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記得一位哲人說過：一個人，一個民族，他所信仰的不應該是束縛自己手腳的桎梏，更不應該是絞殺自己的繩索，而應當是一股風，一股催你挺進、催你跋涉、催你奮斗的風。而我選擇了信仰馬克思主義，也就選擇了中國最偉大的政黨——向共產黨積極靠攏。首先，我想談談我們的祖國在近現代的發展歷程。在國將不國，滿目創痍的中國近代史上，多少愛國人士“大聲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現唐虞盛世，可林則徐，龔自珍的憂國憂民、無限憧憬只是一場空夢；戊戌變法猶如曇花一現，最后只落得“引頸受戮的下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績顯著，但僅僅三個月，便被竊去革命果實……多災多難的中國仍然處在黑暗中，中國人民仍陷身于水深火熱之中。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共產黨，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起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人民由于有了這樣一個政黨的領導，才能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革命是勝利了，擺在中國面前的，還有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的嚴峻任務。共產黨不負眾望，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更是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無數的華夏游子渴望歸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偉大方針實現了他們畢生的心愿，香港、澳門相繼投入祖**親的懷抱！在堅韌的求索過程中，我們的黨成功了，成熟了。每當想起這些的時候，我的血管中仿佛流淌著革命前輩的鮮血；我的胸膛中燃燒著對組國的熱愛；我的成長沐浴在黨溫暖的春風中；我的一切，都是偉大的黨賦予的！這個時候，我讀懂了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從容與堅決；讀懂了徐特立“救亡曾斷指，入黨在危時的崇高信念；也讀懂了孔繁森“青山處處埋忠骨，一腔熱血撒高原的豪邁誓言?！叭俗顚氋F的是生命，生命對于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革命前輩們用行動表明了堅定的公產主義信念，這些優秀共產黨人的形象匯入我心中，深刻影響并鼓勵我向黨組織積極靠攏。我來自湖南，中國的革命老區之一，貧困但堅強，孕育出一代革命英雄人物，敬愛的毛主席正是從這里走出去，帶領人民解放全中國的。兒童時代的我，常聽大人講述八路軍的故事，看了許多中國革命時期的影片，《閃閃的紅星》中勇敢的小“八路成為我心中欽佩的對象，我第一次戴上紅領巾的那一刻，心中有個聲音在說：“我也要做那顆最閃亮的紅星！中學時代的我，積極的加入了中國共青團組織，認真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全面的了解黨的歷史和基本知識。我所就讀的高中就是《警世鐘》的作者陳天華的母校，這座與北大同領的古老學校，注重培養學生良好的革命修養和政治素質，在校風的熏陶下，革命的情懷扎根心底。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我從思想上和行動上嚴格要求自己，在學習上做勤奮的榜樣，在生活中遵循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并積極參加學校及社會公益活動，從這個時候起，我就有意識的向一個黨員標準看齊了。大學時代的我在感受新時代大學生活的同時，參加了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的學習。在黨校的專題報告中，我了解到“三個代表重要的科學內涵和深遠意義，更深入的學習當的基本知識，認識到要端正入黨動機，堅定理想信念，以實際行動爭取早日入黨。在黨校的錄象觀看中，我形象的看到了黨的發展，具體知道了黨員的條件和要求。在班級討論交流中，我把握每次討論的機會，在交流中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我以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來參加黨校的學習，把學習的收獲變成日常的動力，更努力的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更自覺的以一個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以上的這些，是我的思想成長經歷，也是我為什么要入黨的原因。我對黨員的直觀感受最強烈的時候，是在1998年夏天。這個夏天，我國長江流域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洪水，而奔赴在抗洪搶險前線的。正是我們的共產黨員！我親眼目睹他們帶領人民群眾與武警官兵并肩作戰，抵抗洪魔的進攻；他們一心想著堤壩的穩固，常常不分晝夜地巡視在洪災現場，最后許多共產黨員同志都病倒在堤壩上。站在家鄉的資江大橋上，我痛心的望著吞噬人民生命財產的滾滾洪水，而共產黨員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讓我堅信：只要有共產黨，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會得到保護；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任何的困難都阻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步伐。眼前的洪水，與當年差點掠去朝鮮兒童生命的冰窟窿又是和等的相似?。≠Y江河水哺育了羅盛教，而今天的資江河畔只留下了一座羅盛教紀念館，從小就常在館里接受革命教育的我此刻心潮澎湃。面對足以剝奪人類生命的嚴寒冰窟，為了搶救兩條異國友邦的小生命，羅盛教，我們黨最親愛的兒子，就那樣縱身一跳，劃出了世間最美麗的生命弧線！朝鮮媽媽哭了，讓孩子們牢記住中

第二篇：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記得一位哲人說過：一個人，一個民族，他所信仰的不應該是束縛自己手腳的桎梏，更不應該是絞殺自己的繩索，而應當是一股風，一股催你挺進、催你跋涉、催你奮斗的風。而我選擇了信仰馬克思主義，也就選擇了中國最偉大的政黨——向共產黨積極靠攏。首先，我想談談我們的祖國在近現代的發展歷程。在國將不國，滿目創痍的中國近代史上，多少愛國人士“大聲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現唐虞盛世“，可林則徐，龔自珍的憂國憂民、無限憧憬只是一場空夢；戊戌變法猶如曇花一現，最后只落得“引頸受戮”的下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績顯著，但僅僅三個月，便被竊去革命果實……多災多難的中國仍然處在黑暗中，中國人民仍陷身于水深火熱之中。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共產黨，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起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人民由于有了這樣一個政黨的領導，才能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案锩莿倮?，擺在中國面前的，還有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的嚴峻任務。共產黨不負眾望，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更是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無數的華夏游子渴望歸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偉大方針實現了他們畢生的心愿，香港、澳門相繼投入祖**親的懷抱！在堅韌的求索過程中，我們的黨成功了，成熟了。每當想起這些的時候，我的血管中仿佛流淌著革命前輩的鮮血；我的胸膛中燃燒著對組國的熱愛；我的成長沐浴在黨溫暖的春風中；我的一切，都是偉大的黨賦予的！這個時候，我讀懂了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從容與堅決；讀懂了徐特立“救亡曾斷指，入黨在危時”的崇高信念；也讀懂了孔繁森“青山處處埋忠骨，一腔熱血撒高原“的豪邁誓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于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革命前輩們用行動表明了堅定的公產主義信念，這些優秀共產黨人的形象匯入我心中，深刻影響并鼓勵我向黨組織積極靠攏。我來自湖南，中國的革命老區之一，貧困但堅強，孕育出一代革命英雄人物，敬愛的毛主席正是從這里走出去，帶領人民解放全中國的。兒童時代的我，常聽大人講述八路軍的故事，看了許多中國革命時期的影片，《閃閃的紅星》中勇敢的小“八路“成為我心中欽佩的對象，我第一次戴上紅領巾的那一刻，心中有個聲音在說：“我也要做那顆最閃亮的紅星！”中學時代的我，積極的加入了中國共青團組織，認真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全面的了解黨的歷史和基本知識。我所就讀的高中就是《警世鐘》的作者陳天華的母校，這座與北大同領的古老學校，注重培養學生良好的革命修養和政治素質，在校風的熏陶下，革命的情懷扎根心底。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我從思想上和行動上嚴格要求自己，在學習上做勤奮的榜樣，在生活中遵循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并積極參加學校及社會公益活動，從這個時候起，我就有意識的向一個黨員標準看齊了。大學時代的我在感受新時代大學生活的同時，參加了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的學習。在黨校的專題報告中，我了解到“三個代表“重要的科學內涵和深遠意義，更深入的學習當的基本知識，認識到要端正入黨動機，堅定理想信念，以實際行動爭取早日入黨。在黨校的錄象觀看中，我形象的看到了黨的發展，具體知道了黨員的條件和要求。在班級討論交流中，我把握每次討論的機會，在交流中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我以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來參加黨校的學習，把學習的收獲變成日常的動力，更努力的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更自覺的以一個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以上的這些，是我的思想成長經歷，也是我為什么要入黨的原因。我對黨員的直觀感受最強烈的時候，是在1998年夏天。這個夏天，我國長江流域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洪水，而奔赴在抗洪搶險前線的。正是我們的共產黨員！我親眼目睹他們帶領人民群眾與武警官兵并肩作戰，抵抗洪魔的進攻；他們一心想著堤壩的穩固，常常不分晝夜地巡視在洪災現場，最后許多共產黨員同志都病倒在堤壩上。站在家鄉的資江大橋上，我痛心的望著吞噬人民生命財產的滾滾洪水，而共產黨員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讓我堅信：只要有共產黨，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會得到保護；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任何的困難都阻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步伐。眼前的洪水，與當年差點掠去朝鮮兒童生命的冰窟窿又是和等的相似??！資江河水哺育了羅盛教，而今天的資江河畔只留下了一座羅盛教紀念館，從小就常在館里接受革命教育的我此刻心潮澎湃。面對足以剝奪人類生命的嚴寒冰窟，為了搶救兩條異國友邦的小生命，羅盛教，我們黨最親愛的兒子，就那樣縱身一跳，劃出了世間最美麗的生命弧線！朝鮮媽媽哭了，讓孩子們牢記住中國共產黨員的恩情；中國媽媽也哭了，為自己英雄的兒子感到理解和驕傲。這，就是正直的共產黨員。他們的榜樣，促使我更渴望成為黨員中的一員，在黨組織的培養下更加茁壯的成長，成熟，為人民付出光和熱。這也是我為什么要入黨的原因。此刻，站在演講臺上，我向最偉大的黨表明我入黨的信念和決心，我將以實際行動來通過黨對我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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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七一演講稿：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記得一位哲人說過：一個人，一個民族，他所信仰的不應該是束縛自己手腳的桎梏，更不應該是絞殺自己的繩索，而應當是一股風，一股催你挺進、催你跋涉、催你奮斗的風。而我選擇了信仰馬克思主義，也就選擇了中國最偉大的政黨——向共產黨積極靠攏。

首先，我想談談我們的祖國在近現代的發展歷程。在國將不國，滿目創痍的中國近代史上，多少愛國人士“大聲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現唐虞盛世”，可林則徐，龔自珍的憂國憂民、無限憧憬只是一場空夢;戊戌變法猶如曇花一現，最后只落得“引頸受戮”的下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績顯著，但僅僅三個月，便被竊去革命果實……多災多難的中國仍然處在黑暗中，中國人民仍陷身于水深火熱之中。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共產黨，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起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人民由于有了這樣一個政黨的領導，才能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革命是勝利了，擺在中國面前的，還有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的嚴峻任務。共產黨不負眾望，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更是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無數的華夏游子渴望歸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偉大方針實現了他們畢生的心愿，香港、澳門相繼投入祖**親的懷抱!在堅韌的求索過程中，我們的黨成功了，成熟了。每當想起這些的時候，我的血管中仿佛流淌著革命前輩的鮮血;我的胸膛中燃燒著對組國的熱愛;我的成長沐浴在黨溫暖的春風中;我的一切，都是偉大的黨賦予的!這個時候，我讀懂了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從容與堅決;讀懂了徐特立“救亡曾斷指，入黨在危時”的崇高信念;也讀懂了孔繁森“青山處處埋忠骨，一腔熱血撒高原”的豪邁誓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于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备锩拜厒冇眯袆颖砻髁藞远ǖ墓a主義信念，這些優秀共產黨人的形象匯入我心中，深刻影響并鼓勵我向黨組織積極靠攏。

我來自湖南，中國的革命老區之一，貧困但堅強，孕育出一代革命英雄人物，敬愛的毛主席正是從這里走出去，帶領人民解放全中國的。兒童時代的我，常聽大人講述八路軍的故事，看了許多中國革命時期的影片，《閃閃的紅星》中勇敢的邪八路”成為我心中欽佩的對象，我第一次戴上紅領巾的那一刻，心中有個聲音在說：“我也要做那顆最閃亮的紅星1中學時代的我，積極的加入了中國共青團組織，認真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全面的了解黨的歷史和基本知識。我所就讀的高中就是《警世鐘》的作者陳天華的母校，這座與北大同領的古老學校，注重培養學生良好的革命修養和政治素質，在校風的熏陶下，革命的情懷扎根心底。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我從思想上和行動上嚴格要求自己，在學習上做勤奮的榜樣，在生活中遵循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并積極參加學校及社會公益活動，從這個時候起，我就有意識的向一個黨員標準看齊了。大學時代的我在感受新時代大學生活的同時，參加了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的學習。在黨校的專題報告中，我了解到“三個代表”重要的科學內涵和深遠意義，更深入的學習當的基本知識，認識到要端正入黨動機，堅定理想信念，以實際行動爭取早日入黨。在黨校的錄象觀看中，我形象的看到了黨的發展，具體知道了黨員的條件和要求。在班級討論交流中，我把握每次討論的機會，在交流中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我以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來參加黨校的學習，把學習的收獲變成日常的動力，更努力的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更自覺的以一個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以上的這些，是我的思想成長經歷，也是我為什么要入黨的原因。

我對黨員的直觀感受最強烈的時候，是在1998年夏天。這個夏天，我國長江流域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洪水，而奔赴在抗洪搶險前線的。正是我們的共產黨員!我親眼目睹他們帶領人民群眾與武警官兵并肩作戰，抵抗洪魔的進攻;他們一心想著堤壩的穩固，常常不分晝夜地巡視在洪災現場，最后許多共產黨員同志都病倒在堤壩上。站在家鄉的資江大橋上，我痛心的望著吞噬人民生命財產的滾滾洪水，而共產黨員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讓我堅信：只要有共產黨，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會得到保護;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任何的困難都阻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步伐。眼前的洪水，與當年差點掠去朝鮮兒童生命的冰窟窿又是和等的相似啊!資江河水哺育了羅盛教，而今天的資江河畔只留下了一座羅盛教紀念館，從小就常在館里接受革命教育的我此刻心潮澎湃。面對足以剝奪人類生命的嚴寒冰窟，為了搶救兩條異國友邦的小生命，羅盛教，我們黨最親愛的兒子，就那樣縱身一跳，劃出了世間最美麗的生命弧線!朝鮮媽媽哭了，讓孩子們牢記住中國共產黨員的恩情;中國媽媽也哭了，為自己英雄的兒子感到理解和驕傲。這，就是正直的共產黨員。他們的榜樣，促使我更渴望成為黨員中的一員，在黨組織的培養下更加茁壯的成長，成熟，為人民付出光和熱。這也是我為什么要入黨的原因。

此刻，站在演講臺上，我向最偉大的黨表明我入黨的信念和決心，我將以實際行動來通過黨對我的考驗!

第四篇：七一演講稿—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首先，我想談談我們的祖國在近現代的發展歷程。在國將不國，滿目創痍的中國近代史上，多少愛國人士“大聲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現唐虞盛世”，可林則徐，龔自珍的憂國憂民、無限憧憬只是一場空夢；戊戌變法猶如曇花一現，最后只落得“引頸受戮”的下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績顯著，但僅僅三個月，便被竊去革命果實……多災多難的中國仍然處在黑暗中，中國人民仍陷身于水深火熱之中。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共產黨，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起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人民由于有了這樣一個政黨的領導，才能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革命是勝利了，擺在中國面前的，還有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的嚴峻任務。共產黨不負眾望，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更是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無數的華夏游子渴望歸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偉大方針實現了他們畢生的心愿，香港、澳門相繼投入祖**親的懷抱！在堅韌的求索過程中，我們的黨成功了，成熟了。每當想起這些的時候，我的血管中仿佛流淌著革命前輩的鮮血；我的胸膛中燃燒著對組國的熱愛；我的成長沐浴在黨溫暖的春風中；我的一切，都是偉大的黨賦予的！這個時候，我讀懂了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從容與堅決；讀懂了徐特立“救亡曾斷指，入黨在危時”的崇高信念；也讀懂了孔繁森“青山處處埋忠骨，一腔熱血撒高原”的豪邁誓言?！叭俗顚氋F的是生命，生命對于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革命前輩們用行動表明了堅定的公產主義信念，這些優秀共產黨人的形象匯入我心中，深刻影響并鼓勵我向黨組織積極靠攏。

我來自湖南，中國的革命老區之一，貧困但堅強，孕育出一代革命英雄人物，敬愛的毛主席正是從這里走出去，帶領人民解放全中國的。兒童時代的我，常聽大人講述八路軍的故事，看了許多中國革命時期的影片，《閃閃的紅星》中勇敢的小“八路”成為我心中欽佩的對象，我第一次戴上紅領巾的那一刻，心中有個聲音在說：“我也要做那顆最閃亮的紅星！”中學時代的我，積極的加入了中國共青團組織，認真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全面的了解黨的歷史和基本知識。我所就讀的高中就是《警世鐘》的作者陳天華的母校，這座與北大同領的古老學校，注重培養學生良好的革命修養和政治素質，在校風的熏陶下，革命的情懷扎根心底。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我從思想上和行動上嚴格要求自己，在學習上做勤奮的榜樣，在生活中遵循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并積極參加學校及社會公益活動，從這個時候起，我就有意識的向一個黨員標準看齊了。大學時代的我在感受新時代大學生活的同時，參加了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的學習。在黨校的專題報告中，我了解到“三個代表”重要的科學內涵和深遠意義，更深入的學習當的基本知識，認識到要端正入黨動機，堅定理想信念，以實際行動爭取早日入黨。在黨校的錄象觀看中，我形象的看到了黨的發展，具體知道了黨員的條件和要求。在班級討論交流中，我把握每次討論的機會，在交流中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我以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來參加黨校的學習，把學習的收獲變成日常的動力，更努力的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更自覺的以一個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以上的這些，是我的思想成長經歷，也是我為什么要入黨的原因。

我對黨員的直觀感受最強烈的時候，是在1998年夏天。這個夏天，我國長江流域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洪水，而奔赴在抗洪搶險前線的。正是我們的共產黨員！我親眼目睹他們帶領人民群眾與武警官兵并肩作戰，抵抗洪魔的進攻；他們一心想著堤壩的穩固，常常不分晝夜地巡視在洪災現場，最后許多共產黨員同志都病倒在堤壩上。站在家鄉的資江大橋上，我痛心的望著吞噬人民生命財產的滾滾洪水，而共產黨員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讓我堅信：只要有共產黨，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會得到保護；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任何的困難都阻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步伐。眼前的洪水，與當年差點掠去朝鮮兒童生命的冰窟窿又是和等的相似??！資江河水哺育了羅盛教，而今天的資江河畔只留下了一座羅盛教紀念館，從小就常在館里接受革命教育的我此刻心潮澎湃。面對足以剝奪人類生命的嚴寒冰窟，為了搶救兩條異國友邦的小生命，羅盛教，我們黨最親愛的兒子，就那樣縱身一跳，劃出了世間最美麗的生命弧線！朝鮮媽媽哭了，讓孩子們牢記住中國共產黨員的恩情；中國媽媽也哭了，為自己英雄的兒子感到理解和驕傲。這，就是正直的共產黨員。他們的榜樣，促使我更渴望成為黨員中的一員，在黨組織的培養下更加茁壯的成長，成熟，為人民付出光和熱。這也是我為什么要入黨的原因。

此刻，站在演講臺上，我向最偉大的黨表明我入黨的信念和決心，我將以實際行動來通過黨對我的考驗！

第五篇：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晶芳

歡迎來到北京干部在線課堂。我今天課的內容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今年是中國共產黨誕辰90周年，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要從頭開始，所以今天在這里我要和大家一起回顧我們黨創立的歷史。

學習這段歷史就要弄清楚中國為什么要建立共產黨？為什么能建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怎么建立的？黨建立的特點是什么？下面我們來講第一個大問題，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必然。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講這個問題我想要回答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為什么要建立共產黨？一個是中國為什么能建立共產黨？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一個大的歷史事件，學習我們黨的歷史第一個要弄清的問題就是中國為什么要產生共產黨。關于中共的產生在研究界有這樣一些看法：大陸的官方和主流看法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在建黨問題上也有幾種不同的看法、幾種錯誤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工具論”，認為中國共產黨產生不是中國這個社會歷史的必然產物。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蔣介石，他寫的一本書叫《蘇俄在中國》，在這本書里面他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螟蛉是什么東西呢？就是我們中國古代人就把“螟蛉”當做干兒子的代稱。蔣介石是引用了一個典故，中國古時候的一個典故，在《詩經·小雅·小宛》這篇里面說道，“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是一種綠色的幼蟲，蜾蠃也是一種昆蟲，蜾蠃把螟蛉捕來，放到它的窩里面，然后在螟蛉的體內產下自己的卵，用毒針往螟蛉身體里面注上毒液，讓它不死，所以它的卵利用活體的營養逐漸長大。所以古人不了解這種實際情況，就認為螟蛉的孩子是蜾蠃把它養大的，實際上不是這種情況，是蜾蠃利用螟蛉，把它作為繁殖自己后代的工具，是這么一個關系。所以后人就把螟蛉作為養子、干兒子的代稱。蔣介石就認為中國共產黨是蘇俄來實行世界革命戰略的一種工具，這是“工具論”。

第二種觀點是“移植論”。認為中共是舶來品，用船從外面運過來的，是蘇共的移植。

第三種觀點是“誤會論”。臺灣學者李云漢他在《從容共到清黨》這本書里說，中國建立共產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是部分知識分子一時感情沖動的選擇，這是一種觀點。

第四種觀點是“早產論”。這種觀點不否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有它的歷史必然性，但是認為建早了。德國一個學者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這本書里面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一個人為的早產。還有當年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居然在1923年的信里寫道：中國是為時過早的組織了共產黨。

上面這些說法第一到第三種觀點的共同之處就是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沒有這種歷史必然性的，是人為的產物，是蘇俄制造出來的，這些說法應該說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大家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種生物要從一個地方移植到另一個地方，必然有它生長和發展的條件。打一個比方，把一個天山的雪蓮從新疆移到北京，它能不能成活呢？就看它有沒有成活的土壤、氣候、水分等各種條件。一個政黨也是一樣，它的產生、發展壯大必然有它生存的土壤和歷史條件。

那么中國共產黨產生確實是有它植根于近代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條件的，是一種內在因素來使它能夠產生。

（一）苦難深重的中國需要共產黨

為什么在中國要產生共產黨？我想第一個回答就是中國共產黨產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需要。要說清楚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產生，必須要了解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時候中國是個什么樣的呢？當時中國是苦難深重。

這種苦難首先是帝國主義侵略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就開始了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全面的、兇惡的。

首先是在軍事上進行侵略。帝國主義不斷的發動侵華戰爭，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英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等，每打一仗打勝了就要迫使清王朝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建租界等等，這是軍事侵略。

第二是政治控制。帝國主義要統治中國，不依靠中國當地的本土統治者幫助是不行的，所以他要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要拉攏、利用中國當時的晚清王朝以及后來的北洋政府做他奴役中國的幫手，勾結起來一起控制中國。

第三是經濟掠奪。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辦銀行控制中國的海關，控制中國的稅收、關稅，傾銷商品、輸出資本，用種種手段來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的礦山開采權、鐵路所有權都在帝國主義手中。

第四是文化滲透。傳教、辦學校，通過這些形式在精神上對中國人民進行奴役。

帝國主義這些侵略，給中華民族造成了非常大的災難——國將不國。這張圖就是當時的中國人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產生后果的認識。這是一張根據興中會會員謝纘泰1898年發表在香港報紙上的漫畫繪制的“時局圖”。圖中用牛鬼蛇神來代表帝國主義國家，這些牛鬼蛇神紛紛的侵入中國，把中國當成一塊肥肉來搶食。圖中的熊代表的是沙皇俄國，虎代表的是英國，青蛙代表的是法國，鷹代表的是美國，太陽代表的是日本，蛇代表的是德國。當時的革命志士陳天華是這樣說的：“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臺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這中國，那一點，我還有份；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造成的災難就是國將不國，中華民族就要被滅亡了。

帝國主義侵略就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時的統治者對這些侵略不但不抵抗，反而是迎合他們，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我這里有一個材料是八國聯軍侵略北京以后，要和八個帝國主義簽訂《辛丑條約》，在這個過程中清朝當局有一個在北京和各個外國使團談判的指示，里面說：“量中華之物力，皆與國之歡心”，反正我們打敗仗了，這些國家要什么給什么，就是用這種辦法來求得和帝國主義的和解。

這種賣國政策就使我們國家領土主權受到了大的損失。據統計材料1841年到1911年，這幾十年間清政府簽訂了1145個不平等條約，平均每年16個。清朝時期的賠款有多少呢？十三億兩白銀，這還不算利息。1901年《辛丑條約》就賠白銀四億五千萬兩，這一次賠償就相當于清朝國家幾年全國的財政收入，而且他要規定幾十年還完，到還完的時候加上利息要有十億兩白銀。

滿清時期我們國家是這種狀況，到了民國是不是好一點？也不是。這張圖就是民國初年當事人畫的一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的形勢圖。白色的圈代表的是日本，紅色的圈代表的是俄國，藍色的圈代表的是英國，綠色圈代表法國。這種侵略幾乎是把中國瓜分完了，中國的民族危機是非常的深重。

帝國主義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軌跡。明末中國社會中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斷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道路，它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由封建社會逐漸的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而且由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非常黑暗的、非常落后的、非常腐朽的社會。這個社會的人民非常痛苦，就像毛澤東1920年在民族大聯合上說的：“我們國家是壞到了極處，人類是苦到了極處，社會是黑暗到了極處，總之照這樣是統治不下去了”。

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和封建主義的矛盾，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要救亡圖存就要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是當時整個中國人民的普遍要求。

誰能完成這個任務誰就能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為只有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推翻才能夠使中國的生產力得到發展，使中國的社會得到進步，誰能夠完成這項任務，誰就代表了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它和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不共戴天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又是工人階級最先進的部分，共產黨可以說就是當時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救中國于危亡的主要力量。這是我給大家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苦難深重的中國需要共產黨。

（二）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失敗推出了共產黨

那么共產黨為什么在中國能產生？第二個回答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失敗推出了共產黨。在近代，中國革命其實并不是共產黨人的專利，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不是中國共產黨先開始的。毛澤東就曾說過，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當然也就不清楚為什么在中國非要產生一個共產黨不可。

從鴉片戰爭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80年間，中國人民是不斷的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這其中規模和影響比較大的革命主要有三次，即太平天國革命、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但不論是農民的太平天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戊戌變法，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最終都失敗了。

首先來看太平天國。太平天國是由農民領袖洪秀全發動的，從1851年金田起義開始，領導農民起義軍打擊封建的清王朝，從廣西一直打到了長江流域，占領了當時清朝在中國中部的重鎮——南京，在南京建立了農民政權——太平天國。但是太平天國只存在了14年就失敗了，太平天國的失敗主要不是被當時的清軍和帝國主義的洋槍隊打敗了，而是敗在了自己手里。他反了多年的封建，最終自己建立的政權還是一個封建政權——洪秀全當了太平天國的皇帝，搞了封建。這就說明傳統的農民起義不能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農民不是一個先進的階級，不是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的代表。階級局限性就決定了太平天國雖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但是不可能徹底的摧毀封建制度，建立一個完全嶄新的社會制度，所以它擔負不起民主革命的領導重任。

再看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在1898年發動了戊戌維新運動。他們高舉救亡圖存的旗幟，仿照日本的明治維新，試圖在不根本廢除封建統治的情況下，做一些改良，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結果戊戌維新只持續了100天，就在清王朝統治者、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的鎮壓下失敗了。戊戌維新的領導人康有為、梁啟超被迫亡命日本，戊戌變法中的骨干，以譚嗣同為首的六君子被清王朝抓起來，“血濺菜市口”，壯烈犧牲。戊戌變法的失敗暴露了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企圖靠這種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來改變中國這種滅亡的命運是根本行不通的。

再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辛亥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在1911年領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統治中國2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成就，所以到今天我們還是特別的肯定孫中山。我們的天安門廣場上兩個領袖——孫中山、毛澤東的畫像，他是對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重要貢獻的人。但是辛亥革命也很快就失敗了，剛剛建立的中華民國的權力并沒有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而是被袁世凱竊奪了。

袁世凱當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以后，并沒有按照他的承諾實行中華民國的約法，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袁世凱竊取了民國的權力以后，他所建立的政權仍然是一個帝國主義操縱下的賣國政權。這張圖片是袁世凱和列強共事的合影。袁世凱執掌了民國的政權以后，千方百計的和帝國主義拉關系，要得到他們的支持來實現其統治，為了得到當時日本國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旨在滅亡中國的“21條”。

從1912年到1919年北洋政府的各派軍閥都以國家權益做抵押，公開或秘密的借外債180多次，總額高達八億銀元以上，這些錢不是用來建設國家，而且用來爭權奪利打內戰的。

袁世凱對外賣國，對內實行專制獨裁，壓榨和掠奪人民，所以北洋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政治上是非常黑暗的。本來民國建立以后中國曾經有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所以資產階級也曾嘗試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比如議會政治、政黨組閣，學習西方民主政治搞這些東西，搞的應該說也是有成效的。比如1912年到1914年幾年間，各派政治勢力為了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席位紛紛建立了自己的政黨，形成中國近代史上一種黨派林立的局面。黨派有多少呢？當時據統計有682個之多，那種情況當時有人描繪的說是集會結社尤為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當時想搞民主政治，黨派非常的多。其中規模比較大的有統一共和黨、共和黨、國民黨、民主黨，其中國民黨是勢力最大，在參眾兩院870個席位中有392席，已經接近半數，非常有希望通過國會選舉由國民黨組閣。但是袁世凱絕對不想出現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不想由資產階級來掌握國家的政權，所以他在1913年3月在國會召開前夕就在南京車站派人暗殺主張建國會實行民主政治的國民黨人宋教仁，一槍徹底擊碎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夢，這種民主政治也就根本不可能實行了。

更為令人發指的就是袁世凱居然復辟了帝制，在清王朝消滅以后，他自己要出來當皇帝。這張圖片就是袁世凱稱帝以后到天壇祭天，履行封建皇帝必須履行的祭天儀式。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遭到了舉國反對，他在唾罵聲中做了83天的皇帝，最后在這種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抑郁而亡。

袁世凱死后北洋政府分崩離析，形成了幾個大的軍閥軍團，比如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在這些北洋軍閥統治下，中國政治上是更加的黑暗，用孫中山的話說“北洋統治下的中國，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是日甚一日”。

孫中山不愧是堅定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不甘心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共和國、換來的革命成果就此喪失，所以奮起和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先后組織了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運動，但是所有的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梢哉f資產階級革命派搞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陷入了絕境，沒有辦法來改變中國，解決中國這些社會的主要矛盾。

孫中山他所以失敗不是因為革命不堅決，一方面有敵人強大的外因，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的軟弱。資產階級不僅提不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他是不信任人民群眾的，他搞的幾次革命都是靠軍閥打軍閥，收買、拉攏一些軍閥去打北洋軍閥，而且他也組織不起來能夠帶領群眾戰斗的堅強政黨，這個是最要命的。有沒有黨？有，有國民黨，但是國民黨是一盤散沙，革命功成革命黨消，是這種情況。

三次革命的失敗證明無論是農民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就落到了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共產黨身上。這是說明中國為什么要產生共產黨，苦難的中國需要共產黨。

（三）中國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的基本條件

有這種需求是不是就能夠建立共產黨？下面我們講一下中國為什么能建立共產黨？講一講中國有沒有建立共產黨的條件。

共產黨要建黨必須具備兩大條件：一個條件是階級基礎，就是工人階級要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還有一個條件是思想條件，就是要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中國需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是沒有疑問的，但是當時是不是就具備了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階級條件呢？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看法，有一種否定懷疑的看法，認為當時中國的工人人數少、力量弱，沒有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沒有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很難說具備了共產黨產生的階級條件。

這個問題怎么看？我認為衡量工人階級能否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要看工人階級的數量，更要看工人運動的水平。在中共產生以前中國工人階級是個什么狀況？這個示意圖可以簡單的給大家演示一下當時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首先看工人隊伍成長的狀況。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不一樣，西方的工人階級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和資產階級同時產生的，而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先于中國資產階級產生的，為什么呢？因為中國最早的現代工業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為了侵略中國的需要，在中國的一些沿海城市開辦的一些工廠，在這些工廠里產生了第一批產業工人，這個時候還沒有中國的資產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在洋務運動中官僚買辦資本產業中開始產生，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族資本發展起來以后才大量出現的。

從1840年到1894年這50多年工人數量發展的不大，只發展到了11萬。從1894到1913年這20年工人數量有了比較大的發展，到了90萬人。大發展是在1914年到1919年，1914年爆發了世界上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大戰中帝國主義忙著打仗，對中國的侵略就稍微的放松了一下，這個時候中國的民族資本就趁機發展起來，建了大量的工廠，使工人的數量有很大的發展，到了1919年中國大概有280多萬產業工人。這是工人階級數量的發展情況。

200多萬工人在中國的總人口中只占到0.5%，4億多人占0.5%，人數不是太多，比例很小，但是這200多萬絕對數也不是太少。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大概也是這幾百萬工人，比如俄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工人占全國人口2%，日本當時也是占2%，產業工人有150萬左右，俄國建黨的時候工人是270萬左右，所以這個絕對數也不是很少。

除了數量以外，中國工人階級確實還有它自己特殊的優點：

第一個特點是受壓迫最重、革命性最強。因為西方國家工人只受資產階級壓迫，受代表資產階級的政府的壓迫。但是中國工人受三重壓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買辦資本，甚至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革命性強，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

第二個特點是集中程度高，多數都集中在沿海沿疆的幾個大城市，集中的好處就是便于組織。

第三個特點是和廣大的農民有極為密切的聯系。第一代產業工人基本上是剛從農村出來變成工人的，所以他們家很多人都還在農村，和農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優點。從這些特點看，僅從中國工人在全國人口占的比例小就說明沒有建立共產黨的條件，我認為是說不通的。第一，是我剛才說了它和西方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建立時候的工人數量比絕對數并不少；第二，拿中國自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比，應該說中國的資產階級人數更少，一個工廠里面有資本家和工人，資本家才幾個人，工人是多少？資本家人數少，那么他還在共產黨建立以前，先于共產黨建立了國民黨，不能說人數少就不能建黨。

另外，更重要的是看工人運動的情況。從工人運動情況看，從1840年到1894年這50多年，工人運動開展的不多，一共只有71次斗爭，年均1.3次。1895年到1913年，這20年工人斗爭多了起來，一共有273次，年均14.3次。到了1914年到1919年，工人斗爭次數更多，一共有185次，年均30.8次。這時候工人斗爭的內容也和以前不一樣，不僅僅是經濟要求，要求漲工資、減少工時、改善待遇，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比如1915年上海、唐山等地的工人罷工主要就是反對北洋政府和日本簽訂的條約，反對接受“21條”，這是一個反帝運動。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罷工，反對法國侵占老西開。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舉行了“六三大罷工”，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五四運動是學生先搞起來的，北京的學生先進行了反對巴黎和會、反對中國簽訂賣國條約的運動，學生斗爭并沒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還不能撼動北洋軍閥的統治，但是工人參加進來不一樣了，威力很大。最終五四愛國運動是取得了勝利，這里面工人的作用不可低估。

從上面這種情況看，中國的工人運動發展到1919年，這個時候不僅有經濟要求，而且有了政治要求，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作為這種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以后，就有了要建立自己政黨的要求。所以從這點看，當時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時候已經具備了階級基礎。

要建黨只有階級基礎還不夠，還必須要有思想條件，也就是說要有先進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當時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時候是不是具備了這種思想基礎呢？近年來也有人否認中共有了這樣建黨的思想基礎，認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只是知識分子一時的感情沖動，認為中國沒有正確的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條件，理由是“中國在文明的大道上還沒有走到資本主義的門前”。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一種革命理論，中國還沒有資本主義所以沒有接受這種理論的條件。還有觀點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先進分子只是片面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觀點，如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還不夠滿足建黨的理論要求。

那么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我認為上面這些看法是不對的。首先我們說中國已經有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條件：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雖然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資本主義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它的內部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新的階級，工人階級已經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需要有代表自己階級利益的先進的理論來作為斗爭的指導。但是工人運動不能自發的產生馬克思主義，只能從外面灌輸，由掌握這種理論的知識分子到工人中去灌輸、去傳播。

中國的先進分子是什么時候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呢？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實際上有一個不是太短的歷史，從1898年開始就傳入了中國。在1898年到1917年的20年中，馬克思和他的學說從不同的渠道經過不同的人介紹到中國來，最先是外國傳教士，1898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一個譯注里面第一次介紹了馬克思。在此之后，1899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廣學會辦的《萬國公報》中登了一篇文章叫《大同學》，里面稱馬克思是工人領袖。在中國人中，資產階級改良派康有為他比較早的說到了馬克思，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之泰斗”、“社會主義之鼻祖”，當時他說馬克思名字不是現代我們寫的馬克思三個字，叫“麥喀士”。講到這個問題，說的比較多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就是革命派朱之鑫在《民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在文章里認為共產黨宣言的不同于空想社會主義的議論，而是有自己的一些認識的，認為它是比較科學的，是科學的社會主義。

孫中山在他的一些演講文章中也談到過馬克思，孫中山在1914年5月給社會黨國際局的信中呼吁他們給中國國民黨人以幫助，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國民黨革命派以外，還有一些人也介紹過馬克思主義。比如說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也不只一次的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到馬克思，提到他的學說；還有社會黨人，像江亢虎，他甚至不僅提到馬克思，還提出了中國要搞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這個詞還是他先提出來的。

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初的思想界，社會主義是相當時髦的一個思潮，相當多的人在講社會主義。但是當時的介紹應該說是零碎的、片面的、膚淺的，帶著很多誤解的，甚至是歪曲的，規模也比較小，影響也不是很大，受階級局限，他們也不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的指南。這是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中國國內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情況。

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發生大的變化是十月革命的影響。真正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作為救國救民的理論來接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這種狀況就像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有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的話把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說得很清楚了，從這兒開始馬克思主義才被中國的先進分子作為改造中國的一個工具，作為一個指導思想來接受的。

正在苦苦尋找救國道路的先進分子，從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東西。由主張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了主張社會主義，開始了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艱難轉變。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幾乎是每個人都經歷了這樣的一個轉變，促使他們轉變的原因我想主要有四個：

第一個原因是辛亥革命的失敗使他們感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這個是非常現實的，剛剛過去的歷史事件擺在大家面前，想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沒有可能的，帝國主義不允許，封建勢力也不允許?？吹搅速Y產階級共和國這種方案救不了中國，不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弊端，轉變了中國先進分子對資本主義的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的這一套未必都是好東西。在這以前看資本主義都是看好處看得很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后就不一樣了，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引起的，這個危機很慘，大戰打的也非常殘酷，把資本主義負面的東西暴露的非常多。

第三個原因是社會主義的蘇俄體現出來的勃勃生機和他對中國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個確實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感到向往。蘇俄建國以后，是工人和農民的國家，被壓迫者翻身當了主人，出現了新的氣象，特別是蘇俄建國以后發表的幾個《對華宣言》，宣布廢除舊沙俄在中國所攫取的種種特權，這個對中國人的觸動非常大，對俄國也非常的向往和信任。

第四個原因是“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的表現，使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國的物質力量，這個也非常的重要，對這些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任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道理很重要，因為看到了實實在在的力量。

當然那個時候的社會主義確實是五花八門、良莠不齊的，各種社會主義很多，不只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這一派的，還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所以在當事人看來，社會主義就像隔著紗窗看小屋，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在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的碰撞中，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毛澤東等先進的知識分子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做了正確的選擇，他們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最先完成這種轉變的是李大釗。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釗先后發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比如《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來，他的思想轉變確實受蘇俄十月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特別是在1919年他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標志著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完成了由社會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在馬克思主義者這個群體中，李大釗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這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地位。后來他的這種觀點影響了很多中國的先進分子，比如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領導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當時這個研究會起了個名字叫“亢慕義齋”，大概是英文共產主義的音譯。在“亢慕義齋”里組織了很多人，比如說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羅章龍、張國燾、瞿秋白、張太雷等等，在這里一起研究和學習馬克思主義，促進了這些人思想的轉變。

毛澤東的世界觀轉變也是深受李大釗的影響。1918年毛澤東一上北京的時候，曾經在李大釗任館長的北大圖書館當過助理館員，幫助干活臨時工的性質。在這期間就曾經親耳聆聽過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著名演說，仔細閱讀過李大釗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的文章，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底毛澤東二上北京和李大釗的接觸更頻繁，當時就認真的讀了一些能夠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就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對自己的這段經歷，毛澤東記憶深刻，對把他領上革命道路的李大釗是充滿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毛澤東1949年3月23日到了北京城下就發出這樣一些感慨，他說“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1936年毛澤東在和斯諾的談話中也談到他由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歷程，他說：“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三本書，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因為他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一個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還有考茨基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毛澤東說：“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毛澤東的這些話講他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當時那一代人的思想轉變。

除了李大釗，在我們黨內陳獨秀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過程中，在建黨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主辦的《新青年》、《每周評論》都在當時的一代知識分子中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他自己也在1920年在《談政治》這篇文章中完成了他個人從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也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且到工人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領導工人斗爭，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世界觀轉變。在他的影響下上海的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等這些人也很快的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除此之外，湖南的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湖北的陳潭秋、惲代英，天津的周恩來，山東的王進美、鄧恩名、南京的張聞天，浙江的俞秀松，廣東的楊匏安，四川的楊闇公以及老同謀會會員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等，也先后的完成了思想的轉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些人在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宣傳中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十幾個人能夠活到建國以后看到革命勝利成果的不是太多，大概1/3左右，絕大部分人是在革命年代為革命犧牲了，為他們的理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是我講了一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的情況，當時傳播的范圍應該說是比較廣的。

我在這里給大家列了一些當時登載馬克思主義文章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評論》、《信息評論》、《覺悟》等等，同時也出版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比如說《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以及《社會主義史》等等。

那么研究中共建黨的思想條件，不能只看傳播的范圍，還要看傳播的深度，傳播了一些什么內容。從當時傳播的內容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一些最主要的觀點已經傳進來了：

第一，哲學方面是唯物史觀，這個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是觀察社會問題的世界觀、方法論非常的重要，只有掌握了它才能夠堅定對社會主義的信仰。

第二，傳播了經濟學的剩余價值論，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它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得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結論，非常的重要。第三，傳達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比如說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學說。

總之，到建黨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理，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誕生在本世紀20年代初，不是偶然的，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需要。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產生堅定了階級基礎，準備了思想條件。通過這些條件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來“移植論”、“舶來品”這些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的歷史過程及其特點

（一）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和建黨準備

下面我們講第二個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歷史過程和特點。首先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和建黨的準備。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除了有必要的階級基礎和思想條件以外，還必須要使這兩者有機的結合起來，因為工人階級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的指南，只能建立工聯主義的組織，不能夠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樣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把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不把工人階級作為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只能是一個研究的小團體，而不能組成先進的政黨。

在歐洲和俄國，這種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的過程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比如在俄國，從1883年普利哈諾夫創立俄國第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團體開始，到1903年俄共成立是20年時間，這個結合過程是比較長的。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同工人運動的結合幾乎是同一過程，它的廣泛傳播從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在這之前有一些，就是十月革命到五四運動這個期間有一些，大量的傳播是在五四運動以后。1919年到1921年建黨只有兩年時間，那么一邊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一邊到工人運動中去向工人去宣傳和工人運動結合是一個同時進行的過程。

在中國最早醞釀建立共產黨的是誰？我們現在一般的說法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但是最近有些人就這個問題提出了疑問，特別是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寫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把共產國際蘇俄怎么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說的非常充分，特別是中國的先進分子怎么從日本這個渠道接受馬克思主義說的非常充分。他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提出了疑問，認為沒有確切的史料證明他們兩個是怎么研究建黨的。從我們能夠看到的一些材料看，應該說陳獨秀和李大釗是一起研究過問題的。1920年初因為陳獨秀在北京受到北洋政府的迫害，要轉移到上海，從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北京站不好走，李大釗把他從北京送到天津，從天津坐火車變津浦線到上海。在這個過程中，兩個人就商量了這個問題，現在雖然沒有檔案材料說明他們商量了什么，但是有一些回憶錄回憶到這個問題。我認為從他們分手以后，各自所進行的活動可以看出來，他們是商量過建黨問題的。因為分手以后李大釗回到了北京，陳獨秀在上海，都做了兩件事情，一個是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做思想準備；一個是進行工人運動，到工人中去啟發工人覺悟，辦夜校、出刊物，發動工人斗爭，建立工會，這些都是建黨的準備工作，分別一個在南一個在北。

在建黨過程中，除了南陳北李以外，中國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如說湖南毛澤東、新民主協會都在醞釀著建黨，在湖北、山東、廣東都有這樣的活動，包括旅居法國的先進分子也在和國內的通信中不斷地談建黨的問題。

正在中國的先進分子在醞釀建黨問題的時候，確實得到了來自共產國際蘇聯的幫助，這個以前在講黨史的時候講的不多。但是隨著近年來共產國際蘇共關于中國革命的檔案史料的公布，我們看這個問題看的更清楚了，就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是得到共產國際蘇聯的幫助的。一開始是陸陸續續從不同的組織中派了一些人到中國了解情況，但是沒有實質性的建黨活動。實質性的建黨活動就是1920年3月份，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人到中國來，了解中國共產黨運動的情況，也想做建黨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到了北京，經過俄國教授的介紹與李大釗見面，了解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情況、建黨的準備情況。然后李大釗介紹他去上海與陳獨秀接觸，特別是后來又與其他的上海共產主義組織的成員，李達和李漢俊接觸，商定要在中國組織共產黨。在1920年的6月，上海陳獨秀主持在《新青年》雜志編輯部開會，決定要建立共產黨，在8月就正式的建立了上海共產黨。

上海共產黨開始叫社會共產黨，后來就名稱問題，陳獨秀跟李大釗寫信征求意見，李大釗認為就應該叫共產黨。所以南陳北李自1920年3月分開以后，沒有見過面，但是是有聯系的，通過通信來商量一些建黨的問題。上海共產黨建立以后作為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它是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是整個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發行者和組織者，由它去聯絡全國各地其他的共產黨知識分子，一起在各地發展黨的組織，先后有了一些黨的早期組織出現。

除了上海陳獨秀等人建立的上海共產黨以外，李大釗在1920年的10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1920年秋天，董必武等在武昌建立了共產黨的武漢支部；1920年秋，毛澤東、何叔衡在長沙建立了早期的共產黨組織；同年秋陳公博等在廣州也建立類似的組織；1921年春，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了共產黨的小組。在國外也建立了兩個黨的早期組織，一個是1921年3月張申府、周恩來在巴黎建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一個也是1921年的3月，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建立的共產黨組織。

這些共產黨早期組織，在籌備建黨過程中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進行了建黨的準備工作。哪些工作呢？

第一個工作是在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比較中進一步的堅定信念，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為建黨做好理論準備。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宣傳馬克思主義不是當作一種純學術的東西做學究式的研究，而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把它作為改造世界的一個武器，強調學以致用，解決實際問題。正因為這樣，它就會密切聯系現實問題去談一些東西，就和當時社會上一些不同的觀點發生了論爭，在對各種不同觀點的論爭中深化和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當時大的論爭主要有三個：

第一，是問題與主義之爭，這是李大釗和胡適之間進行的。這個斗爭我們過去把它說成是一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非常對立的斗爭，實際上這個斗爭帶有很大的理論探討性質，就是胡適提出他對大力的宣傳馬克思主義不太感興趣，他認為解決中國的問題，不是要這種大規模的理論宣傳就能夠做到的，他說：“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不解決具體的問題，高談社會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夢話”，所以對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學習他不是很感興趣，他主張一點一滴的解決中國的問題。李大釗寫文章對他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強調宣傳理論和研究實際問題不應該是對立的，兩者應該是交相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研究問題必須有馬克思主義做指導。另外，實現主義必須同實際相結合，這場論證應該說進行的還是比較及時的，對怎么發揮馬克思主義對實際的指導作用是有它的作用的。

第二，是關于社會主義的論爭，這是在陳獨秀、李大釗、李達和張東蓀、梁啟超之間進行的。這個爭論涉及到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重大問題。張東蓀、梁啟超他們的主要觀點，認為中國當時沒有資格講社會主義，因為中國并不存在勞動階級，也不具備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條件。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癥就是貧乏、貧窮，中國的貧乏、貧窮不是資本主義造成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萌芽，資本主義利大于弊，不應該去消滅而是應該發展。這個觀點應該說還是有道理的，中國確實不是資本主義太多了，而且是太少了，資本主義在當時是作為中國生產階級中的先進因素的。但是怎么才能夠使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來，國家強盛起來，他們開出的藥方是讓資本家發展事業，通過這種改良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的資本主義要發展，它遇到的最大的障礙是什么呢？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兩個勢力使它不能發展，或者不能很好的發展。因此，不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推翻，資本主義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發展。結論是梁啟超等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有其合理性，但結論是錯的，通過改良和建設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是不可能。

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存在著一些片面性，就是完全否定資本主義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個是不對的。他們認為在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發展，不用具備必要的物質前提就可以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主張，也帶有很大的空想成分，這是不對的。但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認識上，他們是看到了點子上，即在中國不搞革命、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統治是不可能改變中國的這種狀況，不能夠救亡圖存，不能夠使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所以他們認為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我認為這個結論是正確的。

第三，關于無政府主義的論爭，論爭的一方是陳獨秀、李大釗、李達，另一方是黃凌霜、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從極端個人主義出發，鼓吹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任何組織紀律，反對一切強權、一切權威、一切國家，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他們這種觀點對小資產階級急于改變現狀這種急切的心理是很有影響的，能說到這些人心里去，所以在當時的知識界很有市場。但是這種主義對建黨是非常有害的，不主張紀律、組織、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非常有害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觀點進行了駁斥，在論爭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實行必要的金融制，堅持維護一定的紀律，我認為這個是對的。

在多次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捍衛了革命的理論，堅定了信念，鍛煉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今天我們學習這段歷史，不僅應該了解當年中國共產黨人是怎么接受馬克思主義、把它作為指導思想的，同時也應該學習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把這個理論和實際結合、學以致用的這種學風。這是在從各種觀點的論爭中進一步宣傳馬克思主義、堅定信念。

第二個工作是到工人中去傳播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這是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和早期組織都做的工作。

第一，辦刊物。當時辦了一些工人刊物，比如上海共產主義組織辦的《勞動者》、北京共產黨組織辦《勞動音》、廣東的共產黨組織辦的《勞動界》，通過這些刊物通俗的向工人傳達馬克思主義。

第二，辦工人夜校。工人沒文化，辦夜校讓他們學習文化，這樣才能夠更好的接受和理解馬克思主義，提高工人的覺悟。

第三，成立工會。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工會，這是最早的現代工會；北京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到長辛店的鐵路工人中去組織工會，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

第三個工作就是為建黨做一些具體的籌備工作，包括探討建黨的思想，通過辦刊物、通信等方式介紹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介紹其他國家共產黨建設的經驗，討論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綱領、組織原則等一系列的問題。當時上海共產黨辦了一個黨內刊物叫《共產黨雜志》，在這個雜志上登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章，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就是確定日程、推選或指定代表，這個工作是在共產國際馬林1921年6月來到中國以后，到上海和上海共產主義組織的李達共同商定的，就是要在近期內盡快的召開代表大會，最后確定在7月份召開，然后給各地發通知，讓他們推代表到上海開會，這是準備工作。

（二）中共“一大”的召開

當這些工作都進行完畢，1921年的7月就在上海召開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下面我們介紹一下中共“一大”的召開和共產黨的誕生。這兩張圖片就是當年開會的地址，一個是上海的敬業路76號、原法租界106號、李漢俊哥哥李舒城的住宅，“一大”主要的會都在這里召開；還有最后一次會是在嘉興南湖的一個游船里開了一次會；實際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地方應該在歷史上記載一筆，就是上海的博文女校，是到上海開會代表住的地方，在這里也開過會。

關于“一大”召開的真實情況，相當長的時間里，人們不是太清楚的。對“一大”代表是多少人、都是哪些人，“一大”召開的時間、地方及會議的內容等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為什么這樣一個會會存在這樣一些不同的看法呢？我認為有幾個因素：

第一，“一大”作為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歷史意義是隨著黨和革命的發展，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歷史沉淀才逐漸顯露出來的，作為當時參加“一大”的這些代表們、當事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對“一大”在很長時間里沒有刻意的宣傳。

第二，中央負責人保管的“一大”文件，“一大”通過的綱領、決議都丟了，直到建國以后才在中央檔案館接收蘇聯的檔案中發現俄文版的綱領。后來一個意外的情況下，又有一個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看書的時候，翻到了“一大”代表陳公博（陳公博在“一大”結束以后很快就脫黨到美國去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寫的畢業論文，《中國共產黨的關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附了一個英文版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

第三，“一大”是秘密召開的，當時北洋政府不允許共產黨人公開活動，把他們看成過激黨，馬克思主義都是過激分子，抓住是要關起來的，所以秘密召開了“一大”，環境是非常嚴峻的。這個中間還發生了法國巡捕闖進會場搜查這樣的事件，所以大會當時沒有做記錄，事后人們回憶起來難免其說不一，出入比較大。

共產黨成立這么多年，總要有一個時間作為黨的生日紀念。在1938年5月毛澤東首先提出以7月1日為建黨的紀念日，并且在1941年6月30日，用中央文件正式的規定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為7月1日，并不是中共“一大”就是在7月1日召開的，以前我們理解這個問題往往認為黨的代表大會是7月1日召開，這是不對的。關于中共“一大”召開的時間，是改革開放以后才具體弄清楚。從事黨史研究的學者邵尉正通過根據當時的文字記載、綜合了間接事件等進行考證，考訂了“一大”開幕日期是7月23日，閉幕日期是7月31日。關于開會時間的考證目前沒有疑問，但是閉幕時間一直沒有確定下來，各種說法都有。有7月31日結束說，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結束說幾種。

現在7月31日閉幕這個說法不太可能，因為“一大”的最后一次會，7月30日在李漢俊哥哥家開會的時候發生了法國巡捕房搜查事件，會議被迫中斷，代表就分散出去了。這其中應該說馬林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一個秘探闖進來說是找人，又說是找錯了，匆匆忙忙走了。馬林在來中國之前，在印度尼西亞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很有經驗，他說這不是找錯人了，他是巡捕房的密探，趕快散會，于是代表們很快離開了。果然過了十多分鐘就來了十幾個搜查的巡捕。所以馬林對中國共產黨建立還有一功，正是因為他的警覺，使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建立的過程中，避免遭受了被反動派一鍋端、胎死腹中的悲劇，能夠順利的成立。

會議中斷代表分開以后，因為住的很分散，當天晚上很難再聚集商量開會的事，而且由于會場被闖，這些人都已經被巡捕房盯住了，再在上海開會不安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李達夫人王會悟提出可到她的家鄉嘉興租一個游船去開會。但是要租船、策劃到嘉興去是要有時間的，當時定下來已經是半夜了，根本來不及通知。后來張國燾回憶這個意外事件說：“警察的騷擾發生以后，為了避開警探的視線，決定第二天停會，并通知各代表在找到妥當的開會地點以后再行赴會。我不便立即與仍在被監視中的李漢俊接觸，乃于第二天7月31日清早到公共租界大東旅館去看陳公博。陳公博是帶著他的新婚夫人，沒跟代表住在一起。所以這種情況說明，31日代表們還在上海沒有到嘉興，所以31日是不可能在南湖開完會的。

8月1日，是不是這天結束的呢？我認為也可以肯定不是。因為據當時的報紙記載，8月1日南湖刮大風，風浪很大，把游船都刮翻了。但是參加“一大”的代表，沒有一個人在回憶中說到南湖刮大風、刮壞游船的事情，所以這天是不可能開會的。

8月5日結束這種說法，是1921年10月13日，國際駐赤塔的代表斯莫爾吉斯給共產國際的信中明確說的，但是這個人并不是“一大”的親歷者，所以我認為這個說法也不可靠。

還剩下一種說法就是8月2日閉幕，我認為這種可能是比較符合，或者接近實際的。因為負責會議安排的王會悟堅持說，30日出事以后的后兩天才繼續在南湖開會。陳公博在“一大”會議以后不久就寫了一篇東西，叫《十日旅行中的春申鋪》就是講他到上海、杭州旅游的事。這里提到他和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車去杭州，8月1日游山，2日玩水，3日回滬，4日就乘輪船回廣州了。現在能查到4日確實有一班從上海到廣州的輪船，他是8月4日離開上海的。在他從杭州回到上海以后，他就看到參加了南湖會議的周佛海，才知道最后的大會已經在嘉興南湖的船上結束了。所以我認為8月2日結束的說法是比較有道理的。

關于“一大”代表的人數有12人、13人兩種。這張圖片就給大家列上的是當年出席“一大”的代表，但是這13人是不是全是代表有不同的說法。12個人說，當時代表共產國際指導我們建黨的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一篇報告里說到12個代表來自7個地方，兩個地方各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兩名代表。但是參加會的確實是13個人，這13個人里誰不是代表呢？這個說法也不一樣。有的人說包惠僧不是代表，因為廣州就選了一個陳公博參加，他是陳獨秀指定參加會議的。還有一種意見認為何叔衡不是代表，他雖然到了上海，但是大海前幾位主要代表商討代表資格的時候，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沒有工作表現，不應該出席大會。所以張國燾通知毛澤東說不讓何叔衡參加，毛澤東就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由，讓何叔衡先行返鄉處理，所以出席大會的只有12個人，這是張國燾回憶的說法。還有一種看法第13個人說，不是代表的人既不是包惠僧也不是何叔衡而是陳公博，理由就是他沒參加完會，帶著他的新婚妻子到杭州玩去了，說他不是代表，日本學者就是這種觀點。

總之我們中共黨史第一卷，當時研究寫的還認為是13個代表。我認為可以這么說，因為他們都參加會了，都參與了建黨的過程。那么“一大”代表的年齡最小的19歲，最大的45歲何叔衡，平均28歲，非常的年輕。正是這一群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承擔起了中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對我們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有貢獻的。

大會通過了第一個黨綱，黨綱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黨的組織是采取蘇維埃形式，逐級建立嚴密的組織。大會還通過了一個決議，這個決議就規定黨的中心任務是領導工人運動，在策略上實行獨立的革命，不和其他的黨派團體發生關系。大會還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選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這些內容就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起來了。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講建黨時必須要明確的。判斷一個黨的性質，首先要看它的綱領，看它的政治主張是什么。對這個問題，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說它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但所有參加“一大”的代表里卻沒有一個工人，全是知識分子，那怎么能說它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呢？我覺得出身是什么并不重要，你信仰什么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你這個黨是什么樣的黨，要看它的綱領。綱領的確說明了我們黨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目的的一個黨。既然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那就要分析一下怎么看“一大”時的共產黨的隊伍。

大家看到的問題確實是這樣，這些人不是工人而是知識分子，但是知識分子本身并不是一個階級，它是依附于各個階級的。從13個代表的實際情況看，也是走著不同的革命道路的，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梢詫⑺麄兇笾路譃?種類型：一類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信仰馬克思主義堅持到底的，比如像李漢俊、陳丹秋、何叔衡、毛澤東、董必武這些人，其中4個人在革命戰爭年代犧牲了，能夠活到建國以后，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就是兩個人，“一大”代表里面只有毛澤東、董必武。這是一個類型——堅定的革命者，這些人是占到整個代表的半數以上的；第二種是因為黨內意見分歧，脫離了共產黨，但是仍然信仰馬列主義，并且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比如說李達、李漢俊；還有第三種是被開除黨籍的。因為種種原因被開除黨籍后來又回到革命隊伍的，像劉仁靜。除了他以外被開除黨籍的還有張國燾、陳公博這些后來成了漢奸、特務、賣國賊的。張國燾他長期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一大”到“六大”，都是我們黨中央領導核心的成員，后來當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但是在1938年的4月，祭祀黃帝陵之后，他叛逃脫離了共產黨，跑到了武漢，跟國民黨搞到了一起，當了國民黨的特務，這是一個。而周佛海、陳公博都是在建黨以后很快脫黨，后來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內的重要職務?？谷諔馉帟r期汪精衛叛國，在南京建立了偽政府，他們都是偽政府的重要成員，當過偽政府的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等等。

抗戰勝利以后，他們都以漢奸罪被判處了死刑，其中周福海是病死在獄中，陳公博是被槍斃的。這些人脫離共產黨，背叛共產黨，當特務、漢奸，為國人所不齒，但這畢竟是當時中的少數，不足以影響黨的性質；同時也不能因為他們后來的變化，就否認當時他們是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更不能因為他們后來的過錯，甚至墮落為叛徒、漢奸，就否認他們對建黨所做出的貢獻，否認他們是黨的創始人。盡管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后來的情況也不一樣，但是就當時來說他們確實是先進分子。

第二，中國共產黨是組織上高度統一的無產階級先進隊伍。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在建立過程中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俄國共產黨的建立就是一個典型，很費周折。1898年俄國的共產黨人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沒有建成統一的黨，1903年開第二次大會，列寧戰勝了經濟派，又經歷了馬爾托夫的斗爭后才建立了統一的共產黨。但是建黨以后黨內很快發生了分裂，分成了多數派、少數派，即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兩派。

但是，中國共產黨從建立就是一個統一的政黨。盡管中共在成立大會上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最終都統一到黨的綱領上來了。1921年夏天，湖北的惲代英等同志在黃岡開會，一致成立了一個像俄國布爾什維克的一個黨組織，名字叫波社，也就是布爾什維克的簡稱，但當他們得知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以后，很快就停止了活動，惲代英這些人作為先進分子就加入了共產黨。1921年6月，以周恩來、趙世炎為首的少年共產黨，在得到國內已經建立共產黨的消息后，主動派李維漢回國找中國共產黨，請求將少年共產黨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游支部，并接受國內黨的領導。1924年四川的吳玉章建立了青年共產黨，1925年2月吳玉章到北京，在得知中國共產黨已經建立以后，立即加入了共產黨，并且寫信給楊安，要他解散青年共產黨。

中共建黨的時候，可以說各地的共產主義組織都是非常分散的：北到北京，南到廣州，東到濟南，西到長沙、武漢，甚至還有遠在日本和法國的。能夠將各地的共產主義組織統一起來的原因，我認為是大家都信仰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共同的奮斗目標。從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到現在有90年了，雖然黨內也出現過派別斗爭，也有幾次出現過分裂黨的活動，但是我們黨都以團結戰勝了分裂，始終保持了團結和統一，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一個很大的特點。

第三，黨面臨的國情復雜、任務艱巨、黨的理論準備不足。中國共產黨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非常特殊，完全不同于歐洲的各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樣的國家，并且是農民占大多數的國家搞民主革命，這是全世界的共產黨革命都沒有遇到的事，到底怎么搞，沒有現成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書本里沒有，各國革命的經驗中也沒有，全靠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自己在實踐中探索。當時黨建立時候的理論準備還是不足的，只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中的一些重要觀點，一些基本的東西，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對列寧的民族殖民地理論都還沒有接觸。這些不利條件就決定了我們黨走過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我們給大家簡單介紹到這里。

黨成立的意義重大，是中國近代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毛澤東曾經引用《莊子》中的一句話來說明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重要性和意義，他說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就是開始的時候我們很小很不起眼，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就會成就一個大的事業，就是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取得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迎來了人民的解放，后來又帶領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國家、民族的貢獻，“一大”成立這樣的黨，我覺得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是第二個大問題。

第三章 民主革命綱領、策略的制定和工人運動的開展

（一）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綱領、策略，通過黨章

第三個大問題，講一下民主革命綱領和工人運動的開展?！耙淮蟆苯它h，但是對在中國進行一個什么樣的革命，怎么進行革命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只通過了一個最高綱領，就是在中國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然后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但綱領有這些東西并不能夠對當時中國的革命起直接的指導作用，因為當時中國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臨的重要問題是解決民族矛盾，反帝反封建。而解決民族矛盾和反對封建主義的任務，并不是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的要求，所以“一大”在綱領上并沒有完成建黨的任務，這個任務是由中共“二大”來完成的?！耙淮蟆遍_過以后，第二年中共在上海開“二大”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迅速地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原因是在自己的實踐中初步地感到中國革命在當前面臨的敵人不是資本家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及封建軍閥。比如香港海運大罷工，面對的就是英帝國主義，包括凱倫煤礦罷工面對的也主要是英帝國主義。另一個原因就是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幫助。

“一大”開過后不久，在1922年初，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個共產黨和人民團體代表大會。列寧自己也抱病參加了大會，還接見了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其中包括共產黨的代表和國民黨的代表。會議認為中國所面臨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應該制定這樣的一個綱領來指導當前的斗爭。而且列寧提出要國共合作，既然大家都是要搞民主革命的，所以就聯合起來一起搞。大會開完以后，我們黨的代表回國就向中央傳達了遠東會議的精神，中共很快召開“二大”就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這個綱領內容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壓迫，實現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要進行民主革命，解決急迫的反帝反封建的問題，解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問題。這個綱領是非常重要的，它把中國革命分成了兩步走，第一步先進行民主革命，第二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這個綱領的形成，就使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從懸在半空的樓閣，落到了實地上，能夠切實的進行了，找準了對象，找到了動力，找準了目標。

“二大”除了制定民主革命綱領，還決定要搞聯合戰線，因為要進行民主革命，和“一大”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不一樣了，因為對象不一樣了，資產階級可以參加到革命中來，所以要搞聯合戰線，和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搞聯合戰線。同時，“二大”還通過了一個黨章，這個黨章是我們黨歷史上的第一個章程，因為“一大”的時候沒有制訂黨章。這個黨章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都做了具體規定，明確提出了民主集中的原則?！岸蟆边€根據黨章選舉了中共中央的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國森、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另有三名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蔡國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到了“二大”開完以后，我們才說我們黨實際的建黨工作完成了。

（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醞釀

“二大”以后我們做了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醞釀國共合作。我們對國民黨的認識發生了變化，由反對同國民黨合作到必須同國民黨合作。要合作，怎么合作，這就是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合作方式的選擇上，應該說是非常的困難，開始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和國民黨平等的合作，即進行兩黨合作。馬林到桂林后，同正在組織北伐的孫中山談了談，但孫中山不同意兩黨平等合作，因為國民黨很大，共產黨很小，共產黨只有百八十人，因此孫中山不同意平等合作。他說既然我們大家目標一致，共產黨人就參加到我們國民黨里面來，在我的領導下大家一起搞革命，你共產黨人參加進來可以保留你的共產黨人黨籍，也就是跨黨黨員。合作是雙方的，有一方如果堅決不同意，這合作就不成，所以大家只能是找一個都能夠接受的形式來實行這種合作。馬林的態度是提出要實行黨內合作，以共產黨人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來實現這種統一戰線，實現國共合作。這個方式，在馬林提出以后，我們黨內很多人都是不同意的。

1922年4月，陳獨秀專門給共產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寫了一封信，就是說黨內合作的這種辦法不可行，并說了幾條理由，主要是說共產黨、國民黨是代表不同階級的，政治主張也是不同的，這樣不同階級、不同主張的人在一個組織里，那是很難合作的，很難把革命做好的。馬林看他說服不了陳獨秀就回到共產國際去了，回到共產國際去搬最高指示，想征得共產國際同意以后，用國際的指示來壓服中國共產黨。因為在這個時候，中共“二大”之后，中國共產黨已經正式地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了，而共產國際這個國際組織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下級服從上級，各個共產黨支部都必須服從國際共產黨這個中央，共產國際如果贊同馬林的這個黨內合作，那你中國共產黨必須執行，采取這種辦法到國民黨去。馬林真的征得了共產國際的同意，回來以后就要求中國共產黨召開會議，統一思想。因此，1922年在杭州西湖中共召開了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會議上多數人同意黨內合作，但是思想上并沒有實現真正的想通，所以合作進展得也不快。

后來經過1923年的“三大”，中共正式決定要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和國民黨合作，這樣國共合作這個工作才正式地開展起來。對于黨內合作這種形式評價的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這種合作方式對共產黨及其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發展是有利的，因此是充分肯定的。但三中全會以后，在研究者看了一些新的材料之后，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不同意傳統的看法。認為黨內合作形式雖然具有一定的積極方面，但其消極方面則更為顯著：它把共產黨置于國民黨支持者的地位，妨礙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爭取領導權的斗爭，它限制了共產黨獨立活動的開展，它有利于國民黨右派篡奪革命領導權，所以對黨內合作這種方式不能評價過高，甚至有人做出了完全否定的評價。他們認為大革命之所以失敗，和這形式有直接的關系。在這種形式下，共產黨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更不可能爭奪領導權。

綜上所述，我認為黨內合作不是最好的形式，合作后的很多問題不好解決，幼年的共產黨沒有經驗，很難處理好在統一戰線中和同盟者的關系。但是在當時孫中山不同意兩黨平等合作的情況下，只能采取這種合作形式，否則就合作不了。從實踐的結果看，這種合作有利于國共兩黨的發展和革命的發展，這個已被大革命的實踐證明了。國共合作以后，共產黨由一個秘密的小組織，發展成了一個5萬多人的大黨（1927年）；同時。國民黨也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而且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的組織得到了健全。原來它只有一個國民黨中央，沒有省市級的組織，沒有基層組織，是共產黨幫它在各地建立組織，所以它也得到了大的發展。沒有這種合作，可以說不可能有1926到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高潮，不可能有北伐戰爭的勝利，因為在這之前國民黨搞了幾次北伐都不能成功，只有和共產黨合作，在共產黨正確的引導和幫助下，北伐才能夠取得這樣大的勝利。

當然也應該看到黨內合作的關系特別復雜，幼年的中共要處理好和同盟者的關系，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非常難，不犯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不講原則的、千方百計的、不怕犧牲無產階級利益的、不怕犧牲共產黨利益的去維護這種合作，這也是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是“二大”以后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三）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建黨以后的第三個工作就是中國共產黨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后，不但在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上取得了重大進展，而且在領導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取得了重要的成績。黨成立以后，主要精力用于從事工人運動。為了加強工人運動的領導，成立了一個組織，叫中國勞動組和書記部。這個詞大家聽起來像日文，也確實是從日本那邊借鑒過來的，用這個組織作為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構，而這個組織的最高領導就是張國燾。這個組織成立以后在各地都成立了分部，組織各地的工人運動。在全黨的努力下，很快的在各地掀起了工人運動的高潮。從1922年1月到1923年的2月，全國爆發工人斗爭100多次，參加罷工的工人有30多萬人，其中大部分是黨組織或黨領導的工會直接發動的。重要的有四個大的罷工，其中一個是香港海員大罷工，這是在香港發生的。中國香港海員長期受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和白人海員做同樣的工作，但工資只有白人海員1/5，生活非常的艱難。1921年9月，海員工會向資方提出追加工資要求遭到了拒絕，在這種情況下，工人沒辦法就只好罷工，罷工以后就立刻使五條太平洋航線和九條近海航線癱瘓，把香港變成了“臭港”，香港經濟停板。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迫使港軍檔案局答應了工人的條件，罷工勝利結束。在這個罷工中，中共廣東支部和國民黨的廣東政府都對工人罷工進行了支持，做了很多的工作。這個罷工后，在1922年5月，勞動組和書記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奠定了我們黨在工人運動的領導地位。

第二個大罷工是安源路礦大罷工?！鞍苍绰返V”是江西萍鄉煤礦和株萍鐵路局的合稱，屬于由德國、日本控股的漢冶萍公司的。這個公司的一萬七千多名工人員工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生活也是非常艱苦。1921年的冬天，毛澤東兩次到安源進行調查，后來由湖南黨組織派李立三和劉少奇到安源去發動工人罷工，主持工人斗爭的黨政工作。于是，在1922年的9月14號工人舉行了大罷工，提出了“十七項要求”。經過斗爭迫使路況班局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罷工取得了勝利。這次罷工是中共第一次獨立領導，并且取得完全勝利的工人斗爭，它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一個壯舉。

再一個就是“開灤五礦大罷工”，這是在唐山地區隸屬于英國人的煤礦里組織的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