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學生江文選心得體會讀后感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也不會有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可見理論的重要性、理論建設的重要性。《江澤民文選》就凝結著理論繁榮發展的新成果，是黨的理論建設的重要成果。《江澤民文選》的出版發行，是我們黨、我們國家、人民軍隊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理論界的一件大事，展示的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經過，是加強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建

設的新典范。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是加強黨的理論建設的基礎和必然要求。我們黨歷來是一個重視學習、善于學習的黨。堅持社會主義，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要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把“要我學”變為“我要學”，增強學習自覺性。這種學習，一是在深刻認識“學習馬克思主義、精通馬克思主義，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所肩負的對無產階級的責任、對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對人民群眾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歷史的責任、對國家的責任”的基礎上，有計劃地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一是在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實踐中學習，有針對性學習，不可“閉門造車”。只有這樣才能自覺地學好馬克思主義，才談得上加強黨的理論建設。

理論聯系實際是加強黨的理論建設的關鍵和根本要求。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能夠實現中國化，產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并得到不斷發展，就在于能夠與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際相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的實踐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則產生了鄧小平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階段的實踐相結合，又產生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就是黨的歷史，這就是加強黨的理論建設的歷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發展的歷史。

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是加強黨的理論建設的本質要求。加強黨的理論建設必須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馬克思主義不是靜止的封閉的教條，而是在實踐中接受檢驗、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就在這里。因此，加強黨的理論建設要求“不能丟掉老祖宗，但要說新話”，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前提下，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而又根據時代的發展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發展。這些都是我們黨加強理論建設的典范。

我們正在進行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不斷產生豐富的新鮮經驗。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僅在實踐中善于堅持和創造性運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且善于通過總結從中提煉出符合規律的認識和結論。在新的歷史時期，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創造性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為加強黨的理論建設作出了新的重大貢獻。對此，應當有清楚認識、深刻認識。

第二篇：黨員江文選心得體會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創造性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戰略目標，開創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有機互動的發展新格局，使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躍進到一個新的境界。學習《江澤民文選》，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道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基本規律，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是一條科學的民主政治建設道路，它將從根本上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一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就提出，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兩者相輔相成。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民主政治建設對中國發展全局具有的重要戰略作用。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法制，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之一，也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一再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興利除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牢牢掌握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

民主是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不同國家邁向民主的道路是不同的，相應地民主發展所形成的制度成果也是不同的。這種差異的產生，一方面與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條件、現實狀況不同有關；另一方面與民主本身所承載的價值目標和現實任務不同有關。中國的國情和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的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江澤民同志認為，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社會主義民主旗幟的關鍵，不僅在于要高舉社會主義民主旗幟，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設，而且要始終堅持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他指出，“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完善因而也是為了更好地鞏固和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為了充分發揮這些政治制度對發展人民民主、保障國家統一和安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優越性。”

那么，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呢？江澤民同志的回答是：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能削弱和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種議會制度；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搞西方那種多黨制。這三個“必須”，從國體、政體和政黨制度三個方面勾畫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然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水平，決定了這個基本框架必須在不斷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中逐步豐富和完善。這就要求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序的變革和有效的治理是保障國家持續發展的根本。這就需要穩定的政治體制和有序的政治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權建設，事關全局。科學把握政治體制改革，既關系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也關系到改革開放的大局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為此，江澤民同志提出，要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來把握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具體要求有三個方面：其一，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目的，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于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其二，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強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這是我國政權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其三，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進程，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步驟、有秩序地推進。這三個方面的要求，既把握住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大方向，也把握住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大格局和總進程。實踐證明，正是基于這種科學的把握，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率領全黨全國人民，繼往開來，開拓創新，使我國在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

對于任何國家來說，民主的發展不僅面臨著具體目標和道路的選擇問題，而且面臨著如何將民主建設的實際成果鞏固下來，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得以權威、有效地運轉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政治發展戰略，解決了前一個問題。針對后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民主建設要與法制建設相統一的發展戰略。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伊始就明確了這一發展戰略。他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由此我國開始了與民主建設相統一的法制建設進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將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民主法制建設有機統一的發展戰略，提升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江澤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這里，我們不僅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中的歷史繼承性，而且看到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開拓性。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新起點。實施依法治國，就是要使國家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軌道，從而實現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法制化和規范化。這必然會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產生兩大推動力量：一是法制建設的力量，主要體現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對民主政治建設的推動作用，憲法權威的鞏固、國家基本制度的穩定以及新的法律資源的積累對民主政治建設的支撐作用。二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力量。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必然促進廣大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進行廣泛的政治參與，而這種政治參與正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所需要的。為此，江澤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要貫徹兩個原則：一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二是必須保證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行使民主權利”，從而讓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參與管理國家、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既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必然成果，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現實基礎是一個具有相當活力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所形成的相互促進作用，將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獲得持續發展的現實推動力量。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決定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必將反過來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整體進步。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躍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三

明確的戰略目標需要清晰而系統的發展道路與之相呼應，從而保障目標的實現。基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發展的實踐與探索，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道路：

第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憲法和法律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相統一的體現。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二，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種自我完善與發展的基本途徑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有利于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此，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根本。

第三，深化制度建設，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制度建設的基礎是法制建設。加強法制建設，一方面要認真總結我們的實踐經驗，另一方面要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在這種制度建設中，探索、借鑒與創新獲得了有機統一，從而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不斷注入了新的活力。

仔細研讀《江澤民文選》，思索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與發展，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開辟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道路，是一條科學的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道路。其目標選擇，符合人類文明的發展要求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其路徑選擇，符合中國的國情與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中國是一個大國，穩定而有效的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是保持我國在持續發展中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江澤民同志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論述，為我們把握這個關鍵點，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科學的指導思想。

第三篇：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最新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核心問題。自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制度建立以來，我們黨對這個問題一直在進行艱辛的探索。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們黨相繼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等改革方案，使人們逐步擺脫了只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征的觀念，并最終根據鄧小平關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論斷，在黨的十四大上作出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決策。這是我們黨在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創造性發展。但實踐也告訴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并沒有就此完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仍然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重大問題。最近出版發行的《江澤民文選》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這一問題都有大量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徑，提供了重要指導。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來抑制市場的弱點，彌補市場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突出弊病就是集中過多、信息不靈、活力不強，而市場對經濟信號的反應卻是靈敏迅速的，并且能通過競爭機制和價格杠桿，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正因為如此，我國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是否意味著市場就沒有短處、計劃就沒有長處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性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提出，“在那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時，江澤民同志就正確處理加強宏觀調控和發揮市場作用的關系問題進一步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要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如此便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消極一面，這種弱點和不足必須靠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指導和調控來加以彌補和克服。”（《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59頁）在1992年6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他還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三個主要特征之一。這說明，我們把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等于說市場就是萬能的，也不是說計劃就一無是處。相反，要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反應靈敏的優點的同時，通過包括一定的計劃調節在內的宏觀調控來抑制和彌補市場調節的消極作用與局限性。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調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澤民同志指出：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調控經濟的發展。”（《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90―91頁）“到了二次大戰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制定和實施各種形式的宏觀經濟計劃。”因此，“不能把有計劃只看成是社會主義獨具的特征”（同上，第3頁）。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改革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但不是不要計劃，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都很重視計劃的作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社會主義制度下和資本主義制度下運用計劃手段的范圍和形式是會有些區別的，如同運用市場手段的范圍和形式也是會有些區別的一樣。”“在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受政府調控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也更有條件搞好宏觀調控。”（同上，第31、3、159頁）這就告訴我們，盡管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調節、有宏觀調控，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調節、宏觀調控，無論在目的、范圍、形式上還是在實施的有效性上，都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所不同。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江澤民同志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27頁）“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符合市場一般規律的東西，毫無疑義，我們要積極學習和借鑒，這是共同點；但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3頁）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需要把“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把“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當成自己的重要目標。（《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41、227頁）另一方面，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全國一盤棋的優勢，因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更有可能和條件實現自己的目標。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消滅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追求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也要兼顧公平原則，更要對貧困地區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66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可以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又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處理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當前發展和長遠發展、效率和公平等關系方面，應該比西方國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67頁）

其次，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與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經過5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與建國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資源相對貧乏、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等，仍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因此，從總體上講，我國仍然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并將長期是發展中的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和它們既不在一個起跑線上，也沒有并駕齊驅。這些都決定了宏觀調控對于我們比對于它們更加重要。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那樣：“我們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相對落后、整體素質不高，經濟發展又很不平衡，特別是我們沒有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我們的國情和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要求我們必須搞好國家宏觀調控。”（《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18頁）“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又處在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尤為重要。”（《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67頁）

再次，經濟體制轉軌也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西方發達國家更需要宏觀調控，而且調控的范圍、形式也不盡相同的一個重要原因。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的經濟體制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原有體制的一些弊端沒有消除，新體制尚未形成，市場機制未能有效發揮作用。在體制轉軌過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必然涉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要從總體上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就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18頁）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應注意總結和汲取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但我們也應注意認真總結和汲取計劃經濟的經驗和教訓。黨的十四大召開前夕，在1992年6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在解釋為什么會從“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三種提法中，選擇后者作為新經濟體制的提法時說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2頁）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他又指出：“原有經濟體制有它的歷史由來，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同上，第212頁）過了兩年，他進一步指出：“對計劃經濟體制曾經起過的歷史作用，我們是充分肯定的。從歷史進程看，蘇聯能夠對付并最終打敗德國法西斯，同他們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分不開的。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初期那種歷史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還是有其必要的。我們建國初期的歷史也說明了計劃經濟曾經起過重要作用……我們既不能抱著過去的計劃體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而應在總結我們搞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和借鑒西方國家搞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開拓一條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道路，使這種新的經濟體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3―204頁）這些論斷告訴我們，計劃經濟與經濟計劃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但沒有取消經濟的計劃性。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搞經濟計劃的一些有益經驗，完全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繼承、所借鑒。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應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但也離不開對計劃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運用。江澤民同志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又指出：“在當前新舊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為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盡量減少可能出現的不協調甚至混亂現象，必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同時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宏觀調控。那種以為搞市場經濟就可以離開國家的宏觀指導和調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隨心所欲，完全是一種誤解。”（《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1、90頁）他還說：“宏觀調控應當以間接手段為主，更多地運用經濟的和法律的辦法。但在目前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由于多種因素，一時還難以完全做到。必須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相機綜合地運用各種手段，其中包括采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利于不失時機地解決矛盾和問題。”他強調：“必須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這是因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大量秩序混亂的問題是由于行政行為導致的。同時，目前的管理體制也需要通過行政手段來保證經濟手段正確、有效地實施。”“越是改革開放，越是搞活經濟，就越要加強紀律性和法制觀念，越要防止和克服那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紀律松弛的現象。”（同上，第200、119、46頁）可見，在當前情況下，運用計劃手段、行政手段對于我們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仍然是很重要的。

江澤民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論述，是他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重要組

成部分。深入學習這些論述，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以及怎樣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我們要把學習《江澤民文選》同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緊密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有機結合起來，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兩方面共同努力，保證我國經濟真正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第四篇：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

《江澤民文選》中有代表性的十大創新用語，是我們學習《江澤民文選》時需要重點把握的關鍵詞

黨的歷史方位：這是理解和把握整個《文選》思想脈絡和理論觀點的鑰匙；三個代表：這是《文選》中最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的核心用語；

與時俱進：這是《文選》的哲學基礎和理論精髓；

黨的先進性：這是黨的建設的根本任務。它為

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執政為民：這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價值歸宿；

第一要務：這是《文選》對發展在黨的執政實踐中的地位所作出的鮮明概括；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是我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兩個先鋒隊”：這是黨的性質的核心內容；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是《文選》在黨的建設問題上的創新性概念之一。

學習《江澤民文選》，要按照九個“深刻領會”的要求在指導工作實踐上下功夫

要深刻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實踐基礎、科學內涵、精神實質、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深刻認識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堅持和發展。

要深刻領會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極端重要性，繼續推進理論創新，使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

要深刻領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緊緊抓住本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滿懷信心地為實現“十一五”時期的宏偉目標、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而努力工作。

要深刻領會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

要深刻領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要深刻領會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重大意義，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有效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繼續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要深刻領會維護和促進祖國統一的重大意義，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積極促進祖國統一大業。

要深刻領會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繼續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的外部環境，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做出貢獻。

要深刻領會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大意義，著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第五篇：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最新

學習江文選心得體會最新范文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核心問題。自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制度建立以來，我們黨對這個問題一直在進行艱辛的探索。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們黨相繼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等改革方案，使人們逐步擺脫了只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征的觀念，并最終根據鄧小平關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

別的論斷，在黨的十四大上作出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決策。這是我們黨在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創造性發展。但實踐也告訴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并沒有就此完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仍然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重大問題。最近出版發行的《江澤民文選》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這一問題都有大量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徑，提供了重要指導。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來抑制市場的弱點，彌補市場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突出弊病就是集中過多、信息不靈、活力不強，而市場對經濟信號的反應卻是靈敏迅速的，并且能通過競爭機制和價格杠桿，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正因為如此，我國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是否意味著市場就沒有短處、計劃就沒有長處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性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提出，“在那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時，江澤民同志就正確處理加強宏觀調控和發揮市場作用的關系問題進一步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要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如此便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消極一面，這種弱點和不足必須靠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指導和調控來加以彌補和克服。”（《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59頁）在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他還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三個主要特征之一。這說明，我們把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等于說市場就是萬能的，也不是說計劃就一無是處。相反，要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反應靈敏的優點的同時，通過包括一定的計劃調節在內的宏觀調控來抑制和彌補市場調節的消極作用與局限性。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調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澤民同志指出：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調控經濟的發展。”（《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90―91頁）“到了二次大戰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制定和實施各種形式的宏觀經濟計劃。”因此，“不能把有計劃只看成是社會主義獨具的特征”（同上，第3頁）。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改革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但不是不要計劃，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都很重視計劃的作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社會主義制度下和資本主義制度下運用計劃手段的范圍和形式是會有些區別的，如同運用市場手段的范圍和形式也是會有些區別的一樣。”“在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受政府調控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也更有條件搞好宏觀調控。”（同上，第31、3、159頁）這就告訴我們，盡管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調節、有宏觀調控，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調節、宏觀調控，無論在目的、范圍、形式上還是在12全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