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掃黑除惡難點與對策

目錄

內容摘要：.......................................................................................................................................1

一、云南農村黑惡勢力的活動規律和特點...................................................................................2

（一）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演變形態...................................................................................2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表現形式...................................................................................3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4

（四）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活動區域當前我市農村黑惡勢力活動的區域主要集中體現...................................................................................................................................................5

二、云南省公安機關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的主要問題.......................................................5

（一）防范基礎工作薄弱，導致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難以及早

發現.......................5

（二）對黑惡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證據支撐，實際操作中難于準確把握.......................6

（三）偵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內難以偵查終結...................................................................6

（四）調查取證、收集固定證據難.......................................................................................7

（五）抓捕、審訊黑惡團伙成員難.......................................................................................7

（六）對農村黑惡勢力打擊處理難.......................................................................................8

三、對公安機關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對策和建議.......................................................................8

（一）研究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解決掃黑除惡的法律瓶頸.......................................9

（二）加強情報信息工作，提高發現控制能力...................................................................9

（三）加強掃黑除惡專業隊伍的建設，建立掃黑除惡長效工作機制.............................10

（四）提高偵查能力，重視偵查謀略，要有經營案件的意識，要有專案偵查意識和專案專辦的決心.........................................................................................................................10

（五）加強對收集固定證據方法的研究，不斷提高偵查人員的取證能力.....................11

（六）緊緊依靠黨委政府的支持，嚴查“關系網”，鏟除“保護傘”...............................11 參考文獻：.....................................................................................................................................12

論農村掃黑除惡方法與對策

內容摘要：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當前云南省黑惡勢力犯罪的形式、手段和特點出現了新情況、新變化，局部地區黑惡勢力犯罪已成為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經濟秩序、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一大突出問題，成為影響和阻礙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毒瘤”。從公安機關的角度出發，結合公安機關的偵查實踐，著重研究、發現在偵辦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案件的問題和困難，探討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一些方法和對策。

關鍵詞：農村；黑惡勢力；對策。

農村掃黑除惡方法與對策

2012秋法學專科 曾尚鵬

一、云南農村黑惡勢力的活動規律和特點

（一）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演變形態

1.沒有組織結構的結伙犯罪階段。這個階段的小團伙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團伙成員較少，臨時勾結在一起。沒有固定的組織成員和長遠的犯罪目標，犯罪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團伙成員之間的聯系也不太緊密，大多為臨時結伙。通常實施一次或者數次犯罪便散伙，不是長期地、經常地糾集在一起實行犯罪。

2.組織結構松散的團伙犯罪階段。這個階段的黑惡勢力組織主要靠成員間的犯罪意識、利益及“哥們義氣”維系團伙組織，沒有明確的幫規條約或者不成文的規定，用于支持團伙發展壯大的資金還不夠雄厚。有相對固定的骨干成員，一般成員不固定，由一定地域內的、自愿結合的、具有反社會傾向或越軌行為的人共同組成的落后小群體。成員之間也無明確的、固定的分工，組織結構較松散；從犯罪的特點來看，突發性、隨意性強，犯罪前一般沒有明確的計劃、方案，實施犯罪時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犯罪的活動范圍廣泛，危害面較大，大多數團伙實施多種犯罪，侵害的客體具有廣泛性、復雜性、綜合性，侵害對象往往不特定；犯罪手段兇殘，不計后果。

3.組織較為緊密集團犯罪———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中級形態。這一階段的特征：一是犯罪人數多（3人以上），骨干成員固定或相對固定；二是經常糾集在一起，進行一種或數種嚴重的刑事犯罪活動；三是有明顯的首要分子。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糾集過程中形成的，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糾集開始時就是組織者和領導者；四是有預謀地實施犯罪活動；五是不論作案次數多少，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性或其具有的危害性都很嚴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經過結伙犯罪、團伙犯罪的發展形態之后，就發展到集團犯罪的形態。

4.組織嚴密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發展的最高形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針對黑社會在我國發展的不成熟階段提出的一個法律概念。根據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

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組織結構比較緊密，人數較多，有比較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有較為嚴格的組織紀律；二是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三是通過賄賂、威脅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四是在一定區域或行業范圍內，以暴力、威脅、滋擾手段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嚴重破壞經濟和社會秩序。因此，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發展的最高形態。

從調研的情況看，云南省農村的黑惡勢力，表現為黑社會組織少、惡勢力團伙多，大多處于發展初期，大多數還處于結伙犯罪和團伙犯罪階段，局部已開始向集團犯罪演變。目前云南省農村黑惡勢力盤踞的地盤基本是局部的，以鄉鎮一級為多，還沒有發現有能在一縣一區范圍內稱王稱霸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表現形式

1.通過實施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搶劫、盜竊等違法犯罪活動來達到自己聚斂錢財、稱霸一方的目的。憑借著人熟、地熟、關系多的有利條件，以地緣、血緣、臭味相投為紐帶糾合在一起，強拿惡要，盤踞一方，給當地群眾心理上造成恐慌。

2.采取非法手段謀取錢財。主要表現為私設地下賭場、放高利貸，插手各種經濟糾紛，受雇行兇，敲詐勒索，以兇、橫、霸、狠稱霸一方；近年來，農村賭博歪風盛行，賭博窩點相對隱蔽，不易發現和搗毀，賭博方式多樣，流動性大。賭徒利用農村地形隱蔽，易于疏散聚賭人員等條件開設賭場、聚眾賭博等，極易滋生黑惡勢力犯罪，這種所謂的“流動賭場”帶壞了風氣，污染了鄉村文明，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3.追求經濟利益采取暴力手段壟斷行業。

在農村，各類黑惡勢力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獲取不法經濟利益，為達到壟斷經營的目的，對不聽“勸告”的，輕則恐嚇、威脅，重則進行毆打，甚至行兇殺人。在暴力開道下，形成了一批“菜霸‘、”魚霸“、”沙霸’、“路霸”等。

4.受雇傷人，暴力插手經濟糾紛，惡勢力犯罪職業化、市場化趨勢明顯。調查發現，一些社會散閑人員拉幫結伙，以出賣拳頭為業，各團伙均有相對固定的召集人和中介，一旦受雇于人，依托方便快捷的現代通訊和交通工具，短時間內迅速聚集，動輒數十人，多則上百人，規模越來越大，有的甚至有統一標志，作

案工具也有固定的擺放地點，用時統一發放，不用時又由專人收回保管，每次受雇“辦事”的路費、伙食費由專人負責開支，“辦完事后”每人收取100－500元的出場費，少數團伙已具有帶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

5.黑惡勢力逐步向政治領域滲透。近年來，云南省農村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在全面推行村民自治的同時，一些地方的政治治理卻發生了退步。在當地流傳這樣的關于基層組織的順口溜：

“壩區選老板，山區選惡霸”，這說明，黑惡勢力經過最初的明爭暗斗、打打殺殺后，有些原始資本積累過程已基本完成。一些組織頭目逐步遠離犯罪現場，轉為幕后指揮，有的沽名釣譽，收買人心，成為“社會名流”戴上各種各樣的耀眼光環。有的農村干部甚至插手破壞基層選舉，利用宗族勢力參加基層選舉，撈取政治資本，為了維護私人、宗族、小團體的利益，搞權錢交易，或阻撓、破壞黨和政府方針政策的落實，或發展成黑惡勢力，或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農村黑惡勢力侵入國家基層政權有兩種基本模式：

主要表現為“村官”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村官”化。“村官”的黑惡化是指農村黨政干部向黑惡勢力蛻變，這種蛻變不僅表現為他們作為黑惡勢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還表現為他們的施政行為在方式和性質上已具有黑惡勢力的基本特征；黑惡勢力的“村官”化則主要是指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進入村兩委會獲取合法外衣，并運用手中掌握的基層政權從事罪惡勾當。如2006年打掉的昆明市東川區朱XX惡勢力團伙中，團伙主要成員朱XX、王X系銅都鎮人大代表，黃XX系碧谷鎮人大代表，團伙成員張XX系村文書、李XX系村組長，自2001年糾集東川區銅都鎮起嘎、龍潭等村的社會閑散人員和兩勞人員，涉嫌聚眾斗毆、尋釁滋事、沖擊國家機關、故意傷害、濫砍濫伐破壞國家森林資源等多起惡性案件，致傷33人，嚴重擾亂了當地社會治安秩序。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

從組織構成上看主體成員構成相似的特點： 人。

一：是本地人多。無論是惡勢力首要分子還是盲從的外圍人員，基本上是本地

三：是

四：是文二：是社會閑散人員多。團伙成員大多無正當職業和謀生技能，成天四處游蕩，不務正業。

年齡結構低。團伙成員向低齡化發展，有的甚至是在校初、高中學生。化水平低下者居多。團伙成員文化素質普遍低下，缺乏社會公德，法制觀念淡薄，謀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賭博、嫖娼、打架斗毆、好吃懶做的惡習，他們講

究哥們義氣，崇尚外國黑社會、幫派中“亡命徒”式的行為模式，把吃喝玩樂、享受和稱雄稱霸作為追求目標。

五：是有“前科”的人員多。多數惡勢力成員是有前科劣跡的“兩勞”釋放人員或被刑事拘留、治安處罰過的違法犯罪人員，有的甚至是“二進宮”、“三進宮”人員。這些人都是經過打擊處理卻劣性不改，甚至以此為“炫耀”資本的人員。調查表明，惡勢力成員中受過打擊處理的人員越多，或惡勢力頭目的劣根性越重，其惡勢力團伙的“惡”性程度越大，社會危害性越嚴重。

（四）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活動區域當前我市農村黑惡勢力活動的區域主要集中體現

一：是在經濟相對發展的鄉鎮、城鄉結合部、鄉村集貿市場。

二：是在飯館、歌舞廳、網吧、電子游戲室、洗浴及其他娛樂服務等治安復雜場所，這些地方是其侵害和活動的主要場所。

三：是礦山、建筑、征地、交通運輸及一些季節性的水果、野生菌、蔬菜等行業。如晉寧縣蘇XX惡勢力團伙，該團伙為了壟斷段明村、雙龍灣等地的野生蘑菇生意，采取毆打、威脅和干擾等手段，不許其他商人收購，強迫村民以低價成交。又如東川區郭XX惡勢力團伙，該團伙在湯丹鎮進行非法采礦、尋釁滋事、故意傷害、強取豪奪等違法犯罪活動。

四：是云南省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這些民族與周圍的漢族之間，可能因信仰、習俗、土地糾紛、鄰里糾紛、債務糾紛等各種各樣的矛盾引發沖突，以致形成惡勢力犯罪團伙，若處理不好各民族之間的問題，極有可能引發更大的群體性事件。如石林縣以敖XX為首的漢族惡勢力團伙，與以李X為首的彝族惡勢力團伙之間，因爭地盤、充老大、爭女友等原因相互多次發生械斗并涉嫌多起傷害案件。

二、云南省公安機關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防范基礎工作薄弱，導致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難以及早 發現

黑惡勢力團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的演變過程，而這一演變過程使其具有長期性、隱蔽性強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運用嚴密的防控體系、堅實的基礎工作在源頭上控制黑惡勢力團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氣候造成危害。但從調查的情況看，基層工作中存在對刑釋解教等重點人口及其他列管工作對象控制管理不到位，對轄區的出租房、娛樂場所以及流動人口管理存在漏洞等問題，特別是流動人口中無固定居所、無固定職業的高危人群或受過打擊處理的人或有涉惡或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傾向的人不能完全發現并列管掌控。

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由于基層公安機關對黑惡犯罪性質特征不熟悉，加之農村地區是典型的熟人社會，民警和當事人雙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親戚朋友等，因而對一般的治安案件能調解就調解，盡量不傷和氣導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協，致使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難以及早發現。

（二）對黑惡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證據支撐，實際操作中難于準確把握

首先，黑惡勢力為規避法律，常打“擦邊球”，有組織地做一些違法但不構成犯罪的事，對群眾形成心理控制，擴大團伙影響力。如果孤立看待這些行為，很難認清其整體危害性，常常只進行簡單的治安處罰，不納入刑事偵查的視野，不利于對黑惡犯罪準確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將黑惡勢力消滅于萌芽狀態，不利于從根本上摧垮黑惡團伙。

其次，一些涉惡團伙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由于前期準備不充分、力量投入不足、辦案經驗欠缺、主觀認識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準確定性，把本應該是打黑案件當成一般的惡勢力案件進行偵查。隨著偵查的深入，逐漸意識到案件的重大時，大量證據已經遺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經潛逃，打擊的最佳時機已錯過。

而為突出掃黑除惡這一工作重心，則容易將所有團伙犯罪都朝著涉黑涉惡方向偵查，從而常產生兩個弊端：一是戰線拉得過長，遍地開花，人人負重，辦案成本高，辦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點打擊；二是隨著偵查的深入，黑惡的定性如果在預審、起訴或審判環節被改變，將影響辦案部門和民警的積極性，不利于專項行動的順利開展，社會效果也不佳。

（三）偵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內難以偵查終結

法定偵查羈押期限短是制約黑惡案件偵辦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公安機關偵查辦案，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請逮捕、逮捕、延長偵查羈押期限、起訴后補充偵查這幾個階段。對于一名犯罪嫌疑人，偵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訴前一般最多7個月，移送審查起訴后退回補充偵查最多有2個月。因此偵辦團伙案件，自第一個犯罪嫌疑人到案，一般最多只有10個月零幾天的偵查時間。涉黑涉惡案件一般涉及人數較多，涉及面較廣，涉案人員反偵查能力較強，同案犯罪嫌疑人潛逃后獨立生存的能力很強，受偵查期限的限制，常出現以下情形：一是主要成員在逃，事實不清，期限屆滿難正常起訴，難有效打擊犯罪；二是在逃人員歸案時，曾作過案的犯罪嫌疑人因釋放、取保候審或未及時采取強制措施而潛逃；三是被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或串供、或反面宣揚，對證人和受害人造成心理影響，不利于緝捕、取證，帶來不良的社會效果；四是公安機關迫于時限，不能將個案證據收集充分，或者放棄個案偵查。

（四）調查取證、收集固定證據難

偵查實踐表明，涉黑涉惡犯罪的組織者一般很少直接參與具體的犯罪活動，但其對社會的危害性則遠遠高于具體實施犯罪行為的組織成員。

辦案單位對個案的證據收集比較到位，但疏于發掘單個犯罪同團伙之間的聯系，忽視了有組織犯罪證據的收集，或者沒有全面收集集中體現有組織犯罪的證據，導致首要分子的組織、領導作用不能通過證據明顯體現出來。造成團伙頭目罰不當其罪，或遺漏重大案犯，使犯罪的策劃者、指揮者、獲利者得不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打擊不力，留下后患。同時，黑惡勢力有其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違法犯罪事實復雜，鎖定犯罪事實需要大量的調查取證。由于有的證人和被害人忍氣吞聲、怕打擊報復、不想舊事重提，或者老百姓對打擊工作心存疑慮，造成群眾不愿意履行舉證義務，對黑惡勢力的犯罪線索不舉報揭發、對黑惡犯罪證據不主動如實提供。辦案人員取證時，多次遇到證人躲避公安機關、直言受到威脅、對知情的犯罪事實含糊表述、作證時親屬一直阻撓等情況。雖然在詢問證人之前都按照規定提供了《證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但實際操作中很難追究一般證人拒絕作證或作偽證的責任，致使證據鎖鏈難以形成。

（五）抓捕、審訊黑惡團伙成員難

該類犯罪嫌疑人反偵查意識較強，有的曾經是公安機關的特情、耳目，對基本的偵查手段有所了解，甚至掌握，所以給抓捕帶來很多困難。

歸案后審訊工作難度較大，如審訊時不及時做好聲像證據固定工作，以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當庭翻供。特別是組織領導者對這方面的法律知識有所了解，審訊時極力回避組織特征方面的問題。

同時，當前公安隊伍新老交替現象比較普遍，年輕民警經驗不足，不能按要求順利收集固定證據。有的取證之前不認真分析案情、列出取證提綱，取證時隨著自己的主觀意志確定詢問方向、制作詢問筆錄，取證后不認真梳理完善證據、消除證據矛盾。有的地方熟手不愿教、看笑話，新手不愿學、圖應付，致使個別證據取證多次仍達不到效果，個別偵查員偵辦案件多時仍不清楚案件情況，影響辦案質量和進度。由于缺乏偵辦黑惡案件的經驗，拿不準偵查的主打方向，力求窮盡案件的人和事，忽略了重點圍繞黑惡勢力標準搜集證據，以致盡管取回了大量證據，破獲的個案很多，但缺少反映團伙成員組織分工、組織紀律、行為因果關系等黑惡犯罪的核心證據，涉黑案件四大特征的證據不充分，不能以黑惡勢力定罪量刑。

（六）對農村黑惡勢力打擊處理難

首先，認定涉黑案件的具體標準難以掌握。

由于辦理涉黑案件涉及多個訴訟環節，并且實際情況差別較大，導致實踐中公檢法司法機關對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現在對涉黑犯罪的組織性、經濟性、控制性認識不一，從而影響了對涉黑犯罪的打擊力度。

其次，一些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人對黑惡勢力的性質和危害認識不足，擔心影響任期政績和地方經濟發展環境，不愿意承認當地有黑惡犯罪以下基層組織的領導打擊黑惡勢力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一個普遍難題。許多黑惡團伙的頭目也是當地的經濟能人，尤其是在他們開辦了一定數量的經濟實體時，盡管發展早期和壯大后的經營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惡，但為當地提供了不少就業崗位。吸納了不少剩余勞動力。在處理了黑惡頭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維系這些實體的運營是個大難題，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對農村惡勢力團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動所涉及的如惡勢力團伙實施的輕傷害犯罪，其社會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輕傷害，但實踐具體罪名進行處罰，這與其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罰當其罪。

中也往往被判處緩刑，或者處以罰金，有的甚至做了調解處理，致使一些惡勢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會，再次作惡，造成新的危害。

三、對公安機關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對策和建議

（一）研究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解決掃黑除惡的法律瓶頸

完善的立法是保障掃黑除惡工作深入進行并取得實效的根本保障，因此各級立法機關必須從加強政權建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認識黑惡勢力犯罪的嚴重危害性及開展掃黑除惡工作的必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盡快完善、修訂掃黑除惡的法律法規，建立必要的偵查制度和相關工作制度。一是統一公檢法部門對涉黑涉惡案件在犯罪證據、犯罪事實上的認定標準，防止在案件性質、證據、事實的把握上出現偏差。二是在現有刑罰的基礎上，提升對涉黑涉惡犯罪的量刑處罰幅度，充分體現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三是明確團伙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分子、一般參加者、被脅迫參加者等不同成員的具體量刑標準，達到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四是針對黑惡勢力團伙的違法所得，增設罰金、沒收財產等附加刑，以摧毀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消除其再生能力。

（二）加強情報信息工作，提高發現控制能力

按照公安部以及各省區的掃黑除惡工作機制，派出所和責任區刑警隊對農村

黑惡犯罪個案負有重要的發現責任、立案責任，區縣一級公安機關負有重要的報告、打擊和主管責任。

首先，派出所責任區民警要密切注意農村的社會治安動態，經常深入責任區，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多到村民中訪寒問苦，黑惡勢力的蛛絲馬跡不難發現。其次，還應強化對易于滋生農村惡勢力場所的陣地控制，對黑惡勢力經常涉足的娛樂業、餐飲業、大型市場、交通運輸業等重點行業，要積極構建公開管理與秘密控制相結合的群防群治網絡，通過公開調查和秘密偵查等多種途徑，強化陣地控制，搜集掌握這些行業場所涉黑涉惡犯罪的第一手資料，及時發現和打擊農村惡勢力的違法犯罪活動。

第三，加強對重點人口的管理控制工作，采取靈活可行、具有實際效果的工作方法，有重點、有針對性地進行管控，真正做到“底數清、情況明、不漏管、不失控”。要充分依靠治保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切實落實對重點人口的幫教措施，減少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的機率。對那些不夠打擊處理的人員要建立信息檔案，將其列為重點人口，納入視線，加強管理，逐人落實幫教措施，發現問題，及時給予打擊處理。

第四，通過查處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發現、挖掘涉黑涉惡線索和人員，為掃黑除惡工作提供準確信息和線索。

第五，廣辟犯罪線索來源，通過開通舉報電話、設立舉報信箱、開設網上投訴地址等多種渠道，獲取黑惡勢力犯罪線索。

（三）加強掃黑除惡專業隊伍的建設，建立掃黑除惡長效工作機制

自從公安部2000年在全國發起第一次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以來，至今已10年有余，掃黑除惡基本上采取專項行動的方式。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人財物的大流動，專項行動的方式由于臨時性，非專業性只是權宜之計，一時之策，已不適應掃黑除惡工作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要建立掃黑除惡專業隊伍，建立一套高效的掃黑除惡長效工作機制。

從調查的情況看，一些基層公安機關對黑惡犯罪的性質和特征認識不到位，缺乏知識儲備和打擊經驗。有的在決定打擊之前，尚不清楚什么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

組建一支業務素質高、作風頑強的掃黑除惡專業隊伍成為有待解決的問題。由于掃黑除惡工作是一項艱巨復雜的工作，涉及政策法律較廣，因此應從公安機關抽調具有較高的政治敏銳性和較高的紀律素養，善于應用法律法規，具有較強的偵查能力的偵查人員組建專業的掃黑除惡隊伍。開展專門的業務培訓，或以案帶訓的方法，培訓偵查人員熟練掌握并運用相關法律知識和辦案程序，提高偵查人員對集團犯罪、黑社會犯罪的偵查能力。

（四）提高偵查能力，重視偵查謀略，要有經營案件的意識，要有專案偵查意識和專案專辦的決心

對重大涉黑涉惡案件，要采取異地用警、異地關押、異地審訊的方法進行偵查辦案，商請檢察院提前介入，法院進行異地審判，以防止犯罪分子通風報信、串供翻供，避開“關系網”、“保護傘”的干擾。在使用傳統偵查手段的同時，要注意使用技偵、獄偵、秘密調查、暗訪、特情等秘密手段。對于重要線索要安排專人立線偵查，在本著“打早打小、露頭就打”這個大原則的同時，要有經營案件的意識，在對黑惡勢力的組織結構、主要罪行基本掌握以后，要精心選擇破案時機，精心組織抓捕行動。對于該類案件要成立專案組，有明確的專案組長，下面固定專案成員，專案專辦。辦理農村涉黑案件也不可能完全離開基層公安機關，因此，在安排有關工作時，上級公安機關的刑偵指揮員要充分考慮到當地民警的難處。“專案組撤了，當地民警還要工作生活在當地。因此，兩個涉黑案中，對關鍵人物的抓捕工作和核心的調查取證工作，要安排上級公安機關和異地抽調民警；而宣傳動員村民檢舉揭發、外圍取證等工作，當地民警比較合適。

（五）加強對收集固定證據方法的研究，不斷提高偵查人員的取證能力 偵查實踐中看，取證難是所有刑事案件面臨的難題，在辦理農村黑惡案件中取證難尤顯突出。盡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還是不斷摸索出了一些克服取證難的方法技巧。取證時必須注意充分保護證人，注意選擇適當的時間和方式。白天不行就夜里去，本地不行就約到外地；證人不愿意出庭作證，要尊重其意愿。取證時要注意承諾有度。在取證之前，有的證人，尤其是一些曾經有過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參與者和受害者等類型的”灰色證人“，可能會提一些帶有交換性質的條件。民警要注意承諾有度，最好是報告專案組或者有關領導研究后，按照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規定進行有限承諾。政府向當地群眾傳達的打擊黑惡決心是否堅決。是能否動員大多數受害者檢舉揭發黑惡犯罪的最主要因素。盡管取證難，但要是帶著真情、帶著誠心反復做工作，是能夠打開大多數受害人和證人的心扉的。

（六）緊緊依靠黨委政府的支持，嚴查“關系網”，鏟除“保護傘”

對重大涉黑涉惡案件，公安政法部門要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匯報，與紀檢、監察機關溝通，務必深挖幕后指揮者和”保護傘“。對發現有黨政干部、政法干警、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與黑惡犯罪活動或充當”保護傘“等違法違紀問題，要及時報告黨委、政府，并堅決嚴肅查處。對與黑惡勢力有牽連的黨政領導干部，要堅決予以調整，嚴肅追究責任；對包庇、縱容黑惡勢力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機關，從嚴懲處，絕不姑息。對那些雖不是”保護傘“，但與黑惡勢力有牽連，給黑惡勢力活動提供便利的公務人員，也要嚴肅處理。

參考文獻：

［1］內部資料《惡勢力犯罪的十六種表現形式》

［2］內部資料《摸排涉黑涉惡團伙渠道十六法》

［3］內部資料《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基本思路》

［4］王健。黑社會犯罪及其刑事政策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4 ［5］戴新時。有組織犯罪刑事立法研究［D］。湘潭：湘潭大學。2001

第二篇：農村掃黑除惡難點與對策

對農村掃黑除惡難點與對策的研究

【摘要】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當前黑惡勢力犯罪的形式、手段和特點出現了新情況、新變化，局部地區黑惡勢力犯罪已成為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生命財產安全的一大突出問題，阻礙經濟健康發成為影響和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毒瘤”。一些地方黨經濟秩序、威脅人民群眾政主要領導人對黑惡勢力的性質和危害認識不足，擔心影響任期政績和地方經濟發展環境，不愿意承認當地有黑惡犯罪以下基層組織的領導打擊黑惡勢力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一個普遍難題。深入進行掃黑除惡工作的根本保障，是完善的立法保障，并取得實效因此各級立法機關必須從加強政權建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認識黑惡勢力犯罪的嚴重危害性及開展掃黑除惡工作的必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盡快完善、修訂掃黑除惡的法律法規，建立必要的偵查制度和相關工作制度。一是統一公檢法部門對涉黑涉惡案件在犯罪證據、犯罪事實上的認定標準，防止在案件性質、證據、事實的把握上出現偏差。二是在現有刑罰的基礎上，提升對涉黑涉惡犯罪的量刑處罰幅度，充分體現刑法“罪刑相適應”。從公安機關的角度出發，結合公安機關的偵查實踐，著重研究、發現在偵辦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案件的問題和困難，探討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一些對策和方法。

【關鍵詞】農村；黑惡勢力；對策

一、農村黑惡勢力的活動規律和特點。

（一）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演變形態。

1.沒有組織結構的結伙犯罪階段。這個階段的小團伙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團伙成員較少，臨時勾結在一起。沒有固定的組織成員和長遠的犯罪目標，犯罪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團伙成員之間的聯系也不太緊密，大多為臨時結伙。通常實施一次或者數次犯罪便散伙，不是長期地、經常地糾集在一起實行犯罪。

2.組織結構松散的團伙犯罪階段。這個階段的黑惡勢力組織主要靠成員間的犯罪意識、利益及“哥們義氣”維系團伙組織，沒有明確的幫規條約或者不成文的規定，用于支持團伙發展壯大的資金還不夠雄厚。有相對固定的骨干成員，一般成員不固定，由一定地域內的、自愿結合的、具有反社會傾向或越軌行為的人共同組成的落后小群體。成員之間也無明確的、固定的分工，組織結構較松散；從犯罪的特點來看，突發性、隨意性強，犯罪前一般沒有明確的計劃、方案，實施犯罪時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犯罪的活動范 圍廣泛，危害面較大，大多數團伙實施多種犯罪，侵害的客體具有廣泛性、復雜性、綜合性，侵害對象往往不特定；犯罪手段兇殘，不計后果。

3.組織較為緊密集團犯罪—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中級形態。這一階段的特征：一是犯罪人數多（3人以上），骨干成員固定或相對固定；二是經常糾集在一起，進行一種或數種嚴重的刑事犯罪活動；三是有明顯的首要分子。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糾集過程中形成的，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糾集開始時就是組織者和領導者；四是有預謀地實施犯罪活動；五是不論作案次數多少，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性或其具有的危害性都很嚴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經過結伙犯罪、團伙犯罪的發展形態之后，就發展到集團犯罪的形態。

4.組織嚴密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發展的最高形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針對黑社會在我國發展的不成熟階段提出的一個法律概念。黑社會性質組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組織結構比較緊密，人數較多，有比較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有較為嚴格的組織紀律；二是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三是通過賄賂、威脅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四是在一定區域或行業范圍內，以暴力、威脅、滋擾手段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嚴重破壞經濟和社會秩序。因此，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發展的最高形態。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表現形式。

1.通過實施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搶劫、盜竊等違法犯罪活動來達到自己聚斂錢財、稱霸一方的目的。憑借著人熟、地熟、關系多的有利條件，以地緣、血緣、臭味相投為紐帶糾合在一起，強拿惡要，盤踞一方，給當地群眾心理上造成恐慌。

2.采取非法手段謀取錢財。主要表現為私設地下賭場、放高利貸，插手各種經濟糾紛，受雇行兇，敲詐勒索，以兇、橫、霸、狠稱霸一方；近年來，農村賭博歪風盛行，賭博窩點相對隱蔽，不易發現和搗毀，賭博方式多樣，流動性大。賭徒利用農村地形隱蔽，易于疏散聚賭人員等條件開設賭場、聚眾賭博等，極易滋生黑惡勢力犯罪，這種所謂的“流動賭場”帶壞了風氣，污染了鄉村文明，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3.追求經濟利益采取暴力手段壟斷行業。

在農村，各類黑惡勢力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獲取不法經濟利益，為達到壟斷經營的目的，對不聽“勸告”的，輕則恐嚇、威脅，重則進行毆打，甚至行兇殺人。在暴力開道下，形成了一批“菜霸‘、“礦霸’、“路霸”等。

4.受雇傷人，暴力插手經濟糾紛，惡勢力犯罪職業化、市場化趨勢明顯。調查發現，一些社會散閑人員拉幫結伙，以出賣拳頭為業，各團伙均有相對固定的召集人和中介，一 旦受雇于人，依托方便快捷的現代通訊和交通工具，短時間內迅速聚集，動輒數十人，多則上百人，規模越來越大，有的甚至有統一標志，作案工具也有固定的擺放地點，用時統一發放，不用時又由專人收回保管，每次受雇“辦事”的路費、伙食費由專人負責開支，“辦完事后”每人收取出場費，少數團伙已具有帶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

5.黑惡勢力逐步向政治領域滲透。黑惡勢力經過最初的明爭暗斗、打打殺殺后，有些原始資本積累過程已基本完成。一些組織頭目逐步遠離犯罪現場，轉為幕后指揮，有的沽名釣譽，收買人心，成為“社會名流”戴上各種各樣的耀眼光環。有的農村干部甚至插手破壞基層選舉，利用宗族勢力參加基層選舉，撈取政治資本，為了維護私人、宗族、小團體的利益，搞權錢交易，或阻撓、破壞黨和政府方針政策的落實，或發展成黑惡勢力，或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農村黑惡勢力侵入國家基層政權有兩種基本模式：

主要表現為“村官”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村官”化。“村官”的黑惡化是指農村黨政干部向黑惡勢力蛻變，這種蛻變不僅表現為他們作為黑惡勢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還表現為他們的施政行為在方式和性質上已具有黑惡勢力的基本特征；黑惡勢力的“村官”化則主要是指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進入村兩委會獲取合法外衣，并運用手中掌握的基層政權從事罪惡勾當。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活動區域當前我市農村黑惡勢力活動的區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經濟相對發展的鄉鎮、城鄉結合部、鄉村集貿市場。

二是在飯館、歌舞廳、網吧、洗浴及其他娛樂服務等治安復雜場所，這些地方是其侵害和活動的主要場所。

三是礦山、建筑、征地、交通運輸及一些季節性的水果、野生菌、蔬菜等行業。土地糾紛、鄰里糾紛、債務糾紛等各種各樣的矛盾引發沖突，以致形成惡勢力犯罪團伙，若處理不好各民族之間的問題，極有可能引發更大的群體性事件。

二、公安機關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防范基礎工作薄弱，導致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難以及早發現。

黑惡勢力團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的演變過程，而這一演變過程使其具有長期性、隱蔽性強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運用嚴密的防控體系、堅實的基礎工作在源頭上控制黑惡勢力團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氣候造成危害。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由于基層公安機關對黑惡犯罪性質特征不熟悉，加之農村地區是典型的熟人社會，民警和當事人雙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親戚朋友等，因而對一般的治安案件能 調解就調解，盡量不傷和氣導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協，致使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難以及早發現。

（二）對黑惡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證據支撐，實際操作中難于準確把握。

首先，黑惡勢力為規避法律，常打“擦邊球”，有組織地做一些違法但不構成犯罪的事，對群眾形成心理控制，擴大團伙影響力。如果孤立看待這些行為，很難認清其整體危害性，常常只進行簡單的治安處罰，不納入刑事偵查的視野，不利于對黑惡犯罪準確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將黑惡勢力消滅于萌芽狀態，不利于從根本上摧垮黑惡團伙。

辦案經驗欠缺、主觀認識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準確定性，把本應該是打黑案件當成一般的惡勢力案件進行偵查。隨著偵查的深入，逐漸意識到案件的重大時，大量證據已經遺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經潛逃，打擊的最佳時機已錯過。

黑涉惡方向偵查，從而常產生兩個弊端：一是戰線拉得過長，遍地開花，人人負重，辦案成本高，辦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點打擊；二是隨著偵查的深入，黑惡的定性如果在預審、起訴或審判環節被改變，將影響辦案部門和民警的積極性，不利于專項行動的順利開展，社會效果也不佳。

法定偵查羈押期限短是制約黑惡案件偵辦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公安機關偵查辦案，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請逮捕、逮捕、延長偵查羈押期限、起訴后補充偵查這幾個階段。對于一名犯罪嫌疑人，偵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訴前一般最多7個月，移送審查起訴后退回補充偵查最多有2個月。因此偵辦團伙案件，自第一個犯罪嫌疑人到案，一般最多只有10個月零幾天的偵查時間。涉黑涉惡案件一般涉及人數較多，涉及面較廣，涉案人員反偵查能力較強，同案犯罪嫌疑人潛逃后獨立生存的能力很強，受偵查期限的限制，常出現以下情形：一是主要成員在逃，事實不清，期限屆滿難正常起訴，難有效打擊犯罪；二是在逃人員歸案時，曾作過案的犯罪嫌疑人因釋放、取保候審或未及時采取強制措施而潛逃；三是被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或串供、或反面宣揚，對證人和受害人造成心理影響，不利于緝捕、取證，帶來不良的社會效果；四是公安機關迫于時限，不能將個案證據收集充分，或者放棄個案偵查。

（三）調查取證、收集固定證據難。

偵查實踐表明，涉黑涉惡犯罪的組織者一般很少直接參與具體的犯罪活動，但其對社會的危害性則遠遠高于具體實施犯罪行為的組織成員。

辦案單位對個案的證據收集比較到位，但疏于發掘單個犯罪同團伙之間的聯系，忽視了有組織犯罪證據的收集，或者沒有全面收集集中體現有組織犯罪的證據，導致首要分子的組織、領導作用不能通過證據明顯體現出來。造成團伙頭目罰不當其罪，或遺漏重大案 犯，使犯罪的策劃者、指揮者、獲利者得不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打擊不力，留下后患。同時，黑惡勢力有其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違法犯罪事實復雜，鎖定犯罪事實需要大量的調查取證。由于有的證人和被害人忍氣吞聲、怕打擊報復、不想舊事重提，或者老百姓對打擊工作心存疑慮，造成群眾不愿意履行舉證義務，對黑惡勢力的犯罪線索不舉報揭發、對黑惡犯罪證據不主動如實提供。辦案人員取證時，多次遇到證人躲避公安機關、直言受到威脅、對知情的犯罪事實含糊表述、作證時親屬一直阻撓等情況。雖然在詢問證人之前都按照規定提供了《證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但實際操作中很難追究一般證人拒絕作證或作偽證的責任，致使證據鎖鏈難以形成。

（四）抓捕、審訊黑惡團伙成員難。

該類犯罪嫌疑人反偵查意識較強，有的曾經是公安機關的特情、耳目，對基本的偵查手段有所了解，甚至掌握，所以給抓捕帶來很多困難。

歸案后審訊工作難度較大，如審訊時不及時做好聲像證據固定工作，以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當庭翻供。特別是組織領導者對這方面的法律知識有所了解，審訊時極力回避組織特征方面的問題。

同時，當前公安隊伍新老交替現象比較普遍，年輕民警經驗不足，不能按要求順利收集固定證據。有的取證之前不認真分析案情、列出取證提綱，取證時隨著自己的主觀意志確定詢問方向、制作詢問筆錄，取證后不認真梳理完善證據、消除證據矛盾。有的地方熟手不愿教、看笑話，新手不愿學、圖應付，致使個別證據取證多次仍達不到效果，個別偵查員偵辦案件多時仍不清楚案件情況，影響辦案質量和進度。由于缺乏偵辦黑惡案件的經驗，拿不準偵查的主打方向，力求窮盡案件的人和事，忽略了重點圍繞黑惡勢力標準搜集證據，以致盡管取回了大量證據，破獲的個案很多，但缺少反映團伙成員組織分工、組織紀律、行為因果關系等黑惡犯罪的核心證據，涉黑案件四大特征的證據不充分，不能以黑惡勢力定罪量刑。

（五）對農村黑惡勢力打擊處理難。首先，認定涉黑案件的具體標準難以掌握。

由于辦理涉黑案件涉及多個訴訟環節，并且實際情況差別較大，導致實踐中公檢法司法機關對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現在對涉黑犯罪的組織性、經濟性、控制性認識不一，從而影響了對涉黑犯罪的打擊力度。

其次，一些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人對黑惡勢力的性質和危害認識不足，擔心影響任期政績和地方經濟發展環境，不愿意承認當地有黑惡犯罪以下基層組織的領導打擊黑惡勢力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一個普遍難題。許多黑惡團伙的頭目也是 當地的經濟能人，尤其是在他們開辦了一定數量的經濟實體時，盡管發展早期和壯大后的經營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惡，但為當地提供了不少就業崗位。吸納了不少剩余勞動力。在處理了黑惡頭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維系這些實體的運營是個大難題，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對農村惡勢力團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動所涉及的具體罪名進行處罰，這與其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罰當其罪。

如惡勢力團伙實施的輕傷害犯罪，其社會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輕傷害，但實踐中也往往被判處緩刑，或者處以罰金，有的甚至做了調解處理，致使一些惡勢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會，再次作惡，造成新的危害。

三、對公安機關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對策和建議。

（一）研究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解決掃黑除惡的法律瓶頸。

完善的立法是保障掃黑除惡工作深入進行并取得實效的根本保障，因此各級立法機關必須從加強政權建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認識黑惡勢力犯罪的嚴重危害性及開展掃黑除惡工作的必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盡快完善、修訂掃黑除惡的法律法規，建立必要的偵查制度和相關工作制度。一是統一公檢法部門對涉黑涉惡案件在犯罪證據、犯罪事實上的認定標準，防止在案件性質、證據、事實的把握上出現偏差。二是在現有刑罰的基礎上，提升對涉黑涉惡犯罪的量刑處罰幅度，充分體現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三是明確團伙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分子、一般參加者、被脅迫參加者等不同成員的具體量刑標準，達到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四是針對黑惡勢力團伙的違法所得，增設罰金、沒收財產等附加刑，以摧毀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消除其再生能力。

(二）加強情報信息工作，提高發現控制能力。

按照公安部以及各省區的掃黑除惡工作機制，派出所和責任區刑警隊對農村黑惡犯罪個案負有重要的發現責任、立案責任，區縣一級公安機關負有重要的報告、打擊和主管責任。

首先，派出所責任區民警要密切注意農村的社會治安動態，經常深入責任區，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多到村民中訪寒問苦，黑惡勢力的蛛絲馬跡不難發現。

其次，還應強化對易于滋生農村惡勢力場所的陣地控制，對黑惡勢力經常涉足的娛樂業、餐飲業、大型市場、交通運輸業等重點行業，要積極構建公開管理與秘密控制相結合的群防群治網絡，通過公開調查和秘密偵查等多種途徑，強化陣地控制，搜集掌握這些行業場所涉黑涉惡犯罪的第一手資料，及時發現和打擊農村惡勢力的違法犯罪活動。

第三，加強對重點人口的管理控制工作，采取靈活可行、具有實際效果的工作方法，有重點、有針對性地進行管控，真正做到“底數清、情況明、不漏管、不失控”。要充分依靠治保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切實落實對重點人口的幫教措施，減少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的機率。對那些不夠打擊處理的人員要建立信息檔案，將其列為重點人口，納入視線，加強管理，逐人落實幫教措施，發現問題，及時給予打擊處理。

第四，通過查處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發現、挖掘涉黑涉惡線索和人員，為掃黑除惡工作提供準確信息和線索。

第五，廣辟犯罪線索來源，通過開通舉報電話、設立舉報信箱、開設網上投訴地址等多種渠道，獲取黑惡勢力犯罪線索。

（三）加強掃黑除惡專業隊伍的建設，建立掃黑除惡長效工作機制。組建一支業務素質高、作風頑強的掃黑除惡專業隊伍成為有待解決的問題。由于掃黑除惡工作是一項艱巨復雜的工作，涉及政策法律較廣，因此應從公安機關抽調具有較高的政治敏銳性和較高的紀律素養，善于應用法律法規，具有較強的偵查能力的偵查人員組建專業的掃黑除惡隊伍。開展專門的業務培訓，或以案帶訓的方法，培訓偵查人員熟練掌握并運用相關法律知識和辦案程序，提高偵查人員對集團犯罪、黑社會犯罪的偵查能力。

（四）提高偵查能力，重視偵查謀略，要有經營案件的意識，要有專案偵查意識和專案專辦的決心。

對重大涉黑涉惡案件，要采取異地用警、異地關押、異地審訊的方法進行偵查辦案，商請檢察院提前介入，法院進行異地審判，以防止犯罪分子通風報信、串供翻供，避開“關系網”、“保護傘”的干擾。在使用傳統偵查手段的同時，要注意使用技偵、獄偵、秘密調查、暗訪、特情等秘密手段。對于重要線索要安排專人立線偵查，在本著“打早打小、露頭就打”這個大原則的同時，要有經營案件的意識，在對黑惡勢力的組織結構、主要罪行基本掌握以后，要精心選擇破案時機，精心組織抓捕行動。對于該類案件要成立專案組，有明確的專案組長，下面固定專案成員，專案專辦。辦理農村涉黑案件也不可能完全離開基層公安機關，因此，在安排有關工作時，上級公安機關的刑偵指揮員要充分考慮到當地民警的難處。“專案組撤了，當地民警還要工作生活在當地。因此，兩個涉黑案中，對關鍵人物的抓捕工作和核心的調查取證工作，要安排上級公安機關和異地抽調民警；而宣傳動員村民檢舉揭發、外圍取證等工作，當地民警比較合適。

（五）加強對收集固定證據方法的研究，不斷提高偵查人員的取證能力。

偵查實踐中看，取證難是所有刑事案件面臨的難題，在辦理農村黑惡案件中取證難尤顯突出。盡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還是不斷摸索出了一些克服取證難的方法技巧。取證時必須注意充分保護證人，注意選擇適當的時間和方式。白天不行就夜里去，本地不行就約到外地；證人不愿意出庭作證，要尊重其意愿。取證時要注意承諾有度。在取證之前，有的證人，尤其是一些曾經有過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參與者和受害者等類型的”灰色證人“，可能會提一些帶有交換性質的條件。民警要注意承諾有度，最好是報告專案組或者有關領導研究后，按照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規定進行有限承諾。政府向當地群眾傳達的打擊黑惡決心是否堅決。是能否動員大多數受害者檢舉揭發黑惡犯罪的最主要因素。盡管取證難，但要是帶著真情、帶著誠心反復做工作，是能夠打開大多數受害人和證人的心扉的。

（六）緊緊依靠黨委政府的支持，嚴查“關系網”，鏟除“保護傘”。

對重大涉黑涉惡案件，公安政法部門要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匯報，與紀檢、監察機關溝通，務必深挖幕后指揮者和”保護傘“。對發現有黨政干部、政法干警、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與黑惡犯罪活動或充當”保護傘“等違法違紀問題，要及時報告黨委、政府，并堅決嚴肅查處。對與黑惡勢力有牽連的黨政領導干部，要堅決予以調整，嚴肅追究責任；對包庇、縱容黑惡勢力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機關，從嚴懲處，絕不姑息。對那些雖不是”保護傘“，但與黑惡勢力有牽連，給黑惡勢力活動提供便利的公務人員，也要嚴肅處理。【參考文獻】：

［1］內部資料《惡勢力犯罪的十六種表現形式》 ［2］內部資料《摸排涉黑涉惡團伙渠道十六法》

［3］內部資料《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基本思路》

［4］王健。黑社會犯罪及其刑事政策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4 ［5］戴新時。有組織犯罪刑事立法研究［D］。湘潭：湘潭大學。2001

第三篇：農村掃黑除惡難點與對策（xiexiebang推薦）

農村掃黑除惡難點與對策

內容摘要：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當前云南省黑惡勢力犯罪的形式、手段和特點出現了新情況、新變化，局部地區黑惡勢力犯罪已成為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經濟秩序、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一大突出問題，成為影響和阻礙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毒瘤”。從公安機關的角度出發，結合公安機關的偵查實踐，著重研究、發現在偵辦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案件的問題和困難，探討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一些對策和方法。

關鍵詞：農村；黑惡勢力；對策。

一、云南農村黑惡勢力的活動規律和特點。

（一）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演變形態。

1.沒有組織結構的結伙犯罪階段。這個階段的小團伙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團伙成員較少，臨時勾結在一起。沒有固定的組織成員和長遠的犯罪目標，犯罪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團伙成員之間的聯系也不太緊密，大多為臨時結伙。通常實施一次或者數次犯罪便散伙，不是長期地、經常地糾集在一起實行犯罪。

2.組織結構松散的團伙犯罪階段。這個階段的黑惡勢力組織主要靠成員間的犯罪意識、利益及“哥們義氣”維系團伙組織，沒有明確的幫規條約或者不成文的規定，用于支持團伙發展壯大的資金還不夠雄厚。有相對固定的骨干成員，一般成員不固定，由一定地域內的、自愿結合的、具有反社會傾向或越軌行為的人共同組成的落后小群體。成員之間也無明確的、固定的分工，組織結構較松散；從犯罪的特點來看，突發性、隨意性強，犯罪前一般沒有明確的計劃、方案，實施犯罪時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犯罪的活動范圍廣泛，危害面較大，大多數團伙實施多種犯罪，侵害的客體具有廣泛性、復雜性、綜合性，侵害對象往往不特定；犯罪手段兇殘，不計后果。

3.組織較為緊密集團犯罪———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中級形態。這一階段的特征：一是犯罪人數多（3人以上），骨干成員固定或相對固定；二是經常糾集在一起，進行一種或數種嚴重的刑事犯罪活動；三是有明顯的首要分子。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糾集過程中形成的，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糾集開始時就是組織者和領導者；四是有預謀地實施犯罪活動；五是不論作案次數多少，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性或其具有的危害性都很嚴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經過結伙犯罪、團伙犯罪的發展形態之后，就發展到集團犯罪的形態。

4.組織嚴密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發展的最高形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針對黑社會在我國發展的不成熟階段提出的一個法律概念。根據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組織結構比較緊密，人數較多，有比較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有較為嚴格的組織紀律；二是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三是通過賄賂、威脅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四是在一定區域或行業范圍內，以暴力、威脅、滋擾手段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嚴重破壞經濟和社會秩序。因此，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發展的最高形態。

從調研的情況看，云南省農村的黑惡勢力，表現為黑社會組織少、惡勢力團伙多，大多處于發展初期，大多數還處于結伙犯罪和團伙犯罪階段，局部已開始向集團犯罪演變。目前云南省農村黑惡勢力盤踞的地盤基本是局部的，以鄉鎮一級為多，還沒有發現有能在一縣一區范圍內稱王稱霸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表現形式。

1.通過實施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搶劫、盜竊等違法犯罪活動來達到自己聚斂錢財、稱霸一方的目的。憑借著人熟、地熟、關系多的有利條件，以地緣、血緣、臭味相投為紐帶糾合在一起，強拿惡要，盤踞一方，給當地群眾心理上造成恐慌。

2.采取非法手段謀取錢財。主要表現為私設地下賭場、放高利貸，插手各種經濟糾紛，受雇行兇，敲詐勒索，以兇、橫、霸、狠稱霸一方；近年來，農村賭博歪風盛行，賭博窩點相對隱蔽，不易發現和搗毀，賭博方式多樣，流動性大。賭徒利用農村地形隱蔽，易于疏散聚賭人員等條件開設賭場、聚眾賭博等，極易滋生黑惡勢力犯罪，這種所謂的“流動賭場”帶壞了風氣，污染了鄉村文明，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3.追求經濟利益采取暴力手段壟斷行業。

在農村，各類黑惡勢力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獲取不法經濟利益，為達到壟斷經營的目的，對不聽“勸告”的，輕則恐嚇、威脅，重則進行毆打，甚至行兇殺人。在暴力開道下，形成了一批“菜霸?、”魚霸“、”砂霸?、“路霸”等。

4.受雇傷人，暴力插手經濟糾紛，惡勢力犯罪職業化、市場化趨勢明顯。調查發現，一些社會散閑人員拉幫結伙，以出賣拳頭為業，各團伙均有相對固定的召集人和中介，一旦受雇于人，依托方便快捷的現代通訊和交通工具，短時間內迅速聚集，動輒數十人，多則上百人，規模越來越大，有的甚至有統一標志，作案工具也有固定的擺放地點，用時統一發放，不用時又由專人收回保管，每次受雇“辦事”的路費、伙食費由專人負責開支，“辦完事后”每人收取100－500元的出場費，少數團伙已具有帶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

5.黑惡勢力逐步向政治領域滲透。近年來，云南省農村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在全面推行村民自治的同時，一些地方的政治治理卻發生了退步。在當地流傳這樣的關于基層組織的順口溜：

“壩區選老板，山區選惡霸”，這說明，黑惡勢力經過最初的明爭暗斗、打打殺殺后，有些原始資本積累過程已基本完成。一些組織頭目逐步遠離犯罪現場，轉為幕后指揮，有的沽名釣譽，收買人心，成為“社會名流”戴上各種各樣的耀眼光環。有的農村干部甚至插手破壞基層選舉，利用宗族勢力參加基層選舉，撈取政治資本，為了維護私人、宗族、小團體的利益，搞權錢交易，或阻撓、破壞黨和政府方針政策的落實，或發展成黑惡勢力，或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農村黑惡勢力侵入國家基層政權有兩種基本模式：

主要表現為“村官”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村官”化。“村官”的黑惡化是指農村黨政干部向黑惡勢力蛻變，這種蛻變不僅表現為他們作為黑惡勢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還表現為他們的施政行為在方式和性質上已具有黑惡勢力的基本特征；黑惡勢力的“村官”化則主要是指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進入村兩委會獲取合法外衣，并運用手中掌握的基層政權從事罪惡勾當。如2006年打掉的昆明市東川區朱XX惡勢力團伙中，團伙主要成員朱XX、王X系銅都鎮人大代表，黃XX系碧谷鎮人大代表，團伙成員張XX系村文書、李XX系村組長，自2001年糾集東川區銅都鎮起嘎、龍潭等村的社會閑散人員和兩勞人員，涉嫌聚眾斗毆、尋釁滋事、沖擊國家機關、故意傷害、濫砍濫伐破壞國家森林資源等多起惡性案件，致傷33人，嚴重擾亂了當地社會治安秩序。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

從組織構成上看主體成員構成相似的特點：

一是本地人多。無論是惡勢力首要分子還是盲從的外圍人員，基本上是本地人。

二是社會閑散人員多。團伙成員大多無正當職業和謀生技能，成天四處游蕩，不務正業。

三是年齡結構低。團伙成員向低齡化發展，有的甚至是在校初、高中學生。

四是文化水平低下者居多。團伙成員文化素質普遍低下，缺乏社會公德，法制觀念淡薄，謀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賭博、嫖娼、打架斗毆、好吃懶做的惡習，他們講究哥們義氣，崇尚外國黑社會、幫派中“亡命徒”式的行為模式，把吃喝玩樂、享受和稱雄稱霸作為追求目標。

五是有“前科”的人員多。多數惡勢力成員是有前科劣跡的“兩勞”釋放人員或被刑事拘留、治安處罰過的違法犯罪人員，有的甚至是“二進宮”、“三進宮”人員。這些人都是經過打擊處理卻劣性不改，甚至以此為“炫耀”資本的人員。調查表明，惡勢力成員中受過打擊處理的人員越多，或惡勢力頭目的劣根性越重，其惡勢力團伙的“惡”性程度越大，社會危害性越嚴重。

（四）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活動區域當前我市農村黑惡勢力活動的區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經濟相對發展的鄉鎮、城鄉結合部、鄉村集貿市場。

二是在飯館、歌舞廳、網吧、電子游戲室、洗浴及其他娛樂服務等治安復雜場所，這些地方是其侵害和活動的主要場所。

三是礦山、建筑、征地、交通運輸及一些季節性的水果、野生菌、蔬菜等行業。如晉寧縣蘇XX惡勢力團伙，該團伙為了壟斷段明村、雙龍灣等地的野生蘑菇生意，采取毆打、威脅和干擾等手段，不許其他商人收購，強迫村民以低價成交。又如東川區郭XX惡勢力團伙，該團伙在湯丹鎮進行非法采礦、尋釁滋事、故意傷害、強取豪奪等違法犯罪活動。

四是云南省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這些民族與周圍的漢族之間，可能因信仰、習俗、土地糾紛、鄰里糾紛、債務糾紛等各種各樣的矛盾引發沖突，以致形成惡勢力犯罪團伙，若處理不好各民族之間的問題，極有可能引發更大的群體性事件。如石林縣以敖XX為首的漢族惡勢力團伙，與以李X為首的彝族惡勢力團伙之間，因爭地盤、充老大、爭女友等原因相互多次發生械斗并涉嫌多起傷害案件。

二、云南省公安機關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防范基礎工作薄弱，導致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難以及早發現。

黑惡勢力團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的演變過程，而這一演變過程使其具有長期性、隱蔽性強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運用嚴密的防控體系、堅實的基礎工作在源頭上控制黑惡勢力團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氣候造成危害。但從調查的情況看，基層工作中存在對刑釋解教等重點人口及其他列管工作對象控制管理不到位，對轄區的出租房、娛樂場所以及流動人口管理存在漏洞等問題，特別是流動人口中無固定居所、無固定職業的高危人群或受過打擊處理的人或有涉惡或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傾向的人不能完全發現并列管掌控。

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由于基層公安機關對黑惡犯罪性質特征不熟悉，加之農村地區是典型的熟人社會，民警和當事人雙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親戚朋友等，因而對一般的治安案件能調解就調解，盡量不傷和氣導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協，致使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難以及早發現。

（二）對黑惡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證據支撐，實際操作中難于準確把握。

首先，黑惡勢力為規避法律，常打“擦邊球”，有組織地做一些違法但不構成犯罪的事，對群眾形成心理控制，擴大團伙影響力。如果孤立看待這些行為，很難認清其整體危害性，常常只進行簡單的治安處罰，不納入刑事偵查的視野，不利于對黑惡犯罪準確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將黑惡勢力消滅于萌芽狀態，不利于從根本上摧垮黑惡團伙。

其次，一些涉惡團伙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由于前期準備不充分、力量投入不足、辦案經驗欠缺、主觀認識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準確定性，把本應該是打黑案件當成一般的惡勢力案件進行偵查。隨著偵查的深入，逐漸意識到案件的重大時，大量證據已經遺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經潛逃，打擊的最佳時機已錯過。

而為突出掃黑除惡這一工作重心，則容易將所有團伙犯罪都朝著涉黑涉惡方向偵查，從而常產生兩個弊端：一是戰線拉得過長，遍地開花，人人負重，辦案成本高，辦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點打擊；二是隨著偵查的深入，黑惡的定性如果在預審、起訴或審判環節被改變，將影響辦案部門和民警的積極性，不利于專項行動的順利開展，社會效果也不佳。

（三）偵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內難以偵查終結。

法定偵查羈押期限短是制約黑惡案件偵辦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公安機關偵查辦案，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請逮捕、逮捕、延長偵查羈押期限、起訴后補充偵查這幾個階段。對于一名犯罪嫌疑人，偵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訴前一般最多7個月，移送審查起訴后退回補充偵查最多有2個月。因此偵辦團伙案件，自第一個犯罪嫌疑人到案，一般最多只有10個月零幾天的偵查時間。涉黑涉惡案件一般涉及人數較多，涉及面較廣，涉案人員反偵查能力較強，同案犯罪嫌疑人潛逃后獨立生存的能力很強，受偵查期限的限制，常出現以下情形：一是主要成員在逃，事實不清，期限屆滿難正常起訴，難有效打擊犯罪；二是在逃人員歸案時，曾作過案的犯罪嫌疑人因釋放、取保候審或未及時采取強制措施而潛逃；三是被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或串供、或反面宣揚，對證人和受害人造成心理影響，不利于緝捕、取證，帶來不良的社會效果；四是公安機關迫于時限，不能將個案證據收集充分，或者放棄個案偵查。

（四）調查取證、收集固定證據難。

偵查實踐表明，涉黑涉惡犯罪的組織者一般很少直接參與具體的犯罪活動，但其對社會的危害性則遠遠高于具體實施犯罪行為的組織成員。

辦案單位對個案的證據收集比較到位，但疏于發掘單個犯罪同團伙之間的聯系，忽視了有組織犯罪證據的收集，或者沒有全面收集集中體現有組織犯罪的證據，導致首要分子的組織、領導作用不能通過證據明顯體現出來。造成團伙頭目罰不當其罪，或遺漏重大案犯，使犯罪的策劃者、指揮者、獲利者得不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打擊不力，留下后患。同時，黑惡勢力有其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違法犯罪事實復雜，鎖定犯罪事實需要大量的調查取證。由于有的證人和被害人忍氣吞聲、怕打擊報復、不想舊事重提，或者老百姓對打擊工作心存疑慮，造成群眾不愿意履行舉證義務，對黑惡勢力的犯罪線索不舉報揭發、對黑惡犯罪證據不主動如實提供。辦案人員取證時，多次遇到證人躲避公安機關、直言受到威脅、對知情的犯罪事實含糊表述、作證時親屬一直阻撓等情況。雖然在詢問證人之前都按照規定提供了《證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但實際操作中很難追究一般證人拒絕作證或作偽證的責任，致使證據鎖鏈難以形成。

（五）抓捕、審訊黑惡團伙成員難。

該類犯罪嫌疑人反偵查意識較強，有的曾經是公安機關的特情、耳目，對基本的偵查手段有所了解，甚至掌握，所以給抓捕帶來很多困難。

歸案后審訊工作難度較大，如審訊時不及時做好聲像證據固定工作，以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當庭翻供。特別是組織領導者對這方面的法律知識有所了解，審訊時極力回避組織特征方面的問題。

同時，當前公安隊伍新老交替現象比較普遍，年輕民警經驗不足，不能按要求順利收集固定證據。有的取證之前不認真分析案情、列出取證提綱，取證時隨著自己的主觀意志確定詢問方向、制作詢問筆錄，取證后不認真梳理完善證據、消除證據矛盾。有的地方熟手不愿教、看笑話，新手不愿學、圖應付，致使個別證據取證多次仍達不到效果，個別偵查員偵辦案件多時仍不清楚案件情況，影響辦案質量和進度。由于缺乏偵辦黑惡案件的經驗，拿不準偵查的主打方向，力求窮盡案件的人和事，忽略了重點圍繞黑惡勢力標準搜集證據，以致盡管取回了大量證據，破獲的個案很多，但缺少反映團伙成員組織分工、組織紀律、行為因果關系等黑惡犯罪的核心證據，涉黑案件四大特征的證據不充分，不能以黑惡勢力定罪量刑。

（六）對農村黑惡勢力打擊處理難。

首先，認定涉黑案件的具體標準難以掌握。

由于辦理涉黑案件涉及多個訴訟環節，并且實際情況差別較大，導致實踐中公檢法司法機關對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現在對涉黑犯罪的組織性、經濟性、控制性認識不一，從而影響了對涉黑犯罪的打擊力度。

其次，一些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人對黑惡勢力的性質和危害認識不足，擔心影響任期政績和地方經濟發展環境，不愿意承認當地有黑惡犯罪以下基層組織的領導打擊黑惡勢力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一個普遍難題。許多黑惡團伙的頭目也是當地的經濟能人，尤其是在他們開辦了一定數量的經濟實體時，盡管發展早期和壯大后的經營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惡，但為當地提供了不少就業崗位。吸納了不少剩余勞動力。在處理了黑惡頭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維系這些實體的運營是個大難題，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對農村惡勢力團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動所涉及的具體罪名進行處罰，這與其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罰當其罪。

如惡勢力團伙實施的輕傷害犯罪，其社會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輕傷害，但實踐中也往往被判處緩刑，或者處以罰金，有的甚至做了調解處理，致使一些惡勢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會，再次作惡，造成新的危害。

三、對公安機關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對策和建議。

（一）研究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解決掃黑除惡的法律瓶頸。

完善的立法是保障掃黑除惡工作深入進行并取得實效的根本保障，因此各級立法機關必須從加強政權建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認識黑惡勢力犯罪的嚴重危害性及開展掃黑除惡工作的必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盡快完善、修訂掃黑除惡的法律法規，建立必要的偵查制度和相關工作制度。一是統一公檢法部門對涉黑涉惡案件在犯罪證據、犯罪事實上的認定標準，防止在案件性質、證據、事實的把握上出現偏差。二是在現有刑罰的基礎上，提升對涉黑涉惡犯罪的量刑處罰幅度，充分體現刑法“罪刑相適應” 的原則。三是明確團伙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分子、一般參加者、被脅迫參加者等不同成員的具體量刑標準，達到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

四是針對黑惡勢力團伙的違法所得，增設罰金、沒收財產等附加刑，以摧毀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消除其再生能力。

（二）加強情報信息工作，提高發現控制能力。

按照公安部以及各省區的掃黑除惡工作機制，派出所和責任區刑警隊對農村黑惡犯罪個案負有重要的發現責任、立案責任，區縣一級公安機關負有重要的報告、打擊和主管責任。

首先，派出所責任區民警要密切注意農村的社會治安動態，經常深入責任區，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多到村民中訪寒問苦，黑惡勢力的蛛絲馬跡不難發現。

其次，還應強化對易于滋生農村惡勢力場所的陣地控制，對黑惡勢力經常涉足的娛樂業、餐飲業、大型市場、交通運輸業等重點行業，要積極構建公開管理與秘密控制相結合的群防群治網絡，通過公開調查和秘密偵查等多種途徑，強化陣地控制，搜集掌握這些行業場所涉黑涉惡犯罪的第一手資料，及時發現和打擊農村惡勢力的違法犯罪活動。

第三，加強對重點人口的管理控制工作，采取靈活可行、具有實際效果的工作方法，有重點、有針對性地進行管控，真正做到“底數清、情況明、不漏管、不失控”。要充分依靠治保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切實落實對重點人口的幫教措施，減少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重新違法犯罪的機率。對那些不夠打擊處理的人員要建立信息檔案，將其列為重點人口，納入視線，加強管理，逐人落實幫教措施，發現問題，及時給予打擊處理。

第四，通過查處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發現、挖掘涉黑涉惡線索和人員，為掃黑除惡工作提供準確信息和線索。

第五，廣辟犯罪線索來源，通過開通舉報電話、設立舉報信箱、開設網上投訴地址等多種渠道，獲取黑惡勢力犯罪線索。

（三）加強掃黑除惡專業隊伍的建設，建立掃黑除惡長效工作機制。

自從公安部2000年在全國發起第一次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以來，至今已10年有余，掃黑除惡基本上采取專項行動的方式。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人財物的大流動，專項行動的方式由于臨時性，非專業性只是權宜之計，一時之策，已不適應掃黑除惡工作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要建立掃黑除惡專業隊伍，建立一套高效的掃黑除惡長效工作機制。

從調查的情況看，一些基層公安機關對黑惡犯罪的性質和特征認識不到位，缺乏知識儲備和打擊經驗。有的在決定打擊之前，尚不清楚什么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

組建一支業務素質高、作風頑強的掃黑除惡專業隊伍成為有待解決的問題。

由于掃黑除惡工作是一項艱巨復雜的工作，涉及政策法律較廣，因此應從公安機關抽調具有較高的政治敏銳性和較高的紀律素養，善于應用法律法規，具有較強的偵查能力的偵查人員組建專業的掃黑除惡隊伍。開展專門的業務培訓，或以案帶訓的方法，培訓偵查人員熟練掌握并運用相關法律知識和辦案程序，提高偵查人員對集團犯罪、黑社會犯罪的偵查能力。

（四）提高偵查能力，重視偵查謀略，要有經營案件的意識，要有專案偵查意識和專案專辦的決心。

對重大涉黑涉惡案件，要采取異地用警、異地關押、異地審訊的方法進行偵查辦案，商請檢察院提前介入，法院進行異地審判，以防止犯罪分子通風報信、串供翻供，避開“關系網”、“保護傘”的干擾。在使用傳統偵查手段的同時，要注意使用技偵、獄偵、秘密調查、暗訪、特情等秘密手段。對于重要線索要安排專人立線偵查，在本著“打早打小、露頭就打”這個大原則的同時，要有經營案件的意識，在對黑惡勢力的組織結構、主要罪行基本掌握以后，要精心選擇破案時機，精心組織抓捕行動。對于該類案件要成立專案組，有明確的專案組長，下面固定專案成員，專案專辦。辦理農村涉黑案件也不可能完全離開基層公安機關，因此，在安排有關工作時，上級公安機關的刑偵指揮員要充分考慮到當地民警的難處。“專案組撤了，當地民警還要工作生活在當地。因此，兩個涉黑案中，對關鍵人物的抓捕工作和核心的調查取證工作，要安排上級公安機關和異地抽調民警；而宣傳動員村民檢舉揭發、外圍取證等工作，當地民警比較合適。

（五）加強對收集固定證據方法的研究，不斷提高偵查人員的取證能力。

偵查實踐中看，取證難是所有刑事案件面臨的難題，在辦理農村黑惡案件中取證難尤顯突出。盡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還是不斷摸索出了一些克服取證難的方法技巧。取證時必須注意充分保護證人，注意選擇適當的時間和方式。白天不行就夜里去，本地不行就約到外地；證人不愿意出庭作證，要尊重其意愿。取證時要注意承諾有度。在取證之前，有的證人，尤其是一些曾經有過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參與者和受害者等類型的”灰色證人“，可能會提一些帶有交換性質的條件。民警要注意承諾有度，最好是報告專案組或者有關領導研究后，按照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規定進行有限承諾。政府向當地群眾傳達的打擊黑惡決心是否堅決。是能否動員大多數受害者檢舉揭發黑惡犯罪的最主要因素。盡管取證難，但要是帶著真情、帶著誠心反復做工作，是能夠打開大多數受害人和證人的心扉的。

（六）緊緊依靠黨委政府的支持，嚴查”關系網“，鏟除”保護傘“。

對重大涉黑涉惡案件，公安政法部門要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匯報，與紀檢、監察機關溝通，務必深挖幕后指揮者和”保護傘“。對發現有黨政干部、政法干警、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與黑惡犯罪活動或充當”保護傘“等違法違紀問題，要及時報告黨委、政府，并堅決嚴肅查處。對與黑惡勢力有牽連的黨政領導干部，要堅決予以調整，嚴肅追究責任；對包庇、縱容黑惡勢力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機關，從嚴懲處，絕不姑息。對那些雖不是”保護傘“，但與黑惡勢力有牽連，給黑惡勢力活動提供便利的公務人員，也要嚴肅處理。

參考文獻：

［1］內部資料《惡勢力犯罪的十六種表現形式》

［2］內部資料《摸排涉黑涉惡團伙渠道十六法》

［3］內部資料《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基本思路》

［4］王健。黑社會犯罪及其刑事政策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2004 ［5］戴新時。有組織犯罪刑事立法研究［D］。湘潭：湘潭大學。2001

第四篇：掃黑除惡

“掃黑除惡”

1、堅決擁護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戰略部署

2、深刻領會總書記親自發出“掃黑除惡”號召的重大意義

3、堅決掃除黑惡勢力，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堅決打掉黑惡勢力的政治靠山和“保護傘”

5、堅決打擊有組織地從事“黃、賭、毒”違法犯罪活動的黑惡勢力

6、嚴厲打擊欺行霸市、強買強賣、敲詐勒索、聚眾滋事等黑惡勢力

第五篇：掃黑除惡

掃黑除惡

掃黑除惡，意義重大。如今全國都在進行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這次專項斗爭，是以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這關系著人民的安居、社會的安定、國家的長久治安。所以不光是黨員干部，還是人民群眾，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視，保持意見統一，共同努力掃黑除惡。

黑惡勢力的存在。讓不少群眾遭受欺壓，有的黑惡勢力為求“保護傘”腐化黨政領導干部，也導致相關管理部門想懲治卻怕懲治，最后訴求無果；有的是相關部門管理松懈，不引起重視，只在群眾反映時進行管理，這樣長久以來，導致黑惡勢力不斷壯大。掃黑除惡，任重而道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所以我們都要參與其中。首先是相關部門要加強管理，更要敢于管理，不能因畏懼黑惡勢力的“保護傘”而放棄，繼續給黑惡勢力滋生的機會。也要大力宣傳，讓群眾了解，呼吁群眾參與，發現問題能及時居報。其次是人民群眾一定要參與，不能置身事外，這樣才能保證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全面開展。

通過開展這次專項活動的方式，必然會給黑惡勢力以沉重打擊，但不僅僅只在這次專項活動中加強管理打擊力度，應該建立長效機制，在平日里對黑惡勢力進行不斷打擊，當黑惡勢力出拙苗條時即被痛擊，就不會有坐大的機會，這樣對人民群眾利益造成的損失也能降擊最低。

楊晶

八《2》班

反腐敗

習總書記在第十九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老虎”要露頭就打，“蒼蠅”亂飛地也要拍；

把掃黑除惡同反腐敗結合起來，即抓涉黑組織，也抓后面的“保護傘”

對“把掃黑除惡同反腐敗結合起來”這一首次提法，我舉雙手贊成擁扶，拍手叫好！

建國初期，有一首歌很流行。歌詞是這樣：“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軍的人民好喜歡，人民政府愛人民呀，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因為解放區的天空晴朗，所以人民群眾頌人民政府和共產黨。

然而，如今有的地方出現了黑惡勢力，他們無法無天，禍害人民群眾，使人民“好喜歡“變得”好無奈”“好痛恨”。所以，為人民服務的黨和政府應該堅決掃黑除惡，保護人民。而黑勢力（分子和組織）同腐敗分子是一根藤上長出的兩個毒瓜，腐敗分子是黑勢力的“保護傘”，黑惡分子及組織是腐敗分子的“小錢柜”。因此，要全面從黨治黨，深入反對腐敗，就必須掃黑除惡；而要把黑惡掃除干凈，又必須同他們的“保護傘”即腐敗分子作堅決斗爭，“老虎”一露頭就打，“蒼蠅”亂飛也要拍，讓他們沒有藏身之地，把他們胡作非為搞的烏煙瘴氣的地方，恢復成人民高歌的“明朗的天”。

肖語露

八《3》班

參與且打擊黑惡勢力

朗朗乾坤，不容黑惡勢力有任何藏身之處，黑惡勢力是生長在正常社會的毒瘤，如果任由黑勢力滋生蔓延，將成為危害社會穩定動搖我們黨執政根基的重大隱患，各地區各部門要提高政治站位，從而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戰略高度，按照黨中央和國務院通知要求，堅決打贏這場攻堅戰。

近年來，隨著打擊力度加大，黑惡勢力的存在，讓不少群眾遭受欺壓，有的罪惡勢力為求“保護傘”腐化黨政領導干部，也導致相關管理部門想懲治卻怕懲罰，最后訴求無果有的是相關部門管理松懈，不引起重視，只在群眾反映時進行管理，這樣長久以來，導致黑惡勢力不斷壯大。掃黑除惡，任重而道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所以我們都要參與其中。首先是相關部門要加強管理，更要敢于管理，不能因畏懼黑惡勢力的“保護傘”而放棄，繼續給黑惡勢力滋生的機會。也要大力宣傳，讓群眾了解，呼吁群眾參與，發現問題能及時居報。其次是人民群眾一定要參與，不能置身事外，這樣才能保證掃黑除惡的行動全面開展。

通過開展這次專項活動的方式，必然會給黑惡勢力以沉重打擊，但不僅僅只在這次專項活動中加強管理打擊力度，應該建立長效機制，在平日里對黑惡勢力進行不斷打擊，當黑惡勢力出拙苗條時即被痛擊，就不會有坐大的機會，這樣對人民群眾利益造成的損失也能降擊最低。

王佳怡

八《2》班

掃黑除惡

近日，在盆友圈看到一篇文章，文中總結了黑惡勢力的29種常見表現形式，至此，我對掃黑除惡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自二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到如今已過半年，在這半年間，各地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對社會各界各個方面的黑惡勢力開展強有力的清掃，成效顯著。

眾所周知，黑惡勢力對社會穩定，社會和諧與社會發展所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城鄉基層，黑惡勢力讓人深惡痛絕，有橫行鄉里的“村霸”，收保護費的“市霸”，非法放高利貸，暴力討債等違法行為讓群眾叫苦連天，嚴重侵蝕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嚴重影響社會生活的安全，健康和穩定。

安全是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礎，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石和日宿。只有堅持依法從嚴懲處黑惡勢力犯罪，堅決打贏掃黑除惡專項攻堅戰，才能有效鏟除黑惡勢力滋生土壤。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讓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更加充實。

筆者相信，通過各級部門 共同努力，通過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一定能夠打勝這場攻堅仗，還群眾安定環境，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大】楊宇軒

八《2》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