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榮海：借重慶打黑做全國調研

榮海：借重慶打黑做全國調研

2010-03-05 03:00:00 來源: 現代快報(南京)跟貼 0 條 手機看新聞

今年兩會，熱詞中自然少不了“重慶打黑”。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長黃奇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重慶一年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最大成果，是破獲了大批積案命案，這本身“是對老百姓最大的保護，對民情、冤情最大的疏解。”

全國政協委員榮海在昨天的小組討論中則表示，重慶打黑如此轟動，同時也應帶來一些思索，是否除了重慶，其他地方都是晴朗一片？如果有“黑”，是不是也應該嚴厲打擊？他建議全國政協進行一次調研，既是對司法體系的整肅，也是對百姓和社會的一種責任。快報特派記者鄭春平

第二篇：重慶打黑第一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本案被告人樊奇杭家屬的委托并經樊奇杭本人同意，我們依法擔任樊奇杭的辯護人，現根據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本案是一起假案

本案并非是公安機關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偵破的一起重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而是公安機關運用非法手段將一起普通而又簡單的故意殺人案和幾起普通案件糅合起來改編成的一起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大案，是公安機關改編的一場戲劇，這場大戲的總導演就是重慶市公安局。

在這起假案中，他們將幾起毫不相干的單個犯罪或者一般共同犯罪強行扭結在一起，采用移花接木、強拼硬湊、無限株連的方法，并大肆運用刑訊逼供、威脅、引誘、剝奪被告人訴訟權利、阻撓律師介入等非法手段，非法獲取大量不利于被告人的供述而辦成的一起令人震驚的假案。

假案對于當事人來說那就是一起冤案

而對于歷史來說就是一起錯案

假案必須揭露，冤案必須昭雪，錯案必須糾正

下面我就具體來揭示這起假案是如何炮制的（一）“愛丁堡槍案”的本來面目

2009年6月3日重慶市江北區愛丁堡小區發生了一起槍殺案。此案的被害者李明航在愛丁堡小區門口被人槍殺。公安機關將此案稱為“6?3愛丁堡槍案”。一周后，此案成功告破。

2009年6月15日下午，重慶市公安局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案件真相，市公安局刑警總隊長王志勇、江北區公安分局局長何內平參加了新聞發布會。在這次會上市公安局公布：死者李明航的真實身份是一名深藏不露的大毒梟！他7年前“黑吃黑”卷走萬州一名毒販吳川江的“貨款”后積怨，最終被對方找到并射殺。（重慶時報2009年06月16日07:26的文章，標題為：王立軍親自尸檢，7天破案死者是毒梟被“黑吃黑”）。在這篇重慶官方的報道中有這樣的一段話耐人尋味：王立軍親自尸檢指明案偵方向。案件發生后，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第一時間趕赴案發現場，親自進行現場勘察、尸體檢驗、一線指揮。在尸檢過程中，發現至關重要的線索：李明航吸毒。市公安局隨后組成專案組，經警方深入調查得知，44歲的李明航曾有吸販毒經歷和放高利貸等違法犯罪行為。

2009年6月10日，民警組成三個抓捕組，分赴湖北利川、四川成都和本市萬州區，先后將嫌疑人付仕培、張孟軍、吳川江抓獲。經突審，三人對持槍殺人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此時距離案發僅7天時間，關于案發原因，報道是這樣介紹的：經審查得知，李明航原來做麻油生意，2000年后開始伙同他人販毒。一次，他與多人帶180多塊、重60多公斤的毒品海洛因到廣東販賣時，同伴被抓，他僥幸逃脫。2004年李明航專程到境外學習造新型毒品的技術。近年來，李不僅販毒，還拿出部分販毒獲得的資金放高利貸。今年32歲的犯罪嫌疑人吳川江是萬州區五橋人，因販毒認識了李明航。2002年，吳川江從李明航處購進70克毒品海洛因，轉手獲利后，吳便打定主意把生意做大，于是東拼西湊弄來6萬元，并將這筆錢打進李明航指定的銀行卡里，不料李卷款“蒸發”了。

去年秋天，吳川江在解放碑一商場偶然發現開著寶馬轎車的李明航后，便邀約同鄉張孟軍、付仕培一起對李明航進行尾隨和跟蹤，并購買了槍支彈藥，作好了除掉李明航的一切準備。2009年6月3日凌晨2時左右，吳川江攜帶手槍埋伏在江北區愛丁堡小區大門處，張孟軍和付仕培則分別駕車接應，吳在射殺李明航后，與同伙乘坐事前準備好的車輛逃離現場，并將手槍拆散后扔入萬州區高峰水庫中。

從2009年6月15日重慶市公安局的新聞發布會中，我們已經清楚的知道了“愛丁堡槍案”的真相：李明航被殺源于吳川江的尋仇報復。這是王立軍局長親自指揮偵破的一起涉槍命案，也是重慶市公安機關運用新聞發布會的形式正式對社會公布的案情。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其虛假性。

（二）“愛丁堡槍案”演化成打黑第一案的原因

有趣的是，在“愛丁堡槍案”偵破之后，當打黑的大戲還在一幕接一幕精彩上演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2009年6月15日公安機關新聞發布會上的“愛丁堡槍案”已經改了版本，即便是檢察機關在“五加二、八加六”的工作負荷中也未能發現這個原本尋常的報復殺人案已悄然變成了重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中的一場殺人游戲。我們不知道檢察機關在四天審查起訴中是如何將117本案卷審查清楚的。

如果按照2009年6月15日的版本，“愛丁堡槍案”早已偵破，殺死毒梟的兇手也早已歸案，并且殺人的原因也查得水落石出，即吳川江尋仇報復。那么這樣的案件事實顯然與我的當事人樊奇杭無任何關聯，但是今天為什么會出現樊奇杭和龔剛模被指控為該槍案的幕后指使者呢？

縱觀各方消息，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此案的轉變是重慶市公安機關為了在全國打黑行動中搶得頭功，對媒體高調宣稱重慶打黑正是從這一案件開始比原定計劃提前了整整兩個月，但遺憾的是該案的結果并不是黑社會。

歷史就是這樣往往會給人開個巨大的玩笑，當重慶公安機關發現“愛丁堡槍案”只是吳川江個人的孤立犯罪后。公安機關為了達到將這個孤立的故意殺人案的偵破演化成一場規模空前的打黑成果，他們又將與吳川江認識的一些老鄉，特別是一些有過違法犯罪行為的人抓起來，非法收集證據以期達到將此案轉化為涉黑大案。

只是，無中生有的事情辦起來也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順利。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偵查后，公安機關一直沒能獲得這些人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證據。這一點從樊奇杭是09年6月被抓，但是7月才辦理立案，龔剛模6月被抓，居然是09年11月3日才立案就可以看出在沒有辦理立案手續的情況下就開始抓人了。他們為了“榮譽”，為了“戰果”，他們必須要得到所需要的認定此案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證據。但是這些人本來不是什么黑社會性質組織，也取不來什么證據，于是他們把希望寄托于被告人的口供。所以他們不惜采用秘密關押的方式，將樊奇杭等人關到看守所以外的非法羈押場所（鐵山坪），避開規范的監督，對已被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既不通知家屬，也不讓聘請律師，阻止犯罪嫌疑人獲得律師的法律幫助以及對他們違法行為提起申訴和控告。在審查起訴階段甚至審判階段干擾律師行使辯護職責。他們肆無忌憚的通過刑訊逼供、威脅、不讓睡覺、吊起幾天幾夜，甚至逼得本案多名被告發生自殺現象等非法手段對被告人進行無人性的折磨，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直到獲取達到他們要求的口供，滿足他們擴大打黑戰果的要求。

即便是這樣，這些被告人早期的供述并不能讓公安機關滿意，有的口供甚至可能證明被告人是無罪的。但是，為了確保將這一普通的刑事案件演變成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在提交到法院的案卷中他們把那些在2009年6月至9月份期間取得的涉及“愛丁堡”槍案的證據幾乎全部隱匿起來，卻把后來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有罪供述提交起訴。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在法院的案卷中看不到抓獲犯罪嫌疑人吳川江、張孟軍、付仕培等人后至09年6月15日的全部口供材料。即使到了公開的庭審，公訴方也沒有出示一份這期間的被告人供述。因為那些證據只能證明本案僅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與黑社會無關。根據法律規定，公安司法機關在辦案中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證據，也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而重慶市公安局的做法卻是玩起偷梁換柱的把戲將被告人無罪的證據隱匿起來以逃避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審查。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如果根據那些早期的證據，這起所謂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就不會存在。那么已經廣為宣傳的所謂提前兩個月在全國掀起打黑高潮的噱頭就會變成一幕難以收場的鬧劇。所以盡管這種做法嚴重違法，但他們卻毫不畏懼！

可以看出，本案是重慶公安機關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不惜運用刑訊逼供、剝奪犯罪嫌疑人基本權利、隱匿證據的方法，采取踐踏國家《憲法》、《刑事訴訟法》、《律師法》等手段導演的一曲將普通刑事案件轉化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的荒唐大戲。

21世紀的今天，中國社會已經進入法治社會，在人民的法律意識普遍提高的大背景下，重慶公安機關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做出這等事情，可以說是令人觸目驚心的！

二、本案的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完全是在違法程序中進行的

（一）重慶市公安司法機關在本案的辦理過程中，嚴重剝奪了被告人的多項訴訟權利。

1.偵查階段，剝奪被告人聘請律師進行法律幫助的權利。被告人家屬聘請的律師不知道被告人因為涉嫌什么罪名被關在什么地方，在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看守所找不到被告人的任何消息，全部偵查階段被告人沒能得到律師的法律幫助，幾十名被告沒有一人能聘請到律師，被告人家屬聘請的律師也沒有一個能會見到被告人，更不用說為其代理申訴和控告。本案的一名律師從萬州到重慶來回四次，行程數千里，結果連接受法律文書的人都沒有，將律師會見函用特快專遞寄到公安局也石沉大海，至今沒有任何回復。

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要求，在公安機關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之后，應當告知他有聘請律師的權利。本案被告人樊奇杭不僅沒有被告知可以聘請律師，反而在自己提出要求聘請律師的時候被告知要經專案組批準。可是整個偵查階段他也沒有被批準聘請律師。

2.羈押地點非法。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對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立即送看守所羈押。”所謂“應當”系強制性規范，公安部之所以對收押問題做出上述規定顯然不僅為了防止嫌疑人脫逃，也為了杜絕違法取證。本案當中的“鐵山屏”并不是看守所，所謂的市公安局批準的第三監區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首先重慶市公安局沒有任何權利批準在看守所外設立監區。其次設立監區也是看守所自己內部管理的事情與市公安局無關。而設立看守所是在本行政區域內沒有看守所的情況下才可以新建。“鐵山屏”這個看守所外的所謂臨時羈押點，正是公安機關刑訊逼供的一塊巨大的遮羞布。如果說當時犯罪嫌疑人爆滿，在看守所關不下，那么現在開庭的時候為什么又關得下了呢？隨著打黑的進展，現在抓的犯罪嫌疑人不是更多了嗎？這個恐怕連審判長也沒有去看過的“鐵山屏”究竟是個什么樣子呢？是否符合“監區的規定”？在專案組警員張科的證詞里可以看到，有鐵椅子、有空調、衛生間。是的，鐵椅子樊奇杭也說到了，只是他說的是在上面坐了五個月左右，而張科沒有說坐了多久。但是，正是張科的這份證詞為我們描述了在這樣一個帶有衛生間的類似賓館的高檔羈押場所里恰恰沒有法定的隔離犯罪嫌疑人與辦案人員的那道金屬防護網。正是在這樣的一個“無障礙”場所里，偵查人員才可以對犯罪嫌疑人隨時進行刑訊逼供。我們知道在正規的看守所里，也正是由于有那道屏障，刑訊逼供才比較困難，所以說為了方便刑訊逼供，這才是公安機關設置這個非法羈押場所的真正目。至于什么江北看守所第三監區，更是無稽之談。什么叫做“監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公安部《看守所建筑設計規范》2.0.2監區解釋為：看守所內關押在押人員依法實行武裝警戒的區域。在該區域內是不得進入訊問人員的，那個張科等專案組警察天天在這個區域里到底干了什么？該規范3.4.1規定駐所檢察室、訊問室和律師會見室應設立在政辦公區內，而不是在監區內，同時該規范在4.5.2部分規定訊問室應用金屬防護網隔離。還應該提到的是該規范屬于強制性規范，也就是說必須執行的規范。

在這次大規模的打黑行動中重慶市公安局聘請了50多位律師幫忙偵辦案件，除了這本身就是一種違法行為之外，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感到：一個龐大的專門偵查機關尚且需要律師的幫助，何況是一個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呢？

3.超期拘留。被告人樊奇杭是09年6月26日被刑事拘留的，但是直至09年8月12日才被批準逮捕，拘留期間長達47天。法律規定任何案件的刑事拘留期限最長不得超過37天。而本案第一被告人龔剛模的拘留期限更是達到了53天。被告張孟軍、吳川江、張茂才付仕培的拘留期限達到了60天。被告李仕軍的拘留期限達到了62天。此外本案還有多人的拘留超過了法定期限。由此可以看出，公安機關在辦理此案時完全拋開了法律，為所欲為。

4.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對被告人提出聘請律師的要求居然說“沒有這個義務”。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但遺憾的是，正是由于檢察機關的不負責任，才導致本案34名被告在審查起訴階段也幾乎沒有任何人見到過辯護律師，沒有任何一名律師從檢察機關查閱到本案的案卷。

5.審查起訴階段違反法律規定慫恿公安機關違法開展偵查活動。庭審中我們發現檢察機關居然宣讀了偵查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訊問被告人的筆錄。我們注意到本案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并沒有退回補充偵查，但是卻看到了公安偵查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提審被告人獲取口供的情形。而這一切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不僅沒有制止，反而加以慫恿，并將這種非法獲取的證據悄悄塞到本就不多的移送給法院的證據中。

6.審判階段，律師僅僅是在接到開庭通知的時候才介入案件。109本案卷，律師看到的僅僅是極少的一部分散頁，而這其中還有相當數量的鑒定結論、戶籍證明等資料，這就是檢察機關所謂的主要證據。辯護律師在辦案機關了解不到案件進展情況，反而要看報紙才知道案件進展到了哪一步。如其說這是在依法辦案，倒不如說是在作秀而已。什么時候偵查終結，什么時候起訴，什么時候開庭，就像是在演戲。然而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在審判階段手持開庭通知、委托書、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專用介紹信的辯護律師們依然不能合法地會見被告人。在江北看守所律師會見被告人時每一次均受到本案偵查機關的監視、監聽。這一切除了證明了偵查機關的嚴重違法、檢察院和法院沒有能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之外，不也正好說明公安機關心虛嗎！

辯護人在每一次會見被告人時都受到專案組警察的控制，被告人不能正常與律師交流。我依然記得樊奇航每說到刑訊逼供的時候都要看看專案組警察眼色的情形。辯護人也曾強烈的針對公安機關的嚴重違法提出抗議。但是他們依然可以不需要任何手續隨時進入監區內接觸被告人。即便是到了真正的江北看守所專案組警察仍然可以非法進入監區內站在被告人身邊監視律師會見，監聽會見談話。這是一種極其惡心的卑劣行徑。然而更為惡劣的是，就在開庭前一天辯護人會見被告人時，不僅有專案組人員在場監視、監聽，而且對于律師所做的會見筆錄偵查人員居然一把搶去審查后才給被告人簽字，其行為囂張如土匪無異。

本案的辦理過程中公安機關的權力無限擴張，甚至到了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訊問被告人時他們也在場對檢察機關進行監視、監聽。檢察機關本來應該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權進行監督，但遺憾的是作為本案的公訴人不僅沒有意識到這是其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一種恥辱，反而在庭審中進一步為虎作倀，對于被告人當庭指控的公安機關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展開猛烈的打壓，頻頻向法庭抗議。他們生怕觸痛了什么，揭露了什么，表現出極度的恐慌。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的時候，除了必須查明犯罪事實、情節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外還必須查明“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可是本案中檢察機關形同虛設，不僅沒有糾正公安機關的違法行為反而對其違法行為加以慫恿，并直接采用他們違法取得的證據向法庭提供。

在審判階段律師會見被告人遭到警察，特別是本案的辦案警察的監視和監聽，不要說這在世界范圍是絕無僅有的，即便是在中國，也是聞所未聞的。但是今天這種嚴重剝奪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事情重慶做到了。

我知道他們是害怕了，但是他們怕什么呢？如果案件沒有問題有必要這么做嗎？我們接觸過多起公安部督辦或者直接辦理的案件，甚至在辦理總理批示的案件時也沒有遇到重慶公安這樣的違法行徑。我要問的是，在重慶是誰給了公安機關在整個刑事訴訟階段干擾律師正當執業的特權？這不僅僅是個案中對律師權利的侵害，也不僅僅是對某一個被告人權利的侵害，它實質上是對憲法規定的被告人辯護權的侵害，是對中國法治的破壞！

審判長、審判員，我們應該知道，這不是在百年前的封建中國，也不是在一個閉塞的鄉村，而是在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國度里，是在中央的直轄市——重慶。發生的這些違法事件如果不能在法院審判這個環節得到糾正，那必將成為重慶司法史上一個莫大的悲劇，更為嚴重的是一批冤假錯案也許就正因此而發生。

（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在偵查期間遭到刑訊逼供下作出的

在法庭上，我們都聽清楚了，那么多的被告人都表示受到了“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他們逼我那樣說的”，“把我們兩個人關到一起，什么時候口供一致了才放出來”，“讓我認1750克（毒品），我不認，他們又叫我認1000克，我還不認，他們最后叫我認300克”。還有“審判長，你千萬不要相信公安的，隨便抓個什么人不要說十公斤（毒品），就是二十公斤他們都會認的”那種絕望的呼喊。甚至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再不承認就“活埋了你”的語言。我特別記憶深刻的是我的當事人樊奇杭雙手上那深深的傷痕，頭頂上兩道長長的傷口。我更難以忘記的是本案唯一女性的被告人盧紅，昂首挺胸的大膽揭露公安機關對她的“嚴刑拷打”，他要求審判長查看在她頭上的傷痕，甚至她還說牙齒都被打掉了。

本案被告人樊奇杭在律師會見時，即使有警察在場，還是吞吞吐吐的說出了在公安機關偵查期間，受到了殘酷的刑訊逼供。樊奇杭的原話是“人總是有極限的”。他說公安機關的專案組警察，曾把他吊起來連續幾天甚至十幾天不讓睡覺，折磨得失去知覺。法庭上他也再次強調了這一點。時至今日，幾個月過去了我們還可以在他的雙手上看到累累傷痕，這就是吊他形成的證據，這是任何人也抹殺不掉的。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市檢察院一分院組織人員在09年12月4日對他的傷檢中也證實了這些傷痕，還有“雙手感麻木”的表述，這就是他被長時間吊起的后遺癥，開庭審理中還有一位被告人也提到雙手已經沒有知覺。公安局醫生唐勇關于樊奇杭兩次自殘（樊奇杭說自殺）被送往醫院的證明。

在那樣一個非法的場所，被告人形成的心理恐懼，超出了常人的極限，難怪在莊嚴的人民法庭上，當沒有刑訊逼供的時候，這個軍人出身年輕人居然一時無法準確描述出他曾受到的折磨。他用了“非人的待遇”、“精神備受折磨”、“度日如年”這樣的字眼。因為在那樣的環境中他感到生不如死，只能用頭撞墻，咬破舌頭這樣悲壯的方式選擇自殺。他講到公安機關把所需要的材料編好拿來簽字，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筆錄是什么樣的內容。那種背景下，不要說涉嫌八個罪名，即便是一百個罪名，他也沒有拒絕簽字的選擇。他知道，在一個不講法治的環境中，簽不簽字無非都是個死。選擇自殺，一定是他在逼供時所遭受的折磨比自殺還要痛苦；選擇違心地認罪，他一定是感受到審訊所遭受的折磨比死刑還要恐怖。試想，在這種讓人生不如死的環境中，還有什么樣的證據不能得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81條、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試行）》第61條均規定采用刑訊逼供、威脅、欺騙、引誘等方法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應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所以本案中被告人在偵查以及審查起訴階段所做的對自己不利的有罪供述應當依法予以排除，被告人在被非法羈押和刑訊逼供下所做的有罪供述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三、庭審中絕大部分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質證

在本案的庭審中，公訴機關不出示證據給被告人和辯護人質證，197名證人無一出庭作證，無法對其進行詢問和質證，鑒定人無一出庭接受質證，物證無一出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八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本案公訴人在法庭質證階段，對于指控被告人罪行的證據，均是簡要的摘讀或是按照自己意思的概括，主觀地加入了很多公訴人個人的判斷，且拒不出示給被告人和辯護人一一辨認和質證，該行為直接導致了被告人和辯護人對所有未辨認的所謂的證據是否客觀存在產生懷疑，即便這些宣讀的證據存在，那么這些證據的形式是否合法和內容是否真實性也無法辨別。公訴人不出示證據，不讓被告人和辯護人辨認這些證據，對這些未出示和未經辨認的證據怎么質證？怎么發表質證意見？公訴機關的這種做法不僅嚴重違法，也體現了一種極權和專制的封建官僚主義作風！因此，公訴機關所有未在法庭上出示給被告人辨認和質證的證據均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如果公訴機關指控犯罪的證據沒有問題，為什么不敢拿出來當庭質證呢？合議庭說休庭后查看證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因為所有證據必須當庭質證，而一審案件必須開庭審理。本案109本證據加上后來又補充的共計117本，在辯護人強烈的要求下公訴人只出示了關于樊奇杭買槍的證人楊可的一份證言。就是這唯一出示給辯護人質證的證人證言居然存在對證人在羈押地點取證、在審查起訴階段違法開展偵查活動、證人不出庭這樣嚴重的違法問題。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本案197名證人無一出庭作證。但是他們均不屬于法定的未成年人、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人或者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決定作用的可以不出庭的幾種情形。

117本案卷庭前不交給法庭，庭審中不交被告人和辯護人查閱（庭審中僅僅將關于槍支的部分照片和鑒定資料以及部分司法文書給被告人和辯護人看一眼），其他大量的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等證據經過請求審判長之后辯護人只看到一份，另一辯護人也只看到一份。整個七天庭審，34名被告所涉及的證據僅有這兩份證據出示。然而正是這樣的證據公訴人還要求法庭予以充分采信，何其荒唐。本案在開庭前合議庭成員同辯護律師一樣均未能看到全部案卷，所有關于本案的信息均來源于媒體經過渲染的報道。如果證據在庭審中還不出示，誰能保證對案子做出公正的判決？

四、個案罪名辯護意見

本案指控被告人樊奇杭涉嫌八項罪名，經過法庭調查之后發現，這些指控無一成立。首先指控被告人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毫無證據，純屬無中生有。其次關于指控被告人涉嫌故意殺人、販賣毒品、非法買賣、運輸、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罪、開設賭場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再次關于指控被告人涉嫌非法經營罪既無證據同時也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以下予以分別說明：

（一）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1.組織本不存在，本案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組織特征

“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罪”首先必須要有一個“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存在，而“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又必然以一個“組織”的存在為前提。

為什么說這些被告不是一個組織呢？要搞清楚這一問題，我們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組織這一概念。

組織是一個管理學的概念，作為概念自有其特定的含義，按照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的定義：

組織是人們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互相結合，指定職位，明確責任，分工合作，協調行動的人工系統及其運轉過程。組織是具有既定目標和正式結構的社會實體。組織的構成要素是成員、職務、指令、共識、規范，具有以上五項要素的團體。

由此可見，所謂組織，是指完成特定使命的人們，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而組合成的有機整體。組織的特征是：

（1）組織是人的集合體；

（2）參加組織的人具有共同的目標；

（3）組織有一定結構，參加組織的人必須按一定的方式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不是我們將幾個甚至幾十個人抓到一起就會天然形成一個組織。但是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所謂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組織領導者龔剛模、樊奇杭，他們對所謂組織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認識，絕大部分沒有任何聯系。這些人中沒有任何的職務層級設置，樊奇杭沒有對他們發布任何指令，34名被告之間也無任何共識，更談不上什么規范。也不存不在任何共同的目標。如果一定要說他們是一個組織，那只能說是公訴人用毫無管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常識用一份起訴書把他們組織起來共同接受審判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是檢察機關虛構和想象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沒有組織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性質是不是黑社會這一論題。

其實在這些特征中，如果我們冷靜地思考其中一點，即“共同的目標”，再結合龔剛模和樊奇杭這兩個被指控為黑老大的人他們主要是做什么的就會明白這種所謂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指控何其荒唐。龔剛模主要做摩托車配件生意，樊奇杭主要做建筑工程。而被指控的那些所謂成員沒有一個人與龔剛模或者樊奇杭的目標有關。事實上龔剛模與樊奇杭的目標也不一致。那么老大的目標不一致，老大和小弟的目標不一致，何談組織特征呢？

再看檢察機關指控：該組織形成要聽大哥的話，每人要有兩部手機，一部專門用于違法犯罪活動，定期更換電話號碼，樊奇杭每月給成員發2000-5000元工資，統一租房居住，定期提供吸食毒品，朋友之間要團結等。可是這些空洞的語言竟然沒有一份有效證據予以證明。兩部手機在哪里？沒有證據。幾十人中，只查到一人有兩部手機，其他人均只有一部手機，甚至沒有手機；定期換電話號碼，分別使用了哪些號碼？哪些是用于違法犯罪的，分別用于什么犯罪了？號碼是多少？毫無證據；34名被告庭審中無一例外的明確表示樊奇杭從來沒有給他們發一分錢工資，有一部分甚至都不知道樊奇杭是誰，檢察機關也沒有樊奇杭發工資的任何記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樊奇杭在哪里租房給誰居住，當庭也沒有一個人供述樊奇杭租房給他們住；沒有任何一個人說樊奇杭給他們提供過吸食毒品。所有的關于組織特征的說辭完全是檢察機關按照幾份供述臆想的，并被當庭推翻。更沒有其他任何證據予以佐證。

2.本案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行為特征，相關人員的犯罪是具體的個案犯罪或者一般共同犯罪，而不是組織的犯罪

犯罪包括個人犯罪、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集團的犯罪、特殊性質的犯罪集團（如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在本案中對于公訴機關指控的故意殺人、販賣毒品等其他罪名，這些犯罪看似重大，其實質不過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如果能查證屬實，應由具體的犯罪人承擔責任，但這些犯罪均與被告人樊奇杭無關。

從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和法庭調查可知，所謂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李仕軍、張茂才、張孟軍等人，他們開設賭場是李仕軍等自己出資、自己實施、從中獲得的經濟利益也都是為他們自己，李仕軍占賭場一半股份，其他參與者占一半股份。收益也是按照這個比例分配的，與樊奇杭沒有任何關系。李仕軍等人開始賭場不是為了所謂的“龔剛模、樊奇杭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他們既沒有收到龔剛模、樊奇杭這兩個所謂的老大投資，也從來沒有將自己的收益上繳給所謂的組織。況且，龔剛模、樊奇杭這兩個老大并不是以開賭場為目的的。

3.本案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控制特征

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犯罪是以控制社會為目的，控制社會有時為了更好的實施犯罪服務，因此在分析犯罪是一般刑事案件還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時，要看實施這些犯罪的背后是否還有非法控制社會的目的。如果具有這一目的，才可以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否則就只能認定為普通刑事犯罪，不然將不合理地擴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外延。對有些危害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相近、相同，個別甚至更大的犯罪組織，不能為單純追求打擊力度而掛上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黑名單，這不是“罪刑法定”的應有之義。

公訴機關沒有舉證證明在哪些地方，有哪些部門被這個所謂的 “黑社會性質組織”控制，哪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受到了怎樣的傷害？

在全國人大的立法解釋中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中，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均要符合以下特征：即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控制特征。

本案中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這些被告人沒有在任何一定地域、一定行業形成了一種非法控制、非法壟斷。甚至連個集貿市場都沒有控制。

誠然，在這些被告人中，的確出現了一起吳川江槍殺大毒梟的案件，殺死大毒梟在某種意義上講或者說如果不講程序的話，這種行為甚至可以說是為民除害。但是我們還是認為故意殺人畢竟構成犯罪，但他構成的是一起簡單的普通刑事犯罪，而且這個普通的刑事犯罪由于被害人“大毒梟”的身份，其社會危害性也很小。同時這也只是吳川江或者張孟軍個人因尋仇報復的個體犯罪，即使加上付仕培也不過是一起普通的共同犯罪，并不是這幾十名被告所謂的“組織犯罪”。如果把這起案件說成是這個組織的犯罪目標之一，難道說檢察機關要認為這個組織是以殺毒梟為民除害為目標的嗎？

“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是任何一個共同犯罪或者說犯罪集團都具備的條件，但是我們不能說每一個犯罪集團都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還要看他是否具備刑法294條規定的“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這一限制條件。

本案看不到一星半點關于樊奇杭到底在哪一方稱霸，欺壓、殘害了那些群眾，破壞而且是嚴重破壞了哪一個行業領域的經濟秩序，嚴重破壞了哪個地區的社會生活秩序，更不用說證據了。

本案被指控的所謂“組織”的犯罪中涉及暴力的犯罪，其實就只有吳川江故意殺人案一起，完全不符合“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的表述。不存在“多次暴力”、也沒有達到“欺壓、殘害群眾”的要求。檢察機關將他們自己也不認為是組織犯罪的另外的幾起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案也放到一個起訴書中，讓人感覺本案有四條人命，罪大惡極。甚至官方媒體宣稱什么“殺人生產隊”。這是一種非常不客觀的極力渲染案情以影響群眾感受和預判案件的不正當做法。

辯護人也注意到，為了進一步強調暴力特征，檢察機關在起訴書羅列的罪名的最后部分甚至出現了“暴力討債”這一環節，可笑的是在這里指控的暴力討債并不是這些人替龔剛模或者樊奇杭討所謂的發放的高利貸之債。而是李仕軍向楊曉成討他們兩人之間的債。況且在這一環節的表述中我們也看不到任何暴力情節。在這一部分指控中，也沒有任何人動手打人一拳或者踢人一腳。沒有任何人被暴力打成輕傷、重傷，哪怕是一個輕微傷的字眼都沒出現。此暴力到底體現在什么地方？又與龔剛模特別是樊奇杭何干？

4.本案不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特征

在起訴指控的這個組織的經濟特征中，涉及到龔剛模發放的高利貸問題，并指控龔剛模以樊奇杭暴力為支持，大肆發放高利貸。數額大1.64億元。

但是證據顯示這些指控純粹是無中生有：

關于“龔剛模通過提供大量資金供樊奇杭發放高利貸讓其獲取高額利息”。控方既沒有證據顯示龔剛模何時提供給樊奇杭多少資金，也沒有樊奇杭將這些資金發放給什么人了，獲得了多少高額利息，甚至連所謂的借高利貸的人都找不到。竟然杜撰出龔剛模為了支持樊奇杭為其提供50萬元發高利貸的說法，可見指控之空洞。在法庭上樊奇杭對這一問題作了最有說服力的解釋，他說警方逼著他說發放高利貸的問題，他只好編了一個人的名字，警方居然就相信了。但是他也告訴法庭說：我說的這個人就在重慶，公安怎么不去找呢？因為我是編的，根本就沒有這個人！

關于“無償給與保利夜總會40%的股份、提供大量活動資金給樊奇杭等方式，扶持樊奇杭組織的發展壯大”。這一問題在庭審中已經查得清清楚楚：庭審中龔剛模否認他給樊奇杭股份，樊奇杭也否認龔剛模給他股份，龔剛模說他早就將保利的股權轉給了唐筱，而李仕軍承認他從唐筱手里買了40%的股份，并且有合同為證。這樣完整的證據鏈檢察機關不相信，公訴人自己手中掌握的的工商登記檔案也不相信，難道就相信沒有任何證據的猜想嗎？。公訴人心里非常清楚該工商登記資料顯示保利夜總會從來都與樊奇杭無關。但是檢察機關故意在庭審中不出示這份檔案資料，還強行指控就是龔剛模給了樊奇杭40%的股份。

這種強詞奪理的公訴方式讓我們想到了庭審當中公訴人那些令人震驚的話語：“盡管沒有輕傷、重傷，那也是嚴重的暴力”，還有“盡管法律、司法解釋沒有規定高利貸是犯罪，但是也沒有規定不是犯罪，所以就是犯罪”。

關于“龔剛模以樊奇杭暴力為支持，大肆發放高利貸。數額達1.64億元。”既然數額如此之大，我們難以想通的是，本案檢察機關提供的證據卻是龔剛模從05年至今發放高利貸6筆，共計1.64億元，至今連本帶息才收回14376.3萬元，目前連本金尚有2023.7萬元未能收回。真不知道公訴人到底想說明什么？高利何在？危害性何在？如果說那些借了龔剛模高利貸的人都是受害人，借了錢連本金都不用還，那么我們都愿意當這樣的受害人！可見檢察機關指控龔剛模說有樊奇杭的暴力支持沒有收不回來的錢，也就不攻自破了。事實上在指控的這幾筆貸款中沒有一起是通過樊奇杭的暴力收回來的。不管高利貸夠不構成犯罪，既然起訴至少也還是要費點功夫找幾筆龔剛模賺大錢的證據來才有點像那么回事吧。

5.本案人員的基本組成問題

通過庭審，可以看出本案人員大致可以做以下劃分：34名被告僅有21名被指控涉黑。21人中大致有三大部分，其一龔剛模、樊奇杭部分，其二是李仕軍為主的開賭場部分，其三是譚華為主的“萬州部分”。并且在這三個部分中明顯的在幾個關鍵環節存在斷層：其一就是龔剛模和樊奇杭這兩個被指控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領導者與所謂的被領導者（李仕軍以下）之間沒有任何關系。龔剛模、樊奇杭二人與李仕軍等人的開賭場行為毫無關聯，他們既沒有出資、也沒有收益，既不知道具體李仕軍怎么開賭場，李仕軍也沒有向其匯報賭場經營情況。至于販賣毒品也是一樣，龔剛模、樊奇杭既不出資也不參與，既不指揮協調也不聽取匯報，既不收取利潤也不發放工資，請問誰會認這樣的人做老大？如果拋開組織的性質問題，但就組織而言，那只能說從以李仕軍為主的幾個人可能涉嫌是一個以賭博或者叫做開設賭場的團伙，但這絕不是黑社會。

在李仕軍以下又有一個明顯的斷層，那就是譚華、吳名山、向愛華、任運勝、張春寶、李洪洲等六人，他們不僅與龔剛模、樊奇杭沒有任何關聯，甚至與李仕軍等人的賭博團伙也沒有任何關聯。譚華也沒有利用夜總會進行任何違法犯罪問題。檢察機關指控他們涉黑僅僅憑著譚華和樊奇杭曾經一起旅游過這一證據，實在可笑。譚華在法庭上也證實，他與樊奇杭一直就像親兄弟一樣，是純潔的朋友之誼，他們一起旅游時是AA制消費，黑社會大哥和小弟之間還有AA制的嗎？

另外在本案中，吳川江和曹恩來完全是兩個單獨的個人，他們兩個一與龔剛模、樊奇杭無關，二與李仕軍等人賭博無關，三與譚華無關。

二）故意殺人罪

1.愛丁堡槍案存在四個以上的版本

⑴在辯護詞第一部分辯護人已經說明了關于愛丁堡槍案的第一個版本，即李明航是被吳川江尋仇報復所殺，這是重慶市公安局公開發布的通報，并且是王立軍局長親自破案確定的案件真相。如果是這個版本那么吳川江就是該故意殺人罪的主犯，張孟軍僅僅是協助其跟蹤，付仕培地位不變。

⑵在庭審當中，第二個版本出現，那就是張孟軍承認殺李明航是他自己的意思，與龔剛模、樊奇杭無關。理由是他曾經看到徐向陽對他的朋友龔剛模不尊敬，所以要殺了李明航，李明航與徐向陽到底是什么關系證據沒有準確顯示，僅憑幾份供述認定徐向陽是李明航小弟，然后就推測出徐向陽在夜總會對龔剛模不尊敬就必然導致張孟軍要殺李明航的結果。

⑶檢察機關提供給法院的證據顯示本案第三個版本是李明航與龔剛模有過節，徐向陽找到龔剛模鬧事，然后龔剛模將李明航等人電話號碼給樊奇杭，樊奇杭安排張孟軍實施報復。在這個版本中又有兩種情形：一是說樊奇杭讓張孟軍“制一下”李明航，意思是對于徐向陽鬧事“總是要討個說法的”，并沒有要殺李明航的意思表示。而且后來樊奇杭又通知張孟軍不要報復了，張孟軍也在供述里談到樊奇杭叫他不要報復了。如果是這種情況，張孟軍實施殺害李明航要么是實行過限行為（還存在樊奇杭明確表示中止報復），要么是其自身單獨的意思表示，但是不管哪種情形，樊奇杭都不構成故意殺人罪。另一種情形是說樊奇杭要張孟軍去報復李明航，要殺李明航。但是這種觀點僅有張孟軍一個人在偵查階段的供述，沒有任何其他證據，按照這種版本樊奇杭與故意殺人案無關。

⑷本案第四個版本，那就是吳傳江所說的是他自己單獨接的“活”（殺李明航），價格是20萬，張孟軍僅是協助而已。如果是這樣的版本那么樊奇杭甚至龔剛模均與此故意殺人案無任何關聯。

經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盡管李明航被吳川江槍殺的事實不變，但是按照以上不同版本卻可以對不同的人追究不同的責任。更為重要的是，這幾個版本都是公安機關偵查得到的結論或者是已經在庭審中查明的事實。那么究竟應該相信哪個版本，辯護人認為至少應該調取公安機關全部的偵查階段形成的證據材料。特別是2009年6月15日以前的被告人供述材料，以便進一步核實真相。如果這些幾個版本的證據矛盾得不到完全排除，建議法庭首先采信比較早期的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所認定的版本，即吳川江尋仇報復。因為這樣完全有可能杜絕冤案發生，畢竟吳川江實施槍擊的事實可以基本固定，他自己也予以認可。其次可以考慮采信張孟軍在庭審中的供述，即殺李明航是他自己的意思，客觀上張孟軍在實施殺害李明航的過程中有參與行為。但是絕不能采信起訴書所描述龔剛模默許，樊奇杭安排的版本，因為這個版本是沒有證據支持的，完全是檢察機關的一種推測，也與公安機關的認定有重大出入，以此定案，極有可能亂殺無辜。

2.認定樊奇杭涉及故意殺人案除張孟軍在偵查階段的供述以外沒有任何證據予以證實。但是張孟軍在庭審中當著控辯審三方多次強調在公安的筆錄是被刑訊逼供作出的，他確認殺李明航與樊奇杭無關。我想請合議庭特別予以關注的是張孟軍說被刑訊逼供并不是想推脫自己的罪責，他是想說明殺李明航并不是受樊奇杭安排指使，與龔剛模和樊奇杭無關的真實情況，這其實是他良心發現，不愿意冤枉別人的一種表現。

可以看出，李明航被殺一案中，樊奇杭從來沒有過殺人故意，也沒有教唆行為，更沒實施任何殺人行為。

至于什么跟蹤地址的服務電話號碼到底有沒有，偵查階段樊奇杭說他是在自己手機上收到了一條短信，內容是可以跟蹤電話號碼，但是在庭審當中樊奇杭再次強調，那都是他被逼瞎編的。他也提出請法庭調取他手機上的短信記錄，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條短信。跟蹤器存在不存在現在都是個疑問，檢察機關出示了一張取貨單，這張取貨單既沒有寫有跟蹤器，也沒有本案涉案人員簽名，即便是有人認可，鑒于所簽的不是本人名字至少也應該做個筆跡鑒定吧。

（三）販賣毒品罪

1.關于指控樊奇杭涉嫌販賣毒品罪主要涉及樊奇杭的唯一情節就是與肖輝談毒品價格。但是樊奇杭和肖輝均否認這件事，也沒有其他證據對此事實予以證明。

2.案卷中有人談到毒品是小陳娃的冰毒廠的，但是案卷中沒有任何關于小陳娃的資料，有沒有這個人，有沒有這個廠均是個迷。

3.李仕軍當庭明確否認與樊奇杭一起在成都與肖輝談到販賣毒品的事情，這一說法與樊奇杭和肖輝的供述可以映證。

4.在被指控的販賣毒品過程中，樊奇杭沒有任何出資行為、沒有任何購買行為、沒有任何運輸行為、沒有販賣行為、也沒有任何收益或者別人的收益向他上繳，如此重大的“組織活動”到底是誰組織的，是怎么組織的沒有任何證據。

5.案卷中只有張茂才曾供述說聽李仕軍說過販賣毒品的事，并說出發前在酒店大廳見過樊奇杭。但是庭審中張茂才強烈要求法院調取酒店大廳的錄像，以證實他在偵查階段所說的樊奇杭在酒店大廳安排他們去成都的事情是假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6.李仕軍供述從來沒有買賣過毒品，更沒有受樊奇杭指使去販毒

7.沒有毒品物證，十公斤冰毒是會要很多人人頭落地的，本案全是被告人供述，僅有幾份轉賬證明，不能證明是買毒品，更不能證明與樊奇杭有關。

8.本案沒有毒品鑒定報告，不同種類的毒品量刑是不一樣的，本案沒有任何毒品物證，自然也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鑒定。所以，毒品是否存在是個疑問，即便存在是什么毒品也是個疑問，即便是冰毒，數量有多少、成分如何也是個疑問。

9.涉及毒品犯罪的幾個人中最關鍵的來兩個人沒有出現，不知道是沒有抓到，還是根本不存在。本案共被指控涉及十公斤冰毒。但是其中六公斤都到了一個叫秦陽的人手中。且不說沒有這個人的任何證據，甚至案卷中連這個人的基本身份資料都沒有。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指控有些被告人從肖輝指定的人手中接貨，但是這個人是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是否存在也不清楚。

綜合以上可以看出，僅憑幾份刑訊逼供下得到的有罪供述就指控樊奇杭等人涉嫌販賣、運輸毒品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本案以現有的證據連販賣毒品的基本事實都不能認定。

（四）非法買賣、運輸，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罪

1.沒有在與樊奇杭有關的任何地方查到任何槍支彈藥，包括在樊奇杭的家中、住處、身上、車上。

2.把張孟軍親戚家中查到的槍支彈藥指控為是樊奇杭的與事實不符，張孟軍在庭審當中也說槍支彈藥是他自己用賭場賺的錢買的，不是樊奇杭的，龔剛模的槍張孟軍也說是他送給龔剛模的。

3.關于張孟軍、樊奇杭、龔剛模三人關于槍支來源問題的證據，全案僅有被告偵查階段供述，沒有其他證據。庭審中被告人供述與偵查階段供述不符，不能僅憑被告人供述認定樊奇杭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罪。

4.關于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罪的指控僅有一份非法取得的供述。該所謂賣槍介紹人楊可的供述在09年11月17日作出的，被告人樊奇杭的供述是09年11月18日作出的。此時本案已經是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本案在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時間為09年11月16日至09年11月20日）。在此期間檢察機關并沒有將此案退回補充偵查，公安偵查活動已經結束。在被告人已經被檢察機關換押的情況下，偵查機關違法進行偵查活動所做的訊問筆錄，屬于違法取證，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5.楊可所說的賣槍人藏族人老趙并不存在，本案中沒有老趙的任何資料，也沒有關于此人的任何證據或者身份信息。賣槍人都不存在，何談買槍？

6.公訴機關認定楊可在本案中作為證人，但是既不讓其出庭作證，甚至連其身份都說保密。而且公訴人出示的筆錄顯示楊可在09年11月17日之前還有不同證言，根據法律規定不出庭的證人如果還提供過不同的證言，法院應該要求檢察機關提供該證人的全部證言，但是檢察機關并未提供。

7.關于買賣、運輸槍支彈藥，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的具體數量沒有查清。起訴書指控樊奇杭買賣、運輸，非法持有、私藏槍支15只、手榴彈一枚、子彈500余發。但是既沒有查清到底買賣運輸多少、也沒有查清非法持有、私藏多少，而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定罪量刑。

（五）開設賭場罪

1.全案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人樊奇航開設賭場，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樊奇杭與李仕軍開設賭場有何種關系。

2.樊奇杭從來沒有參與開設賭場，也沒有與任何人參與合伙開設賭場，本案也沒有證據顯示樊奇杭何時在何地以什么形式開賭場，參與者是誰。沒有證據證明樊奇杭在任何賭場有投資，也沒有證據證明樊奇杭在任何賭場有收益。

3.李仕軍等人開設的賭場與樊奇杭無任何關系。李仕軍開設賭場是其與他人共同投資開設的，利潤各占50%，沒有樊奇杭的任何參與。甚至檢察機關提供的證人證言中也提到是“到李仕軍開設的賭場賭博”。

4.檢察機關也沒有任何證據證實樊奇杭在任何地方的賭場里參與放高利貸。

5.檢察機關沒有任何證據證實樊奇杭在任何地方租房供人賭博。

6.檢察機關沒有任何證據證實。樊奇杭組織任何賭客進行過賭博。

7.檢察機關也沒有任何證據證實樊奇杭為任何參與賭博的人員發放工資。

8.涉及開設賭場的罪名基本全是被告人供述。

（六）容留他人吸毒罪

1.此罪名證據全部是被告人的口供

2.沒有任何吸食毒品的任何物證，包括吸食工具、毒品種類等。

3.樊奇杭對公訴機關所說的容留吸食毒品的場所保利夜總會沒有所有權或經營權，該夜總會自始至終均沒有樊奇杭的股份，樊奇杭也沒有參與管理。工商檔案顯示該夜總會股東是唐筱等人。樊奇杭也沒有權利在此容留他人吸毒。

4.沒有一個參與吸毒的人員指認樊奇杭為他們提供過毒品吸食。

5.李仕軍也證實給別人吸食毒品與樊奇杭無關。

6.李仕軍強調保利夜總會是他從唐筱手里買了40%股份，并有書面協議為證，與樊奇杭沒有任何關系。

綜上，現有證據不能證明樊奇杭容留他人吸毒。

（七）非法經營罪

1.罪刑法定原則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民間高利貸在刑法分則中沒有被認定構成犯罪。刑法分則400多個罪名，只在一條近似于“高利貸”。這就是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但是，該條所規定的不是我們這里所說的民間借貸中的高利貸，它指的是“高利轉貸”。即以高于銀行貸款利率將所獲得的銀行貸款轉貸給他人，從中賺取利差的行為，該行為構成犯罪。

高利貸雖然違反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有關高利貸的規定，但并未違反有關法律與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充其量屬于違規行為，而不屬于違法行為，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非法性，因而不應認定為“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刑法第九十六條“本法所稱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而不是指違反國務院各部委等的部門規章。

2.立法脈絡

從高利貸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我國一直沒有將其入罪。首先，在1952年11月27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城市借貸超過幾分為高利貸的解答》中，最高人民法院“經函詢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意見”，認同“關于城市借貸利率以多少為宜的問題，根據目前國家銀行放款利率以及市場物價情況私人借貸利率一般不應超過三分。但降低利率目前主要應該依靠國家銀行廣泛開展信貸業務，在群眾中大力組織與開展信用合作業務，非法令規定所能解決問題。為此人民間自由借貸利率即使超過三分，只要是雙方自愿，無其他非法情況，似亦不宜干涉。”

此后的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制定中沒有將高利貸行為入罪。

直至1991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的第6條仍然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這里所謂的“超出此限度的”即屬于所謂高利貸。根據這一規定，民間高利貸行為的法律后果僅在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即高利貸者應自行承擔高利無法實現的責任。在這里，不但沒有對高利貸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甚至也不像單位間的借款一樣被規定所約定的利息應予以追繳并對借款人予以同等罰款處罰。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企業之間的借款無效的司法解釋，也不構成犯罪。

在91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之后的97刑法修訂中，仍然沒有將高利貸入罪。

通過以上我國關于高利貸問題的司法以及立法脈絡來看，高利貸行為在我國由來已久，但是不管是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沒有認為是犯罪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保護。

3.罪責刑相適應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明知他人實施賭博犯罪活動，而為其提供資金、計算機網絡、通訊、費用結算等直接幫助的，以賭博罪的共犯論處”。據此，明知他人實施賭博而向其發放高利貸因系屬提供資金的一種方式而應以賭博罪的共犯論處，乃題中之意。在這一明示之下，同時也就暗示著向非賭博者發放高利貸不構成犯罪，系當然之理。賭博罪中發放高利貸視為提供資金，以賭博罪共犯處罰，最高刑是三年，而且是從犯。那么將高利貸發給犯罪的人最高判三年，將高利貸發給合法商人，反而可能要判十五年，完全違背刑法精神

刑法中的“高利轉貸罪”，最高刑是七年。可見從銀行貸款發放高利貸遠比用自己的錢發高利貸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性要大得多。但是如果要定高利貸為非法經營罪最高刑為15年，會形成重罪輕刑、輕罪重刑的悖論，明顯違背立法宗旨和法律精神。

4.立法技術考察

如果高利貸構成犯罪應該在刑法 “破壞金融秩序罪” 一章中規定，但是該章并沒有高利貸構成犯罪的表述。

5.高利貸的積極作用

幫助那些急于用錢的人，用更簡潔的方法，為他們提供資金支持，是雙方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并沒有危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國家權力不應該干預。

6.法條本意

刑法225條所說的“其他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經營行為”應該指的是在立法之前沒有出現的情形，而高利貸并不是一個新生事物。

7.責任追究

如果高利貸是犯罪那么對于這樣一個雙方共同實施的行為，為什么只追究貸款者的刑事責任而不追究借款者的刑事責任呢？

8.先前判例

2002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復核的湖南衡陽的張鴻飛、袁啟明等案，2003年發生在湖南邵陽的“小紅寶”案、2005年發生在廣州的簡竹醒案、近來今年判決的陜西山陽縣公安局副局長何奇案等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放高利貸的行為，但最終無一就放高利貸的行為本身定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就邵陽“小紅寶”案所作的判決，即以民間高利貸行為不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所規定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為由，未支持關于高利貸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指控。

五、總結陳詞

審判長、審判員，從“6.3愛丁堡槍案”開始，一起簡單的故意殺人案，甚至可以說一個沒按照法定程序實施的為民除害的故事在今天的指控中演繹成我的當事人樊奇杭指使的故意殺人案。繼而一個很黑、很暴力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被挖出來。通過庭審我們也看到，公訴人緊緊抱著所謂的117本案卷根本不敢拿出來質證，東一句西一句的摘錄他們所需要的字句，即便是這樣也還是漏洞百出，完全不能自圓其說。

我們實在難理解的是，在重慶市公安機關非法關押和殘酷的刑訊逼供之下，案件為什么還有這么多的疑點。的確，在庭審中我們注意到，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他們可以把案件變成任何一個他們想要版本。就“愛丁堡槍案”而言，試想，如果按照公安機關六月份的材料，樊奇杭就是無辜的。而按照今天的指控，所謂的6.3案件偵破的報道就是假的。

但是我想請各位注意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對于“6.3愛丁堡槍案”在本案中存在的兩個甚至四個完全不同的版本或者說事實，這幾個版本不可能都是真的，但完全有可能都是假的。這就是邏輯學：兩個以上的矛盾判斷，不可能同時為真的理論。

僅僅幾個月時間，一起簡單的七天就破案的“愛丁堡槍案”像魔方一樣在不停地變換，而這幾個版本均出自重慶公安司法機關之手，我們不敢想象，如果再過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關于本案還會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我們最怕看到的是有一天今天的這些版本均不真實，到那時誰能擔負的起這些也許被錯殺的生命。難道我們真的能夠對已逝的生命執行回轉嗎？！

違法程序得到的結果，就是“毒樹之果”，必須要予以排除，如若不然，也許人們什么都會相信，也許人們什么都不再相信，本案的一切偵查、審查起訴都是在一個密閉的黑箱中非法進行的，開庭也如走過場一樣似乎是在為了完成預定的任務。在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公安機關可以超越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的制約隨時隨地展開偵查活動，在案件已經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公安機關可以進行偵查活動，甚至到了審判階段他們依然可以不需要任何手續進行偵查活動，獲取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肯定地說本案一切關于被告人有罪的供述都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的時候得到的，它不一定是真相，即便是真相我們也要予以否定的判斷。

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無論什么時候，無論什么理由，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任何機關利用國家機器、動用國家武裝力量破壞我們的前輩用千萬顆人頭和成河的血液換來法治社會，也絕不能容忍任何人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律進行踐踏。如果任其發展，那么這種行為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造成的危害要遠遠大于幾個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黑社會性質的犯罪不過是偷偷摸摸的進行，而這種以執法打黑的名義明目張膽的撕裂和破壞國家法律的行為卻是公然進行的！

本案盡管涉及命案、毒品、槍支，其實不過是幾起的普通刑事犯罪，并且是屬于不同的被告人分別實施的。且不說證據嚴重不足，即便是鐵證如山，那也不是某一個組織的行為。這些犯罪完全不具有組織性，更不能認為是某個組織的目標行為。即便是在有幾個人參加的共同犯罪中，也僅僅是一般的共同犯罪，連犯罪集團都算不上，何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公訴機關指控的八項罪名與樊奇杭毫不相干，我們不能將幾起普通的刑事犯罪捏到一起，于是就成了一個規模空前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以期達到將全部的犯罪加到所謂的組織領導者身上的目的。

最后，作為重慶打黑歷史上這個特殊時期的特殊案件的辯護人，我有責任指出：龔剛模、樊奇杭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一案完全是在重慶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非法的程序中產生的，即便是在這樣非法的程序中，也沒有一份能夠指控他們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關鍵的證據。具體的個案也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樊奇杭究竟是不是黑社會，他們到底有多黑，有多壞，是要靠證據來證明的，不是靠想象來認定的。本案中，法官和我們一樣，在庭審前對此案的感知完全來自媒體報道。而媒體大量的不負責任的渲染性的報道嚴重的干擾了我們的視線。庭審中公訴機關還不敢出示證據，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下判案，是極其令人恐怖的。

審判長、審判員，我們作出任何一個判決，不僅要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更要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法律，對得起歷史！

作為國家的公務人員，若干年以后，都有脫下官服的那一天，那時候，當我們步履蹣跚地徘徊在夕陽的余輝之下，也許有一天暮然回首會發現一個個頭顱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瞪大了眼睛向我們高喊冤枉。這就是今天我們用非法的手段，用踐踏法治的代價將它們送上斷頭臺的這些年輕的生命。的確，本案的辦理，讓我感覺到了，什么時候偵查終結，什么時候起訴，什么時候審判，就像是要演一場大戲，容不得任何人的質疑。法庭是較量證據的戰場，不是偽裝極權的舞臺。渴望“槍聲”不是司法的文明，容忍“雜音”也許會兼聽則明。我們每個人都不是天使，也不代表正義，正是因為需要對權力進行制約，國家才制定了法律，我們才崇尚法治。也正是為了保證案件的公正，我們才有了公、檢、法和律師相互制約和相互監督的訴訟原則。警察權力一統天下，絕不是法治社會應有的景象。

一個月來，我是在極度不安和恐懼的心理中度過的，之所以恐懼，倒不是我懼怕什么，為了揭示真相，為了履行辯護律師的法定職責，我不懼怕失去自由，更不懼怕失去生命。我怕的是我等不到公開審判的這一天。令人欣慰的是，我終于等來了。當我走進這個被稱之為人民法庭的時候，我的心豁然開朗了，因為我看到了神圣而莊嚴的國徽依舊高懸在人們的頭頂。

有人告訴我，開這個庭就是走一個過場，說多了，也許我都走不出這個法庭，我想說，如若真的這樣，那倒是我作為一名辯護律師至高無上的光榮！不要說走不出這個法庭，即便是飲血重慶，我那殷紅的鮮血也一定能化成中國法治天空下的一抹彩虹。

34名被告之中也許有的人真的犯過罪，也許有的人真的罪該至死。但是我還要強調：所有的，那些都不敢拿出手的所謂“證據”也根本不能證明樊奇杭實施過被指控的八項犯罪。如果我們采信那些非法獲得的依舊不足的證據就把一個年輕的生命送上不歸路，他會死不瞑目的。

重慶打黑，世人矚目，如果以踐踏法治的模式打黑，那么我們打掉的不一定是黑社會，但是可以肯定地說我們打掉的一定是一個國家本就不夠健全的法律制度。孰輕孰重，作為一個法律人當捫心自問。的確，打黑是一個不容質疑的理由。打黑是民心所向，但是這樣黑打一定會是眾叛親離，中國需要法治，重慶需要法治。

審判長、審判員，我堅信在中國法律界的黃埔軍校——西南政法大學坐鎮的重慶一定會是一片法治的天空。我更相信審判長、審判員一定能秉承法律人的職業良心和法律智慧，排除任何非法的干擾，以非常的膽略，實事求是，堅決排除非法證據，在這場將載入史冊的審判中作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依法宣告我的當事人樊奇杭無罪！

此致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北京中關律師事務所 朱明勇律師

第三篇：陳海榮董事長調研報告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調研的報告

際華森普利公司董事長：陳海榮

科學發展觀反映了時代進步的要求,體現了實踐發展的需要，是指導企業健康發展，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大思想武器。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要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全面把握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目標要求,建立健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制度、體制和機制,切實把科學發展觀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面對新時期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公司解決發展中諸多問題和矛盾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對于公司積極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妥善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增強核心競爭力，實現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根據公司《學習科學發展觀實踐活動開展調研活動的安排》，對以下課題進行了調研：

一、影響和制約公司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

一是部分員工存在的“小進則滿，安于現狀”、“上班不上心，出勤不出力”等思想觀念問題。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堅持把職工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方面要在生產經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職工群眾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員工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技術業務素質，創造平等競爭、能夠充分發揮和實現職工自身價值的內部氛圍，努力提高員工的工作熱情。

二是人才隊伍建設存在人才總量、素質結構、政策措施不能滿足

1公司發展需要的問題，設計研發人才、生產技術人才、營銷人才、財務人才等方方面面的管理人才缺乏，沒有形成人才儲備機制。要高度重視員工素質的提高，鼓勵員工多種形式加強自身培訓，進一步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使員工整體素質得到有效提升；著力進行企業文化創新，為每位員工營造一個能充分發揮其才干，幫助其成長，滿足其價值實現愿望的良好氛圍。

三是發展中存在的體制機制和制度性障礙，制度不完善，制度執行不嚴格等問題。要結合自身實際，立足長期健康發展，結合集團相關制度，大力建立和完善適應本公司體制與機制相協調的制度，求真務實，正確處理規模、效益、速度和質量的關系，以更為理性、科學的態度加強財務管理、投資管理，推動企業由規模型發展向規模效益型發展的關鍵性轉變，有效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四是創新能力不足，科技創新方面存在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研發力量薄弱，沒有自己的拳頭產品，駕馭市場的能力差，存在很大的經營風險。樹立科學的發展觀，首先就是要堅持“聚精會神抓經濟，一心一意謀發展”，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緊迫感，搶抓機遇加速發展。在保持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一定要注重發展的質量，必須堅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成本消耗低、人力資源優勢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五是沒有系統的營銷體系，營銷策略與方式簡單、粗放。依賴軍品市場的特殊性，沒有針對民品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營銷策略。缺乏對市場的調研，未根據市場特點開發優勢產品，更沒有建立科學的營銷渠道，存在較大的市場風險。這是我們重點關心的問題結合“市場年”的目標，重新謀劃我們的市場戰略定位，努力拓寬產品的應用領域，不斷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二、如何調整優化結構、轉變企業發展方式

（一）加快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推動結構調整。建立高質量的服裝、毛皮產品科研機構，增強產品和技術開發能力，走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積極與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和科技人員合作，不斷開發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裝備、新產品，以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推動產品換代、技術和設備更新，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二）實施名牌戰略，提高市場占有率，加快結構調整。加快結構調整、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塑造正確的品牌觀念，增強打造品牌的危機感和緊迫感，積極實施和推進名牌戰略。大力研究市場，開拓市場，加強營銷策劃和廣告宣傳，擴大產品的知名度，增強競爭力，提高市場占有率，形成一批名牌產品。對國家和自治區認可的名牌產品，要擴大生產規模，加快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進一步增強品牌效益和市場競爭力。

（三）深化企業改革，加強企業管理。加強企業管理，推動企業從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體系、管理內容、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進行全方位創新，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努力實現管理組織高效化、管理制度規范化、管理手段現代化。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創新作為創造市場的基本動力，帶動結構調整。

三、影響和制約公司發展、財務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是會計隊伍不穩定，財務人才缺乏，未形成財務人才吸收、培養

等儲備機制，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公司要不斷的吸收財務專業人才，從公司現有人員中選拔培訓后備人才，建立現有人員的培訓繼續教育機制，不斷的提高財務人員的業務素質，建立“優勝劣汰”長效激勵機制。

二是基礎管理粗放，財務成本管理亟待加強。由于基礎財務人員業務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人員少，致使存貨管理、車間核算等基礎性工作粗放。成本管理貫穿企業管理的始終，而且成本的降低必須依靠嚴格和完善的內部控制，尤其是關鍵的成本控制點，必須是兩、三個不相容崗位相互監督、約束，僅依靠簡單的財務審核、領導審核起不到實效。

三是財務管理機構設置以及崗位設置不適宜現代企業制度和改制上市的要求，財務信息共享性差。財務管理還僅局限于簡單的記賬、填制報表等基本職能，財務分析、理財、融資方面職能還不能有效發揮。一方面是因為企業這方面的需求暫時并不迫切，另一方面長期的計劃、半計劃經濟體制也局限了財務管理的發展。但是隨著企業的發展，我們必須順應時事，徹底轉變觀念，利用財務管理的工具為企業增加效益。

第四篇：童之偉：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之二)

童之偉：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之二）

三、重慶打黑從治安手段到社會管理方式的蛻變

如果按前文確立的一些指標來衡量重慶有關公權力組織過去近十年實施刑法第294條等條款的情況，可以做兩點評估：第一，重慶十余年來，連續幾屆政府都積極致力于打黑，維護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秩序，在保障公民人身、財產等基本權利免受來自個人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侵害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重慶的打黑原本屬于治安型打黑范疇。第二，最近兩年多來，重慶的公權力組織由于法治觀念薄弱，違法任意運用暴力，借重打黑和刑罰追求社會管理效果的情況十分明顯，因此，那里的打黑從2009年成立二百多個（次年達到329個）專案組、大規模集中抓捕、秘密關押嫌疑人時起，就從總體上開始蛻變為以“打黑”為標識的社會管理方式了。社會管理型打黑雖然仍有治安效能，但這種效能相對于社會管理來說已經是其次要的和附屬的方面。

重慶打黑的案例很多，但偵辦過程透明度極低，一些秘密羈押地點還沒有聽說有任何律師進入過，甚至沒有任何信息表明有檢察官到過那里，案件的審判過程也不是真正公開的，學術界不可能對這些案例逐一或抽樣進行調查研究。所以，學術界的研究只能借助經由各種渠道披露出來的現象展開，因此，這種研究只能算是對重慶打黑的初步研究。如果將來出現與我掌握的材料證明價值相反的有相反的材料，我會隨時相應調整我對重慶打黑的評價。

從已顯露的大量現象看，重慶打黑具有雙重性：打黑在表面上是被作為治安手段運用的，也確實具有一些社會治安狀況改善、公眾的人身安全感提升的治安效果；但是，從打黑主事者的行為方式、行為顯示的意向和行為的社會效果三方面綜合起來看，打黑在重慶主要是被當作社會管理方式來運用的。

現代經濟學上有一種顯示偏好理論，其大意是，消費者在一定價格條件下的購買行為顯示或透露了其內在的偏好傾向。這種理論注重根據對人的具體行為的實證觀測來發現和確定其內心的偏好。

政治、法律行為也是人的行為，因此，根據人的行為來洞察其思想動機的原理，在政治、法律生活中同樣適用。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人的行動顯示的思想動機比他們口頭宣示的思想動機更為真實可信。按照顯示偏好原理，我們可從重慶最近兩年多來的打黑行為中觀察到，那里的公權力高層欲運用打黑實現的一些社會管理目標十分明顯。尤其在打黑進入收尾階段的今天，人們很容易從重慶兩年多來的打黑行為中，看清那里一直在實施一項即使不是試圖毀滅私營經濟也是欲重創私營經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重慶打黑行為顯示的首要的、基礎性的社會管理目標，是削弱或變相剝奪非公有制經濟中的私營經濟和相應的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家，并用在這個過程中的所得來壯大國有企業或補助地方財政。重慶打黑運動最突出的行為，是使得那里最大的一批私營企業家都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打黑的這一突出行為后果已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請注意如下統計數字：重慶第一大的私營企業家、“身家數十億的地產富豪”彭治民“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賣淫罪、尋釁滋事罪、濫伐林木罪、高利轉貸罪、行賄罪，數罪并罰，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重慶身家第二大的私營企業家、“凈資產40億元人民幣”的俊峰集團總裁李俊被通緝逃亡海外，親屬多人被抓或被通緝逃亡，相關企業被國家機關或國有企業接管。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明亮，據報資產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應該可以算重慶身家排第三的私營企業家，已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重慶不僅三位最富有私營企業家在打黑中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還有一批次富有的私營企業家也在打黑中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在新聞媒體上人們看到的被判重刑和被剝奪個人財產的黎強、王天倫、馬當、岳村、龔剛模等人，都是身家過億的私營企業家。在這些人中，黎強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20萬元；王天倫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并處罰金人民幣1億元；馬當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岳村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人民幣1.5億元；龔剛模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除媒體已經公開報道的這些外，重慶還有多少私營企業家被追訴和判刑，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筆者無法前往那里做相關的調查研究，只能等待那里相關國家機關或媒體的進一步披露。不過，那里獲披露的情況已經足以說明問題。

本文此處只想指出，過去兩年多重慶的打黑情況顯示，那里的打黑是以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為打擊重點的，那里實施了一項劍指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的刑事司法政策。至于那里的司法機關在這個過程中對有關被追訴人涉黑的定性和定罪是否準確，量刑是否適當，附加財產刑的執行出現了什么偏向等問題，將在后文的相應部分繼續討論。

重慶實施劍指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的刑事司法政策，顯然有其思想理論基礎。其思想理論的具體內容有兩點：一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偏好“一大二公”，歧視私營經濟，傾向于抑制私營經濟的發展，二是將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家在改革開放以來利用非按勞分配方式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積累起來的大量財富視為不義之財。在這方面，當今中國存在一種相當流行的思潮，這方面的言論和文章引不勝引，這類與我國憲法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極不同調的文章，主要的集中在網站，如“烏有之鄉”。

重慶打黑行為顯示的第二個社會管理目標，是以某種“合法”形式將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家的財產變相收歸國有，既壯大國有企業、補助地方財政，又縮小社會的收入差距。人們從重慶近年來的打黑行為可以經驗地觀察到，那里確實一直在施行著一項劍指私營企業家及其企業的刑事司法政策。因為，重慶打黑幾乎所有的重頭戲都是針對私營企業家和私營企業的，即使是李莊案這樣影響廣泛深遠的案子，也是因為當時的李莊律師受托為前私營企業家辯護引起的。實際上，李莊案鬧得影響那么大，掩蓋了重慶打黑事實上主要打私營企業家和私營企業這個事實，如果今天讀者愿意回過頭看，這一點會看得比較清楚。最能說明問題的事實，莫過于案件判決后瓜分私營企業資產和原私營企業家財產的情況。其中的不公不義和混亂不法，僅《財經》雜志上一篇短短的文章反映出來的情況就讓人讀起來感到觸目驚心，而尚不為人所知的內幕還有多少啊！看來，實施劍指私營經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重慶終于發現的、可借以實現將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家的財產變相收歸國有這一社會經濟目的的“合法”形式。

重慶打黑行為顯示的第三個的經濟社會目標，通過用超越憲法、法律的刑事追訴方式來彰顯公共強制力，并以其為基礎形成輿論一律和社會穩定。在這方面，后文有大量論述，這里從簡。但是，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現行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要通過打黑來實現上述三方面的社會管理目標，都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一定要借打黑的路徑來實現這三方面的社會管理目標，很多時候就只能選擇破壞國家的法制。所以，在重慶，實施社會管理型打黑過程中，違憲違法辦案不是一些偶然的過錯，而是由其行動宗旨和行動路徑決定的必然要求。從重慶打黑過程中法制被破壞的方式和規模看，不依法辦事在那里是被相關公權力組織刻意作為進行社會管理的方略和經驗加以運用的。把不依法辦事作為進行社會管理的方略和經驗，是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一點特別值得關注。

為了說明重慶的打黑從2009年夏季以來已具備社會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我們不妨將那里打黑過程中一些帶普遍性的做法與本文前兩部分概括出的社會管理型打黑的特點做些對照：

1.打黑在重慶表現為整個公權力組織一體化持續推進的運動式執法或施政方略。我國刑法中有400多個罪名，其中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有125個罪名，這其中黑社會性質犯罪占3個罪名，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只是其中之一。如此之多的罪名，重慶為什么能持續地強調和運用其中的一個罪名并將其打造成一面旗幟？為什么將其在法律實施中所處的地位和意義，拔升到不可思議的高度，直至使其成為了地方公共當局的最重要施政標志之一（另一個標志是“唱紅”）？在那里，打黑似乎從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轉化成了整個公權力組織體系持續關注的事情，甚至成為了施政的中心。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奧妙，或許就在于主事者以這個罪名為抓手，比較容易進行社會管理或控制。

在這種背景下，重慶相關公權力組織在打黑中辦理刑事案件系統性違法曾經是普遍現象，實際上，堅持違法辦事或不依法辦事在那里似乎已經成為公安部門實現自己工作目標的基本經驗或方略。這方面的具體情況，在我一年來發表的文章中做過很多具體的列舉，始終未得到具體回應，今不再繼續列舉。

2.重慶地方黨委及其所屬機構與官員強力介入了具體司法過程，在打黑中的活動明顯超越了憲法和法律容許的范圍。地方黨委可在包括刑事司法在內的地方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這一點沒有疑問。所以，我國各行政區域不存在要不要黨的領導的問題，但存在黨組織是不是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問題。很多已經披露的重慶打黑的事實，表明重慶地方黨組織在打黑中的活動總體看大大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的范圍。重慶大規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證，并設立脫離其他國家機關監督制約的秘密場所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關押和審訊，這樣的活動如果不是政法委、“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等地方黨委的機構做決定，是不可能推行的。當然，最明顯超越了憲法和法律容許的做法是市委的機構和官員直接統一指揮法檢公行使職權，導致法檢公只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約、變相合署辦案，或搞“大三長”未審先定處理具體案件。例如李莊案，在庭審過程中，被告就聲稱，審訊他的警員說，抓他“是開了大三長會議決定的”。對這類報道，重慶有關公權力機構都是默認的。當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證。

3.由于地方黨的機構直接介入具體案件的處理，打黑運動中的重慶各級法院往往放棄應有的獨立性，放棄對偵查、檢察機關的制約，間接或直接配合公安部門的偵查和檢察機關的起訴，給被告定罪科刑。這種違背法律規定和精神的現象或傾向在平時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國各地，但在重慶推行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搞諸如打黑這樣的運動式執法的背景下，就難免顯得尤為嚴重。試想，某個犯罪嫌疑人既然是由地方黨委的機構的領導人主持召開的“大三長會議”決定抓的，檢察院自然談不上對這個案子獨立行使檢察權，法院也談不上獨立行使審判權，只能按“大三長會議”的意見辦，于是法律規定的包括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法檢警三方相互制約在內的辦案程序就完全被破壞了。

4.重慶打黑設立了數百個其活動貫通和主導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各階段的全權型“專案組”。重慶華龍網2010年6月報道，一年來，“重慶市公安局跨區域調警1萬余名，集約329個專案組強力開展‘掃黑除惡’，共摧毀14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伙300余個”。這里要提醒讀者留意，重慶這些數量龐大的全權型專案組織及其活動方式，直接繼承了“文革”的專案組體制，它的活動特點，是憑感覺抓人，秘密關押，先抓人后取證，活動全程貫穿于偵查、審查起訴和法院審判的各個階段，其活動違反憲法、法律規定之處甚多，有些甚至有明顯的刑訊逼供犯罪嫌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論及審查干部的專案機構時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近年來，重慶的數百個全權型專案組（如李莊案專案組）和相應的專案組體制，是否也是“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這個問題特別值得研究！刑事司法方面的這類專案組體制對我國憲法、法律規定的刑事司法體制破壞極大，同樣應該永遠廢止。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法學界足夠的關注與討論。我覺得應該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形式或其它形式正式廢止。

5.重慶打黑利用“黑社會性質組織”定義的模糊性和“涉黑”罪名的易株連性，任意追訴和濫用刑法中涉黑條款的傾向太過明顯，顯得太輕率太簡單，讓人感到即使是身家數十億的企業家，其自由或生命的得失在重慶都不過取決于一兩個權力人士的一句話。這種傾向集中表現在以下諸方面，同時也反映在許許多多人日常表達的質疑中：（1）重慶最大的一批私營企業都被打成了黑社會組織。到底是那些大型私營企業屬于合法組織里某些個人或機構有犯罪行為還是這些企業都蛻變成了犯罪組織？（2）重慶最大的一批私營企業的老板都被判了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或逃跑了，有的整個家族的成年人似乎都被抓起來關起來了。這樣做有沒有株連過度的問題？是否經過了正當法律程序？其中有沒有類似于方洪因發一個微博自己被勞教1年還有多名家人被非法拘禁（“失蹤”）的情況？（3）這些私營企業都有上億、數十億資產。對這樣數量巨大的私有財產的處置合法嗎？有關組織處置這些財產是否受到其它國家機關和社會的監督？這些財產最終到哪里去了？（4）對下屬部門和員工的犯罪行為，企業最高層要不要負刑事上的連帶責任，審判過程中定罪量刑是如何歸責的？一個數十億身家的私營企業家是如何具體組織婦女賣淫的？這些重大問題不僅普通民眾，連法學專家都普遍不知曉，而中國法學界對辛普森案的審判細節似乎都輕易做到了如指掌。相比之下，重慶那樣的審判、那樣的辯護、那樣的定罪判刑，社會哪能不感到莫名其妙！這些問題是比李莊案大得多的問題，看來人們還遠遠沒有來得及給予適當關注。

6.打黑以來，重慶警方肆意抓捕、先抓人后取證、秘密關押、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嚴刑逼供、任意追訴的情形相當普遍，到了近乎“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程度。這方面的情況我曾經做過一些歸納，詳述有關證明材料的文章已經在中國法學網、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等幾個學術網站發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本文不再重復。在濫捕濫押方面，僅僅從幾個典型案例披露出來的情況看，重慶有些做法即使在封建社會也是較罕見的。一是把可能在審判時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被告證言的證人秘密關押起來，如李莊的助手馬曉軍并未被批捕，但李莊前案終審前一直被關押著。二是把當事人有發聲能力的家人都抓起來，使其家族在其喪失人身自由期間無人為其申辯，如文強的兒子，樊奇杭的姐姐，李俊家的多名親屬。更離譜的是方洪案，這本來就是個公安局辦的讓別人無辜勞教一年的錯案，但似乎是擔心律師的介入，重慶公安部門又讓方洪的兒子、妻子、女兒失蹤了。這就太不像話了，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否重獲自由。對這些情況，難怪有位法學教授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使我們感到最黑之處，莫過于公共權力在‘打黑’進程中表現出來的為所欲為。不是別的，正是此種為所欲為，才讓我們真正感到‘不安全’，感到‘真黑’。重復一句，即便是‘打黑’，一旦公共權力出現為所欲為的勢頭，公權濫用，便是對我們所有人的安全的最大威脅，如何不叫我們這些普通百姓膽戰心驚？”

7.打黑運動中，重慶對刑辯律師進行了全面打壓，對律師刑事辯護制度和刑辯律師群體表現出明顯的排拒和敵視態度。為達到準確有效實施刑法、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之目的，我國現行法制像其它任何現代法治國家一樣，是安排了兩套相反相成、相互為用的制度的：其一是刑事追訴制度，用于對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進行偵查、檢察起訴；其二是律師受托對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給予法律幫助和依法為其進行辯護的制度。這兩套制度同時充分發揮預設功能，是刑法得到充分實施和準確、有效適用的制度保障。所以，破壞或妨礙律師刑辯制度的正常運作，就是破壞或妨礙刑法的充分實施和準確有效適用。

重慶打黑運動中的種種現象表明，其公權力組織有刻意抹黑、打壓刑辯律師、試圖系統損毀刑辯律師制度功能的行為傾向。這種行為傾向貫徹在重慶整個打黑過程中。打黑運動伊始，重慶有關部門就要求本地律師“配合”、“講政治、顧大局”、不要糾纏“細節”，實際上就是讓律師代理刑事案件只走走過場。在過去兩年中，打黑運動在重慶如火如荼地進行，有那么多大案要案，但人們始終沒看見重慶本地律師在刑事案件中為其當事人做過像樣的、引人注目的辯護，一次也沒有。可以想象，他們決非不愿為，而是不能和不敢為也。外地律師不在重慶公權力組織的控制下，獨立性較強，但人們看到的情況是，外地律師到重慶代理刑事案件，執業活動始終受到莫名其妙、舉世罕見的阻擾和打壓。君不見，即使是康達所和李莊，他們在李莊被捕前就已經被迫決定退出，可見壓力之大。但盡管如此，重慶方面還要把李莊律師抓去、羅織證據給他定罪。如此進行恫嚇的結果是，能去和敢去重慶代理刑事案件的外地律師極少。

8.重慶各級法院審判打黑案件時，千方百計搞不公開或半公開審判，使憲法、法律關于公開審判的規定形同虛設。公開審判是為了公眾能直接監督法院或法官的審判活動、防止他們專橫擅斷，同時也是為了讓公眾能間接監督偵查和檢察起訴情況。但是，媒體披露的情況表明，重慶法院對公眾關切的所有打黑案件，都事先安排包括司法機關人員在內的“公門”中人占據了絕大部分旁聽席位，幾乎所有意欲對審判過程進行監督的普通公民和不親近當地官方立場的媒體的記者，都未被允許旁聽，甚至被告親屬旁聽也遭遇種種刁難。這實際上是有關公權力組織心虛和害怕公眾監督的表現，其本身也違反憲法、法律的規定和精神

9.重慶的打黑已形成明顯的寒蟬效應，這是那里的打黑性質上已經蛻變為社會管理方式，并且開始發揮社會管理效用的一個重要標志。形成寒蟬效應，是公權力組織實施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所要追求的關鍵性指標之一。眾所周知，鄧小平說過，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重慶公權力組織治下的數千萬公民，對于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諸如“唱紅打黑”之類公共事務，只能叫好，不能七嘴八舌加以評論，從批評的角度看，這就是“鴉雀無聲”。“鴉雀無聲”與寒蟬效應是同義詞，屬于同一種最可怕的社會景象。而這種社會景象在重慶已經通過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形成了，其形成的集中表現，是重慶公權力組織治下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能在全國的任何公共言論平臺上，公開對“唱紅打黑”表達過不贊成或有所質疑的意見，就像“文革”中全中國十多億人口沒有任何人能夠和敢于在中國的公共言論平臺上對“文革”發表任何一點批評或否定意見一樣。

10.重慶公權力組織片面宣揚打黑治安功能，明顯表現出欲借以掩蓋他們推行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致使憲法、法律規定的社會秩序招致破壞的事實。這方面的問題在重慶有多種表現：抽象地而不是具體地否定輿論界對“黑打”現象的有理有據的具體批評；每當輿論界批評“黑打”（即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時，有關公權力人士必拿治安型打黑進行搪塞；不愿正視公安等國家機關的“黑打”行為在改善社會治安的同時對公民多項基本權利造成的嚴重侵害；不敢或不愿正視“黑打”行為對憲法、法律規定的國家機關間職權關系的破壞，等等。

好了，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概括了社會管理型打黑的14個特征，本文第三部分已經論述了重慶打黑所具備的作為社會管理方式的10個特征，這10個特征都是有可以經驗地感覺得到的事實作為現實基礎。還剩下4個特征，這四個特征在重慶打黑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顯露，但大都沒有上述10個特征那樣典型或普遍，這里就不再一一對照評說了。

綜合地看，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在重慶已經形成并開始發揮功能。重慶的施政，特別強調打黑，把打黑作為最顯著的施政標志，這個事實直接表明打黑在那里是被作為社會管理的基礎性方法加以運用的。時任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的王某的一句話無意中點出了這種社會治理方式的根本屬性。他對不順應其要求的企業界人士毫不掩飾地說道：“你知道重慶為什么打擊黑惡勢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惡不？跟政府作對就是惡！”這就是說，打黑是針對所有公權力相對人的管理手段，誰不服貼就打誰的“黑”。王書記在這件事上有點糊涂，他糊涂就糊涂在不懂得這種事情只能做，千萬不能說，說出來就會像讓水餃露了餡、方術揭了底，是犯大忌的。而且，他更沒想到他那番蠻橫但卻內容實在的話被別人錄了音、曝了光。結果很自然，他不久被摘掉了區委書記這頂烏紗帽。

同理，不少人不理解重慶何以提“平安重慶”而不提“法治重慶”，也不理解重慶城區何以要花200億元人民幣裝50萬個攝像頭，成為世界上攝像頭密度最大和總數最多的城市。其實，諸如此類問題，只要人們從重慶打造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的需要這個角度來考慮，就一切都顯得順理成章了。

（未完待續）

[1]《重慶掃黑除惡上萬民警參戰抓捕黑惡人員3608人》，2010年6月1日，來源：華龍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1/c_12165371.htm。

[2]《重慶彭治民涉黑案披露，億萬富豪“原罪”深重》中國新聞網，http：//news.qq.com/a/20101029/000029.htm。

[3]《重慶希爾頓股東彭治民等32人涉黑案一審宣判》，來源：中青在線，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11/05/05/10578095_2.html。

[4]公安部通緝令（B級）李俊，公緝[2010]91號”，http：//。

[11]《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年12月22日通過。

[12]童之偉：《重慶欲消除“誤解”亦須反思“黑打”》，中國法學網，http：///ziliao/20091219/2199.html；《律師的界線：陳有西談“李莊案”的前前后后》，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e0a770bfc77da26925c5b065.html。

[17]《重慶風水門：“重慶為什么打擊黑惡勢力？跟政府作對就是惡。”》2010年10月13日《新快報》。

第五篇：重慶公安局原副局長被雙開 曾是打黑一等功臣

重慶公安局原副局長被雙開 曾是打黑一等功臣

據人民網報道 據重慶市紀委、重慶市監察局在其網站發布的消息，重慶市公安局原黨委委員、副局長唐建華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多人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幣1695萬余元，收受禮金9萬元，經市委批準，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2012年11月21日，重慶市人民政府第138次常務會議決定免去唐建華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職務。

唐建華因涉嫌受賄罪于2012年8月13日被重慶市檢察院批準逮捕。

唐建華曾在重慶多個區公安局任職，2010年3月出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 新聞背景

“打黑”表彰第二天升職

唐建華曾分管戶籍管理工作，推動重慶戶籍改革

唐建華在重慶市公安系統工作多年，曾在重慶多個區的公安局任職。在2010年3月出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之前，唐建華擔任重慶市公安局經濟技術開發區分局局長。據內部人士介紹，重慶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內企業眾多，一些企業與黑惡勢力有牽連。在重慶掃黑除惡的過程中，唐建華的能力得到當時重慶市公安局負責人的認可。

2010年2月28日，重慶召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階段總結表彰大會。大會上，唐建華被記一等功。當時重慶有40個區縣，而被記一等功的區縣公安局一把手，僅有2名。表彰大會結束之后第二天，即2010年3月1日，重慶市人民政府第63次常務會議決定，任命唐建華為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

據悉，唐建華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后，主要分管治安以及戶籍管理工作。重慶市公安局一位內部人士說，治安工作主要聯系基層派出所，許多涉及打黑的重大案件，并不屬于唐建華分管。

近年來重慶大力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分管戶籍管理工作，同時兼任重慶戶籍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戶口遷移組組長的唐建華，因此獲得較多曝光機會。

(原標題：渝公安局原副局長被“雙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