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黑幫家族》：大佬家也有難念的經

《黑幫家族》：大佬家也有難念的經 無惡不作的黑手黨大佬接受證人保護計劃，舉家搬到諾曼底過起隱居生活。水土不服、情緒壓抑加上年齡暴動，驅使他們——干起了好事！猶如超級英雄般，他們行俠仗義，看得大快人心。那些無法無天的地頭蛇們——污染環境的無良企業家，裝腔作勢的水管工，校園的小惡霸和小碧池們，是時候吃點苦頭了。這個故事構思相當出彩，影片苦短，好多料淺嘗輒止，學校逼走兒子，女兒戀愛，都幾筆帶過，本來可以譜出精彩樂章的。也許更適合處理成電視劇，閃回中穿插過往的黑道生涯，暴躁并詼諧著。

前面大半截故事都是這種黑幫老手擺平門外漢的一邊倒，三下五除二搞定，暴力指數達不上標。導演只得多次安排老羅面上忍氣吞聲、內心暴虐對手的老橋，隱姓埋名中，不得不低頭的無奈，化作他的慘然一笑，笑里滿是利刃。下回看到有人對你這么笑，趕緊道歉的好。

這片子挺古怪的是，有好幾層不同亞類型片的底調。一雙兒女大鬧校園，是青春殘酷喜劇，老羅和米姐的互動宛如經歷中年危機，一家子與敵對幫忙的斗爭，又像一出科恩兄弟的老派黑幫片。交替著演一通，像拽著觀眾在不同的時空里晃蕩，到最后匯成一股線時有點擰巴。造成這份錯亂感覺的不止題材，也有選角原因，兩代人年紀差距過大，父親年過七旬（從老羅的裝束看他一點也沒有扮年輕的意思），兒女還在青春期，爺孫輩才說的過去。

既然是黑幫分子，傷天害理的事情肯定沒少做，于守法公民，想說愛他們不容易。影片雖對過去只字不提，但米姐懺悔后，神父的表現已說明一切。這老夫妻倆弄斷過的骨頭估計夠搭一副霸王龍骨架，雙手沾過的鮮血能讓獻血車歇業好幾年。“十條規則”的閃回畫面，讓我們一窺黑道生涯的冷酷喋血，卻成為老羅辯白罪行的理由。這大概每個黑幫分子都會做的，即便再十惡不赦，總會固執的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或是被逼所致。電影也認可這份自我開脫，反正對于觀眾來說，只見他們殺黑幫暴徒，教訓不良分子，簡直是當代羅賓漢，當然不反感，反而鼓掌叫好。

這個黑幫家庭也有所有家庭都有的問題，年齡差距大，代溝嚴重，搬遷頻繁，令矛盾益發嚴重。餐桌上為幾句臟話就鬧的不可開交，禁止子女爆粗的父親對fuck一詞頂禮膜拜，夫妻雖共享同樣旺盛的暴力因子，卻互不認同對方的做法，一對子女也有各自青春期的叛逆困擾。一家子貌合神離，正面臨分崩離析，突如其來的外敵令他們瞬間凝聚，爆發出求生和互救的小宇宙。《黑幫家族》——黑幫不是關鍵，可以無礙的換成騙子、劫匪、殺手等等，家庭才是核心元素。影片用了很長篇幅描寫家庭爭端，卻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鐘搞定強敵，呂克貝松掛個動作片的招牌，看點卻不在動作，就像他曾經在《殺手不太冷》里做過的那樣。

成名演員但凡和某類型角色捆在一起，免不了被惡搞或自我惡搞。老羅演了一輩子黑手黨，老了向自己致敬，不但無可厚非，而且必不可少。一聽他們要放美國電影，我腦中就跳出各種黑幫片畫面，最后真沒叫我失望。所謂人戲合一，沒有比這一段更精準的闡釋。觀眾的銀幕上下，電影里的銀幕上下，所有時空的局限都被打碎了，映后老羅娓娓講起“那些年，黑手黨的真人真事”，進一步攪渾了真實和虛構，因為眾所周知選的這部電影，本就以取材真實的黑手黨故事而著稱。直到最后，電影內外的觀眾都稀里糊涂的相信，老羅演的就是他自己。

第二篇：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幫大佬

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幫大佬

胡新民想不通同事李日華為什么要告他的狀，一直告到了省里甚至公安部、中紀委。胡新民是郴州市公安局負責打黑的副局長，李日華曾是該局的掃黑大隊長。

直到后來，胡新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李日華是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幫大佬，胡新民從調查一個作惡多端的涉黑組織開始，其實已經把李日華給得罪了。誣告只是李日華的陽謀，暗殺胡新民的陰謀，也已經張羅起來……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內暗戰驟緊。

該局刑偵支隊負責人趙德忠闖進局長辦公室，大吼一聲：“難道你想要胡新民死在我們這里嗎？”一句話將身為郴州市公安局局長的唐國棟震得差點跳起來。

那時的胡新民是郴州市公安局分管刑偵的副局長，主抓打黑。其時黑白通吃的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已被抓，但曾以其為靠山的不少黑社會組織卻尾大不掉。

盡管時間已過去了3年，但發生在2009年4月22日這天的情形，在胡新民向南方周末記者的回憶中，仍舊清晰如昨。

胡新民其時正跟他的對手——曾擔任過5年郴州市公安局掃黑大隊大隊長、剛接任重案大隊副大隊長的李日華斗到緊要處。李日華的另一個身份，是郴州黑幫中赫赫有名的永興幫的一大幫派頭子。

作困獸之斗的李日華已布置好力量，準備不惜代價殺死胡新民。而正是趙德忠得到的情報，救了胡新民一命。

同年5月19日，李日華被抓。一年之后，他被以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等罪名判處20年徒刑。

戰況似有屢勝之態。2011年4月7日，此時離曾錦春被執行槍決已有98天，離李日華被判已有210余天。被媒體稱為湖南省最大的涉黑案件9.22陳曉青團伙案在這天開庭，并連續開了14天。這是繼王強軍團伙案、李日華團伙案后，第三個被移送法庭審判的涉黑案件。但此時的胡新民卻是一名慘勝者，他已被迫離開郴州，現任湖南省公安廳信訪處副處長。成為打黑“釘子”

胡新民是被湖南省公安廳當作一顆“釘子”釘在郴州的。而出這個主意并負責實施的，則是另一顆“釘子”——當年被稱為“郴州官場良心”的孫湘隆.2000年前后，孫湘隆還在郴州市公安局局長任上的時候，就有大量反映黑幫的舉報材料寄給孫湘隆本人。民間對他的信任，和他正直的名聲不無關系。

孫湘隆曾數遭李大倫、曾錦春暗中作梗，且在偵查一宗涉黑爆炸大案中差點死于詭異的車禍，后被迫辭去公安局長職務。之后因一公安廳負責人對他品行的賞識，而升任湖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長。之后孫湘隆一直把掃黑除惡當作重中之重，直至他在前兩年退休。而郴州，是他打黑的重點。郴州之所以盛產黑幫，不僅因為其時被李大倫、曾錦春把控官場生態，還因為郴州是礦山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礦山一多，爭奪資源的過程中就滋生出各種黑惡勢力。再加上歷史上郴州被稱為“南蠻”之地，民風“霸”、“蠻”，也給黑惡勢力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孫湘隆認為，郴州的黑幫在1990年代后逐漸成形，到了2002年后，郴州市前市委書記李大倫、前紀委書記曾錦春（后分別被判死緩和死刑）掌權時代，形成高峰，數量之多，為禍之巨，國內罕見：

黑幫常常作為官員的代理人，插手礦業，以入干股、廉價收購、武力強占等方式搶礦、介入各類工商業。

黑幫囂張到極點的時候，即便是光天化日下的鬧市區，也可以看見黑幫成員扛著砍刀在街上晃悠。黑幫也不將警察放在眼里，甚至連警察都敢打、敢殺。黑幫還滲透進公安系統，形成“李日華式”的警匪一家。

郴州的黑幫已到了不能不打的地步了，那些舉報信說，老百姓一點安全感都沒有。2007年上半年，孫湘隆派出了以刑偵總隊副總隊長敖平洋帶隊，其中包括胡新民在內的一幫干將到郴州明察暗訪，證實舉報屬實，譬如永興、宜章、桂陽、郴州城區都有黑惡勢力。孫湘隆把報告呈送給時任湖南省委政法委書記、湖南省公安廳廳長的李江。李江批示：要由公安廳刑偵總隊對郴州涉黑案件直接過問，打黑要“上管一級”。就是說區縣一級的要由市公安局來打，地市州一級的，要由省級公安部門來打。

李江的批示顯示了對郴州方面的不放心。孫湘隆說：“郴州那邊，尤其是公安局長不得力。那好，你們不打黑，公安廳就逼著你們打黑！”

按照李江的批示，孫湘隆迅速組建了一支掃黑支隊，由刑偵總隊重案支隊長胡新民出任掃黑支隊長。孫湘隆用了三個詞來評價胡新民：忠誠、剛正不阿、優秀。“我是真欣賞、喜歡這個伢子呀！”他說。

孫湘隆帶著胡新民等7名打黑警察直撲宜章，因為這之前，宜章縣著名的“告狀人士”黃元勛將王強軍黑幫團伙告到了李江那里，李江批示要孫湘隆牽頭打擊。

王強軍的“梅麻漿”黑幫在2000年后成為郴州首屈一指的黑幫。2005年后，經曾錦春的干兒子、涉黑礦主黃生福搭線，王強軍團伙成為曾錦春的“錦衣衛”。依靠曾錦春的強力支持，王強軍團伙擁有除了砍刀、管殺（一種殺傷力極強的隱蔽性刀具）、匕首等冷兵器，另有槍支、土炮等熱兵器，并成為了時常進行軍事訓練的準軍事化黑幫。通過暴力，該幫基本控制了梅田鎮、漿水鄉50%的煤炭資源。

由于有曾錦春的保護，王強軍、王剛軍團伙一直沒有受到法律制裁。曾錦春被抓后，王強軍團伙安然無事，曾錦春干兒子黃生福數度抓了又放。2007年上半年，宜章還發生了“萬民簽字血淚控訴”黃生福、王強軍團伙的游行事件。

胡新民調閱了王剛軍的案卷——2006年王剛軍帶人用刀槍犯下了一起故意傷害案，被一審判處13年徒刑，正二審上訴間。其時胡新民發現，當地公檢法在辦案上就事論事，尤其忽略了王強軍、王剛軍是有組織、有預謀犯罪，一起涉黑案件只被當成一起單純的刑事案件。胡新民不動聲色地組織人馬閱卷，形成了一個內部報告，認定這是一起涉黑案件，并報公安廳。李江批示，由省公安廳成立聯合專案組，抓捕主要案犯后，再移交郴州方面。這時，各方的阻力就來了，包括公檢法，都有人前來為王強軍等說情，認為不構成黑社會性質。胡新民不理，搜集完證據后，出動數百警力，將王強軍、王剛軍、彭米新等首惡抓捕，并于2006年10月18日移交郴州方面（稱為10.18案）。要求他們按省廳意見成立專案組，這樣一來，郴州方面對王強軍團伙的案件就不能不追查了。

抓捕王強軍的過程中，王強軍顯示了極強的反偵查能力，就連胡新民派人去移動公司查通話記錄他都會第一時間知道。有一次，王強軍請一個官員吃飯，那官員推說不在郴州，王強軍當即讓移動公司的人用GPS定位找出了那位官員的位置。

6天后，另外一個案子，10.24劉光運案也移交給郴州。這個案件是和王強軍案同時查辦的，因為騰不出手，胡新民將它交由郴州市公安局偵辦，而他則代表公安廳督辦。證據指向身為郴州人大代表的劉光紅，涉嫌控制黑幫。但郴州市公安局只抓捕了劉光紅的哥哥劉光運，劉光紅迄今未受到追究，這使得劉光運團伙案一直到現在遲遲不能結案。

王強軍、劉光運被抓捕，各方震動。胡新民感到一切不對勁了。郴州方面對他的態度不冷不熱，對他協助查案的請求陽奉陰違。更讓胡新民痛恨的是，他們還在背后“扇陰風、點鬼火”，到孫湘隆以及公安廳領導那里進讒言，說胡新民“胡搞”。孫湘隆回憶說，當時他“很配合”地“被糊弄”，表面上責罵胡新民，暗地里卻加大對胡新民的支持力度。

案子移交的同時，公安廳準備選派胡新民作為“有培養前途的副處級干部”（第一號候選人）到婁底掛職，任公安局副局長。又是孫湘隆向李江建議，臨時拍板讓他去郴州任公安局副局長，“釘”在郴州專事打黑。

胡新民感概地說，沒有孫湘隆派他到郴州去，郴州打黑是不可能動真的；沒有他到郴州坐鎮出生入死，就不會有后來的幾個打黑大案。

作為培養對象到婁底，胡新民很高興。作為“釘子”到郴州，胡新民并不情愿。可是“為了報答孫總隊長的信任，也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更為了要幫老百姓做點事”，胡新民上陣了。2008年3月，孫湘隆把他一直送到郴州，一路上囑咐了很多，包括郴州官場態勢、如何在打黑的同時保護自身等等，讓他的赴任平添了幾許悲壯。

藏在公安局的黑幫大佬 跟警察李日華的遭遇戰，突然之間就來了。

李日華曾于2003年1月至2008年8月任郴州市公安局掃黑大隊大隊長，被捕前是郴州市公安局重案大隊副大隊長，胡新民說，和曾錦春一樣，李日華也是郴州官員中的“極品”，曾錦春將紀委書記的權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李日華將掃黑隊長的權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根據專案組調查，在擔任掃黑大隊長期間，李日華通過手下李楊林、李小鵬等形成了一個組織結構嚴密、層次分明、有著紀律和固定成員的黑幫。利用李日華掃黑隊長的身份，通過“黑吃黑”的手段，逐步樹立了在郴州市和永興縣“黑道老大”的地位，以插手煤礦和開設賭局為依托，形成控制，同時受人雇請，插手社會糾紛，不擇手段斂聚錢財。李日華團伙插手煤礦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在永興境內通過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強迫交易等手段入股煤礦，壟斷煤礦的銷售權，然后安插得力人手參與管理。另一方面，掌控煤礦其他股東動向及礦里重大決策，李日華安排小弟到煤礦參與管理，給其發工資，讓其賺錢，形成“以礦養黑”、“以黑護礦”的惡性循環。他們基本上控制了永興湘陰渡的馬家一礦、三合一礦、塘門口九礦，一旦發現有人對其不利，立即采取血腥措施，“膽大妄為，不計后果”。

胡新民到郴州后，郴州市委常委用了三個月時間才最終通過胡新民的副局長任命。胡新民說，這顯示他在郴州官場并不受歡迎。在這三個月內，他只能協助副局長分管刑偵，并處理王強軍案的善后。

王強軍剛被抓，宜章傳言，他父親花了370萬元，去北京找人去了。案件還沒移送檢察院，從北京來了一神秘人物，自稱副部級干部，打聽王強軍案進展，被胡新民一句話頂回去了。胡新民說：“聽說到北京請一個副部級干部要花200萬元……”那人感到尷尬，忙說：“我們（和王強軍）是親戚呢。”胡新民說聲有事，敬了杯酒起身離開。

這期間，劉光運的馬仔姚武龍在宜章縣公安局刑偵大隊長帶人去抓他時，開著一輛豐田霸道越野車迎面撞去，將警車撞翻。胡新民大怒，下了死命令，幾個人很快被抓回。

2008年5月，李日華以掃黑大隊長身份競聘郴州市公安局正科級干部，揚言要當刑偵支隊副支隊長，公安廳有兩個人幫他打了招呼。結果李日華的群眾投票沒有過平均線，沒有入圍資格故沒當成副支隊長，但最后還是當了重案大隊副大隊長。

胡新民知道李日華人品不好，2004年公安廳刑偵總隊還準備查辦李日華，有心不讓李日華進入刑偵。但那時郴州市委還沒通過他的副局長任命，因此他在許多事項上沒有發言權。2008年7月，郴州市委常委通過了胡新民的任命，由他分管刑偵，負責打黑。此時，李江在一份舉報材料上簽字要公安廳暗訪郴州湘南大酒店——這是為5.19案埋下伏筆的。材料說，這個酒店是個改制酒店，是永興幫一個幫會的大本營，里面的不少管理人員身負案底，比如李小鵬。

2009年春節后，李小鵬帶數十人與另一黑幫團伙陳永軍等火拼，雙方都動了槍，而永興縣公安局對雙方僅作治安拘留處理。在胡新民的暗中督促下，永興公安局才將涉案13人改為刑事拘留。

胡新民設了一計，對外放言13人治安拘留期滿即放，然后調集重兵埋伏在治安拘留室外，準備等天明將前來迎接的黑幫一網打盡。同時派人去郴州摸清雙方頭子李楊林、李小鵬以及陳永軍的動向。派去的人當晚打電話來說，已經泄密了，李楊林、李小鵬以及陳永軍跑了。泄密原因是，當晚有局領導將這剛刑拘的13人突然從治安拘留所轉到看守所，不著痕跡地給對方傳遞了信息。胡新民無法，只好收兵。

幾天后，胡新民回長沙，李日華緊跟著也到了長沙，就在長沙寫告狀信，然后回家找一些煤老板簽字，指控胡新民收受100萬元賄賂。胡新民覺得很好笑，因為李日華指稱的幾名送錢的老板，胡新民連名字都不知道。

當時胡新民想不通李日華為什么要告他的狀。直到后來，胡新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李日華是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幫大佬，是李小鵬、李楊林等人的老大，胡新民查他們就等于查李日華。

李日華對胡新民的告狀信，天女散花般寄到了中紀委、省紀委、省檢察院、公安廳等部門。針對李楊林團伙，郴州市公安局成立2.3專案組，胡新民任組長。

胡新民組織刑偵支隊經過艱難偵破，最終抓捕了李楊林、李小鵬、馬貴文等黑幫頭目。正要審訊，李日華就摸清審訊地點，組織了李楊林的母親以及十幾個村民前來鬧事，胡新民下令馬上轉移，才避免了麻煩。

2009年3月5日，李日華又組織了幾個人，沖到刑偵支隊長辦公室（胡新民的辦公室在隔壁）鬧事欲阻止案件的深入。

2009年3月6日，李日華組織了四十多名幫眾在湘南大酒店集合，準備沖擊刑偵支隊。胡新民得到消息，組織了80名警力待命，李日華見占不到便宜，下令撤回。這個時候李日華黑幫頭子的身份還沒有暴露。

自此以后，李日華天天跟蹤胡新民，胡新民下樓，他也下樓，有一次胡新民去一個命案現場，李日華跟到樓下。胡新民因為要等干警來，站在車旁，李日華沒法繼續跟，只好站在對面。兩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說話，從李的眼神里，胡新民看到了仇恨。

2009年3月中旬開始，李日華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上訪，到公安廳告胡新民，誘使公安廳某領導拍桌子稱“一定要查胡新民”。

與此同時，李日華又派人24小時跟蹤監視胡新民，希望找到機會痛擊胡新民。他們分析：胡新民其他的東西不會，不打牌、不跳舞，也不進娛樂場所，平時只喝點小酒，他一個人在這里，性生活怎么解決？肯定有情婦什么的。

隨著抓捕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馬貴文被抓捕，交代了很多事，其中包括李日華在一個礦里敲詐了100萬元，李日華的黑幫頭子身份漸漸露出水面。李日華也知道胡新民鎖定了他，于是急了，一方面加緊誣告，一方面準備暗殺胡新民。

暗殺計劃直至被趙德忠揭露事敗后，郴州市公安局黨委會議才決定于2009年4月24日對李日華采取措施。但會議結束后兩小時內李日華得到消息并逃跑，至今未查出誰在通風報信。隨后湖南省公安廳批準抓捕李日華。在北京，某中央實權機關的干部向追捕人員稱，李日華曾想送他30萬元，讓他把材料遞給領導簽字查辦胡新民，他拒絕了，他表示愿意配合專案組抓捕李日華。

2009年5月19日，李日華在長沙被抓捕。那天正好是李江從西歐回來，李日華準備去找他。公安廳刑偵總隊副總隊長敖平洋很納悶：李江哪天去歐洲，哪天回來，連我都不知道，他李日華怎么知道？

追捕人員從李日華車上搜出一疊胡新民從2009年1月至4月的通話詳細記錄，這是李日華從省移動公司調出來的。誰是李日華在省移動公司的內應，亦至今成謎。“要是我還在郴州，他們敢！” 但李日華被判、陳曉青團伙被審之后，胡新民并未過上安穩日子。

2011年4月上旬，昔日打黑戰友在電話中讓他到郴州走走，因為那里“胡新民被抓了”的謠傳鬧騰得厲害，若不去露露面，于名聲頗為有礙。對此，胡新民哈哈一笑，這謠傳早就有了，他又何曾放在心上？

胡新民認為，謠言在這個時候咋呼起來，無外乎兩個原因：一是雖然李日華被繩之以法了，但他和李日華之間的較量仍在繼續；另一個原因，則跟當天郴州開審陳曉青案這個郴州“成員最多、作案時間最長、犯罪事實最多、關系網最為錯綜復雜”的特大黑社會性質犯罪案件有關。

陳曉青案的破獲，被認為是“郴州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行動最大的戰果”，郴州方面宣布掃黑除惡“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胡新民認為，“階段性的成果”的另一層含義就是“告一段落”，這顯示出一種微妙的態勢：掃黑除惡剛剛撕開面紗，有些人就急于讓它“告一段落”甚至“就此結束”。盡管此前郴州市提出今年打黑要向縱深推進，重點要打“保護傘”，市委書記戴道晉誓言“要把黑惡分子打得鬼哭狼嚎，要把郴州打出一片晴朗的天”，但以胡新民對郴州的了解，郴州打黑目前仍舉步維艱。

包括胡新民在內的多名打黑核心知情者稱，黑幫的背后，是問題重重的官場生態。2006年前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紀委書記曾錦春這兩名第一、第二號貪官雖然倒臺，但是經由他們提拔的，通過賄賂、買官而上位的大量官員還在臺上，他們跟黑幫關系密切，是黑幫直接或間接的保護傘，他們阻撓、對抗掃黑除惡。

胡新民和李日華的較量，雖然險勝，卻也兩敗俱傷。猛烈的反撲，使他黯然離開了郴州打黑前線，“但是我們都在關注著郴州，都在彼此惦記著”。那些人在9.22案開審的時候放出這樣的謠言，用意顯而易見，與以前不同的是，目前他只能挨打，不能還手。

胡新民得到情報，被他抓捕的黑幫頭子王強軍、李日華，仍然有許多漏網的手下在活動，兩家的家人也早就合在一起，展開各種手段對付他。“他們就是想把我搞下去，搞死，他們才有翻身的機會，他們害怕我再回到郴州打黑。”胡新民說。

前不久，王強軍、李日華的家人聯絡了一批人大代表，向湖南省政法委反映胡新民的問題——這些問題早經公安廳和湖南省紀委調查是捏造的——意圖通過政法委給公安廳施壓，再度對他實施打擊。而王強軍兄弟三人，以及“軍師”劉海軍，雖然被判二十年徒刑，但都已“保外就醫”，住在郴州監獄外的一個小醫院里，整天呼朋喚友，輪流會見手下。郴州市公安局知情警官提供的證據顯示，在最近兩個月，前往看望王強軍兄弟的官員如過江之鯽，其中包括宜章縣政法委一名副書記。

在電話里，胡新民向戰友表達了他的無奈，“我最近又接到好多舉報郴州黑惡勢力的材料，這不，手上正拿著一份呢……讓他們好自為之吧。”

胡新民手上的材料是郴州市民蔣曉晞寫來的。材料稱，2011年2月14日晚，郴州市公安局警官黃永忠指使約30名黑幫成員，砍殺蔣曉晞和市民成虎、王憲紅，致使三人不同程度受傷。

此事經專案組調查，證據確鑿，被抓捕的4名兇手，都有涉黑、砍人等案底在身。專案組成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4名兇手交代，他們當晚“跟黃永忠一起吃飯，聽到黃永忠給蔣曉晞打電話，然后和他們一起去砍人”。而案發現場目擊者指證，曾聽到黃永忠喊“這就是蔣曉晞，砍死他”。專案組成員透露：事發當晚，黃永忠用車輛幫助兇手逃離。3月22日，黃永忠還帶著兩三名黑幫成員，到看守所以“市公安局領導”身份逼迫值班人員，要求釋放關押其中的兇手。所有事實證明，這是一起涉黑故意傷害案，“就等局領導批示抓人了。”不愿透露姓名的專案組成員稱。然而黃永忠至今無恙。

胡新民仔細看完材料，覺得不可思議。他說沒想到他的犧牲只為郴州換來了兩年平靜，照現在的趨勢，黑幫最多明年就要抬頭了，“如果我還在郴州，他們敢！” 逃不脫誣告的陰影 胡新民后來被迫離開郴州，和李日華案牽動了郴州方方面面的利益有關。

胡新民回憶，當時，郴州市公安局壓力驟增。郴州市公安局內部有不少人開始怪罪于他，有的人“看著他都躲”。

“其實我知道，他們是害怕我繼續打黑。”胡新民說。

對胡新民的打擊接踵而來。公安廳競聘，胡新民競聘正處級，有些廳領導不同意（理由是有人告狀，就是李日華告狀）。

胡新民請求公安廳和郴州市委對李日華告狀的事情進行調查，公安廳和郴州方面有些領導說“經得起查是好事啊”，但遲遲不動。

倒是郴州市公安局，有人暗查了胡新民，但調查結果至今沒有公開。同時，李日華的老婆繼續上下活動，意圖扳倒胡新民。后來胡新民從湖南省檢察院得知，那期間李日華老婆聯合了王強軍那邊的人，光向省檢察院就遞交了40封罪名不斷疊加的告狀信。

2009年6月份，胡新民的老家一下子鬧騰起來，傳言說胡新民有問題，被抓起來了。胡新民70歲的母親急了，要他每天打個電話報平安。

胡新民感到很痛苦，也很孤獨。除了一心撲在案子上外，他的生活幾乎沒有別的內容——其實從他來郴州，他就過著一種封閉式的生活，正如李日華所看到的，他除了偶爾喝幾口小酒外，幾乎沒有別的嗜好。除了同學和老鄉，他不跟陌生人交往，有人約吃飯他都要反復問清楚都有誰在座，只要有一個陌生人，他一概不去。

公安廳一位副廳長了解到胡新民的處境，深為同情地說：“不知道你過的是這樣的日子，你是傷到了身又傷到了心哪！”

在這位副廳長的建議下，郴州市公安局于2009年11月調整分工，胡新民不再分管刑偵，也不再負責掃黑除惡，只專門負責命案偵破。胡新民苦笑著回憶：“這能避免嗎？好多命案都是黑幫制造的。”

也在那時，一個令胡新民振奮的消息傳來：李日華交代了很多事，其中包括他找馬家一礦的老板，出資200萬元，組織去廳里、到其他地方告胡新民狀，怎么炮制內容、有哪些人參與、送了誰多少錢等等，“我想我可以洗脫冤屈了！”胡新民說。

然而隨后的幾個月里，公安廳和湖南省紀委相繼對胡新民進行了調查。湖南省紀委一名負責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當眾含蓄地說，那些告胡新民的狀都“是假的”，但公開結論一直沒出。2010年4月，胡新民結束掛職，回到刑偵總隊，8個月后，胡新民被調任公安廳信訪處副處長，黯然離開了鐘愛的刑偵工作。

郴州黑惡勢力橫行之態也并未根絕，打黑民警的“胡新民式困境”依然存在。

郴州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級警官介紹，郴州打黑險阻重重，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我中有敵”，“李日華式”的警匪一家，使得警察中可以信賴的人手不多。打黑警察壓力大，不僅要與犯罪分子斗，還要和犯罪分子的官場后臺與黑保護傘斗，他們害怕最后只能得到胡新民式的結局。這名警官特別希望上層能支持打擊背后的官場黑保護傘。湖南省高層也意識到了郴州黑惡勢力的嚴重性。

從2007年到2010年，在公安部、湖南省委、公安廳指揮下，郴州已告破李日華等多個涉黑案件，近400名黑幫成員被抓捕。

2011年初，郴州市公安局接到了新的打黑指標：在今年，全局要打掉60個黑惡勢力團伙。公安局內部對硬性指標是否會影響司法公正性的問題臧否不一。

這也折射湖南省高層的擔憂，郴州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官員推測“公安廳是急了”。

但隨著孫湘隆的退休，胡新民的調離，使郴州的打黑力量受到了影響。湖南省公安廳的一名高級警官感嘆，在公安廳“打黑喊得最猛的人就是孫湘隆，打得最猛的就是胡新民”。但到郴州打黑也是警察們眼中最危險、最容易得罪人的活，須要有“舍得一身剮”的人才能去郴州。2011年3月底，胡新民回湖南鄉下老家，去伺候病危老父。望著開滿壟間的油菜花，他忽然有了歸隱田園之念。

第三篇：(非常重要)藏在郴州公安局里的黑幫大佬

藏在郴州公安局里的黑幫大佬

標簽： 王強 郴州 黑幫 公安局 公安廳 分類： 網上文摘 2011-05-10 12:17 導讀：胡新民想不通李日華為什么要告他的狀。胡新民是郴州市公安局負責打黑的副局長，李日華曾是該局掃黑大隊長。原來李日華是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幫大佬，胡新民從調查涉黑組織開始，已把李日華給得罪。

圖：曾被黑幫砍傷的郴州市民蔣曉晞、成虎、王憲紅三人登上五嶺，商議如何推動司法機構追兇懲惡，但又對未來充滿迷惘。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內暗戰驟緊。

該局刑偵支隊負責人趙德忠闖進局長辦公室，大吼一聲：“難道你想要胡新民死在我們這里嗎？”一句話將身為郴州市公安局局長的唐國棟震得差點跳起來。

那時的胡新民是郴州市公安局分管刑偵的副局長，主抓打黑。其時黑白通吃的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已被抓，但曾以其為靠山的不少黑社會組織卻尾大不掉。

盡管時間已過去了3年，但發生在2009年4月22日這天的情形，在胡新民向南方周末記者的回憶中，仍舊清晰如昨。

胡新民其時正跟他的對手——曾擔任過5年郴州市公安局掃黑大隊大隊長、剛接任重案大隊副大隊長的李日華斗到緊要處。李日華的另一個身份，是郴州黑幫中赫赫有名的永興幫的一大幫派頭子。

作困獸之斗的李日華已布置好力量，準備不惜代價殺死胡新民。而正是趙德忠得到的情報，救了胡新民一命。同年5月19日，李日華被抓。一年之后，他被以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等罪名判處20年徒刑。

戰況似有屢勝之態。2011年4月7日，此時離曾錦春被執行槍決已有98天，離李日華被判已有210余天。被媒體稱為湖南省最大的涉黑案件9.22陳曉青團伙案在這天開庭，并連續開了14天。這是繼王強軍團伙案、李日華團伙案后，第三個被移送法庭審判的涉黑案件。

但此時的胡新民卻是一名慘勝者，他已被迫離開郴州，現任湖南省公安廳信訪處副處長。

在郴州打黑中，差點被涉黑警察殺死的郴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長胡新民。（南方周末記者 曹勇/圖）成為打黑“釘子”

胡新民是被湖南省公安廳當作一顆“釘子”釘在郴州的。而出這個主意并負責實施的，則是另一顆“釘子”——當年被稱為“郴州官場良心”的孫湘隆。（詳見南方周末2007年3月21日頭版《郴州官場的良心》）

2000年前后，孫湘隆還在郴州市公安局局長任上的時候，就有大量反映黑幫的舉報材料寄給孫湘隆本人。民間對他的信任，和他正直的名聲不無關系。

孫湘隆曾數遭李大倫、曾錦春暗中作梗，且在偵查一宗涉黑爆炸大案中差點死于詭異的車禍，后被迫辭去公安局長職務。之后因一公安廳負責人對他品行的賞識，而升任湖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長。之后孫湘隆一直把掃黑除惡當作重中之重，直至他在前兩年退休。而郴州，是他打黑的重點。郴州之所以盛產黑幫，不僅因為其時被李大倫、曾錦春把控官場生態，還因為郴州是礦山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礦山一多，爭奪資源的過程中就滋生出各種黑惡勢力。再加上歷史上郴州被稱為“南蠻”之地，民風“霸”、“蠻”，也給黑惡勢力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孫湘隆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認為，郴州的黑幫在1990年代后逐漸成形，到了2002年后，郴州市前市委書記李大倫、前紀委書記曾錦春（后分別被判死緩和死刑）掌權時代，形成高峰，數量之多，為禍之巨，國內罕見：

黑幫常常作為官員的代理人，插手礦業，以入干股、廉價收購、武力強占等方式搶礦、介入各類工商業。黑幫囂張到極點的時候，即便是光天化日下的鬧市區，也可以看見黑幫成員扛著砍刀在街上晃悠。黑幫也不將警察放在眼里，甚至連警察都敢打、敢殺。黑幫還滲透進公安系統，形成“李日華式”的警匪一家。

郴州的黑幫已到了不能不打的地步了，那些舉報信說，老百姓一點安全感都沒有。2007年上半年，孫湘隆派出了以刑偵總隊副總隊長敖平洋帶隊，其中包括胡新民在內的一幫干將到郴州明察暗訪，證實舉報屬實，譬如永興、宜章、桂陽、郴州城區都有黑惡勢力。

孫湘隆把報告呈送給時任湖南省委政法委書記、湖南省公安廳廳長的李江。李江批示：要由公安廳刑偵總隊對郴州涉黑案件直接過問，打黑要“上管一級”。就是說區縣一級的要由市公安局來打，地市州一級的，要由省級公安部門來打。

李江的批示顯示了對郴州方面的不放心。孫湘隆說：“郴州那邊，尤其是公安局長不得力。那好，你們不打黑，公安廳就逼著你們打黑！”

按照李江的批示，孫湘隆迅速組建了一支掃黑支隊，由刑偵總隊重案支隊長胡新民出任掃黑支隊長。孫湘隆用了三個詞來評價胡新民：忠誠、剛正不阿、優秀。“我是真欣賞、喜歡這個伢子呀！”他說。

孫湘隆帶著胡新民等7名打黑警察直撲宜章，因為這之前，宜章縣著名的“告狀人士”黃元勛將王強軍黑幫團伙告到了李江那里，李江批示要孫湘隆牽頭打擊。

王強軍的“梅麻漿”黑幫在2000年后成為郴州首屈一指的黑幫。2005年后，經曾錦春的干兒子、涉黑礦主黃生福搭線，王強軍團伙成為曾錦春的“錦衣衛”。依靠曾錦春的強力支持，王強軍團伙擁有除了砍刀、管殺（一種殺傷力極強的隱蔽性刀具）、匕首等冷兵器，另有槍支、土炮等熱兵器，并成為了時常進行軍事訓練的準軍事化黑幫。通過暴力，該幫基本控制了梅田鎮、漿水鄉50%的煤炭資源。

由于有曾錦春的保護，王強軍、王剛軍團伙一直沒有受到法律制裁。曾錦春被抓后，王強軍團伙安然無事，曾錦春干兒子黃生福數度抓了又放。2007年上半年，宜章還發生了“萬民簽字血淚控訴”黃生福、王強軍團伙的游行事件。

胡新民調閱了王剛軍的案卷——2006年王剛軍帶人用刀槍犯下了一起故意傷害案，被一審判處13年徒刑，正二審上訴間。其時胡新民發現，當地公檢法在辦案上就事論事，尤其忽略了王強軍、王剛軍是有組織、有預謀犯罪，一起涉黑案件只被當成一起單純的刑事案件。胡新民不動聲色地組織人馬閱卷，形成了一個內部報告，認定這是一起涉黑案件，并報公安廳。李江批示，由省公安廳成立聯合專案組，抓捕主要案犯后，再移交郴州方面。

這時，各方的阻力就來了，包括公檢法，都有人前來為王強軍等說情，認為不構成黑社會性質。胡新民不理，搜集完證據后，出動數百警力，將王強軍、王剛軍、彭米新等首惡抓捕，并于2006年10月18日移交郴州方面（稱為10.18案）。要求他們按省廳意見成立專案組，這樣一來，郴州方面對王強軍團伙的案件就不能不追查了。

抓捕王強軍的過程中，王強軍顯示了極強的反偵查能力，就連胡新民派人去移動公司查通話記錄他都會第一時間知道。有一次，王強軍請一個官員吃飯，那官員推說不在郴州，王強軍當即讓移動公司的人用GPS定位找出了那位官員的位置。

6天后，另外一個案子，10.24劉光運案也移交給郴州。這個案件是和王強軍案同時查辦的，因為騰不出手，胡新民將它交由郴州市公安局偵辦，而他則代表公安廳督辦。證據指向身為郴州人大代表的劉光紅，涉嫌控制黑幫。但郴州市公安局只抓捕了劉光紅的哥哥劉光運，劉光紅迄今未受到追究，這使得劉光運團伙案一直到現在遲遲不能結案。

王強軍、劉光運被抓捕，各方震動。胡新民感到一切不對勁了。郴州方面對他的態度不冷不熱，對他協助查案的請求陽奉陰違。更讓胡新民痛恨的是，他們還在背后“扇陰風、點鬼火”，到孫湘隆以及公安廳領導那里進讒言，說胡新民“胡搞”。孫湘隆回憶說，當時他“很配合”地“被糊弄”，表面上責罵胡新民，暗地里卻加大對胡新民的支持力度。

案子移交的同時，公安廳準備選派胡新民作為“有培養前途的副處級干部”（第一號候選人）到婁底掛職，任公安局副局長。又是孫湘隆向李江建議，臨時拍板讓他去郴州任公安局副局長，“釘”在郴州專事打黑。

胡新民感概地說，沒有孫湘隆派他到郴州去，郴州打黑是不可能動真的；沒有他到郴州坐鎮出生入死，就不會有后來的幾個打黑大案。

作為培養對象到婁底，胡新民很高興。作為“釘子”到郴州，胡新民并不情愿。可是“為了報答孫總隊長的信任，也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更為了要幫老百姓做點事”，胡新民上陣了。2008年3月，孫湘隆把他一直送到郴州，一路上囑咐了很多，包括郴州官場態勢、如何在打黑的同時保護自身等等，讓他的赴任平添了幾許悲壯。

郴州市民成虎掀起衣服向記者展示傷疤，描述被黑幫砍傷的經過。（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藏在公安局的黑幫大佬

跟警察李日華的遭遇戰，突然之間就來了。

李日華曾于2003年1月至2008年8月任郴州市公安局掃黑大隊大隊長，被捕前是郴州市公安局重案大隊副大隊長，胡新民說，和曾錦春一樣，李日華也是郴州官員中的“極品”，曾錦春將紀委書記的權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李日華將掃黑隊長的權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根據專案組調查，在擔任掃黑大隊長期間，李日華通過手下李楊林、李小鵬等形成了一個組織結構嚴密、層次分明、有著紀律和固定成員的黑幫。利用李日華掃黑隊長的身份，通過“黑吃黑”的手段，逐步樹立了在郴州市和永興縣“黑道老大”的地位，以插手煤礦和開設賭局為依托，形成控制，同時受人雇請，插手社會糾紛，不擇手段斂聚錢財。

李日華團伙插手煤礦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在永興境內通過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強迫交易等手段入股煤礦，壟斷煤礦的銷售權，然后安插得力人手參與管理。另一方面，掌控煤礦其他股東動向及礦里重大決策，李日華安排小弟到煤礦參與管理，給其發工資，讓其賺錢，形成“以礦養黑”、“以黑護礦”的惡性循環。他們基本上控制了永興湘陰渡的馬家一礦、三合一礦、塘門口九礦，一旦發現有人對其不利，立即采取血腥措施，“膽大妄為，不計后果”。

胡新民到郴州后，郴州市委常委用了三個月時間才最終通過胡新民的副局長任命。胡新民說，這顯示他在郴州官場并不受歡迎。在這三個月內，他只能協助副局長分管刑偵，并處理王強軍案的善后。

王強軍剛被抓，宜章傳言，他父親花了370萬元，去北京找人去了。案件還沒移送檢察院，從北京來了一神秘人物，自稱副部級干部，打聽王強軍案進展，被胡新民一句話頂回去了。胡新民說：“聽說到北京請一個副部級干部要花200萬元……”那人感到尷尬，忙說：“我們（和王強軍）是親戚呢。”胡新民說聲有事，敬了杯酒起身離開。

這期間，劉光運的馬仔姚武龍在宜章縣公安局刑偵大隊長帶人去抓他時，開著一輛豐田霸道越野車迎面撞去，將警車撞翻。胡新民大怒，下了死命令，幾個人很快被抓回。

2008年5月，李日華以掃黑大隊長身份競聘郴州市公安局正科級干部，揚言要當刑偵支隊副支隊長，公安廳有兩個人幫他打了招呼。結果李日華的群眾投票沒有過平均線，沒有入圍資格故沒當成副支隊長，但最后還是當了重案大隊副大隊長。

胡新民知道李日華人品不好，2004年公安廳刑偵總隊還準備查辦李日華，有心不讓李日華進入刑偵。但那時郴州市委還沒通過他的副局長任命，因此他在許多事項上沒有發言權。

2008年7月，郴州市委常委通過了胡新民的任命，由他分管刑偵，負責打黑。此時，李江在一份舉報材料上簽字要公安廳暗訪郴州湘南大酒店——這是為5.19案埋下伏筆的。材料說，這個酒店是個改制酒店，是永興幫一個幫會的大本營，里面的不少管理人員身負案底，比如李小鵬。

2009年春節后，李小鵬帶數十人與另一黑幫團伙陳永軍等火拼，雙方都動了槍，而永興縣公安局對雙方僅作治安拘留處理。在胡新民的暗中督促下，永興公安局才將涉案13人改為刑事拘留。

胡新民設了一計，對外放言13人治安拘留期滿即放，然后調集重兵埋伏在治安拘留室外，準備等天明將前來迎接的黑幫一網打盡。同時派人去郴州摸清雙方頭子李楊林、李小鵬以及陳永軍的動向。派去的人當晚打電話來說，已經泄密了，李楊林、李小鵬以及陳永軍跑了。

泄密原因是，當晚有局領導將這剛刑拘的13人突然從治安拘留所轉到看守所，不著痕跡地給對方傳遞了信息。胡新民無法，只好收兵。

幾天后，胡新民回長沙，李日華緊跟著也到了長沙，就在長沙寫告狀信，然后回家找一些煤老板簽字，指控胡新民收受100萬元賄賂。胡新民覺得很好笑，因為李日華指稱的幾名送錢的老板，胡新民連名字都不知道。

當時胡新民想不通李日華為什么要告他的狀。

直到后來，胡新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李日華是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幫大佬，是李小鵬、李楊林等人的老大，胡新民查他們就等于查李日華。

李日華對胡新民的告狀信，天女散花般寄到了中紀委、省紀委、省檢察院、公安廳等部門。針對李楊林團伙，郴州市公安局成立2.3專案組，胡新民任組長。

胡新民組織刑偵支隊經過艱難偵破，最終抓捕了李楊林、李小鵬、馬貴文等黑幫頭目。正要審訊，李日華就摸清審訊地點，組織了李楊林的母親以及十幾個村民前來鬧事，胡新民下令馬上轉移，才避免了麻煩。

2009年3月5日，李日華又組織了幾個人，沖到刑偵支隊長辦公室（胡新民的辦公室在隔壁）鬧事欲阻止案件的深入。2009年3月6日，李日華組織了四十多名幫眾在湘南大酒店集合，準備沖擊刑偵支隊。胡新民得到消息，組織了80名警力待命，李日華見占不到便宜，下令撤回。

這個時候李日華黑幫頭子的身份還沒有暴露。

自此以后，李日華天天跟蹤胡新民，胡新民下樓，他也下樓，有一次胡新民去一個命案現場，李日華跟到樓下。胡新民因為要等干警來，站在車旁，李日華沒法繼續跟，只好站在對面。兩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說話，從李的眼神里，胡新民看到了仇恨。

2009年3月中旬開始，李日華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上訪，到公安廳告胡新民，誘使公安廳某領導拍桌子稱“一定要查胡新民”。

與此同時，李日華又派人24小時跟蹤監視胡新民，希望找到機會痛擊胡新民。他們分析：胡新民其他的東西不會，不打牌、不跳舞，也不進娛樂場所，平時只喝點小酒，他一個人在這里，性生活怎么解決？肯定有情婦什么的。

隨著抓捕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馬貴文被抓捕，交代了很多事，其中包括李日華在一個礦里敲詐了100萬元，李日華的黑幫頭子身份漸漸露出水面。李日華也知道胡新民鎖定了他，于是急了，一方面加緊誣告，一方面準備暗殺胡新民。

暗殺計劃直至被趙德忠揭露事敗后，郴州市公安局黨委會議才決定于2009年4月24日對李日華采取措施。但會議結束后兩小時內李日華得到消息并逃跑，至今未查出誰在通風報信。

隨后湖南省公安廳批準抓捕李日華。在北京，某中央實權機關的干部向追捕人員稱，李日華曾想送他30萬元，讓他把材料遞給領導簽字查辦胡新民，他拒絕了，他表示愿意配合專案組抓捕李日華。

2009年5月19日，李日華在長沙被抓捕。那天正好是李江從西歐回來，李日華準備去找他。公安廳刑偵總隊副總隊長敖平洋很納悶：李江哪天去歐洲，哪天回來，連我都不知道，他李日華怎么知道？

追捕人員從李日華車上搜出一疊胡新民從2009年1月至4月的通話詳細記錄，這是李日華從省移動公司調出來的。誰是李日華在省移動公司的內應，亦至今成謎。

“要是我還在郴州，他們敢！”

但李日華被判、陳曉青團伙被審之后，胡新民并未過上安穩日子。

2011年4月上旬，昔日打黑戰友在電話中讓他到郴州走走，因為那里“胡新民被抓了”的謠傳鬧騰得厲害，若不去露露面，于名聲頗為有礙。對此，胡新民哈哈一笑，這謠傳早就有了，他又何曾放在心上？

胡新民認為，謠言在這個時候咋呼起來，無外乎兩個原因：一是雖然李日華被繩之以法了，但他和李日華之間的較量仍在繼續；另一個原因，則跟當天郴州開審陳曉青案這個郴州“成員最多、作案時間最長、犯罪事實最多、關系網最為錯綜復雜”的特大黑社會性質犯罪案件有關。

陳曉青案的破獲，被認為是“郴州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行動最大的戰果”，郴州方面宣布掃黑除惡“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胡新民認為，“階段性的成果”的另一層含義就是“告一段落”，這顯示出一種微妙的態勢：掃黑除惡剛剛撕開面紗，有些人就急于讓它“告一段落”甚至“就此結束”。盡管此前郴州市提出今年打黑要向縱深推進，重點要打“保護傘”，市委書記戴道晉誓言“要把黑惡分子打得鬼哭狼嚎，要把郴州打出一片晴朗的天”，但以胡新民對郴州的了解，郴州打黑目前仍舉步維艱。

包括胡新民在內的多名打黑核心知情者稱，黑幫的背后，是問題重重的官場生態。2006年前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紀委書記曾錦春這兩名第一、第二號貪官雖然倒臺，但是經由他們提拔的，通過賄賂、買官而上位的大量官員還在臺上，他們跟黑幫關系密切，是黑幫直接或間接的保護傘，他們阻撓、對抗掃黑除惡。

胡新民和李日華的較量，雖然險勝，卻也兩敗俱傷。猛烈的反撲，使他黯然離開了郴州打黑前線，“但是我們都在關注著郴州，都在彼此惦記著”。那些人在9.22案開審的時候放出這樣的謠言，用意顯而易見，與以前不同的是，目前他只能挨打，不能還手。

胡新民得到情報，被他抓捕的黑幫頭子王強軍、李日華，仍然有許多漏網的手下在活動，兩家的家人也早就合在一起，展開各種手段對付他。“他們就是想把我搞下去，搞死，他們才有翻身的機會，他們害怕我再回到郴州打黑。”胡新民說。

前不久，王強軍、李日華的家人聯絡了一批人大代表，向湖南省政法委反映胡新民的問題——這些問題早經公安廳和湖南省紀委調查是捏造的——意圖通過政法委給公安廳施壓，再度對他實施打擊。而王強軍兄弟三人，以及“軍師”劉海軍，雖然被判二十年徒刑，但都已“保外就醫”，住在郴州監獄外的一個小醫院里，整天呼朋喚友，輪流會見手下。郴州市公安局知情警官提供的證據顯示，在最近兩個月，前往看望王強軍兄弟的官員如過江之鯽，其中包括宜章縣政法委一名副書記。

在電話里，胡新民向戰友表達了他的無奈，“我最近又接到好多舉報郴州黑惡勢力的材料，這不，手上正拿著一份呢……讓他們好自為之吧。”

胡新民手上的材料是郴州市民蔣曉晞寫來的。材料稱，2011年2月14日晚，郴州市公安局警官黃永忠指使約30名黑幫成員，砍殺蔣曉晞和市民成虎、王憲紅，致使三人不同程度受傷。

此事經專案組調查，證據確鑿，被抓捕的4名兇手，都有涉黑、砍人等案底在身。專案組成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4名兇手交代，他們當晚“跟黃永忠一起吃飯，聽到黃永忠給蔣曉晞打電話，然后和他們一起去砍人”。而案發現場目擊者指證，曾聽到黃永忠喊“這就是蔣曉晞，砍死他”。專案組成員透露：事發當晚，黃永忠用車輛幫助兇手逃離。3月22日，黃永忠還帶著兩三名黑幫成員，到看守所以“市公安局領導”身份逼迫值班人員，要求釋放關押其中的兇手。所有事實證明，這是一起涉黑故意傷害案，“就等局領導批示抓人了。”不愿透露姓名的專案組成員稱。

然而黃永忠至今無恙。

胡新民仔細看完材料，覺得不可思議。他說沒想到他的犧牲只為郴州換來了兩年平靜，照現在的趨勢，黑幫最多明年就要抬頭了，“如果我還在郴州，他們敢！”

逃不脫誣告的陰影 胡新民后來被迫離開郴州，和李日華案牽動了郴州方方面面的利益有關。

胡新民回憶，當時，郴州市公安局壓力驟增。郴州市公安局內部有不少人開始怪罪于他，有的人“看著他都躲”。

“其實我知道，他們是害怕我繼續打黑。”胡新民說。

對胡新民的打擊接踵而來。公安廳競聘，胡新民競聘正處級，有些廳領導不同意（理由是有人告狀，就是李日華告狀）。

胡新民請求公安廳和郴州市委對李日華告狀的事情進行調查，公安廳和郴州方面有些領導說“經得起查是好事啊”，但遲遲不動。

倒是郴州市公安局，有人暗查了胡新民，但調查結果至今沒有公開。同時，李日華的老婆繼續上下活動，意圖扳倒胡新民。后來胡新民從湖南省檢察院得知，那期間李日華老婆聯合了王強軍那邊的人，光向省檢察院就遞交了40封罪名不斷疊加的告狀信。

2009年6月份，胡新民的老家一下子鬧騰起來，傳言說胡新民有問題，被抓起來了。胡新民70歲的母親急了，要他每天打個電話報平安。

胡新民感到很痛苦，也很孤獨。除了一心撲在案子上外，他的生活幾乎沒有別的內容——其實從他來郴州，他就過著一種封閉式的生活，正如李日華所看到的，他除了偶爾喝幾口小酒外，幾乎沒有別的嗜好。除了同學和老鄉，他不跟陌生人交往，有人約吃飯他都要反復問清楚都有誰在座，只要有一個陌生人，他一概不去。

公安廳一位副廳長了解到胡新民的處境，深為同情地說：“不知道你過的是這樣的日子，你是傷到了身又傷到了心哪！”

在這位副廳長的建議下，郴州市公安局于2009年11月調整分工，胡新民不再分管刑偵，也不再負責掃黑除惡，只專門負責命案偵破。胡新民苦笑著回憶：“這能避免嗎？好多命案都是黑幫制造的。”

也在那時，一個令胡新民振奮的消息傳來：李日華交代了很多事，其中包括他找馬家一礦的老板，出資200萬元，組織去廳里、到其他地方告胡新民狀，怎么炮制內容、有哪些人參與、送了誰多少錢等等，“我想我可以洗脫冤屈了！”胡新民說。

然而隨后的幾個月里，公安廳和湖南省紀委相繼對胡新民進行了調查。湖南省紀委一名負責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當眾含蓄地說，那些告胡新民的狀都“是假的”，但公開結論一直沒出。

2010年4月，胡新民結束掛職，回到刑偵總隊，8個月后，胡新民被調任公安廳信訪處副處長，黯然離開了鐘愛的刑偵工作。

郴州黑惡勢力橫行之態也并未根絕，打黑民警的“胡新民式困境”依然存在。

郴州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級警官介紹，郴州打黑險阻重重，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我中有敵”，“李日華式”的警匪一家，使得警察中可以信賴的人手不多。打黑警察壓力大，不僅要與犯罪分子斗，還要和犯罪分子的官場后臺與黑保護傘斗，他們害怕最后只能得到胡新民式的結局。這名警官特別希望上層能支持打擊背后的官場黑保護傘。

湖南省高層也意識到了郴州黑惡勢力的嚴重性。

從2007年到2010年，在公安部、湖南省委、公安廳指揮下，郴州已告破李日華等多個涉黑案件，近400名黑幫成員被抓捕。

2011年初，郴州市公安局接到了新的打黑指標：在今年，全局要打掉60個黑惡勢力團伙。公安局內部對硬性指標是否會影響司法公正性的問題臧否不一。

這也折射湖南省高層的擔憂，郴州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官員推測“公安廳是急了”。

但隨著孫湘隆的退休，胡新民的調離，使郴州的打黑力量受到了影響。湖南省公安廳的一名高級警官感嘆，在公安廳“打黑喊得最猛的人就是孫湘隆，打得最猛的就是胡新民”。但到郴州打黑也是警察們眼中最危險、最容易得罪人的活，須要有“舍得一身剮”的人才能去郴州。

2011年3月底，胡新民回湖南鄉下老家，去伺候病危老父。望著開滿壟間的油菜花，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忽然有了歸隱田園之念。

第四篇：黑社會專題連載(12)臺灣黑幫大佬“白狼”張安樂

黑社會專題連載（12）臺灣黑幫大佬“白狼”張安樂

張安樂，綽號“白狼”，臺灣臺北市人。祖籍山西省洪洞縣“，1948年出生在南京，1949年來到臺灣。臺灣師大附中畢業、淡江文理學院(現淡江大學)歷史系學士、內華達大學會計學士與資訊管理學士。臺灣竹聯幫元老，曾擔任竹聯幫“總護法”。因為涉及江南案”名噪一時，后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遭到檢方通緝潛逃海外。1996年后避居大陸經商，是韜略集團創始人。在離開臺灣的17年里，張安樂在大陸投資設廠，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安全帽制造商。他生產的安全帽銷量，占全球市場的45%以上。2005年創立“中華統一促進黨”，擔任總裁，堅定主張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其商業組織頭腦與想法，以及其個性與思想，在部分華人圈里有很高的評價，但在臺灣社會中，他卻是位備受爭議的人物。

張安樂出生于書香門第，父親是軍官，母親則在北一女擔任老師，自小便是一名列前茅的資優生，如果不是在高中一年級時就加入了竹聯幫，這個天資聰慧的黑幫大哥現在或許會是一名大學教授。

張安樂的父母資料，網絡上并未詳細記載，張安樂本人也鮮少提及。只記得有一次采訪中，被問父母是怎樣的人？張安樂說：父親本來在南京辦了一個中華新聞專科學校。他是學新聞的，政大新聞系畢業的，在重慶的時候還做過報紙。母親年輕的時候在山西政壇曾經有一段在她那個年齡算得上輝煌的經歷，她參加國民黨，入黨介紹人卻是共產黨，因為那是國共合作的時候。一個小女孩20多歲還沒讀大學就做到縣委的主委，后來才到北平念大學。

1950年，國民黨敗守臺灣，2歲不到的張安樂跟隨家人從海南島坐船赴臺。此前，他們原本準備抵赴香港安家，但一家人上了廣九鐵路火車又提著行李下來了。張安樂稱，是母親做了這個決定，她是個“忠黨愛國”的女子，抗日戰爭時母親跑到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抗戰勝利還都時又跟隨至南京，后來又跟著國民黨跑到臺北。“我外公是同盟會的，她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從小就投身革命了。”

張安樂抵后的臺灣，外省籍青少年遠離親朋，人少勢單，經常受到本省人欺負，好勇的年輕人于是將打架斗毆作為抱團自助和排解寂寞的途徑，拉幫結派一時成為風潮。1950年始，臺灣黑幫組織尤其是學生幫派不斷冒出，竹聯幫亦在這一時期出現。

當了多年好學生的張安樂，因為肺結核在初三輟學，休養半年回來參加了補習班。初中補習班很亂，“這個幫那個派，打架很兇悍”，張安樂說，他入學第一天就與同學發生爭斗打架，原因只是“看了對方一眼”。

“興奮”，張安樂回憶起來仍毫不掩飾當時打架的刺激心情。念小學時，喜愛閱讀歷史的他，就已對《游俠列傳》、《刺客列傳》里的武俠人物非常崇拜。受“興奮”刺激的他，也就是在淡江，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一次毆斗中結識了“竹聯幫”的核心人物、之后成為“竹聯幫”幫主、外號“旱鴨子”的陳啟禮，兩人成為莫逆之交。

1972年，陳啟禮因陳仁事件(注一)入獄，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張安樂被舉薦重整竹聯幫。就這樣，時年24歲的張安樂成了“世界四大最危險幫派”的“總護法”，號令竹聯幫數萬幫眾。一為了結識“朋友”，二為了背靠“組織”。17歲時，為了替“兄弟”打抱不平，他用刀捅傷一名便服憲兵，隨后被警方逮捕入獄一年。

出獄后，好勇善謀的個性，很快將張安樂推向竹聯幫學生幫領袖的地位。張安樂自稱“善于形勢研判、把握戰機”。有一次打群架，對方將“戰場”選在自家校門口，集結100余人。張安樂覺得“(對方)人多勢眾，膽子一定不夠大”，他只帶領8個伙伴，先派一人拿著武士刀沖向對方隊伍。對方也都是年輕學生，被嚇著了，不戰自潰。

混跡江湖的張安樂并未荒廢學業，1967年，他考入了淡江大學歷史系，并結識了竹聯幫一號人物陳啟禮。兩人出身相近，又聊得來，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張很快被推選為總掌法—竹聯幫學生幫里的“老大”。此后，他一邊讀書，一邊開辦賭場、經營公司。

20世紀70年代初期，竹聯幫殺死了一個向警方尋求保護的幫內叛徒，臺灣官方開始“打黑”，許多幫派人士包括陳啟禮均入獄。而重整竹聯幫的張安樂，也對幫派斗爭有些厭倦，“每天看到銀行存款加加減減，我不想我的生活就是數字游戲，金錢游戲，很空虛”。張安樂想換一種活法。1979年，他順利申請了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隨后又轉去美國圣馬利學院繼續修讀學位，后因表現優異被一位教授推薦進入美國斯坦福大學讀研。

今年68歲的張安樂，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張建和，因為與四海幫火拼而喪命，成為張安樂心中永遠的痛，他的次子在墨西哥經商，最小的兒子張珣，則是待在張安樂的身邊，替他處理大小事。

1998年白狼的兒子慘死街頭

張安樂曾遭遇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沉痛打擊。為逃避臺當局通緝逃離臺灣兩年后，張安樂的長子張建和在1998年4月的一場酒后斗毆中被“四海幫”成員用刀捅死在臺北街頭。為了避免江湖廝殺，張安樂隨后隔海發表公開信，表態稱這是一場突發悲劇，和幫派恩怨無關。雖然張建和的葬禮辦得風風光光，但張安樂晚年喪子，甚至無法回臺看一眼親生骨肉遺體的傷痛，應該不是所謂的江湖地位能夠彌補的。

2013年6月29日，臺北松山機場氣氛緊張，滯留大陸17年的通緝犯、前竹聯幫大佬“白狼”張安樂，返臺投案。警方如臨大敵，機場內外，大陣仗部署警力。黑白兩道出場規模前所未見，外界嘆為觀止。

提起“白狼”張安樂，會讓人第一時間聯想起，當年轟動一時的江南案。誰能想到，那一顆小小的子彈，如“蝴蝶效應”般，驀然改變了臺灣的政治軌跡，蔣家王朝三代傳承的如意算盤，一朝夢斷。

文人殞命誰是兇手？

1984年10月15日凌晨，3名騎自行車的華裔男子，輕車熟路地駛進美國舊金山一片臨近大海的高級住宅區。他們丟掉自行車，悄無聲息地潛進一座靜悄悄的大院。

院內車庫大門恰好沒有上鎖，3人相視一笑，隱身于此。上午9點，灰色洋房里走出一位斯文的中年男人，身穿銀灰色西裝，舉止灑脫。殺手從衣袋里取出一張照片對照了一下，會意地點了點頭。

暗處，一支烏黑的槍口悄然舉起，瞄準了中年男人眉間。猝不及防的槍聲驟起，男子慘叫一聲，倒在血泊之中。另一名殺手再朝他的胸部、腹部開了兩槍。

遭遇暗殺的男子，身中三發高爆開花子彈。此人是旅美華裔作家江南。一介文人，究竟是誰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原名劉宜良的江南，生于江蘇靖江縣。1949年，17歲的他，只身赴臺，參加過蔣經國親自主持的“國防部”政治干部訓練班，曾在政治干部學校受訓。后因拒絕派到部隊，他進入新聞界服務。

1967年，他以《臺灣日報》特派記者身份來到美國。呼吸到自由空氣后，他發表大量文章揭露蔣氏父子統治的黑幕。1983年，江南推出力作《蔣經國傳》，并在《加州論壇報》上連載。此書在海外華人中廣受歡迎。紙上起風云，臺灣領導人如芒在背，震怒不已。正是這本使江南揚名立世的《蔣經國傳》，最終讓他付出了血的代價。

江南遇刺，輿論大嘩。華裔人士火速組成“江南事件委員會”，籌備追思會，寄托哀思。委員會公開懸賞兩萬美元追緝兇手；他們敦促美國參眾兩院和FBI(聯邦調查局)介入偵查，務必早日破案，將兇手繩之以法。

美國華人空前動員，白宮始由三緘其口的消極應付，轉為積極緝兇。美國司法部高官表態：“謹保證以認真、努力和專業性的態度追查殺人兇手，任何逃往世界各地的嫌犯都必須受到正義力量的追捕與懲治。”

1984年10月17日，《時代》雜志指出，江南之死，國民黨嫌疑最大：

一、《蔣經國傳》的出版，引起“小蔣”(蔣經國)和“小小蔣”(蔣孝武)的側目，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二、國民黨政府著實查禁了轉載江南文章的島內刊物；

三、江南對臺灣的時局分析，大犯當局之忌，成為“不該知道而又知道得最多的人”；

四、國民黨暗殺反對者的記錄多不勝數，楊杏佛、聞一多便是先例。與此同時，美國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播放有關江南被暗殺的特別節目，主持人語帶玄機，此案可能是臺灣黑社會竹聯幫所為。

苦于美國施加的壓力，11月2日，臺灣當局采取“丟卒保車”的故伎，警方突然發動大規模掃黑行動——“一清專案”，逮捕參與行刺江南的竹聯幫老大陳啟禮與吳敦。陳啟禮被抓時，一頭霧水地問警官：“我替你們做事，你們為什么要抓我？”一語道盡臺灣當局與黑社會的關系。

江南命案由發生到偵破，不過1個月14天，速度不可謂不快，效率不可謂不高。11月27日，美國警方宣布陳啟禮、吳敦涉嫌命案。有眾議員向里根政府致函，要求引渡案犯到美國受審，但遭到臺灣當局的拒絕。

同時，FBI加緊了追捕竹聯幫余孽的步伐。經過一番調查，黑道人物——董桂森，進入了他們的視野。當時是他闖入車庫，向江南連射兩槍。只是，臺灣公布的落網案犯名單中，唯獨不見此人。

一波三折兇犯潛逃

其實，董桂森早就預見到有朝一日，臺灣當局會翻臉無情。“這時候我們千萬不能回臺灣，回去后小心被當局當了替罪羊，因為臺灣當局歷來是最怕美國的。如果美國要他們緝兇，臺灣當局能拒絕嗎？到那時我們就是當局必須逮捕的人！”案發后，董桂森即對陳啟禮如此說道。

陳啟禮自詡立下奇功一件，豈有不回臺請功之理？他振振有詞：“當局不會無情無義，因為我們是為他們賣命才殺人的。”可嘆情勢突變，董桂森的不祥預感很快就應驗了。（陳啟禮中）

臺灣當局翻臉如翻書，逮捕了陳啟禮、吳敦等人不說，連情報局局長汪希苓等一干高級特務也人人自危，隨時都會被犧牲。逃往菲律賓后，董桂森深感慶幸，又恨當局翻臉無情，當初百般許愿，今天卻不惜拿自家人開刀。

臺情報機關再次收買黑道，假他人之手除掉董桂森，好向美國報稱兇手死于“黑吃黑”。臺灣《中央日報》的大字標題觸目驚心：“江南殺手董桂森在菲律賓又涉滅門兇案，陳正昌、陳南光全家遇害均為此人所為！”公然捏造虛假新聞，險惡用心不問可知。

面對這種局勢，董桂森對身邊的朋友說：“當局真是太可怕了！我真不明白，江南寫一本《蔣經國傳》，為什么就會引起一連串的血案？既然他們把我逼到絕路上來，我可就不客氣了，因為在美國我們還保留著一盤錄音帶呢！”

“錄音帶？”朋友大吃一驚。“是的，我們當初在美國殺了江南以后，就已經考慮到臺灣當局有一天會翻臉不認人，于是我要求陳啟禮把他當初在臺灣受命殺害江南時的全部細節，情報局長汪希苓如何交代他殺害江南的過程，都以自述的方式錄在一盤帶子上，這盤帶子共有兩面，都是陳啟禮關于臺灣當局布置行刺的內幕。現在錄音帶就留在美國，放在‘白狼’的手里，我們準備在最危險的時候公開它，到那時候讓臺灣當局沒法收場，同時也讓美國情報機關不敢把我們這些替別人殺人的替罪羊推上斷頭臺。”

“‘白狼’是誰？他可靠嗎？”友人好意提醒。

“白狼”登場俠肝義膽

“‘白狼’就是張安樂的化名，他也是我們‘竹聯幫’的成員，當然非常可靠。現在我們唯一想做的就是，早一天在美國公布這盤至關重要的錄音帶，以救出押在臺灣監獄里的陳啟禮和吳敦。我想如果錄音帶一旦公布，世人就會知道江南事件的真相。我們‘竹聯幫’其實只是被臺灣情報局利用的殺手。那樣一來，我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遭到世人的憤恨了。因為我們是奉命行事，和江南無冤無仇。”董桂森回答道。

為救出三位弟兄，“白狼”正在美國四處奔走。1985年3月，他搶先一步，接受美國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知名節目“六十分鐘”的專訪，公布了錄音帶，透露臺灣“國家安全局情報局長”汪希苓指使暗殺江南。劍出險招，“白狼”直指“蔣孝武就是謀殺江南的元兇”。

張安樂雖是“竹聯幫”成員，但他早就脫離幫派，入斯坦福大學深造。并未參與行刺的他，大可不必為一個亡命天涯的昔日朋友冒險。不久，他遭FBI逮捕。后他被以販毒及參加有組織幫派等刑事罪名，遭逮捕起訴，判刑10年。

江湖道義已無多，得友如此，夫復何求？“白狼”不惜得罪國民黨政府，自毀前程。難怪，日后出獄，他被黑白兩道奉為英雄，看作是江湖義氣的化身。

幾近周折，董桂森落入法網。加州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27年。1991年他死于獄中斗毆。陳啟禮、吳敦二人則于同年，經臺灣“司法部長”批準假釋。

江南案東窗事發，臺灣輿論嘩然。當局勾結黑幫，對付手無寸鐵的文人，成為“臺灣當時最大的政治丑聞”。那幾年在臺灣的流行語是：“他被江南了……”

《自立晚報》發表社論：“臺灣如果連起碼的自由與人權也跟著粉碎，還談什么民主憲權？”《聯合報》痛批，國民黨派人殺害江南“是背離常理的事”、“不可思議”。

美國勃然大怒，國外情報機構公然派殺手，到本土刺殺美國公民，是可忍孰不可忍。臺美關系瞬間跌入谷底。美國施加強大壓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兇。

臺灣當局尷尬至極，蔣經國親自下令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敏儀和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1985年1月20日，蔣經國召見手下，交代處理江南命案的方案。蔣經國總算承認江南是臺情治機構指使黑道所殺，但臺高級官員對路透社記者稱：卷入江南命案是情報局“個別官員的獨立行動”，當局并未參與暗殺。

江南案結案，主使者與兇手受到制裁，受害人遺孀獲得145萬美元的人道慰問金。今天，唯一還留待人們思索的是，幕后主導人是否涉及蔣經國本人？還是此案只與他的兒子蔣孝武有關？董桂森從當時一篇題為《誰是幕后那只手——再論臺灣當局謀殺江南的原因》的文章中，震驚地發現，有人揭露了蔣孝武與“竹聯幫”老大陳啟禮的一次秘密見面。文章中說：“自從江南遇害以后，海內外同情江南的人都在猜測幕后兇手究竟是誰？現在蔣孝武終于浮出了水面，有人證明陳啟禮在赴美謀殺江南之前，曾經在陽明山上見過蔣孝武一事，就是江南事件最關鍵的謎底！其幕后兇手已經呼之欲出了。”

此案另一受害人，正是蔣家的第三代，也是蔣氏政權最后的明星人物蔣孝武。因被影射為幕后的主使，他最終被外派新加坡，遠離臺北政壇，政治生命告終，蔣家三代傳承的美夢因此破碎。1991年7月，他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如果沒有“江南案”，他的一生怎會如此快速落幕。

是“白狼”，在日文版《白狼傳》中披露，當年他在CBS的“六十分鐘”節目中，指出蔣孝武是江南案幕后主謀的說法，其實是冤枉了蔣孝武。“他的弟弟蔣孝勇說，蔣孝武為這件事流淚了，這件事斷絕了他的政治生命，打擊很大。蔣孝武在這件事上可能是最冤枉的，他是替父受過！”“白狼”對此解釋道。

江南案引爆“小蔣”主政時期，美臺之間最大的政治互信危機。而一直由國民黨特務把持的情治系統，從此分崩離析，改由軍方主導，成為臺灣白色恐怖與民主化之間歷史性的分水嶺。

蔣氏家族的獨裁統治，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終結。臺灣作家柏楊一針見血地指出：“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蔣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沒有機會重犯了。”

喊打喊殺的江湖歲月早在1984年結束，最后一次動刀動槍是在美國洛杉磯和越南幫派打斗。那段時光已經離他很遙遠了，以至于留下的不多痕跡，是他在辦公室里安置的兩尊雕塑——關公像和孔子像，“想做大事，實踐家與思想家缺一不可。”他說。

1996年，張安樂出獄回臺，開始“漂白”經商，設立了韜略集團。該集團下轄29家子公司，成立后共承包500多項工程，并將部分業務發展到大陸。張安樂亦于當年10月赴大陸設廠，但這一待便無法以正常身份返臺了。

1個月后，臺灣發生了轟動島內的“桃園滅門血案”，桃園縣前縣長劉邦友在自家官邸被謀殺，案件釀成8死1傷。案件至今未破。隨后，時任臺灣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發動了“治平專案”，通過《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大規模掃黑。

由于竹聯幫背景，張安樂被指違反該條例，遭到臺灣地區檢調部門通緝。“條例通過以后，讓我們大約在兩個月之內回去辦所謂的自首，很荒謬，”張安樂說，“這完全是政治迫害。”

此后16年，臺灣曾多次請求大陸警方配合，擬將張安樂緝捕歸案，還游說他供出黑幫名單，發聲明斷絕與黑幫人士往來。但因沒有明確的犯罪事實，大陸警方拒絕配合。《人物》記者試圖向深圳一位與張安樂相熟的相關部門官員求證此事，該官員以5年保密期未到為由，拒絕接受采訪。

張安樂不去自首也考慮到母親的感受，“不想再給母親增加困擾，也不想再回去接受這個羞辱”。他說，在美國蹲監獄的10年，母親屢次打電話問能不能等到他回來。“好不容易很幸運我回來了，也很健康，母親也很健康，辦什么(自首)，不理它。”

母親在他的生命印跡中影響最深。“我性格接近我母親”，他說。自小起，他就愛與母親相處，母親是他的啟蒙老師，尤其引領他養成看書藏書閱讀歷史的習慣，“她喜歡唱歌、畫畫、彈琴，她教我這些，但我都沒學會，只有看書”。在訪談時，他很少提及父親，“我小時候就不喜歡跟父親處，喜歡跟母親處”。深夜里提起母親，這個黑社會老大聲音微微發顫。

避居大陸時期，張安樂除了經商，還一直推動兩岸合作與交流。隨著兩岸關系的解凍，他在2005年9月創建“中華統一促進黨”并自任總裁，在臺灣公開宣揚“一國兩制，統一中國”，臺灣當局將其通緝期由此前的12年半延至25年。

除了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理念推崇，張安樂的統一主張還深受“大哥”陳啟禮的影響。陳啟禮曾告訴他，“如果‘臺獨’有一天要起來，你一定要站出來。”

張安樂的辦公室里有一尊關公像，這是黑幫歲月留下的不多痕跡之一。

第五篇：家·族·國——讀《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家族》有感

家·族·國

——讀《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家族》有感

民國時期，風云變幻，社會動蕩，戰火不斷，尤其是日軍侵華，國土淪陷，汪偽政權的建立更是讓國家政治進入最黑暗蕭條的時代。然張之洞先生曾說過：“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是時，學界呈現一片生機盎然、百家爭鳴之態，大師名家浩如星辰，無疑，瞿同祖先生自是耀目，其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更是以全新的社會學的視角來研究分析了中國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為后世的古代法律與社會研究提供極大的借鑒意義。本人近日拜讀此書，對第一章節《家族》斷想頗多，因此選擇截取該章來暢抒己見，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解讀家族與法律。如有不到之處，煩請指教。

家族主義是維系中國古代社會機器正常運轉的核心工具，是父系社會發展的產物，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禮為秩序，始終在中國數千載的古代史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自清末以降，西學思潮涌入，民主、自由、獨立、平等等理念在國人的腦海里占據重要的一席地位，家族主義的衰落與淡化也是歷史的必然了。說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何謂家族主義？家族主義有何政治淵源？家族主義對古代法律有何影響？對現代法律與社會又有何思想遺存和矛盾之處呢？這是我們今天主要想探討的問題。

家族主義——國家政治的縮影

從母系邁進父系社會，家族的概念就誕生了。它以男性成員為中心軸，二世代或三世代的直系血親組成家，擁有同始祖的一個個血緣家庭組成族，一個個龐大的血緣集團就形成了。當然，單就中國古代社會背景來看，家族這種事物在很多方面還是有其優越性的。中華文明系農耕文明，大多數人民是以耕田紡織來維持生計的，但是在早期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只有更多的勞動力才能創造更多的生存發展資料，所以中國人成為了“群居動物”；另一方面，農事生產極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天災人禍常常會導致一些小家庭的覆滅，這時，家族就具有了必要性，在同一家族中，親人們可以共同勞作，共同抵御災禍，使家族能夠在相對平穩的環境下繁衍生息，創造更多的勞動力和更高的生產力。然，我們也知道，每個團體或組織都需要一位leader，否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家與家之間的血緣關系逐漸淡薄，沒有強權的領導，家族很自然地就會從內部崩毀，所以族長，或是說家長的誕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那么家族中的長幼尊卑等級秩序又是如何確定成型的呢？

男性成員眼中，統帥家庭，甚至是家族的權力是極具誘惑力的，這種誘惑使得男性成員們會為了爭權奪利而不擇手段，不僅僅會影響家族和睦，還會影響國家政權的穩固。所以周公分封天下，定宗法制度，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明確了大宗與小宗的身份地位差異，從而形成了由尊卑有序的家族構成的等級森嚴的國家體系。這種尊卑等級關系也使得中國古代社會形成了如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費老把人的關系網絡的范圍比作向池塘扔石頭，所激起的一圈圈水波，離中心——作為個體人——越近者，關系越親密，越遠者，關系越疏遠。這種比喻生動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會中以個體為中心的人際關系的親疏劃分，而這種關系的強制力正是家族的存在。后來，這種家族內部和家族之間的社會關系被孔子上升到“禮”的層面，作為儒家的核心理論之一為后世儒者不斷改造發揚，經董仲舒進言、漢武帝首肯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這種禮制深深滲透進治國理念中，使得政治與家族主義牢牢結合在一起，真正實現了家國一體。從此，中國就好像是由數不盡的自治小國家組成一般，這些小國家就是一個個家族，他們內部尊卑有序，與外部其他家族保持著一種禮貌、溫和而疏離、卻又相對平等的關系，如同隔著一堵高墻、一道鴻溝，只有聯姻才能勉強在墻上開一扇暫時的門、在溝上架一座緩慢潰敗的橋。當幾代過去后，兩個家族都好像烏龜縮回了殼一般，再一次斷開了聯系，恢復到自治小國家的狀態，繼續為政治的穩固添磚加瓦。

家族倫理——高于法律的存在何謂倫理？其實就是家族內部的一種成員皆應遵守的秩序，它明長幼，定尊卑，以維系家族成員間的“合理”關系。它不僅僅代表了一種運作理念，還規定了家族內部尊長權力的絕對性和權威性。在家族內部，家族成員必須無原則無條件地服從尊長的意志，成員與成員之間只有絕對的指示教化與服從，所有違抗尊長心意的行為都不為社會公理所接受，會被冠以違反教令的帽子，嚴重者會被定上不孝之罪的標簽。這種思想對法律的深刻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父權的力量急劇膨脹，幾近掙脫了法律的約束。中國古代的家族是父系性質的，家族的基礎是作為經濟單位的家庭，而家庭的核心是父權；同時族是家的組合，那么族長權就是父權的延伸。當然為了便于陳述，我們在段首所說的父權先簡單地理解為尊長對卑幼的權力。這種權力幾乎是絕對的，首先就是生殺大權。這就是由政治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咋舌延伸到“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荒謬了。故看典籍中關于父母將子女“活埋”“毆殺”“勒斃”的例子比比皆是，卻幾乎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種對生命的隨意與不尊重的態度，這種血親故殺的行為，實在是令人膽寒，“虎毒尚且不食子”，更具理性的人類緣何會有如此令人發指的行為呢？雖然后來國家將這種權力收歸政府，但是從種種案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不過是權利的移交和代行，父母尊長的意志還是最終決定卑幼生死的“詔書”。

其次是相對較輕的與生殺大權有概念交叉的懲罰權和裁決權，父母虐待子女、嚴懲子女被認為是理所當然。法律處理往往不是“無罪”就是“杖一百”而已。讓人絕望的是，子女自然就接受了，還要表現出愉悅與淡然。秦二世假傳秦始皇遺詔賜死扶蘇，扶蘇曰：“父而賜子死，尚敢復請？”

最后是主婚權和經濟權，自古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坊記》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內則》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自此，父權最終掌控了卑幼的全部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權。

二、司法被迫為家族主義做出很大的讓步，使得司法有了極大的漏洞。海瑞斷案的標準就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其屈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而且官府對于尊長控告卑幼的案子不可不受理，受理之后做出的裁決基本上都是站在尊長一邊的。同時，若卑幼有傷害到尊長的行為，無論是有意或過失，還是根本沒有責任，只要被告到官府，卑幼必須要承擔法律責任，只不過可以依照具體情況將“罪加一等”或者“罪減一等”罷了。

家族概念——銘刻在民族靈魂上的烙印

在中國將盡兩百年的近現代史中，西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斷沖擊著我們傳統的家族主義觀念。經過歷史的洗練，家族觀念不斷淡化，綱常倫理中合理的部分被保留到“社會主義傳統美德”的行列中，其他大部分被當做封建殘余，盡數燃盡為歷史蹉跎的塵埃。但是它畢竟是統治中國人民兩千多年的思想，通過家庭教育和血統傳承，它還是不可避免地在我們的日常言行里留下印記。

比如說，在我們的感覺上，父親這脈“宗族”和母親那邊的“母黨”的地位是沒有分別的，都是血緣關系遠近相當的親人，但是在稱呼上，還是有著鮮明的分別。你永遠不會稱呼你母親的母親為“祖母”，正如你不會叫你父親的父親為“外公”一樣。而且在你的祖父和外公去世之時，你所穿的喪服，在守靈人群中的站位也是不同的。關于這兩點，我深有體會。

當然，以上兩種現象并不會影響到現有法律的權威性，但是總還有一些印記仍然是對法律的一種蔑視。孩子出生后幾乎是自動地隨了父姓，大多數都是沒有父母商量的過程的，母親也是默認的，然而這有沒有侵犯到孩子自己選擇的權利？記得有一次，我嫌自己的姓氏過于普通，想換一個稀罕的姓氏，結果祖父的臉色立刻變得難看起來，說什么都不允許我這種“叛祖”行為；又有一次，談論到未來的生活，我向往丁克家庭，結果母親立刻回了一句：“我們的血脈如何傳承呢？家族不就沒有后代了么？！”我稱可以抱養，母親嘆了一句：“再好也不是自己的骨肉，始終會心存芥蒂的。”由此可看，雖然是兩件極其微小的事情，但其中透漏出的對家族位分的重視，對傳承的堅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人類的自由選擇權，是隱隱地與法律相沖突的。

家族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倫理觀念，它還是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價值取向的深刻反映。家族的存在，固然可以聯系親族，加深感情，使人們更有社會歸屬感，但同時它也會加劇本身就源于血液中的親疏之感，不利于打破非親屬之間心靈的藩籬，構建和諧社會；而且它也容易讓家族尊長忽視卑幼作為一個個體的自由權利，造成與現代法律中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沖突，影響法制建設。所以，私以為，將家族僅作為一種文化概念，既不會讓這種傳統價值觀在歷經兩千年的風霜之后落得慘淡收場，又可以為真正達到法治掃清了征途。

By Candice Z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