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犯罪學教學案例

案例

劉某，女，1979年出生致聾原因不明，在聾校讀至四年級時因父親病逝退學，家境困難，劉某試圖找份工作供妹妹繼續上學，后來在街上遇到一聾人（同案），在交談時同案告訴劉某，可以帶她去找工作，劉某沒有多想，也沒告訴家人，就跟著同案一起來到深圳。2004年12月26日，劉某在103公共汽車上，趁人多擁擠之即，拉開失主的紅色背包，盜取錢包和手機后下車逃跑，劉某最終被群眾抓獲。公訴機關認為劉某的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一、犯罪原因

從劉某實施犯罪的特點分析：

1：從劉某的犯罪的動機上看，劉某無穩定收入，缺乏謀生技能和就業機會，無經濟來源，求職謀業無門，遂產生了“以偷為職業養活自己的”的犯罪動機。

2：從犯罪的類型上看，作為聾啞人的劉某犯罪主要是侵財型的盜竊。劉某無穩定的經濟來源，文化程度低，受拜金主義等不良風氣的侵蝕，認為“有錢就有一切”，對金錢的盲目追求致使私欲極度膨脹，將盜竊作為獲取錢財的手段，以滿足自己的欲望。

3：從犯罪的組織形式上看，其一，劉某固有的生理缺陷，加之家庭對的放任，加入到犯罪團伙，她有種歸屬感。跟別人一起作案，具有糾合性的特點[2]。其二，作為外地到深圳后，陌生的環境以及固有的“從眾心理”導致其對犯罪團伙的依賴。

4：從犯罪的手段上看，劉某把盜竊、侵財作為獲取錢財的手段，作案過程中很少顧及后果，結合案例分析，劉某刑事犯罪暴力性傾向不明顯。

二、劉某刑事犯罪心理成因分析：

1：犯罪的主觀心理因素

A、認知片面帶來的偏執與模糊心理

劉某缺乏聽覺的認知來源，對道德事理的了解與觀察難周全透徹。因此，劉某的道德認識相對片面。劉某從個人的需求出發去考慮問題、支配行動，只考慮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不顧國家法律及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B、意志薄弱帶來的消極模仿心理聽覺與語言的障礙，致使劉某思維水平較低，自我控制能力差，行為更多的受自我心理傾向和喜好所左右，隨心所欲，不計后果。在物質動機的驅使下，為了滿足個人的任性與欲望，滋生了消極的模仿心理，加之薄弱的意志力，所以，劉某成為了不法分子“引誘”的對象。

C、言語障礙帶來的“從眾心理” 劉某心理發展特殊性的最主要因素是由言語障礙帶來的，她心理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也在于此。劉某的物質需要得不到滿足時，她往往采取“從眾心理”，去尋找“安慰”與“理解”，這也是劉某輕易勿入聾人犯罪團伙的主要因素。

2：犯罪的客觀心理因素

A、學校教育的局限性帶來的逆反與好奇心理。首先，為了聾生安全起見，聾校多采用封閉式管理，使聾生交往范圍縮小，交往對象局限于聾生之間。劉某在聾校交往能力尚未得到發展，社會經驗也不豐富，在生理上逐漸成熟而精神和人格尚屬萌芽狀態，雖然劉某獨立判斷行事，但自身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容易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一旦和不良習氣為伍就容易走上不歸路。其次，我國現在的聾校在對聾生進行法制教育上，還沒有專門為聾人編寫，適合聾人身心認知特點的法律教材。對聾生的法律教育還停留在思想品德課上的道德要求，法律意識沒有很好地樹立起來，不知法、不懂法，在聾生中是普遍現象。再次，對聾生的教育手段傳統、單調，忽視聾生的心理健康，很少聾校定期對學生的心理進行分析、咨詢與疏導。因此劉某也屬于這種不懂法的類型。

B、社會歧視帶來的報復與反社會心理。他們往往是人們嘲笑、可憐的對象，這樣就造成心理失衡，產生不滿、怨恨，對社會和健聽人產生抵觸情緒與報復心理，而對他們同類卻倍加信任與信賴。所以劉某很容易受社會上少數成年聾人的教唆與誘導，成為了違法犯罪的后備軍。

三、如何預防此類犯罪

1：學校應采取的措施。a 實施價值教育。因此，讓學生真正明白偷竊行為的價值觀到底是對還是錯，也許從轉變錯誤的道德評價認識著手，才是對青少年刑事犯罪的根本性矯治。b加強法制教育。促使他們逐步養成知法、學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習慣，并用法律武器來提高防御能力，增強自護意識。c 設置心理咨詢機構。由心理醫生對學生的心理狀況進行專門的系統調研，掌握現狀，研究控制不良心理的對策，提供預防犯罪和犯罪預測的實踐依據，對學生心理教育起到指導和幫助作用。

2: 家庭應采取的措施。a家長要轉變觀念。不要因為語言上的障礙就放松甚至放棄對耳聾孩子的管理和要求。要以正常的心態對待他們，對他們的過錯行為更要及時給予制止和糾正。b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家庭是傳播和學習文化及社會道德規范的重要場所，良好的家庭氣氛和教育方法才能擁有良好的教育效果。以民主、平等、寬容取代獨斷、專橫，要充分運用形體語言和眼神的交流，傾聽他們的煩惱，了解他們的憂慮。在良好的家庭氛圍中，促進聾人健康人格的形成。3：社會應采取的措施。加大法律的監督與量刑。我認為聾人犯罪應區別于智力和精神類殘疾的人，在量刑上應該從重處罰，不給他們可乘之機。

4：加大就業率與社會的保障措施。政府應采取一些相關的強制手段與措施，使那些品學兼優又具有一定社會適應能力的聾人就業，同時在待遇上與健聽人一樣享受同工同酬。如果家庭、學校、社會形成合力，都來愛護與關注聾人群體，采取適合他們的方式進行引導和教育，那麼，聾人成為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將不再是空談。

第二篇：關于王懷忠受賄案件的犯罪學案例評析

王懷忠受賄案件的犯罪學評析

【摘要】被告人王懷忠，男，1946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亳州市，漢族，大學文化，原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安徽省九屆人大代表（2002年9月28日被罷免），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陽地委副書記、阜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阜陽地委書記、中共阜陽市委書記。住安徽省合肥市舒城路2號3棟102室。2002年10月14日被逮捕。現在押。

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濟南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懷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案,于2003年12月29日作出(2003)濟刑二初字第32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王懷忠犯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王懷忠不服，提出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5日以(2004)魯刑二終字第6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送本院核準。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復核。現已復核終結。

本院經復核認為，被告人王懷忠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幣275萬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幣230萬元、澳幣1萬元，共計折合人民幣517.1萬元，為有關單位和個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王懷忠的財產和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本人對價值人民幣480.581103萬元的巨額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其行為已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王懷忠受賄數額特別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賄的法定從重處罰情節。更為惡劣的是，王懷忠為逃避法律制裁，在有關部門查處其涉嫌經濟犯罪期間，仍繼續向他人索賄，且將索取的巨額賄賂用于企圖阻止有關部門對其經濟犯罪問題的查處，受賄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罪行極其嚴重。在法院審理期間，王懷忠檢舉他人犯罪，經有關部門查證，其檢舉或者無時間、地點等具體情節，不具備立案查證條件，或者所涉人員在王懷忠檢舉之前已經被舉報、查處，或者不構成犯罪，王懷忠的行為不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關于立功的規定，不具有法定的從輕處罰情節。在一審期間，王懷忠拒不認罪；二審期間，王懷忠對其所犯大部分罪行予以供認，但對有確鑿證據證明的其他犯罪事實仍予以否認，不足以從輕處罰。一審判決、二審裁定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核準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4)魯刑二終字第6號維持一審對被告人王懷忠以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刑事裁定。

2004年2月12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王懷忠被執行注射死刑。

【關鍵詞】：王懷忠，貪污受賄，安徽省副省長，拒不認罪，死刑 【王懷忠的犯罪事實]】：

經復核查明，一審法院判決認定：

1994年9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安徽省阜陽地委副書記、阜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的職務便利，指使原阜陽市長王漢卿等人，為涉嫌偷稅犯罪的阜陽飛龍皮革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楊曉明辦理取保候審手續。同年12月，王懷忠收受楊曉明人民幣6萬元。

1995年至1997年，被告人王懷忠先后利用擔任阜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多次主持召開阜陽行署、阜陽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為安徽國

銀阜陽國際工業園開發有限公司在阜陽市開發的國際工業園、銀海花園等項目，解決建設用地、減免銀海花園二期工程城市建設配套費等。1997年7月底，王懷忠收受該公司董事長相坤1萬澳元（折合人民幣6.1萬元）。

1997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多次主持召開阜陽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為安徽省阜陽匯鑫發展有限公司解決阜陽商貿城和敬賢山莊的開發用地、拆遷、安置等問題，先后4次收受該公司負責人姜旭、余永強、王忠人民幣共計40萬元。

1998年10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要求阜陽市有關部門解決安徽省阜陽市龍騰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騰公司）在開發靜馨山莊過程中所遇到的拆遷問題，收受龍騰公司董事長馬萍、總經理盧強（馬萍之夫）人民幣30萬元；1999年1月，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要求阜陽市公安機關不追究龍騰大酒店員工砸壞白金漢宮大酒店玻璃櫥窗及車輛的責任，事后收受馬萍、盧強人民幣40萬元；同年2月，王懷忠在龍騰公司《關于建設龍騰購物中心的報告》上簽署要求阜陽市有關部門給予支持的意見，事后收受馬萍、盧強人民幣20萬元；同年5月，王懷忠給阜陽市潁州區有關領導打招呼，為龍騰公司辦理龍騰加油站的土地使用證手續，收受馬萍、盧強人民幣20萬元。

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先后7次在阜陽市東方賓館董事長周偉關于買斷東方賓館和申請流動資金貸款的報告上簽署意見，幫助周偉買斷東方賓館和協調解決貸款人民幣1496.3萬元，先后4次收受周偉人民幣共計50萬元。

1997年4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主持召開阜陽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要求對安徽省天力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汽運大廈的城市建設配套費、土地出讓金以及汽運稅收等予以減免。1999年8月，王懷忠收受該公司董事長王新華人民幣10萬元。

1996年下半年至1999年1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主持召開阜陽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為阜陽市白金漢宮大酒店有限公司解決擴建白金漢宮大酒店過程中遇到的拆遷問題，并先后兩次要求安徽省信托投資公司阜陽辦事處為白金漢宮大酒店解決建設資金共計人民幣320萬元。1999年8月，王懷忠收受該公司董事長劉士強人民幣20萬元。

1996年2月至1998年11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通過召開協調會、簽批文件等方式，為倪超所在的阜陽市綠洲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減免土地出讓金、城市建設配套費等費用共計人民幣149.29萬元。2000年5月，王懷忠在天津市開會期間，向倪超索要人民幣5萬元。

1996年7月至1999年，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通過簽批文件、召開協調會等方式，為李洲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省阜陽國貿商城有限公司、安徽國立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安徽亞杰國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減免城市建設配套費、固定資產投資調節稅等費用共計人民幣587.448萬元。2000年12月，已升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的王懷忠得知有關部門正在對其涉嫌經濟犯罪問題進行調查，向李洲索要人民幣200萬元，并將其中的120萬元作為“活動經費”交給侯萬清（化名“陳思宇”，已因犯詐騙罪被判刑），企圖阻止有關部門對其經濟犯罪問題的查處，另80萬元讓楊應宇代為保管。

2000年12月和2001年2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分管農業工作的職務便利，先后向擬在安徽亳州建農業基地的安徽牛王皮業服飾（集團）公司董事長王靜索要人民幣20萬元，向正在籌建常青鎮農業高科技園項目的安徽云鵬置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鄧雙梅、于旦生夫婦索要人民幣50萬元，并安排于旦生將其中的30萬元交給北京新

世紀四環投資有限公司副經理余永強，20萬元交給個體戶蘇輝滿，用于尋找關系,試圖阻止有關部門對其涉嫌經濟犯罪問題的查處。

案發后，偵查機關依法扣押、凍結了被告人王懷忠的財產。除受賄犯罪所得和合法收入外，王懷忠對價值人民幣480.581103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

上述事實，有一審庭審質證的證人證言、書證、鑒定結論等證據證實，確實、充分，一審法院予以確認，遂作出一審判決。

【王懷忠案件的犯罪特點】：

（一）從王懷忠問題的性質看，這是一起高級領導干部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作風專橫于一體的全方位腐敗的典型案件。

（二）王懷忠不僅經濟上貪得無厭，而且政治上蛻化變質，工作中濫用職權，作風上專橫霸道，生活上腐化墮落。

（三）王懷忠表面上謙和、仗義，但骨子里卻霸道專橫、陰險狡詐。許多與他共過事的人評價王懷忠“老謀深算，善于搬弄權術，玩弄手腕，是一個十足的政治流氓”。

(四）在組織人事方面，王懷忠獨斷專行，任人唯親，拉幫結派。他經常把分管組織工作的副書記和組織部長找來，當場口授干部任職名單，并安排作為組織部的意見提交書記辦公會。1998年12月，王懷忠一次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職務安排意見，讓組織部長將此作為組織部的意見向書記辦公會匯報。對于有不同意見或考察中明顯不合格的干部，王懷忠仍強行安排。如1998年7月，王懷忠不顧他人反對意見，強行將口碑極差的原蒙城縣委書記王保民、阜陽市公安局長付洪杰作為副市長人選上報省委組織部。二人在選舉中落選后，王懷忠仍不罷休，又安排第二次選舉，終使二人成為阜陽市副市長。王懷忠還違反政策，擅自決定增加編制，亂設機構。王懷忠在阜陽任職期間，阜陽市委正副秘書長最多時配到23人。截止1999年底，阜陽市直機關超編46.5%，事業單位超編27.8%。2001年安徽省對全省超編干部的統計結果顯示，阜陽一市超編干部人數占全省總數的一半。

（五）在土地批租方面，王懷忠違反法律和規定，越過分管領導和職能部門，直接插手干預出讓事務。他長時間將阜陽城區一些黃金地段出讓的決定權壟斷在自己手中，拒絕實行招標拍賣，并打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旗號，采取多種違規手段把個人意見上升為市委市政府意見;不經評估，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以種種理由和借口擅自減免土地出讓金和城市建設配套費;擅自以經濟適用房政策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優惠;隨意決定出讓土地位置和用途，為不法開發商謀取巨額利益，自己從中收受賄賂。如，不法開發商丁佩琦看中了地處黃金地段的阜陽少年宮的土地。王懷忠收取丁的巨額賄賂后，不顧市委常委會議的多次反對，擅自決定將少年宮土地交給丁佩琦開發，并授意丁佩琦宴請有關單位領導吃飯，還親自到場敬酒。之后，丁佩琦杜撰了一份“會議紀要”，稱少年宮開發問題已由王懷忠在某酒店主持召開協調會進行了研究，決定在土地出讓金收取、城市建設配套費減免等方面給予優惠。王懷忠竟簽批了此“紀要”并以阜陽市委、市政府的名義下發，要求有關部門認真執行。由于王懷忠擅自減免土地出讓金和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高達13676.04萬元。

（六）在國有企業改制、大型項目建設過程中，王懷忠喪失原則，以“支持個私企業發展”為由，大搞權錢交易。如私營業主楊曉明想買阜陽肉聯廠，王懷忠在收取其6萬元的賄賂后，在楊曉明連資信證明都無法提供的情況下，就責令有關人員數次接受楊提出的苛刻條件，將肉聯廠保留國有企業性質交給楊經營。22個月之后，楊將肉聯廠甩包袱交給了市政府。經審計，楊接手時該廠資產為4800萬元，楊退出時該廠資產為負2656萬元，一進一出，國家損失數千萬元。

（七）在作風上，王懷忠好大喜功，為追求個人“政績”，撈取政治資本，不惜脫離實際、勞民傷財，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他直接干預并盲目制訂不切實際的高指標。1995年，阜陽地區在制定“九五”規劃時，王懷忠對市計委提出GDP要增長13%的目標十分不滿，認為這個數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市計委無奈調到1596，但仍達不到王的期望，只好第三次調整，即從15%提到18%，卻再次遭到王懷忠的否決。在王懷忠的主持下，最后制定了“九五”期間阜陽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2296的規劃，而到2001年阜陽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確認，實際執行情況年均增長僅為4%。為了達到這不切實際的“目標”，王懷忠逐級分解指標，層層加碼;各級政府采取財稅“空轉”的辦法湊數，有的還虛構納稅人。于是在蒙城縣出現了秦始皇、葉利欽、克林頓等古今中外名人交稅的鬧劇。

（八）在生活上，王懷忠道德敗壞，大搞權色交易。從1995年至2000年，王懷忠利用職權，與多名女性發生不正當兩性關系，并為其中的某些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如其情婦馬某原是一名護士，因與王的特殊關系，先是由王安排到阜陽市土地局做會計，不久又安排進某區公安分局，一天班沒上就派到公安大學學習，回阜陽后不安心工作，王又將她安排到國貿大酒店任副總經理。王還將馬某的弟弟由一名復轉軍人安排為派出所所長。

綜上所述，王懷忠就是這樣一個集政治流氓、地痞無賴和高級干部于一身的復雜混合體，是一個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腐敗蛻變的典型;是一個政治野心膨脹、理想信念動搖、思想道德敗壞、作風專橫跋扈的典型;是一個官商勾結侵吞國有資產的典型;是一個“一把手”缺乏自律又缺乏外部監督而導致全方位腐敗的典型。當地老百姓憤恨地稱其為“王三億”、“王壞種”。

【王懷忠案件的社會危害性認識】：

從此案造成的后果看，這是一起破壞生產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戰斗力、給一個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多方面造成嚴重危害的腐敗案件。

王懷忠的所作所為，給整個阜陽地區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一是帶壞了領導班子。在王懷忠的影響下，阜陽市的一些領導干部收禮受賄成風，買官賣官盛行，一批人落入法網。阜陽市原市長李和中、肖作新，原副市長王保民、付洪杰，原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漢卿，原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韓希鵬，原市人大副主任孫孔文，亳州市原副市長孫克杰、李興民等，均因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在此案的查辦過程中，專案組查處并向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移送案件共計47件，涉及廳級干部11人，涉案金額1285.97萬元;處級干部12人，處以下干部10人，私營企業主等其他人員14人。涉案總金額3.55億元。二是渙散了干部的思想和作風。在王懷忠錯誤思想和行為的干擾下，阜陽市黨政干部一時間思想混亂，正不壓邪。1999年春節，因向領導干部送禮的人太多，造成阜陽市領導干部宿舍大院交通阻塞，經交警疏導幾小時方才散開。當地一個老干部說，在王懷忠的影響下，有人已形成了這樣的思維定式：要想當官就要花錢，當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錢，有了更多的錢就要當更大的宮。有的基層領導干部浮夸成風，爭相搞“形象工程”作為升遷的資本，久而久之，形成“誰不造假誰吃虧”的怪象。三是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王懷忠身為阜陽市主要領導，肩負黨的重托，手握人民賦予的權力，卻不聽黨的召喚，置人民利益于不顧。百姓上訪、社會問題被曝光，這些他都不關心。王懷忠最熱衷的是傍“大款”。王懷忠在一些私營企業主開的大酒店、大賓館設有專用房間，夫婦二人常以此為家，一住就是數月，用這些“大款”們的錢吃喝玩樂，打麻將、“斗地主”(一種游戲的名稱)。王懷忠的種種惡行使黨和政府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遭到嚴重破壞，阜陽市的對外聲譽受到嚴重影響。四是搞垮了經濟。王懷忠為追求個人政績，不擇手段地弄虛作假，勞民傷財，使阜陽市的經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資料顯示，阜陽的“數字經濟”導致全市各縣(市、區)、鄉鎮債臺高筑。1995年至1999年的五年間，阜陽市財政債務總計折合人民幣11.1億元，至2002年尚有債務余額7.8億元。截止1999年底，阜陽市各縣(市、區)財政累計欠發工資近4億元。巨額債務負擔和預算扣

款，使阜陽市財政支出矛盾更加突出，使原本經濟并不發達的阜陽雪上加霜。所以阜陽人說，王懷忠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腐敗，更嚴重的是他帶壞了一個地區的風氣，給阜陽帶來了全方位的災難，使阜陽坐失了發展良機，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王懷忠案件的社會意義】：

從案件查辦的社會政治效果上看，這是一起震動大、反響好、具有重要教育意義的案件。

王懷忠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三個被處以極刑的省部級腐敗高官。王懷忠案件的查處，在阜陽、安徽乃至全國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得到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的充分肯定。王懷忠在阜陽經營多年，作惡多端，群眾對其所作所為恨之入骨。專案組一到阜陽，當地就傳出民謠：“紅旗飄飄利劍揚，中央紀委到阜陽”、“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懷忠”。許多百姓得知王懷忠被中央紀委審查后，自發地燃放鞭炮以示慶祝，并紛紛向專案組提供有關情況及案件線索。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里，專案組收到群眾來信和舉報電話700余件次，接待群眾來訪100余人次，還有50人主動交待了問題。阜陽市一副市長交出違紀違法所得170余萬元;一名重要涉案人主動從外省躲藏地趕回阜陽投案自首。王懷忠案件的查辦，對凈化阜陽的社會環境、扭轉阜陽的不良風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地干部群眾實實在在地體會到了懲治腐敗、震懾犯罪、鼓舞人心、教育干部、弘揚正氣的作用，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王懷忠被開除黨籍和被執行死刑的消息經媒體播發之后，全國各地廣大干部群眾紛紛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堅決擁護司法機關的判決。認為中央紀委對王懷忠案件的徹查再次顯示了我們黨從嚴治黨、嚴懲腐敗的決心。司法機關依法判處其死刑，罪當其誅。中央紀委發出了《關于王懷忠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通報》，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從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這對教育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具有深遠意義。

【王懷忠腐敗案件的主要原因及教訓】：

（一)思想道德防線的失守，導致了王懷忠的人格扭曲、私欲膨脹。

分析王懷忠的演變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長期放棄對主觀世界的改造、思想道德防線的失守、政治信仰的頹廢，是其私欲膨脹、自毀前程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人格畸變、不可救藥的主觀根源。王懷忠父母早亡，是鄉親們把他拉扯大，是黨的教育和培養使他從一個生產隊的記工員開始，一步步成長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他理應為官清廉、奮發敬業，以報答養育他的父老鄉親和培養他的黨組織。然而，他卻反其道而行，把“寧愿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的極端個人主義名言作為自己行動的座右銘。這種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蛻變，造就了他野心勃勃、唯我獨尊和剛愎自用的狂妄心態，進而導致其人格的嚴重扭曲。如，當他得知群眾稱其為“王壞種”、而稱自己的親信王漢卿為“王漢奸”以后，居然在一次大會上當眾對王漢卿說：“老百姓叫你‘王漢奸’那是敵我矛盾，叫我‘王壞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平日里，他常把“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這句話掛在口頭上，以表白自己對黨感情的深厚，但其所作所為卻證明，這只是他嘩眾取寵的一種滑稽表演而已。審查期間，良心稍有發現的片刻，王懷忠講過這樣一段話：“隨著職務升遷，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思想膨脹到極至，與黨組織離心離德，我行我素;作風上獨斷專行，排斥異己，搞宗派主義、小團體;經濟上行賄受賄，尤其是利用手中的職權接受賄賂達到驚人的程度;生活上追求吃喝享樂，由一名黨員蛻變為嚴重的腐敗分子。”這段話不僅是王懷忠的自畫像，也描繪出其思想變質、意志蛻化、直至背棄共產主義信仰、背離黨的宗旨、走上嚴重違紀違法道路的軌跡。前車之覆，不可不鑒。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堅定信仰，牢記宗旨，不斷加強對主觀世界的改造，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總實踐行“三個代表”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二)監督管理上的失控，滋長了王懷忠的狂妄自大、為所欲為。

反思王懷忠這個重大案件的發生，可以說與監督機制不健全、監督制度不完善、監督措施不到位有很大的關系，同時再一次提醒我們必須解決好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問題。首先，被監督者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是監督的重要前提。王懷忠就是被監督者拒絕監督的極端典型。他的狂妄心態使他忘記了自己作為黨組織的一員、人民的公仆身份，把自己看做不可一世的梟雄、千萬人之上的封建君主。他曾吹噓“阜陽是他王家的天下”，按阜陽1300萬人口計算，他就是“世界第58位總統”;他把有人為討好而送他的“穎(阜陽)亳兩州一圣王”的對聯視為珍品收藏。可以說，他就是從拒絕監督開始，邁出了走向滅亡的不歸路！第二，對一個地方黨委主要領導行使權力的監督至為關鍵。對“一把手”權力的監督一旦失控，就會營造出一手遮天的“一把手天下”。王懷忠之所以能夠頤指氣使、作惡多端，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作為一個地方黨委主要領導，其行使權力的行為沒有受到有效的監督。在重要干部的任免、重要建設項目的安排和大額資金的使用等問題上，常常由他個人說了算，把正常的不同意見視為“雜音”，甚至孤立、打擊敢于堅持正確意見的同志。他利用阜陽市主要領導的高位重權，耍人弄術，以犧牲國家利益和群眾利益為代價，通過為他人謀利、謀職、謀官等方式，網羅了一批親信，編織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關系網，這些人成為臭味相投、利益共生的腐敗分子，把好端端的阜陽搞得烏煙瘴氣，使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第三，黨組織的監督工作必須有為有威。王懷忠的胡作非為早就引起了阜陽干部群眾的強烈不滿，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一些干部和群眾不斷向上級組織反映王懷忠的問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王懷忠不僅沒有受到懲處，反而被提拔重，用，這在客觀上助長了他的囂張氣焰，使他忘乎所以。他曾多次在一些會議上叫囂“感謝紀委，查我一次，提拔我一次，查我十八次，提拔我十八次”。一個腐敗分子敢于如此褻瀆黨組織的監督工作，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條教訓。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徑。前不久，黨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對于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嚴明黨的紀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強調制度建設，強調從黨的高層領導做起，強調把“一把手”作為監督重點，重視權利與義務的平衡，明確了不同監督主體的監督職責，突出黨內、黨外監督相結合，意義深遠，操作性強。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遵紀守法，切實增強接受監督的意識，做自覺接受監督的表率。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要切實履行監督職責。各級組織要加強對黨員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管理，要加強領導班子內部的監督，健全工作制度，防范違紀違法行為的發生。廣大黨員要行使好監督權利，堅決同消極腐敗現象做斗爭。各級紀檢機關要充分發揮監督的職能作用，對黨員領導干部履行職責和行使權力情況進行監督。我們堅信，象王懷忠這種因缺乏監督管理的全方位腐敗的典型會越來越少。

(三)干部考察和政績考核的失真，助長了王懷忠的弄虛作假、虛報浮夸。

搞清王懷忠的底細我們可以回答許多人提出的一個疑問，王懷忠憑什么在仕途上一路青云直上?好大喜功、搞花架子、弄虛作假、虛報浮夸、欺上瞞下是他慣用的伎倆。他以工作出政績為招牌，不惜一切撈取個人政治資本。他大肆借債，留下了巨額債務;夸大產值和有關數字，掩蓋了矛盾和問題：并提拔重用虛報者。他經常講“數字報大一點無關緊要，又不交稅，數字能鼓舞干勁”。他一方面利用評比手段，以轎車、現金、提高工資、出國考察，甚至提高干部級別等作為獎勵條件，重獎那些所謂完成任務好、實為虛報浮夸的人;而對實事求是、無法完成指標的人橫加指責，有時居然在會場上責令這樣的基層干部站著開會。1995年9月，為迎接在阜陽召開的全國農區發展畜牧業座談會，“安排好”到蒙城等地的參觀，王懷忠指示蒙城縣領導干部，在參觀者途經的10個村莊路邊，要求所有農戶都要建造統一樣式的牛棚，每個牛棚約花費400元;牛的存欄數不夠，就讓去附近村借用。有媒體報導，王懷忠在阜陽搞的“幾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陽未來10年的財力!王懷忠案件不僅使我們清醒地看到了做表面文章、搞虛假政績給黨和人民的事業以及給資源和環境帶來的嚴重危

害，也使我們充分認識到改進和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方法，建立和完善科學的.干部政績考評體系、防止干部考察工作失真失實的重要性。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政績觀的靈魂和指南，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追求政績的根本目的，把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創造政績的重要內容，把重實干、求實效作為實現政績的重要途徑，把黨和人民的要求作為評價政績的重要尺度。有關部門應研究建立科學的政績評價標準，完善黨政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制度，使考核結果能夠全面、客觀、準確地反映領導干部的德才表現和工作實績，使勤政為民、真抓實干的干部得到褒獎，使好大喜功、弄虛作假的干部受到懲戒。要建立用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干部“帶病上崗”。

(四)對黨紀國法的藐視，加速了王懷忠的自棄、自毀、自絕。

剖析王懷忠自棄、自毀、最終自絕的過程我們更加堅信，黨紀國法的威嚴神圣不可侵犯。黨組織對嚴重違犯黨紀的黨員干部進行立案調查，是運用紀律手段教育黨員干部的一種有效形式，也是挽救犯錯誤黨員干部的有力措施。違紀黨員干部正確對待并積極配合黨組織的調查，是悔過自新的良好開端，只有對黨忠誠老實、主動交待問題，以積極行動改正錯誤、挽回所造成的損失和不良影響，才可能在組織的幫助挽救下棄舊從新、再立新功。反之，則法紀無情，無視法紀神圣的惡行必將受到嚴懲。然而，王懷忠卻自作聰明，對其后路作了所謂的三種設想：一是被開除黨籍、不被判刑，可以憑借一些社會關系做生意賺錢;二是被判處幾年有期徒刑，弄個保外就醫也就出來了;三是被判無期徒刑，最壞的結果是被判死緩，將來再減刑。在這種僥幸心理的支配下，他錯誤估計形勢，藐視黨紀國法，以為只要自己咬住牙關，法紀就奈何不了;他企圖蒙混過關，逃避法律對其應有的制裁;他始終把組織上對他的挽救當作是與他“過招”，橫下一條心，使盡全身解數，誓與黨紀國法對抗到底，誓與黨組織和司法機關較量到底。這種錯誤的態度和心理、使他一次次地喪失了接受黨組織幫助、教育和挽救的機會。正所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可以說，王懷忠與黨紀國法的頑劣對抗，使他滑向了罪惡的深淵。王懷忠的結局告誡那些犯了錯誤的黨員干部一定要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黨組織，相信和依靠黨組織，珍惜黨組織對自己幫助、教育和挽救的機會，千萬不可心存僥幸，藐視黨紀國法的威嚴。

【防止類似案件發生的對策與建議】

王懷忠現象說明了什么？一個人的思想決定他的一切，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強大的綜合國力之下，赫然出現了眾多貪得無厭的社會蛀蟲，胡長清、成克杰尚未遠去，王懷忠就敢頂風作案！實事求是，知易行難！

仔細審視王懷忠，我們不難發現，王懷忠式的干部所崇信的是馭人和觀天。所謂馭人者，就是在種種動聽的傳統和現代詞匯掩蓋下實質上和內心里把老百姓當駕馭的對象，他們通過能夠威懾、壓制等手段處理社會矛盾從而實現表面上的平穩安定，通過高壓手段和玩能政治手腕管理下屬干部從而提高行政效率。在干部間像拜把子、認干親成為發展勢力的必須手段。所謂觀天者，其實觀察揣摩上級主要的領導的心理和喜好，敢于主動大膽地在形式迎合一個時期的政策和方針，從而為自己贏得領導的信任和支持，為自己尋找靠山。

他們徹底的拋棄了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的傳統，重拾大躍進浮夸風，將一座座的空中樓閣做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將所有的苦果糟粕全部轉嫁給人民！

所以，在面對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依然易發多發這一態勢，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必須有效預防腐敗。要立足教育，使領導干部不斷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增強紀律觀念，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線;要健全制度，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機制;要強化監督，有效防止權力失控和行為失范，使黨員干部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要堅決貫徹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對腐敗分子絕不能姑息，絕不能手軟;要逐步建立健全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

全國還有多少王懷忠！我們無法知道，沒有人統計過，也無法統計，近三十年來的落馬貪官污吏，給我們敲響了一次有一次的警鐘。現象存在既有緣由，我想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過分的悲哀、感慨，我們國家需要有完備的法律制約，腳踏實地的政府機關，人民大眾的有效監督。當做到這一切的時候，一定可以將未來的王懷忠扼殺在萌芽狀態！還中國政壇一個郎朗乾坤！

第三篇：犯罪學論文

網絡犯罪的概念，特征，發展趨勢及控制

對策分析

學生姓名 代長江 學

號 6051213310 班

級

法學17-3 指導教師 趙山星

網絡犯罪的概念，特征，發展趨勢及控制

對策分析

【摘要】 網絡犯罪是指行為人在網絡空間內,以計算機網絡為犯罪工具或者攻擊對象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網絡犯罪作為與網絡的產生和發展相伴而生的一種現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然有新的發展。這主要表現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將更加嚴重,網絡詐騙犯罪會愈演愈烈,網上販毒將發展迅猛,針對網絡銀行的犯罪將不斷增多。對此,必須站在全球化的視野上,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控。

Snippet ：Cyber crime refers to the person in the network space, based on computer network crime tools or serious anti-social behaviour of a target.Network crime, as with the network suffers from the co-existence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 kind of phenomenon, must be the new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The main performance i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 will be more serious, Internet fraud crime will be intensified, online drug will develop rapidly, the crime of the network bank will rise.To this, must stand o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and prevention.【關鍵詞】 全球化網絡犯罪特征態勢對策

當今世界,全球化已經成為受各個領域重視的一種社會現象,并成為各國學術界普遍關注的重要命題。可以預料,在21世紀的現代社會,全球化將以更為明顯的態勢,以其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多維表象而為世人所接受。網絡是全球化發展的產物,是經濟一體化的典型表現手段和形式,全球化的進程將深刻影響互聯網業的發展。網絡犯罪作為與網絡的產生和發展相伴而生的一種現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然有新的發展。據有關資料顯示,近年來全球網絡安全問題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平均20秒鐘就會發生一起黑客事件,目前全世界約有80%的網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安全隱患。在全球范圍內,除原有的計算機犯罪頻頻發生外,其他新型的網絡犯罪如網絡賭博、網絡詐騙也在蔓延。網絡犯罪與其他犯罪交織在一起,對各國的主權、安全和社會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在這種背景下,對網絡犯罪及其控制對策予以探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網絡犯罪的概念

網絡犯罪(cybercrime)是隨著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的發展而出現的一個概念。20世紀90年代,網絡從狹窄的部門應用擴大到公眾領域,成為個人和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不僅如此,網絡的普及和發展還為社會的進步提供了強勁的動力,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知識經濟時代。政府上網、電子商務、遠程教育、虛擬社區這些新生事物不斷發展,網絡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已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然而,科技總是一個兩面性的事物,網絡在為人們提供便利、帶來效益的同時,也使人類面臨著控制網絡犯罪的新問題。關于網絡犯罪的概念,可謂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網絡犯罪是對計算機犯罪的另一種稱謂。[1]還有學者認為網絡犯罪是指行為人在網絡空間內,以計算機網絡為犯罪工具或者攻擊對象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2]筆者基本贊同后者的觀點,但需要補充的是,網絡犯罪不是刑法專業的一個具體罪名,而是一類罪名,屬于犯罪學意義上的犯罪類型。

絡犯罪與計算機犯罪有相同之處,比如行為人都以計算機為工具。但二者畢竟是不同的事物,它們的區別主要表現為:首先,網絡犯罪是一種犯罪的新形態。一般而言,新經濟形態會帶來新的經濟犯罪。網絡犯罪正是經濟一體化、網絡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從歷史的角度考察,計算機網絡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是生產方式,而生產方式的物質形式與其社會形式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社會歷史演進的根本動力。在西方學者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以及奈斯比特的《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趨向》等著作中,人類社會的歷史被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社會(或稱前工業社會),第二階段是工業社會,而現階段則處于信息社會(或稱后工業社會)。托夫勒最近在接受采訪時談到:農業社會是在地上挖、種植各種農產品;工業社會是往地下挖,挖出原料,生產出產品;而網絡社會是在地表上,用有線或無線的通訊網絡,以終端機連接起來,人類的疆界被打破,是“四海為家”。

農業社會展示了農業犯罪的一些特征,主要是以暴力犯罪和偷盜犯罪為主;工業社會犯罪,主要是以工業特征如組織化、集團化犯罪為主;而網絡犯罪是由于新的經濟成分誕生,經濟結構的調整而產生的一種犯罪,是在傳統犯罪的基礎上“孵化”出來的一種新的犯罪類型。說它是一種“孵化”或者叫“衍生”,因為從歷史上看,有些犯罪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本質上是一樣的。但是,由于新經濟成分的產生,會出現新的犯罪類型,如“盜竊”,在農業社會里有,工業社會里同樣有,網絡社會里也會有。但是,有些犯罪卻是過去沒有的,如證券犯罪在農業社會是沒有的,是在證券市場建立之后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還有,從研究犯罪歷史思路上看,犯罪動力由體力逐步轉化成智力,犯罪原因由單一逐步轉化成綜合,犯罪的類型由傳統暴力犯罪、財產犯罪逐步轉向科技犯罪、“知識”型犯罪。

網絡犯罪則是在計算機犯罪基礎上“孵化”出來的,因為計算機發展迅猛,廣泛為經濟服務,而經濟發展要求建立網絡,網絡正是由這種需求而構造起來的。它使經濟得到更為迅速發展的同時,又給社會帶來了負面效應———網絡犯罪。其次,網絡犯罪必須在特定的空間內實施。網絡犯罪常常發生在特定的場所———網絡空間內,有人稱之為“虛擬空間”、“賽博空間”或“第五空間”。行為人通過計算機及其附屬設備和調制解調器進入網絡空間,以特定的程序非法侵入他人的計算機系統,或者對他人計算機中的數據進行篡改,或者侵犯他人隱私,或者進行電腦詐欺,或者制作、復制病毒妨礙計算機系統正常運行。根據美國學者愛德華、A?卡瓦佐和加斐諾?莫林的觀點,網絡空間,又稱賽博空間(cyberspace)是指計算機網絡化把全球的人、機器、信息源都連接起來,形成的一種新型的社會生活和交往空間,它區別于現實的生存生活空間,是一個沒有客觀實體的世界,是一種數字化的虛擬空間、精神生活空間和文化空間。賽博空間代表的是為數眾多的可以被遠程訪問的計算機網絡,而網絡犯罪則必然發生在該空間內。

隨著社會計算機化和網絡化的迅速發展,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犯罪正逐漸從低層次的計算機犯罪轉向在網絡空間內實施網絡犯罪。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對網絡犯罪進行不同的劃分。比如美國學者Thomas J?Smedinghoff將網絡犯罪劃分為:非法進入或使用電腦;篡改或毀損資料;竊取或濫用資訊服務;電腦詐欺;妨礙他人使用電腦和非法持有密碼,等等。[3]根據美國學者勞拉?昆蘭蒂羅的觀點,賽博犯罪則可以分為四大類:未經許可使用與計算機相關的財產;在計算機系統中引入欺詐性的記錄和數據;修改、毀壞信息或文件;使用電子手段或其他方式偷盜金錢、金融設備、財產、公共設施及數據等。[4]臺灣學者則將計算機犯罪分為:資料之不當操作;資料之不當刺探、取得;非法使用電腦;電腦破壞等。[3]為研究的方便,筆者從犯罪學的角度對網絡犯罪作了以下劃分:一是以網絡計算機系統為攻擊對象的犯罪。這類行為主要包括以單純獲取信息、數據破壞、干擾或控制網絡系統為目的,或者以攻擊為手段實現其他犯罪目的等犯罪。二是以網絡計算機系統為工具的犯罪。這類行為對網絡本身并沒有破壞效果,而是利用網絡功能,對現實生活中的人或物實施的犯罪行為。

二、全球化背景下網絡犯罪的基本特征

從20世紀60、70年代始,全球化已經成為一股強大的、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馬克思說,隨著生產日益社會化,歷史“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5]而把全社會、全世界連成一個整體的技術紐帶,則是各種各樣遍布全社會、遍布全球的各種物質的能量和信息的網絡。特別是計算機網絡已連接了世界上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具有全球性和超地域性的系統。在這種背景下,網絡犯罪的特征明顯不同于其他犯罪,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犯罪現場和空間的虛擬性。計算機網絡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空間的虛擬性,所有的交往和行為都是通過一種數字化的形式來完成的,即是通過一條電話線,通過光纜、有線電視網、衛星傳送等方式將世界連成一片。

傳統犯罪大多有犯罪現場和空間,犯罪現場是指犯罪行為實施的地點和遺留與犯罪有關的痕跡、物證的一切場所。犯罪現場是客觀實在的,犯罪行為是在特定的空間內發生的,有時一個案件一個犯罪現場,或者幾個案件幾個犯罪現場。網絡犯罪由于是發生在網絡空間,是使用操作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用數字化的形式來完成的。所以網絡犯罪并不像傳統犯罪一樣有一個實在的犯罪現場和空間,犯罪行為地與犯罪的結果地也不像傳統犯罪一樣在一個現場里,處于“共生體狀態”,而是通過虛擬空間,跨越國界、地域來實現其犯罪目的,它的行為地和結果地往往是分離的。一行為人在美國,但他侵入了中國信息系統,修改、破壞中國信息系統的數據,造成了網絡犯罪,可以認為,其行為地在美國,但其犯罪結果地在中國。因此,如何確定網絡犯罪的現場和空間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認為,網絡犯罪現場和空間的確定應基于網絡的超時空和超地域特點,將其分為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物理空間是指網絡犯罪行為實施的場所,虛擬空間是指網絡、服務器、信息系統等。

由于網絡犯罪行為是通過虛擬空間來實施和完成的,虛擬空間就產生了犯罪行為帶有虛擬的特征。犯罪行為雖帶有形式上的虛擬,但它還是客觀存在的,其犯罪后果是一種實體行為,因而只要是犯罪,就應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次是犯罪行為的隱蔽性。網絡犯罪人往往利用網絡技術達到自己的犯罪目的,有的刪除、修改、增加、干擾、制造、傳播各種信息數據,使信息系統不能正常運轉,有的借助通訊工具對網絡系統傳輸特殊的信息和指令,破壞信息系統,這些犯罪行為只要點一點鼠標或打幾下鍵盤或借助于手機或電話等就能完成,十分隱蔽,不易被人察覺。從網絡犯罪時間來看,它是用分、秒計算的,可在瞬間完成,其作案時間很難判定。此外,網絡犯罪人往往利用自己的技術特長、職業特點實施犯罪,有些還是高學歷的“智人”。由于他們有體面的身份,較高的文化素質,還有各種掩護方法,所以,在公眾眼里不像“犯罪人”,因而更具隱蔽性。現在網絡犯罪很少被發現和查證,一方面是由于被害單位涉及名譽和秘密,不愿向司法部門報案;另一方面是由于網絡犯罪的證據多存在于電磁介質如程序、數據等無形的信息中,很容易被更改和刪除,有的甚至不留痕跡,偵查難度相當大。據國外的一項調查表明,傳統犯罪方式每次作案平均渴望獲得15000美元,而被抓獲的危險是30%;對網絡犯罪來說,每次作案被逮的概率僅有3%,而獲利高達1500萬美元,網絡犯罪與搶劫銀行一樣可以獲暴利,但比搶劫銀行安全得多。[6]第三是犯罪手段的智能性。同傳統犯罪相比,網絡犯罪更多是依靠智力,而非體力去實施犯罪。網絡犯罪有一種知識化的過程,掌握這種知識,才能實施犯罪,才能達到預期的犯罪目的。美國犯罪學家埃得溫?H?薩瑟蘭在分析計算機犯罪時提出,才智和現代技術工具的結合產生犯罪的可能性。網絡犯罪就是由于掌握網絡技術相關知識的才智和網絡條件的形態而產生的一種新形態的犯罪。網絡犯罪一般主體較年輕,他們知識化程度較高,信息靈通,頭腦靈活,有網絡技術和技能,犯罪手段往往帶有專業性。在美國財政部公布的金融業39起網絡犯罪案件中,計算機人員占70?5%;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廳報告統計,在網絡犯罪中,計算機專業人員約占55?8%,這些實例和數據說明網絡犯罪確實具有“智能性”。

網絡犯罪,特別是侵入數據庫的犯罪,要求網絡、專業水準相當高,因為這些數據庫有嚴密的防范屏障,有很難破解的密碼,只有具備扎實的網絡知識,精通網絡技術的人才能侵入這些地方。第四是犯罪危害的擴散性。由于因特網正以極快的速度把社會的各個部門、各行各業以及各國、各地區聯成一個整體,形成一個“地球村”或稱“網絡社會”,因此,網絡犯罪的危害極為廣泛。網絡犯罪的危害領域既可以是政府機關、新聞出版、文化教育、科技行業,也可以是工廠、礦山、糧食、商業、供銷、石油、煤炭、運輸、銀行、證券、外貿和房地產等領域。由于其犯罪動機不同或者其目的不同,產生的危害結果也不同,侵害一個犯罪對象,可能給眾多的人帶來危害。如黑客侵害一個網站,雖然他本身意圖是破壞數據或者修改數據,但由于其侵入,對數據本身造成影響,可能給該網站帶來極大的危害,網站被迫停運,從而給眾多的人帶來不便,使侵害帶有一種擴散的意義。從網絡上的病毒看,如銀行網絡染上病毒,所有儲戶的存款、取款記錄將蕩然無存,銀行金融管理系統將會引起混亂,因為病毒具有“傳染性”,這種“傳染性”的病毒危害是巨大的,有時會使整個網絡都會受到影響。這就是其危害的“擴散性”。由于危害擴散,造成的損失往往是巨大的。

網絡犯罪使世界眾多國家都遭受到巨大的損失,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年損失額為幾十億美元。根據1997年美國計算機安全研究所(CSI)與FBI國際計算機犯罪中心舊金山分部合作對563家美國公司、政府機構、金融機構以及大學所做的“1997年計算機犯罪與安全調查”發現: 1996年計算機犯罪給其中的249個機構造成的經濟損失,合計超過1億美元。在被調查單位中只有59%能夠量化其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有75%報告在過去一年中遭受過侵襲。據估計網絡犯罪造成損失已連續幾年高達5億美元以上,而實際數字遠遠高于這一估計數據。

三、全球化背景下網絡犯罪的發展態勢

作為社會發展的伴生現象,犯罪的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犯罪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在網絡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犯罪都可以在網絡空間中完成,并且,網絡技術的運用大大方便了這些犯罪的實施。因此,筆者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下幾種犯罪將是今后發展較快且較為突出的:第一,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將更加嚴重。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是指人類智力勞動產生的智力勞動成果所有權。它是依照各國法律賦予符合條件的著作者、發明者或成果擁有者在一定期限內享有的獨占權利。

在世界貿易組織管轄范圍中,知識產權保護已成為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并重的三大支柱之一,且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經濟的高速發展倍受國際社會的關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是當今世界范圍內涉及面廣、保護水平高、保護力度大、制約力強的一個國際知識產權公約。其內容涉及知識產權的各個方面:版權及鄰接權、商標權、地理標志、工業品外觀設計、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未經披露的信息等。近年來,由于網絡的迅猛發展和經濟全球化趨勢,加之市場失范和法律的不健全,網上假冒、盜版等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屢禁不止,十分猖獗,案件數量持續增長,重、特大案件增多,犯罪后果嚴重,損失巨大。在眾多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尤以侵犯著作權和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最為嚴重。

網絡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信息的數字化。信息的數字化為在瞬間內大量復制享有著作權及其他受保護的作品提供了條件,并使這些復制品有可能被同時發送給上百萬人。在網絡上,只需要在幾分鐘內將受保護的作品登錄到公共網頁,頃刻間便可能有成千上萬的人將其下載。網絡令即使最窮困的人有能力不經授權復制他人享有著作權的作品,并使其廣泛擴散。據美國學者估測,在國際互聯網上實施的侵犯著作權犯罪每年可導致數百億美元的損失。與商業交往的機密性緊密相連的不正當競爭和侵犯商業秘密或專有技術在網絡空間變得更加復雜。例如,在網絡上因信息交流和儲藏易為人所知,使得商業秘密的所有人比在其他交易中更容易遭受損失;而其競爭者可能非法利用這些信息從事不正當競爭。

此外,在網上傳輸的商業秘密如專利申請材料有可能被黑客截獲從而使尚未獲得專利的技術秘密泄露,使研發者的成果被他人非法利用。與網絡有關的知識產權中還存在著大量的軟件保護問題。軟件由于其本身的特性,極易被復制;而網絡的快速搜索功能使得軟件盜版輕而易舉。現在網上還出現了專門下載解密軟件的網站,網上黑客免費為欲下載正版軟件者提供相應的解密軟件,號召信息共享。如美國聯邦政府訴LaMacchia一案,被告人LaMacchia是馬薩諸塞工學院的學生,他在互聯網上就設立了一個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的公告牌,將他人享有著作權的計算機軟件登錄到公告牌上,使其可以被人隨意下載, LaMacchia的行為極大地損害了權利人的利益。

第二,網絡詐騙犯罪會愈演愈烈。不斷走向全球化的電子商務為商界和消費者都提供了重要的商機,互聯網的優勢既吸引了眾多商家守法經營,也為不法分子行騙提供了沃土。大量的網絡詐騙對電子商務市場的健康發展構成很大的威脅。網絡詐騙是指行為人利用網絡技術及媒介實施詐騙、謀求非法利益的犯罪行為。據美國一咨詢機構的統計數字顯示, 2000年全球范圍內網上被騙金額達到16億美元,該機構還預測,隨著網上支付金額的增加,到2005年網上損失金額將達到57億美元。美國著名電子商務網站“電子港灣”2001年首季發生詐騙案2000多起。2001年5月23日,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宣布,全國已破獲數起網絡詐騙案, 62名嫌疑犯被捕,涉案金額高達1?17億美元,受害者多達57萬人。2000年7月21日,中國晉江市刑警局摧毀了一個以安溪籍人員為主的網絡詐騙團伙。該團伙從2000年3月份以來,利用國際互聯網向全國各地的客戶發送虛假的電子郵件,先后5次詐騙上海、吉林、山東等地客戶,詐騙金額46萬多元。據蘭州市公安局計算機安全警察部門的同志介紹,蘭州網警自成立以來,僅僅幾年時間就破獲網上違法案件6起,查處違法違規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52家(其中無任何執照的19家)。美國司法部副部長湯普生警告說:“網絡詐騙已經成為增長最快、涉及面最廣的一種白領犯罪行為。”英國首相布萊爾曾經說:“電子商務是現代知識經濟的核心,但其安全問題常令人頭痛萬分。”一份研究發現,英國約有8%的商品在網上訂購后始終沒有送到消費者手中。騙子利用人們善良的天性,在電子交易活動中頻繁詐騙用戶,對此各國法律專家也很頭痛。2001年4月1日美國Caylner研究公司發表的一份報告稱,未來兩年,在網上交易過程中被竊取大量金錢的互聯網消費者人數將有增無減。

歸納起來,目前比較普遍的網上商務詐騙主要有以下幾類:利用網上購物、網絡拍賣、虛假的網絡服務等手段欺騙消費者和商家,采用信用卡、國際數據撥號等方式詐騙、竊取消費者巨額款項;謊稱提供免費網頁取得網友信用卡號,而后陸續索要錢財;抓住消費者和商家致富心切的心理,用誘人動聽的說詞,在網上刊登虛假廣告或利用電子郵件搞非法多層次傳銷;推銷所謂物美價廉的商品,提供虛假商機和搞詐騙性的投資活動。除此之外,他們還用金錢連銷函式、高價回收騙局、非法出售電子郵件地址、保健醫療騙局和“折扣卷”支票等卑劣手段在網上行騙。高明的詐騙犯可在網上突然出現,對消費者迅速實行欺詐,然后消失得無影無蹤,根本無法確認他的身份或地址。

要想制止這種詐騙,執法人員需行動迅猛,并需要前所未有的協同作戰。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認為,與其他國家同行協同行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打擊網絡詐騙犯罪的關鍵所在。聯邦貿易委員會同世界各地執法人員合作了多項具體行動。聯邦貿易委員會組織了一個名為國際“瀏覽日”的活動,讓執法人員和消費者團體在一個特定時間在網上搜尋某一特定種類的詐騙活動,瞄準目標,依法懲治。在搜尋之后,聯邦貿易委員會向那些違規者發出“警示性電子郵件”,警告他們可能違反了國家的有關法律,如不改正或停止,將會受到法律制裁。第三,網上販毒將發展迅猛。全球化和網絡通訊技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并給社會的經濟、教育和文化的發展創造了許多條件。

然而,這些條件正在受到追求非法收入的個人和犯罪集團的利用。網絡技術不僅給公眾提供了很多的機會,同時也給毒品販運及犯罪等反社會行為提供了很多機會。與合法的商業組織一樣,麻醉品販運組織也在進行重新調整、分散和全球化。比起以往,麻醉品販運活動更為擴散,跨過了原來某些權限的管轄范圍,因此用通常的執法技術手段很難發現這些犯罪活動。就目前來看,毒品犯罪利用新技術進行的活動主要有: 1?在線進行毒品交易;2?利用因特網聊天室相互聯系,因受到網絡防火墻的保護而無法對他們進行了解;3?通過使用可以匿名預先支付費用的電話卡,用移動電話進行聯系。加密技術使得毒品走私者能夠進行毒品交易而幾年不被發現。

網絡新技術使得犯罪活動容易進行,麻管局稱有關毒品犯罪呈“業余化”的趨勢:將來可能成為麻醉品藥劑師的人和毒品販運者不再需要有特殊的聯系和資源,他們可以利用因特網功能檢索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因特網也把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有類似意向或目的的人聯系到一起,并且使他們能通過因特網確定供應來源。在這種環境下,傳統的利用等級結構圖和清晰的地域邊界的執法方式已遠遠不能適應網絡毒品犯罪的發展。這些對國際麻醉品管制公約(1961年)的任務提出了新的挑戰,聯合國麻醉品管制局作為國際麻醉品管制公約的捍衛者,有責任提醒各國政府和公眾警惕全球化和網絡通訊技術所引發的對實施麻醉藥品法的挑戰。對各國政府而言,應當建立專門的機構和高科技麻醉藥品管理組織,以專門對付網上毒品犯罪。對國際社會來說,應當盡可能地協調措施以確保對罪名、制裁及證據標準在世界各國大致相同,防止因網絡的超地域性從而產生“避風港”問題。第四,針對網絡銀行的犯罪將不斷增多。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網絡新技術的發展,全球首家以網絡銀行冠名的金融組織———安全第一網絡銀行(SFNB)于1995年10月18日打開了它的“虛擬之門”,從此一種新的銀行模式誕生,并對300年來的傳統金融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網絡銀行又稱在線銀行,是指銀行利用網絡技術,通過網絡向客戶提供開戶、銷戶、查詢、對賬、行內轉賬、跨行轉賬、信貸、網上證券、投資理財等傳統服務項目,使客戶可以足不出戶就能夠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個人投資等。[7]可以說,網上銀行是在Internet上的虛擬銀行柜臺。銀行業務與互聯網的連接,使得網絡銀行容易成為非法入侵和惡意攻擊的對象。如英國國家罪案署破獲的英國首宗網上銀行搶劫案,犯罪分子成功利用偽造的身份擄走了該國最大的網上銀行———埃格(EGG)的1萬英鎊現金。多項調查表明,安全已成為網絡銀行的最大顧慮。從目前來看,對網絡銀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主要有以下幾種因素:其一是電子扒手。一些被稱為“電子扒手”的銀行偷竊者專門竊取別人的網絡地址、銀行賬號和密碼,將資金據為己有,這類竊案近年來呈迅速上升趨勢。因為Internet服務在給銀行和用戶提供共享資源的同時,也為竊取銀行業、用戶秘密數據的非法“侵入者”敞開了大門。據美國官方統計,銀行每年在網絡上被偷竊的資金達6000萬美元,而每年在網絡上企圖電子盜竊作案的總數高達5—100億美元之間,“電子扒手”平均作案值是25萬美元,而持槍搶劫銀行只有7500美元。“電子扒手”多數為解讀密碼的高手,作案手段隱蔽,不易被抓獲,通常能夠查獲的約為1/6,而只有2%的網絡竊賊被抓獲。

其二是電腦黑客。對電腦超級“黑客”來說,破譯各家銀行的程序、密碼并不是一件難事,在國外,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據美國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的估計,全球企業界1995年損失在“黑客”手中的財富達8億美元,其中,美國企業損失4億美元。“黑客”對網絡銀行安全的潛在風險是極大的。其三是計算機病毒。計算機病毒對銀行電腦系統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在1996—1997年的18個月中,世界范圍新發現的計算機病毒數量幾乎翻了一番。平均每個月新發現的計算機病毒數從過去200種上升到500種左右。全世界已知的計算機病毒數已達18000種,尚有上百種待查明的計算機病毒在流傳。此外,隨著國際互聯網絡的普及,銀行的電子函件也成為計算機病毒傳播的主要渠道。面對這些威脅,網絡銀行的安全體系不能不令人擔憂,而商業銀行經營的“三性”原則,即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安全性是決定一切的前提。只有保證了安全,才談得上盈利。資金安全對銀行、顧客和商家永遠是至關重要的,如何確保交易安全,就成為網絡銀行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

四、全球化背景下網絡犯罪的控制對策

正如德國刑事社會學的創始人李斯特所言,“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8]犯罪作為一種反社會現象,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是與人和社會的發展水平相關聯的。因此,要有效防控與計算機網絡同步發展起來的網絡犯罪,必須在全球化的視野下采取有力措施。具體來說,應主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首先,堅持網絡犯罪的綜合治理之路。對于網絡犯罪也必須堅持綜合治理的犯罪控制總方略,把道德約束、技術防范和刑事懲治有效地結合起來。一是要注重網絡社會的道德建設。高科技的發展使傳統倫理受到很大沖擊,道德失范成為網絡犯罪泛濫的重要動因。構建適應網絡時代的新型道德,充分發揮社會倫理的調節功能,是控制網絡犯罪的第一道防線。

二是加強網絡犯罪司法人員的網絡專業技術訓練。如前所述,網絡犯罪是一種智能化犯罪,科技含量高,所以要在司法領域實現對網絡犯罪的“以技制技”的目的,就必須加強司法人員的網絡技術培訓。否則司法機關在對網絡犯罪的刑事偵查、起訴、審理中就會十分被動。另外,針對網絡犯罪技術性強這一特征,許多國家設立了專門的網絡犯罪的刑偵組織。例如,德國為打擊Internet上的犯罪行為, 1995年特設了網絡警察工作小組,其任務是在環球計算機網絡中巡邏,搜索非法材料,追查互聯網絡各種形式的犯罪活動。

三是要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嚴密刑事法網。網絡犯罪黑數高,偵查難,犯罪人僥幸心理強,因此,提高破案率,增大犯罪的風險成本,強化刑罰的必定性和及時性,是懲治犯罪的關鍵所在。

其次,加強網絡犯罪的刑事立法。刑事立法是運用刑法手段預防和打擊網絡犯罪的前提,只有在刑法中對網絡犯罪作出相應規定,才能從立法上表明國家對犯罪的嚴正姿態,也才能在刑事立法中做到有法可依,達到罪刑法定的要求。在對計算機犯罪的刑事立法上,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工業化國家已有了成功的立法例。在美國,絕大多數州都頒布了涉及計算機犯罪的法律,如1978年《佛羅里達州計算機犯罪法》,還有全美國適用的聯邦法律,如1984年《偽造進入程序裝置和濫用計算機欺詐法》, 1986年《美國計算機欺詐與濫用法》;在英國有1984年《數據保護法》、1990年《計算機濫用法》。有的國家直接在刑法典中對計算機犯罪進行了規定,如瑞士、奧地利等。在這些計算機犯罪的立法中,部分網絡犯罪已涵蓋在其中。就我國有關網絡犯罪的刑事立法看,我國一系列的行政法,如《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等,涉及到了網絡犯罪的刑事責任問題,但規定得極為籠統。我國有關網絡犯罪的刑事責任主要是在刑法典中作出規定。《刑法》第285、286條分別規定了“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第287條規定了利用計算機實施的犯罪,依照刑法典有關規定定罪處罰。應該說,我國刑法規定的計算機犯罪也涵蓋了部分網絡犯罪,但必須承認,在網絡犯罪上,我國刑事立法還剛剛起步,還有部分網絡犯罪沒有被包括進來。例如:通過網絡非法下載其他計算機用戶儲存的數據、應用程序等行為在刑法上就沒有作出規定。另外,《刑法》第287條的規定也不科學,因為利用計算機實施的犯罪以刑法中有關罪名定性,沒有體現計算機犯罪或網絡犯罪的特征。

再次,確立刑事一體化思路。近年來,我國有學者倡導刑事一體化的思路,這對于推動刑法研究的縱深化、刑事立法的科學化和刑事司法的高效化具有積極影響。在理論上,“刑事一體化”意味著應加強刑法學同其他刑事科學,尤其是犯罪學之間的溝通與對話,把實證分析同規范分析的方法結合起來,共同探討網絡犯罪的規律和對策。在立法上,“刑事一體化”要求加強刑事實體法與刑事程序法之間的互動與協調,在立法過程中通盤考慮,盡力避免二者之間的脫節。在網絡環境下,電子證據的地位、收集與提取的途徑、審查判斷的規則等,都亟待刑事訴訟法來規范,而刑事訴訟法的完善直接制約著刑法作用的發揮。

同時,刑事訴訟法本身具有獨立的價值,程序正義同實體正義都是現代刑事法治的應有之意。在網絡犯罪的追訴中,是否應賦予受害人舉報義務,如何對司法機關的網絡監控權合理定位,等等,都是刑事訴訟法面臨的新課題。最后,強化國際間的司法合作,嚴厲打擊網絡犯罪。互聯網本身是一個無國界的空間,網絡犯罪也同樣不受物理國界的限制。網絡犯罪與傳統犯罪的重要區別在于其可迅即之間同時發生在多個國家甚至全球。因此有人認為網絡犯罪是一種“無國界”的犯罪。由于國家的管轄權是有限的,各國在與網絡犯罪這種非傳統犯罪作斗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如何規定管轄權以及協調管轄權沖突而引起的難題。單靠一國的努力,或各國各自為政,不可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如何協調各國的刑事法(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并在實時數據收集、通信數據的快速保存和披露、電子證據保全、相關信息的交流等具體偵查措施方面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合作機制,是解決這一難題的關鍵。這就意味著各國應加強刑事司法合作,在打擊網絡犯罪方面取得共識,進而達成一項國際協議以應付挑戰。2001年11月23日,歐洲理事會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的網絡犯罪大會上舉行了《關于網絡犯罪的公約》(Convention on Cybercrime)的開放簽署儀式。這個公約是國際社會第一個控制網絡犯罪以及其他形式的計算機濫用行為的國際刑法公約,其旨在通過敦促締約國進行適當的立法和建立有效的國際合作,以達成一種共同刑事政策來加強社會保障。更重要的是,公約創建了一個全天候的“協作網絡”,可以在締約國間進行24小時不間斷的情報交流及相關協助。這對在網絡全球化的環境下打擊犯罪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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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犯罪學參考書目

犯罪學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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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克昌、莫洪憲主編，《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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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甘妹著，《犯罪學原論》，臺灣漢林出版社，1986年9月第4版。

7、（美）路易斯．謝利著，《犯罪與現代化》，中信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8、（美）喬治．Ｂ.沃爾德等著，《理論犯罪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9、（德）漢斯．約阿希姆．施奈德著，《國際范圍里的被害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10、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11、（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第十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2、費孝通，《鄉土中國》，三聯書店。

第五篇：犯罪學論文

女性犯罪淺析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不但充當著重要的家庭角色，也開始充當重要的社會角色，在社會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女性犯罪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是長期而巨大的。從近年來的女性犯罪的統計可以看出，女性犯罪的比率不斷上升，這種趨勢向社會敲響了警鐘。本文針對當前女性犯罪現狀、犯罪的特點及原因進行分析研究，提出了預防女性犯罪的對策。

【關鍵詞】女性犯罪；女性犯罪的現狀；女性犯罪的原因；女性犯罪的特點；女性犯罪的對策

一、女性犯罪的現狀

女性犯罪自古有之，從總體上看，與過去相比女性犯罪數量是逐年增加的。最近女性犯罪又有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是低齡化發展。據最新統計，女性犯罪的年齡段逐漸向低齡化發展，越來越多的犯罪女性都是青年人。

其次是高知犯罪上升。隨著社會的進步，女性犯罪主體的知識水平不斷提高。具有較高知識的女性犯罪多是貪污受賄，詐騙等經濟犯罪。高知女性在學會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同時，也要用法律約束自己，才能遠離犯罪。

二、女性犯罪的特點

1.隱蔽性、非暴力性。與女性內在情感體驗較強，不輕易表露心聲和行為較為謹慎的一般人格特點相適應，女性實施犯罪的手段較為隱蔽、間接。女性由于體力相對較差，往往不具有攻擊性。從而很少利用暴力手段犯罪而常常利用自己女性的魅力和不易引起人警覺和懷疑的方式，去實施與此相適應的犯罪。

2.情感性、突發性。女性情感豐富、情緒穩定性差、情緒情感的起伏性大、多種性質的情緒體驗交錯刺激，陷入情緒之中，被情緒所左右容易引起內心的強烈沖突和矛盾。女性意志力薄弱且帶有明顯的情緒色彩，當意志不了情緒的爆發而成為感情的俘虜時，容易在激情狀態下實施傷害、殺人等突發性犯罪行為。

3．犯罪類型增多，但相對集中。男性犯罪所涉及的類型非常廣泛，而女性犯罪的類型卻相對集中。女性犯罪的種類主要集中于與其社會生活聯系較為密切的財產型犯罪和家庭方面的犯罪如盜竊、詐騙、重婚、流氓、賣淫、殺人等

4．文化教育程度低,認知能力差。教育程度低導致女性思維的批判性、深刻性、邏輯性差，缺乏主見，易受暗示和盲從。她們不善于透過現象發現本質，容易被表面現象所迷惑；同時，看待問題帶有很大的片面性，缺乏邏輯和連貫，不能從多角度認識事物，認識問題帶有很強的情緒色彩。

三、女性犯罪的原因

1、社會原因。社會原因是以女性在家庭中傳統的作用、社會地位、任務、行動范圍的狹隘為背景的。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性別歧視”的社會觀念。傳統思想認為，女性的社會地位是低下的女性只是傳宗接代的工具，所以幾乎不讓女性上學接受教育。這導致女性文化水平都普遍較低。這進一步致使女性較無知愚昧，心理上長期受到壓抑性格上得不到解放而容易扭曲，當女性因愛人或戀人的行為受到傷害致使一些性格偏激者會將愛化為憤怒和怨恨，從而產生復仇心理，孤注一擲地選擇極端的方式。

2、家庭原因。致使女性犯罪的家庭方面原因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及婚姻和情感方面，以下是對家庭原因的細化：

首先是家庭暴力。我國自建國以來女性的社會地位雖得到了普遍的大幅度提高，但是持續而嚴重的家庭暴力依然相對普遍。家庭暴力致使一些受虐婦女在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走投無路、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往往為避免自己或家人免遭更為持久而慘烈的危害而選擇了極端的“自救”方式走上犯罪道路。家庭暴力是當今女性犯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家庭暴力一旦發生總有女性無法繼續忍受的時候。當受暴女性不再勉強維持婚姻、她們的恐懼、愛情夢幻、依賴感、負面的自我概念等不再存在；丈夫會改好離婚丟人，低自尊的想法不再強化；當激情沖動轉為憎恨、仇視、毀滅時；家庭暴力下的女性采取的就是最簡單直接的方法——犯罪。

其次是婚姻和情感。婚姻和情感因素也是導致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婚姻的危機很容易使女性產生消極思想，使其感情上受到傷害，進而為改變自身處境鋌而走險采取極端手段。此外，一些職業女性以貪污、挪用公款來滿足家人、戀人甚至情人的物質需要，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公款或私人財物等。

3、自身原因。女性有兩個特性生理期，一是青春期，一是更年期，在這兩個時期的女性易煩躁、易憂郁、易產生攻擊行為。有些女性心理存在障礙自私自利，認識狹隘報復心理極重，因而在遇到沖突時，易采取極端的方式解決。還有一些女性愛慕虛榮、貪圖享受、好逸惡勞，為了獲取財物，她們常常利用工作，職務之便進行貪污、受賄、走私等犯罪或直接進行詐騙、盜竊等犯罪。此外，還有一些女性文化層次低、愚昧、無知迷信，缺少法律知識，進而走向了犯罪的歧途。例如女性相信法輪功能治病解難。

四、預防和減少女性犯罪

1、要加強法制教育。通過宣傳、普及法律知識來強化女性的法律意識，增強女性自我約束、依法辦事的能力，避免犯罪行為的發生。要大力宣傳和認真貫徹《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社會各方面要認真全面履行。在針對家庭暴力方面我國到目前沒有專門的法律來制止、規范家庭暴力，我國應當盡快制定有關方面的法律。加強法制教育，對于預防女性犯罪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通過法制教育，可以使她們分清哪些行為是合法的，哪些行為是違法的，什么行為是受法律保護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分清罪與非罪的界限，逐步養成守法意識，并懂得依靠法律來處理各種矛盾糾紛，學會運用法律來維護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律己，不行違法之事。

2、相互配合綜合治理。各部門要統籌安排，相互配合，建立協調一致的管理機制和措施。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大量涌入城市，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女性，而猶以年輕女性為主。所涉及的相關部門很多，其中主要有公安、工商、稅務、城建、計生、勞動、婦聯、教育、社區、居委會等。政府應加大管理力度，協調好各部門的配合支持。對外來務工女性居住相對集中的地區，社區居委會應同婦聯、司法行政機關、派出所一同發揮職能作用，形成多種形勢的宣傳教育活動。工商、勞動、稅務部門在保障她們能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的情況下提供幫助，使她們能盡早地解決就業、生活問題。農村鄉鎮、村委會、婦聯也要及時掌握外出打工人員的基本情況，特別是女性外出暫住人員的暫住地、務工情況、生活狀況、經濟收入、婚育狀況等，加強城鄉溝通。各級婦聯要充分發揮在保護女性權益方面的獨特作用，指導解決她們遇到的各種問題，排解她們的心理壓力，減輕她們的精神負擔，真正成為她們的呵護神和貼心人。

3、加強管理，維護權益。公安機關是暫住人口的管理機關，既是社會管理的職能部門，同時又擔負著打擊各種違法犯罪的功能。在預防女性犯罪中更應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特別是應當從源頭上控制女性犯罪的增長，以及防止賣淫、吸毒和艾滋病等性病的傳播和漫延。對涉嫌強迫、容留婦女賣淫的違法犯罪要堅決打擊，決不姑息。從根本上鏟除社會丑惡現象，凈化社會環境。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在保護合法權益上多做工作，真正履行職責，及時化解鄰里糾紛和家庭矛盾。在調解無效的情況下積極引導受害者通過法律途徑和司法協助解決矛盾，防止因矛盾的升級和激化而導致悲劇和犯罪活動的發生。

五、小結

總而言之，婦女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女性犯罪的上升趨勢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女性犯罪在當今社會中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從某中意義上講，女性犯罪率是衡量社會道德水平的標志之一。因此，研究女性犯罪的原因、特點、以及防治對策，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多管齊下，形成有效的措施，以期望對抑制女性犯罪產生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

【參 考 資 料】

1、謝岳、程竹汝著《法治與德治：現代國家的治理邏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梅傳強著《犯罪心理生成機制研究》中國檢查出版社2004年

3、金鑫：《家庭暴力下的女性犯罪研究》，載《犯罪與改造研究》2005年第六期。

4、高華：《浙江省女子監獄女犯調查報告》，載《犯罪與改造研究》2005第五期。

5、李傲：《性別歧視的界定》，載《河北法學》2007年第一期

6、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今日說法》相關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