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維穩之道與新時期群眾路線

維穩之道與新時期群眾路線

潘維：維穩之道與新時期群眾路線題目:社區與中國政治主講人:潘維時間：2012年12月26日主辦：北京大學就業中心編輯：周東旭嘉賓簡介潘維，“新左派”代表人物。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現執教于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講授世界政治理論、中國政治、比較政治等。著有《農民與市場》、《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秩序》等，編有《中國模式》等。以下為講座實錄中國群體事件與腐敗不公無關目前的群體事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我敢說80%都是因為“小事”。不是因為他們沒資格選總理，選省長，甚至選縣長，我們自己心里應該很明白，每一個人手中的那張票，哪怕是選總理或者選總書記，它的分量無限趨近于零，甭管別人怎么跟你說選票多么神圣。因此，他們不是因為那張票“造反”，而是因為一些小事，身邊直接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我的思考就是把事情分為“大事”和“小事”。對政府科層系統而言，人民生活的具體事必然是“小事”，也只能是“小事”。但發展是硬道理，規劃和落實經濟發展才是科層系統的“大事”。今天有些人根據社會不穩定的現象，開始胡扯，認為穩定局面惡化是因為中國到了深水區。我記得十多年前就有人跟我說，中國進入了深水區，什么是深水區？先是說人均GDP一千美元時就到深水區，現在又有人說是到四千美元、五千美元，可到了八千美元，還亂，也還是深水區，那一萬六千美元是不是？最后發現美國人均GDP快到四萬美元了，也**。2011年，先是“阿拉伯之春”，接著是“歐洲之秋”，再接下來是“美國之冬”。人均GDP數量級與利益分化及利益沖突的所謂“必然關系”純屬虛構，環顧世界，無論在人均GDP哪個數量級上，都有穩定和不穩定的國家。也有人說不穩定是因為貧富差距太大。看一看村民為什么造反？群體性事件中把政府大樓燒了，車也燒了，抱著領導人要跳崖，是因為政府發低保，村里一共三千人，結果只有一百人能享受，其余兩千九百人就不干了，吵起來。新加坡是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或者說是基尼系數最壞的地方，但是穩穩當當，最近發布的調查顯示，新加坡又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國家，但是它保持高速增長速度，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列。也有人說是因為政府官員的官僚作風問題，不好好給老百姓辦事。他們已經“五加

二、白加黑”了，天天加班，還說要他們繼續努力。問題是基層絕大多數公務員一輩子只能指望干到副科級，也就是鄉鎮副鄉（鎮）長、縣局級的副局長，這些人憑什么要天天玩命干、把每一件事當自己的事干？我們常說人民的小事不是小事，都是自己的事，怎么可能都是自己的事呢？他的事就是他的事，我的事就是我的事。對基層公務員來說，上級讓辦的都是大事，服從上級，做好上級交辦的事，才是自己的事，人民出現的事都是雞毛蒜皮小事，不關自己的事，除非拆遷等大事，否則怎么可能是我的事？還有人說不穩定是因為腐敗導致的，有一點但不多。如果仔細分析這些群體性事件，實際不是因為腐敗導致。“想發財的別當官，想當官的別發財”，這話我們覺得很正當，關鍵是當官的是否也認為自己不該發財？當官的能不能夠不發財？我同事的結論是這違反人性，不可能。今天很多人入黨，想做公務員也是為將來能發財，既要當官也還要發財。保障當官的生活水平高于本地平均水平，不發財了，他們可不可以？你們考慮，我沒有答案。當年中國共產黨人是與人民緊密打成一片的。有一個故事，一位省委宣傳部部長，因為被他的下屬勤務人員舉報，用公家信封寫家信，就下臺了。今天聽著是天方夜譚，在我們長大的那個年代，這不是天方夜譚。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在江蘇蘇南做博士論文調查，鄉鎮的一位司機對我說，“我們這的鄉（鎮）長不敢貪污，他貪污我都可以舉報”。腐敗的大爆發沒有多長時間，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很多人不知道這個事，以為腐敗都是政治體制惹的禍，但是政治體制沒變，結果腐敗問題日益嚴重。最近天天討論什么民主、法治，什么頂層設計，好像幾個聰明人設計一下，就能解決，其實天天嚷嚷的人最腐敗。中共組織從扁平化到科層化就是為辦大事官僚機構是干什么的？官僚機構是干大事的。而中國共產黨人過去非常強調小事，在革命戰爭時期，要求全體干部戰士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兩件事情：第一，缸滿院凈，給民眾把水缸挑滿，把院子掃干凈；第二，為村里的貧苦人民排憂解難。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講的是共產黨軍隊到東北，在黑龍江扎下根，那有很多土匪，因此派小分隊去剿匪。有一個叫李勇奇的農民，給小分隊帶路去抓土匪，對于一個農民來說，他憑什么帶共產黨去剿匪？那是很危險的事，土匪知道誰帶路后，會把他的一家人殺掉，就因為小分隊的一位護士把李勇奇母親的病治好，因此他給共產黨帶路。這就叫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那時候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是扁平的，與人民打成一片，有一個詞是“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扁平的組織在革命之后逐漸變成科層化組織。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我們要辦大事。革命很簡單，就是推翻政權，任務和目標單一。毛澤東就很討厭科層化、官僚化，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說黨怎么能不跟人民在一起？沾染一身官氣，如果要是壓迫人民，高高在上的話，還革命干什么？總有一天咱們也會被革命。但是，毛澤東不理解另外一件事情，扁平的組織能辦小事，辦不了大事。依靠科層化、專業化、知識化的隊伍，才能辦成大事。這對毛澤東來說，是很難理解的。解放軍起初沒有軍銜，但照樣能打贏仗，包括連美國一塊打，如果搞軍銜制，大家都為了當將軍、少校，那士兵為誰打仗？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一直處在混亂狀態。今天，如果要修高鐵、港口、飛機場就需要專業化、年輕化、知識化、理性化，總體標志就叫做科層化。也就是說管理部門分得越來越細，主管下級的副職也相應增多，一層接一層，產生很多層級，正因如此，我們能夠辦成大事。而毛澤東時代不行，辦大事只能靠最科層化的機構，也就是軍隊。在毛澤東去世之后就“撥亂反正”，開始專業化、知識化、年輕化、市場化、理性化、科層化，都來了，這幾個層次是連在一起的，一個意思。中國辦成很多大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世界上創造出一個奇跡。科層化弄垮自然社區使小事辦不成維穩惡化但是，我們的小事，人們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真的解決不了了。小事都是在自然社區中，市場化、科層化把自然社區弄垮了。另外，為辦一些大事，比如計劃生育，基層黨支部書記、村長不愿意干，就給錢讓他干，發工資，從此，本來是非官員的自然社區領袖，變成準官員。30年前有成百萬個自然村，現在減少到四、五十萬個，自然社區變成行政社區，行政社區領導都拿政府高額補貼，不給錢是不干的。最后，因為分田分地，各種企業的私有化，村社經濟基礎也沒有了，自然社區徹底崩潰。自然社區崩潰后的結果是“人民”沒有了，只有個人。人民的權力（power）和權益（rights）都沒有了，剩下的只有一個，依照西學就叫“民主”，什么民主？選舉民主，除了選舉民主什么也沒有了。什么叫選舉民主？也就是在基層每三年選一次，幾分鐘的投票，你的全部參與就被限制在選個“主子”。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以后，中國的人民民主就出現一大步倒退。有人說可以海選了，大家民主了，可選個“主子”怎么就是民主？傳統上人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全都沒有了，有人還以此為自豪，稱有了基層民主。大家注意，中國歷朝歷代都講究村民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村民自治，什么叫村民自治？最首先的一條就是村民自己決定自己選誰，怎么選，以及當多久。現在按照法律規定，選舉村民委員會委員后，第二天人家就出去打工，不能換，三年以后再說。因此，村民委員會就形同虛設，選個村長，村長就變成獨裁者，而且還換不了，怎么選上的？多數決定，怎么多數決定？大家都心知肚明，少則十萬、二十萬，多則一百萬、二百萬，甚至更多。可能有人會說這不是從西學來的嗎？其實，美國各州選總統的辦法都不一樣。中國選個村長，全中國都必須一樣，你覺得是民主還是不民主？是違反還是符合憲法的村民自治精神？而且，違反了傳統，這就是民主的大倒退。還不僅如此，走到今天，已經到了極限。各地黨政文件、報紙中都出現“網格化管理”，所有政府干部都要下基層，布成一個一個網格，一個或幾個官員負責一個網格，保證這個地區不出事。而且，是什么人干這些？就是那些基層升遷永遠沒希望的人，最多到副科級。歷朝歷代都不是這樣子的，我認為網格化管理已經達到把人民權力和權益蔑視到最低的層次，這是民主的最大倒退。中國的民主在傳統上是以自然社區為基礎，人民參與，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比如物業問題，現在居委會不組織，黨也不組織，政府也不組織，誰都不愿意惹這塊麻煩事，沒人愿意把人民、社區重新組織起來。只要組織起來，這些問題都能夠解決，用不著政府。政府是辦大事的機構，億萬原子化了的個人（不是人民），去找政府每一個部門辦事，而政府根本辦不了。政府可以在一年之內修一條高速公路，但是三年也清不走高速公路邊的垃圾，他不知道垃圾該歸誰管，大家互相踢皮球，大事能辦，小事辦不了，因為人民再也沒有辦法組織起來了。在我小時候，沒有物業公司，居委會的老太太早上就出來吆喝大家掃院子，沒有哪家人好意思不派人出來掃。每年到夏天，甚至每兩周都要熏一次蚊子，全大院都出來熏。社區很“堅強”，沒有小偷，他們進不來，有個老太太守在那就是不一樣，也不需要物業費。今天靠市場，政府覺得整個事人民辦不了，然后就承包給公司，公司以盈利為目的。這樣我們的社會就變得非常浮夸，人民想參與卻參與無門。結果就是人民與科層體系離心，人民不滿，政府把大事都辦了，辦得漂漂亮亮，但是人民依舊心存怨恨。我沒有用民主法治這種大型的西學來論述，就用“大事”“小事”概念。小事辦不成，維穩問題就急劇惡化。小事本來都應該由人民自己組織起來解決。中國為何不能像西方那樣辦小事西方國家怎么辦小事？他們有法律主義傳統，官司一打什么都解決了，誰都服從，甭管官司判得合理不合理，人民都接受，這是一種文化、基因。中國人沒這種基因，是世界上最不遵守規矩的群體。什么叫特權？特權就是破壞規矩，我們的最大希望就是當官后能夠得到特權和破壞規矩的權力。另外，西方信教傳統有幾千年，教會是可以解決小事的，社區有教會，大家每個禮拜天都去做禮拜，討論問題。教會衰落后出現公共圖書館，還有集體聚會，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議論。比如我居住的美國小城一萬人，出幾個代表，在公共圖書館中聚會，有人提議修一修圖書館的房子，錢怎么辦？最終決定境內所有加油站每加侖汽油加一分錢，讓加油站代領，兩年后圖書館的房子修好。因為國家不給錢，就社區自己決定。西方還有階級傳統，也就是市民社會，甭管什么利益集團都抱團，抱團以后就開始辦事。但是，中國小農一盤散沙，頭腦很狹隘。在西方你會發現作為學生如果不參加個會，根本就是這個學校的垃圾。可在中國，講究君子不黨，你要參加個什么會，必定有什么目的，大家都會想，你是不是要給自己的資歷加一筆，或者當不了這個會的會長就不玩了。中國與西方不一樣，中國是社區傳統，自然社區。在自然村內，誰知書達理、供養老人、做事公道、不欺負小姓人家，大家就推舉他當領袖。如果有人念了書，弄個什么舉人、秀才回來，一定讓他當領袖，甭管他姓什么。這適合中國，選賢任能，自然村規模特別小，就擅長辦小事，每個人、每一戶人家都能參與，到祠堂中一起議論事情。這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紳，中國歸這幫人管，政府就可以很小。后來新中國成立，共產黨在城市建立單位制度，單位什么都管，直到今天單位依然給大家提供一定程度的住房補貼。否則，北大教員怎么能有住房？要不然可以提高學費，四年學費提高到一百萬，北大招到三千本科生仍一點問題沒有，但是這樣的話學生們就都成了有錢人的孩子。所以，單位制不是靠市場，也不是純靠國家，國家怎么能包13億人？單位制就是社區制度，有自己的醫療、食堂、學校，集體互助，這就是中華傳統。政府知道自己管不了，因此就支持社區自助。今天的政府以法定的龐大行政村為基礎，管理成千人家，出了事的烏坎村有兩萬多人口，對比我在美國住的那個城市，根本就是兩個市。政府憑什么有權力用行政手段去合并別人的村？就是官比民大，寧愿要人民成為個人。我們總是說以人為本，為什么不以民為本？想一想，我們還缺個人主義嗎？西方人說要啟蒙，為什么？因為他們是靠神活著。啟蒙就是鼓勵一點物質主義和自私自利而已，別聽他說得天花亂墜，其實啟蒙就兩件事：一是鼓勵從精神主義、信神主義到物質主義；二是鼓勵從集體主義到自私自利。他們說“上帝死了”，對中國來說神從來沒活過。從這個意義上講，行政化的基層政權面對了無組織的個人和家庭，因此就出現有組織的政府和無組織的人民，組織就斷裂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前30年是以自然社區為基礎，人民公社的大隊就是自然社區，而不是以行政社區為基礎，不隨便合村并鎮。傳統基層社區不是政府下級政府無權干涉傳統自然社區的第一個特點是規模小，擅長辦小事。第二個特點是權力大，真正自治。宗族祠堂就是扁平的社區組織，不是科層，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更不是政府的下級，不像今天似的，鎮政府對村黨支部書記和村長呼來喝去。有一年某省要對村干部進行考核，憑什么？至少在法律上他們不是政府的下級，不照層級發工資，也不能晉升鄉（鎮）長，他們就是人民領袖而已。傳統的扁平組織有威望，攜祖宗之威，還有部分土地做經濟基礎，特別是有政府的堅定支持，不干涉社區。社區司法是中華法系的一個最基本特點。蘇東坡做縣長時，白天上山到廟里找人談詩，晚上到西湖找妓女喝酒、唱歌，什么時候辦公？沒工作可辦，因為大多數事情在社區里就都解決了，所以才能夠有這樣的小政府。中國的社區是血緣社區，今天是虛擬的血緣，在單位也要按大家庭方式，說國家是大家庭。西方怎么治國？分成無數階級和利益集團，于是有了契約，哪個集團、階級權力大就讓他來管理國家，契約內容可以變，要么按血緣，要么按槍桿子，要么按金錢。今天普通的契約是數人頭，看誰帶的人多。中國不是靠契約，是靠治家，治國如治家。每一個社區是一個擴大了的小家庭，虛擬的家庭就是國家。歷朝歷代都奉行一個根本原則，以孝悌治天下，意識形態和社區、家庭是一樣的。與西方相比，這是兩種行政體系，可以說中國社區的權力大，真正自治。第三，鄉紳有雙重認同，雙重立場。為什么他們能夠穩坐鄉紳之位？因為政府支持，所以他們一只腳站在政府利益方面，如果老百姓不合理，就代表政府把老百姓擺平；如果政府不公平，就代表社區利益打敗政府。因此，社區真出領袖，不單是今天，當年劉邦、朱元璋可都是社區領袖，直接從社區領袖造反，那是接地氣的一幫人。鄉紳是雙重領袖，但從不拿政府工錢，替政府辦事，所以得到政府支持。而且，政府也知道，政府辦不了社區的小事，管不了這些事情，因此讓社區自己來管，人民來管。人民的參與在中國過去歷史上是很多的，參與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民主，在這一點上，不亞于西方國家。別看書本上把中國的政治體制給判了死刑，“專制”兩字，但是我們就這么生生不息活下來，活到今天。中國的民主與選舉民主不一樣，選舉三年、四年才選一次，三分鐘，劃個票就結束，沒你什么事了。中國不是這樣，與自身利益直接相關的事情，人民是要參與的，社區至上，有權力，而且有權益，因為我們是按社區組織起來，依據某種血緣，或者虛擬的血緣關系。就像今天相互都叫師姐、師弟，給長輩叫叔叔、阿姨，再長一輩爺爺、奶奶，但誰是你爺爺、奶奶？我們就這么叫，虛擬的血緣關系，像一個大家庭，50多歲的老太太也敢給20多歲的小姑娘叫大姐。缺少了基本的社區，就缺少了基本的集體認同，沒有集體認同，哪還有什么叫公德？有一位領導人說，看來社會這么走下去不行，恐怕還要重新鼓勵集體主義，后來我就回了一句話，沒有了集體哪來的集體主義。所以，要恢復社區，恢復單位。國家認同也是這樣，沒有社區認同怎么會有國家認同？不愛家鄉怎么會愛國家？日本的愛國主義情緒特別重，因為它有社區傳統，是先愛家鄉，層層遞進，所以特別結實。如果社區沒有了，愛國就變得沒根基，特別脆弱。于是大家開始爭論，今天你是賣國賊，明天他又成了愛國賊。德國也是這樣，統一得最晚，但國家認同感最強，因為社區特別強，多重認同比單重認同要強大得多，堅固得多。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社區的特點，自治的基層政權（指人民自治組織，現今的居委會和村支兩委）而不是基層政府（指科層體系的最底層，現今的街道和鄉鎮管理機構），就成為歷代王朝長治久安的基礎。中國主要朝代一朝平均300年，美國從內戰算起才150年，英國300年之內已經從興到衰走了一個輪回。中國喪失辦小事能力：行政化社區與群眾間出現斷裂中國是怎么喪失了辦小事的能力？社區有一個跌宕起伏過程。第一，鄉紳和宗廟、宗法開始墮落。一是因為南美洲的糧食作物的引入，玉米、白薯在高原旱地都可成長，人數隨之激增，可一旦出現天災就成百萬流民，流民就把各地社區住滿。太平天國很多人就是流民。二是外來入侵，朝廷稀里糊涂就垮了，朝廷一垮各種功名跟著垮，社區也就垮了，因此都變成土豪劣紳，一會兒跟軍閥，一會兒跟國民黨，一會兒又跟帝國主義，反正總有要投靠的。第二，現代扁平組織勃興，取代宗法扁平組織。到革命時期，在共產黨領導下，強調婚姻平等、人人平等，尊老愛幼，新的規矩取代了原有內容。扁平組織一下冒起來，組織得特別嚴密，比傳統社區嚴密得多。老人、婦女、兒童和青年都被組織起來，再加上一個黨支部，建在村上，自然社區變得極其堅強，對革命形成有利支持。第三，現代扁平組織威風八面。新中國建立的時候，努力依靠自然社區，做成幾乎所有的事情。大家可能知道晏陽初等辦學校，費了半輩子力量建學校。共產黨說每個村都必須建立學校，一分錢也不出，結果就建起來了，每個村都有學校。今天改革開放出了那么多的農民工，大家能寫會算，這在世界上極其顯見。可是當時幾乎沒出什么教育經費，政府不出，農民自己出，共產黨把它們組織起來，“三提五統”中就有教育統籌。農民什么都能干，連蒼蠅和老鼠都管。現在到處都是地下工廠，造假奶等，在社區中就這么干，非法生產，引發食品安全等一堆問題。可那個時代沒有這種事情，別說非法生產，就是外國經過高級訓練的特工都進不去社區，那是很厲害的自然社區。第四，激烈抵抗科層化。隨著建設的發展，中國逐步科層化。科層化以后就開始有人民造反，工人開始抗議，毛澤東都看到了，于是毛澤東開始激烈抵抗科層化，這就是文革。毛澤東要把共產黨變成扁平組織，扁平到什么程度？扁平到讓工人農民直接當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當大官。我去過大寨，見過大寨的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她當年在文革時是中央候補委員，扁平到她沒錢買縣政府食堂的飯票，在縣里開會，沒錢買飯票，騎車回家吃飯，吃完飯再回縣里開會。吳桂賢（編者注：紡織系統全國勞動模范，在文革期間被推上政治舞臺，1973年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1975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當副總理開會時，以為茶水是免費的，拿起來就喝，喝完后有人找她要兩分錢，可是她拿的是紡織工人的工資，喝不起這茶，因此以后就喝白水，不讓放茶葉。毛澤東讓共產黨變得扁平化，與人民在一起，但是做不到。毛澤東未能理解科層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于是就有了十年浩劫。最后一個階段，科層化突飛猛進，扁平的自然社區組織解體。有組織的行政化社區與無組織的群眾之間出現越來越嚴重的組織斷裂，行政社區組織動員能力越來越差，威信越來越低，與社區人們的矛盾越來越多，人們當然會日益喪失對政府的感情和信任，于是就催生“維穩”問題。小事辦不好，大事也會越來越難辦。什么時候能恢復社區傳統國家就有了希望今天走到這樣一個十字路口，我們要恢復社區傳統。政府科層機構管大事，社區人民要重新組織起來，自己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也就是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恢復社區對于國家長治久安有著重大的根本性意義。中國共產黨要給予政策支持，需要主動承擔起組織人民的責任，同時要選拔社區領袖，還需要公益組織在技術上給以指導。因為共產黨員已經忘了怎么組織人民，離開人民太久了。在恢復社區傳統時，也需要基層政權，因為合村并鎮以后，已經成為準政府，變成基層政府。由基層政府來連接基層政權，經由基層政權聯接科層體系。社區自治組織不是以階級為背景的西方式市民會社，它就是社區，虛擬或實在的血緣社區，鄉村的或城市的社區，以及城市的單位。國家與政府兩分是西方的說法，中國的說法類似陰陽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傳統社會的鄉紳從來就是亦官亦民，說不清楚是官還是民。你看現在學校各學院的院長到底是官還是民？我們連廟都有級別，說這是處級的廟，那是局級的。當下是陽盛陰衰，政府太大，人民完全沒組織了，所以說由基層政權連接。我也不想用什么民主法治的西學來講這些基本道理。中醫講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哪疼就肯定哪不通。上下不通就是我們今天的基本癥結，官僚體制辦大事，人民要辦小事，兩家互不通。官僚體制辦不了小事，而人民也辦不了小事，全找政府辦小事，然后政府就逼著自己的公務員天天辦小事。而公務員體制是下邊聽從上面，辦大事的地方辦不了小事。因此，就有了周易中的“否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在“泰卦”中，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一心，國家就永遠打不倒，你能打敗別人，別人永遠打不敗你，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群眾路線。只要黨和群眾在一起，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這就叫人民民主，人民至上，政府就是公仆。用很通俗的話講，自然社區到底有什么權力？比如在政策層面上，政府拿了人民的稅錢就要給人民辦事，政府花錢有三種辦法。第一，人民缺什么，國家就給什么，這叫國家主義。第二，人民缺什么，國家承包給公司來干，比如保安公司、清潔公司，社會企業等等，這叫市場主義。讓市場來做，公司會拿走一部分錢作為自己的運作經費以及自己利潤。第三，人民缺什么，國家把錢拿出來，至于花在什么上面，以及怎么花，由社區決定，這叫社區至上，也叫陰上陽下。社區至上就是人民來決定怎么花錢，用多少，以及先后次序。人民組織起來，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政府就可以專心致志做政府的事情。政府也可以減肥，行政開支也可下降，而人民也有了自己的參與感。什么叫人民民主？不是做高鐵的主，也不是做三峽大壩的主，更不是做外交政策的主。那都是專家，幾個專家說自己沒參與，因此就說這不民主，等他參與了，而另外的沒參與，還是一樣覺得不民主。真正的問題不在這些地方，而是與我直接利益有關的事情我做主，讓我們來參與，也就是自然社區的事情自己做主，我來雇保安公司，也比你給我雇保安公司強。這樣人民有參與感，有熱情。有人說養老由政府來包，不，人民天然應該有這個責任感，是我們的責任，不是政府的責任。政府要想收買人心，到最后會破產的，13億人的養老你養得起嗎？而且貧富差距這么大的情況下，補貼的是富人，窮人呢？要人民自己來解決社區的福利。像拆遷等問題，其實都可以通過社區內部的利益調整解決。今天的個人主義，“釘子戶”遍地都是，結果大事也干不成。人民不信任政府的結果是什么？px那么好的項目，中國離居住社區的距離，比日本PX項目與城市的距離遠得多，那是我們在重化工中唯一還落后的一個項目，而且非常關鍵，為什么做不成？說破天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政府失去人民信任。因此，把社區組織起來就是對政治體制的重新調整。但是我們知道，組織社區是非常難的。我記得北京市民政局的人與我們談過這個話題，怎么才能讓老百姓參加社區居委會選舉，我說為什么把注意力都放到選舉上，把社區分小點，恢復到過去退休老人負責管理的形式，天天總想選個領頭的干什么，我一個也不認識。過去社區老太太沒事就敲門跟你聊聊天，談談心，做做思想工作。今天我根本不知道社區在哪，一個大樓300戶人沒一個社區，沒一個居委會。他們說居委會可大了，上萬人，我說你別跟我胡扯，我認不得他，他也沒空到我這兒來，他就是官，給你服務，不是給我服務，我選他干什么。因此，大家都不參與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你也會發現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難組織起來的人。我做過相當長一段時間農村問題研究，有本事讓他們改造一下廁所，修條村里的小道。中國農民是最難組織的人。世界上最難的事是什么？組織中國農民。恰恰就因為中國共產黨有了組織中國農民的本事，在世界上才能夠強大起來。大家以為共產黨過時了，結果沒想到弄出一個大奇跡。蘇聯崩潰，中國崛起了。大家這才知道，原來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回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重建社區非常艱難，同時，這件事又非常偉大。它意味著繼承了中國的政治傳統，意味著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意味著共產黨在中國的希望。事實上，我國當前維穩問題的根源就是黨政體系科層化和扁平的自然社區組織解體，由于科層化，黨政體系辦小事的能力日益退化，有心無力，而自然社區組織解體，科層體系無法與家庭或個人對接。于是，潛規則盛行，維權與維穩成為悖論。什么時候我們能恢復陰上陽下，恢復社區至上，恢復社區主義，我們國家就有了希望。

第二篇：新時期維穩制度與風險應對研究報告

目前的維穩工作方式可以稱之為一種“運動式治理”模式，即各級政府以垂直命令、政治動員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時期集中調動力量、配置資源，用以解決一些比較尖銳、比較突出的矛盾和沖突。這種模式往往具有行政主導、不計成本、“一刀切”、“一陣風”等特點。

只有制度化建設才是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根本出路。只

有社會穩定和利益表達并重，建立以利益均衡為中心的制度化的矛盾化解機制，才可能真正有效地均衡利益關系、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和諧發展。制度化的矛盾化解機制包含6個子機制：第一是信息獲取機制，比如保證公眾閱覽非保密卷宗、參與政策聽證等的權利；第二是“利益凝聚機制”。當權利受侵害的人們還是一個個分散獨立的個案，分散的、散射的要求是很難在政府決策層面上進行處理的。經驗表明，經過凝聚的利益訴求也更容易通過談判和仲裁的方式獲得解決；第三是“訴求表達機制”；第四是“施加壓力機制”，比如訴諸媒體；第五是“利益協商機制”；第六是“調解與仲裁機制”。

能夠擔任最后仲裁者角色的，是政府和司法機構。

然而，可以預見的是，從運動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的轉變是一個艱難的甚至充滿風險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長期被壓制的矛盾沖突可能會以特定的形式暴露出來，甚至會出現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在短時期內的“井噴”現象。因此，謹慎妥善地處理好機制轉軌過程中的風險和問題，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必草木皆兵。

社會矛盾“井噴”期如何根治社會矛盾

“井噴”現象并非是機制轉軌所造成的，利益均衡機制只是提供了一個渠道，讓以前那些被掩蓋起來的社會矛盾以規范化的方式表現出來，并藉此得到可能有效解決的機會。

由于矛盾無從解決、利益無法維護、公正無法實現而造成的怨氣和不滿，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變成具有強大破壞潛能的力量，遲早都要找到釋放和發泄的渠道。

各類矛盾長期積累、不滿和怨憤不能以適當的方式得到釋放，拖延越久，風險越大，治理的社會成本也就越高。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可以有效地作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解壓閥，并實現從運動式治理社會矛盾到制度化治理社會矛盾的轉變過程，進而建立起真正維護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

為了盡量平穩地渡過社會矛盾的“井噴期”，可以考慮采取合理的、從實際出發的過渡性措施。比如，面對不同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采用不同的解決方式和處置手段：老問題老辦法，新問題新辦法；老問題采用集中處置的方式加以解決，而新問題則采用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通常，老問題是指那些涉及面廣、歷史復雜的遺留問題，可以考慮借鑒“落實政策”的經驗盡量給予一次性解決；新出現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則應該嚴格依照制度化的方式來解決。

為了避免出現較大的社會震蕩，可以考慮采用漸進式的方式，自上而下地進行利益均衡配套機制的建設，特別是利益表達和施加壓力機制的建設。在解決當前問題過程中，逐步進行制度化建設；同時通過各種方式倡導和培育通過合法合理的溝通來化解利益矛盾和沖突的協商意識。可以選擇社會影響較大、波及面較小的社會矛盾類型，在條件比較成熟的地區進行制度化解決的試點，給基層官員、矛盾各方以及全社會一個學習和適應的時期。

破除“不穩定幻象”

在逐步建設制度化的矛盾治理模式過程中，人們很自然地會產生一種擔心和疑慮，即制度化的矛盾治理模式是否會產生影響社會穩定大局的種種負面效應。這些對負面效應的擔心主要包括：對“連鎖反應”的擔心，即政府一旦在某個案例上“開口子”，是否會引發大量同類或相似的案件涌現，從而讓政府陷入社會矛盾旋渦之中，無法招架；對“遠水不解近渴的擔心，即與運動式治理模式相比，制度化治理模式在處理社會矛盾和沖突時規模小、速度慢、效率低，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解決大批社會矛盾，從而一舉扭轉社會不穩定的局面；“組織恐慌”，即擔心推動利益凝聚的社會組織大量出現后，有著共同利益訴求的民眾可能組織起來，政府卻無法“分而治之”，分辨出“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別有用心”的“一小撮”。

上述擔心同樣是“不穩定幻象”的表現。針對可能出現的“連鎖反應”，可以考慮如下措施，即通過“漸進式”方式推進制度化建設，一個階段集中應對一種類型的矛盾，分類治之，盡量減少可能同時引發的矛盾數量和范圍，使之始終處于可以控制的狀態之下。在一個問題上或者一個局部出現“連鎖反應”并不可怕，處置得當，就不會引發全局性震蕩。

“遠水不解近渴”也是一種普遍的擔心，尤其是在各種維穩指標的壓力之下。對此，可以考慮一種老的運動式方式與新的制度化機制妥善銜接的方式，特別是將以往“應急式”處理中積累的制度性因素轉變為制度建設。我們可以預期，在機制轉軌的時期，可能會有一個相

當長的時間是兩種機制并存的。在這個過程中，應當以漸進的方式，實現新機制對舊機制的替代。更重要的是需要認識到，制度化的矛盾治理機制雖然看起來效率較低，沒有立竿見影的結果，但其著眼于利益關系的根本性調整，這些矛盾一旦得到解決，就真正實現了案結事了、息訪罷訴。從長遠來看，其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正方面更有作用也更有效。

社

會組織的正常發育在我們社會中一直是一道未邁過去的坎，社會組織總是被當作可能帶來不穩定的假想敵。其實在法律框架內活動的社會組織本身就是社會建設和社會穩定的促進力量。具體來看，社會組織的作用在于：首先，通過組織內部的溝通和自我約束，形成主流的理性意見、孤立個別的激進觀點，可大大增強群體行為的可預期性，亦可成為解決群體矛盾的“助推器”。其次，通過社會組織間的合作協商，利用集體談判的方式自行解決群體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構成了防止群體矛盾向社會沖突轉化的“防火墻”。再次，即便仍需政府介入，也為政府的調處工作提供了“著力點”，基層干部不必再面對散沙式的訴求，不僅大量節約工作成本，還可充分利用制度化的調處模式，妥善化解群體矛盾。可以說，向社會組織開放合法性空間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

應該承認，在從運動式的矛盾治理模式向制度化的矛盾治理模式的轉化過程中，的確可能引發一些問題，甚至可能出現一些局部的社會震蕩。但是，這些負面效應和局部震蕩一般不會導致社會的整體動蕩。目前我國經濟迅速發展，政治基本穩定，社會矛盾雖然比較突出，但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不大，推動以利益均衡機制為核心的制度化建設恰逢其時。在歷史賦予我們這樣的機遇面前，等待、拖延，畏縮不前，將會是歷史性失誤。

第三篇：淺論新時期統一戰線與群眾路線

淺論新時期統一戰線與群眾路線

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的重要法寶，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統一戰線與群眾路線是永葆黨的生機與活力的重要源泉。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優良作風和政治優勢，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它政黨的顯著標志。堅持群眾路線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理論根據，也是衡量統一戰線工作成效的一條重要標準。在當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開展的背景下，厘清二者關系，深化思想認識，把握著力重點，具有現實針對性和實踐指導性。

統一戰線如何堅持和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有的觀點認為，統一戰線主要是團結黨外人士，群眾路線主要是團結人民群眾，不是一碼事。也有觀點認為，統一戰線是走上層路線，群眾路線是走草根路線，不是一條路。還有觀點認為，統一戰線重心在根本的多數，不是一個理。這些觀點看似言之鑿鑿，實則霧里看花。

首先，群眾路線不分黨內黨外。工人農民是人民群眾，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黨外知識分子、民族宗教界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等也是人民群眾，而且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群眾。統一戰線做這些特殊群眾工作，就是本著團結他們、依靠他們的目的，就是采取從他們中來、到他們中去的方法，把黨的正確主張變成黨外人士的共同行動。這實質就是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其次，群眾路線不分上層下層。不是只有到街頭巷尾才叫群眾工作，不是必須進村入戶才能做好群眾工作。統一戰線通過與黨外代表人士共商國家大計、共謀發展大局、共圖復興大業，聚集各方面的利益關切，汲取各方面的意見建議，凝聚起各方面的智慧力量。這實質也是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再次，群眾路線不分多數少數。在群眾工作中，無論多數還是少數，都是我們黨必須關注的民意、必須匯聚的民力。統一戰線通過加強協商民主，既聽取多數人意見，又尊重少數人意愿；通過加強黨外代表人士工作，既抓好“一根頭發”，又帶動“一把頭發”，最終把 1

各方面成員團結在黨的周圍。這實質還是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

目前，我們正處于社會大變革、利益大分化、信息大流通、文化大交織、科技大發展的特殊時期，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各種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自主意識不斷增強，對黨和政府及黨員干部的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在新形勢下，統一戰線如何做好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改善黨群干群關系？

一、充分認識統一戰線做好黨的群眾工作的獨特優勢

統一戰線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勝法寶，在每個時期都發揮了重大作用，在做好黨的群眾工作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與時俱進的品質。新世紀新階段的統一戰線具有空前廣泛性、巨大包容性、鮮明多樣性和顯著社會性。我們要充分認識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獨特優勢。

（一）能夠最廣泛的團結最大多數人。新世紀新階段的統一戰線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鮮明的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大團結大聯合，是統一戰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統一戰線永恒不變的主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中華民族億萬人民共同的事業，團結的人越多，凝聚的力量就越大。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實現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及一切熱愛中華民族的人們的大團結，將不斷推進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

（二）能夠最大限度的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統一戰線的本質是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所有因素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統一戰線做好黨的群眾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堅持以人為本是發揮統一戰線本質功能的邏輯起點，凝聚人心、匯聚力量是新形勢下統一戰線的根本任務。統一戰線能夠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的團結，能夠充分發揮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在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方面的重大作用。在統一戰

線這個政治法寶作用下，不斷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基礎，切實做好團結包括新的社會階層在內的全體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工作，將不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

（三）能夠全面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當前，統一戰線群眾工作的新要求就是在全面協調各方面關系的基礎上實現大團結大聯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在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不同方面、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也有各自的具體利益。統一戰線在處理好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等各方面的關系特別是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關系上，要求做到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積極引導，能夠使全社會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凝聚起來，形成合力。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五個方面的重大關系，保持和促進這五個方面的重大關系和諧，對于增進團結、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能夠實現工作方式方法的創新。統一戰線工作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當時黨的具體歷史任務緊密結合。當前，為實現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新的發展階段需求，統一戰線的工作范圍和對象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針對不同對象的利益需求，必須進行統一戰線工作方式方法的創新。統一戰線領域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這就決定了統一戰線在做好黨的群眾工作方面抓手多、切入點多、路徑方法多。

二、認真研究黨的群眾工作及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

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形勢下，無論是黨的群眾工作環境、黨的群眾工作對象，還是黨自身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黨的群眾工作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

（一）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改革開放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拉開了收入差距，激發了人的積極性。但是也出現了部分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的問題。由于收入差距拉大，人民群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近年來，大多數調查

資料和研究成果都顯示，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在不斷增高，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中的中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2008年已擴大至0.458左右。據世界銀行測算，我國目前貧富差距高于歐美發達國家的普遍水平。貧富差距拉開的直接后果是社會貧困的顯現。另外，就業形勢日益嚴峻，勞動力供求矛盾緊張，這也導致人民群眾內部利益關系發生變化。

（二）群體性事件增多。根據中國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資料，近年來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在迅速增加。群體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1999年總數超過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可見，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在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問題同樣也在增加。這些群體性事件大多是群眾維權事件。比如，最近因環境污染問題引發的浙江海寧“9〃15”群體性事件，既反映了群眾的維權意識增強。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有一些群眾不習慣也不愿用現有的法律和道德規范來約束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往往采取非理性的方式和行為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這在無形之中也給黨的群眾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和阻力。

（三）干群關系緊張。由于群眾工作的對象是具有獨特個性的人，人都有各自的思想，要說服不同思想的人達成一致共識不是簡單的事情，因而做群眾工作是一門極其高超的藝術。作為我們黨一以貫之的制勝法寶，群眾工作也應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驗的積累而應當不斷完善。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少數干部至今仍沿用簡單的工作方法、粗暴的工作態度，這是導致新形勢下干群關系緊張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些黨員干部類似“替黨說話，還是替人民說話”的雷人之語，就反映了黨的個別干部素質低下、作風粗暴。更甚的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屢屢發生因征地或拆遷而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就反映了一些干部缺乏做好群眾工作的耐心、細心和貼心。在新形勢下，如果依然采取強迫命令的方式，甚至在實施過程中出現過激行為，反而會引發新的矛盾，引起少數群眾的誤解，這也加大了我們做好群眾工作的難度。

人民群眾內部利益關系呈現出的新情況、新問題，使黨

整合社會的難度大大增加，使黨的群眾工作的內容和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復雜和艱巨，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需要確立新的工作理念、采用新的工作方式方法。

三、積極探索統一戰線做好黨的群眾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一）統一戰線做好黨的群眾工作的新思路。

1、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以發展的思路，積極開展工作。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的基本經驗。新形勢下，統一戰線做好黨的群眾工作同樣要用發展的眼光，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通過協調和處理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新階層關系和海內外同胞關系等五個方面的重大關系發揮積極作用。2010年12月14日，圍繞黨和國家的重大發展目標，賈慶林在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強調，要積極引導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為促進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有效施策發揮作用；要著力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企業轉型升級；要充分發揮黨外知識分子在科技進步和創新中的優勢和作用；要大力支持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要努力引導統一戰線廣大成員為保障和改善民生多作貢獻。

2、以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以凝心聚力為根本任務。統一戰線工作要以維護統一戰線成員利益為出發點，以凝心聚力為根本任務。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強調，要高度重視并切實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權益。只有幫助解決好實際困難和現實利益問題，統一戰線群眾工作才能深入下去、見到實效。要關心群眾所憂所難，支持統一戰線成員投身感恩行動、光彩事業、溫暖工程，推動民生改善，服務群眾安康，增強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感恩情和信任度。凝心聚力是統一戰線的立身之本，也是統一戰線群眾工作的目的所在。

3、以解決各個領域重點難點問題為著力點。統一戰線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面廣問題多，針對不

同領域，針對不同對象，要采用靈活的方式方法，找準切入點。比如，經濟領域，非公有制經濟領域是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部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有不太正常的預期，不同程度的存在社會責任感缺失現象，那么就要發揮統一戰線的引導教育作用，不斷增強他們的國家意識、感恩意識。

（二）統一戰線做好黨的群眾工作的新方法。

1、以聯誼交友作為重要紐帶。聯誼交友是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的獨特手段，也是以點帶面做好群眾工作的有效形式。要從統一戰線內部成員多樣化的特點入手，擴大聯誼交友的廣度和深度，要積極搭建交友平臺，探索有效的交友方式，堅持做到三個結合：民主協商與真誠服務相結合、教育引導與典型引路相結合、人文關懷與心理疏導相結合，要努力增強聯誼交友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要根據統一戰線成員散分布的特點，整合統一戰線各方面資源，積極拓展社團、社區、園區、樓宇、網格等聯系載體，廣泛搭建共建型、服務型等交友平臺，不斷拓展聯誼交友的范圍。

2、以開展主題活動為重要抓手。統一戰線工作要發揮獨特優勢，關鍵在于不斷的創新方式方法，要圍繞時代的主題、目標不斷開展促進社會各行各業交流學習的主題活動。湖南省的“萬企聯村，共同發展”主題活動，就多次組織討論學習專題，為企業界人士交流經驗、開拓創新起到了很好的平臺作用，同時也為農村的發展、農民的致富起到了牽引作用。這是真正把發展和民生緊密聯系的好途徑好方法。常德市委統戰部以“萬企聯村、共同發展”示范項目為抓手，發揮了統一戰線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和諧穩定中的獨特優勢，彰顯了統一戰線的獨特魅力。

3、以改進工作作風為重要保障。統一戰線工作是傾注真情的進行服務的工作，需要各級統戰部門和統戰工作人員牢固樹立服務的理念，保持過硬的工作作風。統戰部門要努力增強統戰工作人員的全局意識、憂患意識、進取意識和服務意識，增強做好新形勢下統戰工作、群眾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統戰工作人員要注重自身品德修養，不斷提升內涵，以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感召統戰工作的對象。要不斷增強工作能力，系統學習理論知識，自覺加強實踐鍛煉，在與統一

戰線成員交往交流中開闊眼界、增長閱歷，切實提高能力水平。要樹立務實形象，腳踏實地做事，埋頭苦干、真心服務，以實際行動贏得統一戰線成員和所聯系群眾的支持，真正成為群眾信得過、靠得住的貼心人。比如，津市市精心組織開展“同心同行”主題教育實踐活動，對于引導統一戰線廣大干部、成員自覺踐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以做好信息宣傳為輿論支持。新形勢下，信息交流發達，信息交流的載體多。要抓好信息員培訓，加強與統戰系統各單位信息交流，完善統一戰線信息宣傳網絡，拓寬信息來源渠道，發揮新聞媒體作用，加大宣傳力度，為統一戰線群眾工作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提供有力的輿論支持。

第四篇：維穩與治理

從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維穩職能的失衡與矯正

徐銅柱

（湖北民族學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轉型時期以維穩為重心的政府管理職能呈現失衡狀態，即維穩工作的泛化導致社會治理責任的弱化、維穩目標的強化導致公共利益目標的淡化、維穩的高成本導致社會治理能力降低、維穩責任與權力資源之間的錯位等等。當前應以治理為目標對政府管理職能予以矯正，職能結構上從維穩職能為主轉向各職能平衡發展；職能關系上從職能交叉向責權統一轉型；職能主體上從單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轉變；職能環境上培育公民社會以增強政府社會治理能力。

關鍵詞：維穩；治理；政府管理；管理職能

中圖分類號： D03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了新的全面的部署，特別是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目標，這不僅為解決當前一系列社會問題、轉型政府管理體制、提升政府社會治理水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為政府從公共行政邁向公共管理提供了強勁的動力。由于社會轉型時期許多矛盾的顯現，使政府不得不把維穩作為重中之重的職能加以重視和建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維穩體制。不可否認現有的維穩體制對社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也暴露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比如把一些公眾維權、宗教信仰、征地拆遷等問題政治化、擴大化，導致矛盾激化。其實，這些大多是社會問題，可通過社會治理來解決。社會治理要求創新政府管理，規范社會行為，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創造良好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安居樂業。這一目標的實現單靠維穩職能是難以實現的，需要更廣泛更全面的政府職能的落實。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寧可將主要精力花在維持暫時的表面的剛性維穩工作上，而不愿去研究解決具有深層次的能解決矛盾根本問題的治理之道，導致基層政府政府管理水平的低效，從一定角度反映了基層政府社會治理責任的錯位與缺失。

一、以維穩為重心的政府管理職能重心失衡

社會穩定作為社會治理中具有特殊性的內容，其意義和作用往往被人們給予更大關注。正因為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治理與維穩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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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項目2010課題《民族地區基層政府領導力與社會穩定問題研究》（項目編號：GM－2010－042）。作者簡介：徐銅柱（1971-），男，湖北巴東人，湖北民族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民族地區社會治理。esxutongzhu@163.com 系，有的甚至將社會治理等同于維穩，并將大量的人、財、物力用于單純的維穩工作，忽視了具有根本性的社會治理責任的踐行，導致政府管理中地方政府社會治理責任與維穩責任的嚴重失衡。一方面，從政府視角看，政府維“穩”成本不斷增大，公安、武警參與頻度高，這種以國家強制力為主的剛性“維穩”方式目前已面臨著“愈維穩愈不穩”的狀態，其實際效果也日益受到挑戰；從公民的視角看，以維權為目標的泄憤、械斗和騷亂等極端形式的群體性事件卻頻頻發生，這種以“爭利”為目標，以非直接性矛盾沖突為表現形式的中國式“維權”行動經常處于非制度化和無序的狀態。[1] 可見，這種以維穩為重心的政府管理職能出現系列失衡狀態：

1、維穩工作的泛化導致社會治理責任的弱化

當前，維穩工作涉及面廣，包括治安管理、社會矛盾化解、信訪總量控制、外來人口管理、社會輿情引導、突發事件處置等一系列工作，許多一般性的利益糾紛、公眾的維權活動等都納入其中，導致基層政府維穩任務繁重。社會治理績效取決于政府組織功能發揮的程度，政府管理績效是社會治理績效的基礎和保障。在“穩定壓倒一切”、“維穩是第一責任”的政治使命下，政府的維穩模式呈現出一種壓力型維穩模式，基層政府迫于上級政府的維穩要求，對本轄區內的任何矛盾都高度緊張，害怕被“一票否決”，形成一種社會不穩定的恐懼癥。在這種壓力型的維穩模式下，公眾的一些常規的矛盾糾紛會被放大成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公民的一些正常的合理的維權行動會被認定為破壞社會穩定的行為。以某市對不穩定因素的重點問題進行排查時列舉事項為例：

A村村民因鐵路建設征地補償太低、搬遷小區建設滯后等問題多次群體上訪；B村鳳凰商住小區因拆遷補償、施工噪音污染、居民小區生活垃圾清運、人行通道建設及采光等問題，多次引發附近村民集體上訪和阻工；C村100多戶村民因高速公路人行通道設計不合理（種地要繞道，最遠的達4公里以上），造成生活、生產不便，集體上訪。如此等等。

可以說，上述問題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社會民生問題，絲毫不涉及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圖謀，與社會穩定無關。當然，地方政府如果對公眾多次反映的訴求處理不及時，導致公眾采取極端手段抵制政府的不作為就是另外的性質了。一些基層領導把社會穩定理解為一種沒有任何沖突和矛盾的絕對的靜態穩定，為了實現這種靜態的穩定，他們不能用“平常心”看待社會沖突，為了所謂的維穩不惜一切代價，經常運用公安、武警等力量強力維穩。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基層政府努力踐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的維穩思路，一旦發現有越級上訪等現象，就會采取如截訪、罰款、毆打、拘留、“被精神病”、以至于公然在北京雇傭私人保安公司開設“黑監獄”等手段壓制上訪群眾，嚴重侵犯了公眾的各種合法權益，甚至造成上訪群眾人身和精神的巨大傷害。[2]這種帶有很強政治色彩的壓力型維穩模式導致地方政府忙于控制表面矛盾而忽視其正常的社會治理職責，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弱化，大量的社會民生問題、管理問題、經濟問題、法律問題得不到解決，造成地方政府社會治理責任的嚴重缺 失，反而為新的矛盾埋下了安全隱患。

2、維穩目標的強化導致公共利益目標的淡化

地方政府的維穩工作被上級政府列入“一票否決”的范疇，將維穩成效作為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這事實上為地方政府在政府管理的目標重心上提供了選擇的依據。在我國的政治實踐中，考核政府政績、決定官員升遷的主體在理論上是人民，而實際是上級政府和領導，這就是許多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唯上不唯下”的真正原因。《人民論壇》雜志社專門就地方政府維穩現狀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受調查者中高達 70%的人認為“維穩目的異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眾疾苦”。[3] 這一結果說明地方政府重政績考核目標輕公共利益目標。從公共治理角度看，維穩的根本目的應在于消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創造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從而更好地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實現民生幸福。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現實考量面前和“一票否決”的考評壓力下，地方政府維穩的目標就會變為短期性或臨時性，任何不穩定因素只要不在本屆任期內爆發就是政績。由此帶來的諸如“花錢買平安”、“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等觀念和行為大有空間。相反，地方政府作為最大的公共組織，其權力來源于人民的授予，理應為公眾服務，把公眾的需求作為第一要務，而不是把政績作為首選。可是維穩目標的過度強化使得地方政府實現社會公共目標的動力不足，不愿去想辦法解決沒有具體衡量指標的民生問題，公共利益目標被淡化。

3、維穩的高成本導致社會治理能力降低 作為社會轉型時期的壓力型維穩方式產生于特殊背景下，雖然對維護社會穩定、創造良好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高成本的權宜式維穩，治標不治本。維穩成本主要表現在公共安全的支出上，一般用于維穩機構和人員、防范處置群體性事件和“維穩基金”的各項開支等。近年來，地方維穩成本急劇攀升，增速超過其他公益性事業的增長速度。例如，2000-2006年間，（地方財政支出中的武警部隊支出）平均年增長率達26%，高于同一時期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年增長率（分別為 17%和 19%）。從2007 年開始，全國財政支出決算將“公共安全”單列出來。2009 年全國用于公共安全的財政支出達4744.9 億元，比上年增加 16.5%。2010 年“用于內部保安的預算達人民幣5140 億元。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增加8.9％，實際金額亦與國防開支相差無幾。”[4]到2011年則首次超過了國防開支。以上數據顯示，大量的財政經費作為政府維穩的常規性支出，已經成為各級地方政府和社會的沉重負擔。有些地方一個上訪戶幾乎要拖垮一個鄉政府，這足以表明維穩成本對地方政府的巨大壓力。盡管如此，這種維穩還只是權宜之計，很多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維穩責任與社會治理責任的重心發生位移，以“善治”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治理難以有效推進。維穩功能一枝獨秀，地方政府的其他政府管理能力（如民生問題、利益協調、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生態保護等）受其影響嚴重不足，導致整個社會治理能力降低。

4、維穩責任與權力、資源占有的關系失衡

在現行體制下，“維穩”壓力往往被科層體制傳遞到其最末端——基層的政府（鄉鎮政府）和“準政府”（村委會、居委會），相對于上級政府來講，鄉鎮政府和村委會確實占有“信息優勢”，熟悉維穩對象，能夠較快了解具體情況，但從制度上看，位于科層制最低端的他們又具有明顯的“權力劣勢”，即他們的決策權和可調動的資源卻有十分有限，甚至已有“碎片化”的傾向：一是橫向之間的碎裂，比如垂直管理部門分割了縣、鄉兩級政權的部分社會治理權；二是縱向之間的碎裂，比如基層決策權的有限，一旦出了矛盾，鄉鎮政府一般只是控制局面，盡力防止事態擴大，至于如何處理、如何定性、如何賠償等問題都得等上級政府的指示。[5] 正因為如此，有近四成的受調查官員發出“因體制、機制問題，地方官員常常兩頭受氣”的感慨。[6] 可見，作為政府管理重要內容的維穩工作，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在責任的分解與資源的配置上又存在嚴重的失衡與錯位。地方政府作為維穩的責任主體，維穩責任無限大而掌握的資源和決策權又無限小，地方政府的維穩困境由此可見。

二、以治理為目標的政府管理職能的矯正

1、職能結構：從維穩重心轉向各職能平衡發展

地方政府的職能結構一般包括政治職能、經濟職能、文化職能、社會職能、生態職能等五個方面。社會轉型時期，隨著許多固有矛盾的凸顯，與政治職能相關的維穩職能被提到特別的高度。在和諧社會的背景下，這些職能應該是相對平衡地向前發展，也只有這樣社會才會全面進步。然而現實并非如此，地方政府在對待相關職能上認識存在偏頗，即重經濟、維穩職能輕社會、文化、生態等職能，經濟、維穩職能擠壓其他相關職能，甚至出現“經濟中心主義”、“維穩職能一枝獨秀”的狀況，致使政府職能得不到協調發展。實踐證明，地方政府過分重視經濟和維穩，其他職能難以有效發揮，特別是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等民生性的社會需求得不到應有的關注和重視，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導致社會的惡性循環，這就是有關專家指出的“越位越不穩”的怪圈。面對當前復雜的社會問題，政府管理創新必須從重新構建政府職能結構著手方能跳出上述的循環之路。面對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地方政府應重新認識政府職能，科學界定職能界限，特別是處理好維護社會穩定職能與其他政府管理職能的關系。具體要求：一是高度重視經濟、維穩以外的其他職能。政府職能的配置和運行應以社會需要為原則，這就決定了政府職能的宗旨是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7]因此，政府應強化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社會公用事業、社會治安、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職能，從過分偏重經濟、維穩的職能結構向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平衡發展的職能結構轉變，使政府職能真正回歸到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求上來。地方政府通過提供優質服務來滿足社會需求，化解社會矛盾，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而不是單方面 就維穩而維穩。二是改變政績評價標準。標準就是指揮棒，改變政績標準是優化職能結構的思想前提。根據十八大精神，應將社會、生態等職能納入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指標，進而加重這些相關職能的比重，確保地方政府的職能結構不斷優化。

2、職能關系：從職能交叉向責權統一轉變

（1）理順政府內部職能交叉關系。社會治理需要政府各部門責權明確，通力合作，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然而，現實中一些地方政府內部各部門職責交叉常常導致職責不清、爭功諉過、效率低下、協調困難等諸多問題。責任不清就無法負責，責任不清也就難以追責，從而成為責任政府建設的體制障礙。以食品安全監督管理為例：我國現有的食品安全監管被劃分為食品加工、食品流通、食品消費等環節，并分別由三個不同的部門實行監管，不僅如此，整個食品監管環節還涉及到農業、林業、工商、質檢、衛生、食品藥品監督等眾多部門，他們都對食品安全負有責任，職能重疊交叉，出了問題擔責意識淡薄，且都有卸責之對象。多個部門管理同一個問題，造成資源浪費，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能降低。因此，理順政府部門內部的職責關系是責任政府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有效突破口。當前，應借改革的東風，按照推行“大部制”的方略，將相關職能進行整合，明確責權關系，減少部門之間職責交錯的事項，變部門之間“扯皮”為部門合作。

（2）理順重點職能與權力配置不平衡關系。政府職能重點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局勢的變化適時地調整，才能有效發揮職能作用，否則就會鉗制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目前一些職能在政府整個職能體系中的作用和意義明顯提高，這就要求對相應的權力配置和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使其具有順暢的關系和發揮作用的空間。然而，一些新的職能重心沒能獲得與之同步的權力配置，導致許多職能得不到很好地履行。例如政府的環境保護職能已成為政府管理的重要內容，但現實中對環境的管理“部門分散、地方分割、條塊分離”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中央政府監督與調控不到位，難以保證嚴格執法，難以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再比如，海洋戰略與管理地位日益突出，而政府在海洋管理領域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管理海洋的部門多達18個，導致對海洋權益、安全、資源、環境等國家核心利益問題缺乏整體規劃，對海上的執法監督管理不力。[8] 如此等等。解決的辦法就是整合職能相似的部門，重新配置權力結構，賦予像環保部門等重點職能機構更大的權力，增強其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

3、職能主體：從單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轉變

當前政府管理之所以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為社會轉型時期呈現出一系列紛繁復雜的社會問題，比如環境污染加劇、犯罪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地區差異凸顯、社會秩序混亂等問題越來越明顯。面對各類凸顯的社會問題，傳統的以政府為單一主體的治理模式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有事甚至無能為力。正如 托克維爾所說：“不管它（政府）如何精明強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個大國生活的一切細節。[9] 誠然，地方政府的能力有限和社會問題的日益復雜，要求有更多的主體參與到問題解決的過程當中來，包括公民、非政府組織、企業、行業協會等等，政府在其中再不是唯一的決策者，只是治理主體的一員，與其他主體在不斷溝通、協商、談判、交流的基礎上，通過合作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格局中，多元主體雖然沒有嚴格的等級從屬關系，但也并非處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必須遵守相關法律和行業規章，建立合作治理機制。

構建多元主體的合作治理機制，當前首要的任務是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以往的全能政府是政府包辦企業和社會所有的事情，政府愿怎么辦就怎么辦，企業和社會沒有自主權。實踐證明，這種“強政府、弱社會”的管理模式已不適應社會治理的要求，特別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和“治理”與“善治”理論的弘揚和踐行，政府與其他市場主體通過合作、共治的方式共同管理公共事務，已成為政府不得不面對的管理模式。當前，重新調整地方政府的權力配置，把政府職能的轉變與調整市場主體的關系結合起來，真正實現從微觀管理向宏觀管理的轉變，要求政府主動向市場、社會放權，讓它們有相應的自由和空間管理自己內部事務，政府只進行引導和監督。對某些社會問題如社區建設、社區治安、環境保護等可通過協調機制實行合作、共管，政府在政策、資金上予以支持，社區等公共組織（第三部門）負責具體的人員和制度落實。實踐證明，這種政府與第三部門合作共治的關系，已經成為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一種主要機制和制度安排，成為實現政府社會治理的目標的重要力量。

4、職能環境：培育公民社會以增強政府社會治理能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正確處理好政府和社會關系，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充分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10]培育公民社會可以減緩政府與公眾之間的矛盾沖突，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增強政府社會治理能力。所謂公民社會，俞可平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或政府系統以及市場或企業系統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或民間關系的總和，它是官方政治領域和市場經濟領域之外的民間公共領域。具體包括公民的維權組織、公益組織、行業協會、利益團體、社區服務組織、公民互助組織等公民自發形成的組合。公民社會是介于政府（第一部門）與企業（第二部門）之間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11]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公民社會的發展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推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人民普遍對現代國家（政府）和社會（公民）之間關系的三點共識：其一，社會是國家存在的基礎，政府只是來自社會不同力量的公共選擇。其二，現代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運用公共 財力只能滿足最基本的公共需求。其三，社會中各類分散的社會資源需要進行整合才能發揮其作用的現實需要。公眾愿意用自己喜愛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愿望，從而實現更高層次的需求。[12] 以上三點共識回答了公民社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政府的認同。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為公民社會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開啟了新一輪政府改革的步伐，為公民社會建設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背景。具體要求：

（1）樹立和強化公民意識。所謂公民意識，是指公民個人對自己在國家中地位的自我認識，也就是公民自覺地以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為核心內容，把對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權利義務觀融為一體的自我認識。它強調的是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責任意識、公德意識、民主意識等基本道德意識。[13] 地方政府應率先樹立公民意識的理念，尊重社會組織的權利，給他們創造對話機制，使他們有渠道參與政府的相關活動，為決策建言獻策。比如政府吸納非政府組織的人員加入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策咨詢團等組織，發揮社會組織在反映群眾訴求、擴大公眾參與方面的積極作用。政府通過引導公民意識及其活動，營造公民社會文化氛圍，使每個公民在思想上產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德意識，愿意主動承擔自己在社會生活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2）制定和完善公民社會的法律法規。由于公民社會在我國的發展水平還不高，相關的法律制度還很滯后或不完善，對許多社會組織的發展產生制約。比如注冊困難，許多民間組織得不到注冊，是因為規定要有“業務主管單位”，找不到“掛靠單位”（“婆家”）就不能注冊，導致大量民間組織不得已而游離于法律監管之外。再比如參與困難。一些社會組織想為政府建言獻策，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渠道而“愛莫能助”。政府應加強法制建設，完善法制體系。一方面，對現有法律進行清理，把過時的廢除，該修改的修改，該合并的合并。另一方面，盡快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律管理民間社會組織，讓社會組織在地位、途徑、注冊、運行、監管、評價等方面有法可依，扭轉目前管理無序的狀態，促進公民社會步入健康發展軌道。

（3）加大對社會組織的引導與資助。社會組織的發展既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又為提升政府社會治理能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環境。對一些民間實力較強、信譽較好的社會組織的發展給予資助，讓這些組織完成一些公益事業，為政府分擔壓力。資助的方式可視情況而定，比如直接撥款，但要伴隨相應的任務（理論研究、課題調研等）；政府運用合同管理手段，通過政府招標的形式，將政府的某些公共服務以合同外包的方式承包給資質較好的社會民間組織，這些民間組織既得到了政府的資金支持，又能幫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發揮社會民間組織正能量。

參考文獻：

[1]郭根，吳婧.地方政府的維穩“悖論"與化解之道[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3（1）[2]唐皇鳳.“中國式”維穩：困境與超越[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9）[3]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借“維穩”名義不作為亂作為“較嚴重”[J],人民論壇，2010（9）

[4]張荊紅.“維權”與“維穩”的高成本困局——對中國維穩現狀的審視與建議[J]，理論與改革，2011（3）

[5]消解“怨氣”要有新思維.學者應星點評公民維權與社會心態[J]，(新京報評論周刊)，2011年6月11日

[6]王慧.官場中的維穩煩惱[J]，領導文萃，2010年12月(下)[7]湯法遠.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政府管理職能結構分析[J]，天水行政學院，2009（4）[8]李軍鵬.大部制改革需要解決的六大重點問題[J]，改革內參，2013年，綜合第8期 [9][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00-101頁 [10]人民網.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DB/EB]，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13.html [11]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若干問題[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7（06）[12]陸學藝.中國社會建設與政府管理：對話與爭鳴[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60-261頁

[1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116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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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關于新時期信訪維穩工作的幾點建議

關于新時期信訪維穩工作的幾點建議

白澤湖鄉政法委

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們應當緊緊抓住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進一步統一思想，從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高度，充分認識做好新時期信訪維穩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和復雜性，認真履行職責，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創新調處工作平臺，建立信訪維穩長效機制，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當前社會矛盾糾紛主要特點

一是矛盾糾紛類型呈現多樣化。當前，社會矛盾糾紛不僅涉及山林地界、事故賠償、債權債務等方面，而且還涉及到土地征用、農民工工資、行政不當、企業侵權、山林權屬、公民與非公經濟組織之間糾紛、“低保”歸屬等方面，糾紛類型呈現多樣化特點。二是矛盾糾紛關系呈現復雜化。隨著改革開放的縱深推進，各種社會矛盾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更加錯綜復雜，土地征用、重點工程建設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苗頭，往往容易引發連鎖反應，關聯性增強；一些群體性事件誘因簡單、突發性增強，特別是合理與無理訴求、合法與非法行為、別有用心的人與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群眾交織在一起，使預防和處臵難度越來越大。三是矛盾糾紛影響呈現擴大化。當前，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民主政治的意識明顯提高，維護自身權益的要求日益強烈，但是，少數群眾維權意識強烈，而法制觀念淡薄，動輒采取過激行為制造影響，向政府施壓，特別是發生非正常死亡案（事）件后，部分當事人抱有“人命關天、法不責眾、逢事必鬧”的心理，思想偏激，不計后果，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直接影響社會治安穩定。

二、加強當前信訪維穩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加強組織領導，強化責任意識。信訪干部必須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搶抓機遇，增強信心，以全新的視角去認真研究、用全新的思維去積極化解群眾信訪的新問題、新情況。要突破“就信訪抓信訪”的慣性思維，樹立科學的系統工程觀，把信訪工作放到黨和政府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謀劃、去部署、去推進。切實做到“五個轉變”：一是變“等訪”為“下訪”，增強工作的主動性；二是變“事后處理”為事前預防，強化工作的前瞻性；三是變“堵截”為“疏導”，防止和減少信訪的突發性；四是變“一時息事”為“徹底解決”，強力推進問題解決的可行性；五是變“穩控群眾”為“服務群眾”，增強全力維護群眾根本利益的實效性。各級各部門必須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歸口辦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堅持黨政主要領導為第一責任人，分管領導為直接責任人，對本地區、本部門的信訪工作必須集中時間和精力，抓好各項信訪工作的落實；要繼續實行領導包案責任制，各級領導要把所包案件拿到手上，親自研究情況，親自協調解決，形成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層層抓好落實的信訪工作領導責任體系。同時，要嚴格實行信訪責任追究制度，加強督辦督查力度，將信訪工作列入黨政領導班子量化考核的重要內容。對因工作失職，處理不力，激化矛盾，引發群眾大規范集體上訪的，要嚴格執行“一票否決制”，嚴肅處理。

（二）加大普法力度，著力化解社會矛盾，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矛盾糾紛，信訪、上訪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基層干部在行政過程中法律意識談薄，不按法律、法規和法定程序辦事，損害了群眾的合法權益。部分群眾法律知識欠缺，或是在生產、生活中致使他人權益受到損害，或是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不知道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權益，不會通過正確合法途徑解決。有的人只講行使權利而不愿履行法定義務；有的人則采取錯誤行為，以牙還牙，報復手段或是“信訪不信法”，違法上訪、纏訪。要改變上述狀況，可以通過組織各級各部門，采取多種形式，開展“法律六進”、“送法下鄉”等活動，廣泛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不斷向干部群眾灌輸法律知識，努力提高基層干部依法行政能力，杜絕損害群眾權益行為發生；提高群眾依法行使權利能力，增強履行法定義務的自覺性，引導公民運用法律武器，通過合法方式和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三）強化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從源頭上減少不穩定因素。信訪案件都有一個從小變大，從簡單變復雜，從個體到群體這樣一個逐步發展、升級的過程，關鍵是要能夠在苗頭出現時就加以控制，把事態消化在初始階段。把“三查”作為控訪的切入點，即把“訪前查”、“訪中查”和“訪后查”相結合起來，真正實現由“救火”向“防火”轉變。在排查中，做到“三抓”。一是抓好對重點人員的排查。把歷史遺留的老上訪戶，利益調整受損群體作為重點，對他們的情況始終做到心中有數，動態掌握；二是抓好對重點部位、單位的排查。如對企業，涉及征地拆遷的村做到重點關注；三是抓好對重要時期的排查。政治敏感時期，重大活動期間，農閑時節，都是群眾信訪活躍的時期。為真正把排查出的信訪隱患控制、消化在一定范圍，對每一起經過認真梳理確定的重大信訪隱患，嚴格落實“三個一”機制，即：落實一個責任領導，組成一支調處班子，制訂一套解決方案。同時要確保暢通信訪渠道，及時掌握了解社情民意的動態信息，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重大事件能消化”。

（四）完善基層信訪網絡建設，充分發揮維穩作用。鄉鎮、街道要健全完善綜治信訪維穩中心的職能作用，確保人員、辦公場所、經費和制度的落實，協助代理群眾信訪問題，努力減少重復訪、集體訪、越級訪次數以及上訪群眾人力財力的耗費。村委會在原有人民調解委員會和配有民調員的基礎上，從村民中選取威望高、責任心強的代表擔任涉農問題聯絡員。上級信訪部門在業務上，積極對基層予以指導，幫助基層更好地發揮信訪信息預警的作用，發揮及早調解或緩和矛盾糾紛的作用，發揮協助處理重要信訪問題和宣傳信訪政策法規的作用。

總之，要通過進一步解放思想，強化領導，加強信訪維穩組織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擴寬立案范圍，加強督查督辦力度和完善信訪維穩工作機制，協調各方力量，重點解決好久拖不決的案件，正確引導信訪人依法有序信訪等措施，改變當前信訪工作被動局面，使我市的信訪工作邁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