法律本身的專業化有關。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社會職能不斷豐富，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的過程，是一個專業化發展的道路，“隔行如隔山”便是這一情況的寫照。法律專業化促進了社會進步，專業化的同時與社會公眾的認知產生了差距。法律的專業的相關理念、原則與程序、法言法語與社會生活存在一定的距離，而案件當事人抑或社會大眾不可能人人是法律專家，從而也會導致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偏離。

第三，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也有一定影響。現在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始于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在經濟上打破了公有制的壟斷地位，代之以公有制與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經濟體制上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方式與收入來源發生改變，漸趨多元化；社會陌生化，社會階層出現分化，社會價值、社會價值觀呈現多元化格局等等。這其中的社會價值、社會價值觀多元，可能會導致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不一致的情況。

二、提倡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必要性

當前，提倡司法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有很重要的意義。

提倡司法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有利于實現案結事了，實現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使司法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在司法中實現了定分止爭，減少了涉訴信訪等非正常途徑解決糾紛案件的發生，維護了社會穩定。樹立了司法良好形象，踐行了“公正、廉潔、為民”司法核心價值觀，做到了司法為民，考慮了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的感受，取得當事人與社會公眾認可，鞏固了司法權威，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與“能動司法”的司法政策相統一，有助于實現法律效果與政治效果、經濟效果、社會效果等的統一，發揮司法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良好的司法的秩序，應包含“能動”的要義，“司法改革的重點應是從根本上建立一個良好的系統和結構。而這個系統和結構必須滿足獨立、開放和能動三項要求。” [1] “能動司法”的司法政策借鑒了西方司法能動主義的思想，發揮了司法的主觀能動性，變消極為積極，以自身司法職能更好地服務大局，是我國當前及以后重要的司法理念、司法方式和司法政策，是我國司法工作的重要指引：“是履行人民司法功能使命、回應人民群眾司法關切、改進轉型時期社會治理、破解司法難題、提升司法公信力與傳承人民司法優良傳統的必然要求” [2]。當前司法即要以自身職能參與“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參與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創新體系，并將扮演重要角色，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具有重要作用。

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有助于實現實質正義，起到溝通好司法與社會、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作用。現在，法的國際化與本土化趨勢方興未艾，我國在法治建設過程中引進了大量的外國法律，對于加快我國的法治進程有重要作用，但這種引進是“被動接受”類型的，并非“對話型”的，對外來的積極引進有忽視本國現實的傾向，不應忽視實踐一味法律移植。不論是蘇力教授在《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的圍繞“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問題的探討，對“民間法”的推崇：“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傳統法律制度和文化，以及在那文化中積累起來的人們的行為規范、行為模式和法律觀。這些東西，盡管從某種特定的法律定義出發可以否認它是一種法律，然而無法否認的是與這種制度和文化有聯系的觀念和行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國社會中，規范著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影響著中國的現代國家制定的法律的實際運行及其有效性。” [3] 還是鄧正來教授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中對法學研究“現代化范式”的批判，都突出對關注中國實踐，應關注本國國情這一重要問題。在實踐中應關注司法與社會的契合度，關注實際起作用的民間法、習慣法。現實中我國部分民間法已經被國家法加以確認；部分民間法是國家法的有益補充。民間法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下解決糾紛，實現法律實質正義，促進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具有重要作用。在注重法律效果的同時注重社會效果，使司法更加貼近社會實際，也彌補了國家法的缺陷，取得當事人與社會公眾對司法的認同，實現了實質正義。

促進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可以克服“法條主義”的弊端，避免法條的機械應用。“法條主義”僅僅從法條出發，司法的過程就像自動售貨機，投進去的是訴狀和訴訟費，吐出來的是判決和從法典上抄下來的理由，法官只須刻板應用法律即可。誠然，法律本身即預設考慮了相應的社會效果，但是，上述觀點仍是片面的：首先，在地區差距巨大、利益多元的情況下，針對如此不同的社會現狀，法的適用性存在挑戰，難免存在不足之處；其次，立法有其不完善性。我國從30年前到現在，一直處于社會轉型期，法律在轉型期難免有其不適應之處，有其滯后性。同時，立法過程難免出現相關利益群體的博弈，因而并不能完全做到客觀公正。因此，嚴格遵守法條主義，不去關注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是不可取的。

三、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途徑

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有著重要意義，其實現途徑是多方面的，結合當前實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重視“調解”的作用。當前，最高院提出“大調解”，就是將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三者加以結合；在司法過程中，注重調解，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原則。調解可以縮短當事人解決糾紛的周期，減少當事人訴累；面對 “案多人少”、訴訟不斷增長的現狀，使案件得以適當分流；針對農村“熟人社會”的現狀，起到判決所沒有的特殊作用，可以將情、理、法三者相結合，尊重了鄉土社會中存在的鄉規民約、風俗習慣，從而更有利于糾紛的解決，矛盾關系的修復。自古以來，和諧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講求“以和為貴”，“息事寧人”，調解尊重了這種中國社會的現狀與傳統。

同時，調解也不是萬能的，如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長所言“如果在審判中過分地強調調解率，法律的指引功能就難以體現；如果過多地關注息事寧人，法律正義就難以彰顯；如果審判活動中的法治內涵被削弱，善治也就難以期待。”；胡云騰教授也認為，“脫離實際設定調解率指標，違背當事人意愿強調硬調，以拖促調，都是違背‘ 調解優先，調判結合 ’工作原則基本精神的”。[4] 現實一些地方追求“零判決”，安排調解硬性指標要求，與績效考核相掛鉤，都是有失偏頗的。

二是注重“法律解釋”的作用和運用司法自由裁量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依法治國重心進入了“法的實施”時代，進入了“法律解釋”發揮重要作用的時期。司法屬于“法的使用”的有機組成部分，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尤其要注重“法的解釋”的重要作用。法律解釋可以避免機械適用法律的弊端，彌補法律的缺陷與不足。此外，由于法條本身的抽象概括性，在司法中法官擁有一定的司法裁量權，在法律許可的規定的前提下，法官可以充分運用這種自由裁量權，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三是正確處理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傳媒與司法的關系是近幾年的熱點問題，從近幾年的司法實踐可以看到，處理好傳媒與司法的關系有助于司法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這里所指的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并非對傳媒采取消極、防范的做法與態度。傳媒與司法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前者涉及到言論自由，是一項重要的憲法權利；能對司法起到重要的監督作用。后者涉及司法獨立。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因此，要在兩者之間取得相應的平衡，司法既要受到傳媒的監督制約，保證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又不至于干預法院依法判案。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不應對媒體如臨大敵、嚴加防范，應采取平和寬容的心態，使形成良性互動，并對新聞媒體的正當、合理的采訪提供便利條件。

最后，追求兩者相統一也不是盲目的。出現真正的沖突時，應該優先考慮實現法律效果，在保證法律效果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這對于當前我國正致力于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樹立法律權威、提升社會生活中的“規則意識”是有重要意義的。

【作者簡介】佟猛，單位為山東新泰市人民法院。

【注釋】

[1]周漢華：《論建立獨立、開放與能動的司法制度》，《法學研究》1999年第5期。

[2]公丕祥：《能動司法：當代中國司法的基本取向》，《光明日報》2010年7月1日。

[3]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頁。

[4]首屆“中國法律實施”高端論壇綜述，中新網：http://，2012年1月20日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