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林毅夫在2008 CCER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林毅夫在2008 CCER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文 / 林毅夫

尊敬的廖凱原先生，海聞副校長，教授們，同事們，家長們，同學們：

今天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大國際MBA在這里舉辦2008年畢業典禮，首先我要祝賀今天要畢業的5位經濟學博士生，78位碩士生，40位2005年在職MBA學生，70位2006年全日制畢業生，96位2006年EMBA學生以及8位經濟學輔修學生，579位雙學位的畢業生，經過多年的努力，今天即將拿到畢業證書，走出北大的校門。這是你們人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我也要祝賀上述875位學生的家長以及家屬，作為學生的父母，你們經過20年，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對子女的培養，他們終于達成了你們的期許，即將成為國家的棟梁。我也要祝賀在座的學生的妻子、丈夫以及子女，在過去這幾年的學習中，你們為他們付出了無數寂寞的夜晚和孤獨的周末，讓他們全心全意在北京大學接受嚴格的教育，訓練，取得今天的學位，你們的付出終于有了成果。你們應該感到驕傲和自豪，因為你們的丈夫、妻子證明了他們是你們所期望的優秀人才。我要感謝北大中國經濟中心所有的老師跟工作人員，你們的諄諄教導以及細致的教學安排，又為國家培養了875位棟梁之材。

今天的畢業典禮同樣也是我的畢業典禮，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14年，今天畢業典禮結束之后將把主任的位置交給周其仁教授，下午離開北京，到世界銀行赴任。這些天我也是以要畢業的心情度過，每天早晨，當我從未名湖沿著這條熟悉的道路走向朗潤園的時候，總在不斷的問自己，畢業意味著什么？走出北大校園迎接我們的世界又是怎樣的，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心態走出北大校門。從北大畢業，意味著我們將承擔北大110年來所承擔的歷史，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還是MBA學生，你們是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一群人，可以在中國甚至世界上選擇任何學校，但是你們選擇了北大，你們選擇了110年前為了國家民族的復興而建立的大學。在北大讀書，不是為了追求個人名利，而是希望在北大讀書期間充實自己，為國家，為民族的復興，為人類美好的未來做出貢獻。我們經過幾年的學習把這樣的一個責任內化在我們心里，這才是我們畢業最重要的意義。

畢業了，走出北大校門，迎接我們的又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我們非常幸運，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代，30年來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確實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意想不到的美好境界。不僅過去三十年非常好，相信未來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中國經濟還會繼續快速發展。一方面實現了我們北大人一百多年來的追求，中華民族的復興，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即使在這樣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還承擔著各種困難，挑戰，沖突。最近汶川大地震，讓我們覺得，即使我們有豐富的物質基礎，面對受災的同胞，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人民還是承擔著痛苦。更何況除了偶發的天災外，我們社會里面還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公，各種利益的沖突，不僅中國如此，整個世界也是這樣。科技發展的潛力，目前取得的成就，讓我們可以相信未來的世界物質越來越豐富。但是我們實際看到的卻是糧食價格飛漲，已經有幾十個國家的人民因為沒有足夠的糧食而爆發各種社會沖突和矛盾，以及戰爭。當我們走出北大這個象牙塔的時候，面對的是一個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的時代。希望帶給我們機會，但克服挑戰需要我們的智慧。因為即使我們已經學會了人類歷史至今所有的理論、知識，但是我們面對新挑戰的時候它都是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不斷探索。在走出北大校園的時候，我們該抱以什么樣的心態呢？我覺得應該是一種責任心，一種認為我們北大畢業生的存在是有價值的責任。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給北大的畢業生創造了很好的工作和發展機會，但同時又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需要我們充分發揮我們的智慧去克服，這才是北大人存在的價值。

畢業了，今天我們從這里出發，讓我們充滿信心，因為我們是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一群人。畢業了，今天我們從這里出發，讓我們以堅強的心面對各種挑戰，因為任何新出現的問題都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發揮我們的智慧。畢業了，今天我們從這里出發，讓我們以11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五千年來中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普世關懷作為我們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沒有復興，我們的責任就沒有完成，只要天下還有貧窮的人，就是我們自己在貧窮中，只要天下還有苦難的人，就是我們自己在苦難中，這是我們北大人的胸懷，也是我們北大人的莊嚴承諾！謝謝。

第二篇：林毅夫家書

當年到大陸之后，即寫信與在東京的表兄李建興聯系，林毅夫于1980年（到大陸的翌年）在給表兄第二封長信之中，詳細道出他為何要到大陸的心情，到大陸后的觀感。

《給表兄李建興的信——臺灣人也要做中國的主人》——林毅夫建興兄：

臨別之際，未及問你將來在東京的地址，因此上封信僅以姑且試之的心情投寄，真沒想到竟能接到你的回音。轉眼離家已近一載，雖說男兒志在四方，不能眷念兒女私情，而忘卻肩上的責任；但是思鄉之情卻是隨著日月的增長而加深。捧讀來信之際，真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了「家書抵萬金」之心情。回國以后，原想盡速給家里捎個消息，但顧及親友的安全，故不敢莽撞從事。我的回國對臺灣當局來說，當然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情，而我在臺的知名度，更給了大陸一個很好的宣傳機會。但為了在臺親友的安全，經我的要求，組織終于同意，只要臺灣當局不對我的家屬和親友采取迫害行動，這邊也就不以我的回國做文章。

在大陸這段時間，經組織的安排，我參觀了許多地方，雖然總的來說，大陸在經濟建設方面還相當落后，人民的生活水準也還很低，但基本上每個人是可以吃得飽、穿得暖的，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項突出的成就。在社會主義建設上，中國應該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使整個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現在中國從上到下正在實事求是地檢討建國三十年來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以便為現代化的中國之建設而努力。自從四人幫倒臺以后，整個大陸正在以一個飛躍的速度向前進步，人民充滿朝氣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華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是可以抬頭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基于對歷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跡，但是長城的雄壯，故宮的華麗，并沒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戰國時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還在惠及眾生。當我站在江邊，聽那滔滔的水聲，真讓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為后世子孫千萬年之幸福，貢獻一己之力量，實有愧此生之嘆！

臺灣的未來，現在正處于十字路口，長期維持那種妾身未明的身份，對臺灣一千七百萬同胞來說，并非終久之計。因此何去何從，我輩應當發揮應盡的影響力。正如你來信所說，臺灣不該獨立，更不應該再次淪為次殖民地。那么臺灣到底應該往何處去，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題。基于對文化、歷史、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認識，我覺得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選擇方案。做為一個臺灣人，我深愛這塊生我、養我的地方，我愿為它的繁榮、幸福奉獻一生的精力；但是做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臺灣除了是臺灣人的臺灣之外，臺灣還應該能對中國的歷史發揮更大的貢獻。長期的分裂，對大陸不利，對臺灣不利，對整個中國的歷史更不利。因此如何

在不損害臺灣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國早日再度統一，是我輩有志青年無以旁貸的責任。現在大陸對臺灣這三十年來在經濟、社會、文化建設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大陸在提出和平統一臺灣政策的同時，也再三保證，尊重臺灣現行的狀況和現行制度，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不改變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而從我所接觸中，感覺到大陸當局是充滿誠意的。

當然如何才能不降低臺灣人民的生活水準，不改變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復雜的問題，而我覺得將來臺灣統一以后，最主要的工作還是經濟方面；因此目前我準備再以三年的時間，對經濟理論問題再好好下一番功夫。在臺灣我雖也曾是被吹捧的對象，可是國民黨對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養；現在這邊則是真正重視我，培養我。目前我的生活除了偶感單調寂寞外，一切都令人非常滿意。

上次在佳佳餐廳，我原有意將云英、小龍、小麟托你照顧，而如今你也已經離開臺灣。云英一個女子要撫養二個孩子，其艱辛可想而知。小龍已經三歲，正是最需要父親的時候，但卻只能和他母親相依為命。小麟出生，連跟父親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我母多病，我未能盡人子應有之孝道，對于他們我實在有說不盡的抱歉，但望團圓之日早日來臨。對云英請代我多鼓勵他。也請你轉告大哥大嫂，要他們對家庭多負點責任，將來我會十倍、百倍奉還。云英的生日是二月十六日，我母親是農歷五月份生的，我父親是農歷八月七日生，小麟應是陽歷八月五日左右生的吧？小龍則是十二月十二日生日，這些日子若方便，請代我向他們送些禮物，我和云英之間有個小名叫“方方”，在禮物上寫上這個名字，她就會了解的。

目前我唯一能聯系的親人就是你，但是你也應該特別小心，不要給國民黨當局抓到任何把柄，免得惹來一身麻煩。消息最好采用口傳，以免留下痕跡。現在你大概忙著準備四月份的考試吧！等考完試再進一步聯系。請代我向建成兄嫂問好。最后，我們臺灣人應有一個志氣，不但要做臺灣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為中國的統一、富強而努力吧！

第三篇：林毅夫在馬歇爾講座的演講稿

林毅夫在馬歇爾講座的演講稿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展中國家有強烈的愿望實現快速發展并趕上發達國家，這個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沒能認識到，發達國家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密集型產業比重較高、發展中國家以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這一現象本身是內生于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結構的差異并不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這些國家往往在要素稟賦結構很低的情況下，追求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樣，企業在競爭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發展起來。

在違反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CAD）下，雖然發展中國家能夠比較快速地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但卻會造成以下幾方面的負面影響：第一，推行趕超戰略的經濟，往往會變成內向型經濟：一方面，優先發展的產業沒有比較優勢，本應進口，但卻自己發展，因而進口下降；另一方面，國內資源有限，若這些有限的資源被用來發展優先發展產業，則那些具有比較優勢、能夠出口的產業獲得的資源就會減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口增加，而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夠獲得更多資源，從而增加出口，因而，國家的外向性程度就會高于推行趕超戰略時的程度。有一種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國家發展績效越好，但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現象，而造成該現象的本質原因在于外向性較高的國家往往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國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決于一國的要素稟賦，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可能難以很好地利用后發優勢。（1）在推行趕超戰略時，需要引進最先進的技術，而這可能是發達國家的當家技術，因而發展中國家可能無法獲得，即便能夠獲得，也需要付出高額代價，故其技術引進面臨困難。即使發展中國家能夠通過研發等途徑獲得技術并建立起先進產業，由于建立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效率很低，能夠創造的剩余很少。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技術仍在不斷進步，若發展中國家要維持趕超戰略，就必須繼續投入資本，通過研發或引進機器設備等方式實現技術進步，而這在經濟剩余量少的情況下是很難實現的。因此，追求趕超的國家通常在建立起一個先進企業后就會變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首先會進入較為成熟的、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產業，這些產業中的大部分技術已經過了專利保護期，即使還在保護期內，也是比較初級的技術，因而比較容易引進。在引進技術后，因為相關產業符合比較優勢，產品可以在國內、國際市場占據很大份額，創造大量剩余，實現資金快速積累和產業升級，同時，經濟中的物質資本因為剩余的出現而實現積累，人力資本也因為經驗、“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準備程度提高，可以進行產業升級。但在發展的下一階段仍應引進比較成熟的、容易引進的技術。這樣，發展中國家就可以較好地利用后發優勢，使得自身的技術變遷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發明的發達國家，進而獲得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在初始時可能會經歷一段經濟發展較快的階段，但這多為投資拉動式的經濟增長。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來的優先發展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不能創造剩余，而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因為得不到資金也不能創造剩余，能夠用來投資的資金很少，導致經濟的增長速度降低甚至停滯。此時，如果能夠從國外借到資金，投資拉動式的經濟增長可能還能維持一段時間，但若所投資的產業仍然不符合比較優勢，在建立之后同樣不能創造剩余，經濟增長速度最終仍會減慢，甚至還會出現金融危機等現象。而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則可以實現快速的技術升級和剩余積累，不斷提高產業水平，實現經濟動態增長。

第三，一國是否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也會對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響。（1）如果在發展中違反比較優勢，則能夠在資本密集產業中投資的人多為富人、或者同政府有特殊關系而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人。他們投資的產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而補貼則來自于無法在這些產業投資的窮人。這樣，窮人補貼富人，自然會造成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由于趕超戰略創造的就業崗位少，大量勞動力無法在正式部門就業，會出現失業，收入分配兩極化在所難免。現在很流行的一種“利益集團說”認為，投資到優先產業、得到保護和補貼的人的都是有錢有勢的人，這種保護、補貼正是由利益集團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對這種觀點持反對態度。固然，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護和補貼利益集團，但追求趕超的國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國有企業是不利于利益集團的，“利益集團說”不能對此給出邏輯一致的解釋。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趕超戰略。（2）相反，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一國的收入分配可能會逐漸改善。在這種情況下，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夠創造大量就業崗位，農村勞動力可以大量進入現代工業部門，分享工業增長的果實，經濟容易實現充分就業。同時，由于建立起來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能夠實現快速的利潤積累、資本積累，并不斷提升要素稟賦。在這一過程中，資本相對于勞動的豐富度逐漸提高，資本回報率逐漸下降，而工資不斷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資本收益，而窮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勞動收益，收入分配狀況自然會逐漸得到改善。這也正是東亞經濟在發展中能夠實現“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戰之后，依據當時的趕超戰略思想，人們普遍認為市場失敗，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預來保護、補貼發展先進產業。這樣的政策經過二、三十年的實踐后普遍失敗，當時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更是困難重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學術界、國際發展機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中，普遍產生了“資本主義勝利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證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成功。在這樣的社會思潮影響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國際發展機構，以及各個發展中國家政府普遍開始倡導經濟的改革和轉型。當時國際上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實行市場制度。這一目標是正確的，但在問題的一些判斷上可能存在失誤。“華盛頓共識”有十個政策建議，基本目標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場制度，讓市場配置資源、讓競爭決定激勵。蘇聯、東歐改革時推行的“休克療法”就是華盛頓共識的一個版本。根據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的三項重要內容必須在一個轉型國家內同時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帶來轉型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這三項內容是：（1）價格自由化，由市場供需決定價格，這樣才能有效引導社會資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產權私有時，企業主才能積極對價格信號做出反應；（3）政府維持財政平衡和宏觀穩定，避免惡性通貨膨脹，這樣價格信號才能發揮作用。在理論上，休克療法是很嚴謹的，同主流經濟學中有效市場制度所應該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開始改革時，推行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曾經承諾，按照這樣的方式轉型，經濟在開始時可能會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會實現高速增長，實現“J curve”。但事實上，實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實際面臨的卻是“L curve”，有的國家經濟下滑超過50%，長期停滯，直到九十年代末才開始好轉。事實上，不僅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舊體制下都面臨危機、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而貸款條件則是按照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方式實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這些按照華盛頓共識改革國家的經濟發展績效比原來還差。

從理論模型來看，休克療法的邏輯環環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敗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倡導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忽視了一個因素——存在于原先計劃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內的扭曲并不是隨機的。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則在于優先發展的產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因而，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若不能得到保護和補貼就無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須給予其保護和補貼。從發展戰略探討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扭曲，相對于從利益集團的角度解釋，能夠更清楚地對轉型失敗做出解釋。按照利益集團論的說法，扭曲只不過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分配、是財富轉移，因而受到保護、補貼的企業在競爭市場中應該可以生存，休克療法也應該能夠成功。而從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這些企業在競爭市場中無法生存，這也正是休克療法失敗的癥結。

由此可見，一種理論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釋事物背后的原因，這種理論就經不起推論。休克療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內生性，因而未能認識到休克療法的三項內容不能同時實現。例如，如果僅分別推行價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會有問題；但若二者同時推行，則在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情況下只可能導致兩種結果：或者是整個社會大崩潰，引發大量失業；或者是由政府為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補貼。這是因為，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原先往往雇傭很多勞動力，政府對其補貼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國有性質，而是因為它們沒有自生能力。休克療法后，原來的技術、產業沒有變化，出于以下兩個原因，政府力圖避免其破產并給予其保護和補貼：（1）這些產業非常先進，對于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很重要；（2）這些企業雇傭大量勞動力，一旦破產，必將引發大量失業，進而導致社會不安定。因而，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不在于目標的失敗，而在于其對問題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認識到問題的深層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況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護和補貼高于國有化情況下所需提供的數額。當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為國家所有時，廠長、經理會像政府索要保護和補貼，但其自身并無法占有補貼；而在這些企業私有化之后，廠長、經理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多余的補貼據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況下，企業所有者向政府索要保護和補貼的積極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資金不為自己所有，其向企業提供保護和補貼的積極性沒有變化，這樣，保護和補貼非減反增。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大多數人并不相信這一點，但包括世界銀行和東歐國家所作的研究在內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業取得的保護補貼比未私有化時更多。而與此同時，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這是因為，在國有化情況下，國有企業的剩余屬于國家、需要上繳，而在私有化情況下，政府只能向企業征稅獲得收入，而征稅并非易事。這樣，政府只能通過大量印制鈔票來向企業提供保護和補貼，而這又會引發高通貨膨脹。例如，1993年、1994年，俄國的通貨膨脹曾經超過10000％，亦即一年之內價格上漲超過100倍，這正是當時認識錯誤導致的結果。與之相對，東歐國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沒有完全實施休克療法，其國有企業基本保持國有，價格也沒有放開。另一個表現較好的國家是斯洛文尼亞，該國長期保持企業的國有性，在加入歐盟前

一、兩年時才開始私有化。

中國、越南的轉型是比較成功的，這得益于它們沒有推行休克療法，而是推行了一種漸進式、雙軌制、“摸著石頭過河”的轉型方式。總結起來，這種轉型方式有如下特征：（1）并沒有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所謂的資本主義勝利論。（2）在轉型開始的時候，微觀主體效率低、缺乏積極性，因此要提高其積極性，要讓干得好的企業獲得更高的收入，讓干得好的工人獲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實行利潤留成；在農村也要打破平均主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干得好的農戶獲得更高的收入。（3）要體現出干好干壞的差異，就必須給微觀主體以一定的自主權，從而提高其積極性，使其生產靠近生產可能性邊界，創造新的物質資料。同時，在計劃軌之外允許市場軌出現，即推行雙軌制：一方面，在價格上保持計劃價格的同時允許一部分市場價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許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合資企業進入原來受抑制的輕工業部門（投資來源于國有企業、農民的剩余，他們在對剩余進行投資的時候自然會追求利潤，因而自然會投資到產品短缺、技術符合比較優勢的輕工業部門）。不過，國企和農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統購統銷任務配額之后才能在市場上出售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微觀主體積極性提高，微觀主體控制的資源能夠投資于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因而資源配置效率逐漸提高，計劃軌的比重也逐漸減小。當一個部門絕大多數產品由市場配置的時候，政府可以把價格放開，使之完全由市場配置。

漸進式改革的結果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在轉型過程中繼續得到保護，所以不會崩潰；（2）微觀主體的積極性提高后，資源越來越多地流動到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經濟實現動態發展。這正是中國、越南轉型較為成功的原因。除中國、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經推行趕超戰略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們原先也有計劃部門，在轉型時同樣推行雙軌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競爭部門的進口，但通過設立出口加工區等方式鼓勵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現最好的國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現最好的國家）。據智利央行行長稱，智利轉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嘗試（亦即中國所講的“摸著石頭過河”），在存在機會的地方推動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嚴謹的數學模型對這一整套理論構架給出了證明：產業結構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若制度安排中的發展目標、產業結構相違背，則必然會同時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況下，經濟增長較慢，不能實現收斂，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負擔是預算軟約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負擔，私有化情況下政府需要給予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更多的補貼；雙軌制轉型是相對更為有效的轉型方式。

以下從經驗驗證的角度探討這一理論。我使用TCI（技術選擇指數）來衡量一國的趕超程度。違背比較優勢的生產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業實際的資本勞動投入比例遠遠高于其他部門，據此，可以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構造兩種度量生產模式的指標：（1）第一種指標是制造業部門的人均資本密集度與整個國家的人均資本密集度的比值。一國的趕超程度越高，制造業部門人均資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標的值也越大。（2）第二種指標是制造業部門人均產出與整個國家人均產出的比值。趕超程度越高，制造業部門工人越少，價格相對越高，因而制造業人均產出相對整個經濟的人均產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標的值也越大。

一國的政府干預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狀況，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數據可以看出，趕超程度越高，黑市價格與官方價格的差價越高。（2）二是經濟自由度，趕超程度越高，政府批準微觀主體進入一個產業所需的程序越多、時間越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度越高，經濟越不自由。（3）趕超程度越高的國家，經濟發展績效越差，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間60多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分別借助上述兩種TCI指標做計量分析得到的結果。結果顯示，在分別用兩種TCI指標解釋經濟增長率的時候，TCI指標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趕超程度越高，經濟增長速度越慢。

接下來探討轉型方式的影響。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可以預期勞動密集部門有較快的發展，而若推行休克療法，則大量資源被用于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較慢。用這兩個趕超指標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雙軌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結果表明，越接近雙軌制改革，轉型后的經濟發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論預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個人都會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而東亞經濟的領導人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沒有推行趕超戰略，中國、越南的領導人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選擇了漸進式改革方式，有較大的運氣成分。

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所有國家領導人都具有同樣的目標——在自己的領導下將國家領向現代化，而發展先進產業就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的領導人在當時也不例外。但是，趕超戰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動員的資源來支持，其可維持的時間長短和程度深淺取決于人均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和人口規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資源越豐富、人口規模越大，能夠動員的時間就越長，資源的動員也越容易。然而，東亞經濟的人均資源短缺，人口規模相對小，這是其推行趕超戰略的不利條件。例如，臺灣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試圖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第二年就出現了由補貼造成的政府財政赤字以及隨之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因而難以維系。此后，盡管政府提倡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護補貼，企業只能進入到符合比較優勢、有自生能力的部門，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韓國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20世紀60年代樸正熙執政時，為了維持經濟穩定，曾一度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之后在1973年推出重機械制造業、重化工產業優先發展政策，但繼而引發了1973、1974的惡性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超過20％），政府雖然表面上未放棄該政策，但為企業提供的保護補貼越來越少。這一政策在樸正熙于1979年遭暗殺后基本被放棄，韓國大財團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只能回到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產業發展。新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為各自的經濟體內只有幾百萬人口，不可能發展重工業。由此可見，東亞新興經濟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源所限。

資源約束的影響在中國長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體現。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時期內，人均資源都非常有限。前現代社會的中國相對西方而言發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實上每個人都接近饑餓的邊緣。因而，中國文化長期強調實用主義、實事求是。從儒家講的“中庸”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現在的“與時俱進”，都體現了不追求簡單完美的意識形態、不受教條主義影響、根據現實調整政策的文化傳統。而中國、越南從70年代末開始轉型，之所以采取雙軌制、漸進式的轉型方式，還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國和越南的轉型多為第一代領導人所推動，而在東方權威主義的社會中，領導人的權威來自于其所能夠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來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確性。由于第一代領導人同時也是計劃經濟的推動者，其不能、也很難完全否定計劃經濟，只能對計劃經濟進行“摸著石頭過河”式的修修補補。

現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已成為共識。但是，中國的改革經驗是否可以為其他轉型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所借鑒？需要注意的是，蘇聯、東歐在20世紀80年代也曾經推行漸進式改革，但沒有成功。漸進式改革成功與否也同實施方法、方式有關。蘇聯、東歐的改革與中國、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幾方面的根本差異：第一，蘇聯、東歐在改革的時候，沒有給予企業定價權，仍由國家完全控制價格，而在中國，計劃內的價格由國家制定，計劃外的價格由企業根據市場制定，其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微觀主體會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蘇聯、東歐企業面臨的產品邊際價格低，因而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的積極性低，而中國和越南的企業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的積極性高。第二，在蘇聯和東歐，原來受抑制的輕工業部門準入障礙很多，資源配置效率難以得到改善。而中國則鼓勵鄉鎮企業、民營經濟、三資經濟等進入輕工業部門，從而提高了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和資源配置效率。第三，蘇聯、東歐給予企業的自主權是制定工資的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廠長、經理自然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資率，從而引發工資膨脹。而在中國和越南，雖然推行了利潤留成制，但企業的工資總額受到限制，因而沒有工資帶來的通貨膨脹。第四，在蘇聯和東歐，工資上漲引發了市場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國、波蘭、匈牙利都曾通過大量借外債、大量進口而滿足消費者需求，國家負債大大提高，難以持續。與之相對，在中國和越南，工資增長不多，而資源配置得到改善，生產效率提高，市場豐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續增加，外貿盈余增加，國家宏觀穩定性越來越好。

由此可見，同樣是漸進式改革，改革成效還依賴于具體的操作方式。中國、越南、東亞的改革對于其他轉型國家具有以下借鑒意義：第一，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實施多勞多得制，提高微觀主體積極性。第二，因為有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需要獲得保護和補貼，在條件沒有改變前不能減少補貼，但要放開原先受抑制的部門，因而要在資源配置上實施雙軌制，并進而需要在價格上實施雙軌制。第三，微觀主體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雙軌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來越低，則雙軌向市場單軌的轉變時機已成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斷完善。這樣，就可以分幾步“跳過”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鴻溝”。總結講座的所有內容，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在現代經濟（工業革命后的經濟）而言，技術升級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社會而言都是其經濟長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如果沒有技術的不斷變遷，經濟必然停滯。

第二，思想、認識、社會思潮，是決定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利用后發優勢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個國家對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稟賦結構）有足夠的認識，并據此制定政策，就能夠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第三，對發展中國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個國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給定、無法選擇，而政府擁有強制力，其政策的正確與否決定這個國家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是該國產業、技術選擇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個給定的時點，要素稟賦給定，決定了該時點社會的總預算。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一個國家資本、勞動的相對價格，從而決定了這個國家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最有效率的產業和技術選擇。

第五，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最重要的經濟原則。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競爭優勢，落后國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較優勢。

第六，企業的自生能力在現有經濟學中尚未得到認真研討，但這是了解一個發展中國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為了保護由錯誤戰略造成的、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而形成的。

最后，在轉型過程中，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如果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轉型路徑，則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并不是命運。如劉易斯所講，所有的國家都有機會。如果它們有勇氣抓住自己的機會，有好的領導和政府，在適當的時間引入適當的政策，那么這個國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東亞、八十年代的中國和越南那樣突然實現經濟的起飛。當然，政府領導人需要有勇氣和正確地認識做出發展決策。東亞經濟和中國、越南的成功既有運氣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作決策時認識到所要決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希望馬歇爾講座能讓我們對發展和轉型問題有深入的了解，完成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第四篇：林毅夫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演講稿

林毅夫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演講稿

(原稿為——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展中國家有強烈的愿望實現快速發展并趕上 發達國家，這個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沒能認識到，發達國家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密集型產業比重較高、發展中國家以資源型和勞 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這一現象本身是內生于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結構的差異并不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這些國家往往在要素稟賦結構很低 的情況下，追求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樣，企業在競爭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發展起來。

在違反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CAD）下，雖然發展中國家能夠比較快速地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但卻會造成以下幾方面的負面影響：第一，推行趕超戰略的 經濟，往往會變成內向型經濟：一方面，優先發展的產業沒有比較優勢，本應進口，但卻自己發展，因而進口下降；另一方面，國內資源有限，若這些有限的資源被 用來發展優先發展產業，則那些具有比較優勢、能夠出口的產業獲得的資源就會減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口增 加，而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夠獲得更多資源，從而增加出口，因而，國家的外向性程度就會高于推行趕超戰略時的程度。有一種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國家發展 績效越好，但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現象，而造成該現象的本質原因在于外向性較高的國家往往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國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決于一國 的要素稟賦，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可能難以很好地利用后發優勢。（1）在推行趕超戰略時，需要引進最先進的技術，而這可能是發達國家的當家技術，因而發展中國家可 能無法獲得，即便能夠獲得，也需要付出高額代價，故其技術引進面臨困難。即使發展中國家能夠通過研發等途徑獲得技術并建立起先進產業，由于建立的產業違反 比較優勢，效率很低，能夠創造的剩余很少。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技術仍在不斷進步，若發展中國家要維持趕超戰略，就必須繼續投入資本，通過研發或引進機器 設備等方式實現技術進步，而這在經濟剩余量少的情況下是很難實現的。因此，追求趕超的國家通常在建立起一個先進企業后就會變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個 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首先會進入較為成熟的、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產業，這些產業中的大部分技術已經過了專利保護期，即使還在保護期內，也是比較初級的技 術，因而比較容易引進。在引進技術后，因為相關產業符合比較優勢，產品可以在國內、國際市場占據很大份額，創造大量剩余，實現資金快速積累和產業升級，同 時，經濟中的物質資本因為剩余的出現而實現積累，人力資本也因為經驗、“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準備程度提高，可以進行產業升級。但在發展的下一階段仍應引進比較成熟的、容易引進的技術。這樣，發展中國 家就可以較好地利用后發優勢，使得自身的技術變遷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發明的發達國家，進而獲得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在初始時可能會經歷一段經濟發展較快的階段，但這多為投資拉動式的經濟增長。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來的優先發展產業不符 合比較優勢，不能創造剩余，而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因為得不到資金也不能創造剩余，能夠用來投資的資金很少，導致經濟的增長速度降低甚至停滯。此時，如果能夠 從國外借到資金，投資拉動式的經濟增長可能還能維持一段時間，但若所投資的產業仍然不符合比較優勢，在建立之后同樣不能創造剩余，經濟增長速度最終仍會減 慢，甚至還會出現金融危機等現象。而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則可以實現快速的技術升級和剩余積累，不斷提高產業水平，實現經濟動態增長。

第三，一國是否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也會對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響。（1）如果在發展中違反比較優勢，則能夠在資本密集產業中投資的人多為富人、或者同政府 有特殊關系而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人。他們投資的產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而補貼則來自于無法在這些產業投資的窮人。這樣，窮人補貼富人，自然會造成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由于趕超戰略創造的就業崗位少，大量勞動力無法在正式部門就業，會出現失業，收入分配兩極化在所難免。現在很流行的一種 “利益集團說”認為，投資到優先產業、得到保護和補貼的人的都是有錢有勢的人，這種保護、補貼正是由利益集團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對這種觀點持反對 態度。固然，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護和補貼利益集團，但追求趕超的國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國有企業是不利于利益集團的，“利益集團說”不能對此給 出邏輯一致的解釋。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趕超戰略。（2）相反，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一國的收入分配可能會逐漸改善。在這種情況下，符合 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夠創造大量就業崗位，農村勞動力可以大量進入現代工業部門，分享工業增長的果實，經濟容易實現充分就業。同時，由于建立起來的產業符合比 較優勢，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能夠實現快速的利潤積累、資本積累，并不斷提升要素稟賦。在這一過程中，資本相對于勞動的豐富度逐漸提高，資 本回報率逐漸下降，而工資不斷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資本收益，而窮人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勞動收益，收入分配狀況自然會逐漸得到改善。這也正是東亞 經濟在發展中能夠實現“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戰之后，依據當時的趕超戰略思想，人們普遍認為市場失敗，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預來保護、補貼發展先進產業。這樣的政策經過二、三十年的實踐后 普遍失敗，當時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更是困難重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學術界、國際發展機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中，普遍產生了 “資本主義勝利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證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成功。在這樣的社會思潮影響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國際發展 機構，以及各個發展中國家政府普遍開始倡導經濟的改革和轉型。當時國際上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實行市場制度。這一目標是正確的，但在問題的一些判斷上 可能存在失誤。“華盛頓共識”有十個政策建議，基本目標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場制度，讓市場配置資源、讓競爭決定激勵。蘇聯、東歐改革時推行的“休克 療法”就是華盛頓共識的一個版本。根據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的三項重要內容必須在一個轉型國家內同時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帶來轉型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這 三項內容是：（1）價格自由化，由市場供需決定價格，這樣才能有效引導社會資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產權私有時，企業主才能積極對價格信號做出 反應；（3）政府維持財政平衡和宏觀穩定，避免惡性通貨膨脹，這樣價格信號才能發揮作用。

在理論上，休克療法是很嚴謹的，同主流經濟學中有效市場制度所應該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開始改革時，推行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曾經承諾，按 照這樣的方式轉型，經濟在開始時可能會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會實現高速增長，實現“J curve”。但事實上，實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實際面臨的卻是“L curve”，有的國家經濟下滑超過50%，長期停滯，直到九十年代末才開始好轉。事實上，不僅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舊體制下都面臨危機、并 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而貸款條件則是按照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方式實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這些按照華盛頓共識改革國家的經濟發展績效比原來還 差。

從理論模型來看，休克療法的邏輯環環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敗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倡導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忽視了一個因素——存在于原先計劃經濟體 或發展中國家內的扭曲并不是隨機的。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則在于優先發展的產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因而，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 中若不能得到保護和補貼就無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須給予其保護和補貼。從發展戰略探討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扭曲，相對于從利益集團的角度解釋，能夠更清楚地對轉型失敗做出解釋。按照利益集團論的說法，扭曲只不過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分配、是財富轉移，因而受到保護、補貼的企業在競爭市場中應該可 以生存，休克療法也應該能夠成功。而從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這些企業在競爭市場中無法生存，這也正是休克療法失敗的癥結。

由此可見，一種理論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釋事物背后的原因，這種理論就經不起推論。休克療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內生性，因而未能認識到休克療法的三 項內容不能同時實現。例如，如果僅分別推行價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會有問題；但若二者同時推行，則在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情況下只可能導致兩種結果：或者是 整個社會大崩潰，引發大量失業；或者是由政府為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補貼。這是因為，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原先往往雇傭很多勞動力，政府對其補貼的原因 并不在于其國有性質，而是因為它們沒有自生能力。休克療法后，原來的技術、產業沒有變化，出于以下兩個原因，政府力圖避免其破產并給予其保護和補貼：（1）這些產業非常先進，對于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很重要；（2）這些企業雇傭大量勞動力，一旦破產，必將引發大量失業，進而導致社會不安定。因而，華盛頓共 識的失敗不在于目標的失敗，而在于其對問題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認識到問題的深層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況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護和補貼高于國有化情況下所需提供的數額。當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為國家所有時，廠長、經理會像政府索要 保護和補貼，但其自身并無法占有補貼；而在這些企業私有化之后，廠長、經理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多余的補貼據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況下，企業所有者向政府 索要保護和補貼的積極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資金不為自己所有，其向企業提供保護和補貼的積極性沒有變化，這樣，保護和補貼非減反增。20世紀 90年代初的時候，大多數人并不相信這一點，但包括世界銀行和東歐國家所作的研究在內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業取得的保護補貼比未私有化時更 多。而與此同時，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這是因為，在國有化情況下，國有企業的剩余屬于國家、需要上繳，而在私有化情況下，政府只能向企業征稅獲 得收入，而征稅并非易事。這樣，政府只能通過大量印制鈔票來向企業提供保護和補貼，而這又會引發高通貨膨脹。例如，1993年、1994年，俄國的通貨膨 脹曾經超過10000％，亦即一年之內價格上漲超過100倍，這正是當時認識錯誤導致的結果。與之相對，東歐國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沒有完全實施休克療法，其國有企業基本保持國有，價格也沒有放開。另一個表現較好的國家是斯洛文尼亞，該國長期保持企業的國有性，在加入歐盟前

一、兩年時才開始私有化。

中國、越南的轉型是比較成功的，這得益于它們沒有推行休克療法，而是推行了一種漸進式、雙軌制、“摸著石頭過河”的轉型方式。總結起來，這種轉型方式有如 下特征：（1）并沒有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所謂的資本主義勝利論。（2）在轉型開始的時候，微觀主體效率低、缺乏積極性，因此要提高其積極性，要讓干 得好的企業獲得更高的收入，讓干得好的工人獲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實行利潤留成；在農村也要打破平均主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干得好的農戶獲得更 高的收入。（3）要體現出干好干壞的差異，就必須給微觀主體以一定的自主權，從而提高其積極性，使其生產靠近生產可能性邊界，創造新的物質資料。同時，在 計劃軌之外允許市場軌出現，即推行雙軌制：一方面，在價格上保持計劃價格的同時允許一部分市場價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許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合資企業進 入原來受抑制的輕工業部門（投資來源于國有企業、農民的剩余，他們在對剩余進行投資的時候自然會追求利潤，因而自然會投資到產品短缺、技術符合比較優勢的 輕工業部門）。不過，國企和農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統購統銷任務配額之后才能在市場上出售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微觀主體積極性提高，微觀主體控制的資源能夠投 資于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因而資源配置效率逐漸提高，計劃軌的比重也逐漸減小。當一個部門絕大多數產品由市場配置的時候，政府可以把價格放開，使之完全由 市場配置。

漸進式改革的結果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在轉型過程中繼續得到保護，所以不會崩潰；（2）微觀主體的積極性提高后，資源越來越多地 流動到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經濟實現動態發展。這正是中國、越南轉型較為成功的原因。除中國、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經推行趕超戰略的非社會主 義國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們原先也有計劃部門，在轉型時同樣推行雙軌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競爭部門的進口，但通過設立出口加工區等方式鼓 勵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現最好的國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現最好的國家）。據智利央行行長稱，智利轉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嘗試（亦即中國 所講的“摸著石頭過河”），在存在機會的地方推動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嚴謹的數學模型對這一整套理論構架給出了證明：產業結構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若制度安排中的發展目標、產業結構相違背，則必然會同時 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況下，經濟增長較慢，不能實現收斂，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負擔是預算軟約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負擔，私有化情況 下政府需要給予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更多的補貼；雙軌制轉型是相對更為有效的轉型方式。

以下從經驗驗證的角度探討這一理論。我使用TCI（技術選擇指數）來衡量一國的趕超程度。違背比較優勢的生產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業實際的資本勞動投入 比例遠遠高于其他部門，據此，可以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構造兩種度量生產模式的指標：（1）第一種指標是制造業部門的人均資本密集度與整個國家的人均資本 密集度的比值。一國的趕超程度越高，制造業部門人均資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標的值也越大。（2）第二種指標是制造業部門人均產出與整個國家人均產出的 比值。趕超程度越高，制造業部門工人越少，價格相對越高，因而制造業人均產出相對整個經濟的人均產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標的值也越大。

一國的政府干預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狀況，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數據可以看出，趕超程度越高，黑市價格與官方價格的差價越 高。（2）二是經濟自由度，趕超程度越高，政府批準微觀主體進入一個產業所需的程序越多、時間越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度越高，經濟越不自由。（3）趕超程 度越高的國家，經濟發展績效越差，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間60多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分別借助上述兩種TCI指標做計量分析得到的結果。結果顯 示，在分別用兩種TCI指標解釋經濟增長率的時候，TCI指標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趕超程度越高，經濟增長速度越慢。

接下來探討轉型方式的影響。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可以預期勞動密集部門有較快的發展，而若推行休克療法，則大量資源被用于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導致 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較慢。用這兩個趕超指標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雙軌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結果表明，越接近雙軌制改革，轉型后的經濟發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論 預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個人都會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而東亞經濟的領導人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沒有推行趕超戰略，中國、越南的領導人在20世紀 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選擇了漸進式改革方式，有較大的運氣成分。

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所有國家領導人都具有同樣的目標——在自己的領導下將國家領向現代化，而發展先進產業就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東亞 新興工業化經濟的領導人在當時也不例外。但是，趕超戰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動員的資源來支持，其可維持的時間長短和程度深淺取決于人均自然資源的豐富 程度和人口規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資源越豐富、人口規模越大，能夠動員的時間就越長，資源的動員也越容易。然而，東亞經濟的人均資源短缺，人口規模相對小，這是其推行趕超戰略的不利條件。例如，臺灣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試圖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第二年就出現了由補貼造成的政府財政赤字以及隨之而來的 惡性通貨膨脹，因而難以維系。此后，盡管政府提倡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護補貼，企業只能進入到符合比較優勢、有自生能力的部門，并因此 一步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韓國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20世紀60年代樸正熙執政時，為了維持經濟穩定，曾一度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之后在1973年 推出重機械制造業、重化工產業優先發展政策，但繼而引發了1973、1974的惡性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超過20％），政府雖然表面上未放棄該政策，但為 企業提供的保護補貼越來越少。這一政策在樸正熙于1979年遭暗殺后基本被放棄，韓國大財團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只能回到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產業發展。新 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為各自的經濟體內只有幾百萬人口，不可能發展重工業。由此可見，東亞新興經濟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源所限。

資源約束的影響在中國長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體現。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時期內，人均資源都非常有限。前現代社會的中國相對西方而言發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 實上每個人都接近饑餓的邊緣。因而，中國文化長期強調實用主義、實事求是。從儒家講的“中庸”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現在的 “與時俱進”，都體現了不追求簡單完美的意識形態、不受教條主義影響、根據現實調整政策的文化傳統。而中國、越南從70年代末開始轉型，之所以采取雙軌 制、漸進式的轉型方式，還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國和越南的轉型多為第一代領導人所推動，而在東方權威主義的社會中，領導人的權威來自于其所能夠給老百姓 帶來的好處，來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確性。由于第一代領導人同時也是計劃經濟的推動者，其不能、也很難完全否定計劃經濟，只能對計劃經濟進行“摸著石頭 過河”式的修修補補。

現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已成為共識。但是，中國的改革經驗是否可以為其他轉型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所借鑒？需要注意的是，蘇聯、東歐在20世紀80年代也曾 經推行漸進式改革，但沒有成功。漸進式改革成功與否也同實施方法、方式有關。蘇聯、東歐的改革與中國、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幾方面的根本差異：第一，蘇聯、東歐在改革的時候，沒有給予企業定價權，仍由國家完全控制價格，而在中國，計劃內的價格由國家制定，計劃外的價格由企業根據市場制定，其間存在很大的差 異。微觀主體會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蘇聯、東歐企業面臨的產品邊際價格低，因而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的積極性低，而中國和越南的企業對邊際價格做出反應的積 極性高。第二，在蘇聯和東歐，原來受抑制的輕工業部門準入障礙很多，資源配置效率難以得到改善。而中國則鼓勵鄉鎮企業、民營經濟、三資經濟等進入輕工業部 門，從而提高了微觀主體的積極性和資源配置效率。第三，蘇聯、東歐給予企業的自主權是制定工資的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廠長、經理自然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 資率，從而引發工資膨脹。而在中國和越南，雖然推行了利潤留成制，但企業的工資總額受到限制，因而沒有工資帶來的通貨膨脹。第四，在蘇聯和東歐，工資上漲 引發了市場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國、波蘭、匈牙利都曾通過大量借外債、大量進口而滿足消費者需求，國家負債大大提高，難以持續。與之相對，在中 國和越南，工資增長不多，而資源配置得到改善，生產效率提高，市場豐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續增加，外貿盈余增加，國家宏觀穩定性越來越好。

由此可見，同樣是漸進式改革，改革成效還依賴于具體的操作方式。中國、越南、東亞的改革對于其他轉型國家具有以下借鑒意義：第一，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實施 多勞多得制，提高微觀主體積極性。第二，因為有一大批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需要獲得保護和補貼，在條件沒有改變前不能減少補貼，但要放開原先受抑制的部門，因而要在資源配置上實施雙軌制，并進而需要在價格上實施雙軌制。第三，微觀主體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雙軌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來越低，則雙軌向市場單軌的轉 變時機已成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斷完善。這樣，就可以分幾步“跳過”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鴻溝”。總結講座的所有內容，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在現代經濟（工業革命后的經濟）而言，技術升級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社會而言都是其經濟長期增長的最重要動 力。如果沒有技術的不斷變遷，經濟必然停滯。

第二，思想、認識、社會思潮，是決定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利用后發優勢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個國家對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 稟賦結構）有足夠的認識，并據此制定政策，就能夠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第三，對發展中國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個國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給定、無法選擇，而政府擁有強制力，其政策的正確與否決定這個國家的制度安排是否 有效率。

第四，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是該國產業、技術選擇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個給定的時點，要素稟賦給定，決定了該時點社會的總預算。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一個國家 資本、勞動的相對價格，從而決定了這個國家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最有效率的產業和技術選擇。

第五，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最重要的經濟原則。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競爭優勢，落后國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較優勢。第六，企業的自生能力在現有經濟學中尚未得到認真研討，但這是了解一個發展中國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為了保護由錯誤戰略造成的、沒 有自生能力的企業而形成的。

最后，在轉型過程中，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如果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轉型路徑，則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 下，也有可能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并不是命運。如劉易斯所講，所有的國家都有機會。如果它們有勇氣抓住自己的機會，有好的領導和政府，在適當的 時間引入適當的政策，那么這個國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東亞、八十年代的中國和越南那樣突然實現經濟的起飛。當然，政府領導人需要有勇氣和正確地認識做出 發展決策。東亞經濟和中國、越南的成功既有運氣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 界，亦即要在作決策時認識到所要決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第五篇：林毅夫：扶貧政策的幾點建議

林毅夫：扶貧政策的幾點建議

●按國際標準重新確立貧困標準。這樣既有利于和世界減貧工作接軌，也有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

●要在完善開發式扶貧的同時，側重對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開發”，通過推動基礎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訓來提高貧困人口適應市場的能力和通過成功的人口遷移來獲得非農就業機會的能力

●發揮民間組織在扶貧中的作用。我國社會中已經有一個相當大的高收入人群，以非政府組織來動員這個人群，為低收入困難群體狀況的改善出錢出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扶貧實踐的快速發展，我國貧困問題的特征也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給我國的扶貧工作帶來了一些新的挑戰和問題。根據這些年來對我國扶貧工作所做的研究，提出以下八點建議：

一、按國際標準重新確立貧困標準。

我國目前農村極端貧困人口的標準是人均年純收入625元以下，這個標準是1986年開始大規模扶貧時，按照當時解決溫飽的要求制定的，已經不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目前我國測算農村低收入貧困人口的標準，實際上與世界銀行提出的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天1美元收入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十分接近。建議直接采用這個標準，這樣既有利于和世界減貧工作接軌，也有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

二、完善開發式扶貧，側重“人力資源開發”。

面向當地自然資源的開發式扶貧是我國過去扶貧工作的特點，對此戰略，應繼續堅持；并逐步增加資源開發的技術含量，以提高開發效率，減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同時在“自然資源開發”的基礎上，應當同時側重對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開發”，通過推動基礎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訓來提高貧困人口適應市場的能力和通過成功的人口遷移來獲得非農就業機會的能力。建議以社區為單位建立社會學習中心，促進基礎教育和成人教育、學校教育和社區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有機結合，逐步將貧困人口集中的貧困社區建設成學習型社區。另外，健康和教育一樣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也應當進一步增加對農村地區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推進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采取特殊措施（如減免費用）以保證合作醫療能夠覆蓋所有貧困人口。

三、實現開發式扶貧和救助式扶貧的有效結合。

在繼續堅持開發式扶貧為主的扶貧活動的同時，也需要考慮到極端貧困人口中相當一部分已經失去勞動能力人口的生活保障需要。因此，應當致力于建立一個以開發式扶貧為主并有針對性地結合救助式扶貧的綜合扶貧體系。

四、建立城鄉統籌的一體化扶貧體系。

城鎮貧困人口和城鄉流動人口的增加要求我們應當盡快建立一個城鄉統籌的一體化扶貧體系。統籌的內容應當包括：第一，在農村地區建立救助制度。其對象既要包括殘疾人、孤寡的老年人和長期因病喪失勞動能力而又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人群；以及因自然和經濟等方面的原因，短期內家庭的收入和消費達不到最低生活標準的家庭。第二，完善現有的城鎮救助體系，對進城務工人員，因災難、短期失業等原因出現生活困難者給以必要的救助。第三，農村和城鎮都需要進行開發式扶貧，扶持的對象主要是有勞動能力但仍然比較貧困的人。

五、建立合理的信貸扶貧體制。

農村貧困人群在進行自然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源開發中都亟需有一定的資金投入，小額信貸可以有效地滿足窮人的資金需求。政府應當在如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首先，應當逐步開放各種類型的小額信貸市場，并建立相應的管理體系和機制；其次，準許小額信貸機構根據市場狀況和運行成本自主決定貸款利率；第三，通過鼓勵競爭來保證小額信貸機構不斷創新、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務質量；第四，政府可以將目前經由商業銀行發放扶貧貼息貸款的資金轉由小額信貸機構來發放。

六、加強各級扶貧領導小組的各項功能。

扶貧是一項系統工程，除了開發式扶貧等各項直接減少貧困的政策之外，各項宏、微觀政策也都會對貧困人口造成顯著的影響。因此，為了有效地減少貧困，需要各個領域的政策配合。建議強化國務院扶貧辦和地方扶貧辦系統在扶貧政策的制定、貧困狀況的跟蹤，以及對各類扶貧投資效果的監測和評估等方面的職能。其他非扶貧部門在制定部門政策、批準建設項目時，也應該和國際扶貧機構一樣，由扶貧辦對這些政策、項目進行評估，防止、減輕對貧困群體的不利影響。

七、發揮民間組織在扶貧中的作用。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中已經有一個相當大的高收入人群，以非政府組織來動員這個人群，為低收入困難群體狀況的改善出錢出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為了提高政府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我國政府也應當著手探索采用競爭性的扶貧資源使用方式，使更多的非政府組織成為由政府資助的扶貧項目的操作者。扶貧部門的職責則是根據非

政府組織的業績和信譽把資源交給最有效率的組織來運用，并對其進行評估。

八、改變增長方式，實現增長和公平的目標。

貧困人口能夠獲取收入的最重要資產是勞動力，勞動力的充分就業無論對于農村扶貧還是城市扶貧都具有關鍵意義。經濟發展的早期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短缺，根據這個要素稟賦的特性，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資本密集

產業中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區段為主，使只有勞動力的貧困人群能夠充分就業，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資本由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由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比較優勢發生變化，才進行產業升級，發展資本更為密集的產業。這樣不僅能夠充分就業，同時勞動力的工資和收入水平也必然隨著經濟發展而提高，增長和公平的雙重目標也就能夠同時達到。而且，遵照比較優勢，整個國民經濟在國內、國際市場都會最有競爭力，國民經濟也就能夠持續、快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