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菊與刀》有感

讀《菊與刀》有感

《菊與刀》是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所作，最初她是奉美國政府之命，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調查分析報告，旨在指導美國如何管制戰敗后的日本。作者采用兩個象征性的事物：恬淡靜美的“菊”（作為日本皇室家徽），兇狠決絕的“刀”（作為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來作為日本的代表。在我讀這本書時，也同樣感受到，日本的國民性就是菊之優雅與刀之殺氣的矛盾的結合體。

對于《菊與刀》的矛盾性書中也寫到，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又崇尚美；既驕傲自大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又能屈能伸；既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而我在閱讀這本書時，并結合到所學知識，對其中日本國民性特點有幾點想談談自己的看法，歸納來看就是對道義的捍衛，恥感文化與隱忍，對身份地位的堅守。

對道義的捍衛

道義，簡單說就是責任。可以有對外界社會的道義,包括對君主的責任，對家庭婚姻的責任。也有對于自己而言的道義，在日本文化中則表現為對個人名譽的看重。

筆者這里準備以一個日本民間有名的故事---《四十七浪人物語》來說明對主公的道義以及對個人名譽的道義的捍衛。“兩位地方大名有一次覲見將軍。其中一位大名淺野不通世故，又沒有家臣大石指點，所以沒有給予吉良候重禮，因此吉良侯故意描述了一套錯誤的禮服給淺野，讓他穿上去覲見儀式。覲見那天，淺野依吉良的指示穿上錯誤的衣服出現。當他意識到自己受愚弄并感到侮辱時，他拔刀而起，刺向吉良。出于榮譽，也出于對名聲的道義的捍衛，他必須向吉良報仇，但由于在將軍面前出劍有違“忠”，所以他必須要切腹自盡。在他死后，因為淺野于忠有違，觸怒了將軍，沒有親人愿意繼承淺野的大名之位，他的家臣成為了沒有主公的浪人。本來根據道義，淺野的家臣必須切腹以履行對其主公的道義，但家臣大石認為必須要殺了吉良方可報仇，但由于吉良與幕府的關系密切，所以無法取得官方批準進行復仇。大石必須等待時機，并與其余四十六位家臣合計殺死吉良。十二月十四日的雪夜，吉良府舉辦酒宴，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四十七位淺野家臣遷入府中，直奔吉良臥室，但吉良不在，他們知道吉良必在府中。最后找出了吉良，并砍下他的腦袋。雖然他們盡了忠，但違反了不得復仇的國法，幕府下令眾人必須切腹。最后眾人親手了結自己的生命。”這個故事在日本極負盛名，家喻戶曉，其中所道出的就是對主公的道義和名聲上的道義。

具體來說，淺野拔刀刺殺吉良是基于名聲上的道義，當受侮辱時就必須報仇來捍衛，以履行對自己名聲上的道義的負責；淺野在將軍面前未經批準拔刀則違背了對主公的道義，所以他必須切腹，以示履行對主公的道義；而四十七位浪人殺吉良在于吉良侮辱了他們的主公，根據對主公的道義，他們有必要為主公報仇；四十七位浪人無視禁令，刺殺吉良。違背了國法，也違背了對將軍的忠，所以他們必須自行了結生命以履行道義。由此可見，要真正履行各方的道義是十分復雜的，甚至是相沖突的，因此，在《菊與刀》中，作者就專門分析了日本人對于履行道義處于兩難時的選擇，而大多數日本人選擇了自殺---這一維持道義的最終手段。

對于家庭婚姻的道義，日本人也同樣十分看重。日本離婚率處于亞洲最低，并不是說日本人的婚姻生活始終都是和諧的，只是他們認為履行這種責任，捍衛這種道義是最重要，即使出現婚姻危機，大多數日本人也選擇隱忍，這與日本另一民族特性---恥感文化相關。

恥感文化與隱忍

日本的恥感文化強調外界的約束，而羞恥也僅限于對于他人批評的反應。換句話說，只要罪惡不暴露，就不必苦惱。這與西方的罪感文化（由內心而發的懺悔、贖罪從而希望獲得解脫）形成強烈對比。在日本人看來，“知恥”成為道德之本，因此，日本人時刻隱忍，尤其是公共場合，考慮到別人的感受，通常會不好意思表達自己。而這種恥感文化與羞恥感常常將日本人束縛在道德律令中，儼然成為了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準則。那么，婚姻危機即使會出現，也會羞于離婚造成的恥辱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對身份地位的堅守（各守其分、各得其所）

日本人有一種對秩序、等級制的信賴，即“各守其分、各得其所”，猶如美國人對自由平等的信仰一樣。

“各守其分、各得其所”的概念源自日本國內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階級觀念。對于等級制度，日本人相當的尊重且遵守規定。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打招呼會視對方的階級不同而不同，對武士有一套打招呼的方式；對父母有一套；對兄長有一套。而這些不同的打招呼方式從小便培養和教育，例如母親背幼兒時，會強行把幼兒的頭壓下。平日打招呼時，也會自然而然壓下兒女的頭。這種要求遵守等級制度的行為從小便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日本人。從家庭內部來看，父親擁有最大的權威力。日本人會認為自己將權力交予父親，而父親也有一種極力維護家族榮譽的責任。因此，日本社會便形成了一種以“家”制度為基礎的“縱式”社會結構。日本社會縱向的上下級關系都建立在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之上。而等級制度下最高的人便是天皇。因此，自日本有天皇傳統以來，日本人都極度的崇拜天皇，并將對天皇的崇拜與忠孝思想結合。即使后來天皇只是成為了政治木偶，任人擺布，日本民眾依然保持對于天皇的崇拜。對于這點，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對等級的恪守并非僅僅依存權力的存無，而是基于在等級制度中，角色本身的定義。

最后，我想說一下這本書本身存在爭議的的問題，鑒于作者露絲·本尼迪克特本人并未到過日本，許多學者認為其中觀點缺乏親身經歷與實地研究，不能反映真實的日本。而在筆者看來研究某一民族民族性問題，真的去親身經歷，融入其中的話，反而會造成當局者迷的局面，受到當地文化的沖突反而使學者在做研究時，產生抗拒，從而融入主觀情感。受文化沖擊以及主觀情感摻雜的研究成果也必定無法保證其客觀性的。

因此，總的來看，《菊與刀》對于研究日本國民性，甚至研究整個東方的民族特性都是很有借鑒意義的。它也仍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另一方面，作為與日本一衣帶水的鄰邦，中國更有必要借此書來審視比較自己的民族性問題，對比找到其借鑒意義，讓此書的價值真正為自己所用。

第二篇：讀《菊與刀》有感

讀書筆記

——讀《菊與刀》有感

一、作者簡介

《菊與刀》這本書是美國當代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本尼迪克特所著。本尼迪克特1887年生于紐約，原姓富爾頓，1909年畢業于瓦薩爾學院，大學期間主修英國文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10年赴歐，回國后曾在加利福尼亞某女子中學任教。1914年回紐約，1919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拜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博厄斯為師專攻文化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之后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從1936年起任該校人類學系代理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對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等國的民族性研究，從而寫出了成就最大的著作——《菊與刀》。此外，她還與美國人類學家米德一起結合心理學的研究，形成了心理學派。該派認為，人類文化各有其不同的價值體系和特征，呈現出多樣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給人們的各種行為以意義，并將各種行為統合于文化整體之中的法則。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為各種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們的行為是受文化制約的，在任何一種文化中，人們的行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發揮和受到重視，而其他部分則受到壓抑。因此，文化研究應把重點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種行動和思考方式的內在聯系，即文化的整體結構上，重視文化對人格形成的影響。她得著作除了《菊與刀》外，還有《文化模式》、《種族：科學與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話學》》等。

二、全書概述

本書總共分為十三章，作者從任務——研究日本、戰爭中的日本、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明治維新、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報恩于萬

一、情意最難接受、洗刷污名、人情的世界、道德的困境、自我修養、兒童學習以及投降后的日本這十三個方面對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情感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以及這些運動、意志背后的制約力展開了闡述。通過這本書，我了解到了一些關于日本人非常重要的思想、行為和習慣的形成因素，并深切的體會到了日本文化的差異性和其獨特性。我歷來就相信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不盡相同的，也正因為它們各有其特色，才能在世界這個文化博物館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僅僅與我們國家隔海相望的日本民族，它的制度和文化居然會與我們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我想我們應該無法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習慣來解釋這個民族的文化吧。

在這本中，作者大多通過描寫日本人民的日常風俗習慣來展現日本文化的獨特之處，但就是通過這些微小的細節，讓我更加深刻明了的感受到那種文化差異的震撼力。當然，其中也不乏讓我迷惑不解，甚至難以置信的地方。但我明白，從文化人類學或者說民族學的角度來說，我們必須同等的去看待每個民族的文化，并且要將自己置于那個文化情境中，設身處地的去了解它之所以形成的背景。就像我們中國人對待自己身邊的文化現象時，我們會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但相同的現象在外國人眼中，就是十分匪夷所思了。因此，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我盡量努力的避免用自己業已形成的本民族的價值觀去衡量他們的文化內涵，希望這能夠讓我更形象準確地理解他們的心理思維模式。

三、具體觀點分析

由于是第一次對日本文化有如此具體的了解，書中的許多觀點都讓我感覺十分的有趣，所以恐怕無法一一列舉出來。因此，就只挑取一些比較重要或者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思考。這些現象較之我們的文化都有比較大的差異，通過相互的比較，應該會有更好的收獲。

（一）強調精神修煉

日本人都對這樣一個觀念深信不疑：特殊的修煉可以讓一個人的精神達到最高境界。作者在這里舉出了一個例子。二戰期間，當老百姓在防空洞中冷得瑟瑟發抖時，大日本體育會就通過廣播指揮大家做御寒操，并宣稱這一體操不僅可以代替取暖設備和被褥，而且還可以替代當時極其匱乏的糧食。當然，如果使我們中國的國民，肯定不會相信這個方法的神奇性。但奇怪的是，日本人卻極其相信精神修煉的作用。他們認為，食物越是匱乏，越是要采取其他方法來增強體力。他們不會通過昨天的睡眠時間、飲食正常與否以及其他物質因素來判斷今天的體力消耗程度。他們認為這是物質主義，根本不關心體力貯存的問題。這似乎與很多民族的文化都不相同。就如我們民族吧，我們常常在看到一個人精神不佳的時候，都會條件反射性的問一句：“是不是昨天沒睡好啊？”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通常是根據前一天的睡眠質量來衡量今天的基本精神狀況的，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樣認為這是物質主義。

（二）對天皇的效忠

日本人對天皇的效忠是無條件的。二戰中的戰俘認為天皇和日本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稱其為日本。天皇是民眾宗教生活的中心，是日本民族超宗教的信仰對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不是起實際作用的國家元首，而是日本國民統一的最高象征。因此，對天皇的忠誠必須是一種虔誠的仰慕。在二戰期間，日本人都表現出了一種不顧一切只為戰爭勝利的狀態，但當天皇發出停戰的詔書時，他們立馬就順從了，而且接受一切的投降后果。這我感到十分的驚訝。世界上竟然有這樣一個“善變”的民族，他們如此的相信天皇，效忠天皇。在我看來，天皇已經超出了一個人的范疇，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這已經成為了他們的一種對神的信仰，精神上的寄托。不管是天皇讓他們戰爭，還是讓他們投降，日本國民都會無條件的實現他的愿望。這對于我們這些國家來說，真的是難以實現的。

（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對于日本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價值觀念。因此，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來闡述這個問題。在日本，等級制度被他們看做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將其視為一種社會結構，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也嚴格遵循它。在德川時代，維持封建社會安定的兩個階層是武士和農民。農、工、商是庶民，而武士卻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僅是一種裝飾，而且還是一種特權階級的代表，他們有權對庶民使用佩刀。當然，這在很多國家包括我們，都存在過等級制度的時代。但是讓我們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在日本，等級制度并不是規定只是同一等級內部才可以通婚，它允許階級的流動性存在。比如說，富人和武士之間是可以結成婚姻的，富人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地位，而武士可以獲得財富的支持。因此，日本的貴族和市民幾乎不存在任何階級斗爭的痕跡。這相對于我們國家或者歐洲國家是不大相同的。

此外，日本是一個強調禮儀的國家。他們在行使禮儀禮儀時，不僅要考慮等級差別，還要考慮性別、年齡、家庭關系以及過去的交情等等。甚至在在日本家庭中也保有十分繁瑣的禮儀，例如妻子要向丈夫鞠躬，走路時要跟在丈夫背后，因為婦女的社會地位比丈夫低；孩子要向父親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則不論大小都得想哥哥弟弟鞠躬。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婦女的地位也是比較低的。

（四）報恩與情義

在整本書中，最讓我搞不清楚的就是有關于報恩和情義這兩部分了。作者認為，“恩”是永久長存的債戶，“報恩”則是緊張如顯得償還。欠恩不是美德，報恩卻是善行。而情義分為對社會的情義（即同伙人報恩的義務）和對名譽的情義（即維護名譽使其不受玷污的責是否任），前者類似契約性的關系，后者則是履行與生俱來的親屬責任。情義與義務有一定的差別，情義包括對姻親家屬所承擔的一切義務，而義務則只包括對直接家屬負擔的義務。關于這兩個問題，我覺得也是日本人比較有重要的思維觀念之一。作者把報恩的義務分為義務和義理，前者是難以全部報答的恩惠，是沒有時間限制的義務；后者是只要相等的報答了就可以了，而且有時間限制。義務包括忠、孝以及任務，后者包括對君主的義務、對遠親的義務等。

可能是由于沒有親自去體驗國日本的文化，也沒怎么接觸到關于這個民族的知識，所以這部分讓我很難理解。我很難具體的將報恩與情義以及情義兩部分區別開來，總覺得這些觀念很混亂。就如作者既然認為情義分為對社會的情義和對名譽的情義兩部分，為什么在談到報恩的表中，又將這兩部分包含在其中呢？可能這就是文化差異的結果，因為沒有切身的體會過該民族的風俗習慣，單從書本上的了解，不太能夠直觀清楚的理解和把握。

除了這些內容之外，作者還談到了許多其他方面的行為習慣，像人情的世界、洗刷污名、道德修養以及兒童的學習等等，這些都是日本人比較重要且能夠從中體現其思考行為模式的地方，在這里就不細細分析了。

四、結語

總之，日本是一個很特別的民族，不管作者研究它是出于戰爭的需要還是為了學術的目的，都為以后的人類學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作者身為一個外國學者，能夠如此深刻的抓住日本國民行為和思考方式的模式，實在是很令人欽佩。他在整本書中，列舉了很多細小的生活實例來說明日本民族的文化，并且還時而將其與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文化進行比較，使書中的觀點較易理解，這樣就大大減輕了讀者的負擔。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也試著將這些文化與我們的聯系起來，以幫助自己去理解它，同時也可以看到兩者之間的差異。我開始覺得了解一個不同民族的文化，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些文化的獨特之處，并且為它們產生的背景和形成因素感到不可思議，因而也更加體會到每一種文化的形成都是 有其歷史基礎和民族習慣的，我們更應該用平等寬容的眼光去接受它們、研究他們。

第三篇：讀《菊與刀》有感社會學民族讀后感

讀《菊與刀》有感

摘要：日本是一個有著顯著特色的民族，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性格，《菊與刀》使我了解了日本得各種文化，透視了日本人的各個方面的特點，本文從作者本妮迪克特的學術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兩方面來談我的讀后感。

關鍵字：菊與刀、讀后感、研究方法、民族性格

《菊與刀》是二戰臨近結束時1944年本妮迪克特為美國政府寫的一份有關日本的報告。這是一本反映日本民族性格的經典的人類學文化著作或是社會學著作,我總結我看書的歷程和《菊與刀》的精彩內容我收獲了許多真正屬于自己的寶貴東西。從大一開始有許多老師推薦我們讀《菊與刀》，歷史老師，社會學老師，人類學老師都對此本書給予非常高度的評價，由此大一我就開始拜讀了本妮迪克特這本被經典之書，以前是因為好奇心粗略地瀏覽了一下，目的只是想了解一下這本書究竟有什么特別之處榮獲經典稱號，這次我是出于探究日本民族性格和探究本書的精華的雙重目的精讀，收獲比較多，終于明白了《菊與刀》的經典和價值，也領悟了經典是需要多次品讀，如果一眼就看穿這只能算是通俗，談不上學術談不上經典。

一、人類學家必須有發展研究日常瑣事的技術 《菊與刀》給我最大的震撼和啟示不是其研究成果深刻的準確的把握了日本人的民性，不是為美國軍事外交提供了正確的決策指導，而是本妮迪克特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人類學家必須對人們習以為常的各種生活習慣仔細研究”，“沒有任何差異是不能理解的”，從這些話中啟示我要學會去分析思考生活中的瑣事，要重視細節，要明白在生活中的每一個習慣每一個細微的動作舉止背后都有故事，都體現了一定的東西，沒有任何差異是不能理解的，不同事物之間的差異肯定是由于某種原因造成的，比如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肯定是由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等造成的，這種差異并不因為它小就無關緊要，就不需要重視。本尼迪克特絕對日常瑣事的研究是極有天賦的，也是極其重視的，這是我急需從作者身上學習的最為寶貴的經驗——對任何事物都要有敏銳的洞察力，要有足夠的重視。

二、對日本民族性格特征的感知

日本是一個有著顯著特色的民族，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性格，通過本妮迪克特對日本人的日常習慣、日常瑣事和思維模式的詳細分析，我對日本民族有了一個重新的審視，不再是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小日本”“殺人不眨眼的惡魔”的看法，而是比較理性比較客觀的來評價這個民族。由書名菊與刀以及第一章詳細告訴讀者日本是一個矛盾的民族，矛盾性是其最大的特點，正如有許多人評價此書說到此書的最大價值是提出了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復雜，并且從各種角度非常專業的對日本人進行分解闡明其中的原因，但可能由于我敏感度不夠，對人的理解不夠，對日本民性中的矛盾總是看不透，只能對其分解著來看。

（一）日本人強烈的序列意識和等級觀念----各安其所，各就其位

日本人非常重視“縱式”關系, 生活各方面都表現的非常信賴等級秩序，他們認為等級制度是打造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基礎。從他們的一次寒暄，一次交流的過程中，就可以很容易看出彼此之間的社會地位的不同，社會等級的不同。日本就連“請吃飯”“請坐”，對不同的人也要根據對方的輩分

① 本妮迪克特: 《菊與刀》第7頁

地位大小，使用不同的禮貌用語。特別講究敬語，使用敬語時還配鞠躬和跪拜，鞠躬和跪拜的程度有分了幾種，有六十度，有九十度等，這些根據對方的等級來配備合適的角度。日本人從小就受到等級觀念的教育，家庭便是孩子學會等級意識、觀念的最早教育基地，它建立在輩分長幼尊卑和性別的基礎上。按長幼尊卑秩序，孩子給父親鞠躬，弟弟給哥哥鞠躬，妻子給丈夫鞠躬，女孩子無論長幼，都要給弟弟和哥哥鞠躬。從這些微小的細節中無處不彰顯出日本人強烈的等級觀念，秩序意識。這種等級觀念強的民族特征能夠為我們解除許多關于日本人給我們的困惑，日本人為什么發動戰爭，與各安其所，各就其位離不開，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的主權，世界就會處在一片無政府混亂狀態之中，因此必須在全世界中建立一種等級秩序。于是日本人為了世界的大和諧才發動對外戰爭。日本人為什么尊強凌弱，他們把這個世界分為強者和弱者兩個界限分明的等級，強者日本人就屈服、馴服、尊敬，弱者日本人就反抗，征服、欺凌。美國投放兩顆原子彈使得日本一夜之間變得滿目創傷，按邏輯推理日本應該痛恨美國，但事實相反，日本卻對美國一直很溫順，依附于他，追隨于他。這就是因為美國用實力證明了自己是強者，在日本人眼里美國是老大哥，自己是小弟，必須老老實實聽從大哥的指揮。

（二）日本人追求精神至上信念

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的原則,他們追求精神的超越,他們對精神的追

求超過了對物質的追求。在二戰爭中,日本人的口號就是精神一定能戰勝物質。日本人認為，他和美國的較量是日本人崇尚精神與美國人崇尚物質兩種觀念的較量。他們崇尚精神的力量并貫穿于戰爭中的每一次行動，“用我們尖銳的力量對抗敵人的優勢數量，用我們的血肉之軀對抗敵人的船尖利炮。”日本人非常注重精神的作用，相信有堅強的信念能夠戰勝一切困難。

（三）對天皇的絕對崇拜

沒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稱為日本。因為天皇在日本是至高無上的，是日本人的精神象征，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雖然日本在二戰慘敗，兩顆原子彈使日本一夜之間變得滿目創傷，國家癱瘓，民不聊生。但是10個日本人仍有10個人一如既往的熱愛、忠于天皇。在日本，天皇是無罪的，不能受到任何批判，沒有人可以譴責天皇，天皇是完美的，不容質疑與批判的，正是因為日本人對日本天皇的絕對信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戰后在國際審判中日本天皇沒有被審判。天皇可以發動一場戰爭，也可以結束一場戰爭，在二戰末期，日本人如此好戰，美國人很難相信日本人會投降，在天皇發布投降書之前，有頑抗分子在皇宮外制造麻煩阻止投降書的宣布，但一旦詔書一出，這些頑抗分子也就屈服于天皇的命令。在詔書宣布前日本人還負隅頑抗，很短時間內日本人就聽從天皇的旨意放下屠刀和炮槍。這種鮮明的對比足以見得天皇在日本的絕對地位。

（四）崇尚武士道精神 西方人心里有一個上帝，日本人心中則有一個武士，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基因”，融在每一個日本人的血液里，并為他們代代相傳。你仔細觀察一下日本文化，幾乎就是一部描述武士道的歷史，無數的民眾娛樂和民眾教育，戲臺、曲藝場、布道臺、音樂會、小說——無不從武士道中尋找故事的主題。封建時代武士的責任第一個就是擁護他們主人的家，第二才是武士自己的家。武士們活著的主要目就是為主人的家系家名而奮斗。武士道精神賦予日本民族忠、義、勇的性格。使得日本好武喜刀劍，充滿斗爭性。武力決戰、報仇，切腹自殺在日本是經常發生的。由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人不怕犧牲非常勇敢，極具冒險性和挑戰性。日本人在戰場表現的非常英勇和殘酷。可怕的是這種武士道精神被極端右翼分子利用演變成軍國主義，導致日本不斷對外擴張、侵略、踐踏蹂躪小國。在世界歷史上留下了無數罪惡，如南京大屠殺等，血腥淋淋

（五）濃厚的恥感文化 日本人又很強的羞恥感，非常注重自己的名聲，一旦自己聲譽有一點點玷污，他們不管付出什么代價都要雪除，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日本人根本做不到，一次考試失敗，一次工作競爭失敗，他會覺得蒙羞不堪，給自己帶來極大的心靈傷害，極易造成一蹶不振。欠債還錢超期未還，日本會認為極大的恥辱，在除夕之夜經常為了欠債超期未履行承諾而蒙羞自殺，有這樣一個傳說在日本流行，日本武士以前經常挨餓，但作為堅毅勇敢的武士，在饑餓難耐下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即使面對餓死的困境也要一直忍受饑餓，而且還用牙簽挑食以顯示自己吃的很飽。在日本，教師不能回答出學生的問題是一件很恥辱的事，認為這是對教師職業的極大侮辱，每個職場人都有責任有義務維護職業的尊嚴與榮譽。由于日本民族有著強烈的恥感文化，日本人經常為了洗刷自己的恥辱，出現兩種極端，一種是對侮辱著毀謗者實施報復，一種是自殺。

《菊與刀》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學術書，每讀一遍都有不用的感受，我想如果在精心的品讀一下，對日本民族的文化將會有更多的了解和深刻的認識。

參考文獻： 【1】、(美)露絲.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 【2】、戴季陶編著，日本論【M】，九州出版社2005、4

【3】、（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結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4】、（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結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第四篇：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讀《菊與刀》有感

菊花與刀讀后感——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一、日本人的雙重性格及其形成原因

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 《菊與刀》 中指出，“菊” 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用菊與刀和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日本，“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的標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菊”表現了一種堅忍不拔，奮斗不息的頑強蒸蒸日上前進的一種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發動了令人不能忘記的侵略戰爭，給我們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傷害，特別是戰后日本表現出的漠然的態度，更讓我們感到無比憤怒的同時，又感到難以理解日本人的內心想法。面對核武器的威脅與中國東北地區的喪失，日本天皇裕仁與內閣開始重新考慮投降。由自身的不投降政策，即不惜一切代價反抗到底的做法到后來的投降，并立即對美國表現出期望合作的一種態度，這樣一種180度的大轉折實在是令人難以想象的。日本人的這種表現仿佛讓其他民族的人們覺得日本人正試圖使得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由暴力好斗轉變為善良順從，并企圖希望戰爭中遭受日本暴行的人們能夠原諒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日本武士精神，它即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日本武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武士精神的核心內容是：效忠主人，忠誠之上；以武為本，崇拜武道。“刀”原本就是血腥、剛烈、尖銳、冷酷、殘忍的象征。日本的傳統武士就要求必須堅忍不拔，在危險和困難等一切困苦中也要表現的處之泰然。日本武士精神，著重表現在戰爭中，在日本武士精神這一表現中原本就是將人性忘卻的一種冷酷、殘忍表現。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 這本著作中提到 “美國一貫追逐強大，日本則一貫重視非物質資源。日本也像美國一樣開展增產運動，但日本增產運動的基礎卻在于其獨特的前提。他們說，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日本現代戰爭電影通篇都只講犧牲和苦難，在泥濘中的行軍、苦戰和勝負未卜的煎熬、銀幕上看不到勝利的鏡頭，看不到閱兵式、軍樂隊、艦隊演習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場面，幸存者殘疾、瘸子、盲人，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親，失去了生計維持者，仍然鼓起勇氣活下去。但是，日本將這一點更明顯的表現在對其他國家的侵略上，對外擴張的野心最終致了日本在侵略戰爭中所犯下滔天大罪。

（二）日本人矛盾性格形成原因

日本兒童所受的教育在 《菊與刀》 中提到，日本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隨著幼兒期的過去，約束逐漸增加，直到結婚前后個人自由降至最低線。這個最低線貫穿整個壯年期，持續幾十年，此后再次逐漸上升。過了六十歲，人又幾乎可以象幼兒那樣不為羞恥和名譽所煩惱。日本嬰兒有足夠的自由和快樂感，文中提到，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將日本人給嬰兒喂奶的習慣和美國人給嬰兒喂奶的習慣相比，美國父母讓其孩子們知道他們的小小愿望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他們規定其孩子的授乳時間和睡眠時間，時間未到的時候，不管孩子怎么哭鬧也要讓他們等待。不按規定，就會受到處罰。但是，日本父母并非如此。日本兒童可以享受無盡的快樂和自由。但等到男童十歲的時候，就要開始學習“對名分的信義”這句話意思就是“義在憎惡受辱”男孩還要學習一些相應的規矩，那就是“在何種下可以直接攻擊對方，在何種情況下采用間接手段洗刷污名。”

日本成年人總是會在工作中、生活中等各方面受到家庭和社會的約束，他們總是高度緊張以避免慘敗，表現為一種巨大力量，使日本成為東方領袖和世界一大強國。但是，這讓成年日本人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壓力。日本人這種矛盾的性格，使其為他們所奮斗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以至于他們自愿放棄了各種最基礎的自由。

正如書中描述的那樣：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又崇尚美；既驕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

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卡斯特等級制度，宣揚了天皇至上的理念，同時也是的日本從沒發生過改朝換代的革命的重要因素。作者在書中得出了不同與歐美罪惡感文化的日本文化是恥辱感文化。罪惡感文化是靠內心服罪來行善的，而恥辱感文化是靠外部約束力行善的。不同與中國的“仁”，日本人認為這是給道德低的人設置的標準。日本人的靈魂里是沒有善惡之分的，有的只是柔和與兇猛。在不同場合這倆個都是善德，都是需要的。日本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名的侵略戰爭，他們認為是一種道德輸出，不是以侵略來看待的。作者著重強調了日本人義務、義理，恩情，人情等，并從日本兒童教育分析他們。在日本，義務是無限的，包含了忠孝兩個方面的責任，即忠于天皇和對血緣家族的責任。天皇和父母的恩情是永遠都還不玩的。而義理，往往是不情愿不愉快的，有限的。比如對姻親家庭的責任。這些只是作為義理，不像義務那樣責任重大，但人們也不愿背上違背義理的罵名，這是一種恥辱。歐美人對愛的付出是自由、慷慨、無條件的，拿父母對孩子的愛來說，他們不求回報，因為他們的孩子也會有孩子也會將愛傳遞下去，但日本人對愛的付出則是有條件的，有回報的。同時又認為這種愛，恩情是還不清的。這給付出愛的人和接受愛的人都增加了更多的壓力。

第五篇：《菊與刀》讀書筆記

讀《菊與刀》之日本對戰后責任的認識

摘要： 《菊與刀》是美國文化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經典的研究日本文化類型的著作。從“恥感文化”、“等級制度”、“重視報恩與情義”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及深藏于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種模式。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里所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這些文化模式論來解釋戰后的日本對戰爭罪行一再否認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關鍵詞： 《菊與刀》；日本文化；恥感文化；等級制度；戰爭責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謀劃、發動、實施侵華戰爭的罪行在日本國內外應承擔法律、政治、道義上的責任。日本進步派大多認為日本應該承擔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認戰爭的責任并否認其戰爭中的罪行。普通民眾中既有人承認戰爭責任也有人否認戰爭責任，還有些戰后出生的日本人認為那場戰爭與自己“無關”。日本進步派普遍承認戰爭日軍暴行，呼吁向戰爭受害者道歉和補償。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認戰時的日軍暴行，或故意縮小日軍暴行的程度與范圍，或以“英美同罪”的態度要求對日軍暴行忽略不計。紛繁復雜的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追蹤其源與其文化模式有著根本聯系。從 1《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論可以找到答案來辨析日本對戰后責任的認識。

就是不可做出丟臉的事。在“恥感文化”里，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或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就不用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菊與刀》書中說道：日本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菊與刀》 中指出：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其強制力在于外部社會而不在于人的內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過認罪來減輕內心重負;而日本則屬“恥感文化”，由于強烈的恥感，也使得日本人無法承認自己的失敗和否定自己戰時日軍的暴行，時至今日，日本保守派與很多普通民眾仍舊否認失敗的事實和戰爭期間的暴行，931—1945年期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難，在中國實行極其殘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殺就殺死30萬中國人，把活生生的中國人用作細菌戰、化學戰的試驗品，一、恥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恥”，1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卻至今不肯承認戰爭罪行。《菊與刀》中這樣寫道：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們向天皇的神圣性進行挑戰并予以摧毀，那么，敵國日本的整個結構就會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對戰爭責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決定國民對戰爭責任的意識。余志民在他的《戰

2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著作中說道：“昭和天皇在戰敗投降后不僅沒有承擔戰爭責任，反而 處處掩蓋。推卸戰爭責任，極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國體’安危。” 昭和天皇不僅自己不愿意承認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承擔戰爭責任，而且從他“玉音放送”的《終戰詔書》天皇不僅對侵略戰爭沒有反省和懺悔，反而到處充斥著為侵略戰爭的辯護之詞。用日本“恥感文化”來辨析日本對戰后事實的否認是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正如3《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闡述的那樣：“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承認自己有錯的習慣。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所以，日本“恥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戰爭責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3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

《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極端價值觀

日本人說：“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說“我對某人負有義務”，并且把這位債主、施恩者稱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這個詞承受著“負

擔”、“債務”、“重負”。在日本等級觀

念下，一個人接受上輩或上級的恩，或者是從同輩處受恩，就會使接受者有一種很強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認為，自己有幸生在這個國家，安居樂業，幸福生活，就應該懷著無比感激的心情來恭受天皇所賜的恩典，這是天皇的“恩情”。這“恩情”是無條件的義

務，這恩情可以將“忠”相互依存與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詩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對主君的“情義”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寫的是“情義”與“忠”、“情義”與“正義”的沖突以及“單純情義”與無限“情義”之間的沖突。故事發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時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時，男兒都是大丈夫，對“情

義”絕不合糊，包括淺野在內的四十

七位勇士為 “情義”而犧牲一切，包

括名聲、父親、妻子、妹妹、正義，最后以自殺殉

“忠”。他們這種對“忠”與“恩”的回報是極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斷傳播、翻印并被拍成電影而廣泛流傳。四十七士的墓地長期成為著名圣地，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憑吊致祭，憑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圍

變成一片白色。甚至關于這一段內容，日本小學五年級的國語課本這樣寫著：

他們為主君報仇雪恨了，而且情義真誠、意志堅定，應該奉為永遠的典范??于是，幕府經過再三考慮，命令他們剖腹以效忠，這是在是一舉兩

得的好辦法。把這種極端的價值觀與戰后日本對戰爭責任的否認是有著聯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終戰詔書》依舊大言不慚的地說：“交戰業已四載，朕之陸海軍將士勇武善戰，朕之百僚有司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克己奉公，各盡最善；但戰局并未好轉，世界之大勢亦于我不利；加之，敵新近使用殘虐之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殘害所及之甚實不可勘測。若繼續交戰，終將招至我民族之滅亡，進而更會破壞人類之文明。果如斯，朕將何以保持至億兆赤子，何以謝慰皇祖皇宗之神靈。此乃朕著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緣故。”昭和天皇這是賊喊捉賊。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義的立場，贊揚日軍英勇善戰，反而譴責盟軍殘殺“無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著對天皇的“忠”和“恩”，而戰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慘生活，四處流浪的的戰爭遺孤，高度殘廢的退伍軍人，以及殘留的原子彈災難，都很容易使日本國民產生“受害”的意識。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認和縮小戰爭責任，讓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參與或支持侵略戰爭的責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國度里，“情義”與“義務”的關系，不論其對個人要求如何艱巨，至少總是指對其骨肉近親，或者對代表其祖國、其生活方式及其愛國精神的最高統治者所應盡的一系列責任。這種牢固的聯系是與生俱來的，因而理應履行。對“情義”的報答則充滿內心的不快。在“情義”的領域中，欠情者的難處是無以復加的。日本極端的價值觀——“忠”、“情義”、“恩”等，根深蒂固在當時的國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層對國民的欺騙，逐漸使日本后來的不諱留下了毒瘤。并且4《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對這欺騙和隱瞞的事件寫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統治集團戰爭責任目的，面對國內外戰爭追究日本人戰爭 4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第55頁

責任的行動，除提出“一億總懺悔”論及作出《關于戰爭責任的決議》的閣議，以表明追究戰爭責任的態度外，千方百計地掩蓋日軍戰爭罪行，極力模糊本應承擔的戰爭責任。這種自上而下的欺瞞對日本人之所以缺少從加害者的角度認識戰爭的意識，與對其戰爭責任的追究不徹底有很大關系。日本政府在戰爭責任問題上越走越遠，以至掩蓋戰爭罪行，默許、縱容否認戰爭責任的活動。以下列舉幾項實例例證此事件。

第一：掩蓋銀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戰爭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東京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發生的事件。一名偽裝成預防寒傷人員的男子用氰酸鉀毒殺了12名行員，搶走約16萬日元的現金。平澤貞通作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死刑。銀帝事件發生后，警視廳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務嫌疑犯與軍人相關，此案或疑與731部隊余孽有關。嫌疑對象最初由處理氰酸的習至野學校、第6陸軍技術研究所相關者，逐漸轉向731部隊、第九陸軍技術研究所、陸軍中野學校的相關者。在整個事件的詢問中，習至野學校、第六陸軍研究所相關者常去中國東北進行釋放氰酸毒氣和飲用氰酸毒液的實驗，以測量致死量、致死時間的人體實驗的事實大白于天下。為掩蓋毒氣活人實驗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將油畫家平澤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書，掀起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發布《改定學習指導要領》，首先用“進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詞。1955年2月，初中《學習指導要領》也將“侵略”一詞改成了“進出”。1958年，日本政府開始在各府縣城實行教師的勤務評定，通過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嚴密地控制了教育權，并通過教科書檢定制度偷梁換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實的內

容。

第三：否認從中國強征勞工的戰爭暴。日本不愿承認戰時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的事實，并試圖掩蓋這一戰爭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戰犯和“日本戰歿者”的“貢獻”，意在抹殺起戰爭的責任，借此否認日本侵略戰爭性質。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后首次‘全國戰隕者追悼會”，日本首相在追悼會上致辭說”毋庸置疑，因為戰爭而殉國的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使我們能夠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長和發展，值此追悼會之際，我的心馳向那些戰隕者，謹此祈禱其冥福。”5將日本戰犯視為“為國殉難”，稱之為奠定日本戰后和平與民主的“基礎”。造成里日本國民的思想混亂。

第五：提前釋放在押戰犯和恢復公職，試圖結束“戰后”。根據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公職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萬人曾被解除公職，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復公職。未曾認真反省戰爭責任的日本戰犯及其追隨者，戰后重返日本政壇，成為歪曲侵略史實和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主要政治勢力。

與德國相比，日本方面對于戰爭責任的追究是極不徹底的。對于戰爭責任者的審判，只限于東京審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為首的政界和財界的領導人都沒有被追究。雖然也有開除軍國主義分子公職的規定，但主要的對象是軍人，以官僚為代表的戰爭中的許多領導人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有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 5徐志明：《戰后日本人的責任認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9頁。

戰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極端的價值觀阻礙了本人對戰后責任的正確認識。

三、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

關于影響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的內因，學者們分別從經濟、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多領域多視角進行了探討，研究成果相對而言也更為豐富一些。

從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視角探討形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內因的研究，雖然論述的深淺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對天皇制、皇國史觀的負面影響的探討上，且觀點大同小異。例如，的學者指出，天皇的戰爭責任一直得不到清算，這就向人們提出一個嚴肅問題，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認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更難奢望日本對外承擔戰爭責任正是這種對天皇無條件崇拜的皇國史觀，阻礙了日本人在歷史問題上有一個正確認識還有的學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嚴重的象征性意義作為一般的日本民眾，多數人也無意去深究絕對主義天皇制與象征天皇制之間的本質差別，對他們來說，天皇依舊是國家的象征，依舊是國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來，那么，作為這一國體制度理論支撐的神國觀念和皇國史觀，反過來也便在戰后重新獲得了“合理性”這一點，戰后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右翼勢力也多方利用，作為他們散布錯誤的歷史認識的重要手段。

對此，連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沒能找到相當于德國納粹那樣的承擔歷史清算責任的特殊對象。周恩來總理曾表示，中國把日本軍國主義者與一般的老百姓區別開來，把

戰爭責任歸咎于前者的方式，放棄政府賠償，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動作用”可是，在從戰前至戰后有一定連續性的政治狀況下，日本沒能像德國一樣以‘加害者限定論’總結歷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責任的形式。”有著重要影響，而且作為民族性格還影響到思想領域和國家政治上。7日本在對外交往中尋求維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級秩序，是與其國內文化中強調的等級觀念相聯系。古代，由于中華文化圈的強大影響和吸引，6

《菊與刀》中這樣寫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別的國家。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他們認為能夠如此。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心甘情愿地滿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觀是不能指望別的國家接受的。其他國家并沒有這種道德觀。這是真正的日本產品”。所以這種心理又反映了日本這種“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的心理。”今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日本必將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等級制的信仰和信賴。因此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存在著迷糊而且思想混亂的認識。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產生和發展的源泉與動力。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形態。文化與外交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外交的進行自始至終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無論是對外交往對象的認識還是對外交往政策的制定過程，文化始終是在幕后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尤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現象時，有這樣一個不可輕視的重要因素，即集團主義精神不僅對其國民性的形成 6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雖然日本對中國是一種崇拜的態度，同時也主動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華帝國”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對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種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時機，改變與己不利的國際等級秩序，同時維持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秩序。從古代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對中華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來的“脫亞入歐”的口號。“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脫離不開對外交的影響。

日本侵略的歷史就擺在那里，誰也抹不去。但歷史的背后總有一種叫做真理的東西。那便是正義的力量永遠壓在骯臟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試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學院學報，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參考文獻 i [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第69頁 iiii 日本民族史詩 《四十七士物語》

徐志民著 《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 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

《從<菊與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張建立著，核心期刊：《試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形成原因》。苑崇利：試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學院學報，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山東濟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