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幾個認識問題（最終版）

關于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幾個認識問題

蘇戰寶 史儉松

軍隊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社會是軍隊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依托。軍隊“三化”建設與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是密不可分的，軍隊政治工作不可能游離于社會孤立存在和發展。1999年8月中共中央轉發的《關于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軍隊思想政治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善于運用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增強政治工作的科學性”。《決定》強調要立足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善于運用一般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善于運用社會創造的科學先進的新手段，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因此，軍隊政治工作要積極適應社會大背景，實現由傳統的內部運作向社會延伸的歷史轉變——社會化。軍隊政治工作的社會化有利于借助社會資源優勢，運用社會力量，解決軍隊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新困惑、新問題，進一步增強官兵政治上的堅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純潔性，更好地為打贏未來高技術局部戰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為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證。

一、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基本內涵

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是指在立足軍隊、保持特色的基礎上，面向社會，依托社會，服務社會，充分利用可供借鑒的各種社會資源，改善軍隊政治工作的運行狀態，提高軍隊政治工作的質量和效能，培養具有現代素質的新型軍人，實現軍隊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其基本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軍隊政治工作主客體的社會化。主體社會化是軍地聯系日益密切的必然產物，因為隨著社會大系統對軍隊影響的加深，軍隊的發展更加依賴于社會的發展。這就決定了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主體不再局限于軍人，必須由社會分擔部分相關工作，為軍隊以現代化為中心的全面建設提供智力幫助和精神支持，維護軍隊內外關系的協調和發展。客體社會化是軍隊政治工作功能社會化的必然延伸，是人民戰爭的內在要求。要打贏未來戰爭，單純做好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夠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面向社會全體成員開展活動，既要做好民兵、預備役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做好提高全民國防意識的工作，甚至還要團結全世界有正義感的人一道去維護和平，抵制戰爭。

2.軍隊政治工作功能的社會化。軍隊政治工作功能與軍隊功能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伴隨著軍隊功能在社會生活中的發揮，軍隊政治工作也對社會產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戰時它要積極服務和服從于戰爭實踐的需要，在平時要面向社會開展深入持久的國防教育，提高全民國防意識，以保持國家政局的穩定和主權、領土的完整，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特別是在現階段，隨著軍隊大量參與地方經濟建設，軍隊政治工作也一步步向社會延伸。必須充分發揮軍隊精神文明建設的示范功能，用良好的形象、進步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團結、教育、鼓舞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黨在新時期的戰略目標而奮斗。

3.軍隊政治工作法規制度的社會化。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決定》指出：搣貫徹依法治軍的方針，依靠法規制度的調節、規范和強制作用，是提高思想政治建設質量和效果的重要途徑，也是軍隊正規化建設的必然要求”。新形勢下軍隊政治工作在法規制度的建設上，要拓寬視野，走出自我循環、自我發展的小圈子，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積極參加到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大循環中，逐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國家有關的政策制度改革相銜接、符合我軍實際的政策制度體系，以增強軍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4.軍隊政治工作內容的社會化。這是指軍隊政治工作要在社會大環境中，積極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不斷地調整內容，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主要包括針對官兵心態的不同，進行有重點的軍隊職能教育、時事政策教育，為官兵成長進步提供正確的思想導向；善于移植和借鑒各種有益的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汲取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中的精華；強調與其他學科的交融，把各種對軍隊建設有用的、對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有益的科學知識，納入到軍隊政治工作內容體系中來，真正使知識成為增強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5.軍隊政治工作實現途徑的社會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軍隊政治工作“借東風”，從社會大系統中汲取營養已成為一條重要途徑。要力戒體內循環的封閉傾向，拓寬工作領域，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場合和時機，在人才交流、培養和使用方面更好地借助社會力量；要加強國防教育和國防法制建設，既靠思想、感情去做工作，更靠制度、法規去解決問題；要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優勢，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用活生生的現實為官兵答疑解惑；要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建立軍隊政治工作信息網絡，對官兵進行開放式、多渠道、多角度的知識灌輸和教育引導。

6.軍隊政治工作研究的社會化。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的目光要突破軍隊的界限，用必要的精力去關注軍營外面社會的發展動態，尤其是要時刻關注與軍隊建設息息相關的社會活動、社會現象，研究、預測其對軍隊建設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和對策。這里也包括對外軍動態的研究，借鑒其有利于加強軍隊內外團結和提高戰斗力的有效方法，為打贏未來戰爭作好思想、心理和組織準備。另一方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的承擔者不能僅僅局限于軍人，而要善于借助整個社會的力量，從新視角、新角度對軍隊政治工作進行有益的探索，使研究成果更具科學性、實踐性。

二、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現實依據

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是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軍隊與社會互動程度日益增強的產物，符合新時期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客觀規律。

1.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軍隊政治工作必須置身于社會大環境中，借助社會力量，進行開放式的運作。一是軍隊與社會的協作逐漸增多。在市場的配置作用下，軍隊將會更加活躍地全方位地參與到社會大循環中，與社會進行能量和信息的交換。二是軍隊與社會的聯系日益密切。和平時期軍隊流動性相對較小，固定性增強，軍隊與駐地周圍形成了較為穩定的聯系，使得社會的思想文化更易滲透到軍隊內部，引起官兵思想和意識的變化。三是軍隊與社會的信息交換趨向多樣化。隨著現代信息傳播工具的廣泛運用，影響軍人思想波動、變化的信息源越來越多，對軍人產生立體化、多層次的影響。四是軍地之間的利益關聯更加復雜。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分配格局呈現出多元化，官兵利益與社會變革緊密相聯。這些都決定了軍隊政治工作必須走向社會，依托社會，實現社會化。

2.培養具有現代素質的新型軍人要求軍隊政治工作走社會化之路。要贏得未來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培養和造就具有現代素質的“四有”軍人。高素質軍人的培養，如果脫離社會，單純依靠軍隊是難以實現的。如何挑選優秀的社會人才充實軍隊，如何依托國民教育培養軍事人才，如何最大限度地借助地方技術、資源優勢服務軍隊，是軍隊政治工作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和平時期，大多數軍人在部隊服役的時間是短暫的，而在社會工作和生活的時間則是長久的。這就要求軍隊政治工作必須把著眼點放在社會與時代的需要上，從軍人的社會歸屬出發，培養人、教育人，使他們在軍營中能夠學到一技之長，在離開軍營后能夠跟上社會發展的節奏。

3.未來高技術戰爭軍地一體化的趨勢要求軍隊政治工作走社會化之路。新軍事革命的到來，使得戰爭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改變，“人人皆戰士、處處皆戰場”已經成為未來戰爭的發展趨勢。戰爭的較量已經超越了單一的軍事范疇，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因素更加活躍。能否贏得戰爭的勝利，不僅取決于軍事實力，而且取決于戰爭潛力。軍隊政治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歷史性變化，從戰爭的社會屬性出發，積極調控各種戰爭因素，搞好國防動員和戰備工作，充分挖掘戰爭潛力，以贏得戰爭的主動權。

4.地方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發展有助于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社會各行各業積極適應新形勢，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創造了許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益做法，積累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鮮經驗，有效發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導、激勵和服務保證作用。軍隊思想政治工作雖然與地方思想政治工作有著不同的要求和特點，但地方所創造的新經驗、新方法卻給軍隊政治工作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借鑒，有助于軍隊政治工作進一步豐富內容、方法和手段，增添新的生機和活力。

三、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應該注意把握的幾個問題

1.必須把轉變觀念作為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首要工作來抓。這是實現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前提和基礎。因為人們的社會活動，都是以觀念的轉變為行動的先導，沒有觀念的更新，就不會有實踐的突破與飛躍。一是要大膽突破“左”和“右”的思想的影響和束縛，從為“打得贏”、“不變質”提供精神動力和政治保證的高度，拋棄一切不適應解決這兩個歷史性課題的錯誤認識。二是要在保持軍隊特色的前提下，逐步轉向“對外開放”。要在嚴明紀律、嚴格制度的同時，積極創造條件，讓官兵從社會大課堂中汲取營養，增長見識，不斷完善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三是要敢于面對來自社會的各種沖擊和挑戰，從理論和實踐上批判、回擊錯誤傾向，弘揚正確思想，培養官兵“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

2.必須充分認識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有限性。第一，軍隊政治工作的特性決定了其社會化的有限性。軍隊政治工作是黨為了實施對軍隊絕對領導，提高軍隊戰斗力，而在軍隊中進行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具有鮮明的黨性和階級性。它的社會化程度受制于軍隊社會化水平，這就決定了軍隊政治工作只能在有限范圍內實現與社會其他系統的同步發展，而在事關其本質和宗旨的問題上只能沿著自己的路去發展。它可以從方式、方法和手段上部分實現與社會接軌，卻不能脫離軍隊這個特殊的主體。第二，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有限性主要表現在其作用的有限上。社會化是推進軍隊政治工作發展的必然要求，但它不能決定軍隊政治工作的本質與方向。它在軍隊政治工作理論和實踐中只能處于從屬地位，發揮有限的作用。社會化主要是依靠社會力量促進軍隊政治工作實踐的發展，而不能改變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主體，不能左右軍隊政治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政治工作的社會化是部分的、有條件的、有特定前提的社會化。

3.必須保持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過程中借鑒的自主性和選擇性。借鑒是實現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重要途徑和方法，操作過程中必須尊重歷史，立足現實，著眼未來，始終保持獨特的自我。在借鑒的基礎上必須堅定不移地繼承和發揚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不斷賦予傳統以新的內涵，創造新的實現形式。借鑒地方思想政治工作經驗時，必須十分重視軍隊自身的特殊性，以有利于發揮我軍特有的政治優勢，有利于保持部隊的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有利于提高戰斗力。對外軍政治工作中的某些有效做法，要批判地借鑒吸收，決不能搞盲目引進和整體借鑒。對其他學科的借鑒也要堅決杜絕生搬硬套、趕時髦等錯誤做法，避免把相關學科中的一些術語和概念機械地照搬到軍隊政治工作中來，歪曲借鑒的本來意義，擾亂軍隊政治工作社會化的進程。

第二篇：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

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譚政在西北局高干會上的報告）

一、關于邊區軍隊一年經驗的總結

從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會及軍政千部會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邊區部隊大進步的一年。一年的時間，我們在邊區部隊內解決了一個重大原則性的問題——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的問題，確立了一個以西北局為首的，包括邊區黨政軍民在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領導系統，并且發揚了聯系群眾的與實事求是的領導作風。

還在前年高干會時，我黨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是有革命優良傳統的軍隊，是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全國境內一部分最好的軍隊。而在陜甘寧邊區的八路軍，是在基本上完成了黨與上級給予他們的任務的，是執行了黨與上級的路線的。但是同時又指出：我們的部隊由于種種原因，發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謂軍閥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偏向，犯這種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別，而當前的任務則是一致起來糾正這種偏向，發揚優良作風，改變不良作風，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隊的戰斗力，更好地執行黨與上級的政治任務，更好地進行戰斗、生產與群眾工作，借以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國主義。一年以天，我們就是執行這個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給子的任務的。

一年工年的結果。在軍黨關系上，軍政關系上，軍民關系上，官兵關系上，干部上下級關系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關系上及各部分軍隊間的友好關系上，都有顯著的進步，這些都是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曾經借以表現它的地方。在軍黨關系上（所謂軍黨關系，即是說我們的軍隊，必須完全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放在共產黨及其領導機關的政治指導之下，不能鬧獨立性），我們不但建立了在邊區范圍內以西北局為中心，在各分區范圍內以地委為中心，同時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級關系的統一領導，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動步驟上，也趨于一致了。在軍隊與政府，軍隊與人民的關系上，經過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運動，特別是從一九四三年二月以來，軍隊方面堅持實行了自我批評，實行了坦白運動，將軍黨之間，軍政之間，軍民之間一切不良現象，都講出來，徹底改變了干部與戰士的思想；對民眾關系不好者，實行改善關系，歸還借物，賠償損失，爭論事件錯在軍隊者實行向民眾賠禮道歉；軍隊又大規模地從事生產自給運動，改善了給養，減輕了民眾的負擔；軍隊又以大量的勞動力幫助民眾生產；這樣就使我們的軍政軍民關系大大的改善了。在軍隊內部關系上，無論官兵關系，上下級關系，軍事工作與政治工年的關系、各部分軍隊之間的友好關系，凡屬存在著缺點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連隊軍人坦白大會上，將官兵關系上，連隊生活上，個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現象，不滿心理，都講出來，激發了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增進了親切友愛的空氣，糾正了各種不良現象，平復了不滿心理，團結了軍隊內部。所有這些方面，雖然至今仍然存留著若干缺點，并不能說已經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較，顯然是大不相同了。總而言之，部隊中多少存在著的以脫離群眾為其主要特點的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是受到了嚴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這些改造與進步的情形之下，部隊的情緒起了很大的變化，過去部隊中存在著消極情緒與不良行為，現在一般均已消失，而為新的情緒所代替了。現在的部隊，是充滿著戰斗熱情、生產熱情與學習熱情的部隊，是富于朝氣的部隊。這種熱情與朝氣，從去年春季開始高漲，一直延續到現在。從去年的開荒、除草、秋收往后又緊接著轉入整訓，中間經過七月間的戰斗動員。其特點是：緊張性、普遍性與持久性。現在的部隊是充滿著進取心的。在生產中，在擁政愛民中，在冬季整訓中，都出現了許多動人的事跡，成批的勞動英雄與模范學習者出現了，許多的模范班排、模范連隊出現了。部隊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也增強了。經過精簡改編之后，官多兵少，頭重腳輕的現象是被改變了，若干官兵脫節的現象，是被克服了。違反紀律的現象大大減少了。

在這個偉大的運動中，某些環節上的領導作風有了大的變化，軍閥主義作風與教條主義作風都受到了批判。現在極大地發揚起來的作風，是聯系群眾的作風，是實事求是的作風了。

所以我們說，去年一年是我們部隊的領導作風進步的一年。由于有了這種進步，才獲得了去年一年的真正的偉大的成績，獲得了在我們部隊中實行整頓三風的成績，精兵間政的征集，擁政愛民的成績，生產運動的成績，防止奸細的成績與冬季整訓的成績。如果沒有領導作風上的進步，這樣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

陜甘寧邊區部隊的特點，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隊。它 守備了數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隊的英勇作戰，敵人還不敢越河進攻。這些都是和前方部隊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則都大體相同。特別是在領導作風問題上。陜甘寧邊區部隊的進步，可以為一切八路軍新四軍部隊所仿效我們是怎樣取得這種進步的呢？

這種領導作風的進步，其過程是從軍黨關系到軍政關系、軍民關系，從軍隊總的領導關系到官兵關系，上下級關系，軍事關系與政治工作的關系，各部分軍隊之間的友好關系。以官兵關系，上下級關系而論，又是從高級干部到一般干部，從干部到士兵，從黨員到非黨員。如果去年的進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的進步，而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去做；如果去年的進步不是首先抓住軍隊總的領導關系，亦即抓住高級領導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變自己的作風，無條件的服從黨的指導，作為推動一般干部，影響士兵群眾的前提，而是只從下級與士兵身上求解決；如果我們的同志在領導上確有毛病，而在檢討這些毛病時，卻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錯誤；那末，這種偉大的進步就將成為不可能，至少是不會有這樣大的與這樣快的成績。去年一年的經驗表明，凡是依照這種精神與方法做去的，成績就很大，進步就很快。反之，成績就不大，進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經驗證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極其重要，也是極其艱巨的。干部思想的進步是一切工作進步的樞紐，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進步之后，工作的進步才是真正可靠的進步，而如若離開思想進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進步，便必然只會是表面的與形式的。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這個真理，已為去年的經驗所完全證實。如果我們要從若干錯誤的領導作風變到正確的領導作風，要從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表現得最典型的部隊，在改變這種作風之后，就能飛躍地前進，要使落后分子改變為積極分子．要使自由主義的空氣改變為原則立場的空氣，要使不好的官兵關系，軍民關系改變為好的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如此等等，都是要從人們思想的進步才能進到行動的進步。差不多可以說，思想的進步過程，就是工作的進步過程，就是群眾情緒的進步過程。那里的思想改造做得愈徹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眾情緒，那里的工作作風的進步也就愈徹底。

根據去年的經驗，使我們懂得，對于犯有錯誤的人們改造其思想，是應該有步驟的，大體上應該是：第一步，揭露錯誤；第二步，反省錯誤；第三步，改正錯誤。沒有前兩個步驟，就不可能實現后一個步驟。在一切存在著毛病的部隊中，三個步驟中，頭一個是首先重要的。沒有這個步驟，或這個步驟進行得不徹底，就是說，不揭露錯誤的本質，不對明明錯了的東西進行認真的批評，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發動干部對于檢討錯誤，批評錯誤的積極性。而對于犯錯誤的人來說，不揭露錯誤，就無法測知他對自己錯誤的態度，就無法使他進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會多是表面的，應付的，沒有下決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去年，邊區各地部隊曾經檢討過那里的錯誤，檢討那里的官兵關系與軍民關系，開過坦白大會，進行斗爭反對軍閥主義偏向以及那種對于這個偏向采取滿不在乎的態度，即所謂自由主義的態度，一次沒有做好的又來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那些至今還沒有做好的，便是對于揭露錯誤做得不徹底，或做得不適當。

但是這里所謂揭露錯誤，是有方針，并有具體目標的，而不是輕率的隨意的指責。我們的方針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毀傷干部，謾罵干部，而不是毀傷士兵，謾罵士兵。只要犯錯誤的同志大膽地揭露自己的錯誤，誠懇地反省自己的錯誤，并有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就不采取過火的斗爭方法，不采取處罰與打擊的方法。在整個整風運動中，我們是執行了這個方針的，除了少數幾個真正的壞分子之外，對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沒有執行紀律處分的。一時轉變不了的，在整風班及干部隊慢慢進行改造。我們這樣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轉變過來了，許多人并且轉變得很好。干部中缺乏和藹態度，缺乏勤勤懇懇教育士兵的態度，缺乏問寒問暖關心士兵生活的態度，缺乏關心民眾疾苦的態度，缺乏廉潔奉公態度的人，現在是改變了，學好了。干部學好了，士兵也學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變為好人了，想開小差的不開小差了，不滿的滿意了，破壞紀律的遵守紀律了，懶怠的勤勞了。總之，不論官兵，都面目一新了。這里，我引一個邊區部隊中的典型例子來說明黨的這個方針的正確性。

下面是一個部隊的工作報告：

“思想上的轉變，可以部隊中積極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減少來說明。在去年三月剛整編時，黨員積極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黨積極分子只有三十一人。而到去年十二月，黨員積極分子增加為一百六十二人，非黨積極分子增加為九十五人。剛整編時，黨員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黨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去年十二月，黨員落后分子減少為八人，非黨落后分子減少為十五人。可見這個變化是很大的。”

“干部中貪污浪費，私人做生意，只顧自己享受，不關心士兵生活的現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時采取了單純處罰的方法，對于犯貪污浪費等錯誤的干部撤消了十多個，其中計有營長兩名，政教兩名，連長兩名，政指兩名，衛生隊長一名，民運干事一名。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樣的不良現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采取單純的處罰方法的話，那就要撤換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不一定會變好。但在一九四三年，我們根據上級的指示，廢止了單純處罰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個人也沒有撤換。經過整風與反省，經過坦白大會，經過生產運動與練兵運動，過去犯錯誤的人都在這種偉大的運動中轉變過來了，還是這些人，但是一個整年中沒有發現一個再犯嚴重錯誤的人。”

上述這個部隊，是邊區部隊中工作與紀律最不好的部隊，這是極壞的典型。但因為揭露了錯誤，展開了群眾的自我批評改變了領導作風，提出了正確的積極的任務，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針，便很快地轉變過來了。至于大多數工作基礎好的或較好的部隊，一經按照正確方針認真整頓，其進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見，工作的做好，紀律的維持，是建筑在領導正確與群眾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領導正確這個條件，正如列寧所說：“整飭紀律的企圖，將不免流為空談和虛妄。”而在領導正確這個條件一經獲得之后，就要著重群眾的自覺。去年的經驗，也完全證明這一點。過去許多領導機關，對于干部及群眾中發生的消極現象，不去檢查領導，不去從轉變領導著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從改造思想著手；并且對于犯錯誤的人們不去從愛護觀點出發促其反省與自覺，而只會用簡單的處罰方法，實在都是不正確的。因此，只有從愛護觀點出發，從揭露具體的錯誤到督促犯錯誤者（包括干部和士兵）反省自己的錯誤，勤勤懇懇地好心好意地推動他們自動的改正自己的錯誤，這樣一個路線，才是完全正確的路線。

這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廢。但是批評是為著自我批評，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以批評的手段，答自我批評的目的。在過去的一個時期內，部隊中以改造思想為目的整風運動中，斗爭目標，是集中在克服軍閥主義偏向與對此偏向的自由態度上面，所謂揭露錯誤也就是揭露這些，這些目標以外的東西，只是聯系著它（可以聯系與需要聯系的），而不是強調它。不要企圖同時改正一切不良的東西。而應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點，其余就會迎刃而解。在一定的斗爭目標下，對于聯系具體的人一點來說。也只應該選擇典型，不應該采取平均主義。這種典型的批評方法與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最有教育意義的正確方法；平均主義的批評方法與教育方法，則是最沒有力量、最沒有教育意義的錯誤方法。

去年一年，我們在部隊的實踐中，發揚了統一領導的思想，擁政愛民時思想，生產自給的思想，提高軍事技術的思想與防制奸細分子的思想，在這些思想的教育與實踐中，不但軍閥主義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條主義偏向也就同時受到了批判。我們的軍政干部，在進行工作時，已經能夠不受教條主義作風所束縛，拋棄了脫離實際，專尚空談；重視形式，輕視內容；團結少數，脫離多數的那些不良作風，而懂得了遇事從分析具體情況出發，并懂得了選擇典型與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內容；冷得了不但要照顧少數，尤其要照顧多數。在進行教育時，懂得采取啟發誘導與檢討反省的方法；懂得宣傳張治國的作風與門善德的作風；懂得組織張治國運動與門善德運動。這樣，就使得我們的教育工作，從教條主義、形式王義、平均主義、孤立主義的束縛中，從脫離實際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來。

去年一年的經驗使我們懂得，領導作風上的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其共同結果，都是脫離群眾，而教條主義則特別表現于脫離具體的實踐，而以抽象的空談與形式的整齊為滿足。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偉大的成績，還因為我們在克服軍閥主義偏向之時，我們就從基本上克服了教條主義的領導方法，采取了和黨中央所指示的正確的領導方法。這種領導方法的主要特點，就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每一運動，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組成領導核心的各級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眾路線，通過群眾，去進行思想動員與輿論動員，使一般干部與廣大群眾也懂得，然后才動手去做。在動員的過程中，都是根據各族各團的情況去規定各旅各團的總計劃（一般號召），然后根據這種旅團的計劃及各單位的情況去更具體地規定班排連營的計劃，以至每一個人的計劃（具體指導）。在執行的過程中，又根據實踐經驗去檢查這些計劃，并修正這些計劃，使高了的減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體指導）。在動員過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與軍事工作同志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在每一部隊中最有威信的首長的統一指導下，協同一致地去做，故無各自為政之弊。

去年許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競賽的方式。但當群眾的情緒還沒有感覺到需要實行競賽的時候，就不應發動競賽。當這種競賽情緒在群眾中醞釀到大體上成熟了的時機。便應立即號召競賽、并用一切力量組織這種競賽。這種時機成熟的標志，就是不僅積極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準備，而且中間分子方面（他們往往占多數）與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當程度的準備，否則競賽便會變成少數人突出，只是少數人在做，不是多數人也能做起來的。去年生產運動開始時，有些部隊發動競賽的時機選擇得不適當，發動過早，只看到少數積極分子的情緒，沒有照顧中間分子與落后分子的情緒，結果這種競賽的號召便落了空。后來照顧了中間分子與落后分子，重新組織競賽，便得到了成功。在生產運動與練兵運動中，凡是不但照顧了中間分子，而且照顧了落后分子，競賽熱情激烈計劃愈弄愈高，競賽規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堅持到底，完全成了群眾自己的事業，不要領導方面的的督促。我們必須懂得，在各種人們的覺悟程度上，中間分子比較積極分子是有距離的，領導的任務，就是在于團結積極分子，吸引中間分子，鼓勵落后分子。而我們團結積極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吸引中間分子與鼓勵落后分子一道兒前進。離開這個目的，積極分子就失去作用，我們組織積極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事。因此，在任何一個帶群眾性的運動中，在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上，在我們的組織步驟上，首要的問題，是照顧中間分子和落后分子的問題，要從中間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發，要選擇為中間分子與落后分子也能接受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要適應中間分子與落后分子的進度，而規定整個運動的進度。例如，我們在部隊的生產運動中組織張治國運動，郝樹才運動，胡青山運動，趙占奎運動（不是職工運動的趙占魁），武生華運動，馮振僧運動，馮國玉運動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為這些部隊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為這些部隊中的先進戰士與先進的初級下級干部，是本部隊生產運動或整訓運動中涌現出來的，為本部隊戰士群眾所熟知與親眼見到，容易吸引中間分子與鼓勵落后分子，容易為他們所理解，容易激起他們的上進心。因為群眾是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來體會問題，不是從口號來體會問題的。如果我們的鼓動是脫離具體人物、具體事跡的鼓動，便無法使群眾了解，無法激起他們的上進心。但是當我們鼓動中間分子與落后分子向先進分子看齊時，必須不忘記中間分子與落后分子的特點。例如在生產的勞作形式上，必須依據體力強弱，并采取相當的資源原則，將勞動力劃分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內容與不同程度的勞作形式，較之平均主義與完全命令式的勞作形式，就會更為廣大群眾所歡迎。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分別，我們就會要脫離群眾。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應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單純懲罰的方法，對于逃兵也不是單純懲罰方法所能解決問題的，必須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絕對禁止槍斃逃兵。在這里，首長們從愛護觀點出發的親切談話是最為有效力的，一定要把這種首長談話與群眾中的自我檢討、自我教育配合起來，才能發生更大的效力。單純的懲罰，甚至打罵的方法，只是一種脫離群眾而毫無效果的方法。軍隊中一定要廢止謾罵與肉刑，堅決執行一九二九年四軍古田會議的決議，一定要把從愛護觀點出發從治病救人出發的勤勤懇懇好心好意的處罰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謾罵與肉刑以外的、必要的、既按照實情比不可少的正當處置方法，也減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決不輕易采用處罰方法。

一年的經驗是很多的，我在這里講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頓三風，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生產運動，練兵運動與防奸運動，均有各自的寶貴經驗，我在這里沒有一一說到。我所提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經驗。并且也不是說，我們部隊的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已經全部的與最后的克服了，不，不是這樣。我們部隊中存在著的軍閥主義偏向只是受到了嚴重的批判，將它表現在軍黨關系，軍政關系，軍民關系，官兵關系，干部上下級關系，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關系，以及各部分軍隊間友好關系上的顯著不良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種關系，并不是說這些關系已經完全的最后的改善。要使各種關系獲得更加完滿的改善，并使之鞏固起來，成為根深蒂固堅強不拔的東西，我們還須繼續做很多的工作。至于愛好空談，脫離實際；重視形式，輕視內容；團結少數，脫離多數的教條主義作風，在過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的，但是還沒有全部克服，尤其是從歷史上檢討這個問題，過去我們還沒有做。下面我就想就全軍的歷史問題加以檢討，而著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條主義作風與實事求是作風兩種作風的比較與分析，著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績與缺點的比較與分析。至干軍事工作方面的教條主義偏向，這里暫時不去提它。

二、關子發揚政治工作中的成績與糾正政治工作中的缺點

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華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為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并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軍隊，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于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于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并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的軍隊和其他軍隊的原則區別。我們說，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就是指的這個意思。拿了這種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軍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軍隊的全部工作。北伐戰爭時期，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所指導的政治工作是這樣做的，國內戰爭時期與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過去的紅軍中與現在的八路軍新四軍中所指導的政治工作，更是這樣做的。共產黨人在這三個時期的革命軍隊中所做的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隊。如果我們的軍隊沒有共產黨領導，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軍事工作與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堪設想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而如果沒有這種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軍隊，就不可能是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之所以能夠如此英勇堅持，艱苦奮斗，再接再厲，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這里。這種革命的政治工作，也不但是我們軍隊的政治工作人員做的，許多的軍事工作人員及其他人員上也都參加了這種工作。同樣，許多的政治工作人員也都參加了軍事工作。這在內戰時期是如此的，在抗戰時期也是如此的。

以內戰時期來說，我們軍隊在其初期是創造的時期，其中期是發展的時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時有其成績的時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創造、發展與受某些挫折但同時有某些的情形。特別是在內戰初期與中期。在對敵斗爭的政治工作上，在協調軍黨關系，軍政關系，官兵關系、軍民關系，上下級關系，軍事總之與政治工作關系，各部分軍隊間友好關系的政治工作上。總之一句話，在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創造，以至于到今天還成為我們軍隊的一部分優良傳統。

以抗戰時期來說，其初期是生動活潑的，是有偉大成績的。在這時期內，整個八路軍新四軍在黨的領導下，發展了抗日游擊戰爭，擴大了抗日武裝力量，團結了廣大人民群眾于自己的周圍，收復了廣大的失地。建立了許多抗日民主根據地，抗擊了大量的民族敵人，以至于能夠協助處在正面陣地的國民黨軍隊停止了敵人的戰略進攻、保障了中華民族不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擊敗，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確的。在抗戰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幾年，整個軍隊繼續執行了黨的路線，與黨的許多具體政策，以至于能夠抗擊了日寇侵華軍隊的百分之五十八，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夠擊破敵偽軍無數次的反復的殘酷的“掃蕩”，能夠有效地對付其殺光燒光搶光的所謂三光政策，能夠使被敵人再度奪去的許多中國土地，又被我軍再度奪回來，能夠忍受史無前例的沒有政府接濟、缺乏武器、缺乏彈藥、缺乏藥品、缺乏糧食被服的無限困苦，而為中華民族，為同盟各國，堅持了一條中國大陸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戰線，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確的。

總之；不論在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整個軍隊為成績是偉大的，軍隊政治工作的成績也是偉大的。軍隊中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員，也和從事軍事工作的人員與從事后勤工作的人員一樣，他們是有功勞的，是對中國人民有了光榮的貢獻的。

但是，我們的政治工作（這里只說政治工作），是存在過與存在著缺點的，我們應該采取自我批評態度，檢討這些缺點，克服這種缺點，以便更好地改進我們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

例如，當我們提到政治工作中的傳統的時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著一種模糊觀念，似乎認為我們政治工作的一切傳統都是好的，都是優良傳統，因而對干過去的傳統作風，缺乏批判的態度。因此，就不免對于某些不好的東西與某些不適合于我們軍隊當時情況的東西。也都奉為天經地義，當作所謂優良傳統在發揚。而對政治工作歷史上曾經積累起來的許多真正好的經驗，真正好的傳統，卻又被忽視，被抹煞。

我們的政治工作，在內線后期曾有過這樣的情形。就其積極方面來說，這時期的政治工作，曾經執行了反對人民的敵人的政策，曾有過很多成績。這種成績，主要表現在對敵斗爭方面，例如關于鼓勵官兵的英勇斗爭，關于爭取俘虜等。在團結軍隊內部與團結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績。例如，關于爭取人民參加軍隊，軍隊的更加有秩序，軍隊中許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與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許多好的工作等（這種成績主要是表現在中央蘇區，及其他幾個區域軍隊中。在另外某些軍隊中，由于個別同志在政治領導與政治工作領導上的絕對錯誤，就不但看不出這種成績，反而摧毀了原有的成績）。但是，就其消極方面說來，卻又產生了一種不正確的作風，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作風（這種教條主義作風，在軍事工作特別是在軍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這里不去論列）。這種教條主義，在我們工年中的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愛好空談。脫離實際；重視形式，輕視內容；團結少數，脫離鄉教。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這種毛病的原因，在于他們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方法論。這種方法的表現，就是他們在許多時候，只憑主觀臆想辦事，忽視中國革命的實際和當時軍隊的實際，機械地搬運外國經驗，不適當地強調當時軍隊的正規化，割斷我們軍隊的斗爭史。這些同志喜歡從口頭上，從形式上強調所謂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但是在實際上，卻放松了無產階級思想（既馬列主義）對于從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實際上不甚重視與不甚強調我們軍隊所應該認真提倡與認真實行的真正的軍黨一致，軍政一致，軍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級一致，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軍隊間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嚴肅認真地把這些思想列為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與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這些基本內容、基本方向，當作不甚重要的東西，卻是從形式方面重視了與強調了許多不應該重視不應該強調的東西。

這種作風發展下去，其結果勢必產生這樣的情形：爭取群眾的任務有些被輕視了，軍隊的三大任務，三項紀律，八```項注意，改變了提法，或被認為不必要了。軍隊內部團結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黨政軍民關系也不去力求親密了。軍隊不尊重黨政，軍隊打罵民眾，侵犯民眾利益的現象，以及軍隊一部官長對士兵的打罵現象，雖有指責，也不甚得力了。各部分發隊之Z司的友好關系也減弱了，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在潛滋暗長了。由于山頭主義與本位主義的發展，軍隊的這一部分可以不照顧那一部分，主力部隊可以不照顧地方部隊與民兵，模范隊伍可以不照顧落后隊伍，從而在主力部隊的若干同志中（這里軍事政治后勤三種工作同志都有），生長了一股驕氣，自以為是，目空一切，只愛說成績，不愛說缺點，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懼怕別人批評，也懼怕作自我批評，有些則更發展到對黨與上級的領導機關鬧獨立性的惡劣現象。所有這些情形，有些在抗戰時期有了改變，有些在抗戰時期先有發展，后有改變，有些則至今還沒有改變。

在黨內生活上，內戰后期曾經普遍采用了過火斗爭的方針，缺乏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軍隊中的黨內生活，也發生過這種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許多不應該受打擊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打擊。抗戰時期，這種情形有了改變，但其殘余沒有肅清，還發生過若干錯誤地打擊不應該受打擊的同志的情形。

在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系上，雖然基本上是團結的，但是存在過某些不協調的情形。在內戰后期，曾經不適當地強調政治委員制度，不適當地強調政治工作的地位與權力，并且在實際上是在不適當地強調所謂軍事工作人員與政治工作人員的黨性的差別，對于軍事工作者與政治工作者之間，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這種不協調情形的來源之一。但是這種不協調，不能一概責備政治工作人員方面，有些時候軍事工作人員也要負責任。

在抗戰初期，曾經一時遷就國民黨，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這是錯誤的。后來改正了，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這是很對的。政治工年在任何一部分革命軍隊中，都應有其適當的地位，都應適當地強調它的年用，否則這個部隊的工中就要受到損失。特別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較薄弱的部隊，這樣的強調十分必要。對于政治工作地位的過分強調是不對的，但是沒有必要的強調，沒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對的。

整個軍隊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務，只能根據我軍的基本任務（為反帝反封建而斗爭，為戰爭、生產與群眾工作而斗爭等）與當前具體任務（如反“掃蕩”，發蠶食，生產運動，整訓運動，防止奸細，整頓三風，統一領導，精兵簡政，擁政愛民，改善軍黨、軍政、軍民、官兵、上下級、各部分軍隊之間的關系等，依當前需要而作具體布置）去規定，不能在我軍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以外再有所謂政治工作的獨立任務。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軍隊，從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去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如果在這方面強調政治工作的獨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務與整個軍隊任務分離起來，那便是不對的，那便會是產生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目標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脫離實話、顯得空虛的原因。任何組織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據情況與任務而產生的，是從屬干一定情況與任務的，是應該依據情況與任務的變更而變更的，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導如此。所以，如果離開軍隊的具體任務去談政治工作為組織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組織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與整個軍隊的具體任務相分離，并把它看成絕對的東西。那是不能不變成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東西的。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有些同志是認識不清楚的，如果現在還有這種情形，便應加以糾正。

應該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點，無論在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都不是一切部隊同樣具備的，其間輕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隊的優良成績，優良傳統，也是各有特點，互不相同一樣。我們的軍隊始終是革命的軍隊，其有缺點，好似一個壯健的人有時生了一點疾病一樣．很快就會治好的。

還應指出，上述這些缺點，也不能認為都是由于教條主義產生的，中國革命的特殊環境（小資產階級的廣大與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是其產生的客觀原因。教條主義思想的存在與沒有被肅清，我們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夠，則是其主觀的原因。一九四二年整頓三風以及實施各種改革以來，這些缺點就逐漸減輕了，某些整風深入的部隊，這些缺點就更少了。

還應指出，軍隊中的教條主義，和內戰后期黨的領導上的教條主義，有密切的關系，如果沒有當時黨的領導上的教條主義，則軍隊是不會單獨產生怎樣嚴重的教條主義的。

還應指出，當我們檢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時，不應著重在某些個別同志的責任，而應著重在總結歷史經驗，以為今后工作的借鑒。還應知道，我們的軍隊工作與軍隊政治工作，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的軍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與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認識也是向前發展的，某些犯過錯誤的同志或是已經進步了，或是正在進步中，或是一經指出就可能使之進步。根據中央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我們應該團結一切從事軍事工作與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應使我們的同志深刻認識，如果我們不從中國革命實際與中國革命軍隊的具體任務出發，如果我們犯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毛病，我們就會無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軍隊，就會無力克服軍隊上下級之間，軍隊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之間，各部分軍隊之間以及軍隊與地方之間的不正常關系，也就會無力克服軍閥主義，本位主義，山頭主義的惡劣傾向。反之，如果我們真正懂得了馬列主義的方法論，如果我們善于從中國革命實際與中國軍隊的具體任務出發，善于調查研究，善于聯系群眾，那末，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務就能完成，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就能達到。中國革命的經驗，北伐戰爭、國內戰爭、抗日戰爭三個時期的經驗，都在證明這一論斷。

長期革命斗爭經驗證明，我們軍隊的任務，不只是一個單純地對敵斗爭的任務，四軍古田會議中已經明確的規定了這一點。由于我們軍隊的特殊環境，我們在內戰時期，曾經規定以作戰、籌款與做群眾工作作為軍隊的三大任務。自然，作戰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戰爭時期，其他一切都是服從于戰爭的。但是，如果放棄后二項工作，就不適合于我們的環境。在內戰的初期與中期，我們軍隊曾經艱苦地但是光榮地執行了上述三大任務。這也就是說，在根據地沒有建立之前，曾經協同地方黨政建立根據地，而在根據地建立之后，又曾經協助地方黨政鞏固根據地。這樣的任務，就是在抗日戰爭中也是沒有改變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中協助當地人民，協助當地黨政建立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試問這樣強大的民族敵人（全部侵華敵軍的百分之五十八與全部偽軍的百個之九十，都擔負在八路至新四至的身上），這樣長期艱苦的戰爭，怎能支持呢？不過在抗戰時期，籌款的方式改變了，我們提出了軍隊進行生產運動的任務。借以改善軍隊生活與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于是我們八路軍新四軍今天的任務，就變成戰爭、生產與教群眾工作這樣三大任務了。如果把這樣三個任務縮小成為一個單純的作戰任務，那就不能適合我們的特殊環境。

為著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為著實現軍隊的三大任務，過去軍隊的三項紀律，八項注意的精神必須恢復，軍黨之間、軍政之間、官兵之間、軍民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之間，以及各部分軍隊之間的關系，必須竭力改善，并建立在鞏固基礎之上。必須使八路軍新四軍一切部隊，無條件地服從共產黨中央及其代表機關的政治領導，才能使軍隊不走偏向，達到協和全國軍民，打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

革命至隊的內部，必須是團結的方針，必須是合作互助的方針，不能是分門別戶、各自為政的方針，不能是互相輕視、互相妨礙的方針。凡屬革命軍隊，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軍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與后勤工作同志，除應強調專精自己本業，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業則是不正確傾向這一點之外，還應提倡，軍事工作與后勤工作同志應學習政治工作，參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則應學習軍事工作與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們的時候準備去參加軍事工作與后勤工作，或竟改變現有工作職位去做軍事工作與后勤工作。而在軍事工作、后勤工作與政治工作的關系上，則應強調彼此的合作。不錯，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內容，因此才分為幾種工作。但是這些工年都是為著團結自己戰勝敵人一個目的，這些工作的進行又必須取得和諧的合作。因此，凡是能鞏固這種合作的，既應受到贊揚，而如果是妨礙這種合作的，即應受到批評與指責。

在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總方針下，革命軍隊內部的爭論問題，只應該是思想傾向與政策方針的原則性的爭論，只應該是正確原則克服不正確原則的爭論，并且只是因為這種爭論，是有助于鞏固黨的領導，鞏固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及其他各種關系，記憶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借以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任何的爭論都應該完全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去進行。而如果是多少離開這種立場的爭論與對立．就都是無原則的，是不應該允許其存在的。

在我們軍隊中，應該把尊重工農出身的干部與尊重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與尊重新干部的方針，同時提了出來，并使這些干部很好的結合起來。應該使人們懂得工農干部的長處，我們軍隊中有大批的革命工農干部，他們已在歷史上形成為軍隊中一部分起主要領導作用的骨干，正是我們軍隊的優點與特點（在黨務工作、政府工作、民眾工作中也是這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忠誠可靠的，并特別能吃苦耐勞，英勇奮斗。輕視工農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確的。但是同時，又應該使人們懂得革命知識分子的長處，我們軍隊如果沒有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參加，就不能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也是忠誠可靠的，他們的缺點，經過鍛煉（特別是經過實際工作的鍛煉）是能夠改造的，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確的（在黨務工作，政府工作，民眾工作與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這樣）。無論工農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都可他們自己的短處，都不應該驕傲，而應互相學習其長處，去掉目己的短處。

軍隊中的老干部是軍隊的主要骨干，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如此堅強的軍隊。因此，我們應該尊重老干部，輕視老千部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同時，應該尊重新干部．因為新干部我們軍隊的新鮮血液，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軍隊的發展與壯大，輕視新干部的觀點也是錯誤的。新老干部應使互相尊重．互相幫助。而老干部尤應隨時隨地，特別表示歡迎與尊重新干部的態度，以便于從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們抗日的軍隊，壯大我們的抗日力量。

從地方工作中吸收到軍隊來工作的干部，新的與老的，工農出身的與知識分子出身的都有，這是擴大軍隊干部的一大來源，我們應該表示尊重、歡迎與和氣地同他們一道工作的態度。他們初來時，在工作上有些不習慣，不熟練，是很自然的，我們應該善于幫助他們。

我們軍隊中，在工農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的關系，老干部與新干部的關系，原有軍隊干部與新來地方干部的關系，這些問題上，是存在著不正確的觀點的，在這些問題上存在的宗派主義觀點，是應該糾正的。

在軍隊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養高度的對敵仇恨與爭取敵軍俘虜二者區別而又統一起來。沒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無前、殺敵致果的士氣，沒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敵軍官兵。應該使我們軍隊的指揮員戰斗員都懂得，在戰斗時，集中一切力量去壓倒敵人，迫使敵人投降，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應堅決的殲滅他們，或俘虜他們，這就是我們軍隊一往無前、殺敵致果的革命精神，這種革命精神，是我們軍隊非常寶貴的歷史傳統，今后應該在我們軍隊中大大提倡。但是在戰斗解決以后，對待俘虜的政策，就不是這樣，這里應該轉變為說服態度，從思想教育上、物質待遇上、政治態度上爭取他們，將我們在戰斗前與戰斗中對于敵軍的宣傳變為事實，借以瓦解敵人的隊伍。拿中國的老話說，如果前一種態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種態度就可以叫成“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種態度應用于后一種情況，那是不對的。分別而又同時發揚這兩種態度，正是我們的歷史傳統，今后應把這一點更大的發揚起來。

如果說對敵人用是“霸道”，那么，對同志、士兵，對人民、對朋友，就是用“王道”。對前者是打擊，是消滅，對后者是尊重，是說服。如果不去學會分別這兩者，如果把對待敵人的態度有時稍微誤用了去對待同志、士兵、人民與朋友，那就是犯了極大錯誤。嚴格地分別這兩種態度正是我們的歷史傳統，今后同樣應當予以大大的發揚。

在我們軍隊的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的比重上，應依照部隊的具體情況與規定。依照具體的需要，在一個時間內，對于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側重，例如，在部隊政治教育特別缺乏時，應當多費時間、多費精力去著重進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般地說來，在分配二者的時間上，軍事教育應占的比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則應占的比較少些，不可拿許多不必要的繁瑣的會議、匯報去占據軍事訓練的時間，許多政治教育工作與政工會議，則多利用各種間隙與機會去做。這種時間上的分配，決不能被誤解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們認為政治工作是我們軍隊的生命線，無此則不是真正的革命軍隊。必須使人們懂得，認真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任何輕視政治工作的觀點，都是不對的。但是，現在有些軍隊中將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動占去了太多的時間，減弱了軍事訓練的時間，這是應當糾正的。

在軍隊的政治教育與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應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則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隊的政治情緒，政治認識與政治質量。但革命軍隊的文化水平，是應該提高的，不能誤認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們可以而且應達利用各種間隙與機會去進行識字運動及其他文化活動。在陜甘寧邊區留守部隊的情況下，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應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是以工農為其基本成分的。但是我們絕不拒絕從地主富農資本家階級出身，而真心愿意獻身于抗日戰爭，真心愿意服從共產黨領導的那些人們，參加我們的軍隊。這些人們的缺點，甚至嚴重的缺點，那是會有的，放任這些缺點是不對的。但是這些缺點是可以糾正的。我們不是排斥或歧視他們，而是歡迎他們與尊重他們，和他們一起奮斗，在奮斗過程中逐漸地幫助他們克服其缺點。

對于軍隊中的二流子（流氓），應和對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樣，采取改造與感化的政策。聽任二流子習慣存在，是不對的，單純地排斥與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對的。絕大多數的二流子是可以經過教育，變為好人的，只要我們的政策與方法不犯錯誤。

對于會門與土匪，也應采取逐漸地有步驟地感化與改造他們的政策，不能是單純地排斥與打擊的政策。除非我們盡了一切力量去爭取，而某些會門或土匪還是堅決站在敵人方面反對我們，才可以采取某種打擊手段。但在打擊之后，又應繼之以爭取。

抗戰時期，各種對敵的斗爭的政治工作，爭取敵偽軍俘虜的政治工作，武裝工作隊的政治工作、爭取廣大民眾加入軍隊的政治工作，組織民兵與游擊隊的政治工作，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到軍隊中來的政治工作，團結地主資本家階級和我們一道抗戰的政治工作，團結少數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做得有成績的工作，凡屬有積極意義的，都應該繼續堅持與加以發揚。

如果我們部隊中對于上述各項問題發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應當加以糾正。此外，在我們軍隊的政治工作中（同時也在軍事工作中）．還有幾個毛病，在前面雖已提到，但是沒有著重說清楚的，需要在這里說清楚。這些毛病并不是每個部隊都是一樣地存在與一樣地嚴重的，陜甘寧邊區部隊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經給了許多的改造。但是這些毛病是這樣顯著與這樣引人注目，使我們不得不提出示加以分析，以期喚起同志們注意，加以徹底的克服。

那些毛病呢？第一個毛病，就是形式主義。常有這樣的情形，當有些同志做工作計劃時，他們的計劃常是隨時可用、隨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們只知道習慣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況的變化而變化。這是一種形式主義。

在我們的政治教育問題上（軍事教育上也有某些相同）．我們教的東西與戰士們需要的東西，有些是不相符合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戰士面前專門喜歡談論國際大勢與國內大勢，卻不愿意談論本地本軍與本連本隊的大勢。把這種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時又是戰士群眾最需要最歡迎的具體事物，拋棄不談，卻喜歡向戰士們輸送大批的抽象概念。又如，有些同志常常喜歡憑空教導戰士們要守紀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堅決，卻不愿意把現成的，活的，動人的模范人物，英勇事跡，講給戰士們聽。似乎這樣的東西，沒有講的價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無價之寶。在這種情形下，教育的內容既是教條主義的，教授法、學習法、測驗法也是教條主義的。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為的是要“完成計劃”。學的人也就只得把聽課當作一種負擔，當作一門差事，虛應故事，從來也不知道要聯系自己與發省自己。在測驗的時候，只知算問答的分數，不知看實際的行動。這種情形，在許多部隊中存在著。在這些部隊中，不但對戰士的教育如此，對黨員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對政治教育如此，對文化教育也是如此。不重內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義作風，成了我們宣教工作的一個嚴重毛病。這種情形，就陜甘寧邊區說來，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進，但在干部的思想上．還是沒有徹底解決的。

我們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義的毛病。有些同志，當他們去檢查支部工作、討論支部工作的時候，當一個支部書記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時候，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會議與匯報，名曰“建立會議制度”，“建立匯報制度”。會議與匯報執行得好的，就是“模范”，不好的，就是不模范，幾乎把會議與匯報當做中心，當做一切。因此，支部忙于開會，黨員忙于到會，結果是大家討厭開會。為什么如此？因為這種會議是毫無內容的，枯燥無味的。戰士們討厭這種匯報，因為這種匯報多是消極地向戰士們找岔子，反映所謂“怪話”，因此，引起群眾不滿。這種所謂會計與匯報，只是使支委脫離黨員，黨員脫離群眾。象這樣的支部工作，是沒有法子做好的。這也是一種形式主義。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隊的特殊機能（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衛生隊、運輸隊等等）及每一任務的特點（作戰、訓練、生產、做群眾工作等等），去進行不同內容與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對于什么都做成一樣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種很厲害的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在若干部隊中是存在的，是這些部隊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氣的原因。

有些部隊中寫報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類似的情形。例如，上級機關規定許多報告項目與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級（特別是營連）去做去填。在此種要求下，下級只得拼命地做上去，填上去。但是這些東西的內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實用，徒費精力。上級得了這種東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與整理，結果化為廢紙，無所用之。這也是一種形式主義。

我們軍隊中的許多組織形式是不合實際需要的。例如，有些政治工年機關分了很多的部與科，收羅很多的人堆在機關里，結果人員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瑣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真正的領導工作反而做得少了。又如連隊中的工作網，十人團，青年隊，政治戰士，也變成了形式上好看，實際上無用的東西。

總之，凡屬不合實際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方式與組織形式，都屬于這一類，這是第一個毛病。

第二個毛病，就是平均主義。這里所說的，是指我們有些同志做工作計劃時，不知道抓住中心；檢查工作時，不知道找典型；解決問題時，不知道從某一個關節著手。以至他們的許多計劃，常常是應有盡有，無所不包，早已成了日常習慣的業務，也要列入所謂計劃之內，把一些不關痛癢的東西和主要的東西同時并列在一起，這樣攪在一團，毫無眉目的所謂“工作計劃”。完全失去了工作計劃的意義。有些部隊的同志不知道，在一個相當時期內，只應該有一項為當時情況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以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屬之，而是同時發動做很多項工作，想在這很多項工作中獲得成績。但其結果則是一項也做得不徹底，一項也得不到滿意的成績。我們有些同志在檢查工作時，可以把所有的連隊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個項目都考查一遍。但是結果呢？仍然沒有發現問題，沒有分析問題，沒有找出事件的癥結，加以恰當的解決。所謂“總結工作經驗”，變成了一句空話。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樣樣做好，但其結果一樣也做不好。這種平均主義方法，同形式主義一樣，其性質是主觀主義的，因為它是從主觀臆想出發，不是從工作的實際需要出發。

第三個毛病，即是重號召不重組織，以一般號召代替具體指導，換句話講，就是空喊。我們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他們沒有估計那里的工作性質，沒有顧及那里的群眾情緒，他們所號召的東西，并不是那個部隊實際上所需要的東西。即使號召是正確的，我們也看我們有些同志發出的號召是不負責任的。一個號召發出之后，第二個號召接著又來，在那里，許多工作是在號召上打圈子，永遠停留在號召的階段，許多工作常常是有頭無尾的。這是對工作的開玩笑態度，極端不莊重的態度。這種態度，對政治工作，對領導機關，都只會損失威信，得不到任何好結果。與此相反，我們應該根據“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的原則，一經提出號召，就應組織實行，并在實行中，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指導其余。如果沒有具體指導，則所謂一般號召，就是自己給自己取消了。

第四個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義。不是人家孤立我們，而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眾工作，不從群眾觀點出發，不采取群眾路線，不組織群眾行動，寧愿將政治工作鎖在狹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數政治工作人員在做，在忙，廣大群眾卻在那里閑著。許多事是可以而且應該協同軍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們不愿意去找人家，寧愿使工作老是抓不開。至于動員了群眾的，也有這種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顧群眾的需要，而是違背這種需要、不知道考察群眾的情緒，而是忽視群眾的情緒。從而關于領導群眾的藝術問題，關于如何團結積極分子，鞏固中間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問題，關于黨與非黨群眾的聯系問題，關于宣傳鼓動工作與組織工作互相配合的問題等等，都被認為是不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與簡單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政治工作，就變成了少數人脫離群眾而孤立起來的所謂“工作”。此外，有些同志在解決問題時，不憑自己的本領，不憑自己勤于向同級、向下級、向群眾去商量、去學習，借以取得知識，取得經驗，而只憑自己的工作職位，只憑行政手段去解決問題．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壞，有時甚至毫無辦法，只好拿大帽子壓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義的方法。

一總起來說：形式主義的作風、平均主義的作風、空喊的作風與孤立主義的作風，本質上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作風，都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作風。這種作風不是共產黨人的作風，不是革命軍隊的作風。它同黨的作風，革命軍隊的作風，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著這樣的作風，就會減弱它的革命性，即使黨的路線是正確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確的，如果這些作風不改變，仍然無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務。我們的政治工作曾經有過很好的傳統，古田會議的決議，就是這種傳統的一個具體表現。過去工作中，凡是繼承了并發揚了這種傳統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現其革命性與創造性；反之，就表現死板僵化，死氣沉沉，毫無生氣，毫無力量。現在在陜甘寧邊區部隊中，在整個八路軍新四軍中，都有很多生動活潑的創造。在長期抗戰中，產生了很多的戰斗英雄，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他們沒有形式王義．也沒有平均王義，沒有空喊，也沒有孤立主義．他們是實事求是與聯系群眾的。我們應該學習他們，應該表揚他們，應該展開每一個部隊中學習戰斗英雄、勞動英雄、模范工作者的運動。干部中群眾中的積極性創造性是無限的，只要我們善于把任務提出來，善于啟發他們，善于鼓勵他們，他們就會蓬蓬勃勃地活躍起來，發揚自己的成績，糾正自己的缺點，即使在過去工作中曾經犯過錯誤的同志，也會在這個群眾運動中改正過來。經驗已經給我們證明：干部中群眾中蘊藏的正氣，熱忱，創造性，積假性，一經被啟發，就會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就會變成長江大河，一瀉千里，那時來看我們過去的缺點，就會顯得不過是象太陽中的一些黑點了。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人民本來是太陽，這個太陽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三、關于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規定

根據上述陜甘寧邊區部隊一年工年的總結與全至歷史上的一些總結（不是全部總結），使我們感覺我們政治工作中現存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應有某些修改，并加入許多新的東西進去，才能適合目前軍隊的需要。但是我在這里不準備來說全部政治工作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問題，只說這個問題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則待將來再講。并應指出，我們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有些還是好的，應當保留的，這里所說的修改，是指那些已破長期經驗證明不適合實際需要的東西。其中有些是僅具形式而無工作內容的，有些則由于情況變化，從前合用的，現在已經不合用了。

一切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大體都有基本的與臨時的兩種。帶基本性質的，應當使之固定起來；帶臨時性質的，則不還當固定，而應當信據具體工作的性質去選擇，依據環境與任務的變更而變更，在工作中．應當創造新的組織形式和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不應當留戀已經陳舊了的東西。這里的原則是：凡屬便利于組織和支揚廣大戰士群眾積極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務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便應當充分利用之；如果某種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不便利于組織與發揚廣大戰士群眾的積極性，完成一定任務的，就不應當采用，已經采用的就應當廢止，而代以新的東西。例如我們從戰爭中，從整訓運動中，從生產運動與擁政愛民運動中，創造了戰斗英雄會議、勞動英雄與模范學習者會議，連隊軍人坦白大會等，都是很好的組織形式，應當予以發揚。

根據上述原則，我們提出如下意見：

（一）連隊中的會議制度與匯報制度，必須加以改革。過去有些部隊會議太多，一個連隊每月有多至四五十次的，空虛繁雜，徒耗精力。今后不論是屬于行政的，黨務的，或政治工作的，也不論是屬于黨員的，非黨群眾的，或干部的，凡屬工作性質相同，到會人相同，又不妨礙機密能夠合并舉行的，應當合并舉行；不能合并必須單獨舉行的，才許單獨舉行。一切會議，必須是有內容的，例如充分切實檢討工作，教育同志，解決問題等。凡無此類具體內容的會議，一概取消。一切會議匯報，都應注意節省時間，會議次數不應過于機械的去規定。黨員向組長，戰士向班長的固定匯報制度，已成形式的東西，且使戰士討厭，應予取消。

（二）連隊工作網的作用，是為著對付奸細與逃兵。但是證以過去經驗，依靠少數耳目與固定的同對付奸細，是不起多大作用的。防止逃兵，爭取與鞏固動搖分子的工作，是支部的責任，是所有黨員及所有革命戰士應做的工作，是屬于一般的政治工作，不是防奸性質的工作。對逃亡分子的政策．主要是爭取，是說服、教育、感化，是改善工兵關系，改善管理制度，改善連隊的物質生活，從這些積極方面去解決問題。逃兵歸隊時，應取歡迎態度，使他心，禁止輕視、譏笑與打罵。過去許多工作網用反偵探的方法對許企圖逃亡的分子，是錯誤的，反而妨礙了爭取。因此，今后連隊固定的工作網無存在之必要，應予取消。只在必要日，臨時布置偵察員，任務完畢。這種臨時組織即行消失。

（三）連隊中的十人團，在對付逃亡，鞏固部隊上，起過某些作用。但是由于其工作過分注意消極防制的方面，忽視從政治上去積極爭取的方面，而且這種組織只有在新兵居多數的連隊．或逃亡盛行的時期，才有實際意義。因此，在沒有此種情況的一般連隊中，無組織十人團的必要。只是在需要這種十人團的特殊情況下，才去臨時組織之。

（四）在青年占多數的連隊，應當重視青年的教育工作，過去青年隊組織曾超過某些教育青年的作用。但是，過去的青年隊，由于不注重發揮青年群眾的積極性，以與成年協同奮斗，往往使青年說離成年而突出。又由于過去從外表上強調青年的組織生活與特殊教育，而連隊中青年與成年的組織生活及各項教育，又大都是一致的，因而使青年隊的工作，變成空虛與無力。今后不必有固定的青年隊的組織與紀律，不必有固定的青年特殊教育，也不必有固定的青年會議主持與匯報制度，而應在連部或隊部的指導下，開一些非固定的青年會議，借以教育青年，啟發青年的積極性，并使他們與成年一道，努力于共同工作。

（五）連隊中的政治戰士，因無一定工作內容，應予取消。

（六）在取消連隊中的工作網、十人團、青年隊與政治戰士等固定形式之后，關于反逃亡的工作、防奸工作及青年工作，均由支部集中領導，按照實際需要，規定適當的具體辦法。支部應注意利用軍人俱樂部去做自己的工作，很多帶群眾性的工作，均應通過軍人俱樂部去做。過去有些部隊把軍人俱樂部看成只做文化俱樂部工作的機關，致使俱樂部工作內容貧乏，今后應擴充俱樂部的工作內容。

（七）由于發展了偉大的生產運動，把連隊的經濟工作提到比前更加重要的地位了，因此應當重視連隊經濟委員會的組織及其工作。連隊經濟委員會應由選舉產生，官長可以當選，但不超過三分之一。其職權為計劃、組織與監督連隊的生產、消費及防止貪污浪費，為連隊全體人員特別是為戰士群眾謀物質福利的一切必要事項。連隊經濟委員會應脫離俱樂部而獨立，支部應經常注意其工作。

（八）改變支部與連隊政治工作并立的制度。支部除接受總支委領導之外，應該接受連指導員的領導，指導員兼任支書。支部在純粹黨務問題上（如接受黨員、開除與處分黨員，以及處理黨內糾紛等），應當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得個人包辦。在全連事務和政治工作方面，支部應經常與連長取得意見上的一致，并應尊重連長的意見。

（九）根據中央決定，每年舊歷正月為擁政愛民月，舉行擁政愛民運動。全軍應利用這個時間，在所有連隊中進行擁政愛民的深刻教育。這一制度的規定及其認真實行，將使軍政關系、軍民關系、軍隊與地方關系獲得極大的改善，全軍都應重視這一方式。

（十）每年舉行一次至三次以教育為目的的反省坦白運動。每個連隊，在一年中選擇一個至三個適當的機會，每次三天至五天，舉行連隊的反省大會，根據“眼前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在高度的同志友愛互助精神之下，使每個干部與戰士均把心中的不滿情緒，打罵現象，想逃亡的心理，奸細分子勾結與破壞的現象，物質困難情形，侵犯民眾利益現象，不尊重黨政不尊重上級現象．以及教育工作與經濟工作中的缺點等一概反省出來，坦白出來，然后由連隊支部及行政首長收集起于，一面反映到上級去，一面討論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切實辦法。這種方式，現已在很多部隊中證明是發動群眾積極性，提高戰斗情緒，提高領導威信，改善官兵關系，軍民關系，消滅逃亡現象，破獲奸細分子，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很好方式，上級領導機關很好地注意組織之，應在事前有各種積極準備及精神上的醞釀，使這種大會在不是勉強的，而是自然的，不是懲罰的，而是教育的，不是冷淡的，而是熱烈的空氣之中去進行，使這種大會成為干部與戰士團結一致的真正教育性質的群眾大會。如果一年中開兩次至三次時。其中有一次可在擁政愛民月內舉行。

（十一）以分區以旅以團或以營為單位每年舉行一次戰斗英雄、勞動生以各方面模范工作者的會議（如果合開時，可以總名之曰群英大會）。各種英雄及模范工作者，應經過認真的選擇與民主的選舉，真正是廣大群眾所佩服的人物，并在選出及開會以后，經常注意培養他們。這些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中，大多數應從戰士及雜務人員中選出，但須有相當一部分從初級下級及中級干部中選出，在這種大會上，應給予優異者以精神上與物質上的獎勵，并在報紙上予以發揚，號召群眾學習他們。（十—）恢復古田決議的黨的代表會議制。分區為單在或旅團為單位全年舉行一次。代表經選舉產生。

（十三）恢復古田大議的書宣組聯席會議，分區或旅或團為單位每年舉行一次。

（十四）全營集合講話，每月一次。一有可能，舉行全旅及全團的集合講話。應重視此種集合講話，把它當作提高戰士情緒、統一全軍意志的主要方式之一。此種講話，由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負責人共同出席。此種講話的精神，應是鼓勵多于批評（連隊集合講話亦應有此種精神）。

（十五）報告與表格的目的，是為著反映部隊及其工作的實展情形，使上級能夠據以了解那里的問題所在，給以適當的指導。今后應當廢止那些不分析工作發展過程，不指明問題在什么地方，千篇一律，毫無內容的報告方式，提倡能夠生動地反映工作發展過程，能夠指明成績所在及為什么獲得此種成績的原因，能夠指明矛盾所在，困難所在，問題所在及為什么發生此種矛盾，此種困難，此種問題的原因，以及自己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困難與問題的意見這樣一種報告。少作按周按月按年的報告，多作敘述事件起訖，敘述過程發展的報告。表格也要廢止繁雜而不切實用的，提倡簡明而切合實用的。

（十六）機關工作人員應以少而精為原則。并應改造某些機關工作中所盛行的那種“辦公事”式，而忘記了群眾，忘記了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的不良作風。

我的這個報告，經過很久的積累，又在這次會議中經過到會同志的多次座談，收集了各方的意見，前方來的軍事工作同志與政治工作同志又提供了許多意見，并經過中央同志及西北局同志的指導，才這樣地做出來。如果大家認為恰當，我們就決定照此去做。只要全軍上中下各級干部的思想打通了，工作成績是會很快看見的。在整風的精神之下，我們堅決相信，全軍將有一個飛躍的進步，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

第三篇：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感受

《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讀書報告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后，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批評黨政軍民關系不正常現象時指出：內戰后期，張國燾“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反對中央管他，他要推翻中央。抗戰中間，項英拒不執行中央命令，造成皖南事變的嚴重損失。因此，“黨的意志，黨的決議案不能執行，是一個嚴重的原則性問題。”為此，根據中央全面檢查政治工作的決定和毛澤東的授意，譚政經過充分的調查和準備，寫成《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譚政同志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在軍隊方面堅決實行了自我批評，實行了坦白運動，將軍黨之間，軍政之間，軍民之間一切不良現象，都講出來，澈底改變了干部與戰士的思想。同時也解決了原則性的問題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的問題，解決了軍隊中的潛在危機，使的部隊富有生機與活力，為實現革命勝利排除了不安定因素。

文章內容摘要即分析：

文章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華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為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并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而“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軍隊，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于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于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并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

文章關于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務問題指出：“整個軍隊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就是說：“政治工作的任務，只能根據我軍的基本任務與當前任務去規定，而不能在我軍基本任務與當前具體任務以外，再有所謂政治工作的獨立任務。”而政治工作就是要“教育軍隊，從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去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否則，“如果在這方面強調政治工作的獨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與整個軍隊任務分離起來，那便是不對的”。

除此兩點以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文章中說到這樣一段話：軍事工作與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設想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澈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而如果沒有這種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軍隊，就不可能是澈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之所以能夠如此英勇堅持，艱苦奮斗，再接再厲，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黨之所以能夠從最初的十幾人的規模，發展、壯大并不斷取得勝利，并不是依靠著人數的優勢，也不是裝備多么精良，而是靠著這種與眾不同的政治工作，把整個軍隊牢牢的綁在了一起，從而發揮了十二成的戰斗力。

第四篇：809軍隊政治工作-2012

裝備指揮技術學院2012年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

軍隊政治工作史論（809）試題

（注意：答案必須寫在答題紙上，本試卷滿分150分）

一、簡述題（1-5題各8分，6-10題各10分，總計90分）

1、政治工作對北伐戰爭勝利的重要意義。（8分）

2、“中央九月來信”的主要內容及意義。（8分）

3、紅軍

第五篇：軍隊政治工作歷史全)

軍隊政治工作大事件

我軍成長壯大的歷史充分表明，有了黨的絕對領導，我軍才建立和形成了一整套人民軍隊獨有的建軍原則和堅強有力的政治工作，培養和發展了一系列優良傳統，因而也才有了其他軍隊所沒有的政治優勢。沒有黨的絕對領導就沒有我們這支軍隊，也就沒有我們的一切勝利和成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只有繼續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才能確保我軍“不變質”、“打得贏”。繼承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更加堅定地聽從黨的指揮，加強軍隊黨的建設，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色，完成黨和人民賦予我軍的任務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軍隊政治工作

一、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軍隊政治工作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成立。共產黨曾派出周恩來、惲代英、肖楚女、熊雄、聶榮臻、李富春等重要干部到軍校擔任政治工作。黃埔軍校參照蘇聯紅軍的經驗，為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進行了積極探索。

1925年8月，廣州國民政府將其掌握的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并仿照黃埔軍校的做法，在部隊中建立了黨代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國民革命軍各軍的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數由共產黨員擔任。

1926年9月，馮玉祥在共產黨人的推動下，率部舉行綏遠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并成立由共產黨員劉伯堅任部長的總政治部，宣布參加國民革命。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的政治工作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發動南昌起義，南昌起義部隊初步建立了共產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制度，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創建人民軍隊、領導革命戰爭的新時期。

1927年9月，以毛澤東為書記的黨的前敵委員會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部隊在遭受嚴重挫折后，于9月29日在江西永新三灣村進行了具有深遠影響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創造了黨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設立黨代表，負責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的制度，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初步建立了新型的官兵關系，為建設一支共產黨領導的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

1929年12月，紅四軍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作出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紅軍建軍兩年多來的基本經驗，規定了紅軍建設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古田會議決議創造性地解決了如何在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建設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參照蘇軍政工條例，制定和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這是紅軍第一部全軍性的政治工作法規，對紅軍政治工作的規范化起到了推動作用。

1934年2月，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這是紅軍的第一次政治工作盛會，會議強調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的科學論斷，確立了“一切政治工作為著前線的勝利”的指導思想，提出了政治工作要保證提高部隊戰術技術水平、政治工作人員要學習軍事和指揮打仗等任務。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逐步糾正了王明“左”傾錯誤。紅軍的政治工作也逐漸從 教條主義、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等錯誤影響中擺脫出來，積極恢復毛澤東確立的一系列正確原則和優良傳統，為保證紅軍長征的勝利，保證紅一、二、四方面軍在陜北的勝利會師，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順利實現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偉大轉變，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三、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工作

1937年10月，中央軍委成立總政治部，并決定恢復在改編期間因國民黨無理要求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員和政治部制度。

1937年10月，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系統提出并闡述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即：官兵一致的原則，軍民一致的原則，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1938年底，八路軍總部頒布《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把三大原則正式寫入總則。

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進一步端正了全黨全軍的思想路線。

1944年4月，譚政代表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系統總結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創造的豐富經驗，是我軍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標志。全軍積極貫徹《報告》的精神，使整個部隊的政治工作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和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

四、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全面內戰。面對國民黨軍隊瘋狂的戰爭氣焰，軍隊政治工作緊緊圍繞粉碎國民黨軍事進攻的總目標，深入進行戰爭動員，堅決貫徹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作戰方針，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1947年冬至1948年夏，人民解放軍利用作戰間隙，采取訴苦和三查的方法，在全軍普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

為適應人民軍隊的發展，1945年5月黨的七大根據軍隊實行黨委制的經驗教訓，會議決定按照古田會議決議的原則，恢復軍隊中黨的委員會制度。

1947年7月，總政治部頒布我軍第一部《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委員會條例（草案）》，明確規定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規定了軍隊黨委員會的地位作用、組織原則、基本任務和工作作風。軍隊黨委制的恢復和健全，為人民解放軍和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軍隊政治工作

1949年2月，毛澤東即提出“要把軍隊變為工作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不久后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進一步確定：“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將要使人民解放軍全部地轉化為工作隊”隨著解放戰爭的進展和新中國的成立，我軍在繼續執行戰略追擊等戰斗隊任務的同時，以主要力量執行實施軍事管制、建立地方政權、恢復社會秩序等項工作隊的政治任務。

1950年６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犯，把侵略戰火迅速燒到鴨綠江邊，使新中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請求，中共中央決定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國人民志愿軍根據戰場環境、作戰對象和戰爭形式等特點，在繼承和發揚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情況和具體實際，創造了豐富的政治工作新經驗。1953年12月至1954年１月，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確定把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保衛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防御帝國主義侵略，作為軍隊建設的總方針、總任務。會議的重大決策標志著人民解放軍實現了由革命戰爭向和平時期建設的戰略轉變，開始了向現代化進軍的新階段。

1954年4月，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頒布施行，重申了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等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

1954年12月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實行義務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和頒發勛章獎章的工作指示》，要求全軍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和周密細致的組織準備工作。

1950年8月，中央軍委發出《關于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出全軍教育訓練要以提高文化為主要任務，使軍隊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

1960年，中央軍委根據部隊創造的初步經驗，決定在全軍開展創造“四好”連隊（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戰士活動。

1960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發行之際，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通知，要求廣泛宣傳和學習毛澤東著作。與此同時，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作出《關于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號召全軍“把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運動推向新的高潮”，一個學習宣傳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在全軍上下迅速興起。

1963年，全軍普遍開展了學習雷鋒、學習好八連的活動。全軍把學習雷鋒和學習好八連的活動結合起來，有力地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覺悟，推動了部隊建設。

新時期的軍隊政治工作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著重研究解決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軍隊的戰斗力。這是新時期的第一次軍隊政治工作會議，是在鄧小平主持和指導下撥亂反正的一次重要會議。6月2日，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講話。這次會議特別是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提出和確立了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指導思想，對軍隊政治工作的撥亂反正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981年6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

1981年9月19日，鄧小平在演習閱兵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向全軍部隊發出了“必須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的偉大號召，明確闡述了新時期軍隊建設的總目標。

在1984年11月的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鄧小平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軍隊工作從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入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作出了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重大決策。

1986年12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之后軍隊的各項建設問題，中心議題是討論研究新時期的軍隊政治工作，并于1987年1月作出了《中央軍委關于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

1987年5月總政治部印發《軍隊建設指導思想戰略性轉變教育提綱》，指導全軍進一步展開軍隊建設指導思想戰略性轉變的教育，提高貫徹軍委戰略決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1987年5月，總政治部根據《中央軍委關于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關于做好基層政治工作的要求，召開全軍基層政治工作會議，研究基層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 的辦法，討論通過了《新時期連隊黨支部建設綱要》、《士兵政治教育大綱》、《新時期基層團支部建設要點》、《連隊軍人委員會工作暫行規定》4個文件。

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軍委先后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職干部暫行條例》。

新形勢下的軍隊政治工作

1989年6月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同年11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又選舉江澤民為中央軍委主席。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990年12月，江澤民在全軍軍事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部隊要做到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1991年1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式將這五句話規定為軍隊建設的總要求。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

1994年12月，江澤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著重抓好愛國奉獻教育、革命人生觀教育、尊干愛兵教育、艱苦奮斗教育”。全軍部隊認真貫徹關于四個教育的要求，突出堅定理想信念這個核心，引導官兵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筑牢思想防線，強化精神支柱。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正式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全軍部隊積極貫徹黨的十四大、十五大的精神，努力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官兵，統一全軍的思想和行動。2000年2月，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在2001年的七一講話中作了進一步的系統闡述。

2000年3月，總政治部對軍隊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時作出了部署，并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全軍部隊按照軍委、總部的要求，把學習和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

2001年10月，總政治部制定頒發我軍第一部《軍人道德規范》，提出了聽黨指揮、愛國奉獻、愛軍習武、尊干愛兵、嚴守紀律、堅守氣節、艱苦奮斗、文明禮貌等基本要求，對加強軍人道德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2003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在全黨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7月，中央軍委根據黨的十六大和中共中央通知的精神，批準印發由總政治部組織編寫的《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學習綱要》，使全軍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進入了新的階段。

2003年8月中央軍委重新頒發了經再次修訂的《軍隊基層建設綱要》。

2003年9月，中央軍委正式頒發了《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這個規劃著眼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需要，對我軍未來一二十年人才建設應達到的數量規模、知識結構、復合素質等提出了相應的目標要求，并緊緊圍繞建設高素質的指揮軍官隊伍、參謀隊伍、科學家隊伍、技術專家隊伍和士官隊伍，提出了具體的對策和措施。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批準頒發了經過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2004年4月，中央軍委批準頒發了《中國共產黨軍隊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成為加強軍隊黨委建設、規范黨委工作的一部重要法規。

2004年12月24日胡錦濤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對新世紀新階段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使命提出新要求：為中國共產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為維護國家 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2006年10月22日，胡錦濤在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的大會上指出：“紅軍長征勝利充分說明了一個真理：建設一支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革命軍隊，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

2007年10月22日，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胡錦濤為中央軍委主席，批準賀國強為中央紀委書記。

2008年3月10日胡錦濤在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全軍部隊要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落實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各項任務，不斷提高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的能力。

2008年12月24日胡錦濤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忠誠于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的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

2010年1月中央軍委下發了《中央軍委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軍隊黨的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貫徹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的重要舉措，是落實胡錦濤主席關于加強軍隊黨的建設重要指示的實際行動。

2011年6月3日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簽署命令，發布施行新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列條令》（統稱共同條令）。新修訂的共同條令自2010年6月15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