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劉鵬飛律師：借款合同(民間借貸)案第二審代理詞

民間借貸糾紛案

第二審代理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上訴人六盤水某某礦業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委托，山西晉一律師事務所指派本律師擔任被上訴人田某訴其與被上訴人石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二審代理人，現就本案爭議焦點發表代理意見如下：

一、本案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根據本案庭審的情況，本案的第一個爭議焦點實際上是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法律關系是否存在的由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一方承擔舉證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的由有履行義務的一方承擔舉證責任。本案當中上訴人主張不存在借貸協議，借貸關系不成立、不存在，被上訴人也從未履行過所謂“貸”的義務，而被上訴人的主張與之相反，其主張借貸關系這一法律關系存在、且其履行了借貸協議中“貸”的義務，故舉證責任自然應當由被上訴人對法律關系成立、履行過所謂借貸協議的義務承擔舉證責任。因此，如果被上訴人無法完成該舉證責任，則二審法院應當以事實不清發回重審或者運用舉證規則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原一審之訴求。

二、被上訴人并未完成借貸法律關系存在、貸款義務履行的舉證。

（一）借貸關系的形成不論是口頭還是書面協議均要遵循“邀約”、“承諾”的程序才能達成，而被上訴人田某對誰代表上訴人與之商談陳述自相矛盾。

本案當中關于誰發出邀約、誰作出承諾的問題，被上訴人的陳述自相矛盾，既然被上訴人田某主張雙方的借貸關系成立，那么必然需要證明有人代表上訴人作為借貸協議的當事人與被上訴人達成借貸協議，然而被上訴人一審時當庭陳述借貸事宜是與無法代表上訴人的張某光商談，二審時又變成了與石某商談，明顯自相矛盾。

（二）被上訴人履行能力的問題沒有足夠證據予以證明，此處需要明確的問題是借貸的是現金而不是資產，因此有沒有資產不等于有沒有現金、也就是不等于有沒有履行貸款義務的能力。

根據被上訴人二審時的當庭陳述，其在借貸發生時有兩三千萬的資產，但是兩三千萬資產與一千余萬現金可不能劃等號。同時根據被上訴人的陳述，其在三立集團有股份，但據本律師查詢，湖南三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均為法人而無自然人、主要高管也沒有被上訴人。只是在其對外投資的江華瑤族自治縣立江礦 業有限公司的高管名單中出現了“田某”的名字，職務為董事長兼總經理，但股東中依然沒有田某，而是朱旗芝、何健、湖南三立集團股份有限后公司。在其余三立集團的子公司中均未出現“田某”的名字。因此，被上訴人田某陳述的其用于借貸的資金有數百萬元來自于三立集團的分紅顯然不實。對于其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公司早已因不營業被吊銷執照，因此其資金來源于工資的陳述亦當然的不實。當然，如果貴院擬采納田某關于資金來源的陳述，則建議貴院能赴相關稅務機關調取被上訴人田某的納稅證明，以進一步對田某的陳述證實或者證偽。

（三）借條和流水均是有被上訴人田某和彭森兩人即可完成，同時基于該兩份證據不論是否真實發生均可形成等諸多方面的疑點，被上訴人有必要對相關的疑點作出合理性解釋。

1、借條以及流水是可以串通制造出來的，被上訴人說不可能七八年前就設局確實不假，但是借條上簽署的日期卻未必是實際形成的時間。

對于大額民間借貸僅有借條無法認定借貸發生，于是需要借助銀行流水，但是銀行流水是可以在沒有發生交易的情況下“制造”出來的，此時流水真實但與借貸、與本案卻毫無關系，或者在流水密度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經過拼湊可以與借條相對應，再進一步講，借條可以按照流水的密度進行偽造。事實上，在庭審當中確實出現了該種情況，幾次轉出的款項的金額拼湊一個借條的金額，這種證據偽造太過于容易導致該流水和借條的證明效力極低。

2、被上訴人提供的銀行流水是誰的、賬號是多少、轉出后的收款賬號是多少、是誰的必須要有證據予以證明。

從被上訴人提供的銀行流水中看不出轉出賬號、轉出后的收款賬號是多少、更因為沒有戶名無法判斷流水到底是誰的。對方庭審當中說被上訴人能持有當然是被上訴人田某的，但別人的流水難道田某就拿不到么？本律師通過復印案卷后就拿著該份流水，能都說這份流水是本律師的？

3、如果流水確實是真實的，確實是從田某的賬戶打入彭森的賬戶，那么資金的去向則需要證據予以證明。

因為在所謂的借貸發生時，田某本人就是公司的總經理，資金由其作出處分，那么該部分款項的去向就成為必須要證明的內容。如果該部分款項沒有用于上訴人的經營而是被彭森或者是彭森與田某串通使用，則上訴人當然不能承擔清償責任，反而該二人涉嫌職務侵占罪。

三、假設本案借貸關系確實真實，那么石某系作為債權人的共同原告而非被告，上訴人有權與作為借貸關系債權人以及股權轉讓協議的債務人石某行使抵銷權，抵消后上訴人還可向田某追索工商年檢資料中的四百余萬元。

（一）如果借貸真實，那么借貸發生時石某與田某系夫妻，田某與石某也 2 當然的同為債權人，對于此節雙方沒有爭議。

（二）假設借貸真實，雙方的爭議點在于石某在本案當中的地位是債權人、貸款人與田某同為“原告”、還是應當是作為債務人、擔保人作為“被告”。

根據被上訴人田某的陳述，其在與石某離婚時對該所謂的債權進行了口頭約定，約定該債權由被上訴人田某一人享有。此節，對內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分割，對外則屬于債權轉讓，即石某將其所有的債權轉讓給了被上訴人田某。當然實際上是否存在著這樣的口頭約定目前尚無法證實。因此代理人謹做假設：假設沒有所謂的口頭約定，在假設借貸真實的前提下，被上訴人田某石某則當然為共同債權人；假設有所謂的口頭約定，如借貸確實發生，那么這個所謂的債權轉讓約定同樣不能對抗第三人，同時，既然出現了所謂的債權轉讓，那么作為債權人的石某理應通知上訴人，此《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一款有明確規定“……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法律效力”。如此石某的身份不論其與田某是否有過所謂的口頭約定，都當然為所謂的“共同債權人”。這還是在假設借貸真實的基礎上，何況借貸本身就未發生。

（三）石某在李某簽訂的《股權轉讓合同書》中明確約定，股權轉讓前的債權債務由其承擔，據此，如本案借貸真實，則上訴人應當償還給田某、石某借貸款，而石某又得依據前述約定承擔該債務。

如此，該案繼續訴訟的必要性將不復存在。同為貨幣債務、互為債權人債務人，當然可以行使抵銷權。這種邏輯悖論也就只有在像本案如此奇葩的出現借貸虛假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否則提起訴訟的意義何在？

四、對被上訴人答辯意見的幾點回應意見

（一）增加或者變更訴訟請求確實是當事人的法定權利，但被上訴人的增加、變更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調整級別管轄標準前后應該不是單純的巧合，因為從訴訟效率角度考慮，既然借貸存在一并起訴即可，沒必先起訴一部分再進行變更，也正是基于被上訴人對吉首法院如此的情有獨鐘，我們懷疑吉首法院無法秉公辦案。

（二）國家法律是統一的，但是審理的法院、法官不同則可能出現因主觀上對法律的理解不一致導致對證據的采信出現不同甚至徇私枉法出現同案不同判，因此基于該考慮，確實可能出現在六盤水審理、以及貴院一審湖南高院二審對上訴人有利，實際上吉首法院的審理確實已經出現了對上訴人不利的判決，在六盤水審理或者貴院一審湖南高院二審，即使不利上訴人也更愿意服判，因此我們強烈對管轄權提出異議。同時上訴人上訴狀中對管轄權的上訴意見也并不矛盾：“對住所地在水城縣當事人的案件有管轄權的法院”不等于“水城縣法院”。

（三）在被上訴人的答辯意見中可以明確對于本案的訴訟二被上訴人田某與 3 石某是存在合意的，特別是在最后的答辯意見中，田某的答辯意見竟然寫著石某的想法和初衷（收到1150萬履行離婚時的承諾），這個與田某陳述的離婚時與石某對所謂的債權進行過分配明顯矛盾，更使本律師確信該點的是對方的答辯意見中明確寫著“如果李某履行股權轉讓協議答辯人愿意立即撤訴”。

五、本律師對引發本案虛假訴訟脈絡的梳理

從貴院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未按照發回重審處理而是愿意不厭其煩的休庭、二次開庭看，或許貴院發回重審的可能性不大而是會作出判決，因此在本案終審前，代理人謹依據本案的證據、法律文書梳理本案的脈絡：從被上訴人的答辯意見中基本可以看出引發本案的原因和脈絡：石某與田某或許有過某方面的約定導致石某欠田某的錢（或許是那個所謂“離婚時的承諾”），但在李某未履行與石某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的情況下石某無法或者不愿履行那個莫須有的約定，于是田某便偽造證據將上訴人訴至了法院。實際上，如果確實存在田某與石某的莫須有約定，那么該案的正常訴訟應當是田某去訴石某、石某訴李某，或者田某直接對李某提代位權訴訟，而不是將上訴人拖入訴訟。但是本跟上訴人完全無關的事情硬是給操作成了所謂的民間借貸。

綜上所述，本律師認為本案的借貸虛假；即使借貸真實上訴人也有權行使抵銷權，自然也不存在償還的義務，一審審理時事實不清，故懇請貴院支持上訴人之上訴請求即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或者改判駁回被上訴人原一審之訴求。

以上代理意見謹供合議庭參考！

此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

代理人：山西晉一律師事務所劉鵬飛律師

二0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篇：劉鵬飛律師：不服婚姻行政登記案代理詞

不服婚姻行政登記案

代理詞暨補充申訴意見

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受再審申請人王樹凡（即“王樹芳”）委托，山西晉一律師事務所指派本律師擔任其訴偏關縣新關鎮人民政府、秦凌志（即“秦林弟”）婚姻行政登記一案申請再審階段的代理人。鑒于《再審申請書》并非代理人代書、代理人的部分觀點與《再審申請書》中的部分觀點有不是太吻合之處，因此本代理意見并非對再審申請書中意見的補強而是補充，且申請再審本身就是實行審判監督，故請求貴院，即使再審申請書中未陳述的理由甚至本補充意見與再審申請書中觀點沖突的，也希望貴院能充分參考，能夠對再審申請書中意見與本補充申訴意見單獨進行引述，對補充申訴意見是否采納在貴院出具的結論性文書中也做出相應的評價。同時代理人也聲明一點，本代理意見與再審申請意見不一致的部分，以有利于進入再審并經貴院采信的意見為準。

現就本案發表如下代理意見作出補充申訴意見：

一、關于“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問題的補充申訴意見

本案涉及的最大爭議就在于是否適用最長訴訟時效的問題，而不論一般情況下的訴訟時效適用還是最長訴訟時效的適用，其起算點都是具體行政行為作出時，因此確定本案的“具體行政行為作出”時間就尤為重要。代理人認為對于“作出具體行政為之時”應當作廣義的理解，即載有行政行為意見的載體送達給行政相對人才算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與判決同理，只有送達給行政相對人后行政行為才是確定的，為送達之前行政機關可以不公開的變更或者自行撤銷），而非狹義的理解將“作出發證決定的時間”（制作好證件）視為作出行政行為的時間。

（一）本案的所謂“行政行為”就是辦理離婚行政登記，“作出行政行為”就是“發放《離婚證》”，也就是給當事人送達載明具體行政行為（準予離婚）的載體（《離婚證》）。易言之，給當事人發證了則視為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了，未發證則視為未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二）訴訟時效自具體行政行為作出時的“作出之日”應該是指載明具體行政行為的文書或者證件向當事人也就是行政相對人送達之日，訴訟時效也應該從行政機關給當事人送達之日起計算。未送達之前行政行為仍應視為未作出，對行政相對人不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或者不應起算訴訟時效。關于此，代理人認為訴訟時效的起算點應該參考行政復議法方面的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第十五條有明確的規定，只有當場作出行政行為的自作出之日起計算復議時效。而證明是否是當場作出的同樣得以行政相對人的簽收回執為準，但是本案當中沒有證據證明被申請人也就是偏關縣新關鎮人民政府是當場作 1

出行政行為的，何況本案申請人根本未到鎮政府申請過離婚自然也就不存在對申請人作出行政行為之所。同時原國務院批準并經民政部發布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效力期間1994.2.1-2003.09.30）中第十一條、第十七條也明確寫明“當事人從取得離婚證（結婚證）之日起，解除（確立）夫妻關系”。從此也可以看出，只有將證件向當事人送達后才對當事人發生法律效力。

（三）如果兩個行政相對人收到《離婚證》的時間不一致的，訴訟時效應當各自從各自收到之日起計算，如果給一方送達而未給另一方送達則視為行政行為的作出尚未完成。離婚登記的行政相對人是兩個人，也就是申請辦理離婚登記的夫妻雙方，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應該是指給雙方都發放《離婚證》，如果兩個行政相對人收到《離婚證》的時間不一致的，則對雙方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時間不一致，當然的訴訟時效應當分別計算，各自從各自收到之日起計算，因為“無法用原告簽收判決的時間計算被告的上訴期”。如果給一方送達而未給另一方送達則視為行政行為的作出尚未完成。

（四）不能用《離婚證》上載明的日期起算訴訟時效，而應當以簽收《離婚證》的簽收回執單上標注日期為準。本案當中并無《離婚證》發放的送達回執，更無給申請人發放的送達回執，因此無法證明具體行政行為作出，自然也無法確定作出行政行為的時間。

（五）向當事人送達相關文書應以“實質送達”為準而非“形式送達”為準。簡而言之，就是在沒有法律特殊規定的情況下，給申請人的證件不能讓他人以他人名義代領或者讓他人以申請人名義冒領。更不能將代領或冒領后就視為對申請人的送達。

二、關于其它問題的補充申訴意見

（一）舉證責任分配錯誤的問題

本案的一、二審裁定書中均寫明法院要求申請人申請進行筆跡鑒定進行筆跡的證偽。代理人認為此處舉證責任分配錯誤，筆跡問題不應該由申請人證偽而應該由偏關縣新關鎮人民政府證實。此有行政訴訟法上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為依據，而且拋除該原則，民事訴訟法上的當事人對自己所舉證據證實本身也是其責任。

（二）維持一、二審裁定容易導致不良社會影響

1、婚姻登記機關的糾正職責無明確規定。從現行婚姻登記法律中可以看到，婚姻登記錯誤的糾正職責未在《婚姻登記條例》（效力期間：2003.10.01-？）進行規定，在取消了原《婚姻登記管理條例》中的糾正職責、且是否適用《行政許可法》中關于行政許可糾正的規定無明確依據的情況下，就會導致當事人被不法侵害且侵害呈持續狀態而得不到有效救濟，目前為止代理人尚未看到相關經過行政機關自行糾正的案例。

2、司法途徑無法得到救濟會導致亂象。如果按照一、二審裁定所認定的，證書標注時間則為具體行政行為作出之時，即開始計算訴訟時效，那么利用非法婚姻登記惡意侵占他人財產的問題將沒有渠道制止，“被結婚”、“被離婚”后要求新行使婚內財產分割權、繼承權等將會成為侵占財產的新的違法手段。

3、如不予以糾正則會縱容行政機關惡意剝奪行政相對人訴權。為避免被訴后敗訴，行政機關可能采取不送達文書或者讓他人代領甚至冒領規避被訴，如此反而縱容了行政機關惡意違法。

綜合以上所述的全部意見，代理人認為：

1、離婚行政登記的行政相對人為夫妻雙方，作出離婚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就是給雙方發放《離婚證》；

2、本案中具體行政行為作出之日應該是指載明具體行政行為的證件也就是《結婚證》向申請離婚登記的行政相對人即夫妻雙方送達之日。

3、簽收時間不一致的，作出離婚行政登記的時間應當以在后簽收行政相對人在簽收回執上標柱的簽收時間為準；

4、簽收《離婚證》的行政相對人在簽收回執上的簽收應該是實質的簽收而非形式的簽收。被他人以他人名義代領或者他人以申請人名義冒領的均不應視為對申請人的送達；

5、僅對一方發放《離婚證》而另一方未取得《離婚證》應當視為離婚登記行政行為尚未完成。

6、不能將一方領取《結婚證》的時間視為另外一方訴訟時效起算點的“具體行政行為作出時”，不能對未實際領取《離婚證》的一方起算起訴期限。何況本案中并未出現簽收回執單用于證明簽收“離婚證”的時間。

因此，本案中申請人的起訴未超過最長訴訟時效，一、二審裁定以本案超出訴訟時效為由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錯誤，依法應當予以糾正。因此，代理人特懇請貴院撤銷原一、二審裁定，并裁定再審本案。另鑒于本案已經從2008年走到今年走了長達七年的時間，與之相關聯的交通肇事案附帶民事賠償部分及與身份關系掛鉤的繼承糾紛案均已中止訴訟達十年，為能盡快正確的審理本案，代理人建議直接由貴院提審按照二審程序審理并作出正確的判決，確認婚姻登記行為違法并予以撤銷，以減少當事人的訟累。

以上代理意見謹供貴院參考

代理人：山西晉一律師事務所 劉鵬飛律師

二0一五年七月三日

第三篇：陳立峰秦皇島律師民間借貸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我接受了原告劉一的委托作為其委托代理人參與本案訴訟，庭審前我們認真核實相關證據、查找法律根據，通過今天的法庭調查，對本案的事實有了清楚了解，現結合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一、本案被告從原告處借款的事實十分清楚

2013年8月17日秦皇島市公安局工作人員對被告進行詢問時，被告明確回答“通過我給梁二兩萬元錢，這錢不是我的，是俺單位劉三的，2012年他分兩次給我”、“這錢是劉三的”。兩份證人證言也對此予以印證，各份證據之間形成有效鏈條，均證實這樣的事實：2012年原告分兩次借給被告20130元錢。此外，根據原被告共同確認，被告于2013年償還3000元，下余17000元至今未還。

二、本案所涉借款與梁二無關，雙方之間屬于合法的借貸關系

庭審中，雖然被告一再強調從原告處借款項后自己未用，而是交給閆四，閆四又交給梁二，但根據原告的陳述及庭審的調查情況來看，作為原告的劉一對款項借出后的去向并不明了，只是在后來的催要過程中才從被告處得知，因此該款項的去向與原告無關。另外，根據法律規定，原告作為出借人沒有詢問和得知款項去向及款項借出后如何使用的義務，原告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如果被告從原告處借得款項后將該款項拋棄，那么是否原告也要對此負責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被告與梁二之間合法或者非法關系與原告無關，其行為性質不影響原告與被告之間存在的合法借貸關系!被告妄圖將自己的責任轉嫁給原告，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

三、本案不超過訴訟時效，原告的權利應當得到保護

款項借出后，原告一直未間斷向被告催要，因此本案的訴訟時效一直處于不斷中斷之中，不存在超過訴訟時效的問題。退一萬步講，即使款項借出后，原告一直未催要。因為從原告處借款時，雙方只約定原告需要用時被告返還，并沒有確定具體的還款期限，因此該借貸合同屬于未約定債務履行期限的法律行為，根據規定，未約定履行期限的法律行為，從債權人主張債權的次日起計算訴訟時效。本案中，原告因需用錢，遂于2012年底向被告主張權利，秦皇島陳立峰律師事務所

被告償還原告3000元錢。從 2012年開始起算，到原告起訴時止，未超過法定的2年訴訟時效。

因此，本案借款事實十分清楚，借貸關系合法有效，且未超過法定訴訟時效，因此被告應當承擔償還責任。

以上代理意見，請合議庭合議時予以充分考慮!

代理人 王天

2013年02月12日

秦皇島陳立峰律師事務所

第四篇：武漢楊春平律師民間借貸代理詞（最終版）

武漢楊春平律師代理詞之 李某訴張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

武漢楊春平律師TEL：159 0277 9095 尊敬的審判長：

湖北浩頌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原告李某的委托，指派我擔任李某訴張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的代理人。接受委托后，我與委托人進行了詳細的溝通和交流，通過參與今天的庭審活動，我對本案已全部了解，現結合事實和法律，依法發表如下代理意見，供法庭參考：

一、通過法庭調查，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債權憑證（五份借條）真實合法有效，足以證明被告向原告累計借款￥278,500元的事實。

其中四份借條（2011年8月25日借款￥3萬元、2011年10月24日借款￥5萬元、2012年2月28日借款￥43，500元、2012年3月1日借款￥35，000元）由被告張某本人出具、被告張某也當庭確認其真實性；2010年2月6日借款￥12萬元的借條由袁某和被告張某共同出具，被告張某同樣認可在借款人后的簽名系本人親筆書寫（被告申請出庭的證人袁某的證言也證明了該事實）。

可見，被告張某本人親筆出具的四份借條累計￥158，500元的借款事實、以及作為共同借款人之一簽名確認￥12萬元的借款事實，均是不容爭辯的。

那么，被告張某辯稱自己借款的數額僅為￥78,500元（僅認可2012年2月28日借款￥43，500元、2012年3月1日借款￥35，000元兩次借款）的說法，完全與事實不符，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二、被告張某向法庭提交的證據包括證人證言，均無法否認其向原告累計借款￥278，500元的事實。

關于被告提交的書面材料：（1）不符合法定的證據形式，不應作為證據使用；(2)從形成的時間上看，都產生于原告提交的債權憑證之前，無法確定與本案存在關聯性；（3）即便與本案存在關聯性，也可以視為袁某和被告張某之間發生了債務轉移行為且獲得原告同意，故被告張某作為借款人出具所有借條的行為，足以認定被告張某就是實際債務人，理應承擔還款義務。

關于證人一的證言：（1）證人一與被告系老鄉且相識二十多年，其作出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證言，可信任度極低；（2）該證言恰好再次證明了關于￥12萬元的借條中，被告張某緊接借款人之后的簽名，確系被告張某親筆書寫；同時也證明了被告張某本人另外向原告出具的四份借條累計借款￥158，500元的真實性；（3）該證人無法證明關于￥12萬元的借款，與被告張某無關。

關于證人二的證言：證人向法庭做出的證言內容，均表示是聽說的，系傳來證據，無法確定其真實性。同樣，該內容同樣無法證明被告張某不是借款人。

可見，被告張某作為借款人，累計向原告借款￥278，500元的事實毋庸置疑。

三、被告張某于2010年2月6日出具借款￥12萬元的行為，屬于共同借款人，具有連帶清償全部債務的義務。原告據此要求其償還該借款，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首先，關于借款￥12萬元的借條中，被告張某是緊接著借款人袁某的名字之后，書寫了自己的名字進行簽名確認的。被告張某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借款人一行且緊著前面的借款人名字之后，這足以證明，被告張某就是共同借款人之一。

其次，被告張某辯稱該筆借款中自己只是“介紹人”、“見證人”的說法，與該借條體現的事實完全不符，亦無任何證據證明該說法。

再次，證人袁某向法庭表示愿意向原告償還借款￥12萬元，也絲毫不能影響原告向被告張某主張該筆債權。因為證人袁某本身就是該筆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之一，他承認償還但畢竟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償還，在該筆債務沒有償還之前，原告完全有權利選擇向袁某、或者被告張某其中的任何一方、或者雙方方主張債權。

還有一點至關重要，證人袁某談到，關于￥12萬元借款的借條中，借條最后被告張某書寫了一句話“有義務協助追償款項，保證不落空”等類似表述，一方面，基于證人袁某和被告張某是老鄉且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關系，以及在該筆借款中的法律地位，該證言的證明力極低；另一方面，即便真的存在那句話，被告張某也應該視為連帶責任保證人，且對保證期間的約定屬于“承擔保證責任直至主債務本息還清時為止等類似內容”，故仍在保證期間內，同樣具有償還債務的義務。但無論如何，無須爭辯的是，被告張某事實上就是在借款人后面進行簽名確認的，足以認定其為共同借款人之一。

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真實合法有效的債權憑證，要求被告張某償還借款￥278，500元及利息，具有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法庭理應依法支持。

以上代理意見，懇請法庭充分考慮并予以采納。此致

武漢市洪山區人民法院

代理人湖北浩頌律師事務所

楊春平律師 TEL：159 0277 9095

2012/7/18

第五篇：民間借貸合同-民間借貸合同 從一起民間借貸案看借條與借款合同區別

民間借貸合同-民間借貸合同 從一起民間借貸案看借條與借款合同區別

王某和李某是同村村民，關系處的一直很好，2016年9月3日和10月24日王某以磚瓦窯廠擴建需要資金為由先后兩次分別向李某借款30萬元、20萬元，王某向李某借款共計50萬元，王某為李某出具了兩張借條，借條中雙方沒有約定還款期限，雙方口頭約定使用期限最多為一年，待王某資金周轉過來馬上還款。同時王某還向其他親友借款2000多萬，并給其他親戚朋友許諾了高額利息。王某借款后，并沒有按約定用于擴建窯廠，王某用一部分借款購置房產和豪車，大部分借款被用來放高利貸，后因王某的債務人攜款潛逃，造成巨額借款收不回來，導致王某資金鏈斷裂，王某無法支付債權人借款本息。王某的債權人經常到王某家中索債，2016年4月27日數名債權人到公安局經偵大隊報警，告王某詐騙、非法集資，部分債權人還向法院提起訴訟，并保全了王某的財產。李某作為債權人也多次向王某索要借款，王某一直以各種理由拒不歸還借款，李某無奈只得于2016年5月6日委托本律師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審中，王某稱借條并非自己書寫的，是李某偽造的，向一審法院提出筆跡鑒定申請，后又放棄鑒定。2016年7月27日一審法院判決王某歸還李某借款，王某不服一審判決，委托律師提出上訴，王某的上訴理由是借據確實為自己書寫，但是李某并沒有實際交付借款。

【承辦經過】

2、被上訴人李某已經實際向上訴人王某交付了借款。民間借貸合同

被上訴人李某向上訴人王某交付

了50萬元借款，上訴人王某向李某出具了借條，借條就是被上訴人交付借款的證據。上訴人王某一再強調被上訴人李某沒有提供實際交付借款的證據，是上訴人王某混淆了借條和借款合同的概念和區別。借款合同本身是實踐合同，不僅要有書面借款協議或者借據，更重要的是出借人實際向借款人交付借款。實踐中，民間借貸操作流程是出借人先給付借款人借款，借款人再向出借人出具借條，而且借款時出借人也只是讓借款人出具借條，很少有出借人和借款人先簽訂借款合同，出借人交付借款后，借款人再向出借人出具收到條。被上訴人李某作為普通百姓不知道借款合同是實踐合同，不僅要有借款合同還要有交付憑證。另一方面，如果借款事實不存在，上訴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不會向出借人出具借條，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出具借條后應該了解其法律后果，可上訴人既沒有向被上訴人要回借條，也沒有報案說明情況，也證實被上訴人李某已

經實際交付了借款。上訴人王某應該承擔被上訴人李某沒有實際交付借款的證明責任，否則應該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3、上訴人在一審中提出筆跡鑒定申請及上訴到二審法院其目的是為了拖延還款時間，甚至達到不歸還借款的目的，但是上訴人王某向被上訴人李某借款50萬元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相信上訴人的所作所為都是枉費心機，是徒勞的，上訴人積極想辦法籌款還錢才是正道。被上訴人在上訴人困難的時候，考慮到鄰里朋友關系主動伸出援手，幫助上訴人度過難關，令被上訴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被上訴人和上訴人之間上演了一出農夫和蛇的悲劇。

另就借條和借款合同的區別作如下說明：

借條不同于借款合同，借條不僅反映了一個借款合同的存在，借條更重要的作用是證明借款合同出借人對出借義務的履行，著重確認的是借款人的還款

義務。民間借貸合同借條與借款合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借款合同關系是出具借條行為的基礎關系，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借款合同是典型的雙方民事法律行為，需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直才能成立，如果借條就是借款合同，則它是書面合同，書面合同需要當事人雙方簽字才能成立，而借條只要借款人單方簽字就成立，無需出借人簽名。因此，借條不是簡單的借款合同，只是證明口頭借款合同的存在，并且出借人已經履行了出借義務。在民間借貸中，尤其是親朋好友之間的借款，借款協議往往是口頭的，并且大多是不計利息的，因此其借款合同是單務合同，借款合同又是實踐性合同，也就是說，只有出借人交付了款項后合同才能生效。正因為借款合同具有這樣的法律特征，當事人之間往往有口頭協議之后，由借款人直接出具一張借條作為憑據，而少有訂立一個書面借款合同，又因為借條是基于借款協議而產生的，當然具有反映或者說證明

借款協議存在的作用。因此，人們容易將兩者混淆，認為借條是借款合同。在審理借款糾紛時，如果法官對借條的法律性質作出了錯誤認定的話，那就有可能對出借人的權利保護相當不利。如果借條是借款合同，那么合同是否履行需要義務履行人負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出借人對自己交付借款的義務要負舉證責任。而實踐中出借人交付借款后一般只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條，而很少再要求對方出具一個收條。筆者認為，出具借條這一法律行為的實質是為設立借款人按約定利息和期限返還本息，而出借人則享有相應的權利。應注意這里約定的利息和期限是基于借款協議的約定，反映了協議的內容，而不能以此為依據認定該借條就是合同。只要出借人出示的借條是真是有效的，他就完成了舉證責任，證明他已經履行了借款合同中出借款項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