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雅安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

雅安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

雅安交通便捷，成雅高速公路連接特大中心城市成都，空間距 離 128 公里，時間距離 1 個小時，國道 318 線、108 線貫穿全境；雅西高速、樂雅高速也已經通車。雅康高速也即將動工。建設中的成雅鐵路將進一步拉動雅安的跨越式發展。

處于香格里拉、攀西陽光、海螺溝冰川三大旅游精品景區連線和多條黃金旅游線路交叉重疊的節點上，是被國家地理雜 志評為中國景觀大道——川藏線的起點，是進入大香格里拉的東大門，是四川省旅游西環線 上的大驛站；以雅安城區為中心，在半徑 15－30 公里以內，蒙頂山、碧峰峽、大熊貓基地、周公山溫泉、上里古鎮等旅游景區環抱四周，城市和景區緊緊相連，互為依托。雅安跟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大力發展旅游業，衍生出熊貓文化、紅色文化、漢文化、茶文化、三雅文化、民族文化等旅游特色文化線路，雅安已被評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CCTV“中國十佳魅力城市”，國家級生態示范區，也是四川省度假旅游和自駕車旅游的熱點地區。雅安市2013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417.9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3.9%。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63.25億元，增長

2.1%;第二產業增加值240.23億元，增長3.2%;第三產業增加值114.49億元，增長6.4%。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7.7%、49.6%和42.7%。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7317元，增長3.3%。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的15.1∶58.7∶26.2調整為15.1∶57.5∶27.4。

第二篇：江北區經濟發展狀況

第一章 江北區經濟發展狀況

江北區是重慶市主城核心區之一，位于長江、嘉陵江交匯處北岸，東南西三面分別與巴南、南岸、渝中、沙坪壩四區隔江相望，北與渝北區接壤。

2012年1-12月，江北區實現GDP 527.8億元，增長13.7%。地方財政收入完成80.5億元，增長15%；其中區級稅收達55.1億元、占財政收入的68.5%。城鎮居民收入24847元，增長12.5%，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1864元，增長12.4%。

2013年，全區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9.6億元，增幅為8.5%;實現商品銷售總額3129億元，同比增長17.2%，總量連續四年位居全市第一。

2014年上半年，江北區的經濟公共財政收入呈現平穩增長態勢，第一季度公共財政收入為155,226萬元，同比增長9.7%，完成預算的21.2%，但江北區第一季度的財政收入已經被接壤的渝北區超過，屈居全市第二。相對于江北區來說，渝北區在財政收入上目前并沒有明顯的優勢，導致江北區失去財政收入第一寶座的主要原因是渝北區汽博中心的快速發展。2005年投入運營的汽博中心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銷售額在2011年已經達到了175億元人民幣，這大大的增加了渝北區的財政收入。江北區雖然發展勢頭依然很好，但全區卻沒有一個像汽博中心那樣能夠帶來越來越多財政收入的汽車產業集群地帶，與渝北區在財政收入方面的競爭也越來越顯得心有余力不足。

第三篇：義烏現在的市場經濟發展

義烏現在的市場經濟發展

義烏小商品市場創建于1982年，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專業市場之一。這20多年來，經歷了五次搬遷八次擴建，目前市場由義烏國際商貿城、篁園市場、賓王市場三個市場簇群組成，市場經營面積 150 萬平方米，經營商鋪 5.8 萬個，經營人員 16 萬人，市場內匯集了 41個行業 1900個大類 40萬種商品（注：聯合國公布全球共有 50 萬種商品），幾乎囊括了工藝品、飾品、小五金、日用百貨、電子電器、玩具、文體、襪業等所有日用工業品。其中，飾品、襪子、玩具產銷量占全國市場1/3強，市場上的商品物美價廉，應有盡有,被廣大中外客商譽為“小商品王國”“小商品海洋，購物者天堂”。

第一代市場：

1984年，義烏縣委、縣政府明確提出“興商建縣”發展戰略。此后的20多年間，義烏小商品市場數次易址、擴建，逐步轉變提升為現代化、國際化的商貿城，發展成全國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國際性小商品采購基地。2005年，義烏市場被聯合國、世界銀行、摩根士丹利銀行評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發市場”，義烏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世界超市”。2006年10月，由國家商務部主持編制的“義烏·中國小商品指數”開始定期向全球發布，成為全球日用消費品生產貿易價格變動的“風向標”和“晴雨表”。

義烏小商品市場最早起源于上世紀60年代末的廿三里。1974年春節前后，縣城稠城鎮縣前街也興起了小商品市場。在特殊年代，在上級明令禁止、取締，而半合法的“敲糖換雞毛”又需要市場存在的矛盾沖突之中，兩個提籃叫賣、批零兼營的季節性市場悄然孕育。

1982年3月26日上午，就稠城市場整頓問題，縣政府再次召開由一名副職主持的縣長辦公會。當時工商局副局長葉榮貴、城陽區工商所所長王廷臘，也列席了這次會議。這就是義烏小商品市場開放前夕著名的“第二次縣長辦公會議”。根據一位副縣長的提議，會議首先解決了與稠城集市整頓有關的豬市、牛市擺布問題。緊接著對小百貨市場的問題進行了研究。由于當時政策滯后，問題敏感且涉及方方面面，敞開觀點的討論持續了一整個上午。農民經商、農民進城、批發購銷、自由市場等敏感問題，在你一言、我一句的提起后作了再一次研究。其他需要研究的六項議題不得不放在下午進行。對市場整頓，會議形成初步意見：作為對小百貨市場的全面管理，一是全面登記；二是（頒發）臨時執照；三是建立組織；四是自己建帳，稅收按營業額征收；五是成立由工商局、工商所、財稅所、鎮愛衛會、派出所組成的市場整頓具體實施臨時機構。這次會議甚至對市場全面整頓動員都作出了具體安排。

市場被正式認可之后，發展的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意料。于是又有了第二代市場的建設。

義烏第二代市場：

在當代中國經濟奇跡中，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凹地效應”。在上世紀整個八十年代，深圳是中國最大的一塊凹地。特區政策的優惠性產生了巨大的誘惑力，使大量國內資金和優秀人才“孔雀東南飛”。當時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也是這樣的一塊凹地。

義烏太祖殿畈的第二代市場開張后，近兩千個攤位迅速擺開，每天前來交易的超過萬人，其中六成以上為外地人，申請進場者絡繹不絕。前來投奔的還有整個 整個的市場。在溫州樂清，曾有過一個規模不小的服裝市場，但是，隨著義烏第二代小商品市場的興起，經商農民紛紛遷巢義烏。道理很簡單，無論人氣、名氣、信 息還是交通，當地與義烏小商品市場都不好相比。后來有位溫州干部做過一個統計，發現上世紀80年代初在溫州從事小商品經營的個體戶，后來有一半以上的人去 了義烏。

1986年，義烏市場的成交額突破1億元，輻射范圍從周邊縣市延伸到省內外。“凹地效應”的形成，使市場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人們的預計。剛開業不久的第二代市場馬上又顯得太小了。1985年初，工商部門不得不動用預備用地架起 300個臨時攤來緩解攤位供求矛盾，接著又在部分地塊兩排棚架間加攤。1985年底，二代市場攤位總數達到了2847個，稅收分別為前三年的8.1倍、3.4倍、2.0倍……

市場的再度擴建，已呼之欲出。

義烏第三代市場：

市場1985年12月破土動工，到1986年9月中旬，采用火車站月臺式鋼筋混凝土棚架，占地44000平方米、設攤4096個、總投資440萬元的大型集貿市場基本建成，可容納3萬人在場內交易。市場建設前后僅用了10個月時間。1986年9月26日，第三代市場正式開業。國務委員陳俊生派代表參加，省長薛駒寄來題詞，常務副省長沈祖倫專程參加開業剪彩，22家新聞單位43名記者參加了開業典禮。

義烏第三代小商品市場經兩次擴建，到1990年底已成為我國最大的小商品專業批發市場。1991年，義烏市場的成交額突破10億元。這時，小商品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很多義烏人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市場，使義烏的市場越來越宏大。

劉玉琪

第四篇：秦朝農業經濟發展狀況

秦朝農業經濟發展狀況

眾所周知人口眾多的中國是以農業為主的。而中國的農業又以秦朝為開創先河。研究秦朝的農業與經濟的發展，對今天加強我們“三農”的發展及社會的和諧構建有著不言而語的作用。

(一)農業發展的狀況

秦統一中國以后，土地占有的兩級結構完全確立。當時六國貴族受到打擊，大批豪富被遷到關中等地，庶民地主發展緩慢，最得勢的是由軍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可見秦代的地主階級數量不多。而占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數量龐大，他們依附于封建國家，是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力量。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２１５年），碣石刻辭云： 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說明秦政權鼓勵農民努力發展生產。

秦自商鞅變法以后，歷代國君都把農業作為治國之本，非常重視水利建設，推廣鐵器和牛耕。戰國時代所修建的都江堰灌溉系統、鄭國渠以及其他數以萬計的陂池溝渠，直到秦統一后仍在發揮作用。而且，秦代配合水陸交通建設，又在隴西、關中、巴、蜀、黔中、會稽等郡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設施，使更多的農田得到灌溉，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鐵農具在戰國已普遍使用，秦代的鐵農具又有發展。近年考古發現大量秦時期的鐵犁鏵、鐵臿、鐵鋤、鐵鐮等，不但分布廣泛，而且器形有所改進。

另據《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對官府鐵器的供應和使用都有具體的規定，如果鐵器損失，必須根據情況分別處理，說明秦政權非常重視鐵器的分配管理。

《戰國策？趙策一》說： 秦以牛田，水通糧。可知秦國已使用牛耕。

在云夢秦簡中，秦律規定對偷盜耕牛的人必須判罪。并規定廄苑所飼養的牛必須達到一定的繁殖率，完不成任務的要受處罰。而且，定期進行考課，對飼養好的予以獎勵，飼養差的給予處分，說明官府非常重視保護、喂養耕牛。

目前，考古發現秦代的鐵犁鏵越來越多，則知牛耕推廣較快。鐵農具和牛耕的使用，為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深耕細作、增加耕作效率提供了便利條件。①《漢書高帝紀》。

秦代的耕作技術在戰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秦簡中提到應根據不同的農作物決定每畝播種的數量，說明當時人們已經知道合理種植。另外，秦律也對如何搞好田間管理，保護農作物生長作了若干規定。特別是秦始皇相國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其中《任地》、《辨土》、《審時》等編，是記載農業耕作技術的專著，記載了改良土壤、適時種植、間苗保墑、除草治蟲等方面的經驗和知識。漢初流傳的《耕田歌》曰： 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①實為耕作經驗之談。這首歌在秦代應已產生。

秦代的農產量一般每畝產粟一石半，折合今制每畝合粟１４０市斤。由于當時農業生產的發展，秦代封建政權存放在各地官倉中的積粟非常豐富。秦的統治中心關中地區，也是全國的經濟重心。《漢書？地理志》說：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這里農業生產一直發達，國家的糧食儲備相當豐厚。秦律規定，官倉儲存的糧食，櫟陽（今陜西臨潼東北，秦故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一積 ②。直到秦末劉邦入關時，這里依然 倉粟多，積存大量糧食。故后來蕭何 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③，使劉邦終于贏得統一戰爭的勝利。

中原地區是秦代糧食的主要產區，封建政權在這一帶的存糧也非常之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載，秦末陳留尚有秦 積粟數千萬石.其時南陽宛地亦人民眾，積蓄多.楚漢決戰前夕，彭越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萬斛，以給漢王食 ④。而秦建于滎陽、成皋間的敖倉是當時最有名的糧倉，積粟甚多.劉邦曾 據敖倉之粟 打敗了項羽，后來英布叛漢時，仍有人提出 據敖庾之粟 是成敗的關鍵。可知秦漢之際十多年間，敖倉之粟取之不竭，其存糧是非常之多的。①另巴蜀地區也是秦代的重要產糧區，《華陽國志？蜀志》云： 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史記？高祖本紀》還記載，因漢初饑荒嚴重，高祖遂令民就食蜀漢。說明秦漢紛擾之際，這里的糧食積累仍然豐富，農業生產相對穩定。

試想在那個艱苦的環境下，秦朝的農業是如何取得這樣的成績的呢？

一、耕土面積的擴大和勞動力的增加

早先的秦人主要居住在渭水上游一帶。“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1]，犬丘又稱西犬丘也就是今甘肅禮縣一帶。當時的秦人還未立國，對于西周王朝來 說，它被認為是落后不開化的部落。顯然，對這支飄游不定的秦人來說，西周那種“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2]，“荼蓼朽止，黍稷茂止”[3]，先進的耕作技術就與他們無緣了。但是，到了秦襄公七年春，也就是公元前770年春，“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平王封襄 公為 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4]。平王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 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5]。岐西至豐鎬間的 廣大地區是周民族長期經營農業的中心地域所在，代表了當時農業發展的最高水平，占有岐、豐之地，又將具有較高生產技術水平的周余民接收過來，這就使秦農業的發展置于一個新 的起點之上，有人推測春秋以前秦人口約二三萬之眾。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卒，兵士七百人東獵，這是秦人入關數字的惟一記錄。而有人以周制百里內五萬人推算，認為周遺民歸 秦者，至少應有二三十萬人左右[6]。到德公時遷都于雍(今陜西鳳翔)。從西犬丘到雍，秦人逐漸向東擴展，而且是沿著渭河沿岸。渭河沿岸基本都是平疇沃野，便于耕稼之地，這就為秦人農業的起步與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

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晉之戰以后，東向受晉所阻，轉而向西擴展，乘戎族“莫能 相一”的有利形勢，進軍戎地，“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7]。秦國的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并且使秦統治地域由關中農業區擴大到隴西、北地半農關牧地帶。“它使長期以來被眾多戎、狄蹂躪的廣大地區，得以恢復生產，結束了支離破碎的割據，在局部地區實現了統一，為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8]，“秦霸西戎，開始了農牧交錯地帶的經營活動。由于中原農業民族的社會、經濟水平明顯 高于諸游牧民族，他們對農業牧交錯地帶的開發經營，推動了中國農業文明的地域性拓展”[9]。可見秦人的這一舉動在中國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穆公十 五年(前645)秦晉戰于韓原(今陜西韓城縣西南)，利用“岐下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10]。穆公十五年十一月，以釋放晉君夷吾為條件，“夷吾獻其河西地，……是時秦地東至河”[11]，此時的秦人已擴展到今陜西東部，也就是說，得到了今關中地區，該地自古以來都是適于農耕的地區，特別是關中東部河谷展開，兩岸原間平坦豁暢，具有發展農業的巨大潛力。正如《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的：“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 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 從此可以看出，秦人在這一時期的東擴過程中，得到的不僅僅是沃野千里的關中之地，而且 還得到了大批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的農耕者，這對秦人農業的發展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前文已經提到，農業生產受土地、人口、氣候等因素的影響。人應該是主導因素，土地是農業生產的根本，這二者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當時的秦國地廣人稀，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全國的人口也不過兩千萬[12]。加之，當時還得需大批的精 壯 勞力去行軍打仗，因而秦人在東擴的過程中，勞動力的及時補充應是秦國農業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正由于如此，穆公時代才能實現“春秋五霸”之夢，才能實現秦國歷史上的第 一次強大。這也正如秦孝公所說“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注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為后世開業，甚光美。”[13] 孝公至秦統一以前，是秦國土擴大的重要時期。特別是商鞅變法以后，國土面積已經擴展到 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一帶，并西略義渠，南取巴蜀。例如，秦惠文王取得巴蜀地后，極力經營，成都平原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是秦國糧食的重要產地[14]。當然這一時期秦人所擴之地大多為六國 的舊地。在戰國時期，六國的人們已經懂得了“耕者且深，耨者熟耘”[15]，“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16]等道理。加之當時在六國故地鐵農具的使用和 牛耕已普遍使用和推廣。可以想象，秦占領六國的故地，即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一帶大多 為可耕種的良田。這一時期還有另外一個因素使秦國耕地面積得到擴大。那就是通過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頒行“墾草”令，擴大面積，使當時秦國每個勞動力負擔的耕地，增加到相當于今制15畝，比其他各國高出一倍[17]。由于這雙重因素的影響，秦人的耕土面積得到空前擴大。耕土面積的擴大，給秦人帶來了一個很嚴峻的問 題，那就是勞動力明顯不足。于是又實行“誘三晉之民，利其田宅”[18]的政策，招引來三晉之民來秦國開荒。因而，正由于這一大批辛勤的拓荒者在這廣闊的沃土上的不辭勞作才使秦國農業蒸蒸日上，迅猛發展，為秦蕩平群雄、廓清寰宇、一統天下 提供充分的物質基礎。

二、勤政與重農思想對農業的影響

秦穆公時期，勵精圖治，勤政愛民，終于使秦國實現了第一次強大。他的開明主要表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

首先，重視人才。在春秋時期曾形成有一種“尚賢”之風，當然穆公也不例外，《詩經·小 雅·晨風》寫道：“鳥穴 彼晨風，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左傳·文公三年》寫道：“《詩》曰：‘于心采繁?于沼于氵止；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其次，善于用人之長。他曾用五張羊皮贖買曾“游閑于齊”、“ 乞食饣至人”的百里奚的事情就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再次，就是穆公重民。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認識到“以民為本”的思想，但他 在這 一點與當時的奴隸主統治階級有不同之處。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了饑荒，向秦國求援，在給與不給的問題上秦國君臣中曾發生了一場爭論。最后穆公采納了百里奚、公孫支的意見，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19]。當時秦穆 公有這樣一段話：“其君是惡，其民何罪!”[20]從此可以看出，他在 當時那種奴隸主專制時代，能認識到民眾的作用，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秦國的農業經濟到秦穆公時期，隨著秦國成為“春秋五霸”以來，秦已經發展成為當時諸侯 國中經濟實力最強盛的農業大國。但是自秦穆公以后的14位國君時期，秦便一代不如一代 了。直到獻公時期才開始有了一點起色。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繼位，當時的天下形勢是這樣 的：

“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并。淮泗之間小國十余。楚、魏與秦接界。魏筑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亻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21]秦孝公面對這種凄涼的局面，痛感“諸侯卑秦，丑 莫大焉”。于是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 分土”。[22]從此可以看出孝公求賢若渴、廣攬賢才的決心。在這種 情況下，便重用商鞅，變法圖強。通過一系列的法令使秦國的農業經濟有了迅猛發展。

當然，秦人從立國到統一，歷經33代國君艱苦卓絕的奮斗，使秦國由小到大，由弱變強成為一個“車千乘，騎萬匹，帶甲百萬”[23]的大國，這與歷代國君的 勤 政與圖強思想是分不開的。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言“自穆公以來，至于秦王，三十 余君，常為諸侯雄”。正因為有了這些賢君明主，才能制訂出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筆者認為，在古代，談論國家的強與弱，實質就是體現一個國家農業經濟發展的水平。因為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以農立國，以農為本。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農業在社會經濟中占絕 對的主導地位。那么，秦人要實現強國之夢，就必須有諸如穆公、孝公之類的勤政明主，實施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經濟發展的政令，來發展農業經濟，強化他的“根本”。這在商鞅變 法的內容中就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只有農業經濟這個堅實的基礎充分發展起來，他才有可 能或者有能力成為大國。所以說，秦人的勤政是秦國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在秦國農業發展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農思想對秦國農業經濟的影響。據文獻記載，秦人的遠祖曾過著游牧生活，到了西周中期，秦人才開始定居下來，逐漸完成了由游牧經濟向農耕經濟的過渡。東周初年，隨著秦人立國，秦國的農業已開始迅速發展起 來[24]。很顯然，在秦人開始定居的那一段時期，它仍然還是一支比較落后的游牧部落。農耕經濟處于原始啟蒙時期，而且活動范圍很小，與當時的西周臣民也 不可能有密切的來往。但是，在定居后期和秦人立國這一段時間，由于秦人國土不斷向東擴展，這樣，就給秦人與周民提供了一個相互融合的機會。前文已經提到平王東遷后大約有二 三十萬周余民易主事秦。這部分周余民在與秦人不斷融合的過程中那些先進的耕稼之法就自然而然地傳授給秦人，從而使秦人的農耕經濟在周人農本思想的影響下得以迅速發展。

西周時期，周人已懂得了“無奪農時，使民以時”的古訓。《尚書·洪范》說：“庶徵：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兇，一極無，兇。”根據傳統說法，《洪范》是西周初期的一篇重要哲學著作。這就是說雨、晴、暖、寒和風這五種天氣能夠均勻調順時，莊稼才能豐收，其中這五個因素缺一不可，有一種因素過多或過少都會給莊稼帶來危害。可見在西周初期周人在天時方面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性 已有認識。西周末年卿士虢文公提出“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就龐純固于是乎成” [25]的思想，這種觀點已具有農本思想的萌芽。另外《詩經》中載有 “以我覃耜，亻叔載南畝”。《周官·大司徒》載“有不 易之田，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之說。同時，《詩經·小雅·大田》記載“去其螟 酟，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 從這些文獻資料可以看出，當時周人不但認識到農耕時要注意天時，而且還認識到銳器農具 在農耕中的使用，田地的整治、休耕、輪作以及農田管理和防治害蟲等知識。由此可見，周人對農業的重視。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于鐵制農具、牛耕的使用和推廣以及水利事業的發展。從而使我國農 耕經濟出現了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同時也是重農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春秋時期的墨翟，認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善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事不 成。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分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他從糧食是民生所需的角度論述了農業的重要性，戰國時期《孟子》認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早期法家代表之一 李悝則認為“農事害”是“饑之本”，“女工傷”為“塞之源”，并提出了“農傷則國貧” [26]的看法。同時還鼓勵農民“治田勤謹”[27]，“力耕數耘”[28]，把農業作為發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所以高敏先生認為重農思想的真正確立應從李悝時開始[29]。

值得說明的是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在這種“百 家爭鳴”的社會背景下，不同流派從不同角度把農業的重要性提高到一個理性認識。對于這一時期逐漸強大的秦人來說，這種理性認識一定會輻射到秦人腹地指導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 展。

目前學術界一直認為秦人真正意義上的農本思想的形成應從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開始。孝公 即位時，面臨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局面，相形之下，深感自慚形穢，在這種情況下他立志要尋回穆公時代的輝煌。于是便起用商鞅進行變法。變法的內容之一就是實行“重農抑商”政 策。認為“農則易勤，勤則富”。“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30]鼓勵和強制農民墾荒種田，并且把農業經濟的發展提高到 了“立國”根本的高度。《商君書·墾令》篇中就有“為國之教，務在墾草”。在《墾令》 中為墾荒，發展農業生產所制定的法令就有20條之多。《史記·商君列傳》：“ 眀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秦簡《田律》規定“雨為澍，及誘(秀)粟，輒以書言澍稼。誘(秀)粟及豸KG-*3艮(墾)田毋(無)稼者頃數。稼已生后而雨，亦輒言雨少多，所利頃數。早(旱)及暴風雨，水漆、蚤(螽)蟲、群它物傷莊稼者，亦輒言其頃數。近縣令輕足行其書，遠縣令郵行之，盡八月□□之”由此可以說明秦國官府對農業生產情況的重視程度。又由云夢 秦簡可知，商鞅變法以后，秦國政府還制定了《田律》《廄苑律》《倉律》《徭律》《效律 》《司空律》多種經濟法規，以此來發展農業生產。根據文獻可知，這些法律條文除一部分為孝公時代商鞅所立以外，其余部分為秦昭王至始皇初年修訂。由此可知，秦國 政府非常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并且把它上升到法律條文來指導農業生產。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始皇四年，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政府規定是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 級”[31]。從此可以看出，在始皇初年秦政府就懂得在農業生產受到 蝗災侵襲的情況下，及時減輕農民負擔，并獎懲各級官吏。這的確是一項救災利農的好措施。

從以上的史料可知，秦國政府特別是在秦孝公以后，歷代君主都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也就是 說把農業生產看做為富國強兵的根本。正因此才有始皇帝的“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32]。總之，筆者認為秦王的勤政與秦人的重農思想是影響秦國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有 勤政才有可能為秦國農業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有了這樣一個國泰民安的大環境，秦國的農業才有可能發展。農業的發展當然會為國家、人民帶來豐富的物質基礎。這樣，秦人 就會更進一步地認識到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從而會不遺余力地向別國人民學習，自己本身也會不斷地摸索，更新農業生產經驗和技術。于是秦人在安于農耕，不斷索取的過程中，他的 重農思想的形成又會更有利地指導農業生產的發展。所以說，秦諸王的勤政與秦人的重農思想是一個互促互進的關系。這種關系正如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的觀點那樣，即實踐—認識— 實踐。

三、糧食產量的提高與糧食貯存結構的變化

前文已經談過由于秦人國土面積的擴大和秦王的勤政與重農思想對秦國農業經濟發展的促進。但是，既然說秦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并為秦的統一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這只僅是一個宏觀的論述。那么，具體用什么來說明農業發展的情況呢?筆者認為：秦國糧食產量的逐 漸提高與糧食貯存結構的變化是最能證實這一點的。

秦國居于西方邊陲，原是過著游牧、漁獵生活，但是，在以后隨著秦人的立國，地盤的擴大，秦國的農業經濟有了逐漸起步和發展。最早能說明秦國糧食產量提高的史料便是《史記· 秦本紀》中載道：“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穆公問公孫支，支 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 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當時秦國支援晉國運糧 的車船從今陜西鳳翔排到山西翼城。可見數量之大，這就充分說明，當時秦國的糧食產量的確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了戰國初年“一夫挾五口，治百畝田”[33]乃 是一般的生產水平，但是到了戰國末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 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34]，這無疑是到 了戰國末年由于秦人的東擴，耕地面積的擴大，勞動力的增加以及重農思想的影響，同 時，鐵制農具和牛耕的廣泛推廣和使用，農業水利的興修等諸因素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1975年湖北省云夢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當時的秦國境內到處都有“萬石一 積”的糧食倉庫[35]，櫟陽并建有“二萬石一積”的糧倉，咸陽的糧 倉竟達“十萬石一積”[36]。以上史料充分說明秦國的糧食總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同時，也可以反映出秦國農業經濟到了戰國末年有了長足發展。下面，我們再從秦國糧倉的設置和變化情況來看秦國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況。秦穆公時代戎王 使由余于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37]，說明此時秦人就在都 城內設置糧倉且儲藏有大批糧食。

從《云夢秦簡》中可知，到了戰國時期，秦人已在都城和國內各縣己普遍設有糧倉。在都城 設置的糧倉，秦簡《倉律》稱為“大(太)倉”。“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櫟 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石一積”，這二萬石一積的櫟陽倉和十萬石一積的咸陽倉，可能就 是上文引律文所說的“大(太)倉”。同時，在戰國時期，秦國地方行政機構普遍設立縣鄉兩級制，所以，當時在各縣也設有糧倉。《秦律十八種·倉律》有云：“入禾倉，萬石一積而 比黎之為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餼)”，這是秦國在全國各縣設置的地方糧倉。

當時，秦國在鄉里也設有糧倉。如《倉律》云：“禾，芻積(索)出日，上贏不備縣廷。出之未索而已備者，言縣廷，廷令長吏雜封其，與出之，輒上數廷”，這說明倉設在鄉里。從 以上大量的史料可以說明，秦國當時不但在都城設置有糧倉，而且在縣、鄉各地也有糧倉。糧倉數量的增大，可以直接地反映秦國糧食產量的提高。正如當時其他各國所形容的“秦國 境內，粟如丘山”[38]，“秦富天下十倍”[39] 等說法。不難看出，秦國境內大規模地在各地設置糧倉，也進一步證實了秦國農業發展的情況。

（二）秦朝經濟的發展

秦朝經濟的表現與發展最突出的一個亮點就是用法規來調整經濟關系

（一）保護封建國家和個人的財產權。

《商君書?定分》明顯地把法和財產關系直接聯系在一起，主張用法來確認私有財產權。

（二）調整經濟關系，推行重農政策，兼顧林、牧、漁、手工業及商業的發展。

秦朝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業自商鞅變法起一直被視為“末”作。但商鞅也認為：“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意思是商業有流通貨物的作用，同農民開辟土地從事農耕以及官吏治理人民一樣，都是不可缺少的社會職能。秦為了有效管理商業，制定了《金布律》等相應的法律。這些法律的主要內容是極力限制非法的商業活動。如禁止農民售酒；禁止非商業單位經商；統一商品價格，要求明碼實價；統一度量衡器的誤差限度；重要商品專營等。如《金布律》規定：“有買及買（賣）也，各嬰其賈（價）”。即出售的商品應當分別系上標簽標明價格。同時規定，市肆中的商賈對錢和布兩種貨幣應同樣對待，不得“擇行錢市”；非秦人來秦貿易者，必先持證到官府辦理登記，未登記而買賣是法律所禁止的。

（四）頒布《分戶令》，建立以家庭為基礎的生產單位，成數量眾多的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為鞏固封建制的經濟基礎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統一貨幣、度量衡，頒布車同軌、書同文的法令，促進經濟交流。

秦在各縣設置了專門的金融機構——少內。

統一度量衡不僅有利于秦朝各地區的經濟交流，對于加強中央集權制也有重要意義。

秦統一后，因各國車輛的寬度不一致，給交通造成很大的不便。秦始皇下令：車輛的寬度統一為六尺，實行“車同軌”。車同軌對于秦國的交通運輸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由于戰國時諸侯割據，各國的文字差異很大，文字的混亂嚴重地妨礙著政令的推行，影響著經濟、文化的發展。秦始皇頒布書同文字的法令，命令用統一的“秦篆”作為全國通用的文字。

統一貨幣、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字，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對于秦朝各地區的經濟交流、發展，文化的傳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調整經濟，內容充實。

秦代經濟法規的制定、運用法律調整經濟關系的廣度和深度、內容的充實和系統性都是空前的，有的也是后世所不及的。諸如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等方面的經濟法規反映了組織管理生產、調度勞動力、調節商品貨幣關系、控制市場等經濟生活的法律化程度，也是早期封建生產力發展和秦朝經濟政策實施的映照。

秦自商鞅變法后，其法律制度的建設比較系按理統、完備，對經濟關系的調整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為秦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秦國在100多年的時間里日漸富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為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開創了新的局面。

以歷史為鑒，方可推動文明的進步。眾觀秦朝農業與經濟的發展，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

（1）穩定社會環境才能保證經濟的快步發展。我們老強調穩定壓倒一切。

（2）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只有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了，才能保證農業與經濟的發展

（3）強有力的法律法規是保證。無規矩不成方圓。（4）結構的調整與改革不可缺

|。許 多

第五篇：家鄉經濟發展狀況調查報告

我的家鄉

501班丁蕤杰

有一座美麗的城市——黃島，那就是我的家鄉。

聽爸爸和爺爺說，以前，家鄉的路邊都是一排排簡陋又矮小的土質的平方，不僅衛生差，而且下雨時，外邊下大雨里邊下小雨。交通也不發達，如果想出趟遠門，得步行十幾里路，在塵土飛揚的羊腸小道上挨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到達坐車的地點。下雨天，小路泥濘不堪，幾乎隔絕了村子和外界的一切聯系。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現在再來我們村的話，你會發現，這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來的小房子變成了大高樓，石頭路也變成水泥路了，現在，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視、電話、手機等家用電器。人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樣，跑來跑去傳遞信息，聯系溝通，既節省了時間，有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質量。原來荒蕪的田地上長滿了莊家，綠油油的玉米苗，引來了一陣陣美妙的歌聲，一片片歡樂的笑聲，一張張綻開的笑容，小天百花爭艷，朵朵花兒面帶笑容迎接四面八方來的游客。秋天果實累累，各種各樣的果實從樹葉中探出頭來，等待著農民伯伯的盛裝光臨。

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忙碌了一天的人們，三三兩兩來到村子的一片廣場上，伴隨著優美的音樂，人們悠閑自得的打起了太極拳，跳起了廣場舞，孩子們快樂的騎著單車，滑著旱冰，幸福的笑容掛在每一個人的臉上。

我祝愿，這美好的日子，會更長久，人們的笑容更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