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無訟閱讀｜一文厘清破產重整制度中的債轉股

無訟閱讀｜一文厘清破產重整制度中的債轉股

文/蔡深興 廣東寶城律師事務所 本文由作者向無訟閱讀獨家供稿，轉載請聯系無訟閱讀小秘書（wusongyueduxms）

16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以及《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標志著時隔多年的銀行債轉股再次重啟，將有序開展市場化法治化銀行債轉股作為降低企業杠桿率，增強經濟中長期發展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措施。而破產制度中，債轉股涵蓋范圍不僅限于銀行，債轉股作為解決債務矛盾，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重整程序中已有廣泛應用。但現實中，由于部分重整企業股權質量欠佳，轉股程序不夠科學民主等原因，債轉股成為了部分企業逃廢債的手段，遭到債權人所抵制。要消除債權人的疑慮及抵觸，發揮債轉股方案的作用，則要求債轉股方案本身合法合規，符合市場規律，且有科學民主的方案制定及同意程序。

一、債轉股的概念

所謂債轉股，即指債權債務人雙方通過協商一致對彼此權利義務的性質進行變更，將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轉化為對債務人的股權，由此，債權及從權利消滅，債權人成為債務人的股東。該變更帶來以下結果： 1.雙方權利義務適用的法律有所變化。轉股前受合同法及民法通則調整，轉股后主要適用《公司法》等。

2.實現權利的方式及順位發生改變。一方面，轉股前，債權人權利實現以雙方真實自由的約定為準，不以債務人是否盈利為前提。而轉股后，債權人成為債務人股東，僅能在公司存在利潤時獲得收益分配，且在公司清算時，公司財產僅在清償債務后有剩余的情況下，方可向股東分配。即債權轉換為股權后，債權人的權利實質由在先權利變為劣后于公司債務的在后權利。另一方面，債權人成為了債務人股東后，即獲得了債權人不具有的公司決策權及管理權等股東權利。3.管轄法院不同。

二、重整程序中債轉股

在破產程序中，債務人處于資不抵債的狀態，原則上股東沒有分配權益權，但在重整程序中，由于債務人企業具有重整價值，且在重整計劃順利執行完畢后其法人主體資格依然存續，重整債務人的股權并非毫無價值，只是股東收益權須在充分執行重整計劃，優先保障債權人利益的前提下方可行使，此為重整程序債轉股的價值基礎。

通常情況下，債轉股由債權債務人以簽訂債轉股協議的形式進行，而在破產重整程序中，則是作為重整計劃債權處置方案的一部分，由全體債權人表決通過，或經法院裁定強制執行重整計劃的方式實現。

三、重整程序中債轉股應當滿足條件

（一）重整計劃符合破產法的相關規定

如前所述，重整程序中，債轉股方案作為重整計劃草案中的一部分，其順利進行的條件要求重整計劃無《企業破產法》禁止性規定的情形，且經破產法規定的表決程序經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或符合法院強裁的條件。

即： 1.重整計劃草案無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內容；不存在減免債務人欠繳的《企業破產法》第八十二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以外的社會保險費用的內容；

2.重整計劃草案經債權人會議分組表決，各表決組出席會議的同組的債權人過半數同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債權額占該組債權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重整計劃涉及出資人權益調整事項的，經出資人組表組表決通過；

3.重整計劃草案未通過，但符合《企業破產法》第八十七條規定法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草案的情形的。

（二）債轉股方案符合《公司法》及《公司注冊資本登記管理規定》的相關規定

債轉股通常涉及股權轉讓、重整企業增資等公司適宜，故債轉股方案本身應當符合《公司法》及相關法律法規。但在制定和執行重整案件中的債轉股方案時，管理人往往更多關注《企業破產法》中的特殊規定，忽略了債轉股本身應當滿足的基礎性法律關系中的相關要求。這樣的忽視可能會使債轉股方案面臨被撤銷乃至無效的法律風險，甚至影響整個重整計劃的效力。實踐中，重整程序中的債轉股方案主要有部分或全部債務人股東向債權人讓渡股權的債轉股，參照增資模式的債轉股，以及前兩者模式相結合的債轉股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由債務人全體或部分股東無償轉讓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股份給債權人，其實質為股權轉讓行為，應當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規定股權轉讓的程序性條件。其中，債務人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讓渡方股東應當將債轉股事宜書面通知其他股東，獲得過半數股東同意且所有股東放棄優先購買權。

對于以參照增資進行的債轉股模式，應當視為債權人以其對債務人享有的債權出資。該種模式下，根據出資真實的原則，首先應當保證擬轉股債權真實明確，對此，管理人須對擬轉股債權發生是由的真實性、債權性質、債權金額等要素進行充分審查。其次，債轉股需按照債務人企業增資事項履行相應內外部程序。具體包括：

1.債轉股方案經有效的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通過，做出有效的增資協議。

2.簽署債轉股協議，需由債務人與擬轉股債權人簽訂債權轉讓協議，就轉股債權的數額、債權作價金額、轉股價格、出資作價比例等事項予以明確。

3.自增資決議做出后30日內，完成相關的工商登記。以上是《公司法》及《公司注冊資本登記管理規定》對債轉股的實體及程序要求，在《企業破產法》對債轉股沒有做出特別規定的情形下，重整程序中的債轉股仍應符合《公司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但在重整案件的實踐中，債務人及管理人往往未考慮到債轉股區別于普通債權處置的特殊性，忽視了《公司法》中關于股權轉讓、增資及召開股東會（股東大會）的程序要求。如涉及債務人股東讓渡股權的，實踐中通常通過召開出資人會議表決通過《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該出資人會議實質為股東會（股東大會），但債務人或管理人往往沒有按照《公司法》要求履行召開股東會(股東大會）的提前通知義務。根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這些程序性瑕疵可能導致《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被撤銷。

（三）對于銀行作為擬轉股債權人的情形有特別的要求 《意見》及《指導意見》要求銀行債轉股需符合市場化、法治化的原則。故根據兩文件，重整程序中涉及銀行債權轉股權的，還需滿足以下條件：

1.銀行需通過實施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

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銀行參與債轉股，需借助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保險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實施機構。2.債務人企業無《債轉股意見》列明的負面情形； 《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明確了開展銀行市場化債轉股適用的企業和債權范圍，禁止將下列情形的企業作為市場化債轉股對象：1）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尸企業”；2）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3）債權債務關系復雜且不明晰的企業；4）有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

破產案件中，銀行債權人是較為常見且重要的一類債權人，這就要求債務人和管理人制作涉及債轉股的重整計劃草案時，應特別注意擬轉股債權人有無包括銀行，擬轉股銀行債權人是否有借助相關的實施機構，債權轉讓方案是否符合《指導意見》的相關規定。值得注意的是，新規的市場化原則要求銀行、企業和實施機構自主協商確定債權轉讓、轉股價格和條件，這與破產法規定的重整計劃表決制度有一定的沖突。市場化債轉股強調市場化運作，自主協商，明確政府不得強制企業、銀行及其他機構參與債轉股。而《企業破產法》中重整計劃的表決則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并且破產法賦予法院在特定情形下，裁定批準未經全部債權組通過的重整計劃草案的權力。如此一來，實踐中部分銀行債權人反對但仍經各組表決通過或經法院強制裁定批準的債轉股重整計劃的合法性就面臨質疑。雖然，《《企業破產法》》作為上位法效力等級高于《意見》及《指導意見》，且《意見》及《指導意見》中關于銀行債轉股需以充分協商為前提，不得強制企業、銀行及其他機構參與債轉股的規定是否為強制性的效力性規定有待考究，但從《《企業破產法》》的立法宗旨來看，重整制度不應是侵害債權人利益的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債權處置債權人僅是對債權清償期限、債權利息或部分債權數額作出權益讓渡，債轉股系將債權人之權利轉化為實現順位上次一等級的股權，更應注意對債權人的選擇權益給予程序上的保護，此保護包括充分的信息披露、協商自愿程序及替代方案的設置等。充分的信息披露要求制定重整計劃草案時應有中立的評估機構對重整企業股權價值進行公平公正的評估，重整計劃草案要對轉股債權作價金額、股權定價、股權收益方案的合理性進行充分論證，以證明轉后的股權具有市場價值，消除債權人對于債務人利用債轉股“逃廢債”的疑慮。原則上，制定重整計劃草案時應與所有擬轉股債權人進行協商，由債權人自行選擇，不宜在未經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強行要求債權人同意。同時，債權人不同意債轉股的，重整計劃中應當有對應的替代清償方案，不宜濫用多數決強制通過未規定合理的償債選擇權的重整計劃草案，法院更不能濫用強裁權，強制進行債轉股。

四、重整程序中債轉股方案的實施建議

1.對債轉股方案進行詳盡的合規性審查，避免出現效力瑕疵； 2.提前按照《公司法》規定的程序召開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通過轉股、增資及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保留相關決議文件作為證明債轉股方案合法性的證據； 3.選擇中立第三方評估機構對重整企業股權價值進行評估，充分論證債轉股方案的科學性及合理性，消除擬轉股債權人的疑慮和抵觸情緒；

4.制定債轉股方案時要與擬轉股債權人充分協商，爭取債權人的同意；

5.要在制定債轉股方案的同時設置公平的替代償債方案； 6.重整計劃草案批準后，按照《公司注冊資本登記管理規定》就債轉股事宜辦理工商變更登記。

綜上，債轉股成為火熱話題，但重整程序中的債轉股更應審慎，合法合規是根本，充分尊重，有效保護債權人的選擇權是關鍵。望債轉股能成為挽救重整企業，化解債務風險的一劑良藥，而非毒藥。

編排/李玉瑩責編/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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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國破產重整制度的完善

我國破產重整制度的完善

我國于2006年8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企業破產法》)是我國企業市場退出的標志性法律，首次引入了破產重整制度，它從而使我國企業破產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企業破產法》第八章設立的破產重整制度，與傳統意義上的破產清算不同，它是指對已具有破產原因或有破產原因之虞的而有再生希望的債務企業不立即進行清算，而是在法院主持下由債務人與債權人達成協議，制定重整計劃，規定在一定期限內，債務人按一定方式全部或部分清償債務，同時債務人可以繼續經營其業務，從而挽救債務企業生存的法律制度。1破產重整制度又稱破產保護或公司更生制度，其目的在于避免因企業破產清算而帶來的職工失業、資源浪費、社會震蕩、經濟波動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再生一個有持續發展力且財務健康的企業，并借此平衡保護債權人、股東、員工、關聯企業等利害關系人的利益，進而維護社會經濟關系的穩定。

近年來，全國各級法院成功審理了一批破產重整案件。這些案件充分運用破產重整制度，幫助陷入困境的企業獲得新生，為應對金融危機，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運行秩序和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并為我國破產案件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和鮮活的審理經驗。其中，最為大家熟知的案例，莫過于蘇州雅新公司和北京五谷道場的重整成功。蘇州雅新公司于2008年宣告破產重整，創造了近25億元債務獲100%清償的經濟奇跡，得到了省市兩級政府的充分肯定，已被中歐商學院列入經典教材案例。2五谷道場經過破產重整，如今依然是全國方便面制造企業領域的翹楚。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破產重整的法律規定過于簡單和原則，有些規定缺乏配套銜接和操作性不強，加之法律之間存在沖突，很多地方尚需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和完善。針對破產重整制度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缺陷和問題，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一、細化申請重整的法律要件

申請重整的法律要件主要包括實體要件和程序要件兩部分的內容。《企業破產法》申請重整的實體要件比較模糊，應當明確界定。

（一）啟動重整的事實狀態認定

重整原因指的是法律規定的可以對重整對象開始重整的事實狀態。我國《企業破產法》在第2條規定，重整原因包含兩類情形：一是當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二是當企業法人有可能喪失清償能力的。重整原因中，《企業破產法》“有明顯喪失清償能力可能”的表述過于含糊，不好界定，建議司法解釋細化其界定標準。筆者的具體建議為：債務企業在60天內對其50%的到期債務不能支付或到期債務超過其資產達60天以上時間的，可視為“有明顯喪失清償能力可能”的情形，這樣規定非常明確，方便操作。

（二）科學界定申請重整的主要對象

法律并沒有將重整企業的規模設定為受理條件，但顯然大中型企業適用重整更為適宜。重整與和解的差異之一是重整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而和解不限制。一般大中型企業的固定資產在貸款時都設定了擔保，必須經過重整程序才能限制擔保物權行使，維持企業經營。而小型企業不一定存在固定資產擔保問題，可以引導他們運用成本更低、時間更快的和解程序。當然，實務中并不排除重整對中小企業的適用，具體應由法官審查債務人企業情況后再作裁量。

（三）建立啟動重整的聽證程序

要從經濟價值角度對重整企業提出再建價值和再建希望的要求，并以此為核心建立啟動重整的聽證程序，貫徹司法民主原則，確保公正。該程序的設置，一是可以繼續實踐預審重整計劃草案，完善立案前的前置審查程序，提前向政府匯報重整方案，預先落實重整資金來源等方法。二是可以使由法院主持，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參加，債權人、債務人企業及其主管部門參與再建價值與再建希望預估機制得以實現。三是將利害關系人集中在一起，讓他們充分表達請求和意見，可以使法院的居中裁判效能充分發揮出來。

應當制定相關聽證規則，以增加破產重整案件審理的透明度，實現審判的公平公正，同時要注意提高聽證效率。

（四）規制重整申請書的內容

重整申請書除應滿足《企業破產法》第8條規定要求外，還應該包括以下的內容：(1)主管機關提供幫助和支持的意見，如涉及國有資產或上市公司的，應當具有國有資產或證券監督管理部門同意和認可的意見；(2)注入資金的來源，如相關金融機構愿意提供融資的證明或新出資人承諾注入資金的證明；(3)債權人同意減免債務或將其債權轉為股權的證明；(4)普通債權人的債權利益得到保護的證明；(5)擔保債權的清償方案；(6)更換管理層的方案；(7)職工安置和裁員補償方案；(8)債務人提供重整申請的商務可行性報告。

二、明確和擴大破產重整申請權人的范圍

申請權人指依法有權提出或向法院提出啟動重整程序的法律主體。3我國重整程序規定，有三類法律主體可以作為申請權人，即債務人、債權人和股東。但該規定尚不夠具體明晰，有必要進一步明確有權提出重整申請的主體。

（一）債務人公司申請破產重整的主體

《企業破產法》規定了債務人有權提出破產重整申請，并沒有具體指明誰能代表公司申請破產重整。結合我國《公司法》的規定，董事會的相關權力只限于擬定公司合并、分立、變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并沒有提出破產重整的權利。而股東作為公司的權力機關，有權對公司合并、分立、變更公司的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項作出決議。因此，應當明確，公司的董事會或執行董事均無權就公司的重整作出決議，只能由股東大會作出決議，而后由代表機關代表公司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請。

（二）設置債權人申請的資格限制

《企業破產法》只規定債權人可以提出破產重整，并沒有對債權人申請重整的債權比例作出限定。從維護交易安全和節約司法資源的角度考慮，在今后的《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中，應該對債權人持有的債權比例作出規定。這樣就能避免可能出現的債權人惡意提出申請的情況的發生。建議參照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規定，對債權人申請資格進行限主制，如要求債權金額單獨或聯合達到公司實收資本或已發行股份總額的10%以上的公司債權人才能申請對公司開始重整程序。

（三）政府有權對影響國計民生的大型企業啟動破產重整程序

為做到既允許破產，又不至于引起大的金融波動，應當借鑒國外的成熟做法，允許政府對大型企業的破產重整申請，以便注入巨資挽救企業。如美國財政部提供300億元美元資金注入“新通用”，使有著百年輝煌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破產保護得以成功，實現盈利，緩解了通用汽車破產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嚴重沖擊。

三、規范法院對重整申請的審查

法院對重整申請的審查分為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兩種。法院在收到重整申請后，應首先審查申請的形式要件是否具備。對重整申請的實質審查應重點放在債務人是否瀕臨破產、有挽救緊迫性兩個方面并作出專業性判斷，防止假重整真逃債的現象發生。

（一）法院依職權進行實質調查的情形

法院進行實質調查的形式主要是征求各方面意見或選任重整檢查人直接對債務人進行調查。調查的范圍應包括：(1)債權申報的真實性；(2)債務人資產負債情況、財產狀況、設置物權擔保的情況；(3)利害關系人之間對破產申請的不同申請理由，如債權人申請清算而債務人申請重整的原因；(4)股東、債權人提出重整申請的，法院應當及時將申請書送達該公司即被申請人處，并要求被申請人在指定期限提供相應的答辯意見和證據。

（二）規范法院對重整申請的審查重點

法院對債務人重整申請的審查，除破產法第8條規定的應提供的材料外，還應包括債務人提供的重整可行性報告。雖然對下一步的重整計劃是否可行更多是商業判斷而非法律判斷，讓法院審查可能是個難題，但在啟動重整程序時完全不考慮商業可行性，有申請就受理，將使債權人的利益受到嚴重影響，使重整成為債務人抗拒債務履行的武器。首先，重整可行性報告中的營業保護機制應成為重整申請審查的重要議題。因為只有通過營業才能保留營業的營運價值，才能恢復盈利能力和完成債務清償，才能維系各種投資者的利益，實現社會政策所追求的效率和公平價值。其次，重整是否具有可能性。如果債務人大多數固定資產都設置擔保，大量債務進入訴訟執行階段，不受理案件會使企業因財產被執行而無法挽救，同時其資產業務情況又具有挽救希望，就需要啟動重整程序。

（三）設置專門的重整調查人制度

在重整申請后至重整申請受理前這個時間段，如何對債務企業進行檢查和監督，《企業破產法》沒有涉及，這是法律的缺失。建議最高法院制訂司法解釋時，增加設立重整調查人的條款，規定法院在重整申請的受理階段，無論債務人是否申請自行重整，均由法院直接指定重整調查人。重整調查人可由注冊會計師擔任，其主要工作是受法院委托調查債務人財產負債狀況，視其財產是否能夠保障破產重整程序費用。調查費用由當地政府支付。發現債務人沒有財產，直接終結案件。如債務人具有一定財產，并符合其他條件，則啟動破產重整程序，再正式指定破產重整管理人。4

四、完善重整期間的相關規定

《企業破產法》第72條規定，自人民法院裁定債務人重整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終止，為重整期間。重整期間是重整程序開始后的一個法定期間，其目的在于防止債權人在重整期間對債務人及其財產采取訴訟或其他程序行動，以便保護企業的營運價值和制定重整計劃。《企 業破產法》中在有關重整期間的規定過于簡單，應該加以明確和完善。

（一）規范重整期間的自由裁量權

法官自由裁量權因其運行過程中的不確定，常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我國《企業破產法》在重整期間和破產重整案件審理周期的問題上，并沒有對其作出具體的程序性規定，而是給出了一個模糊的期間。重整期間究竟是長還是短，自由裁量權由法官行使。為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充分發揮程序功能作用，增強司法公信力和透明度，強化審判監督，從保護債權人利益和盡可能挽救企業出發，根據司法實踐經驗，筆者建議將重整期間限定為1年為宜，以有效規范和制約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確保司法公正。當重整進展超過上述期限時，無論何種原因，法官應當裁定終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債務人破產。同時，對效果較差的重整，應當及時裁定終結。

（二）立法規定管理人、經營者在繼續經營中的權限

我國《企業破產法》的重整程序中，對繼續營業機構的設計，采用管理人負責主持營業，但可以將營業事務委托給債務人的管理層，并對其實施監督的方案。這樣方案比較謹慎，也比較靈活，為債務人在繼續經營企業中發揮作用提供了一定的機會。但破產企業重整權委托給管理人，管理人又委托給經營人，在法律邏輯上構成雙重委托管理，這種雙重代理會增加代理成本，實踐中也很難區分破產重整企業在繼續經營中哪些是管理人的權限，哪些是經營者的權限。為此，需要科學制定管理人、債務人的職權范圍及重大經營決策的程序性規定，為順利進行破產重整提供保障。

（三）構建重整期間財產使用和處分的規范

財產的使用和處分是從事營業的基本手段。關于重整企業的繼續營業，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要平衡好為繼續營業而處分無擔保的財產與普通債權人的清償利益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制定重整期間財產的使用和處分方面的管理規范，建立健全監督體系，是解決當前法律缺失的根本方法，具體建議為：(1)與日常營業無關的處分行為和設立財產擔保的行為，須經法官批準始得進行；(2)出賣或出租無擔保負擔的財產，應當同時報法院備案，以便法院監督；(3)管理人可提請法院對債務人管理層發布相關司法限制或禁令，限制債務人對財產進行處分。

（四）對重整期間新債權賦予優先清償地位

對債務人企業的繼續經營業來說，取得資金是至關重要的。我國處理重整案件的經驗證明，受托管理人、債務人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是在重整計劃制定和通過期間為營業的進行提供資金。獲得資金對于幾乎所有的企業復興程序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一個重整企業獲得資金總是比一個正常營業中的企業困難得多。其原因很簡單：重整企業處于瀕臨破產狀態，信用基礎較差。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強化對新債權的保障，即賦予其優先受償地位乃至提供財產擔保。建議增加如下規定：企業因繼續營業而合法發生的債權，到期隨時支付；如果未支付，當出現企業全部轉讓或者破產清算情形時，這些債權在清償中應優先于除勞動債權以外的其他所有債權，包括享有優先權或擔保權的債權。這樣規定意味著，為繼續營業而取得的貸款或者負債，不僅享有隨時支付的地位，而且享有優先于擔保權而受清償的地位。

（五）規制重整期間擔保權行使的規定

《企業破產法》第75條規定：在重整期間，對債務人的特定財產享有的擔保權暫停行使。但是，擔保物有損壞或者價值明顯減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擔保權人權利的，擔保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恢復行使擔保權。執行上述規定，需要考慮在企業拯救與債權人保護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建議作出如下補充規定：在擔保物因使用而價值減少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判令向擔保權人定期支付相當于該減少價值的現金，或者以其他財產提供替代擔保。

（六）設立限制措施保護無擔保債權人的利益

繼續營業通常伴隨著重整企業資產減少和債務增加，這可能涉及無擔保債權人的清償利益。因此，重整開始后，為了盡可能地減少無擔保債權人可能蒙受的損失，應該對重整中的借款行為規定一些限制性措施：如借款的使用必須限定用途并受到控制和監督；經利害關系人請求，法院可以裁定停止債務人的部分營業，或者對營業活動作出必要的限制。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使保護無擔保債權人利益具體化、規范化。

（七）法官與管理人在重整期間的職責應當分工明確

破產法官專司案件的審判，有關破產重整事務則由破產管理人負責。破產管理人在其職責范圍決斷，依法行使職權，不必要事事請示法院，處分時只是通知法院，而非請示法院。這樣做，可以克服目前管理人事必請示法院決斷的弊病。而法官的主要職責是：(1)決定采取調查、保全措施；(2)監督破產重整管理人；(3)決定破產重整管理人費用；(4)及時發布法院的破產重整決定和裁定等。

（八）規范重整計劃批準前重整程序終止的效力

我國《企業破產法》對重整程序在不同階段的終止作了規定，但對重整程序是在重整計劃批準前終止的法律效力未作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認識不一。參照有關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實踐，筆者認為，重整程序終止發生在重整計劃批準前的，應當發生下列法律后果：(1)對于非依重整程序不得行使的債權均解除限制，債權人可依一般民事程序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2)中止的破產清算程序或破產和解程序以及民事訴訟或者執行程序等均得以恢復；(3)重整程序終止前發生的共益債務和共益費用仍然作為破產清算程序中的共益債務和共益費用，由破產債務人的財產隨時支付；(4)在重整程序進行過程中，相對人與重整企業進行交易所得的財產或權利，不因重整程序的終止而失去法律效力。(5)因裁定重整而停止行使職權的債務人的有關機構恢復權利。

五、進一步完善重整計劃的制定規則

重整計劃是重整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定文件。它是債務人、債權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在協商基礎上就債務清償和企業拯救作出的具體安排。因此，應當建立和完善重整計劃的制定規則，具體建議如下：

（一）擴大重整計劃制定的主體范圍

《企業破產法》第79條規定重整計劃的制定主體是債務人或管理人，但對其他人是否可以制定和提出重整計劃未作規定。筆者認為，從重整計劃的可操作性出發，除債務人、管理人外，債權人、占債務人注冊資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資人或新的出資人均可作為重整計劃制定的主體。這樣規定，有利于重整計劃的執行。

（二）制訂重整計劃必須聽取各類主體意見

根據《企業破產法》第3條的規定，管理人的主要職責，除了掌握和經營債務人的資產和營業外，就是在債務人的協助下制訂重整計劃。重整計劃的制定實際上是一個協商過程。因此，管理人在制作重整計劃時，應當廣泛聽取債權人、出資人、經營者、供應商、銷售商、消費者、工會和職工代表的意見，使重整計劃更加切合實際，平衡保護各方利益，有利于當事人多贏，促進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企業破產重整中的職工權益問題事關社會穩定和程序正義，應當引起足夠的注意。應細化職工在破產重整中享有的知情權、參與權、表述權、監督權，公開安置方案、財務狀況等。此外，要明確工會在重整中享有的平等協商權、談判權、交涉權和請求處理權的具體內容，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切實尊重職工民主權利，維護職工權益，保證企業破產重整工作順利進行。職代會在重整中的作用也應當明確。

（三）嚴格逾期提交重整計劃的條件

《企業破產法》對重整計劃的提交時間作出了要求，債務人或者管理人自人民法院裁定債務人重整之日起6個月內，同時向人民法院和債權人會議提交重整計劃。逾期無法提交，經債務人或者管理人請求，有正當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3個月。由于市場的瞬息萬變，9個月的時間，一方面可能會使債務企業的營運價值大大降低，這對以后的挽救債務企業非常不利；另一方面，9個月的時間足以發生債務人利用重整程序對其他程序發生阻斷效力而進行逃債的情形，這會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因此，對“正當理由”應當確立兩個原則：一是準備延長計劃提交期的債務人或管理人應該向法院提供充足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延長是善意的。二是延長行為對債權人而言是安全的。否則，法院不能允許債務人或者管理人獲得3個月的延長期。

六、統一破產重整計劃的審查標準

重整計劃是重整程序的核心和靈魂，法院的批準是重整計劃的必要條件，是司法權力在重整程序中發揮作用的重要體現。實務中，要加強重整申請審查，防止重整制度濫用。

（一）明確重整計劃的審查重點

根據重整程序所要實現的目的，對重整計劃的審查，重點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審查重整計劃是否符合債權人最大利益。第二、審查重整計劃是否符合公平對待原則。第三、審查重整計劃是否具有成功的可能性，防止債務人假借重整之際逃避債務，損害債權人的利益。第四、審查重整計劃的內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如果債務人的經營方案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或者應經國家有關部門的行政許可而未獲許可的，法院不能裁定批準該重整計劃草案。第五、審查重整計劃的表決情況是否符合《企業破產法》的程序規定。第六、審查債權人的最低清償限度及清償的順序。第七、審查股東利益調整的公正性，慎重把握原股東利益削減。

（二）保證重整計劃反對者的法定既得利益不受損害

《企業破產法》主要考慮以分組團體為單位的公平，沒有考慮到組內個體間的公平，尤其是對反對者法定利益的保護。筆者認為，法院在審查重整計劃時，不管是正常審批還是強制審批，必須重點審查各組(即使通過重整計劃)反對者的法定既得利益是否受到損害。因為，債權人會議不過是自治團體，其多數表決不能剝奪少數反對者的法定既得利益。要保證反對重整計劃草案的債權人或者出資人在重整程序中至少可獲得他在破產清算程序中本可獲得的清償，即要保護對重整計劃持反對意見的少數派的既得利益。5 強制審批時對于普通債權人的清償比例是模擬計算的，普通債權人有權對重整清償率是否實質高于破產清算率等問題以書面形式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組織利害關系人及時進 行聽證，并可以委托中介機構進行重新測算。在審查重整清償率是否實質高于破產清算率時，應對延期清償給債權人造成的損失給予不低于法定利息的補償。此外，對股東利益調整的公正性也要進行審查。在重整案件審理中，法院要精確衡量各方利益博弈交匯點，慎重對待、妥善處理削減出資人權益的重整計劃。6總之，要強調重整計劃的合理性，防止強制批準裁定埋下隱患。

七、強化對重整計劃執行的監督和制約

重整計劃的執行是對重整計劃的具體實施，是重整程序的最后落腳點。我國《企業破產法》規定，重整計劃由債務人負責執行，由管理人監督重整計劃的執行。但規定比較籠統，不夠明確。為保證重整計劃執行的公正及不發生偏頗，有必要作一些補充規定。

（一）法院應成為重整計劃的執行的獨立監督主體

重整計劃通過后應加強計劃執行的監督，盡可能避免因重整計劃無法執行而破產。《企業破產法》第86條第二款明確規定：“自重整計劃通過之日起十日內，債務人或管理人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批準重整計劃的申請。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符合本法規定的，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裁定批準，終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依據該規定，人民法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之后，即可以進行案件報結。此時報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法院的結案率，但也會引發一系列的后續問題，如案件報結之后，法院應以何種身份對重整計劃的執行進行監督。如北京市房山法院在審理五谷道場一案時，在重整計劃批準之時并未立即進行案件報結，這一做法使得房山法院在重整計劃的執行階段進行了有效的監督，對重整計劃執行階段遇到的法律問題及時向上級法院進行了請示匯報，促成了本案的審結。

法院在重整計劃的執行過程中應成為獨立的監督主體，重整計劃的執行人、監督人應當每月向法院報告重整計劃的執行情況，法院應當切實地履行監督職責。當然，這種監督，亦需要有一個合理的限度，否則，沒有約束力的權力最終會導致腐敗，致使重整計劃的執行又走向另一個誤區。

（二）明確管理人在重整計劃執行監督期內的職權

管理人在監督期內享有何種權力，《企業破產法》并無明文要求。筆者認為，管理人在執行職務時，享有下述職權：(1)公司財務檢查權，檢查中發現疑問可以以債務人企業的名義委托注冊會計師幫助復審；(2)監督董事、經理執行重整計劃的行為，當董事、經理的行為偏離重整計劃時，有權通過法院要求董事和經理予以糾正；(3)對公司特定業務具有同意權，管理人雖不具有業務執行權，但對公司特定業務具有拘束的權力，從而使管理人一定程度上限制債務人計劃執行的隨意性。這些特定事項應當包括印章的監督、重整計劃的事前許可、資金監管、重大事項報告、定期匯報。7

（三）規定計劃執行監督期內債務人的主要義務

在重整計劃執行監督期內，債務人有義務向管理人、法院報告重整計劃的執行情況和財務狀況。《企業破產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報告的方式。筆者認為，債務人應盡善良的注意義務，按照法院的規定和管理人的要求，每月定期匯報情況。匯報的內容包括債務的清償情況、經營行為、重大的人事變動等。同時每月定期向法院和管理人報送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財務狀況變動表、財務情況說明書、利潤分配表等財務報表，使法院和管理人的監督真正落到實處。

（四）制定重整計劃的修改條件

從原則上講，法律應當允許重整計劃因某種特殊情況進行適當的修改，這一點不難理解。我國《企業破產法》對這個問題沒有提及，但實踐中已經碰到這類問題，這就需要考慮對此問題作進一步的明確。在重整計劃執行過程中對計劃進行修改，同樣要符合重整法律的各項原則及相關規定。因此，對重整計劃的任何修改都必須得到債權人會議的同意和法院的批準，且不能適用法院強行批準制度。

八、改進破產重整管理人的選任模式

《企業破產法》設立了管理人制度。在整個破產重整過程中，“管理人”幾乎遇到了中國民商法領域的所有法律問題，也遇到了中國法律上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的大量法律問題。因此，管理人團隊的選任和建設就顯得非常之重要，應當進一步完善破產管理人制度。

（一）引入管理人競爭機制

應當公開管理人的聘用條件，管理人的整個選擇過程應當充分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實踐證明，法院目前采取“抓鬮”方式確定重整管理人，并不是一個最優選擇。8在指定重整管理人過程中，法院應更多地征求債權人的意見，將權力更多賦予債權人，同時引入競爭機制，讓有關單位、中介機構針對個案出具完整的工作預案，在基本符合個案管理人要求的基礎上，再通過公開搖號的方式來確定具體案件的重整管理人，不宜采用單獨的隨機方式產生。這樣做有利于減輕法院的負擔，比純粹的搖號更好。

（二）探索建立破產管理人行業協會和管理人職業化制度

我國企業破產法司法實踐雖然將與破產事務最相接近的律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及相關中介機構作為管理人的選用范圍，但建立一支真正符合上述要求和職業管理人隊伍仍任重而道遠。9為加強管理人隊伍的長效管理機制，建議設立破產管理人行業協會，由該行業協會對破產重整中介機構進行分級管理和行業自律。不同等級或資質的管理人，按照債務人企業重整難易程度和規模大小，由相應等級的管理人出任。同時要完善對管理人的考評機制，建立管理人的業績檔案。考評可由法院或行業協會定期組織，采取向債權人、債務企業、出資人、職工、工會等主體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按照考評業績對中介機構進行等級維持、下降或上升的確定，把那些評價不好的中介機構納入“黑名單”，將之從管理人名冊中剔除，對管理人名冊實行動態管理，以不斷優化管理人的隊伍結構。與此同時，要逐步建立管理人職業化制度，加強對管理人的培訓。

九、加強地方政府在破產重整案件中的監管職責和救助措施

破產重整的意義在于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分利用、整合社會資源，維護社會穩定。應立法明確地方各級政府在破產重整案件相關社會問題解決上的法定職責與社會責任，對屬于地方政府職能的事項作出原則性規定，規范和制約政府影響破產重整案件的行為，以彌補《企業破產法》在這方面的不足，并制定具體措施防止其向法院推脫責任或將解決社會問題的成本轉嫁給債權人、新出資人承擔，保障審理破產重整案件的寬松環境。筆者認為，諸如職工的就業安置、社會救濟，制定對破產重整企業的鼓勵政策，協調不同政府機構間對重整的配合工作，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和資金保障機制，維穩工作等問題應屬于地方政府的職責，各級政府應積極履行上述職責。同時，應避免政府政策過度干預市場，在充分發揮地方政府 9 資源整合、行政動員和局面控制的作用時，要防止其越位干涉。地方政府不得干預法院對案件的審理工作，其對破產重整案件的介入應該適當，并與市場保持一定距離。地方政府的職責明晰了，有利于發揮地方政府在破產重整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引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應立法確立由政府設立、官民出資的企業破產基金和職工工資墊付制度，專門幫助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重整，確保勞動者的利益在破產重整中能夠及時得到保障和實現。對于政府或第三方的墊款，應當在破產重整程序中按照職工債權的受償順序在第一順位中優先獲得清償。同時要加快社會保障立法，從根本上解決職工債權的清償問題。應立法規定，企業股東、董事及高管人員在有過錯時對職工欠薪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企業的破產倒閉往往會導致對銀行、供應商、員工、銷售商以及終端消費者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如果這個企業是超大型企業，影響則會更加大。因此，政府對特大型企業破產重整及時施以援手，有利于社會公共利益，保證員工、供應商、銷售商的就業與生存。但政府出手救助不能背離市場競爭法則，應當注重正當性。政府幫助大型企業通過破產重整迎來新生的過程必須是迅速高效的，結果必須是債務企業更穩健、更具競爭力。

十、重點解決好重整中的法律沖突問題

企業重整涉及公司法、證券法、稅收征管法等諸多法律及行政權與司法權的交叉與界定。10但目前這些法律及相關行政規定均是對正常經營狀態企業的調整，對重整中出現的如債權流轉、債轉股、新股或債券的發行、資產置換等問題均缺乏有針對性的調整措施，有的法律規定之間不統一，甚至存在矛盾，給司法實踐帶來許多困難，阻礙企業重整的順利進行。所以，建議立法機關盡快修改公司法、證券法、稅收征管法、勞動法等法律，抓緊制定《企業破產法》實施條例，從立法上對破產重整制度程序、實體方面存在的問題加以規范和統一，以解決現行重整制度中的法律沖突和法律欠缺問題。有關部門應協調解決相關問題，使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共同圍繞企業破產重整制度進行規范，建立健全配套制度，增強法律規定的操作性，從而確保企業破產重整制度正確有效進行，更好地貫徹實施企業破產法。

（一）盡快制定特殊企業主體破產重整的實施辦法

對特殊主體如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公用企業等破產重整應根據其行業特點作出詳細規定。以銀行破產重整為例，既涉及經濟法與行政法、民商法的關系，又涉及經濟組織法、客觀調控法、市場規制法的關系，同一位階和不再同位階的法律制度之間存在相互抵觸和相互矛盾的情況。11鑒于破產重整是人民法院主導下的司法程序，行政法規不能超越權限干預司法權，筆者建議由全國人大對銀行破產重整問題以立法形式制定。立法應當注意解決以下問題：第一、銀行破產重整的標準問題；第二、地方政府在銀行破產重整處理中的角色問題；第三、債權人利益保護問題；第四、社會公眾利益維護問題。面對可能出現的銀行破產案件，各級法院應搭建信息交流平臺，加強與金融監管部門的溝通。

（二）應當確立上市公司重整的規則

要加強對上市公司破產重整制度的完善研究，切實解決好行政監管與司法程序的有效銜接問題，促進和保障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1)《企業破產法》沒有規定公司重整的信息披露制度，而《證券法》對破產重整中非常態公司的信息披露也沒有規定。因此，上市公司進入重整中的信息披露義務人等問題急需 加以規定。

(2)在重整計劃中，上市公司發行新股是其融資的重要手段。但證券法律對發行證券公司的盈利能力、凈資產規模有強制性規定。而重整中的上市公司是不可能具備上述法律法規中的條件的。因此，必須在發行新股的批準條件方面作出特殊規定，以保障上市公司能夠順利重整。

(3)簡單地以瀕臨破產的上市公司的“殼資源”吸引買家并以“賣殼所得”償債、完全切斷債務人公司的“延續性”的做法并不應當被列入“破產重整制度”范疇。12

（三）加強破產重整程序與其他程序的銜接

處理好破產程序與執行程序的銜接問題，確保破產財產妥善處理，是重整制度完善的重點之一。雖然《企業破產法》第19條明確：“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有關債務人財產的保全措施應當解除，執行程序應當中止”。但司法實踐中，破產重整程序與其他執行程序的銜接問題卻是影響破產重整案件審理進程的一大難題。如在債轉股重整模式下，債務企業股權保全的解除工作應由原審法院承擔還是由破產重整案件的審理法院承擔。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在不損害債務企業股東、債權人利益的情況下，相關原審法院應當協助破產重整審理法院解除債務企業股權查封。又如，當債務企業凈資產為負時，出資人的股權實際上已無價值，重整前其他執行法院對股權采取的保全措施的效力應該歸無，可由破產重整法院直接以裁定方式認定出資人的股權已無價值，相關行政機關應協助破產法院辦理股權變更事宜。建議日后的司法解釋對股權價值的認定及進入破產重整程序后對出資人股權所采取的保全措施的效力問題作出專門規定。

同時建議相關部門加強和完善破產法律制度建設，構筑民事、行政、刑事法律相銜接的企業破產法律體系。

（四）成立破產法庭及建立重整案例指導制度

為加強對破產重整案件審判工作，建議在全國法院四級系統內設立專司審理企業破產案件工作的破產法庭或建立破產案件集中管轄、集中審理制度，由專業化的審判人員審理破產案件。成立破產法庭，對于貫徹落實企業破產法、統一把握法律適用和裁判尺度，確保企業破產重整案件的正常審理和重整計劃的執行協調，加強破產案件審判理論研究與司法交流，發揮專項審判優勢，提高破產案件的審判質量，具有重要積極意義。破產法庭應當充分重視實踐經驗積累，推動破產法律的立法完善。破產法庭可以設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會可由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專業律師、資深法官組成，專家可以閱卷，向破產法庭提供咨詢意見，也可以擔任人民陪審員，直接參與案件審理，以充分發揮理論研究對于審判實踐的指導作用，以理論創新推動司法實踐創新，提升破產案件審判效率與水平。

上級法院應指導、規范本轄區的基層法院具體適用破產重整制度，加強法律適用問題研究，各法院內部也應作出協調意見，力求避免在實踐中出現操作隨意性大、執法標準不統一的情況。同時要加強審理破產案件法官專業化隊伍建設，實行專業化審判模式。審理破產重整案件的法官素質要求比普通法官高，應當加強法官審理破產案件的業務培訓，如開設有關課程，舉辦破產法論壇，通過講座解析疑難問題等，不斷提高破產案件法官隊伍素質，為企業破產重整制度順利地實施奠定基礎，使每個破產法官成為專家型法官，精通破產重整的各項法律規定，能有針對性地解決破產重整案中的專門性問題。

法律規定總是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又鑒于有些企業破產重整案件的審理結果曾引起多方 爭議，如“東星航空宣告破產案”。13為解決司法實踐中此類問題，維護司法統一和法律權威，強化破產重整案件法律適用的尺度，一個現實可行的途徑是實行重整案例指導制度，做到既有立法規定，又有判例借鑒。應積極發揮破產案件典型案例的示范效應，創新審判指導方式。重整案例工作機構應該在最高法院、地方高級法院的審委會內設。案例發布后，各級法院的破產法庭要及時組織破產案件法官學習討論，借鑒適用于審判實踐，并以此豐富和發展破產重整制度的理論，推動破產重整案件審判質量不斷提高。立法機關應對指導性案例給予及時和充分的關注，并適時進行法律清理和修訂完善。有條件的地方中級以上人民法院還可以嘗試推出破產案件審判白皮書，擴大司法行為服務大局和對社會經濟運行的影響。

（五）加強破產案件司法解釋工作

為了加強對破產重整案件的審判指導，統一裁判規則，有必要對《企業破產法》實施以來重整案件審判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法律障礙進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歸集，在堅持從中國國情和當前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前提下，注意吸納國外破產保護立法例的經驗和案例精華，兼顧國際慣例，及時出臺《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規范和引導破產重整案件的審判實踐。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立法應當做到與時俱進，但完善破產重整制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與市場經濟發展和司法實踐相比，立法滯后于實踐，不完善是絕對的。14依據我國依法治國的方略和大陸法系國家的通例，在破產重整法律規則不完善的情況下，需要司法機關、法官、政府根據法律的價值趨向、原則、精神和運行規律去能動地實踐法治，創造性地運用法律，不斷總結經驗，以司法智慧平衡好各市場主體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正義，確保法律的正確實施，保障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和諧社會的構建。

第三篇：無訟閱讀｜一文總結七類執行案件相關聯訴訟案件

無訟閱讀｜一文總結七類執行案件相關聯訴訟案件

本文由作者向無訟閱讀獨家供稿，轉載請注明作者和來源

在上次所發表的《執行案件類型知多少？》一文中，筆者主要從案件類型角度介紹了執行實施案件、執行審查案件等內容，但由于執行實施案件主要進行財產調查、控制、處分、交付和分配以及罰款、拘留措施等實施事項，而執行審查案件主要審查和處理執行異議、復議、申訴等事項，很多法律問題無法通過執行案件解決，于是便產生了與執行案件相關的訴訟案件，從更大的范圍空間構成了執行案件群。雖然這些案件類型實踐中數量較少，但有時卻能對執行案件的推進或終結產生關鍵影響，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

囿于篇幅，本文著重從關聯角度宏觀介紹執行程序啟動后的撤銷仲裁裁決案件、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案件、代位析產之訴案件、第三人撤銷之訴案件、強制清算案件、破產案件等訴訟案件與執行案件之關系，以期進一步拓展執行案件的辦理思路。

執行案件以及與執行案件相關的訴訟案件

一、撤銷仲裁裁決案件

仲裁裁決作為生效法律文書，是重要的執行依據之一。撤銷仲裁裁決案件是當事人對仲裁機構的仲裁裁決不服而向法院提出撤銷仲裁裁決，由法院對其進行司法審查。執行案件啟動后，在法定期限內，仲裁案件當事人仍然可以向仲裁機構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

《仲裁法》第58條至第61條等條文對撤銷仲裁的情形、期限等作了規定。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全國法院涉港澳商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第30條之規定，當事人申請內地法院撤銷香港、澳門特區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或者臨時仲裁庭在香港、澳門特區作出的仲裁裁決的，人民法院應不予受理。

在執行案件中，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裁決，另一方當事人申請撤銷裁決的，根據《仲裁法》第64條之規定，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中止執行。經過審理，如果仲裁裁決被法院依法裁定撤銷的，執行案件則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57條之規定，裁定終結執行；如果撤銷仲裁裁決的申請被裁定駁回，則執行中止的情形消失，應當恢復執行。

二、執行異議之訴案件

執行異議之訴案件與執行異議案件相銜接，是民事訴訟中的一種新類型訴訟案件。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在第十五節對其進行了系統規定。根據提起訴訟的主體不同，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可以分為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和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規定，案外人、當事人對執行異議裁定不服，自裁定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可以向執行法院提起執行異議之訴。駁回案外人執行異議裁定送達案外人之日起十五日內，人民法院不得對執行標的進行處分。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審理期間，人民法院不得對執行標的進行處分。申請執行人請求人民法院繼續執行并提供相應擔保的，人民法院可以準許。

人民法院通過普通程序審理后，對于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分別情形判決不得執行該執行標的或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對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判決準許執行該執行標的或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對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人民法院判決不得對執行標的執行的，執行異議裁定失效。對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人民法院判決準許對該執行標的執行的，執行異議裁定失效，執行案件應該依職權或申請予以恢復執行。亦即，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審理的結果是阻卻或者許可執行案件對涉案執行標的之繼續執行。

三、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案件

參與分配制度是執行程序中的重要制度，主要解決的是被執行人財產不能清償所有債權的情形下財產如何分配各申請人。參與分配可能涉及多個債權人、多個執行案件甚至多家法院。為保障參與分配的公平性，執行程序中可以對參與分配方案提出書面異議，對此書面異議有反對意見的情況下繼而又通過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的訴訟程序對異議人予以救濟。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規定，多個債權人對執行財產申請參與分配的，執行法院應當制作財產分配方案，并送達各債權人和被執行人。債權人或者被執行人對分配方案有異議的，應當自收到分配方案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執行法院提出書面異議。債權人或者被執行人對分配方案提出書面異議的，執行法院應當通知未提出異議的債權人、被執行人。未提出異議的債權人、被執行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未提出反對意見的，執行法院依異議人的意見對分配方案審查修正后進行分配；提出反對意見的，應當通知異議人。異議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提出反對意見的債權人、被執行人為被告，向執行法院提起訴訟；異議人逾期未提起訴訟的，執行法院按照原分配方案進行分配。訴訟期間進行分配的，執行法院應當提存與爭議債權數額相應的款項。

亦即，異議人通過提起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有可能會更正原有的分配方案。

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案件在司法實踐中極少發生，筆者沒有處理過相關案件，經過檢索，也僅查詢到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魯商終字第404號、（2016）魯民終179號等有限案件的裁判文書。

四、第三人撤銷之訴案件

第三人撤銷之訴是賦予案外人對錯誤生效裁判的自我救濟程序，區別于再審程序，其系基于新的事實主張撤銷原生效裁判，從而也就使得既有的執行案件失去了執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四節對其進行了規定。

第三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提起撤銷之訴，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生效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出，受理第三人撤銷之訴案件后，原告提供相應擔保，請求中止執行的，法院可以準許。如此規定的原因是避免因執行程序的繼續進行使得該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第三人撤銷之訴，其結果有可能會改變或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內容的錯誤部分，從而終結或變更執行此部分內容，但原判決、裁定、調解書的內容未改變或者未撤銷的部分繼續有效，仍須繼續執行。

五、代位析產之訴案件

代位析產之訴主要解決的執行案件所面臨的共同共有財產等分割難題。在執行過程中，如果被執行人與他人享有共有財產——比如共同共有一套房產——而未確定各自份額，卻怠于通過析產以份額財產清償債務，損害了執行案件債權人的利益，而執行案件卻無法審查實體權利對共同共有的財產予以分割，此時便由申請執行人依法代替被執行人提起析產訴訟，確認共有份額。

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十四條規定，對被執行人與其他人共有的財產，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凍結，并及時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協議分割共有財產，并經債權人認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有效。查封、扣押、凍結的效力及于協議分割后被執行人享有份額內的財產；對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額內的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予以解除。共有人提起析產訴訟或者申請執行人代位提起析產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訴訟期間中止對該財產的執行。代位析產之訴對于明確被執行人的財產范圍從而加快推進財產處置進度，避免被執行人通過轉移名下財產逃廢債務有較大幫助，同時也有利于通過訴訟程序保障財產共有人的合法財產權益。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現有民事案由規定并未單獨設置代位析產之訴，故不同法院對代位析產之訴采取不同對待方法，區別情況以共同糾紛（下設共有權確認糾紛、共有物分割糾紛等案由）、分家析產糾紛或債權人代位權糾紛等案由予以立案審理，甚至存在立案難得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代位析產之訴案件的應有功能發揮。

六、強制清算案件 強制清算是解決公司清算中清理財產、清償債務并分配剩余財產的特別程序。申請公司強制清算的主體主要是公司的債權人、公司股東。人民法院是公司強制清算的組織者。強制清算案件也是是修訂后的公司法實施以來的新類型案件，在司法實踐中數量也不多。《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釋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公司強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強制清算案件座談會紀要》）是目前規范強制清算案件審理程序的主要規范。

根據《強制清算案件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公司債權人向法院申請強制清算應當提交載明申請人、被申請人的基本情況和申請的事實和理由的清算申請書，以及被申請人已經發生解散事由、申請人對被申請人享有債權的有關證據。需要注意的是，債權人申請強制清算，人民法院以無法清算或者無法全面清算為由裁定終結強制清算程序的，應當在終結裁定中載明，債權人可以另行依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二第十八條的規定，要求被申請人的股東、董事、實際控制人等清算義務人對其債務承擔償還責任。亦即，據此裁定，債權人可以另行依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二第十八條的規定，要求被申請人的股東、董事、實際控制人等清算義務人對其債務承擔償還責任

一方面，公司強制清算案件可以全面清理被執行公司的債權債務情況，現有財產狀況、出資繳納情況、財產轉移情況，為后續追加、變更相關被執行主體提供證據，也為要求清算義務人對債務承擔償還責任提供基礎；另一方面，公司強制清算案件審理周期長，程序復雜，很多程序缺乏規范性標準，耗時耗力，所以對于執行案件無財產可供執行情況下是否嘗試選擇采取強制清算需要成本收益平衡的考慮。

七、破產案件

破產案件是根據債權人或債務人訴請法院宣告破產并依破產程序償還債務。近年來，司法界開始重新審視破產案件，既要依法處置“僵尸企業”，開創破產審判工作新局面，又要將破產案件作為破解“執行難”的重要途徑。除《企業破產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五百一十三條至第五百一十六條新增加規定了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的銜接制度。破產案件可以通過被執行公司退出機制從而實現執行案件的退出機制。通常來講，人民法院受理以被執行人為債務人的破產申請的，有關債務人財產的執行案件應當中止執行。如果未中止執行的，應當依法執行回轉相關財產作為債務人財產。被執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產的，執行法院應當依法裁定終結執行。

在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企業法人符合《企業破產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情形的，執行法院經申請執行人之一或者被執行人同意，應當裁定中止對該被執行人的執行，將執行案件相關材料移送被執行人住所地法院。被執行人住所地法院裁定受理破產案件的，執行法院應當解除對被執行人財產的保全措施。被執行人住所地法院裁定宣告被執行人破產的，執行法院應當裁定終結對該被執行人的執行。被執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產案件的，執行法院應當恢復執行。當然，雖然從整體來講破產案件是破解“執行難”的重要途徑，對于某系列執行案件的整體解決很有助益，但執行中申請人基于訴訟成本的考量大多不會選擇此一途徑，畢竟破產可能造成的局面就是兩敗俱傷，而執行案件中的參與分配也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破產財產分配

八、小結

除上述所介紹的七種關聯訴訟案件外，還有其他一些訴訟案件與執行案件也關系密切，例如，案外人、當事人認為據以執行的判決、裁定錯誤從而申請再審，因次債務人異議不能執行到期債權而由申請執行人提起代位權訴訟，合同法規定的撤銷權訴訟，以及因執行行為違法所生司法賠償案件等，本文不再進行介紹。

由于涉執行的關聯訴訟案件具有專門性，早在2011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權合理配置和科學運行的若干意見》便指出，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代位析產之訴等涉執行的訴訟，由人民法院的審判機構按照民事訴訟程序審理。逐步促進涉執行訴訟審判的專業化，具備條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設立專門審判機構，對涉執行的訴訟案件集中審理。

近年來，審執分離、裁執分離改革不斷推進，破產與清算審判機制也逐步完善。例如，2016年8月，全國首個高級法院破產審判庭（執行裁判庭）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成立。2016年12月30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成立。而2016年9月26日，北京市一中院也成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集中統一管轄北京市范圍內相應級別企業的強制清算案件、破產案件以及金融機構、上市公司破產案件。這些關聯訴訟案件審判機制的完善，將為“執行難”的解決提供更多的制度支撐，而我們在辦理執行案件過程中也要因案制宜選擇相應程序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編排/李玉瑩

第四篇：破產重整與和解制度對瀕臨破產企業的意義

破產重整與和解制度對瀕臨破產企業的意義

法學092 陸雙雙 16號

破產重整制度，是指經由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在法院的主持和利害關系人的參與下，對具有重整原因和能力的債務人進行生產經營上的整頓和債權債務關系上的清理，以使其擺脫財務困境，重獲經營能力的破產預防制度。

被申請整頓的企業應與債權人會議達成和解協議，并經人民法院的認可。如和解不成立或者不被人民法院認可，則整頓不能開始。如果在整頓期間出現違反或不執行和解協議或者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情形，則應予終結；根據現行破產法規規定和現行體制，部分有上級主管部門的企業，上級主管部門仍然是企業整頓的申請權人和主持人，企業的整頓活動由其直接領導和組織實施。

為了保證整頓在符合法院程序，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條件下運行，破產立法把整個整頓過程置于人民法院和債權人會議的雙重監督之下。

破產和解制度，是指破產程序開始后，經由債務人與債權人會議達成協議，就債務人延期清償債務、減免債務等事項達成協議，以終止破產程序，挽救復蘇企業的法律制度。

破產和解制度是一條成本較小的清理債務問題、化解債務危機的途徑，有利于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從歷史上看,破產和解制度的出現是為了彌補破產清算制度的不足。破產和解成本較低，債務人的財產又能避免無形的價值損耗，往往能夠使債權人獲得比適用破產清算程序更多的清償。

破產和解制度可以使債務人避免因破產宣告帶來的公私法上的限制。從而有利于債務人的復蘇和再生。債務人受破產宣告淪為破產人，其直接后果是債務人的財產和行為受到公私法上的限制。法人債務人的財產一經破產清算分配，該法人便不復存在了。破產和解制度的出現和適用不僅能使債務人擺脫因破產宣告而受到的諸多束縛,而且還會給債務人以喘息之機，在客觀上給債務人提供了一個重整旗鼓、東山再起的機會和條件。

破產和解制度能夠避免因債務人破產而發生的連鎖反應，有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破產和解制度創設的初衷就在于避免破產宣告給社會帶來消極的影響。破產和解制度有如一劑良方,它可以激活一個垂死的市場主體,保障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與此同時也避免了因企業破產倒閉而導致工人失業給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

和解、整頓制度是預防破產的搶救措施。和解對瀕臨破產的債務人來講，是一種防范破產的挽救措施。通過和解，債務人可以贏得重振旗鼓的時間，卸去負債重壓，集中整頓內部事務，制定經營方針，改善管理，實現復興。而整頓制度在兩年內企業可以重新改革，理順思路，得以新生。因此，和解整頓制度對于維護債務人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和解、整頓制度也是一種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制度。債務人通過和解整頓恢復了償債能力，履行了和解協議，債權人利益即可實現；債權人雖然通過整頓要損失一部分利益，但較之其在破產清算程序受償所蒙受的損失要小的多；和解協議雖然采取債權人會議特定多數表決原則。但依據《破產法（試行）》第十九條規定“企業和債權人會議達成和解協議，經人民法院認可后，由人民法院發布公告，終止破產程序”。這樣能使全體債權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同時《破產法（試行）》第二十條規定“企業整頓情況應當定期向債權人會議報告”。這樣，債務人一旦有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法定情形，和解整頓程序就可能被終止。因此，和解整頓制度對維護債權人的利益也有積極作用。

和解、整頓制度可以促進社會穩定。和解、整頓制度的實施能挽救一批債務人，減少破產倒閉案件的發生。同時也可以避免職工的失業、生產力的浪費和社會救濟等一系列的發生，防止經濟衰退與危機，促進社會穩定和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

第五篇：關于上市公司破產重整中投資者權益保護的幾點思考(精)

關于上市公司破產重整中投資者權益保護的幾點思考——基于“寶碩”、“滄化”案例的分析

河北證監局 崔征 發布時間:2010-03-25

2007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簡稱新破產法）正式實施。作為我國破產立法上的一大創新，新破產法建立的破產重整制度在法律實踐中已經顯示出巨大效力，為挽救危機上市公司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可行路徑。寶碩股份、滄州化工先后通過破產重整化解風險，作為債務人的上市公司、債權人、投資者實現了共贏。本文擬結合寶碩股份、滄州化工破產重整中出資人權益的調整和實施，著重就上市公司破產重整中投資者權益的保護進行探討，并提出相關建議。

一、上市公司破產重整中出資人權益保護的必要性

破產重整制度，又稱為企業更生制度，是指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或公司出現破產原因卻仍有再生希望時，經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在法院的干預下對該企業實施強制管理以使其復興的法律制度。作為一種再建型的債務清償程序，重整制度是在“促進債務人復興”的立法目的下構建的，是為了實觀債權人利益的最大化。破產重整具有參與主體多元化的特點，債權人、債務人及其出資者（股東）等各利害關系人均參與其中，重整過程也成為債權人、債務人及其出資人等多方主體之間的利益協調與博弈過程。

依據破產重整制度，企業的重整時機可以提前，也就是說，當債務人尚未達到資不抵債的情況時，也可以申請使用重整程序。對那些資尚抵債的公司來說，由于股東仍對公司享有一定的財產權益，所以在重整計劃草案中必須考慮對股東權益的保護。對那些已經資不抵債的公司而言，有觀點認為，債務人公司的財產這時已全部成為債權人的清償財產，股東已無實質上的權益。實際上，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現實價值并不完全取決于其資產與負債的比例，而是更多地取決于企業的盈利能力及其對市場中綜合資源的占有情況。所以，有些資不抵債的企業或價值為負的股權仍然具有市場價值，尤其是在重整程序中。2006年年底寶碩股份凈資產為-155686.55萬元，滄州化工凈資產為-98158.57萬元。但作為上市公司，由于其具有在資本市場融資的殼資源價值，所以即使是在資不抵債、股權價值為負值的情況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為眾多戰略投資者競相追逐。所以，即使是在債務人已經發生破產原因的情況下，對出資人的正當權益也應當予以重視和保護，以充分發揮他們在重整程序中的積極性。而且上市公司要面對眾多的中小投資者，如果不能妥善保護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必將危及到社會的穩定。

二、寶碩股份，滄州化工破產重整中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及其差異

因重整計劃草案涉及出資人權益調整事項，寶碩股份、滄州化工均設立了出資人組，對該事項進行表決，并經過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但兩公司具體讓渡比例、參與股東范圍、讓渡權益用途、相關經營方案、出資人組會議通知形式及表決形式等又有所不同。

（一）讓渡比例不同

寶碩股份方案對不同持股數量的股東實施不同的讓渡比例，且持股數量越多讓渡比例越高：持股數量在1萬股以下（含1萬股）部分，讓渡比例為10%；1萬股以上5萬股以下（含5萬股）部分，讓渡比例為20%；5萬股以上300萬股以下（含300萬股）部分，讓渡比例為30%；300萬股以上2200萬股以下（含2200萬股）部分，讓渡比例為40%；2200萬股以上部分，讓渡比例為75%。寶碩股份流通股股東共計讓渡40295723股，限售流通股股東讓渡126453230股。滄州化工方案則對符合讓渡條件的股東實施“一刀切”，每戶無償減持11%，共計減持32855300股。

（二）參與股東范圍不同

寶碩股份方案涵蓋2007年12月28日股票交易結束后登記在冊的寶碩股份全體股東；而滄州化工方案讓渡范圍為2007年11月21日公司股票停牌日登記在冊的股東中持股10萬股以上（不包括10萬股）的股東，持股不足10萬股（包括10萬股）的股東，不屬于本次調整范圍。由于參與的股東范圍不同，故參與的股東數量也不同：寶碩股份有28230家股東，其中流通股股東28223家，限售流通股股東7家；滄州化工僅有162家。

（三）讓渡權益用途不同

寶碩股份方案規定，股東讓渡的流通股按債權比例向普通債權組債權人分配；讓渡的限售流通股由重組方有條件受讓，管理人有權根據具體情況將少部分限售流通股變現以支付破產費用等債務。滄州化工方案規定，管理人將有償轉讓股東讓渡的股份，以增加企業的現金資產，提高普通債權的重整清償比例。兩公司關于限售流通股讓渡權益的用途存在差異。

（四）經營方案不同

寶碩股份方案規定，潛在投資人受讓寶碩集團持有的寶碩股份股權，并在經管理人正式確認為重組方后，有條件地受讓寶碩股份限售流通股股東讓渡的股份；作為受讓限售流通股股東讓渡股份的條件，重組方須承諾向寶碩股份注入資產，同時提供資金支持，并對寶碩股份依重整計劃所須償還的債務提供擔保，以保障寶碩股份能按期償還債務，保證公司具有持續經營能力；重組方協助寶碩股份通過銀行貸款或其他方式籌集資金，對氯堿分公司實施技術改造，使其產能達到年產20萬噸。

滄州化工在經營方案中指出，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企業經營策略，全面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并提出了引入戰略投資者、盡快恢復企業生產、進行工藝改造形成規模效益、適時定向增發股票、加強產品成本和質量控制、調整投資結構、改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加強公司內控制度建設、嚴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九項具體措施。

（五）出資人組會議的通知形式不同

2007年11月28日，滄州化工公布關于召開第二次債權人會議的公告，其中公告了第二次債權人會議出資人組會議的相關事宜。與此不同的是，寶碩股份在2008年1月9日公布關于召開第二次債權人會議的公告時，單獨公布了關于召開第二次債權人會議出資人組會議的公告，詳細介紹了會議時間、會議地點、會議召集人、會議召開方式、會議議題、會議出席對象及其他注意事項。1月18日，寶碩股份公布了關于股權調整方案相關事宜的公告，就公司重整計劃草案涉及出資人組權益調整的調整方案進行了說明。相比滄州化工的通知形式，寶碩股份單獨將出資人會議相關情況予以公告，并進行持續信息披露，更能引起投資人的注意。

（六）出資人組會議表決形式不同

2007年12月10日，滄州化工第二次債權人會議出資人組會議在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庭召開并現場表決。而寶碩股份的表決形式更為豐富，股東除可以到現場表決外，還可通過通信方式參與表決，但公司對通信表決方式進行了嚴格的規定：表決票需由股東本人填寫、簽名，并經公證證明，連同身份證復印件、股票賬戶卡復印件、持股證明原件，一并于2008年1月26日出資人組會議召開之前特快專遞至公司，這一方式提高了出資人的參與率。

三、上市公司破產重整中出資人權益保護的考慮

（一）關于債務人申請破產重整的程序問題

新破產法對破產重整的申請界定了三種情形，由債務人或其出資人提起，也可由債權人提起，在特定情況下，還可由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對金融機構提出。寶碩股份、滄州化工的破產重整申請均是在破產管理人主導下由債務人提出的，但未履行相關內部審批程序。

一般來講，債務人是否提出重整申請，應當由其權力機構如股東會以會議決議的形式做出意思表示。根據《公司法》第38條、第100條的規定，對公司合并、分立、變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項作出決議，屬于股東會的職權；第44條、第104條規定，對上述事項作出的決議屬于特別決議，必須由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鑒于申請破產重整事項的性質顯然與法律規定的其他特別決議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筆者認為應當由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同時，建議參照《公司章程指引》的規定，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董事會或監事會均有權利提出申請破產重整的議案，上市公司在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以內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進行表決。

另外，新破產法規定，出資人行使重整申請權，其出資額須占債務人注冊資本額的十分之一以上。考慮到上市公司的公眾性，筆者認為在賦予持股10%以上股東提出重整計劃草案的權利的同時，還應當進一步明確“十分之一以上”應當包括多人出資額的合并計算。

（二）關于出資人行使監督權問題

新破產法第85條規定：“債務人的出資人代表可以列席討論重整計劃草案的債權人會議。重整計劃草案中涉及出資人權益調整事項的，應當設出資人組，對該事項進行表決”。這一規定對出資人的權益給予了一定考慮，但在實際執行中，由于未規定出資人在制定重整計劃草案過程中的參與權及其權益保護，在管理人負責制定重整計劃草案的情況下，往往會著重考慮債權人的利益，忽略債務人出資人的利益。寶碩股份、滄州化工破產管理人在提交破產重整計劃草案的過程中，與債權人進行了多次深入的溝通，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廣大中小股東只是在公司公告中得知權益調整方案。上述規定的缺失不利于充分調動出資人參與重整的積極性，不利于重整程序的順利進行。正是考慮到這個原因，美國破產法中專門設置了“股權持有人委員會”這一專屬于重整程序的特殊制度，使得債務人的出資人有機會發表意見，并觀察重整程序的進行。這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關于參與權益調整的出資人范圍及調整比例問題

寶碩股份方案參與權益調整的出資人是股權登記日在冊的全體股東，但持股數量不同的股東讓渡比例也不盡相同。滄州化工方案中參與權益調整的僅以股權登記日在冊持股10萬股以上（不包括10萬股）的股東，其讓渡比例均為11%。由此可以看出，寶碩股份和滄州化工的讓渡方案都存在對不同股東差別對待的現象。寶碩股份方案的實施結果是，寶碩集團原持有148499749股，讓渡103368812股后持有的45130937股已于2008年2月25日拍賣給新希望化工投資有限公司，其綜合讓渡比例達到69.61%，遠遠高于其他限售流通股股東及流通股股東。筆者認為，作為一種策略上的安排，提高大股東的讓渡比例似乎有利于平衡其他股東的心理，有利于讓渡方案的通過，但這是否傷害了大股東的權益值得進一步商榷。相比之下，滄州化工方案豁免10萬股以下股東的讓渡義務似乎更不可取。因為它不僅違背了同股同權的原則，還有可能導致中小投資者炒作破產上市公司的股票，同時降低了債權人的清償比例，間接損害了債權人的權益。筆者認為，應當對股權登記日在冊的全體股東實施同比例讓渡。對于所謂大股東應當負擔的代價，可以在重組過程中予以體現。

（四）關于設立讓渡股權條件的問題

重整的過程是債權人、債務人、出資人博弈的過程。筆者認為，在重整計劃草案中完全可以通過設立讓渡股權條件來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寶碩股份和滄州化工的重整方案都進行了積極的嘗試，包括重組、引入戰略投資者、注入資產及改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公司內部控制建設等硬約束和軟約束。筆者認為，以下方式可以作為股權讓渡條件進行設定：①注資承諾。即重組方承諾向上市公司注入優質資產，從而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和盈利能力。寶碩股份采用的就是此種方式。②設立股份禁售期。對出資人向潛在重組方讓渡的股份設立股份禁售期，最短不得低于36個月。這有利于控制市場上股票的供應量，明確投資者預期，穩定股價。③限定減持股份的價格。設定適當的減持價格，約束重組方的減持套現欲望，從而避免對股票供求產生劇烈影響，維護股票價格的穩定。④增持股份。即重組方承諾在一定條件下通過集中交易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⑤限定最低持股比例。即重組方承諾持有最低比例的股票，給其他中小投資者以更大的信心。⑥分紅提案承諾。即重組方作出承諾，在一定時限內由公司股東大會提出分紅提案，并投贊成票。

《財務與會計（理財版）》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