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開庭復核死刑釋放積極信號

開庭復核死刑釋放積極信號

結合近期部分冤假錯案平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連串表態和作為，我愿意為開庭復核死刑案件賦予更多的積極意義。

作者：蓉城阿飛 法律工作者

2013年6月1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3位法官在河北省黃驊市法院開庭，就楊方振涉嫌搶劫罪死刑案件進行復核。辯護律師為北京著名死刑復核律師謝通祥。

這并不是一則無足輕重的消息。實際上，為了貫徹少殺、慎殺原則，早在2007年7月1日新修訂的《人民法院組織法》開始實施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就重新收回了死刑案件復核權。但采用參照二審開庭的方式來進行復核，于今卻尚屬首次;在此之前，法官復核死刑案件，往往采用閱卷、詢問被告人、實地查看現場以及其他核實方式。

根據相關媒體的報道，最高人民法院的這次嘗試：一是事先的溝通準備工作似乎不足，檢方單是與法官商量如何開庭并請示領導，就花了一個多小時;二是關鍵證人李某沒有出庭，凸顯出讓實務界一直頭疼無比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仍然在現實面前無比尷尬。而且，除了這兩點之外，關于復核死刑案件是否要堅持全面審查還是只能進行法律審(報道所涉該案的復核顯然是前者)，法學界尚有爭議。但盡管如此，我仍然愿意為最高人民法院此舉喝一聲彩!

之所以喝彩的理由，首先仍然是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人命關天”的觀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財產受損、人身遭受一定程度的侵害，都還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得到救濟，但人死而不能復生，無力救濟、無法挽回。因此，作為一種必要之惡的政府公權力，作為公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權，在人的生命面前就必須敬畏再敬畏、慎重再慎重。

將以上理念再具體化一些，就是應當將死刑案件與其他刑事案件區別對待，在實體的定罪量刑標準上更加嚴格，在程序的庭審對抗、證據審查方面也要更加充分。應當承認，我國的死刑復核程序傳承延續了中國古人錄囚、秋審等等制度的“恤刑”思想，更是符合當代法治主流觀念的制度設置。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后，一段時期內的死刑亂象得到了有力遏制，該制度的作用有目共睹。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新修改后的相關司法解釋也對這一條做了一定程度的細化。顯然，訊問被告人、聽取訴辯雙方意見，這還僅僅是法律的最低要求;除此而外，最高人民法院可否對自身提出更高要求，在司法權的謹慎行使方面更進一步呢?

開庭復核，顯然能夠透露出最高人民法院在這一方面的決心和力度。猶記得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先生專門撰文《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指出，“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這話出自沈先生之口，在我看來既是一種常識的再述說，更是一種理念的宣示或者說糾偏。通過開庭來展示雙方爭議的焦點問題，給訴辯雙方更為充分的機會，不僅有利于推進案件本身公平正義的實現，死刑復核也還同時有了一種更加令人敬畏的儀式感——這也是一種對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更加敬重的神圣感。

不僅如此，我為之喝彩，還有另外一層意思。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公正司法、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無論是邀請法學專家座談，還是到各地調研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各種因素，甚至是沈德詠先生的一些“試探性”(至少在筆者看來)的文章，都在向人們釋放出不同于以往一段時期的一些信號。這些信號也許并不顯得那么大張旗鼓，但卻讓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滿含期待。

只是一個淺顯的道理擺在那里：話要說，事要做，否則難免遭人譏笑，也令人失望，讓本已脆弱的司法公信力更為不堪。司法公信力不彰的因素很多，牽一發而動全身：有的是體制大環境的問題，有的是人民法院內部工作理念和機制的問題，當然也有一些司法官員能力不夠和廉潔不保的問題。特別是在大的體制環境難以一步到位改變的情況下，如何選好一個或一批好的入手點，從小見大，漸次釋放改革的誠意，逐步取得民眾的信任，并為更深層次的司法改革贏得支持，這是擺在司法改革者面前的難題。

好在俗語有云：一口吃不了胖子。正是從這個層面上，結合近期人民法院系統為部分冤假錯案平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連串表態作為，我愿意為開庭復核死刑案件賦予更多的積極意義。不過，我們所期待的，當然不會僅僅是從不開庭到開庭這樣的一小步。

第二篇：中國釋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積極信號

中國釋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積極信號

2011年11月22日 17:50:30來源：新華網查看評論手機看新聞字體：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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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釋放出積極的信號——對于剛剛在廣東佛山閉幕的2011年中國土地學會學術年會傳遞出的信息，此間專家普遍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在這個主題為“城鄉統籌發展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會議上，國土資源部副部長、中國土地學會理事長王世元在講話中強調，要不斷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和節約用地制度，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他還表示：“總結各地的實踐經驗，抓緊完善現行法律和政策，為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創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環境。凡有條件的地方，鼓勵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記者從會議上了解到，近年來，在現有經濟制度框架下，中國采取土地利用規劃調控、土地利用計劃管控、土地整治重大項目實施、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征地制度改革試點、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試點等多項措施，積極推進城鄉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調整，有效地推動了城鄉統籌發展。

但現行土地制度仍然有不少方面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當前關于糧食安全、城鎮化、征地方面的爭議依然不少，很多試點地區的土地制度改革經驗可以拿出來推廣。

“土地作為農民和農村最重要的資產，深化改革才能一方面解決突出的問題，一方面提升使用的效率。”鄭風田說。

國土資源部規劃院高級經濟師蔣仁開也認為，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現在到了改革的時點。一方面，一些農村的耕地利用效率不高，大量青壯年涌入沿海地區打工，土地拋荒現象嚴重，在非農用土地這塊，一些老的村鎮企業搞不下去，土地荒廢；另一方面，中國大量的建設需要土地。因此，需要盤活農村的土地資源，對農村的集體土地制度進行改革。

王世元在講話中多次強調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意義。他說，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中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轉變土地利用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實以人為本、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要求。

中國一些地方已經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有益的改革經驗，例如廣東省探索城鄉土地利益分配機制，通過農村土地使用權股份化、建立“留用地”補償制度等方式，探索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實現的有效形式；成都、重慶探索城鄉統一土地市場建設，注重統籌城鄉規劃，推動城鎮村一體化建設，引入市場機制，探索土地流轉新途徑；江蘇省探索城鄉土地集約高效配置，通過實施萬頃良田建設工程，對“田、水、路、林、村”進行綜合整理，促進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等。

對此，王世元表示，各地的實踐探索，體現了工業化發展到相當程度后，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必然趨勢。

“當前中國農村土地改革應該從三方面著力”，鄭風田認為，一是改變目前泛糧食安全政策，盡快劃分出基本農田制度，放開其他農村土地的管制；二是授予農民宅基地與承包地抵押權；三是對征地制度進行改革，壓縮目前的征地范圍，除了純公益性用途外，其他的非公益用地應該由用地單位與農民協商解決。

對于鼓勵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鄭風田認為很有意義。他說，這項改革與農村建設用地密切相關，一些地方使用農村建設用地搞工業，給農民的補償不夠，如果實行股份制，農民以土地入股，可以比較有效地解決農民的就業和收益問題，對農民利益是一個很好的保障，可以有效地緩解征地帶來的矛盾，未來可能成為農村征地改革的一個方向。南京農業大學教授曲福田也認為，鼓勵進行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可以讓集體土地的產權更加明晰，此外也解決了分紅的問題，使土地得以流轉。股份制是現有土地制度框架下較好的機制，尤其是當前集體經濟較為強大，解決了土地集體所有和使用權私有之間的矛盾，使得土地的收益分配更加平等，也是對現有征地制度的矯正。

在此次會議上，王世元還表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促進城鄉統籌發展還面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一是統籌城鄉規劃，促進城鄉用地結構和布局優化；二是要嚴格保護耕地、節約用地，進一步夯實農業發展的物質基礎；三是要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指導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規范流轉；四是要深化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切實維護農民的土地合法權益。

鄭風田說，由于農村土地征用制度與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缺失，使得失地農民的生活以及生產面臨諸多困難，只有建立相應的農村土地征用制度以及失地農民社會基本保障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記者郭鑫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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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釋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積極信號

中國釋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積極信號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釋放出積極的信號——對于剛剛在廣東佛山閉幕的2011年中國土地學會學術年會傳遞出的信息，此間專家普遍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在這個主題為“城鄉統籌發展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會議上，國土資源部副部長、中國土地學會理事長王世元在講話中強調，要不斷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和節約用地制度，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他還表示：“總結各地的實踐經驗，抓緊完善現行法律和政策，為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創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環境。凡有條件的地方，鼓勵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

記者從會議上了解到，近年來，在現有經濟制度框架下，中國采取土地利用規劃調控、土地利用計劃管控、土地整治重大項目實施、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征地制度改革試點、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試點等多項措施，積極推進城鄉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調整，有效地推動了城鄉統籌發展。

但現行土地制度仍然有不少方面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當前關于糧食安全、城鎮化、征地方面的爭議依然不少，很多試點地區的土地制度改革經驗可以拿出來推廣。

“土地作為農民和農村最重要的資產，深化改革才能一方面解決突出的問題，一方面提升使用的效率。”鄭風田說。

國土資源部規劃院高級經濟師蔣仁開也認為，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現在到了改革的時點。一方面，一些農村的耕地利用效率不高，大量青壯年涌入沿海地區打工，土地拋荒現象嚴重，在非農用土地這塊，一些老的村鎮企業搞不下去，土地荒廢；另一方面，中國大量的建設需要土地。因此，需要盤活農村的土地資源，對農村的集體土地制度進行改革。

王世元在講話中多次強調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意義。他說，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中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轉變土地利用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實以人為本、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要求。

中國一些地方已經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有益的改革經驗，例如廣東省探索城鄉土地利益分配機制，通過農村土地使用權股份化、建立“留用地”補償制度等方式，探索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實現的有效形式；成都、重慶探索城鄉統一土地市場建設，注重統籌城鄉規劃，推動城鎮村一體化建設，引入市場機制，探索土地流轉新途徑；江蘇省探索城鄉土地集約高效配置，通過實施萬頃良田建設工程，對“田、水、路、林、村”進行綜合整理，促進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等。

對此，王世元表示，各地的實踐探索，體現了工業化發展到相當程度后，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必然趨勢。

“當前中國農村土地改革應該從三方面著力”，鄭風田認為，一是改變目前泛糧食安全

政策，盡快劃分出基本農田制度，放開其他農村土地的管制；二是授予農民宅基地與承包地抵押權；三是對征地制度進行改革，壓縮目前的征地范圍，除了純公益性用途外，其他的非公益用地應該由用地單位與農民協商解決。

對于鼓勵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鄭風田認為很有意義。他說，這項改革與農村建設用地密切相關，一些地方使用農村建設用地搞工業，給農民的補償不夠，如果實行股份制，農民以土地入股，可以比較有效地解決農民的就業和收益問題，對農民利益是一個很好的保障，可以有效地緩解征地帶來的矛盾，未來可能成為農村征地改革的一個方向。

南京農業大學教授曲福田也認為，鼓勵進行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可以讓集體土地的產權更加明晰，此外也解決了分紅的問題，使土地得以流轉。股份制是現有土地制度框架下較好的機制，尤其是當前集體經濟較為強大，解決了土地集體所有和使用權私有之間的矛盾，使得土地的收益分配更加平等，也是對現有征地制度的矯正。

在此次會議上，王世元還表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促進城鄉統籌發展還面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一是統籌城鄉規劃，促進城鄉用地結構和布局優化；二是要嚴格保護耕地、節約用地，進一步夯實農業發展的物質基礎；三是要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指導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規范流轉；四是要深化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切實維護農民的土地合法權益。

鄭風田說，由于農村土地征用制度與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缺失，使得失地農民的生活以及生產面臨諸多困難，只有建立相應的農村土地征用制度以及失地農民社會基本保障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第四篇：刑事判決書（復核死刑改判用）

××××高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復核死刑改判用）

（××××）×刑核字第××號

被告人……（寫明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住址和因本案所受強制措施情況等，現在何處）。

××××中級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以（××××）×刑初字第××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犯××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抗訴。××××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報送本院核準。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復核。經合議庭評議后，審判委員會進行了討論并作出決定。本案現已復核終結。

……（概要寫明原判的基本內容和被告人供述、辯護人辯護的要點）。

經復核查明，……（肯定原判認定的事實、情節沒有錯誤，證據確實、充分。如果某些事實、情節有出入的，應當寫明復核查證的情況，予以明確否定。對于事實方面的其他異議，必要時也應予以分析澄清）。

本院認為，……（根據復核確認的事實、情節和有關法律規定，針對原判在定罪量刑上的錯誤，參考原審辯解、辯護的合理意見，闡明不應判處死刑而應改作其他判處的理由）。依照……（寫明判決所依據的法律條款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寫明判決結果。分兩種情況：

第一、全部改判的，表述為：

“

一、撤銷××××中級人民法院（××××）×刑初字第××號刑事判決；

二、被告人×××……（寫明改判的內容）。”

第二、部分改判的，表述為：

“

一、核準（或維持）××××中級人民法院（××××）×刑初字第××號刑事判決的第×項，即……（寫明核準或維持的具體內容）；

二、撤銷××××中級人民法院（××××）×刑初字第××號刑事判決的第×項，即……（寫明撤銷的具體內容）；

三、被告人×××……（寫明部分改判的內容）。”〕

本判決送達后即發生法律效力。

審判長×××

審判員×××

審判員×××

××××年××月××日

（院印）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書記員×××

第五篇：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公務宴退訂”釋放積極信號

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公務宴退訂”釋放積極信號

年底年初本是寧波星級酒店的繁忙時刻，今年卻上演了“反轉劇”。在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的“威懾”下，甬城高星級酒店“不約而同”地人氣急劇縮水。來自政府部門團拜會、答謝會的“退單”接二連三，被采訪的十家星級酒店幾乎無一幸免。(1月13日《現代金報》)

中央出臺的八項規定、六項禁令，一下子打到了公款消費的“七寸”，也給地方政府及官員的公務活動戴上了一道“緊箍”，寧波等地高檔酒店出現退訂潮，便釋放出了一個積極信號。有市民擔心這“只是一陣風”，也并非是杞人憂天。要想保持這樣的結果，地方政府的自覺意識、網絡和媒體的監督顯得非常重要，長效的監督機制也亟待進一步完善，比如進一步規范公務接待制度，并嚴格按照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對違紀官員問責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