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新常態下寧夏扶貧開發創新思路的建議

關于新常態下寧夏扶貧開發創新思路的建議

摘要：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經濟增長減速換擋的新常態，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著力點，增強貧困地區脫貧致富能力成為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必然趨勢。文章通過借鑒國內外地區對扶貧開發工作的成功經驗，并從創新扶貧開發投入、加強智力扶貧、推進城鎮化帶動脫貧、建立扶貧開發長效機制幾個方面提出新常態下寧夏扶貧開發創新思路的建議。

關鍵詞：新常態；扶貧開發；創新思路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3-000-01

一、引言

解決貧困問題、消除貧困人口，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檢驗和衡量是否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重要標準。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中西部一些省（自治區、直轄市）貧困人口規模依然較大，剩下的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較深，減貧成本更高，脫貧難度更大。實現到2020年讓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既定目標，時間十分緊迫、任務相當繁重，必須在現有基礎上不斷創新扶貧開發思路和辦法，堅決打贏這場攻堅戰。

寧夏回族自治區作為欠發達的西部少數民族省區，自治區黨委、政府更是將扶貧工作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來抓。為打贏脫貧攻堅戰、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確保比全國提前兩年實現現行標準下全區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銷號、貧困縣全部摘帽，亟需創新扶貧開發思路，探尋扶貧開發的新路。

二、國內外各地扶貧開發的成功經驗

貧困問題是全球普遍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國際組織、政府和我國各地政府在解決貧困問題方面都積累了一些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從國外看，印度的極端貧困人口占世界的1/3，排名世界第一，為了改變這種發展的不平衡，印度政府采取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提高政府治理質量等扶貧政策，取得積極成效；巴西貧困人口占巴西總人口的14.4%，政府通過實施“零饑餓計劃”、“家庭補助金計劃”、“家庭助學計劃”、“農村土地改革計劃”、“城市住房計劃”、“勞動技能培訓計劃”及“金融扶貧計劃”等系列政策，貧困人口已然從2003年至2013年下降了54%。

從國內看，我國扶貧攻堅主戰場之一的貴州省，把扶貧開發作為“第一民生工程”，注重提高扶貧“精準度”。通過扶貧項目管理、改進貧困縣考核、實行“減貧摘帽”激勵、改革扶貧項目資金使用管理等機制創新，使全省貧困人口從2011年的1149萬人減少到2014年的623萬人；集邊疆、山區、民族、貧困為一體的云南省，以同步推進區域開發與精準扶貧為重點，通過爭取扶貧資金和加大投入力度、頒布《云南省農村扶貧開發條例》、確定“12355”的新時期扶貧開發工作思路、實施整鄉推進、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扶貧日”系列活動擴大扶貧工作影響力等重大措施，貧困發生率從27.1%下降到12.17%。

三、新常態下創新寧夏扶貧開發思路的建議

1.創新扶貧開發投入，加強扶貧措施的績效評估

探索創新扶貧開發投入模式，將無效投資區域的扶貧投入資金轉作為創業資金帶動更多貧困人口就業脫貧，從而發揮更大的效益；大力實施“雙創”戰略，對貧困區域實行更加積極的創業就業扶持政策。同時，及時建立完善扶貧績效考核機制、問責激勵雙重機制、強統計監測力量、規范上報，進一步完善扶貧開發考核機制和做好統計監測工作，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率與公平，更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

2.切實加強智力扶貧，構建參與式反貧困體系

在現有智力扶貧措施基礎上，積極爭取國家支持，建立健全農村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體系；加大技能培訓力度，提高貧困戶勞動力生產技術水平和就業創業能力；加大對貧困家庭大中專畢業生創業就業的支持力度，通過智力扶貧，增強貧困戶自我創收能力。畢竟扶貧不只是政府的事，更是個人的事。不斷強化貧困人口主體意識，積極引導受援者成為反貧困主體，讓他們從單純依靠“輸血”轉變為自我“造血”。建立政府主導、政策支撐的反貧困政策機制、社會參與機制、激勵機制等，使扶貧工作社會化，讓貧困人口積極參與，主動落實國家反貧困政策，提高反貧困工作效率，不斷加快貧困地區減貧進程。

3.加快推進城鎮化帶動脫貧，力促城鄉聯動發展

將脫貧攻堅與新型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推進產城融合發展。通過城鎮化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精細化、現代化步伐，讓農民通過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和入股、再流轉、季節性出租等形式，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獲得更多收入；通過發展城（鎮）郊型設施農業、生態農業、觀光農業，吸引城市資本流入，加快城鄉聯動發展。

4.建立扶貧開發長效機制，提升政府扶貧質量

全面開展遍訪貧困村貧困戶機制，精準摸清貧困情況、致貧原因、幫扶需求，并為每戶貧困人口建檔立卡，進一步完善與扶貧開發制度相銜接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及臨時救助制度，建立扶貧開發長效機制。不斷強化制度的透明性、公開性和針對性，注重公眾的參與性和措施的可操作性。深化政府各部門的合作服務意識，努力提升政府扶貧工作成效。

參考文獻：

[1]王志章，劉天元，賈煜.印度包容性增長的扶貧開發實踐及啟示[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2]齊寧林.中國農村多維貧困測度與動態演化研究[D].浙江工商大學（論文），2013.[3]丁軍，陳標平.新中國農村反貧困的制度變遷與前景展望[J].農業經濟問題，2010，2.作者簡介：黑亞青（1988-），女，寧夏同心人，學歷：經濟學碩士，研究方向：經濟管理。

第二篇：新常態下的財政政策：思路與方向

新常態下的財政政策：思路與方向

所屬： 報告言論

日期：2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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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作為研究者，我們需要理解所謂“新常態”的內涵，就其運行特征進行判斷，從而把握好提出政策建議的方向和要領。

一、對新常態的理解

何謂新常態？《經濟日報》評論員文章認為，新常態表述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因此，中央以“新常態”一詞作為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特征判斷，并且以戰略高度來提出，表明了中央對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所處階段的變化規律的深刻認識，并且這樣的認識也將對我國未來中長期的宏觀政策選擇產生方向性和決定性的重大影響。《經濟日報》鐘經文的署名文章則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不能簡單歸納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幾個百分點的表象，而是需要從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和增長動力的轉變等多方面的表現來共同反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也稱，與我國增長速度放緩相適應的是，中國經濟結構目前即將和已經發生的重大的轉折性變化。

筆者認為，對決策層的“新常態”這一概念表述，關于其基本內涵的判斷在于我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所面臨的經濟運行狀態的階段性改變，即從原來的狀態向一種新的相對穩定的常態的轉變。盡管經濟增長速度不是其唯一的表征，但首先需要對應到的，還是這個國內學術界和其它相關方面已經共同討論了相當一段時間的，關于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的問題。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國年均GDP增長率這一龍頭指標，處于9.8%左右的高水平，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的二十余年，則在兩位數的10%以上，而目前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學者，大多認為這一高增長速度不可能再維持下去，很可能要下降到相對較低的區間。但關于這個新的增長速度區間的量值，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譬如目前宏觀調控當局所設定的增長速度“7.5%左右”的相關表述，應該反映了相關管理部門所判斷的區間中值；而在學術界，以林毅夫教授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如果中國能夠處理好當前的基本問題，把需要做好的改革等事情做到位，那么還將有望繼續實現二十年8%左右的增長速度；而以劉世錦研究員為代表的另外一些學者則強烈反對這一提法，認為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增長速度很可能很快會降到7%以下；而花旗銀行等機構的預測則更是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的所謂“新常態”將放緩至5-6%的增長速度。

在當前還沒有形成統一共識的情況下，這里筆者并不打算直接對未來“新常態”下的具體增長速度區間進行判斷，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常態”概念下我國經濟運行的下一階段的表現，可以認為是要完成一個以增長速度指標為代表的運行態勢的探底過程。關于這一探底過程中我國所面臨的現實狀態，中央已經有了“三期疊加”(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樣的提法。事實上，這幾個期間的客觀存在都是無可否定的，但我認為，在“三期疊加”之上，更需要注意到的是“改革攻堅克難的推進期”的又一重疊加。這意味著在正確處理和對待目前的探底過程中，將過去的狀態與相對穩定的新常態上銜接時，我們能夠選擇的最關鍵變量即為制度供給變量。而在選擇制度供給變量，并伴隨著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一系列努力，即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穩增長、惠民生、調結構、促改革”。其中的“促改革”，無疑是尤其值得執政管理者看重、選擇和把文章做足的關鍵事項。如果能夠處理好“促改革”的問題，就將有望相對順利地趨穩，并通過結合調動各種上行因素來對沖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夠完成一個“蓄勢”的階段，進而邁入能夠追求一個長期中的次高經濟增長速度區間的階段。

盡管目前關于這個次高增長速度區間，并沒有一個研究主體可以拿出全套的模型處理實證數據進行預測而得到一個較為精確、能夠形成共識的判斷，但筆者認為，我國應當有望在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于7%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區間運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這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認識：

首先，現階段我國在城鎮化和老齡化等大的演進趨勢面前，所具有的潛力、活力的釋放空間依舊是清晰可見的。譬如，在經歷此前若干輪的建設與升級換代改造后，我國的基礎設施目前依然存在著較為迫切的、進一步換代升級的需求。從我國高鐵客運所經常面對的“一票難求”的旺盛需求，或者其它領域不鮮見的“局部短缺”現象，我們不難觀察到未來通過進一步激發產能的利用能力、增長空間和需求釋放以后，由供給的回應所能夠形成的支撐未來繼續增長的條件。具體考察可以列舉，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潛在空間包括：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實體經濟技改換代空間；基礎設施多輪升級空間；服務業成為長期增長新引擎的空間；與科技、信息等因素結合的農業現代化空間；環保產業應運而起的增長和支撐作用空間；地區間的梯度推移空間；消費占比低的調整和人均收入增長空間，以巨額外匯儲備支持“走出去”的對外投資空間，等等。但所有這些空間的打開、潛力的釋放，莫不需要以改革來“激活”，以制度供給來提供放大“乘數”。

因此，我國在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常規投資活動邊際收益下降的過程中，依然具備了通過改革釋放制度供給紅利的巨大潛力。通過改革來放松供給約束，以制度供給來激活供給潛力，是目前最值得爭取的未來增長前景。通過改革來達到經濟增長“趨穩”、“蓄勢”，把“新常態”和需要調動的“新動力”，以及在認識上特別需要強調的“新供給”有機結合，應是使未來我國進入長期的次高增長速度區間狀態的最重要著眼點。

二、走向新常態中的宏觀調控亮點

在新常態下，我國的宏觀調控管理政策也需要從思路上調整，結合“促改革、調結構、穩增長、惠民生”，達到使經濟增長完成“趨穩”、“蓄勢”和進入“新常態”的次高速增長區間的目的。當前，在維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變的同時，我國宏觀調控總體貫徹了“相機抉擇”原則。2014年被稱為中國“全面改革元年”，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調控具有為全面改革的展開提供條件配套的特殊意義，而年初經濟運行一度表現出的較明顯的下行壓力，亦使宏觀調控當局的動向與舉措備受關注。半年過后，已看到頗具亮色的調控成績：繼龍頭指標GDP于一季度報出7.4%的增長率之后，二季度的運行又在明顯企穩的同時略有回升，GDP增長率達到7.5%，使上半年的經濟增速站在7.4%以上。從PMI等先行指標的動態和一系列經濟指標綜合分析，預計下半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有望重演前面兩年“前低后高”軌跡、至少不出現明顯下滑，使全年經濟增速達于7.5%左右，應是大概率事件，即年初“兩會”上提出的經濟增速引導性預期值，應當可以實現。

客觀地看，上半年我國宏觀調控的特色和亮點，有如下四個方面：

一是一以貫之地體現了“讓市場充分起作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調控理念。哪怕在年初經濟下行壓力較明顯、市場預期較悲觀、甚至有境外新一輪“中國經濟崩潰論”輿論抬頭的情況下，宏觀決策層堅持明確地給出信息：只要中國經濟運行處在可接受的區間之內，政府決不啟動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這是在7.5%引導目標量值加上“左右”二字的情況下，清晰宣示了“使市場充分起作用”的空間，而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正是擠壓、排解過剩和落后產能、促使企業和產品升級換代的有效壓力與動力機制。這一點表明中國宏觀調控當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匹配的調控哲理，在復雜局面和壓力時段中，具有其穩固的邏輯和堅強的定力。

二是在維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框架不變的同時，成功地貫徹宏觀調控的“相機抉擇”原則，以所謂“微刺激”有效推進了“穩增長”，并提振了市場信心。從宏觀運行狀態的“區間掌握”出發，宏觀調控當局在認為無需對財政、貨幣兩大宏觀政策“積極—穩健”搭配這一基本框架和各自定位作出調整的同時，又審時度勢、靈活運用了經濟調控理論的“相機抉擇”原則，在政府投資安排、財政支出重點和支出進度、貨幣政策力度和定向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必要的“穩增長”舉措，被輿論界稱之為“微刺激”，動作雖“微”，但有理、有利、有節，效果已經有較好顯現，市場氛圍也隨之有所改善和提振。這一點也體現了中國“宏觀調控藝術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三是在宏觀調控中鮮明地運用“供給管理”方式和手段，注重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強調結構優化，兼顧一般。在所謂“微刺激”的投資事項上，通過適當對高鐵工程、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房建設項目、農村水利設施項目等作出重點支持，既能對經濟運行產生適當的景氣提升作用，又能體現在改善民生、支持城鄉基礎設施升級并培育經濟社會長期發展后勁等方面的綜合效應；在財政“結構性減稅”事項上，特別注重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減稅支持，既有利于鼓勵“草根創業”和民間資本釋放潛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業改善民生“雪中送炭”式扶助低端；在貨幣政策幾輪適當掌握的“定向降準”中，頗具中國特色地把存款準備金率這一總量調節型政策工具加以結構化運用，支持三農、小微企業等“弱勢”領域。這些都使中國宏觀調控在供給側的“有效供給”機制得到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較好發揮。

四是把宏觀調控與深化改革有機結合，把短期與中長期目標有效銜接。在調控中，堅定地實施減少行政審批、簡化企業工商注冊程序、壓縮政府“三公經費”等行政成本、擴展“營改增”改革的行業覆蓋面、推進反腐廉政建設、進行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等改革舉措，并為下半年即將正式展開的財稅配套改革、公車制度改革等作了很好鋪墊，體現了在宏觀調控中把短期狀態掌握與中長期“攻堅克難”配套改革過程銜接起來、寓調控于改革的全局協調和長遠追求。

在上半年宏觀調控取得較好成效的基礎上，今年下半年，8月間又遇下行壓力，但當局基本態度是主要看就業率和物價指標而不看重增速，估計下一段我國宏觀調控將會繼續體現上述亮點和特色，但隨各項改革任務展開，全局協調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也的確可能上升。建議有關部門總結把“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有效結合起來、更多注重“在供給端發力”的成功經驗，進一步跟蹤國民經濟運行動態并前瞻性地考慮政策儲備與項目儲備，在全面改革深化推進過程中，使我國宏觀調控更好地體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取向和促改革、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功能與效應。

三、新常態下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優化

新常態下的財政、貨幣政策，必須立足于服務全局，努力促進國民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與提高質量，并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中，把短期的、的調控與中長期實現“五位一體”全面改革目標銜接起來。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優化，至少需考慮把握好如下要點：

一是兩大政策協調搭配的框架，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使市場充分起作用”的調控哲理。只要宏觀經濟運行狀態處在可接受的區間之內，決不貿然啟動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雙松”搭配。目前以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來作“一松一緊”的搭配，總體上適應新常態進入期的調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氣水平、就業率水平可接受的底線上，讓市場更好發揮“優勝劣汰”、調整結構的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只要經濟運行不出現可能穿破底線的重大特征變化，對此決不輕易改變。

二是兩大政策在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互有側重、優勢互補的同時，總體上需更多考慮強化與優化“供給側管理”。貨幣政策的調節通常勢必帶有總量調節特征，而財政政策在配合、策應貨幣政策時，理應把現階段的總量擴張(以赤字規模和舉債安排為代表)與明確的“區別對待”結構導向政策相結合，突出重點，兼顧其他，以財稅政策手段傾斜支持三農、社保、小微企業、科教創新、教育文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另外，2014年貨幣政策方面“定向降準”等把總量型政策工具結構性運用的操作，也值得及時總結經驗，加入“供給管理”的區別對待式政策組合。以財政、金融相互協調機制支持的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的發展，亦需放入“供給管理”框架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地在供給側發力，有助于結合中國國情與特定發展階段，在新常態下把從保障房建設、小微企業創業支持、環保產業發展等，到重大項目建設等的一系列重要事項做好、做實。

三是兩大政策的設計與運作必須積極有效地服務于、配合于推進財稅、金融等方面改革的展開和深化。財政改革作為在被稱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率先啟動的重頭戲，將在預算管理、稅制和中央地方體制關系三大方面推出一系列舉措，也將在財政信息透明度、跨預算編制、資金績效提升、轉移支付、地方債務、具體稅種改革和中央地方分配關系等方面產生眾多與新制度供給相匹配的新政策供給需求。金融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項，如存款保險制和中小金融機構興辦、人民幣“走出去”與匯率機制的優化、特別是關鍵性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等，亦都擺上了改革議程，需要政策配合。兩大政策還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國債發行、公開市場操作、國庫現金管理等“結合部”方面創新機制。以財政政策為主支持公車改革、司法改革、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等等，亦是無法回避的重要任務。政策的設計和優化，需要服務改革、寓于改革。

以上關于兩大政策的松緊適度合理搭配、供需管理結合而更加注重供給管理和服務支持改革，其內在邏輯都是在于要適合新常態的“趨穩”、“蓄勢”與“創新”需要而服務全局。

作者：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 賈康

來源：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網

第三篇：新常態下的

新常態下的“堅守”

大德小學 李錦花

遙遠的西北大漠，有一種胡楊的樹種，它們生而三千年不死，死而三千年不倒，倒而三千年不朽，這沙漠里健壯而睿智的勇士，用自己的一生為我們詮釋了堅守一詞的深刻內涵。雖然我不可能是倔強的生長在沙漠中的胡楊,但我愿做那棵扎根于鄉村英語教學試驗田邊的胡楊,任時光荏苒,任四季的變換,我始終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的愛, 堅守著鄉村英語教學的希望和喜悅。

堅守是熱愛。剛開始，我常常為自己不知道怎樣為小學生上好英語課而茫然。但是我對英語的那份執著的愛告訴我要永不言棄。在教學中我常常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失敗澆不滅我對英語教學那如火如荼的熱情。在這樣執著的支撐下，我昂首行踏進英語教學的珪步之中，在英語教學這塊沃土上我默默地耕耘著。

堅守是進步。我是一位普通的鄉村英語教師，要讓孩子們學好英語，算的上比登天還難哪。我作為一名普通的英語教師，神圣職責是什么呢？經過我不眠的深思，向有經驗教師的請教，拉一些對英語不感興趣的孩子促膝長談，拜訪一些家長和他們交換意見。我明白了，明白了要教好英語，首先要讓他們愛上英語、喜歡英語。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學生喜歡什么就不會厭煩什么。真是“山窮水復凝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為此，每節課前我會認真研究、吃透教材，通讀、精讀課文，較好地掌握教材的全部內容，明確這節課的教學目標，精心設計課型、流程、方法等。在教學過程中我深知英語課中口語是老師與學生交流的主要方式，作為英語老師的我很注重加強英語口語在課堂中的運用，給學生創設愉悅的英語課堂氛圍；在課堂上對于學生的表現我會給予肯定和鼓勵，從而使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愛，感受到我始終保持的微笑，并且和學生多交流，讓學生發自內心地喜歡我的課堂。

堅守是希望。我剛接手的班是五年級，班上有一個比較優秀的學生--趙嘉欣。她性格外向，刻苦努力，成績優異。可是，她上四年級的時候，她生病了。有一個多月沒有來上課，她落下了很多的課程，我暗暗地擔心和著急。我不能把我的擔心表現出來。上課的時候。我特意讓她來回答她能夠回答的問題，每次答完問題，我都會笑著對她說“你真棒”。一次，她的媽媽對我說；“李老師，今天我女兒回家特別的高興在沙發上蹦來蹦去。我問她為什么，她說（李老師說我特別棒）”！后來，她深深的愛上了英語。

我作為新常態下的英語老師，我明白應該突破常規，尋求新的教學模式，敢于真正的把課堂還給學生，實現老師作為教學的主導，學生作為主體的開放式課堂。新常態下的教育，不應該是強迫，而是引導；不是灌輸，而是浸潤；不是施壓，而是影響；不是改造，而是改變。新常態下的教育，當以人為本，遵從人性，尊重孩子的生命個性，解放孩子的身心，給他自由發展的空間，鼓勵他們不斷嘗試、直面挫折。只有把課堂真正的還給學生，才能更好的發掘他們的個性。

在我的心中有一個諾言——那便是“堅守”；在我的手中有一粒金色的種子——那便是實踐；在我的生活中有一個目標——那便是成功。我要用我的雙手在孩子們的心中播下渴求知識的種子，我要用我的勤奮在孩子們的心中播下熱愛英語的種子……也在我的心中播下希望的種子。我要用心守望著這份希望,更要用愛呵護著這份希望，默默地看著她破土、發芽，看著她開花、結果，我堅信幼苗終會長成參天大樹。

此時，我要大聲的對大家說：守望著自己愛著的田地，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謝謝大家！

錦花老師，你好！你的演講稿，主題新。內容實在，我在你原文的基礎上把一些詞句刪減了些和補充了一些詞句。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請見諒。

第四篇：新常態下文化建設

新常態下文化建設

今年11月9日，總書記在APEC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重要演講，主題是“謀求持續發展，共筑亞太夢想”。總書記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而這個引人注目的“新常態”的提法及其主要特點，值得我們文化建設認真研究并積極適應。相對于作為基礎的經濟建設者而言，文化建設屬于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的建設。也就是說，經濟建設的訴求與追求，往往會滲透在文化建設的理念與舉措中，也會決定著文化建設的方法與步驟。比如我們一度就篤信人均GDP的大幅增長將大力拉動文化消費，而未能細察這個“增長”的結構構成及其消費取向;比如我們一度也認為文化設施就應建得“有文化”，只是不少為顯“政績”的設施把“顯豪華”當成了“有文化”;比如我們一度還認為“大歌舞”能夠壯勢“大繁榮”，于是不管大慶典、小慶賀都弄得花團錦簇、“群星燦爛”并滋生出“文化包工頭”??雖然那些“文化的虛火”被明令禁止而緊急剎車，但文化建設要真正回歸“潤物無聲”“攻心為上”的功能，還需要“志存高遠”“堅守理想”，還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還需要努力把握“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大格局，要有積極適應新常態的大智慧。

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第一要再度審視文化建設的本質和功能。近讀總書記所著《之江新語》，我們看到他10年前就發表過兩篇關于文化建設的精辟之論。在《文化是靈魂》一文中他寫道:“一位哲學家曾做過這樣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這一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文化對人類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在《文化育和諧》一文中他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業即養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業。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文化育和諧，文化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和必然要求”。正是因為深徹洞悉文化的本質和功能，總書記不久前在主持文藝工作座談會時就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努力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就其本質而言要以“弘揚中國精神為擔當”，就其功能而言要以“凝聚中國力量”為使命。這是我們文化建設積極適應新常態的重中之重。

第二，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就要真切領略文化建設的方法和追求。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對于我們的文化建設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常態;與之緊密關聯的“新常態”，是反映當前“人民群眾的偉大奮斗和火熱生活”，是表現當前從“人民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這也就是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要求的“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事實上，文化建設的方法和追求，其根本規律和基本特征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生活為源，強調的是生活決定文化建設的內容，也決定文化建設的取向;比生活更高，正如總書記所要求的，要“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

第三，文化建設要積極適應新常態，就要努力把握經濟新常態的理念和舉措。簡言之，我們需要把握的理念一是著力于“質的提升”而非“量的泛漫”，二是著眼于“結構優化”而非“同質繁衍”，三是著手于“創新驅動”而非“要素驅動”，四是著意于“多元動力”而非“單一取向”。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有許多就是針對“質的提升”而言。他所說的“文藝創作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同樣存在于我們文化建設的一些方面。因此，著力于“質的提升”就要改變“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改變“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我們的文化建設只有努力把握經濟新常態才有可能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才有可能逐步確立自身的新常態，才有可能在“高原”上崛起“高峰”，在“春季”里鼓蕩“清風”。著力于“質的提升”是文化建設新常態的根基。

關于著眼于“結構優化”，是目前在文化建設許多層面上都應通過深化改革來加以調整的重要舉措。在整體層面上，主要是著眼于科技進步給文化發展帶來的革命性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效率進入生活，擴大了文化的覆蓋面并增強了其滲透力。另一方面是這一進程中用戶角色的重大轉變，也即“用戶創造內容”現象的發生，我們將為這種蘊含能動創造的文化體驗去進行文化創造。結構優化，還體現在各文化業態建設的具體層面。以傳統舞臺演藝業態而言，當我們初步完成文藝院團的“轉企改制”之后，接下來要做的一是實現其內部治理結構的優化，即真正實現“現代企業制度”和“法人治理”;二是在市場主體“內生動力”不斷增強的前提下，實現“以資本為紐帶的兼并、重組”，提高文化企業的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與此同時，我們要為文藝院團這一“市場主體”搭建運營平臺，全面促進文化資源在全國范圍內流動，如目前“保利院線”和“中演院線”的所作所為。

關于著手于“創新驅動”，可以說也是文化建設積極適應新常態的個中要義。中國經濟新常態，不僅與資金、技術、信息人員流動達到高水平的亞太市場密切關聯，而且與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同步進行。城鎮化作為我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推動我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必然主導我國現代文化的發展進程。“創新驅動”是相對于“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而言的，這在文化建設的新常態中更應得到高度重視。如果說，我們既往的“繼承創新”較多關注“要素驅動”，那么“創新驅動”則呼喚著文化建設的“集成創新”。作為科技創新理念的平移，文化建設的“集成創新”一要有自主意識，創新要素與內容的選擇要服從主體解決文化發展問題的需要;二要有跨界意識，要全面開放創新要素與內容的選擇視域，以實現主體選擇的最優化;三要有協同意識，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優勢、開放建構、轉型升級;四要有貫通意識，要將各創新要素與內容有機整合，生成一個具有獨特品格的有機整體。

關于著意于“多元動力”，就文化建設積極適應新常態而言，特別鮮明地體現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中。作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確定的文化建設目標之一，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有三個要點:一是要建立“體系構建”的協調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眾評價反饋機制，推動文化惠民項目與群眾文化需求有效對接;三是要整合相關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與之相關，還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培育文化非盈利性組織。這里的“社會化發展”，其實是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自我表現、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是我們文化建設新常態要培育的“多元動力”。我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在設施建設、項目組織、活動開展方面都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著意于“多元動力”作為適應新常態的舉措，要特別在“引導群體心理”上下功夫。作為國家文化部的“文化創新工程”項目，我們最近驗收了云南省保山市騰沖的“文化惠民示范村建設”和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的“主題社區建設”，關注到二者在群體心理引導方面有共通之處:即一是講和諧，使人心不爭;二是講凝聚，使人心不散;三是講陶冶，使人心不俗。面對中國經濟呈現出的新常態，文化建設要有積極適應新常態的文化自覺，以使我們能更好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能更好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

第五篇：新常態下的企業創新調查報告

新常態下的企業創新:現狀.問題與對策

--2015中國企業家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

工商1301-鮑洪橋130903101 調查目的：在創新驅動轉型的重要時期，全面了解中國企業創新的現狀、環境、創新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未來的發展態勢，對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十分重要

調查內容：以企業創新發展為主題，并依據國內外企業創新研究的經典理論框架，包括企業創新的投入產出理論、創新路徑理論、企業能力理論、企業家創新認知理論、區域創新系統理論等，從創新要素的投入、創新產出、企業創新路徑選擇、企業創新能力、企業家創新特質與意愿、企業創新環境等方面設計了具體的調查問題，并結合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歷年調查數據，分析了企業創新戰略的演變，總結了我國企業近年來創新發展的變化規律，對我國企業創新的現狀與未來做出判斷

調查對象：各行業的企業家企業經營者平均年齡為54.4歲，其中55歲及以上占51.9%，44歲及以下占13.9%，45～54歲占34.2%。文化程度為大專及以上的占78.5%，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占42.1%。所學專業為管理類的占37.4%，為經濟類的占20.9%。職務為企業董事長或總經理、廠長、黨委書記的占92.5%，其他職務的占7.5%

調查單位：主要涉及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建筑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農林牧漁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采礦業以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行業

調查方式：采用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按行業進行分層隨機抽樣

調查總結: 1.企業創新發展的現狀和趨勢

1.1企業創新進步較為明顯 1.2企業創新投入持續增長 1.3企業自主研發能力提升較快 1.4 企業高學歷員工比重持續上升

2.企業創新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2.1觀念創新、市場創新、技術創新是主要難題

2.2 創新人才缺乏是制約企業創新的最主要因素

2.3企業創新外部資金渠道比較單一

2.4創新模式以漸進式創新為主，突破式創新偏少 2.5企業創新績效有待進一步提高

2.6企業家對未來增加創新投入持謹慎態度

3.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分析

3.1宏觀環境影響企業創新意愿

3.2創新政策有助于推動企業創新和轉型 3.3 經營狀況越好的企業創新意愿越強 3.4企業家信心與價值觀影響企業創新投入 3.5創新投入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