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時政熱點：謹防環保“約談”淪為“空談”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2015時政熱點：謹防環保“約談”淪為“空談”

四川省環保廳日前分批次對廣元、雅安、宜賓3市22個區(縣)環保局長進行了約談，要求嚴格整改檢查中發現的環境問題和違法行為。這是新環保法實施以來四川首次大規模的約談。(6月3日 新華網)環保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然而，在一些地方，企業違法排污的行為屢禁不止。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督查問責機制,導致相關部門履行職責不到位。為此，去年6月，國家發布了《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對未履行環境保護職責或履行職責不到位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關職能部門、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依法進行告誡談話、指出存在問題、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

相較于其他措施、手段，介于監督和問責之間的環保約談，運用事先提醒、告誡的方式來推動地方政府治理區域環境問題更有價值，畢竟“防患于未然”比發生重大環境事件后再查處責任人更有意義。實踐也早已證明，環保約談的確是解決行政區域內存在突出環境問題的有效手段。

那么，如何避免約談淪為流于形式的“空談”呢? 首先，約談要找準“關鍵對象”，不僅要約談地方環保負責人，還要約談地方政府負責人。“環境問題”絕非只是“環保問題”，也絕不僅是局部問題、業務問題，而是全局問題、經濟問題、民生問題、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因此，切不可只是把環保局長叫過來“訓一頓”了事，還必須對地方政府負責人進行有效約談，讓他們“紅臉出汗坐不住”，并對落實整改要求作出整改承諾。

其次，約談要“敞開大門”，不僅要在體制內公開，還要在全社會公開。環境問題不是“家里的事”，絕不能關起門來搞“內部解決”。環保約談要“敞開大門”，主動邀請媒體和公眾代表列席監督，讓公眾與媒體推動和監督環境問題的解決。

再次，約談要抓“后續動作”，不僅要抓問題整改情況，還要抓問責情況。約談之后，要督促被約談的地方政府將約談要求落實到位;被約談的逾期未落實整改承諾，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的，啟動問責機制，并將問責情況通過媒體公開曝光。只有動真的、來實的，說一不二，該打板子時真打板子，有關地方政府才不會走過場、約談才能不空談，環境問題才能在規定的時限內得到有效解決。

當然，我們也必須清楚，約談只是一種勸說普及性質的做法，并非一種正式的行政手段，更算不上行政處罰。面對環境違法行為的高發態勢，約談的確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從長遠來看，還須從立法和法律執行層面著手，解決落實地方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環保責任的問題，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網，促使相關單位部門抓好環境保護工作。

第二篇：時政熱點：低保不能淪為一道“下酒菜

49歲的齊放“吃低保”已有7年。他和妻子體弱多病，沒有工作，全家3口靠政府救濟的每月77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維持生計。今年女兒大學畢業，已經找到工作，兩個月后全家就不再符合享受低保的條件。看到全市核查低保的公告后，齊放決定提前退保，帶頭把機會讓給更有需要的人。日前，錦州掀起一場核查風暴，兩萬多人主動退出低保（據6月14日《中國青年報》）。

據統計，錦州市約有低保對象14萬人，這意味著在不到7名享受低保人員中，就有一人主動退出低保，盡管媒體列出“主動退保”的有兩種情況：“有受人情關系或其他原因特殊照顧的，也有不少是像齊放那樣家庭經濟狀況改善之后，不再適合享受低保的”。實際上人們心里都清楚，能夠像報道開頭低保戶齊放那樣因不再符合低保條件而主動提出退保的不會太多，而懼怕市政府“核查風暴”，擔心被查出是“人情保”、“關系保”等本就不符合低保條件而主動退保的，應當才是這2萬多退保群體的“主流”。

就在日前，媒體報道了湖南省耒陽市查處清理402戶存在“死人保、富人保、關系保、福利保”等情況，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也暴露出低保政策在農村基層具體落實中所存在諸多問題，而從錦州市所呈現的情況來看，某些基層官員濫用權力，將惠及貧困家庭的最低社會保障制度，用來惠及親屬照顧關系的情況，不僅具有普遍性，且嚴重程度已經遠超出社會公眾的想象，同時也折射出在市場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某些人對金錢的價值觀也出現了較大的扭曲，只要能利用權力、關系，該享受與不該享受的利益，均無所顧忌的要納入囊中。更暴露出在低保發放的違規違紀問題上，不僅存在程序制度上的漏洞，一些法律法規也明顯存在著執行不嚴甚至“脫節”現象。

我們都知道，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盡管經濟物質生活相當貧乏，但人們對國家救濟政策的價值觀點卻非常明確，只要家庭不遇到特別嚴重的困難，生活能過得去，極少有人會主動申請救濟，而被救濟的家庭不僅不以此為光彩，反而會感到特別羞愧。受這種“榮辱”價值觀的影響，為數不多的救濟不但真正起到“救急”作用，反而更刺激被救濟家庭通過更辛勤的勞動來盡快甩掉“救濟戶”的帽子，因為有這頂“帽子”戴在頭上，在四鄰八鄉人的眼里就會談不起頭來，甚至找對象、娶媳婦都難。然現在低保落實所呈現的問題較之過去卻恰恰相反，在不少農村基層，低保戶已經不等同于家庭的收入低或是“吃不上飯”，反而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社會關系，能夠吃上低保非但不感到羞愧，沒有對國家政策絲毫的感恩，反而覺得是某種關系給自己帶來的一項“額外收入”，正如錦州市委書記王明玉所說的那種現象：“富人開著私家車領低保，窮人流淚盼救濟”。某些低保救助甚至成了農村“富貴一族”家庭餐桌上的一道“下酒菜”。

對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家庭，由政府“兜底”實行最低生活保障補貼，這是一項實實在在惠及貧困家庭和人員的國家政策，如錦州市委王明玉書記所言是一項“良心工作”。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hlbe.offcn.com/

他理應惠及最需要救助的貧困家庭，為了保證所有低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家庭人員都能被惠及，國家還特別強調“應保盡保”，只要符合低保條件，幾乎沒有數額限制，但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中，“應保盡保”卻被某些基層官員用來照顧自己的親屬乃至關系戶，不僅沾親帶故“人人有份”，湖南耒陽甚至還出現了“死人保”。低保政策落實出現這種“該保的沒保，不該保的亂保”，不但讓低保政策失去了他原本的善意，讓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員的形象大打則扣，惠民政策反而成了時下很多農村基層社會的一種“不穩定因素”，因為低保問題所導致的矛盾糾紛不斷，甚至成了某些惡性刑事案件的“導火索”。

實際上，為了保障低保能夠保到真正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國家和各地方政府不但給低保戶設置了具體的“門檻”條件，更制定了相對科學嚴謹的審核審批程序，只要各地民政部門和基層官員嚴格按照條件程序來執行，幾乎不可能出現“富人開著私家車領低保，窮人流淚盼救濟”，甚至“死人保”的現象，尤其是基層民政部門如果能夠認真履行職責，嚴把審核及復核關，基層官員即使“作弊”也很容易被發現。從媒體所報道的很多違規低保案例來看，落實“走樣”的主要原因是基層干部存在“私心”，民政部門審核“走過場”所導致，是“上下”失職瀆職結出的惡果。另外，對低保中的騙保行為處理不嚴也是一些基層官員有恃無恐的根源所在，錦州這次對低保的“核查風暴”就強調：如果一開始就不符合條件，這次重新提出申請的話，將被追繳騙保資金。這意味著只要這次不再重新申請，“騙保”也就不再追究，這種“強調”本身其實就是放縱，分明是在暗示“騙了白騙”，而對于過去在低保政策落實中能恪守條件和程序的基層官員，無疑是一種沉重“打擊”。

低保政策體現國家對貧困家庭的關愛，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惠民成果，落實的好，能讓眾多貧困家庭擁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感受到國家的溫暖，更起到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作用，如果落實走樣，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為“富人開著私家車領低保，窮人流淚盼救濟”甚至“死人保”等等，非但不能讓貧困家庭感到溫暖，更會適得其反。因此政策落實中除了強調相關工作人員要將其作為一項“良心工作”之外，更要加強對執行各項程序的監督，確保全過程都能處在陽光之下。另外，對基層官員和群眾要進行核心價值觀教育，對騙保行為更要“零容忍”，決不能“騙了白騙”，領取的要如數追回，失職瀆職要嚴肅追責，要確保國家的低保政策成為貧困家庭的生存“主糧”，而不能任其淪為某些富貴一族餐桌上可有可無“下酒菜”。（朱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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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水廠私人經營 水質安全淪為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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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廠私人經營 水質安全淪為空談

“由于改善水源水質和完善供水設施是解決自來水水質穩定達標的主要途徑，而水源水質的改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且也可能因污染出現暫時性、局部性的惡化。因此，我國城鎮供水安全依然面臨挑戰。”住房城鄉建設部有關人士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國家有關部門于2006年重新修訂頒發了《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將原有的35項水質指標提高到106項，指標限值也更加嚴格，總體上與發達國家接軌，并要求于2012年7月1日起全面實施。

住房城鄉建設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主任邵益生介紹，在這樣一個高標準的要求下，為了掌握城鎮供水設施是否適應新標準要求，2008年、2009年，住房城鄉建設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組織對全國4457個城鎮自來水廠進行了普查，按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評價，自來水廠出廠水質達標率與標準要求還有相當差距，其中城市自來水廠出廠水質達標率為58.2%。

針對城鎮供水設施落后情況，為指導城鎮供水設施建設和水質達標改造，2009年，住房城鄉建設部編制發布了《城鎮供水設施改造技術指南》，各地采取升級改造水廠和管網、強化運行管理、更換水源等措施，積極應對新標準的全面實施。

2011年住房城鄉建設部城市供水水質監測中心再次會同有關單位、組織國家認可的專業水質檢測機構，對占全國城市公共供水能力80%的自來水廠出廠水進行了抽樣檢測，自來水廠出廠水質達標率為83%。邵益生說，這說明在新標準的引領下，我國城鎮供水水質正在逐步提高，我國城鎮供水總體安全。

不過，住房城鄉建設部有關人士坦言，我國城鎮供水安全依然面臨挑戰。

中小城市供水質量堪憂

從檢測數據看，北京的水質不錯，但很多居民認為北京的自來水水堿較大。“水垢緣于地下水過度開采，就像喝一盆粥，剛開始喝上邊的都是稀的，越喝到下邊越稠。”北京市水務局供水處處長胡波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據了解，由于掠奪性開采，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目前的平均24米左右。

記者了解到，北京、廣州等大型城市的水質較好，但中小城市的水質值得密切關注。北京城市供水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市自來水集團各水廠為主的公共供水企業、鄉鎮集中供水企業和具有自建設施供水的單位。最近發布的《2011年北京市城市供水水質監督檢查工作報告》稱，2011年北京市上述三種城市供水水質的綜合合格率分別為100%、99.7%和97.7%。

胡波處長透露，現在北京市的水企在原水中實行地表水和地下水勾兌，盡量減少水堿多的尷尬。按照北京市總體規劃，從2014年長江水進京開始，北京將利用三到五年時間，用長江水替換下城區大概800多個自備井，一旦這些自備井關閉，不少市民將會感覺到水質的提高。同時市政管網中的地表水比例也將逐漸增多，到那時候自來水的水質將會有大幅提信息來源于環保英才網http://www.tmdps.cn/ 信息來源于環保英才網http://www.tmdps.cn/

高。

廣州市自來水公司介紹，通過水源置換工程建設、水廠升級改造、加強水質監控、規范居民二次供水保潔等有效舉措，全面提升了城市的供水水質及供水安全性。2010年11月，廣州市中心城區出廠水質提前20個月全面達到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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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時政熱點：謹防農村成為銷“廢”市場

[鍵入文字]

新買的電水壺時不時漏電“打人”，嶄新的羽絨服穿一次就“脫色”、“走毛”，新鞋子沒幾天就“咧開了嘴”，滿懷希望種下種子收成減半??筆者在鄂西北走訪發現，當下的農村消費環境依舊不容樂觀，部分農村幾乎成了銷“廢”市場。偽劣商品，既有衛生巾、牙膏、香皂、洗發水、衣服等日用品，也有偽劣食品，還有種子、農藥、化肥等生產用品，從假名牌到仿名牌，從三無產品到劣質商品，各類商品應有盡有，甚至供貨者和賣貨者串通合伙賺黑錢。某市消費者協會調查發現，在近兩三年里，過半數的農民與假冒偽劣產品有過“親密接觸”。不少農民說，每次買東西，心里都不踏實，只能盼運氣好些別買到假貨。

如今，農村獨生子女也漸漸多起來了，而且大多是“隔代撫養”，青年人外出打工，孩子留農村由爺爺奶奶照顧，為了“哄”孩子高興，孩子要什么，爺爺奶奶就買什么。一位奶奶說，她孫子最喜歡買“五毛”一樣的“好吃的”。“其實我自己也弄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只知道那一堆東西是五毛錢，每顆像小糖一樣的東西，染著鮮艷的顏色，生產日期、保質期都沒有，可是小孩子喜歡吃，一有錢就往小店跑，我們也沒辦法。”

農村成為銷“廢”市場，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農村市場缺少監管。有不少農民說，偽劣商品敢“上山”，在于監管少“下鄉”。每年的3.15行動、質量打假行動，城鄉兩重天，城里轟轟烈烈，農村冷冷清清。有不少農民說，城里人發現假貨可以投訴、可以索賠；農村假貨那么多，誰買到誰倒霉，無處投訴、無法索賠。對此，工商、質檢等部門也是滿腹委屈：農村點多面廣，基層人手少，經費少，檢測條件差，“管不過來”。

農村商品市場欠完善。最典型的特征是農村缺乏現代流通網絡，大量商業企業還沒有把觸角伸向農村，原有農村供銷社的職能已嚴重弱化。不規范的市場秩序更容易給農村市場帶來制假售假、價格欺詐等行為，與其說農民“青睞”假貨，不如說是買真貨難。好多農民群眾反映，要是正規商貿企業能在農村開些連鎖店就好了。

農民安全消費意識薄弱。農村消費者限于自身文化水平、消費經驗和消費習慣等因素的制約，對商品的屬性、特征不甚了解，不自覺地變成了假冒偽劣產品的受害者。農村消費者收入偏低、消費水平有限，“廉價”因此成了影響他們購買商品的重要因素。有農民說：“在我們老百姓眼里，便宜最緊要，哪個便宜哪個就好賣。”購買商品時只圖便宜，無形之中，為假冒劣質產品提供了市場。

農民朋友維護權益難。農民朋友大都有“不惹事”的秉性，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為了一瓶假飲料、假洗發水而跑到工商局、質監局去舉報，甚至很多人連工商局、質監局門朝哪兒開都不知道，更不用說使用投訴舉報電話了，就是即使知道上當受騙也往往“忍氣吞聲”。

我國農村承載了絕大部分人口，消費潛力巨大。農村市場“銷廢”現象的存在，是對農民經濟利益的隱性剝奪。如果假冒偽劣商品繼續橫行鄉村，不僅會影響農民群眾的消費積極性，而且會制約農民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升。建設健康有序的農村消費市場勢在必行。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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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建議：

第一，應加強市場監管，重拳治亂。加大農村市場整治力度，斬斷假冒偽劣商品進入農村的渠道，嚴厲打擊制假售假及欺詐行為；同時，將12315行政投訴和消費者協會的維權職能從城區延伸到農村，建立起城鄉一體的消費維權網絡，把維權工作做到農民家門口，為農民消費維權創造便捷的途徑和方式。

第二，應制定扶持政策，支持城市正規商貿企業經營網絡向農村延伸，形成以城市店為龍頭、鄉鎮店為骨干、村級店為基礎的農村現代流通體系，讓更多的優質產品占領農村消費市場，使那些劣質商品沒有在農村市場立足的余地。

第三，應加強農村消費者健康消費、安全消費的宣傳引導，提高農民識假、辨假、拒假的意識，提高農民維權意識和能力，敢于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形成假冒偽劣商品人人喊打、人人能打、人人會打的局面，讓假貨在農村無處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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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3時政熱點

“收縮的城市”

兩會期間，新型城鎮化引起熱議，很多議案提案針對農村怎樣城鎮化，農民怎樣成市民。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化產生的問題不僅在農村，也在城市。“收縮的城市”現象正在全球，特別是在發達國家蔓延，對我國城鎮化具有借鑒和警示意義。

今天所指“收縮的城市”,主要是工業化后期，由于去工業化、老齡化、高失業率、資源枯竭等原因，使某些地區城市人口減少，經濟活動衰退。德國聯邦文化基金會最近以美國底特律、英國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俄羅斯伊萬諾沃、德國哈勒和萊比錫幾個都市區域為例，在全球范圍內對“收縮的城市”課題進行了深入研討，指出了其中的三個成因。

第一是去工業化。20世紀中葉，英國工業就業開始萎縮，到20世紀末，去工業化在英國蔓延，其中在伯明翰、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的城市群，制造業的蕭條給城市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影響，而失業加速了城市人口外流和內部“空心化”。

第二是郊區化，即人口、產業、基礎設施從中心城區向偏僻地帶轉移。在美國，“收縮的城市”地處大區域的核心地帶，盡管大區域的人口和就業并未下降，但這些城市卻從中心地區向邊遠地區遷移，從而造成中心地區大面積荒蕪。區域重組又加劇了中心地區的廢棄和邊緣地帶的發展。城市邊緣區域憑借廉價的土地和開放的空間而備受制造業的青睞，導致郊區逐漸代替中心城市。

第三是政治、經濟體制轉型。受蘇東劇變影響，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多數城市人口數量銳減、經濟下滑、工業停滯甚至結構轉型，反工業化、私有化大行其道，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現收縮。

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認為，為了避免中國未來有可能出現區域性城市群的萎縮，中國的城市規劃要未雨綢繆，做好充分準備，用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應對城市發展、擴張，以避免城市衰退或人口遷出。

人的城鎮化，針對的是所有人，應該充分發揮政府主導戰略資源的傳統與優勢，趨利避害，發展文化事業，完善社會服務體系，這種城鎮化才能不僅避免“粗放的農村”，也避免“收縮的城市”。

原鐵道部公務員將分流、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17日表示，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立之后，原鐵道部的903名公務員將進行分流，有些進入該公司，有些進入交通運輸部、國家鐵路局，還有部分將進入地區局，具體分流的方案尚未確定。另外，偏遠地區的高鐵項目會繼續上馬。

鐵路改制后，火車票價格會不會馬上上漲?原有的學生票優惠、公益性運輸會不會取消?

依據《國務院關于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有關問題的批復》，要建立鐵路公益性運輸補貼機制。對于鐵路承擔的學生、傷殘軍人、涉農物資等公益性運輸任務，以及青藏線、南疆線等有關公益性鐵路的經營虧損，研究建立鐵路公益性運輸補貼機制，研究采取財政補貼等方式，對鐵路公益性運輸虧損給予適當補償。

由此，鐵路的公益性質仍會保留。政企分開后，這部分虧損將由政府“埋單”。

農民消費權益不應再被忽視

當今中國，農民特別是偏遠地區的農民，被各種各樣的假貨包圍著。作為消費者，他們往往別無選擇。

“真貨”不占領市場，“假貨”豈能退場?

當今中國，相比較而言，農民仍是負重最大、保障最少的一個群體，其中包括其消費權益的保障。在農民土地權益的保障逐漸被提到政府議事日程之時，農民的消費權益仍然處于被忽視的狀態。可以說，如今的農村市場，特別是偏遠的鄉村市場，從農業生產資料到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充斥著假冒偽劣產品，讓農民防不勝防，實在無奈。

今天刊登的讀者來信，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農村，那些無孔不入的假貨，給農民帶來了什么樣的煩惱與傷害。假種子，讓不少農民一年的辛勞付諸東流;假貨幣，無情吸吮著農民的血汗、吞噬著他們的財富;偽劣食品飲品，破壞著農民的味覺，侵害著其健康;假冒生活用品，給農民的生活帶來了無盡煩惱。實際上，農村已成了假冒偽劣產品的最大市場，農民也因此成了假冒偽劣產品最大消費群體和最大受害者。

假貨劣貨涌向農村，固然與農村消費水平低、農村消費者維權意識淡薄、自我保護能力差有關，但政府相關部門監管乏力、缺少作為也是重要原因。造假、售假者之所以“相中”農村市場，很大程度上在于，那里是監管“盲區”，造假售假“方便安全”;那里的市場不健全，貨源、貨物相對匱乏，正規商品及服務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求。

農民的消費權益不應再被忽視，不能再讓農村成為造假售假者的“樂園”了。

其實，如今農民的收入水平與生活水平較之以前已有了不小的提高，農民的消費需求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值得關注的是，當今農村消費群體構成的變化：文化程度高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都涌向城市，留在鄉村的更多的是老人與兒童，在消費市場上，他們明顯處于弱勢地位，消費知識、維權意識與能力相對不足，活動范圍相對狹小，對身邊商品的依賴程度較高。所以，建設新農村，讓農民過上好日子，能有尊嚴地活著，維護其合法的消費權益、滿足其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必不可少。凈化農村消費環境，提供規范的市場服務，是當今農民的迫切需求與訴求，政府責無旁貸。“百城萬店無假貨”等活動不能忽略了農村，“農資連鎖”等服務也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真貨”不占領市場，“假貨”豈能退場? 身家千萬大老板報考公務員 2月24日下午，正月十五這一天，浩宇告別了父母、妻子，輕輕地吻了下熟睡中幼子，獨自啟程來到哈爾濱，開始了一個月的公務員考試培訓學習。與其他很多考公務員的競爭者不同，浩宇是已經具有千萬身家的老板，但他羨慕公務員穩定、“高人一等”的公家身份，更希望用公務員的身份來改變之前到相關部門辦事時低聲下氣的窘狀。

身價千萬大老板 羨慕月薪千余元公務員

年近三十的浩宇出生在哈市周邊的一座小城，從小生活無憂。大學畢業后，浩宇沒有像很多同學那樣，加入考公務員、找工作的大軍。“當時沒想那么多。家里有生意，需要自己幫忙，還有相戀多年的女友等著結婚。”浩宇不存在為工作奔波的煩惱。

回到家后，浩宇結了婚，接管了家里的生意，當上了老板。不久，浩宇的兒子出生了。隨著事業蒸蒸日上，浩宇用自己賺的錢買了一輛奔馳轎車。幾年里，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去年身價已達到千萬，在當地也是小有名氣。

在外人眼里，浩宇家庭幸福、事業有成，可浩宇卻漸漸有了新想法。“雖然衣食無憂，但總覺得少點什么，心里不踏實。”浩宇告訴記者，每當看著身邊在體制內當公務員的朋友，工資雖然不多，只有1000多元，但生活品質很高，出門很讓人尊敬，很讓他羨慕。

那次和大學同學聚會時，大家互留聯系方式，有的同學在自己名字的后面注上“檢察院”、“稅務局”、“經濟開發區”等工作單位，看他們寫字的時候，都能感受到他們內心的那份優越感。輪到浩宇的時候，他猶豫了半天是否該寫上“經商”，最后他只寫下了電話。

出門辦事低三下四 家人期盼能“吃皇糧”

今年春節期間，全家人一起吃飯時，父親的幾句話堅定了浩宇考公務員的決心。“浩宇呀，咱家都是經商的，自古以來，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都比不上當官的，咱們去各部門辦事還得低三下四。今天這個部門來咱家商店檢查，明天那個部門又來檢查，咱家要是有個吃公家飯的，肯定不會這樣。趁著你現在年輕，何不試試考公務員呢?”父親的話得到家人的一致贊同。“當上了公務員，在社會上，會被人高看一眼，交往的平臺會非常大，可以形成重要的人脈資源，有利于家族企業的發展。”浩宇決定考公務員。

浩宇說，有些事讓他一直記憶深刻。他接手家里的生意后，每次去管理部門辦事都萬分小心，生怕說錯了什么話得罪人。即使這樣，有時還是會受到刁難，最后“意思了一下”才了事。后來，遇到管理部門下來檢查，浩宇早早備好中華煙笑臉相迎，有時還會找來一些公務員朋友陪同吃飯，即使這樣也不能保證辦事順利。“一般的老板見了有點實權的基層公務員也得陪笑臉，生意做得再大也總感覺沒保障，沒地位。有了公務員的身份，心里就踏實了，社會上就有地位了。”

開奔馳去上課

從不遲到早退

為了考上公務員，已經畢業5年的浩宇重拾課本。他買來了復習資料，還在哈爾濱報了一個培訓班。培訓班正月十六早上開課，怕上課遲到，浩宇正月十五在家吃過晚飯告別了父母和妻兒后，獨自駕車來到哈爾濱。

每天早晨，浩宇吃過早餐就駕駛奔馳車奔赴教室，從不遲到。培訓期間，由于教室冷，有些學生翹課，而浩宇則買來椅墊、熱帖，抱著熱水袋堅持上課。課堂上，浩宇認真地做筆記，記錄老師講授的重點。下課后回到賓館，浩宇第一件事就是給兒子、媳婦打個電話，每當聽見電話那頭兒子還不太清晰的“爸爸”，浩宇的臉上就會露出幸福的笑容。掛斷電話后，浩宇還會看一會書，做一套題，然后出去吃飯，回到賓館睡覺。

由于浩宇平時為人豪爽、仗義，在朋友圈的人緣很好。得知浩宇來到哈爾濱后，不少朋友都請他浩宇吃飯、聚會，可是浩宇全都推掉了，朋友紛紛埋怨他“不夠意思”。“聚餐就得喝酒，就要耽誤學習，咱不能忘了‘拋妻棄子’背井離鄉來哈爾濱是為了啥呀。”浩宇寧愿讓朋友埋怨。

培訓班課程安排很多，周末也不休息，妻子幾次想來看浩宇，都被他制止了。“雖然我也很想媳婦，但是她來了肯定會影響我上課，堅持一下吧，考上公務員就是勝利。”

既然走上了考公務員這條路，浩宇就對可能面臨的問題做好了準備。“我也知道，公務員沒那么好考，很難一次考中，沒事，我還年輕，今年考不上，明年接著考。”“如果筆試通過了，我就得為面試做準備了。現在的面試可不是見個面，回答幾道題那么簡單。得提前疏通關系、鋪好路，咱可不能輸在面試上。”

19日，參加完培訓，浩宇駕車回家了，繼續為4月的全省公務員考試做準備。

“因公超速”

日前，媒體曝光甘肅省武威市一副市長乘坐的越野車在限速120公里的路段上以194公里時速行駛、超速61%。此舉被交警抓拍并經微博曝光后，當地一位官員回應稱“肯定是工作原因導致的超速”。3月19日武威市通報稱，超速駕駛時該副市長不在車上，是其他工作人員乘坐該車執行公務。當地已對駕駛員依法進行了嚴肅處理，同時也對乘坐的工作人員進行了批評。(3月19日新華社)

首先，蹊蹺的是當時到底是誰坐在這輛越野車上?第一次回應時，當地官員說已與乘坐車輛的副市長聯系過，“他當時并沒感覺到司機開得有這么快”。后來的通報卻說是其他工作人員在車上。既然該車是“副市長的工作用車”，同行出差，本人不坐自己的車卻坐別人的車，這不太符合常理吧?是不是有人撒謊?

當地官員給出“因公超速”的理由，從語氣看，更像是推測性的：“當日北京來了一位領導，肯定是工作原因導致的超速。平時不可能開這么快。”但“因公超速”說法的背后卻是權力的自負，因為這句話的潛臺詞是由于公務在身，所以即便超速了，也應被理解、體諒。

實際上，“因公超速”只不過是官員口中的又一個雷人借口而已。即使真的“因公超速”，那也是超速，從法律角度來看，“因公超速”和“因私超速”沒有本質區別，沒有得到法律額外寬宥的理由。不能因為你身份是公職，辦的是公事，就有了超速的特權。

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官員具有公職身份，乘坐的又是公車，才更應該在遵守交通法規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另外，副市長的公車被曝光超速后，當地還有一個動作耐人尋味。就是事后稱已與當地交警部門聯系，然后宣稱曝光此事的微博不是當地交警部門發布的，可能是某個個人發布的。事實上，相關微博同時出現在當地交警的多個認證微博賬號上。不禁引人遐想，這“聯系”背后有沒有曖昧的情節? 一個涉及副市長的交通違章，卻引來如此復雜的“漣漪”，真是耐人尋味。

“定制酒”成“特權酒”

3月18日，有網友在微博上爆料稱，四川監獄系統在五糧液酒廠定制了價格不菲的五糧液專用酒。據報道，四川省監獄管理局辦公室主任蘇虎彪回應稱，此酒并非五糧液，而是四川省監獄系統2010年向五糧液下屬企業定制的接待用酒。此外，四川監獄管理局官方微博稱，獄內服刑人員嚴禁飲酒，監獄系統嚴格執行了改進作風、厲行節約的有關規定。

政府機關定制酒并非此一例。僅這兩天，網友順著這條新聞，在微博上貼出了“河南檢察專供酒”、“中國鐵道定制酒”等圖片爆料。有網友說，“四川監獄系統有點冤，其實在中國很多單位或者職能部門都有類似的定制酒，這也算是‘中國特色’”。

為什么會有政府定制酒?蘇虎彪稱，“汶川大地震后，災后重建工作日漸增多??伴隨而來的對外接洽和考察都需要喝酒”。暫且不考慮大地震和監獄系統接待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但公務接待大量用酒在許多地方卻是現實。此前就有媒體報道，地方官員抱怨公務接待太頻繁，一天要赴幾個飯局。“喝酒也痛苦”是矯情，敗壞作風、影響工作卻是顯見的威脅。

蘇虎彪稱，當時定制這樣一批酒，“完全是為了降低成本??每瓶酒在100到200元之間”。這樣的空口一說是難以讓人信服的。不用說，這些定制酒的費用屬于“三公消費”，最終來自納稅人。定制酒、專供酒已經成了特權的象征，讓下級單位在領導面前有了面子，卻耗掉了公民信任的“里子”。

目前并沒有明文禁止政府機關向企業定制專供酒，由此甚至催生了一條特殊的產業鏈。五糧液公司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電話暗訪時表示，“做定制酒是要具備一些條件的”，“全國500強企業，還有100強的縣市的政府機關”才可以。

但說回問題的根子，談什么公務非喝酒不可?政府機關又有什么必要去做定制酒?法無明文禁止并不是定制酒可以公然出現的理由，因為它本身已經是奢侈和特權的象征，更是與腐敗相連。再去說什么“降低成本”、“不是給犯人喝的”，只能貽笑大方。

定制酒，該壽終正寢了。

抵擋“死豬漂江”

3月19日下午，上海宣布又從黃浦江里撈出369頭漂浮死豬。至此，在過去十幾天里，沿著這條上海“母親河”漂浮而來的豬尸，創下了上萬頭的新紀錄。

上海市有關部門一如既往地發布了城市自來水水質正常的公告，讓市民放心飲用。人民日報同日刊發的長篇報道里，上海的水務局負責人保證說自己絕對敢喝采用黃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加工的自來水;也有專家將這上萬頭漂浮死豬比喻成“游泳池里的幾只死蒼蠅”，惡心歸惡心，但對原水水質沒有多大影響。

然而，豬尸漂浮進上海，市民持續多日的惡心反應，以及從此后對水源地污染與自來水質量的惴惴不安與深切擔憂，恐怕絕不是某一個人、某一個部門的一句“放心”“沒有問題”，就可以輕易消除的。

除了幾家被確證向河里扔了死豬的養豬農民外，似乎，迄今并沒有誰要為這件事負責。在媒體的報道中，來自滬浙政府管理部門、農業專家等方面的話，幾乎都是說服公眾：死豬要占生豬出欄數的3%，一個春天一片養豬基地死幾千頭豬很正常，農民將它們扔進河里甚至還是某種進步的結果——證明病死豬未進入市場流通，造成更大禍害。往深處說，無論是上海還是浙江的地方政府，大概都會覺得委屈和有苦說不出：豬出自上游，上海無力獨自解決問題，而需要芳鄰支持、區域聯動;上游管理者也一臉無奈，已做過努力，但散養農戶的扔豬行為很難有效監管。如此，是否也意味著，未來黃浦江上漂浮死豬還會重現?

“放心”“沒有問題”之類的話，在國內鮮奶、奶粉等質量安全問題善后時，我們也曾聽過。這樣的解釋與保證，沒能讓人們對國內乳業恢復信心，只要經濟收入容許，費著勁變著法兒給孩子買洋奶粉，成了潮流。也是前幾天的人民日報，還曝出湖南平江某鎮2萬百姓好幾年拒喝自來水，任政府如何宣傳、官員如何帶頭，人們依然相信自來水已被污染。

這樣的前例是一種提醒。對于像黃浦江漂浮死豬這樣的公共環境事件而言，及時公開相關信息，傳遞事實真相，不推諉、躲閃，十分重要。在此基礎上，除了面對百姓的現實利益訴求，還要認真關切他們所經受的心理損傷。一杯落過死蒼蠅的水，絕不是只撈起蒼蠅、驗證過無毒菌，就能說服百姓放心喝下去的。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會滿足于僅僅為公眾提供冷冰冰的“科學”解釋與事實真相。有些政府部門及官員為樹立地方形象而苦心經營、大手筆包裝做廣告，卻會在一件件與民生相關的小事處理上，不經意間冷落百姓心，失了他們的信任。

最新報道顯示，滬浙兩地已承諾要對死豬問題加強協作和監管聯動。期待著，這個春天，以及未來的每一個春夏秋冬，“死豬勇闖上海灘”一類笑話都不要再出現在百姓中間。更期待著，養豬業持續繁榮，但所有養豬基地的地界上，都能消滅“一河死豬”的景觀。

干部培訓中的不良學風

干部教育培訓是提升干部能力素質的一項非常好的機制和舉措,其間滋生一些搞小圈子、小團體的現象和問題,雖然僅僅是一些個別人所為,卻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很容易導致教育培訓過程中形成不良學風

日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關于在干部教育培訓中進一步加強學員管理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按照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進一步加強學員管理、切實改進干部教育培訓學風。

據報道,此次中組部出臺的《規定》明確要求,干部在校學習期間,要住在學員宿舍,吃在學員食堂。學員之間、教員和學員之間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請。班級、小組不得以集體活動為名聚餐吃請。學員不得外出參加任何形式的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和娛樂活動。對違反規定的學員予以退學處理。此外,《規定》還要求,學員在校期間及結(畢)業以后,一律不準以同學名義搞“小圈子”,不得成立任何形式的聯誼會、同學會等組織,也不得確定召集人、聯系人等開展有組織的活動。不得利用同學關系在干部任用和人事安排以及子女入學、就業、經商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謀取私利,對違反規定者予以嚴肅查處等。

應該說,中組部出臺的這項規定,非常及時,其中一些具體的規定也是相當的嚴厲,這突出表明高層看到了目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并且開始著手遏制這股借干部教育培訓搞小圈子、小團體等不良風氣的蔓延。本來,干部教育培訓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通過脫產、系統、規范的教育培訓,有助于參加培訓的干部靜心學習思考,不斷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和組織管理能力。但是如今一些干部培訓班正逐步脫離教育培訓的方向,演變成了一些培訓干部之間相互認識、增進感情的“交際班”、“人脈班”,特別是一些參訓學員不珍惜脫產培訓的大好時機,反而把學習培訓當作了構建個人利益“小圈子”的一個“平臺”,以建立所謂的“人脈”為主要目的。

一些干部教育培訓班之所以演變成以同學名義搞小圈子的狀況,在筆者看來主要基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干部本身參加教育培訓的動機和目的不純,把參加干部教育培訓班當成了聚集“人脈”的好時機,因此在學習期間表現得十分活躍、十分好客,不是互相串聯、拉幫結派,就是主動牽頭,充當“老大”;另一方面是干部教育培訓管理不嚴,沒有按照“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管理的要求,對學員進行必要的制度約束,使得一些干部教育培訓班處于一種松散的、放任式的狀態,特別是培訓管理者礙于一些學員都是處級、局級領導干部的面子,或認為學員的自覺性很強,能夠管好自己,從而難以進行嚴管、嚴教。即使有一些干部“出圈”或“搞小動作”,也當作一種個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愿意得罪培訓干部,最終使得干部教育培訓的管理制度形同虛設,法不責眾。

干部教育培訓是提升干部能力素質的一項非常好的機制和舉措,其間滋生一些搞小圈子、小團體的現象和問題,雖然僅僅是一些個別人所為,卻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很容易導致教育培訓過程中形成不良學風,讓一些學員把培訓當成福利,當成“串串門、認認人、養養神”的地方,把學習考察當成參觀旅游,其結果是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卻沒有生產出“優質”產品,反而是一批批的“次品”。如此更不利于提升干部隊伍的素質和能力水平,不利于培訓干部畢業后振奮精神,真抓實干,推動工作再上新的臺階。因此,中組部出臺的《規定》非常好,干部培訓以同學名義搞小圈子等不正之風必須狠剎。各地在組織開展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時應該以此《規定》為“準繩”,加強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監督管理,力求把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做好、做實、做出成效。完善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機制

社會保險基金作為老百姓的“保命錢”，不僅要保障群眾當下的生活，而且還要通過構建穩妥的機制實現保值增值，達到能夠應對老齡化社會、長期保持較高社會保障水平的目的。但按照國家現行政策，目前社保基金結余絕大部分只能存放銀行，基金收益率往往“跑不贏”通貨膨脹率，出現了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社保基金由于投資渠道單一而導致的隱形貶值現象。

以浙江寧波市為例，雖然通過合理安排存款結構，市級統籌區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定期存款比例基本上達到85%以上，但2005年至2011年期間基金年平均收益率僅為1.5%,低于同期通脹率1.52個百分點，7年時間僅1年跑贏了CPI，累計“縮水率”超過10%。

當前，我國社保體系建設還處于改革攻堅期，覆蓋面尚未惠及全體國民，社會保障承擔的二次分配任務也很重，在未來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增加、老齡化高峰即將來臨的背景下，如何確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將是當前和今后較長時期內社保體系建設的不可回避的課題。為此建議：

一是盡快出臺社保基金投資運行管理辦法。進一步理順資本市場體制機制，充分發揮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研究制定社保基金投資運營辦法，確保社保基金長期穩定運營，實現社保基金在支持經濟發展和分享發展成果之間的動態平衡。

二是進一步擴大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運營地方基金范圍。2000年8月設立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是負責管理運營全國社保基金的獨立法人機構，該機構可以選擇基金投資管理人和托管人對基金資產進行投資運作和托管，也可在規定范圍內對全國社保基金資產進行直接投資運作。社保基金理事會成立以來，不僅運營中央級資金，還接受部分省委托運營地方資金，年均投資收益率達到8.4%。建議今后進一步發揮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理財優勢，統一由各省級政府出面，根據資金結余額的一定比例委托理事會進行集中投資運作，切實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率。

三是發行適合社保基金購買的國債。按《社會保險基金財務制度》等有關規定，基金結余除預留部分支付費用外，應全部用于購買國債。鑒于我國已十余年未發行適合社保基金購買的國債，建議盡快發行定向國債，盡可能提高社保基金收益率。

四是建立社保基金存款利率競價機制。按現有規定，當前社保基金只能以固定利率存入國有商業銀行，存貸款息差較大，加上銀行往往以高于基準利率放貸，導致銀行產生大量非市場經營利潤。建議建立社保基金國有銀行存款利率競價制度，通過公平競價提高基金存款利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利率實現市場化。

官員應有公開意識

政府信息公開的現狀與公眾期望之間仍存在差距，除了制約政府信息公開的技術、程序因素外，政府官員的公開意識也是重要制約因素

近日，華東政法大學學生申請公開上調油價依據，這則消息吸引了很多公眾的眼球，政府信息公開也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

事實上，政府信息是一種公共物品，及時、準確地公開信息是政府的義務，是保障公民權利、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具體而言，政府信息公開有利于公民了解政府活動，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同時，政府權力源于人民，應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而政府信息公開正是實現人民監督的重要途徑。

科學的認知早已轉化為實際行動。近年來，我國政府信息公開逐漸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一方面，2008年5月1日，國務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這是我國第一次正式向普通公民傳遞打造“陽光政府”的信號，賦予公民“獲取信息”的法定權利。隨后，《關于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等一系列規章文件的出臺，具體明確了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形式、程序以及當事人申請公開的相關訴權。另一方面，開門立法、征求意見座談會、新聞發言人制度、政府網站、政務微博的紛紛推出，為公眾獲取政府信息、監督政府執政提供了渠道。

但是，法不自行，渠道的搭建也并不意味著就自然有良好的效果。不可否認，政府信息公開的現狀與公眾期望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之所以如此，除了制約政府信息公開的技術、程序因素外，政府官員的公開意識也是重要制約因素。

現實中，一些官員缺乏信息公開的意識與理念，缺乏對公民權利的認知與尊重，進而缺乏信息公開的主動性;一些官員為掩蓋決策失誤，故意不向公民提供信息，或只提供無效的、形式化的信息;還有一些地方的信息公開的程序不規范、形式不正規。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有一些政府信息需要保密，但也應該盡可能地使政府信息陽光透明，而一些地方政府將這種“保密”當成信息不公開的借口。

讓公共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是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必然趨勢，也是避免權力隨意運行、遏制權力腐敗的內在要求。如今，為了更好地推進政府信息公開，提高政府官員的信息公開意識、建立信息公開的責任追究制度和公民救濟制度，都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轉變學風容不得任何猶豫與觀望

中共中央組織部日前印發了《關于在干部教育培訓中進一步加強學員管理的規定》，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按照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進一步加強學員管理、切實改進干部教育培訓學風。《規定》明確了禁用公款相互宴請、畢業干部禁搞小圈子、參加學習培訓不準秘書陪讀等針對性極強的要求，從轉變作風延伸到轉變學風。這意味著，中央對于全黨上下自省自律的要求愈發嚴格與具體。無論什么級別的干部參加學習培訓都是普通學員，都必須端正學習態度，黨員干部不能搞特權享受特殊待遇，學習面前人人平等。

學無止境。尤其對于黨員干部來說，知識在不斷更新，要想在有限的時間內，在本職崗位上真正實現人生價值，發揮個人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作用，需要通過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素質與能力。但從現實來看，每個人真正用心學習的時間恐怕只在于學生時代，寒窗苦讀，為的是有朝一日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一旦工作，尤其進入體制內崗位，壓力驟然失去，往往也失去了讀書的動力與追求。而各種培訓與學習也異化為培植人脈資源、休閑度假療養的好機會，或者公款宴請同學借以經營人脈拉攏關系，或者乘學習之機旅游散心、娛樂消遣，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毫無疑問，《規定》的出臺恍若那刺破窗紗的一記亮劍，給人一股迎面而來的清新。從此，“八項規定”多了更多接地氣的要求與期許。盡管具體執行還有待觀察，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出，對于轉變作風，中組部有了更加明確的思路和更有效的辦法。

有人或許要疑惑，就一個培訓，至于如此勞師動眾、興師問罪嗎?而且這樣的培訓遍地開花，早已形成風氣，真的管得過來嗎?日前，中央紀委對6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問題發出通報，包括海南瓊中財政局長公款宴請、廣東珠海金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公款吃喝、陜西白河縣委書記違規借用越野車等，這些在工作中早已司空見慣的陋習被隆而重之地提了出來，彰顯出中央對于狠抓作風轉變的堅定決心。令行禁止。如果仍有少數領導干部無視規定，我行我素，頂風違紀，必將成為下一個被“典型”的對象。這次要求轉變學風的規定出臺，同樣可以預期，將成為一個不會落空的要求。在現今各地的干部培訓中存在諸多不良學風，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有些培訓已經具有明顯的福利化、奢侈化傾向。一方面培訓本身官僚化、產業化，政府投入非常大;另一方面一些學員把培訓當成福利，當成“串串門、認認人、養養神”的地方。正因此，凈化“干部教育培訓”才被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

近日媒體披露，基層公務員來信反映當地虛假轉作風，上班時間喝酒、斗地主，該早走早走、該翹班翹班，對于上級明察暗訪虛與委蛇，只要不被監察部門揪出，單位領導睜只眼閉只眼。可以看出，與根深蒂固的作風沉疴作斗爭，必然需要強有力的措施，才能保證黨政紀律不會在基層被掛起閑置。同樣可以看出，最有力的監督就在基層，就在這些陋習者身邊。最大程度地調動黨員干部主動性和自覺性，不僅要嚴肅追究直接人員的責任，而且要依據規定對有關領導進行問責，同時經濟上予以退賠。只要在一定范圍內對轉作風達成共識，堅決克服等待觀望、“避風頭”等心理，便能在更大范圍內形成影響，并最終使“八項規定”落到實處。

開弓沒有回頭箭，轉變學風已容不得任何猶豫與觀望。除了令行禁止，黨員干部別無選擇。

完善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機制

社會保險基金作為老百姓的“保命錢”，不僅要保障群眾當下的生活，而且還要通過構建穩妥的機制實現保值增值，達到能夠應對老齡化社會、長期保持較高社會保障水平的目的。但按照國家現行政策，目前社保基金結余絕大部分只能存放銀行，基金收益率往往“跑不贏”通貨膨脹率，出現了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社保基金由于投資渠道單一而導致的隱形貶值現象。

以浙江寧波市為例，雖然通過合理安排存款結構，市級統籌區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定期存款比例基本上達到85%以上，但2005年至2011年期間基金年平均收益率僅為1.5%,低于同期通脹率1.52個百分點，7年時間僅1年跑贏了CPI，累計“縮水率”超過10%。

當前，我國社保體系建設還處于改革攻堅期，覆蓋面尚未惠及全體國民，社會保障承擔的二次分配任務也很重，在未來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增加、老齡化高峰即將來臨的背景下，如何確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將是當前和今后較長時期內社保體系建設的不可回避的課題。為此建議：

一是盡快出臺社保基金投資運行管理辦法。進一步理順資本市場體制機制，充分發揮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研究制定社保基金投資運營辦法，確保社保基金長期穩定運營，實現社保基金在支持經濟發展和分享發展成果之間的動態平衡。

二是進一步擴大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運營地方基金范圍。2000年8月設立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是負責管理運營全國社保基金的獨立法人機構，該機構可以選擇基金投資管理人和托管人對基金資產進行投資運作和托管，也可在規定范圍內對全國社保基金資產進行直接投資運作。社保基金理事會成立以來，不僅運營中央級資金，還接受部分省委托運營地方資金，年均投資收益率達到8.4%。建議今后進一步發揮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理財優勢，統一由各省級政府出面，根據資金結余額的一定比例委托理事會進行集中投資運作，切實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率。

三是發行適合社保基金購買的國債。按《社會保險基金財務制度》等有關規定，基金結余除預留部分支付費用外，應全部用于購買國債。鑒于我國已十余年未發行適合社保基金購買的國債，建議盡快發行定向國債，盡可能提高社保基金收益率。

四是建立社保基金存款利率競價機制。按現有規定，當前社保基金只能以固定利率存入國有商業銀行，存貸款息差較大，加上銀行往往以高于基準利率放貸，導致銀行產生大量非市場經營利潤。建議建立社保基金國有銀行存款利率競價制度，通過公平競價提高基金存款利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利率實現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