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信托時代我國信托投資公司核心盈利模式的再思考
后信托時代我國信托投資公司核心盈利模式的再思考
天津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戰略發展研究所所長 邢成
2002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和《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陸續頒布實施為標志,中國信托業開始全面步入以回歸信托主業為主要特征的“后信托時代”?,F階段信托投資公司主業的內涵是什么?主要展業方向是什么?核心盈利手段是什么?主要利潤來源是什么?上述問題已成為目前我國完成重新登記后的信托投資公司生存、發展乃至做大做強的關鍵所在。
一、信托投資公司主業分析
按照《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規定,信托投資公司的經營范圍共包括十二項,即:
1、受托經營資金信托業務,即委托人將其合法擁有的資金,委托信托投資公司按照約定的條件和目的,進行管理、運用和處分;
2、受托經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財產的信托業務,即委托人將自己的動產、不動產以及知識產權等財產、財產權,委托信托公司按照約定的條件和目的,進行管理、運用和處分;
3、受托經營法律、法規允許從事的投資基金業務,作為投資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發起人從事投資基金業務;
4、經營企業資產的重組、購并及項目融資、公司理財、財務顧問等中介業務;
5、受托經營國務院有關部門批準的國債、政策性銀行債券、企業債券等債券的承銷業務;
6、代理財產的管理、運用和處分;
7、代保管業務;
8、信用見證、資信調查及經濟咨詢業務;
9、以固有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
10、公益信托業務;
11、信托公司所有者權益項下依照規定可以運用的資金,可以開展同業拆放、貸款、融資租賃和投資等業務;
12、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其他業務,包括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辦理的同業拆借業務等。
顯然,按照上述規定,信托投資公司的主營業務應該十分清晰,即:資金信托業務、財產信托業務、投資基金業務以及公益信托業務構成信托主業,而其他各項則屬輔業。
正是基于上述分類和判斷,眾多信托投資公司從公司的主營方向和盈利模式的確立到實際業務的實施和操作,均將通過開展資金信托業務,特別是集合資金信托業務來收取管理傭金定位為信托投資公司的主要業務模式和主要利潤來源。自2002年7月《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實施至2002年底,共有20余家信托公司,共推出22個信托品種(見附表),資金規模近50億元,2003年上半年共推出30多項信托業務,資金規模超過30億元,其中集合資金信托業務幾乎占了90%以上。信托業務類型 數量 基礎設施建設信托 8 房地產開發信托 8 MBO收購信托 1 汽車消費信托 1 證券投資信托 1 融資租賃信托 1 汽車營運權信托 1 教育信托 1 發行資金信托產品,收取管理傭金究竟能否支撐信托投資公司的主要利潤來源呢,從現階段各信托投資公司的資產結構、實收資本規模以及各類運營成本指出標準分析,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以一項信托規模為一億元人民幣的資金信托計劃為例,發行成功一項一億元人民幣規模的資金信托計劃,按照行業慣例,所收取的管理傭金應為信托財產的1%左右,即100萬元。而實際上信托投資公司從目標企業或項目的選定、論證、可行分析到設計信托產品、推介、宣傳、營銷以及該信托項目的后期管理、信息披露、賬簿核算、收益派發、信托合同終止,直接成本就會抵去約0.2%,再將各類固定成本和變動費用攤銷進去,又會抵去約0.2%,如此計算下來,一項規模為一億元人民幣的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約為信托投資公司帶來50萬元人民幣的稅后利潤。而信托投資公司除維持正常的運營成本和費用支出外,還要不斷擴充發展,增加積累,擴大自身凈資產規模。特別是一些按照市場化原則已實行股份制或法人治理結構較為合理的有限責任公司,一般都由多家投資股東組成,每年分紅派利的壓力巨大,以實收資本為十億元的信托投資公司為例,較為中性的分紅率(利潤回報率)大致為8%-10%,這就需要約1.5億元的稅前利潤規模作為支撐,而要通過集合資金信托業務收取傭金實現1.5億元的利潤規模的話,則需要發行銷售約150億元人民幣規模的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亦即需約500至700個信托項目作為前提。但據初步統計,自2002年7月18日上海愛建信托發行第一支集合資金信托計劃至2003年6月,全國近五十家信托投資公司共推出的近40余項集合資金信托規模也不過寥寥百億元人民幣。
綜上所述,得出以資金信托作為現階段信托投資公司的主業或主要利潤來源的結論顯然是過于理論化和匆忙的。
二、現階段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業務的主要約束性因素:
集合資金信托業務真正成為信托投資公司的核心盈利手段,需要具備若干重要的前提條件,諸如迅速形成巨大發行規模、運行成本低廉、市場受眾群體廣泛、市場環境基本成熟、委托人風險意識清晰等。然而現階段信托投資公司開展集合資金信托業務尚存在諸多約束性因素。
(一)政策性約束
按照《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管理暫行辦法》及《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發[2002]314號)的有關規定,將信托投資公司發行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基本定位于非公募性質,從而在下述方面進行了較為剛性的約束。
1.信托規模。每項信托計劃不得超過200份信托合同,每份信
托合同的最低金額不得低于5萬元人民幣。如此單項資金信托計劃發行規模的限制,導致資金信托產品的設計和推出與大多投資項目的資金需求規模以及高達十萬億元人民幣的居民儲蓄所產生的投資需求都產生了巨大差距。而且作為一種獨立金融業態推出的投資產品與其他投資品種相比,例如每年均達千億規模的基金和國債、萬億規模的股票以及數百億規模的企業債券等,作為四大金融支柱之一的信托產品規模幾乎微不可感。
2.營銷宣傳。按照有關規定信托投資公司不可在報刊、電臺、電視等新聞媒體上對信托計劃做廣告宣傳和產品的營銷宣傳。而無法直接進行信托產品的營銷宣傳,不僅導致銷售渠道不暢,產品信息閉塞,投資人無法從常規渠道規范獲取和了解信托產品,而且也使信托產品推介過程中的公開效應大大削弱,無法通過公開產生公信,使信托產品合法性、真實性和誠信度不同程度打了折扣。
3.區域性限制。信托投資公司因明確不能設置分支機構而使其在異地的展業功能受到明顯的限制。而是否能夠通過其他金融機構代理開展異地業務則尚無明確的政策性界定。然而,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是全國性乃至國際性市場,資金信托業務不可能,也不應該只局限于一城一地。
4.流動性操作。盡管《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管理暫行辦法》中規定了信托產品的受益權可以轉讓,但轉讓方式、轉讓價格、轉讓手續和轉讓場所均無明確規定。從而使資金信托產品的流動性,特別是機構委托人的大額信托合同的轉讓嚴重缺乏操作性。
(二)市場性約束。1.市場體系尚不健全。
規范意義上的信托市場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各方面的市場要素還不健全,市場運行機制也不完善。信托產品的市場主體和市場客體尚不十分清晰,市場流通渠道也沒完全形成,有些環節還不十分暢通,市場風險的概念和載體也較為模糊。諸如資金信托產品的流通和轉讓,財產信托業務的登記和過戶,信托收益的納稅范圍、納稅環節和納稅標準以及信托財產的會計核算制度等配套環節還都沒有同步出臺,甚至存在缺失和空白。2.市場信譽尚不成熟。
信托投資公司和信托產品市場形象與市場信譽在歷經長達八年之久的五次清理整頓之后,受到前所未有的重挫。如何建立信托市場信譽,重塑信托公司形象,是信托業務面臨的極為嚴峻和緊迫的問題?,F階段全國保留的六十余家信托公司大部分已完成了重新登記工作,其資產質量、資本規模、人員素質、管理水平都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但信托市場信譽重建仍任重道遠,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培育、引導、提升和完善的過程。因此在信托市場信譽先天不足,廣大投資人對信托產品較為陌生,對信托公司的功能和資信仍持有一定觀望態度的狀況下,加之信托投資公司無法大規模的通過主流媒體對信托業務和信托產品進行宣傳和推介,就使得這一進程更為艱難和需要耐心。3.市場定位尚不確定。
集合資金信托產品的市場主體如何構成,迄今仍處在摸索階段。是機構投資者為主,還是個人投資者,如果是機構投資者如何解決其資金成本和流動性問題?如果是個人投資者是低端客戶還是高端客戶,高端客戶市場份額有多大?低端客戶如何協調單項信托規模的限制與投資項目資金需求的矛盾。從中國社會財富分布結構分析,以少數、大額、長期的機構投資人為主要對象的純私募方式似乎不太現實。因為擁有較大資金規模的機構投資人往往是理財能力較強的企業經營者或專業投資人,委托信托公司理財的動機不足,甚至其本身經常是資金的需求者,缺乏大規模長期閑置的資金。而短期閑置沉淀資金,又因信托產品缺乏流動性而無法操作。加之信托投資公司尚不具備一批專業拓展私募市場的營銷隊伍,我國有關私募基金的法律尚未出臺,因而也就難以形成一批穩定的機構投資人客戶群體。
(三)運用性約束
從近期各家信托投資公司開展資金信托業務的過程看,雖然在營銷階段即資金的募集階段遇到一些瓶頸問題,但應該還不是集合資金信托業務的主要矛盾??梢哉f信托投資公司發行集合資金信托計劃,資金來源問題雖然有一定的約束因素,但現階段并非關鍵環節,真正的瓶頸約束是信托資金的運用和投向問題。根據現已推出的資金信托產品的運用方式和方向分析,主要是通過貸款或投資的方式運用于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等行業和項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我國當前分業管理的金融體制下,信托產品的創新空間受到分業經營、交易市場不充分、缺乏避險工具等諸多因素的局限,因此信托產品的諸多功能難以體現;其次是眾多投資者短期化的投資理念根深蒂固,進而對信托產品短期設計和推出機制要求強烈;第三是廣大中小投資者對專業服務和專業投資機構的信用仍持較強的輕視和懷疑態度,而政府崇拜的心理則慣性十足?;诖耍姸嘈磐型顿Y公司紛紛推出中短期限,明示一定預期收益,甚至附加有財政和政府信用色彩的信托產品和投資項目也就成為不二的選擇了。而與此同時,面對源源而至的集合信托資金,具備上述要件的投資項目則日顯稀缺。
三、現階段信托投資公司核心贏利模式的再思考
綜前文所述,集合資金信托業務雖然在2002年大出風頭,但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判斷,該項業務只能作為信托投資公司核心贏利模式的重要工具之一,而絕非實現信托投資公司主導利潤的直接手段。
(一)現階段集合資金信托業務的相對成本較高。
一項信托投資項目從項目篩選、研究開發、產品設計、營銷推介、投資管理到最后清算終結,往往耗費信托投資公司大量人力和財力,甚至有的項目耗時數年,成為信托公司的優質資源和重點項目。其間不僅開發成本巨大,營銷成本、管理成本和運行成本也都需較大的投入。
(二)多數資金信托產品的科技含量不高。
資金信托作為目前各家信托公司信托業務的主要產品,其存在的一個嚴重不足是科技含量過低,極容易被其他機構所模仿,從而導致該項業務無法形成信托投資公司的專屬性業務。在2002年繼信托公司推出集合資金信托業務不久,深發展和民生銀行就推出了幾乎與資金信托業務完全相同的,“多方個人委托貸款”業務,且在一些技術細節上還占有優勢。因此門檻低、無專屬性、缺少立體化和組合化優勢,成為目前多數資金信托產品的突出缺陷。
(三)信托產品隱形風險與實際收益失衡。
資金信托業務應屬委托理財范疇,信托公司只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傭金。按照“一法兩規”的有關規定,凡資金信托項目運營中的市場風險、政策風險均由委托人即投資人承擔,信托投資公司只就因違約而管理失責所導致的信托財產損失承擔責任。換言之,資金信托業務按照有關規定,對信托投資公司而言應是非負債業務。
然而在現階段信托投資公司的業務實踐中,在各信托公司推出的信托產品計劃、信托合同以及各類宣傳推介材料中,無一不明示預期收益。盡管從理論上講,預期收益是彈性的,不同于承諾固定收益,但各信托公司在業務開展中,實際已承擔了贏利預期和信托財產完整退出的巨大管理風險和信譽風險。如此巨大的隱形風險與只有不到1%的管理傭金收益相比,顯然是非常不對稱的。
四、發揮資金優勢,全面提高直接投資管理能力,重點探索高收益領域的贏利模式。
雖然信托投資公司的經營范圍和業務門類十分廣泛,但本人以為其贏利手段基本可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投資收益類;第二類是中介服務費。而投資收益類業務應是目前信托公司的核心贏利手段。
伴隨信托投資公司重新登記工作的完成,各信托公司實收資本規模均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流動性資產比例大大提高,整體資產質量普遍得以提升。與此同時,集合資金信托業務的開展,也為信托公司提供了一個較為穩定和廣闊的融資平臺,依托如此巨大的資金優勢,信托公司首先應在充分論證和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對電子、通訊、汽車制造、環保等朝陽行業的優質項目進行重點投資,在市場化選擇的原則下,獲取高回報;其次對高科技企業、金融機構(包括新型股份制銀行、大型證券公司、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險類公司、擔保公司、)能源石化企業、信息工程企業以及優質擬上市企業等高成長性的企業進行較大規模的股權投資,在獲取高收益的同時,掌握和熟悉相關的行業發展趨勢和企業運行規律,迅速培養和形成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項目投資經理和信托執行經理,真正具備專家理財的水平,充分體現專業理財機構的功能;再次應重點突出國際化發展的戰略,全面拓展與外資在各個領域全方位合作的機遇,特別是與世界五百強中的大型跨國集團進行緊密型的合作,借船出海,優勢互補,實現超常發展。
信托資金的運用應在上述投資架構的平臺之上,充分依托信托產品的創新和信托業務手段的組合,要逐步由單一傭金型資金信托模式逐步過渡為共同受益型的資金信托模式,共享信托財產運用和管理產生的信托收益。這不僅能夠有效的化解信托公司的隱形風險,解決收益與風險失衡的弊端,而且能夠進一步獲得委托人的信任和市場的認可,迅速擴大信托資金規模,同時也提高了信托公司專業能力和理財水平,特別是項目投資和項目管理的能力,進而真正形成信托投資公司穩定的、高水平的主導利潤來源和核心贏利手段。
在重視實業領域投資的同時,信托投資公司還應充分發揮熟悉資本市場投資的特殊優勢,調整投資理念,適應新形勢的變化,與信托業務、投資銀行業務和財務咨詢業務密切組合,對證券市場上具備行業優勢、成長潛力大、管理規范的優質企業,以長期投資的理念進行投資持有,共享伴隨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宏觀背景下資本市場成長的果實。
五、發揮信托制度優勢,組合運用信托業務工具為客戶提供立體化信托服務。信托投資公司信托規模的增加,不能單純依賴資金信托規模的擴大,信托公司應大力拓展規范意義上的資產管理類信托業務。通過組合運用投資、貸款、融資租賃、擔保等業務手段,搭建具有較高科技含量的信托制度平臺,通過個性化設計和產品創新,對國有資產管理,國有企業改制、重組購并、破產清算、債務托管、管理層收購、員工持股計劃、企業上市、國有股份管理、附擔保公司債等諸多領域進行信托化安排和設計,進而在不斷推出創新信托產品的同時,超常規擴張信托資產規模,規避諸多市場風險,同時也衍生和帶動了諸如投資銀行業務、融資顧問業務、財務咨詢業務、信用見證業務等一系列中介業務,使信托公司通過開展資產管理等管理型信托業務,不僅大大增加了低風險的信托管理傭金收入和中介咨詢收入,使之成為信托公司贏利手段中的重要組成成分,逐步形成信托公司因制度優勢而特有的專屬業務,創出該業務領域中信托公司的品牌效應,而且通過上述業務的開展,又進一步為直接投資業務拓展市場,發現機遇,開發潛在客戶和優質投資項目,進而形成兩大類業務互動的良性循環,使信托投資公司在“一法兩規”政策框架內,能夠最大限度發揮其特有的資金優勢和制度優勢,充分體現其各項職能,逐步形成信托投資公司高品質、高穩定、專屬性的贏利模式。
第二篇:價值、價值觀與核心價值觀:一個再思考
價值、價值觀與核心價值觀:一個再思考
作者:楊耕 《光明日報》(2015年12月02日 13版)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不斷地追求和創造價值,同時又不斷地認識和評價價值,并逐步形成了價值觀。不同的人、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當也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核心利益,應當也必須是社會主義價值關系應然狀態的展示和期盼。
價值關系: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論斷:“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的確如此。音樂,對于有沒有音樂素養以及不同素養的人來說,領悟、詮釋和評價顯然是不一樣的。對于沒有音樂素養的人來說,音樂沒有意義;對于有音樂素養的人來說,有意義;對于職業音樂家和愛樂者來說,意義又不一樣。有沒有意義、有什么意義,屬于價值范疇。從哲學的視角看,價值就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意義關系。
在實踐活動和日常生活中,主體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掌握和占有客體,利用客體的屬性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著一種特定的關系,這就是,主體按照自己的需要對客體及其屬性進行選擇、利用和改造的關系,或者說,是客體屬性對主體需要滿足的關系。這種特定的關系就是價值關系,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意義關系。某事、某物能夠滿足主體的需要,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不能滿足主體的需要,就是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物及其屬性是價值關系形成的客體依據,人及其需要是價值關系形成的主體依據,只有人才是價值的創造者、實現者和享有者。物及其屬性有無價值、有什么價值,都是相對于人、相對于不同主體而言的。
人是在需要的推動下從事實踐活動,把身外的事物變成自己活動的對象,變成自己的價值客體的,價值關系就生成于人對自然的改造過程中。同時,人對自然的改造總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的,并受到社會關系的制約。這就是說,有了人、人的活動和社會關系,才產生了自然界原本不具有的價值現象,才形成了物與人之間的價值關系。事物能否成為價值客體,不僅依賴于事物自身的屬性,而且取決于人的認識水平、實踐性質和社會制度。正如馬克思所說,“對象如何對他來說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同時,人的需要不是純粹的動物性的需要,而是“從社會生產和交換中產生的需要”,是在實踐活動中不斷被改造、不斷變化發展的需要?!耙呀浀玫綕M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叭艘云湫枰臒o限性和廣泛性區別于其他一切動物”。
單純的生理需要都是有限的,動物是這樣,人也是如此。中國有句古語,那就是,“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但實際上,人的需要是無限的。生產不僅滿足需要,而且生產需要;生產越發展,需要也就越豐富。更重要的是,人與人的需要也不是同一的。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人的需要本身也發生了異化,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需要甚至迥然不同,人的需要又因此分化為正常需要與非正常需要,后者導致奢侈品、畸形消費。
這就是說,盡管人人都有需要,但并不是每個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滿足。需要的內容及其滿足方式、滿足程度,取決于個人在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我們不能僅僅把價值理解為人與物的關系,不能把價值與使用價值混為一談。如果說使用價值只涉及人與物的自然屬性的關系,那么,價值不僅涉及人與物的自然屬性的關系,而且涉及人與物的社會屬性的關系;不僅體現著人與物的關系,而且體現著人與人的關系。在我看來,大氣污染實際上是以“天災”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人禍”,生態危機實際上是人的危機,它不僅反映著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而且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
這表明,人們需要的內容及其滿足,就是利益。因此,價值關系的核心就是利益,價值關系本質上是利益關系。作為利益的主體,可以是個體,可以是集體,也可以是社會。實際上,任何一個現實的個人必然同時具有這三層關系:既是個體,又屬于某個集體,同時還是社會的成員。因此,個人的利益是多層次的,既有個體利益,又有集體利益,還有社會利益,僅僅以個人利益作為價值評價的依據,顯然會失之片面。
所謂評價,就是主體在對客體認識的基礎上,把自身需要的內在尺度運用于客體,對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進行評判,其著眼點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效用關系。所以,價值評價必須考慮主體的需要和利益,必須把主體的需要和利益作為內在尺度運用于評價的客體。任何一個個體、群體的價值評價都受到他們的需要和利益的制約,都受到反映這種需要、利益的觀點和立場的制約。從來不存在一個脫離需要和利益、沒有觀點和立場的價值評價,價值評價總是依據評價者的需要和利益、觀點和立場的不同而不同,包括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及其意義的評價。
價值觀:價值關系應然狀態的展示和期盼
所謂價值觀,是指人們關于如何區分好與壞、善與惡的總體觀念,是關于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的基本原則。價值觀屬于觀念形態,但它卻存在于、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有對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成果的評價;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中,有對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的評價;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中,有對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評價,如此等等。各種價值評價都有自己特殊的標準和基本原則。就內容而言,價值觀的根本是價值原則。有什么樣的價值原則,就會有什么樣的價值規范和價值理想,價值原則規定了價值觀的性質?;浇痰膬r值觀以上帝為價值原則,并將之作為衡量一切價值的標準。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以個人利益為價值原則,并將之作為評判其他一切價值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以個人與社會的辯證統一為價值原則,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最高價值。
價值原則總是滲透在價值規范中。所謂規范,其本意就是規則、標準或尺度,明確規定人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任何價值觀只有通過價值規范具體化為如何行動的規范,才能引導人們的活動。有什么樣的價值原則,就有什么樣的價值規范。確定的價值原則、價值規范必然導致確定的價值理想,價值理想是以對未來應然狀態的規定和把握為內容的。價值原則、價值規范、價值理想都屬于價值觀的內容。
價值觀與價值關系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價值關系是一種客觀的社會關系,是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實際的利益關系。利與害、好與壞、得與失等等都不是單純的主體的自我感受,而是實際的利益關系。比如,一個奴隸可以滿足自己的奴隸地位,但并不能因此改變奴隸與奴隸主的價值關系,不能因此改變奴隸與奴隸制的價值關系。價值觀則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人對價值關系的理解和把握。這就是說,價值關系不同于價值觀,價值關系是客觀的社會關系,價值觀則是人們對客觀的價值關系的觀念把握。人們正是基于意識到的需要對價值關系進行判斷、整合和反思及其升華,才形成了價值觀。一言以蔽之,價值觀即是對價值關系應然狀態的展示和期盼。
在社會生活中,價值觀構成了個人的心理定勢。因此,任何一個社會都要通過法律、輿論和教育,有目的、有計劃地把自己的核心價值觀灌輸給每個社會成員,促使他們形成共同的價值觀;都要通過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告訴人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從而為人們的社會活動、日常生活提供規則、標準和模式。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生活體會這種核心價值觀,根據自己的人生體驗決定選擇還是不選擇這種核心價值觀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因此,我們應當根據自己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人們的實際利益建設核心價值觀,并通過多種渠道使社會成員能夠理解、認同、接受這種核心價值觀,并內化為社會成員的個人價值觀,從而形成社會的共同價值觀。否則,社會所提供的核心價值觀就只能成為人們的外在規范,而不能成為人們的內在意識。
不同人的價值觀主要決定于不同人的社會地位,反映了人們多樣的生存條件、活動方式和利益關系。但是,我們應當注意,社會地位相同,價值觀并不一定相同。同樣是處于被剝削地位的工人,有起來反抗雇傭勞動制度的工人,也有滿足自己雇傭勞動地位的工人。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同,但價值觀念不一定相同。在階級社會中,被剝削者接受剝削階級的價值觀念的現象并不罕見。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價值觀與價值關系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價值觀是人們對事物進行價值判斷的尺度,屬于主觀的思想領域,價值關系則是人們之間實際的利益關系,屬于客觀的社會關系。人們的價值觀可能正確地反映了價值關系,也可能歪曲地反映了價值關系,二者并不是絕對一致的。實際上,價值觀的形成是包括價值關系、經濟關系、傳統文化和社會教育積淀在內的復雜過程。任何社會都需要進行核心價值觀、主導價值觀和共同價值觀的建設。儒家價值觀之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長期處于主導地位,成為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共同價值觀,就與長期以來封建社會統治者的倡導,與整個封建社會的教育,尤其是與科舉制度和官吏任用的標準密不可分。
任何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反映的都是該社會的本質特征和核心利益。中國封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儒家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就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個人本位。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既是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核心任務,也是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核心理念。我們應當注意,社會形態的變化同時也就是社會核心價值、核心價值觀的變化。由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是社會形態的根本變革,這一變革在價值觀上的標志,就是核心價值的變化。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與以往社會的核心價值不存在全盤繼承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以及封建主義核心價值的變革。
因此,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我們既不能移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也不能挪用中國封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因為它們都不能反映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語),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也必須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及政治制度相適應,應該也必須反映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核心利益,應該也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定的精神氣質,應該也必須是社會主義社會價值關系應然狀態的展示和期盼。
任何社會大變動時期都會發生價值重估和價值觀重建的問題。西方的啟蒙運動,是對古希臘羅馬時期關于人的思想的一次重估,是被中世紀神學所壓抑的古代人文思想的一次重生。中國的“五四”運動,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重估,是科學和民主思想在中國的一次重生。當代中國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期,這一變革最突出特征和最重要意義就在于,它把現代化、市場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了,構成了一場前無古人、艱難復雜而又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它必然引發價值重估和價值觀重建的問題,也必然為重建社會主義價值觀開辟廣闊的思維空間和社會空間。
(楊耕,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第三篇:我國農業保護問題的再思考
與高速發展的國民經濟相比,我國農業呈現逐漸相對萎縮的趨勢,這與我國整體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宏觀戰略要求是不相符的。為此,在農業保護的問題上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在農業保護的連續性、法制性和農業保護方式的多樣性方面,我們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作法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正視我們的問題和差距,借鑒國際上農業保護的先進思想和方法從而逐步完善我們的農業保護政策,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題和目的。
一、我國農業保護的現狀及問題
自新中國成立至開始改革開放的30年間,由于脆弱的工業體系所支撐的國民經濟急需得到發展,因此一直實施著以“暫時”犧牲農業為代價的“工業傾斜”戰略,同時附帶著“待工業發展后再‘反哺’農業”的期待和允諾。這個時期,農業是凈流出產業而工業是凈流入產業,從經濟角度談不上對農業的保護。1979年以后,對農業基礎地位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央旨在穩定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嚴重扭曲的工農產品比價關系多少得到了一些矯正,農業生產也以1984年糧食總產量創歷史新高為標志而躍上一個新的臺階。但以后對農業形勢的盲目樂觀導致國家對農業投入的銳減,從而使得城鄉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漸拉大,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重新陷入了波動和徘徊的境地。至1993年第四季度,由南方水稻嚴重歉收而引發一輪嚴重的農產品及副食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對當時本已十分嚴峻的通貨膨脹形勢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才真正觸動政府對農業基礎地位的再認識。之后,1994年和1996年兩次對農產品實行大幅度的提價,從而出現1995年和1996年連續兩年農產品的大幅度增產。
農業豐收以后出現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糧食價格大幅度的回落。1996年秋收后,國家多次要求各地制定和實施糧食保護價,但收效甚微。針對這一情況,1997年的夏糧收購,國務院出臺新的政策:對國有糧食部門敞開收購、正常銷售后的超儲糧,國家補貼倉儲費用和利息;所需資金從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的糧食風險基金中支付。這一政策終于有了成效,當年市場糧價出現了大幅度的回升。
至此,可以說我國農業保護終于正式啟動且已初見成效。但是,我國的農業保護僅僅處于開始階段,無論是政策體系還是組織實施都還存在著諸多問題。自那以來,我國農業保護的政策除最近國務院宣布五年內逐步取消農業稅這一條外,本質上沒有什么大的動作。這些問題如不能得到及時的解決,農業保護的效力就會大打折扣,現行農業保護措施也難以持久。
2.實施農業保護的方法過于簡單化。我國迄今為止的農業保護,主要局限于對農產品的價格支持,而由于我國財力不足,即使是對農產品的價格支持也明顯力不從心,效果難盡人意。另外,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其貿易規則來看,對農產品實施價格支持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因此,僅僅實施農產品價格支持的農業保護,不是完整和合理的政策選擇。
3.缺乏合理的農業保護的政策載體。我國的農業保護在組織落實方面,是以國有糧食部門為政策載體的,即國家農業保護的政策由糧食部門督促具體實施。這里存在著一個與市場經濟原則嚴重相悖的問題:經過改革后的我國糧食部門,已經成為盈利為目標的商業企業單位,它是農產品市場的參與者;農業保護由糧食部門具體實施,又使得它扮演著糧食市場管理者的角色。這使糧食部門處于非常滑稽的地位:作為以盈利為目標的市場參與者,它由于各種政策性行為而造成巨額虧損(表現為對財政的巨額掛帳),因而是市場競爭中的失敗者;作為國家政策的執行者,它又由于盈利目標的壓力而無法或者是無意全力地執行國家政策。事實上,1996年秋收農產品保護價政策之所以基本沒有執行,1997年大部分地區的農產品保護價之所以難以到位,皆因糧食部門執行政策不力使然。
4.中央與地方及地方之間利益上的不平衡。如在1997年實施糧食保護價的政策時,國務院規定,對國有糧食部門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的超儲糧,其所需的資金從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的糧食風險基金中支付。這樣就產生了兩種利益沖突:一是中央與地方在利益上的沖突。實施農業保護是中央宏觀經濟的需要,但對超過市場價的糧食保護價,地方也得拿出資金,對此,地方沒有積極性是非常自然的;二是地方之間在利益上的沖突。在執行糧食保護價時增加地方財政的負擔,產量越多、對國家貢獻糧食越多的省份,地方財政因此而增加的負擔也越大,這對于農業大省、大縣是極不公平的。同時,各地發展農業的積極性必然受到壓制,這無疑于鼓勵地方重工輕農,從而對國家發展農業這一宏觀政策目標的落實也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二、可資借鑒的國際經驗
美國是個資本和技術大國,但美國對農業這一傳統產業仍然極為重視,并對其農業進行了世界上最完善的保護。借鑒美國農業保護的方式方法,對于我國實施完整的農業保護應該是有極大參考價值的。
(一)農業生產保護政策體系
美國農業生產保護政策的作用對象是廣大的農業生產者,因此其作用范圍是農業生產領域。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農業生產能夠擺脫因農業的弱質性和風險性對其基本利益所造成的威脅,保證農業生產者能夠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從而保護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其內容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農業信貸優惠。主要形式是所謂的“無追索權貸款”,即參與該項計劃的農場主獲得的由農業部農產品信貸公司(ccc)提供的一種擔保貸款。其基本作法是,為保證農業生產的基本收入水平,政府事先制定出每單位農產品的支持價格,在農產品收獲后的任何時間,生產者可將農產品按支持價格抵押給農產品信貸公司而取得該項貸款。之后,如果市場價格不能達到支持價格水平,信貸公司無權索回貸款,而當市場價格高于支持價格時,農場主可自己在市場上出售農產品,然后再償還該貸款的本息。一般來說,政府制定的支持價格等于或略高于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且貸款利率遠低于商業貸款利率,所以農業生產者可從此項計劃中以較低的成本(貸款利率)得到獲取高收益(市場價格高于支持價格)的機會。
2.目標價格補貼。這項措施自1970年實施,具體內容是:政府事先確定某些農產品高于支持價格(即貸款利率)的目標價格,以此作為計算差價補貼的基礎,在農產品收獲后,如果農業生產者以低于目標價格的價格水平出售農產品,則可獲得政府的差額補貼,其數額等于目標價格與市場價格或政府支持價格(貸款率)這兩種差額中的較高者。這種直接收入補貼措施填補了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之間的差額,從而保證了生產者的最低收入水平,此時的目標價格也就成為農產品的最低保護價。
4.生產控制。采用多種諸如面積控制及休耕補貼等辦法,使其國內農產品供給保持一定水平,以減少政府的農業預算開支及保持國內農產品的較高價格,從而達到保護農民利益的目標。
5.農業保險。農業保險是美國實施農業保護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式。為減輕自然災害給農民可能造成的風險損失,美國政府對從事農業保險的機構提供大規模的保費補貼,從而使農民能以較低的保費率普遍參加農業保險。1990年修訂后的農業法規定,凡參加聯邦農作物保險的農作物,在遇災害時可根據農業保險的有關規定獲得較高的賠付,即使沒有參加保險的農作物,如遇災害時,也可獲得按規定產量40%的賠償。
(二)農業貿易保護政策體系
美國農業貿易保護政策的內容非常豐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貿易控制計劃。為使美國國內農產品不受外國競爭者的沖擊,政府利用世貿組織的相關進口限制免除條款,對農產品的進口數量制定進口限額,對進口總量進行限制,控制外國農產品的進入,從而達到保護國內農產品市場對國內農產品強力需求的目的。
3.食品援助計劃。出于政治和整體經濟戰略的目的,美國長期以來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各種不同性質的經濟援助,其中食品援助是其經濟援助的一個主要內容。由于美國的經濟援助總是帶有各種附帶條件的,所以這種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償”的。既然提供經濟援助是必要的,那么提供食品援助就是一種最合理的選擇:一方面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食品短缺的困境,食品援助極受歡迎;另一方面美國農產品剩余的矛盾也得到了極大的緩解,客觀上又起到了保護農業的極佳效果,真可謂一箭雙雕。
三、對我國農業保護的政策建議
1.對農業保護立法。這是使我國農業保護走向正常軌道的關鍵環節。對農業實施保護,其收益不在于實施農業保護的當年,而在于取得其滯后效應。這一特點往往使人們在連續豐產之后產生對農業問題的麻痹認識,從而產生對農業保護必要性的懷疑。而一旦農業保護開始削弱,其后遺癥往往要等一年甚至幾年后才會顯現,在那個時候再重新實施農業保護,則必須等一年甚至幾年后才會產生效果,這樣必然會造成農業發展過程的人為震蕩。因此,如果農業保護措施不是連續的,那么從農業保護這一措施中的收益也必然不是連續的,同時農業保護的效率也必然會因農民對農業保護政策產生信任危機而大打折扣。要使農業保護政策保持必要的連續性,就必須有法律上的保證。
2.改造農業保護的政策載體。在目前體制下,我國的糧食部門作為農業保護的政策載體顯然是不適宜的,這一政策載體的改造可參考農業銀行的作法進行。農業銀行在向商業化轉軌過程中,為了剝離市場行為和政策行為,把原來的農業銀行一分為二,在原農業銀行之外成立了農業發展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的主要任務就是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功能。糧食部門可進行類似的改造,即將農業保護的政策職能從現在的糧食部門中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政策性農產品收購部門,具體執行國家對農產品的保護價政策。這樣,一方面可以順利地將龐大的糧食機構真正地徹底推向市場,另一方面又可使國家的農業保護政策得以順利和堅決的貫徹執行。這種改革只是糧食部門的一種分化,而不是另起爐灶,不致因新機構的設立而增加國家更多的負擔。目前糧食部門將經營部門和國庫部門進行了分離,但因為這種分離不徹底,所以仍然無法實現我們所謂的政策載體的職能。
3.實行農業保護形式的多樣化。農業保護的實質就是政策對農業的傾斜,就是以國家意志的形式參與和干預市場運轉,進行部分經濟資源的非市場化配置。因此,只要農業在其發展過程中能超越于市場規則而獲得政策優惠,都可視為對農業實施了保護。
4.建立中央與地方及地方之間在實施農業保護政策過程中的利益平衡機制。對農業的保護就意味著超越于市場機制之外的、產業之間利益的強制性再分配,對此中央和地方的目標顯然是有差異的。為此,必須建立一種能夠合理解決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與地方之間在實施農業保護政策時的利益平衡機制。在中央還沒有充足的財力單方面解決實施農業保護政策所需的資金時,動員地方財力共同達到這一政策目標是可行的。正確處理地方之間的公平負擔是建立這種利益平衡機制的關鍵。筆者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可以設立一種統一的全國性糧食風險基金,其出資比例或出資額度不是按各地方的糧食總產量的多少確定,而是按照各地國民生產總值的多少確定。這樣就能夠保證農業大省有一個合理的、可接受的負擔水平,也能使那些工業大省對農業保護這一符合國家宏觀經濟需要的政策的有效實施作出應有的貢獻。
5.真正減輕農民的不合理負擔。農民之所以有不合理負擔,本質原因是社會對農民地位的不合理定位,也就是說,農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沒有真正取得商品經營者的公平地位。實施農業保護政策,實質是保護農民利益,調動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鑒于當前我國農民負擔過重的實際情況,只有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農業保護政策才能真正收到實效。
第四篇: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再思考
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再思考
當今社會企業無處不在,對社會的發展和你我的生活都具有超凡的影響。一方面,企業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企業也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創傷。企業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如果只強調這一部分的片面發展而忽視社會的其他細胞,社會這一理想藍圖將不會完美,而我們片面強調的這一部分也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因此,企業在追逐利潤的同時,還應承擔其應有的社會責任,樹立以人為本、誠實守信、社會反哺、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精神或價值觀。
概念的明確是研究的前提,因此,我們需要明確和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捌髽I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實際上是一個舶來品。二十世紀初的歐美地區受自由放任經濟思潮的影響下,企業聲嘶力竭的追求利潤最大化,之后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歐美發達國家逐漸興起,它包括環保、勞工和人權等方面的內容。也就是說,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等方面的社會責任。簡而言之,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在企業內部要營造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和諧氛圍;另一方面,在企業外部,企業要承擔對自然環境、對社會各個利益相關者如消費者、社區的義務。此外,《中國青年報》曾有調查顯示,公眾眼里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給予員工較好的福利和薪(73.5%)不侵犯消費者權益(73.8%)、致力于生產環保型產品服務(63.7%)、嚴格遵守商業道德規則(73.3%)、不憑借壟斷地位獲取暴利(67.5%)、參加捐款捐贈等慈善活動(48.7%)。
然而,現實很骨感,很多企業包括行業翹楚選擇漠視企業的社會責任,甘當社會責任的旁觀者。中國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近日發布2011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該報告分別從國企、民企和外企的百強中選取研究對象。在三百個對象中,平均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只有19.7分。我國外資企業100強的社會責任整體水平低得可憐。沒有積極推進社會責任管理的公司占了78%。這些企業中,很多母公司為財富世界500強企業。這或是“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企業只追求短期的利潤,漠視社會責任的行為已經產生極為嚴重的社會后果。首先,企業在瘋狂的追求利潤的過程中直接損害了員工尤其是工人福利。工人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長時間的工作,得到的薪酬卻少得可憐;其次,在利潤的驅使之下,大量假冒偽劣產品、豆腐渣工程、有毒有害食品層出不窮,而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卻要為此買單。讓人耳熟能詳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地溝油等事件即是例證。第三,為了謀取高額利潤,企業完全不顧自然環境的承受能力,肆意地排放各種廢水、廢棄、廢物嚴重的污染了我們的生存環境。第四,不少企業憑借壟斷地位不斷謀取暴利,這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甚至于出現了兩級分化。可見,企業以犧牲社會利益,片面追求利潤增長的短視行為無異于殺雞取卵,最終也將導致企業的毀滅。
相反,企業企業在追逐利潤的同時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強調以人為本、誠實守信、社會反哺、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才是企業生存的王道、企業的未來。一個長期善待社會、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可以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增加無形資產,這就為企業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的金字招牌。荷蘭王國駐華大使威勒姆·范·伊表示:“企業社會責任一個雙贏戰略,因其既有利于企業的經營和獲取利潤,又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它與公司的將來、社會的將來以及孩子的未來都息息相關。”此外,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是企業的義務。古語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所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企業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 的受益者,也理應成為社會責任的踐行者。
重塑企業的社會責任勢在必行,企業應當把社會責任提升到戰略的高度予以重視,把社會核心價值觀根植于企業的發展之中。具體而言,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企業應關注、了解并嚴格遵守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安全生產、勞動保護、工人權利等方面的規定;第二,企業應當樹立以人為本、誠實守信、社會反哺、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精神或價值觀;第三,制定非財務績效指標;第四,企業應反哺社會,絕盡全力做好慈善事業,保護環境,改善污染,造福子孫后代;第五,各政府部門也應就就如何進一步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形成共識;最后,工業企業和行業協會定期編制和發布社會責任報告,形成公開透明的自我約束機制,同時媒體也應發揮監督作用,消費者和員工也
應形成權利意識,自覺抵制企業片面追逐利潤的行為,從而建立社會監督機制。
俗話說,“只有懂得一桶粥的付出,才能得到一桶金的收獲?!?,在社會道德下滑、企業責任中落的現實背景之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將不再是選擇性行為,而是企業為保持基業長青的必然選擇。企業社會責任一個雙贏戰略,它既有利于企業的經營,又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它與我們每個人以及我們孩子的未來都息息相關。因此,企業應自覺承擔其對社會的責任,用以人為本、誠實守信、社會反哺、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指引其長期持續發展,最終為我們的社會描繪一幅美好的藍圖。
第五篇:對我國青年失業問題對策的再思考
對我國青年失業問題對策的再思考
林立
(廈門市社會保險管理中心,福建廈門361005)
【摘要】
當前,我國青年失業問題日益嚴峻。盡管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但收效甚微。其原因主要是現行對策存在著不足。應從提高對青年失業問題的重視程度,實施積極的促進就業政策,整合力量,形成社會支持網絡等方面加以彌補。還需關注和重視社會資源的整合與失業青年的溝通,滿足失業青年就業需要。
【關鍵詞】青年失業;對策不足;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36(2008)02-0136-
2005年5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對外公布《中國首次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在就業數量上,?15歲至29歲的中國青年總體失業率為9%,高于中國目前6.1%左右的社會平均失業率?,其中,?失業一年以上的長期失業者占72%?;在就業質量上,?青年就業質量相對較低,大部分青年就業無保障,工作不穩定,工作時間長,工資低?。[1]青年就業是青年生存與發展的基礎,青年不充分就業或失業將容易引發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另外,青年不充分就業或失業導致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將影響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盡管在青年失業問題上,我國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應對舉措,但從目前看來,這些對策收效甚微,我國青年失業問題依然相當嚴峻。因此,筆者擬對當前我國青年失業問題對策進行解析與再思考,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既有對策存在的不足
(一)政府關注度有限我國政府雖未回避青年失業問題,但長期以來給予的關注卻相當有限。盡管近年來失業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從學界到政府基本上已達成將我國的發展戰略由經濟增長優先轉向就業增長優先的共識,但遺憾的是,政府在關注失業問題上,往往將目光集中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下崗失業人員身上,集中在?4050?人員身上,而對我國失業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青年失業群體,至今還停留在公眾的視野之外。即便是現有的些關注也主要集中在近些年出現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問題上,尚未將焦點觸及整個青年失業群體。學者孫立平將這一部分群體稱為?新失業群體?,另有學者稱其為?2030?人員,輿論界有時稱之為?啃老族?。在孫立平看來,政府在關注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的同時,必須予以青年失業群體足夠的關注。因為,?第一,在一些地方,‘新失業群體’的絕對人數已經超過了國有企業失業下崗人員的人數;第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部分群體將會成為我國失業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2]由于他們普遍缺乏社會的關注與扶持,?新失業群體?在就業問題上面臨著比下崗失業職工與?4050?人員更為不利的局面。因為,下崗職工、?4050?人員尚能享有政府給予的種種政策傾斜和優惠措施,但對?新失業群體?而言,其所能享有的就業優惠政策基本處于空白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失業群體?是一個比下崗職工和?4050?人員更為弱勢的群體。因而,政府在青年失業問題上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在整個社會發展戰略的考慮上,應更加強調‘面向下一代的發展’,切實改善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2]
(二)政策實施重點停留在消極的事后救助在失業問題上,我國政府長期以來都將政策實施的重點放在為失業人員提供生活保障上,忽視對就業機會的提供,換而言之,即政府政策尚未從消極的事后救助及時轉變到積極的就業幫扶上。政府在失業問題上僅充當消極的事后救助角色是遠遠不夠的,應當扮演起保障失業人員生活和促進失業人員就業的雙重角色。因為提供生活保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失業者的痛苦,而提供就業機會卻能夠阻止失業惡性復制,促進失業人員重新就業。這既可以減輕失業人員的心理壓力,促使其重新融入社會,又能夠充分利用閑置的人力資源,推動社會發展。青年失業群體年富力強,學習能力強,創新、創業意識濃厚,若政府能夠為其提供足夠的培訓機會和適當的實習崗位,并在就業政策上給予傾斜幫扶,青年失業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員都能有業可就。因此,今后政府應在資金投入、政策制定等方面向青年失業人員傾斜,側重于考慮如何實現促其就業功能的最大化。
(三)缺乏對社會力量及社會資源的整合利用青年失業作為結構性失業的一部分,其形成和經濟結構轉變、社會轉型密切相關,因此這一問題的解決既不可急于一朝一夕,也不可片面依靠政府力量。?多項研究成果表明,社會合作者的介入有利于加強青年就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效果,因為社會合作者在決定青年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方面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必要時,政府還可向社會合作者進行咨詢,共同開拓青年穩定就業的出路,這樣將有利于社會各方按照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原則共同改善青年的勞動條件。?[3]
當前,我國在青年失業問題的解決上過于依賴政府力量,企業、非營利組織及社區等各種社會力量、資源在這方面所能發揮的巨大潛力尚未得到發掘,導致企業參與不夠、就業與職業培訓脫鉤、培訓目標偏離市場需求,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缺乏相關政策的激勵,為青年失業群體提供就業崗位的積極性不高;社區作用發揮有限,青年失業群體不易對社區產生歸屬感,難以緩釋因失業造成的心理巨大壓力。
(四)解決問題的方式過于單一在我國,目前主要通過提供生活保障的方式來解決青年失業問題,而在提供政策幫扶、實施創業援助等其他方式上應用相當有限。實際上,青年失業不僅是一個嚴峻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因此在選擇問題的解決方法時應將經濟支持、政策支持、心理支持、社會文化支持等各種方式結合起來,系統運作,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各種方式的作用,促進青年失業群體盡快實現就業。
二、彌補不足的建議
(一)提高對青年失業問題的重視程度,實施積極的促進就業政策 1.在宏觀層面上,政府應確立就業優先的政策導向,為青年失業群體制定特殊的就業幫扶法案。政府應從戰略角度出發,在確立就業優先地位的基礎上將目光投向長期以來一直被忽視的青年失業群體。政府可根據青年失業群體的優勢與不足,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為其度身制定《青年就業促進法》或《青年就業保障法》等特殊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將促進青年就業的政策舉措程序化、規范化,為青年失業群體的就業提供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
2.在中觀層面上,政府應完善現有的勞動預備制度,建設全國性的就業市場,完善現有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平臺。各地政府應建立專門的青年就業信息網絡,及時發布就業信息,減少市場失靈,提高青年就業的服務質量,使勞動力市場在青年就業中真正發揮?蓄水池?和?疏導站?作用,推動青年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的合理流動。這既可有效填補欠發達地區的崗位緊張,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還能緩解目前發達地區職位空缺,勞動力不足的局面。3.在微觀層面上,政府要拓展青年就業途徑,增加青年就業崗位,加大對青年技能培訓的投入。在拓展青年就業途徑,增加青年就業崗位方面,政府可通過召開專場青年人才招聘會等方式,在青年與用工單位間搭建橋梁,為青年提供最快捷的就業途徑。值得一提的是中小企業在提供工作崗位、解決就業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因此政府可通過增加對中小企業的投入支持、減免稅賦、提供多項優惠政策等方式加快中小企業的發展,以此增加可供青年就業的崗位。此外,可鼓勵青年失業群體實現靈活就業,推行非全日制就業、臨時就業和彈性就業等制度,縮短工時、分解崗位以增加就業機會。在技能培訓方面,政府應按照市場的實際需求,組織青年參加相應的職業技能培訓,切實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青年就業。
長期以來,我國的職業技能培訓存在著忽視市場需求,教學內容與市場需求脫節,導致培訓效果不佳的問題。因此,今后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必須注重就業需要,按照崗位要求開展培訓,實現學以致用。各部門要加大對青年就業觀念的指導,幫助他們客觀地認識自身的優勢與不足,實事求是地選擇自身職業發展計劃,為他們提供心理輔導以消除其心理障礙和社會邊緣感,重建融入社會的勇氣與自信心。
(二)整合力量,形成社會支持網絡
在?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浪潮歷史背景下,政府需要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形成推動青年失業群體實現就業的社會支持網絡。
1.政府要引導企業在職業培訓、創造就業機會和參與就業政策制定等諸多方面發揮作用。企業參與職業培訓,按上崗要求進行培訓,可以提高培訓實效。在創造就業機會方面,企業可實行特別見習計劃,分割就業崗位,雇傭更多的失業青年。在制定就業政策方面,企業從用人單位的角度參與就業政策的制定、研究、評估工作,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可行性。
2.政府要充分重視非營利組織在促進青年就業上所具有的獨特專業優勢。作為非營利組織,他們秉持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能夠站在平等的角度,了解青年失業群體的心理特征和需求,與青年失業群體建立起平等、融洽和相互信任的關系,從而達到助人自助的目的。同時,非營利組織還能大力促成政府、企業等各方力量的對話,加強社會各界在青年失業問題上的溝通,加快各方力量的凝聚,推動問題的順利解決。
3.社區應致力于幫助青年失業群體恢復其受損的社會功能,提高他們適應生活的信心和能力。社區與青年失業群體聯系緊密,信息溝通便捷,政府應重視發揮社區能為青年失業者提供就業信息,充分了解青年失業者的心理和社會需求,為他們提供心理支持,協助其正確處理好與家人、與朋友的關系,增強其公民意識與責任感。
三、亟待關注的方面
(一)整合利用社會資源并不意味著對政府主導地位的放棄在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明確政府的主導地位。政府要積極承擔起應履行的行政責任,例如:提供法制框架,明確勞資雙方權利與義務,確保青年就業的良好制度環境,對失業青年應給予資金支持與政策保障(政府要通過積極的勞動工資政策刺激就業,要實施適當的補貼政策鼓勵用人單位為青年提供更多就業崗位)等。除上述責任外,在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設施以確保機會均等、確保青年失業群體對信貸等重要資源享有平等權利、強化處于劣勢地位的青年失業群體話語權、將促進青年就業根除貧困置于絕對優先地位等,一些與青年發展直接相關的環節上,政府也應充分履行好所肩負的職責。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是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客觀力量,在明確政府主導地位的基礎上,通過政府與企業、非營利組織、社區等各種社會力量的密切協作,可最大限度地發揮各種社會力量與資源的功能,高效、公平、充分地解決好青年失業問題。
(二)重視與青年失業群體的溝通交流,傾聽他們的訴求,滿足他們的實際需要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青年失業群體是失業災難的直接承受者,只有傾聽其訴求,才能有針對性地制定出有效的政策舉措,實事求是地分析、解決問題,達到最佳的政策效果。若僅停留在自上而下、刻板地制定政策舉措這一層面,與問題的解決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在解決青年失業問題上,政府及社會力量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要大包大攬,又不要行責過當;既體現各界對青年失業群體的關懷,又不妨礙他們的意愿訴求和自主權利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