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國企改革的幾點思考

關于國企改革的幾點思考

摘要：2017年以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消息不斷出現在報紙和各種傳媒網站，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和猜測：國有企業將會怎樣改革？本文將就“分類監管”下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人事制度、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議和思考。

關鍵詞：國企改革 分類監管 管理方式

2017年以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消息不斷出現在報紙和各種傳媒網站，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和猜測：國有企業將會怎樣改革？如何改革才能進一步激發國有企業的創造能力、創新能力、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進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適應我國新時期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2017年9月份，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其中最大的亮點是“分類監管”。

按照《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把國有企業劃分為公益類和商業類。公益類國有企業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引入市場機制，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能力。商業類國有企業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依法獨立自主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實現優勝劣汰、有序進退。按照市場化要求實行商業化運作，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企，原則上都要實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積極引入其他國有資本或各類國有資本實現股權多元化，國有資本可以絕對控股、相對控股、也可以參股，并著力推進整體上市。

本文將就“分類監管”下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人事制度、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議和思考。

一、對于公益類國有企業宜采取以“成本中心”的管理方式；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宜采取 “公司制”的管理方式

公益類國有企業主要的功能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以保障民生為前提和基礎。對于這類企業，宜采取“成本中心”的管理方式，側重對資產規模、成本控制、服務效率、營運效率和保障能力等方面進行管理，并對產品和服務價格進行管控，充分考慮地區收入差異和消費水平，部分解決由于地區發展不平衡造成的不公平問題，切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服務水平，創造更加公平、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商業類國有企業主要的功能是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對于這類企業，宜采取“公司制”的管理方式，完全進行市場化改制，徹底打破約束企業發展的桎梏，進一步激發企業的??造能力、創新能力、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推進技術進步與節約消耗的功能，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二、對于公益類國有企業宜采取任命選拔的人事制度；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宜采取選聘招聘的人事制度

公益類國有企業非商業性質的特點，需要在國家各級政府的領導下，統籌安排，整體規劃，合理布局，以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具有明顯的計劃經濟特點。改革開發以來的發展實踐證明，我國在保障民生方面的成就巨大，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對于這類企業，宜采取穩中求進的管理策略，在人事制度改革上，采取任命選拔的方式，同時可積極地、小范圍地試點選聘招聘，尤其要注重專業人員，發揮專業優勢，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營運效率和服務效率。

商業類國有企業盈利性的特點，決定了它必然要實現盈利，才能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有充分參與市場競爭，進行公司制改制，才能真正激發企業的活力，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生存、發展和壯大。從2014年財政部公開的國有企業的情況來看，截至2013年底，我國國有企業數量15.5萬戶，國有資產104.1萬億元，從業人數3698.4萬人，凈利潤1.9萬億元，資產收益率僅為1.83%。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盈利水平低、市場競爭力弱、創新能力不足的情況，急需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因此，對于這類企業，在人事制度改革上，宜采取選聘招聘的方式，大量引進專業人才，尤其是市場方面的人才，并在完成公司制改制后，逐步引入職業經理人進行經營管理，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人事制度。

三、對于公益類國有企業的考核，宜側重成本控制；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的考核，宜側重經濟效益

公益類國有企業的考核，宜側重成本總額控制，采用成本變動額、成本變動率、社會貢獻率等指標，來衡量企業的營運效率和服務效率，同時對企業的資產規模、從業人數等方面進行控制。可以考慮根據企業的歷史成本數據，按算術平均數的方法計算出年平均成本總額來，再根據資產規模、從業人數計算出單位平均成本，即每單位資產平均成本或每人平均成本。如果資產規?；驈臉I人數發生變化，則以實際資產規?；驈臉I人數與單位平均成本相乘，得到相應的成本總額，作為年度考核基數。至于采取每單位資產平均成本或每人平均成本這兩種方法的哪一種，應視具體企業的實際情況而定。一般來說，資產密集型企業最好采用每單位資產平均成本的方法，勞動密集型企業最好采用每人平均成本的方法。采用每單位資產平均成本的方法時，要考慮資產的賬面價值和是否在用的情況。

商業類國有企業的考核，宜側重經濟效益，采用凈利潤增加額、投資收益率、資產收益率等指標，來衡量企業的經營績效?？梢钥紤]根據企業的在用資產價值、設備新度系數等情況，重新評估企業的資產總額，按照一定的資產收益率，計算出凈利潤，作為年度考核基數。資產收益率的確定，應由國家相關部門按照國家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的狀況，每隔三年統一發布。這樣既能對經濟結構進行適時的調控，又能與企業管理層的任期考核工作結合起來。企業管理層的任期考核應以三年為一個周期，要求三年內的資產總額、凈利潤總額均實現正增長才能繼任，否則進行更換。企業的年度考核，完成考核指標的，按規定發放當年獎金；超額完成考核指標的，允許對超額部分提取一定比例，來增加獎金額度，充分激發企業員工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完不成考核指標的，當年不得發放任何獎金。企業不用的資產，可按資產的重估價格進行出售。企業可在完成考核指標的情況下，自主決定投資規模和方向，制定內部考核辦法，調整人事結構和戰略方向，使其運作更加貼近市場，符合市場運行規律。

國有企業改革牽涉面廣，涉及人數多，協調難度大，且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的穩固和發展，尤其是商業類國有企業的改革，力度空前。因此，需要政府統一規劃、總體協調、周密部署，才能帶領國有企業順利完成改革，才能最終奪取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

第二篇：關于國企改革的幾點思考

關于國企改革的幾點思考

國企改革仍然是下一步中國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我覺得國企改革重點不在于產權改革上，而在于國企的市場定位上，在于政府機構如國資委在中國產業、市場結構中的功能定位上。本文就國企績效與國企市場定位談幾點看法：

2004年國企（尤其是央企即中央直屬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利潤可超4500億元）取

決于：（1）油

價與主要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這個因素的貢獻會占新增利潤的1/3左右）；（2）壟斷。央企利潤的2/3來自于石油、電信等7個特大企業。因此，央企的“成績”其實是央企體制存在問題的反映。

國資委在2004年的政策取向有6點：（1）在國有股、法人股轉讓與流通、解決股權分置問題上采取與證監會不同的姿態；（2）在央企管理人員薪金制度上重新強調不應與職工平均工資差距過大；（3）在電信業動用人事權讓三大電信集團首腦對調，客觀上重塑中國電信其實是一家的形象；（4）實行央企的主輔業分離，逐步分解國企辦社會的負擔；（5）公開招聘幾十位CEO就任中央直屬企業；（6）叫停MBO，不允許給予國企管理人員在購買國企時打折優惠。

為評價國資委上述政策取向，我們應澄清在目前中國的法律框架下與中央十六大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的功能。在新的體制下，國有經濟的主要控制形式應是控股方式，國有經濟應與合作經濟、民營經濟、外資企業在市場平等相互關系中為中國人民做貢獻。政府應當追求的是中國人民福利總和極大化，而不再是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利潤極大化。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市場上應是平等的，不應享有先天的壟斷優先權。如市場競爭導致壟斷，那也應是市場自然競爭的結果，不能由于是國企或央企，就“老子天下第一”。各類企業為祖國為人民做貢獻的主要方式是：上繳稅收，提供就業、創造GDP。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不應主要體現在中央掌握了多少家直屬企業上，因為一國經濟的性質不是由政府是否辦企業決定的，而應當體現在公有產權通過間接控股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上，體現在政府稅收為民服務的使用方向上，體現在廣大人民事實上享受到的物質與文化財富所提供的福利上。

如果我們認同上述原則，那么國資委只是受廣大人民與政府委托管理國有資產的一個董事會，其行使的職權只應在企業內部，而在市場關系上，國資委只相當于一個企業主，應受市場監管機構的監管。而國資委在決定電信企業高管人員互換時，運用了人事權，在現存體之下是合法的，但這樣做合理嗎？這種做法事實上把國家電信視為一家企業，沒有尊重市場競爭規則。同樣，當國資委決定央企高管人員的薪金標準不能與職工平均工資差距過大時，也沒有承認經理市場的價值規律，而是按類似于政府任命公務員的規則辦事。國資委正在實行的央企主輔業分離的舉措具有改革取向，有利于國企剝離沉重的社會包袱，但一家家企業由行政推行主輔分離，由國資委規定什么是主業？什么是輔業？這實際上相當于讓國資委承擔了產業布局的領導者角色。主輔分離事實上涉及到產業政策與市場結構，這本來應受市場競爭的約束與市場監管機構的管束。但在目前，國資委可以單獨運作。不妨想一想，國資委管轄的181家央企跨越中國眾多產業，如果讓國資委這么運行下去，這會不會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一個巨無霸？國資委會不會就是以前的“經貿委”？如果這樣一個不僅作為國企總老板而且也是跨越產業、跨越市場的國企的小的“經貿委”來與民營企業、合作企業、外資企業對陣，那么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到何日才能做到“公平、有效、競爭、公正”？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下一步應解決的重點是：（1）銀行體制的競爭、化解風險、改善服務；（2）在電力、電信、交通、城市基本設施、能源、科技等產業從事實上克服政府壟斷所帶來的低效、腐敗與不公平；（3）從根本上改變股市上國企為主，光是央企就占股市融資資本1/3的局面。（4）從財政、稅收上花力氣改變依賴國企國資、同時又為國企提供過多保護的體制。這四項改革的前提是，要把央企國企視為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平等成員，讓國企、國有控股企業與別類企業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國資委不應是一個政府機構。國資委作為一個大董事會應受國務院其他政府機構領導與監管。為了統一領導、設計與推進下一步的改革，建議國務院考慮設置市場監管委員會，統一協調目前的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電監會與其他市場監管機構。好范文版權所有

我們從國資委給新上任的幾十名央企CEO的聘任責任合同中看到的是20年前中國政府對國企所實行過的承包制。其實，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國資委作為政府出資人的委托機構，其管人管資產增值的方式也應相應調整。比如對央企、國企高管人員績效的考核，一般地就不宜于事先設定一個增值指標與效益指標。如果參照同行業內各類非國有企業績效平均水平來度量國企、央企的高管人員績效，會既公平

第三篇：關于國企改革的幾點思考

國企改革仍然是下一步中國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我覺得國企改革重點不在于產權改革上，而在于國企的市場定位上，在于政府機構如國資委在中國產業、市場結構中的功能定位上。本文就國企績效與國企市場定位談幾點看法：2004年國企（尤其是央企即中央直屬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利潤可超4500億元）取決于：（1）油價與主要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這個因素的貢獻會占新增利潤的1/3左右）；（2）壟斷。央企利潤的2/3來自于石油、電信等7個特大企業。因此，央企的成績其實是央企體制存在問題的反映。國資委在2004年的政策取向有6點：（1）在國有股、法人股轉讓與流通、解決股權分置問題上采取與證監會不同的姿態；（2）在央企管理人員薪金制度上重新強調不應與職工平均工資差距過大；（3）在電信業動用人事權讓三大電信集團首腦對調，客觀上重塑中國電信其實是一家的形象；（4）實行央企的主輔業分離，逐步分解國企辦社會的負擔；（5）公開招聘幾十位CEO就任中央直屬企業；（6）叫停MBO，不允許給予國企管理人員在購買國企時打折優惠。為評價國資委上述政策取向，我們應澄清在目前中國的法律框架下與中央十六大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的功能。在新的體制下，國有經濟的主要控制形式應是控股方式，國有經濟應與合作經濟、民營經濟、外資企業在市場平等相互關系中為中國人民做貢獻。政府應當追求的是中國人民福利總和極大化，而不再是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利潤極大化。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市場上應是平等的，不應享有先天的壟斷優先權。如市場競爭導致壟斷，那也應是市場自然競爭的結果，不能由于是國企或央企，就老子天下第一。各類企業為祖國為人民做貢獻的主要方式是：上繳稅收，提供就業、創造GDp。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不應主要體現在中央掌握了多少家直屬企業上，因為一國經濟的性質不是由政府是否辦企業決定的，而應當體現在公有產權通過間接控股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上，體現在政府稅收為民服務的使用方向上，體現在廣大人民事實上享受到的物質與文化財富所提供的福利上。如果我們認同上述原則，那么國資委只是受廣大人民與政府委托管理國有資產的一個董事會，其行使的職權只應在企業內部，而在市場關系上，國資委只相當于一個企業主，應受市場監管機構的監管。而國資委在決定電信企業高管人員互換時，運用了人事權，在現存體之下是合法的，但這樣做合理嗎？這種做法事實上把國家電信視為一家企業，沒有尊重市場競爭規則。同樣，當國資委決定央企高管人員的薪金標準不能與職工平均工資差距過大時，也沒有承認經理市場的價值規律，而是按類似于政府任命公務員的規則辦事。國資委正在實行的央企主輔業分離的舉措具有改革取向，有利于國企剝離沉重的社會包袱，但一家家企業由行政推行主輔分離，由國資委規定什么是主業？什么是輔業？這實際上相當于讓國資委承擔了產業布局的領導者角色。主輔分離事實上涉及到產業政策與市場結構，這本來應受市場競爭的約束與市場監管機構的管束。但在目前，國資委可以單獨運作。不妨想一想，國資委管轄的181家央企跨越中國眾多產業，如果讓國資委這么運行下去，這會不會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一個巨無霸？國資委會不會就是以前的經貿委？如果這樣一個不僅作為國企總老板而且也是跨越產業、跨越市場的國企的小的經貿委來與民營企業、合作企業、外資企業對陣，那么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到何日才能做到公平、有效、競爭、公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下一步應解決的重點是：（1）銀行體制的競爭、化解風險、改善服務；（2）在電力、電信、交通、城市基本設施、能源、科技等產業從事實上克服政府壟斷所帶來的低效、～與不公平；（3）從根本上改變股市上國企為主，光是央企就占股市融資資本1/3的局面。（4）從財政、稅收上花力氣改變依賴國企國資、同時又為國企提供過多保護的體制。這四項改革的前提是，要把央企國企視為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平等成員，讓國企、國有控股企業與別類企業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國資委不應是一個政府機構。國資委作為一個大董事會應受xx其他政府機構領導與監管。為了統一領導、設計與推進下一步的改革，建議xx考慮設置市場監管委員會，統一協調目前的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電監會與其他市場監管機構。我們從國資委給新上任的幾十名央企CEO的聘任責任合同中看到的是20年前中國政府對國企所實行過的承包制。其實，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國資委作為政府出資人的委托機構，其管人管資產增值的方式也應相應調整。比如對央企、國企高管人員績效的考核，一般地就不宜于事先設定一個增值指標與效益指標。如果參照同行業內各類非國有企業績效平均水平來度量國企、央企的高管人員績效，會既公平，又有效。企業高管人員是一個高風險崗位，對他們的激勵機制設計是一個復雜的課題。從長遠看，提倡在央企中發展出20－30家巨型的跨國公司、擠身世界500強目標有待再思考。如讓一批政府背景很強的大企業在市場中壟斷，這樣市場經濟會有效造福于中國人民嗎？更長遠看，應讓政府背景弱的非國有企業逐漸成為中國經濟中企業群的主體，讓與政府關聯少的民營企業作強作大，而讓國企國資成為國民經濟的最后保障，可能對于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更為可取。總之，我的看法是，不能由于國有企業是公有制，就覺得讓國企尤其是央企在市場競爭中采取強勢的舉措是天然合理的；同樣不能認同的是，在保護國有資產口號下所采取的事實上會不利于中國市場經濟有效性與公平性的種種行為。

第四篇：國企改革再定位的思考

國企改革再定位的思考

2013-11-07 14:16 來源： 價值中國 作者： 衛祥云

據報載，由國資委牽頭草擬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已基本成型。該意見將“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路線圖，還會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實行分類指導，并結合其所處行業特點推進改革，在戰略定位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國資監管體系，設定推進改革的時間表?！?/p>

當華夏時報某記者向國資委求證時，國資委相關人士回復稱“并不了解改革方案最近進展情況”，并同時表示：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不是一個單項方案，不僅涉及到國資委各個司局，還涉及到其他部委。由此看來，國企改革的許多問題確實需要國家高層和政府有關部門認真做好頂層設計了。同時，也需要認真吸收政府研究機構和民間智庫的理性建議。而不是由目前的國資委搞一個指導意見就能夠解決的。國有企業從1979年國務院宣布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至今已有24個年頭。從起初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把產權關系明晰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第一特征，國有企業改革思路經歷了又一次飛躍，也為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1996年，由國務院前總理朱镕基主導的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改革，則是國有企業調整戰略布局的重大改革。通過改革，一大批虧損、甚至資不抵債的國有中小企業退出市場，尤其是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大面積退出；雖然其間不免國有資產流失和一大批老職工付出了改革的代價，但這是不得已的被動選擇，亦是順應時勢和潮流的正確決擇。現在看來，如果不是當時的審時度勢，今天將交更多的學費或付出更加高昂的代價。

國有企業改革最后階段的起點應該是2012年國家發改委發布的“十二五”發展規劃，規劃中明確提出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改革，按照“公益性與競爭性”的原則進行分類管理。我認為這句話具有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即牽住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牛鼻子。因此，我曾發表多篇論文并出專著闡述“國企改革新思路”。提出國有企業應該分為公益性、自然壟斷性和競爭性三個領域，認為“國有企業的分類管理應該成為國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并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必須退出競爭性領域”。當然，退出的時間和路徑可具體分析和研究，前提是在廣泛征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認真做好頂層設計。

最近，國企改革確實再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也引起了政府主管部門和廣大學者及經濟學家的廣泛討論。我在對此現象感到高興的同時，認為有必要對國企改革的再定位問題闡述一點觀點和看法，以引起關心國企改革的同仁們和專家、學者的認真思考并提出理性的改革建議和意見。

一、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目標的四個維度問題。

部分業內人士和經濟學者認為國有企業有四個維度的目標：一是作為一般企業的目標，即絕大多數的國有企業都應該是真正的企業，即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以盈利為經營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有活力和創新能力。二是作為國有企業的目標。即國有企業的主要任務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國防產品、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基礎研發活動等。三是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的目標，即國有企業改革應該達到分配合理、職工收入差距不大、民主管理、保障職工權利、企業盈利和全民共享等要求。四是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有企業的目標，即既要表現在發展生產力上，在改進經營管理、促進技術進步上起到表率作用，也要表現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上，在合理分配、民主管理、承擔社會責任上起到模范作用，并引導其他企業逐步增加社會主義因素。

從以上關于國企改革目標的四個維度的主要精神和內容來看，顯然是經濟學者的一廂情愿和美好愿望而已。如果是針對某國有企業而言，四個維度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確性。但如果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再定位而言，按照這四個維度改革后的國有企業一定會成為“四不像”，在實踐中也難以具體實施和操作。無法指導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深化改革。

二、關于國有企業分類管理與改革的問題。

從2011年起，國資委陸續派出8個工作組赴央企調研，涉及到央企改革重組52個課題，參與調研的人員來自社會各個方面，不僅有國資委的官員，也有政府智庫的專家和研究人員及法律界人士。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曾提出將國企分為“功能性”和“競爭性”兩種類型。“十二五”規劃中將國企明確為“公益性”和“競爭性”。而我提出的觀點應該是三個類型：即公益性、自然壟斷性和競爭性；其理由是“自然壟斷性國有企業”是客觀存在，與公益性目標有重合的地方，但不完全一致，因此應該單列為一類有利于分類改革。在國企分類改革上，廣東省已先行一步，把國有企業分為競爭性和準公共性兩大類。以上三種分類方法，雖表述不大相同，但實質并無大的差別。實際上，功能性、公益性兩種叫法必然包括自然資源壟斷性國有企業；而準公共性也必然包括公益性和自然資源壟斷性國有企業。因此，關于國有企業的分類雖然有各種建議和意見，但“殊途同歸”，分歧不大，只是需要進一步研究準確表達而已。

據說，參與國資委指導意見討論的人士提議將現有國有企業分為四類。即公益性、競爭性兩類有其合理性，且與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相一致。而所謂的公益為主、市場為輔或市場為主、公益為輔兩類則非驢非馬，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是這樣分類，還不如“十二五”規劃中的表述更為合理，更利于具體改革目標和措施的實施。我們應該明確的是提出國有企業分類管理，不是為了分類而分類，分類只是手段，目的是通過分類對癥下藥，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和辦法，而不能把手段當作目的。

三、關于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問題。

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問題，本是一個無需爭議的問題。

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早已提出“有進有退”的國企改革戰略方針，而改革開放的實踐和國有企業脫困的現實也無疑證明了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正確性。

雖然，目前我國仍有三分之二的國有企業和40%的國有資產分布在一般加工生產行業和商貿服務行業，但這不是繼續留在競爭性行業的理由。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文魁研究員的研究表明：過去幾年，國有企業在營業收入、營業利潤、總資產、凈資產等方面的增值速度，都遠不如私營企業；國有企業的市場表現遠不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其效益指標也遠遜于民營企業。我也計算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資產利潤率，兩者相比至少相差50%。

目前，對于國有企業不應該徹底退出競爭性領域主要觀點有三。一是個別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還有利潤；二是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可能會引起經濟社會混亂；三是給外資企業乘虛而入的機會。殊不知，這不過是“半夜看三國，替古人擔憂”之慮。針對上述三個觀點我的意見是：一是目前個別企業有利潤不等于今后會有好的發展，個別不能代表一般；二是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是一個較長時期的戰略決擇，可以設計退出的時機和路線圖；三是盲目認為國內民營企業競爭不過國外私營企業的觀點經不起推敲，存在崇洋媚外之嫌；不給國內民營企業的機會何以判斷其競爭力不如外企呢？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談到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時提出：“對競爭性國企而言，需要依托資本市場進行公眾公司改革，它們的最終體制模式將是干干凈凈的公眾公司，完全按照資本市場的要求和規劃運行?！鄙鄹敝魅沃v得很好，但國企改革的實踐證明，要做到“干干凈凈的公眾公司”談何容易？舉目四望，環顧全球，還真難找到在競爭性領域搞得好的國有企業。再看看國內上市公司，信手拈來真不乏在競爭性領域造假的國有企業。如果說過去部分國有企業靠行政壟斷、價格保護、貸款優先和官商勾結還能夠得以存活的話，今后難道還要讓這些企業繼續拿國有資產交學費，重復“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老路嗎？難道“過去的路已經錯”，今后還要再錯十年、二十年嗎？難道國企脫困的歷史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當然，關于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問題，我認為有主動退出和被動退出兩種退出方式。如果說，過去我國國有企業的大面積退出是不得已的被動退出，現在則已經有些“好了傷疤忘了疼”。因此，我們現在是應該明確主動退出的時候了，因為我們實在找不到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存在與擴張的好處是什么？當然，退出的方式方法和時機要認真做好頂層設計，分步實施，逐步解決。

四、關于國資委的再定位問題。

國資委是國務院委托的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與管理的特設機構，是在產權所有人缺位的情況下，代表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與改革進行管理和指導。在現行的管理體制中，國資委既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是國有企業出資的股東（部分國有企業資產）；也履行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的行政管理職能。所以，新任國資委主任蔣潔敏提出理直氣壯地壯大國有經濟沒有錯，保增長也無可非議，符合“屁股指揮腦袋”之原則。因此，在沒有建立“國民權益基金”前，國資委實際上承擔了不能承受之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深化改革雙重任務使國資委步履維艱，負重前行。況且，金融證券類國企和文化類國企等領域還未納入國資委統一出資和管理。這都是國企改革再定位需要認真研究解決的問題和新課題。

第五篇：關于國企改革的幾點思考

關于國企改革的幾點思考

國企改革仍然是下一步中國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我覺得國企改革重點不在于產權改革上，而在于國企的市場定位上，在于政府機構如國資委在中國產業、市場結構中的功能定位上。本文就國企績效與國企市場定位談幾點看法：

2004年國企（尤其是央企即中央直屬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利潤可超4500億元）取

決于：（1）油

為評價國資委上述政策取向，我們應澄清在目前中國的法律框架下與中央十六大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的功能。在新的體制下，國有經濟的主要控制形式應是控股方式，國有經濟應與合作經濟、民營經濟、外資企業在市場平等相互關系中為中國人民做貢獻。政府應當追求的是中國人民福利總和極大化，而不再是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利潤極大化。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市場上應是平等的，不應享有先天的壟斷優先權。如市場競爭導致壟斷，那也應是市場自然競爭的結果，不能由于是國企或央企，就“老子天下第一”。各類企業為祖國為人民做貢獻的主要方式是：上繳稅收，提供就業、創造GDp。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不應主要體現在中央掌握了多少家直屬企業上，因為一國經濟的性質不是由政府是否辦企業決定的，而應當體現在公有產權通過間接控股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上，體現在政府稅收為民服務的使用方向上，體現在廣大人民事實上享受到的物質與文化財富所提供的福利上。

如果我們認同上述原則，那么國資委只是受廣大人民與政府委托管理國有資產的一個董事會，其行使的職權只應在企業內部，而在市場關系上，國資委只相當于一個企業主，應受市場監管機構的監管。而國資委在決定電信企業高管人員互換時，運用了人事權，在現存體之下是合法的，但這樣做合理嗎？這種做法事實上把國家電信視為一家企業，沒有尊重市場競爭規則。同樣，當國資委決定央企高管人員的薪金標準不能與職工平均工資差距過大時，也沒有承認經理市場的價值規律，而是按類似于政府任命公務員的規則辦事。國資委正在實行的央企主輔業分離的舉措具有改革取向，有利于國企剝離沉重的社會包袱，但一家家企業由行政推行主輔分離，由國資委規定什么是主業？什么是輔業？這實際上相當于讓國資委承擔了產業布局的領導者角色。主輔分離事實上涉及到產業政策與市場結構，這本來應受市場競爭的約束與市場監管機構的管束。但在目前，國資委可以單獨運作。不妨想一想，國資委管轄的181家央企跨越中國眾多產業，如果讓國資委這么運行下去，這會不會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一個巨無霸？國資委會不會就是以前的“經貿委”？如果這樣一個不僅作為國企總老板而且也是跨越產業、跨越市場的國企的小的“經貿委”來與民營企業、合作企業、外資企業對陣，那么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到何日才能做到“公平、有效、競爭、公正”？

從長遠看，提倡在央企中發展出20－30家巨型的跨國公司、擠身世界500強目標有待再思考。如讓一批政府背景很強的大企業在市場中壟斷，這樣市場經濟會有效造福于中國人民嗎？更長遠看，應讓政府背景弱的非國有企業逐漸成為中國經濟中企業群的主體，讓與政府關聯少的民營企業作強作大，而讓國企國資成為國民經濟的最后保障，可能對于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更為可取。

總之，我的看法是，不能由于國有企業是公有制，就覺得讓國企尤其是央企在市場競爭中采取強勢的舉措是天然合理的；同樣不能認同的是，在“保護國有資產”口號下所采取的事實上會不利于中國市場經濟有效性與公平性的種種行為。本文章共2頁，當前在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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