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課標通識培訓體會

參加小學新課標通識培訓的體會

馮瓴中心校 魯多群

2012年8月27日上午，我參加了中心校組織的在鄉政府禮堂舉行的新課程標準通識培訓活動，我很看重這次培訓，整個過程中我都認真聆聽，這次培訓對我受益匪淺，使我加深了對新課程改革的理解與體會，讓我認識到了新課改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下面結合我所教的小學語文談一點感想。

一、加強學生語文素養的培養

在古代，如果一個人能寫一手好字，能寫書信，往往就說這人的語文素養好；相反，就說這人的語文水平差，可見古代私塾的語文教學目的是何其簡單。但盡管簡單．卻包含了教會做“人”的基本能力這一亙古不變的道理。因此，語文教學必須以學生為中心，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為學生的將來學習和今后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這種基礎，就是讀讀背背、說說寫寫。“能說會道”“出口成章”“下筆成文”不就是對一個人語文水平高的最好評價嗎? 當前在語文教學中 許多老師受教育部門的統考和評價體制的束縛，還沒有完全擺脫應試教育的模式。小學語文教學較大程度上仍在“講”、“練”、“考”中兜圈子。我認為小學語文教學的目的應該回歸到培養學生的基本素養上來，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才是語文教學返璞歸真的要義所在。

語文新課標明確提出：“語文課程應致力于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與發展。語文素養是學生學好其他課程的基礎，也是學生全面發展和終身發展的基礎”。語文課程應培育學生熱愛祖國語言文字的思想感情，指導學生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豐富語言的積累，培養語感，發展思維，使他們具有適應實際需要的識字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語交際能力。

二、注重學生的閱讀背誦

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能作詩也能吟”，古圣先賢也早就指出了讀書在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古代私塾的教學方式再簡單不過了，熟讀成誦，積少成多，然后融會貫通，化為已有。一味的讀，一味的背，在硬性讀背的戒尺下不也培養出了大量儒生？由此可見“讀”在學習語文中還是具有相當的作用的。我們看到有些語文教師卻對“讀”束之高閣，在閱讀教學中去搞新花樣。教師純粹“為講而講”，學生純粹“為學而學”，“方法”看似靈活多樣，課堂也頗顯熱鬧，可學生學完一段時間后實質卻知之甚少，遺忘很快。正如走馬觀花式的旅游僅是“到此一游”而已。有位教師在執教一篇游記時，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采用小導游的方式讓學生先小組合作學習，然后集體交流，抽學生輪流上臺用自己的語言向同學們介紹景點的特點。利用先進的教學媒體，在教學時向學生展示了一幅幅形象直觀的畫面圖，猶如身臨其境，美不勝收，接著又讓學生介紹課前收集的相關信息。整堂課內容充實，模式新穎，學生饒有興趣，也學了很多。表面上學生收獲不少，但是由于缺少了對文本的朗讀，實質的理解還是缺少相當的內涵，尚有部分學生甚至一節課中沒開過口，這顯然無助于課文的內容的解讀。

語文新課標明確提出“要重視朗讀和默讀。讓學生逐步學會精讀、略讀和瀏覽。培養學生廣泛的閱讀興趣，擴大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倡少做題，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鼓勵學生自主選擇閱讀材料。九年課外閱讀總量應在400萬字以上。”讀背無疑是積累語文素養的好方法。現代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記憶力是一切智力的基礎。朱熹曾經說過：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這“三到”是多種分析器官同時參加活動的協同作用。心理學家早有實驗結論：多種分析器官協同作用的效果最好。因此讀背是自悟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反復誦讀才能真正體會課文的意味、情趣和文氣。

三、注重學生自悟探究

當前的語文教學，不管是老版的“教師講，學生聽”，還是翻新的“教師問，學生答”，或是改革的“教師撥，學生轉”，其總體還是以教師為中心，“喧賓奪主”的情況還是顯而易見。其實，語文教學是引導學生在閱讀中去感受體驗，強調的是學生的自悟探究。蘇霍姆林斯基說：“我深信，只有能夠去激發學生進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自悟”便是學生形成自我教育的途徑。在“讀”的基礎上，“悟”出精髓。因“文”悟“道”，因“道”學“文”。當然，學生的自悟探究，絕不能采取放羊式的自我領悟，必 須在 老師的引導、師生的討論下進行。自悟探究中要有思維培養，自悟探究中要有語言訓練，自悟探究中要有創新的火花。我會有效結合“345優質高效課堂”教學模式進行教學，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四、語文生活化，將語文教學由課內拓展到課外。

首先，要更新理念，樹立正確的語文教育觀。要把學生從沉重的課業負擔中解放出來，讓學生“少做題，多讀書”，讓學生成為支配課余時間的主人。教學中要強調“精講”，使學生能在課內完成大部分作業。為此，要關注兒童的經驗和體驗，并以兒童的經驗、體驗為中介，解決語文課程的抽象性、概括性、典型性與兒童生活的具體性、多樣性、獨特性的矛盾。從兒童的經驗世界出發引導兒童進入課文的想象世界、情感世界，以兒童的自我體驗為契機、引發兒童和課文表達的思想感情的共鳴。既使是學生發表了一些“異想天開”，有悖于常理的意見，也不要輕易否定。我們常常見到的是，恰恰是學生天真、幼稚毫無忌諱的“童言稚語”，表露了兒童純真的天性，閃爍著智慧的火花。生活即課堂。培養學生具有日常口語交際能力，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實踐，反復歷練，把生活所得的一點一點累積起來，才會形成一個人的口語交際能力。所以，教師要打破課內課外的界線，樹立大語文觀，生活處處有語文，把口語交際的課堂延伸到學生五彩斑斕的生活之中，關注自然，關注生活，關注社會。

總之，在新的社會時期，在新的教育起點上，語文教師需要用新的觀念、新的教學模式去開創語文教育的新天地。

第二篇：通識培訓體會

新教材通識培訓體會

青龍山農場學校 韓書娟

前幾天，我們培訓了新教材通識，在此過程中，我受益匪淺，下面淺談我的一點心得。

新課程教育理念認為，教育的本質是促進人的發展。其總體思路是：“面向全體學生，使所有學生都能達到課程標準所規定的目標。”? 語文新課程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其旨在統一“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課程功能“從單純注重傳授知識轉變為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學會生存、學會做人”。

本人就一年來的教學實踐，談一談自己在語文課堂教學中的幾點體會：主要是教師在教學中的變化。

一、教學中，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以及學生學習的指導者、幫助者、促進者。教會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學生是教學的主體，遵循“一切為了學生，一切服務于學生”、“相信每一個學生都能學好，相信每一個學生都能教好”的原則。教師應與學生積極互動、共同發展，促進學生在教師指導下主動的、富有個性的學習。在課堂教學中，我們必須從“教科本”轉變為“用教本”，從某種角度上講，語文學習的過程中，沒有學生的自主學習，教師很難讓學生的困惑之處主動地表現出來，導致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始終不能讓學生擺脫被動學習的狀態而體現學習參與學習的積極性，也不能及時使學生學習的狀況表現出來，更不能有針對性地及時解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的疑惑或困難。自主學習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參與，參與到制定一定的學習目標、學習進度等，在學習過程中沒有理解、掌握的情況能夠比較迅速地反饋給教師，同時也避免了教師大量的重復的或無謂的講解。這樣通過自主學習輔以教師的指導、強調，學生對基本的語文知識信息掌握的效率要高得多。

二、新課程下意味著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樹立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觀念，樹立民主平等的師生觀。在中學語文課堂教學中，教師不能只顧自己唱獨角戲，無論語言多么生動、精彩，分析多么深刻、精辟，但未必是很理想的語文課。因為：一是學生一直處于聽者、被動的地位，沒有思考、參與的機會。二是學生一課聽到底，即是在有興趣，也未免有點疲勞之感，這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學生聽課情緒和教學效果。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善于觀察學生的聽課狀況，察言觀色，因勢利導。課講到那里，學生該有什么反映，產生怎樣的共鳴，教師在備課時，就要心中有數。據此教師便把備課時準備的提問或應變設問立即放出，調動學生的積極參與。這樣既活躍了課堂氣氛，也檢查了自己的教學效果，同時得到了學生對知識的反饋，也有利于學生語文思維能力的培養。因勢利導，提出問題，也可緩和學生緊張聽課情緒，使學生精神飽滿地上完一堂課。例如在講到必修三專題二第三節內容時，可以適當組織語文知識搶答賽：利用詩詞、典故、成語、俗語、歌曲等，活躍教學。通過實踐，我認為這樣的教學方式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合理的巧用、妙用，能使課堂教學藝術更加多彩。有畫龍點睛、回味無窮之作用，用到好處、妙處，學生能在愉快、歡笑中接受語文的熏陶。淡化緊張疲勞。這既活躍了課堂，又拓寬了學生的視野，豐富了知識。

總之：在教學中，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以及學生學習的指導者、幫助者、促進者。教師不僅要育人，還要育己，不斷自我完善與提高，實現自身的發展。這要求教師自己要加強學習，首先要把教本吃透，其次要多看一些有關教學的課外書籍。及時的了解史學方面的新觀點。另外還要鉆研心理學方面的知識，了解孩子們的心理特點。

第三篇：新教材通識培訓體會

新教材通識培訓體會

聽了關于新課程標準修訂的講話，我更加認識到此次新課程標準的頒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感受最深的是提出了培養學生應以“德育為先，能力為重，全面發展”的指導思想。

修訂后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結合學科特點和學生的年齡特征，進一步加強了德育教育。各學科都要把落實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修訂的指導思想，結合學科內容進行了有機滲透。二是進一步突出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教育，增加了傳統戲劇等反映我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三是進一步增強了民族團結教育的針對性和時代性。根據我國多民族的基本國情，按照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要求，在原有民族團結教育內容中更加突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發展”的內涵。四是強化了法制教育的內容。

我國基礎教育有重視“雙基”（“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傳統，但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比較薄弱。為此，此次課程標準修訂特別強調能力培養，提出三項要求：一是進一步豐富了能力培養的基本內涵。二是進一步明確了能力培養的基本要求。如針對教師反映對“探究學習”指導有困難的問題，提煉了“探究學習”的基本步驟和一般方法，以加強對能力培養的指導。

新課標要求學生學會與他人溝通、合作，在體育教學中合作學習是一種學習方式，以合作、互助的學習方式完生學習，掌握體育的知識、技能、技術，提高學生的運動能力。

第四篇：幼兒教師通識培訓體會

5月11日，我們幼兒園全機構的老師集中在xx幼兒園進行了培訓。這對于我來說這是一次難忘的充電機會，真心感謝領導為我們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提高的平臺。

培訓后，讓我明白幼兒時期是人生的起步階段，同時也是各行為習慣的養成，我們得從教育幼兒的文明語言習慣、集體意識、勞動習慣、衛生習慣、學習習慣作為出發點，我們得從良好的習慣和常規中使幼兒的生活具有合理的節奏，可以為他們的生活和學習打下良好基礎。對待幼兒，我們得明白生活中無私的“愛”，對待幼兒，我們要勞逸結合，適合地教育，不同的幼兒對待的方式得一視同仁，乖的要適當的鼓勵，調皮的要適當地教育，采取不同方式處理好幼兒問題、幼兒行為習慣是幼兒園教育的前提和核心。同時，我們得把每個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從心底里關心和愛護他們，努力對他們的生活照顧得更多、更細。

對于我個人，要學習的東西、知識還有很多。無論在班級管理、組織教學、還是在關注幼兒心理發展等方面還是比較稚嫩的。我獲益頗多，這次培訓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思考和啟迪，把簡單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簡單，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也許在不經意一次小小的鼓勵，一聲輕輕地問候，不能改變什么，但可以影響他們的一生。

我們愿做孩子的導航員！

第五篇：通識課論文

社會保障

美國: 美國的社會保障計劃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老年、遺屬、傷殘保險(0ASDI)；(2)醫療保險；(3)失業保險；(4)補充收入保障計劃。

美國社會保障計劃的特點。

1.強制性的與就業相關的計劃。一般而言，社會保障計劃都是強制性的而且要求參加的人員必須是參加工作的人員。如果社會保障計劃要通過收入的重新分配來滿足某種社會需求，則必須使參加人數盡可能的多。

2.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融資。盡管關于保障計劃的融資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大多數計劃的成本都由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為什么社會保障計劃是員工福利中的重要項目。

3.福利水平和享有資格由法律進行規定。盡管享受福利的數量和資格要求是由法律來規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參加計劃的每一個人所獲得的數量是相等的，資格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他們會由于諸如工資水平的不同，參加工作的時間長短或家庭情況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只能通過法律規定的計算公式來決定，享受福利的人員無法增加或減少應得的福利。

4.享受社會保障計劃的福利是以其享有者對某種福利有需求為假設前提的。由此，使社會保障計劃與社會救濟進行了區分。在社會救濟中，申請人為獲得救濟福利必須證明其收入水平或資產低于規定的水平。

5.強調社會公平性。社會保障計劃是建立在社會公平的基礎上而非個人公平。這是社會保障與商業保險的不同之處。在社會公平的原則下，福利計劃是為所有的享有者，無論其經濟狀況如何，提供最低的收入保障。超過該水平的保障只能通過個人的儲蓄或雇主或商業保險來滿足。這種強調社會公平性將導致所繳費用與所享受的福利之間存在著不對稱性。在有些計劃中，存在著由高收入者、單身或小型家庭以及年輕人對低收入人群、大家庭和退休人員進行補貼的情形。

美國的養老金

1993年規定:月工資在370美元以內部分列為低段，按90%計發;371-2230元部分為中段，按32%計發;22001美元以上部分列為高段按15%計發，然后把三段的數額相加，便是應得的退休金,按這樣計算，盡管工資越高退休金仍會越高，但計算退休金的比例卻是越低，最低者可低到工資的24%,相反工資越低，雖說退休金相應也低，但計發退休金的比例卻越高，最高者為工資收人的57%。但是從整體水平看，美國法定退休金平均占勞工工資收人的41% 美國還規定退休者如有18歲以下子女和65歲以上配偶者，按其撫養人數的多少，還可以再領取本人退休金50%內數額的保險金。并自1972年起，實行退休金與物價掛鉤制度，規定每半年調整一次，即物價指數增長3%，退休金調高1%，物價指數增長不到3%時不作調整。醫療補助

美國醫療補助制度主要是為65歲以上老年人和65歲以下殘疾人及某些有永久性腎病的人支付部分醫療費用的制度。這一保險制度主要有住院補助和輔助醫療部分。住院補助是為病人提供60天的住院費用，60-90天之間病人每天需支付100美元的共同保險費，而且醫生服務費通常不包括在住院補助之內。輔助醫療指在受益人每年支付75美元的醫療費用之后，可以為其支付80%的經過許可數目的內外科醫生服務費。此外，還幫助門診病人支付身體理療，發音病理費用，并提供額外的家庭保健服務以及其他類型的醫療服務和醫療費用。參考文獻:《美國社會保險考察》

日本

文獻（日）坂脇昭吉《現代日本的社會保障》

基本現狀

同其它國家一樣，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利用了保險原理，并以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事故保險等作為主體。

1、醫療保險制度

日本于1960年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規定人人都必須投保，投保者患疾病時自付所需醫療費的20％至30％。個人繳納的保險費與其收入成正比。對低收入者采取特殊措施予以減少，醫療保險分為健康保險和國民健康保險兩類。健康保險是根據1922年的健康保險法建立的。其對象是各企事業單位的在職職工。投保人每月繳納工資的4.2％，政府負擔保險支出的16.4％，投保者享受補助金為最近3個月平均工資的60％，享受時間最多為18個月。國民健康保險的對象是從事農業和漁業的人員、個體經營者、無業人員。受保人每戶年平均繳納7.8萬日元，政府負擔醫療費用的45％。

2、社會保險制度

日本的社會保險制度主要由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其它年金組成。其它年金包括共濟年金、福利年金、企業年金等。加入年金是由法律規定的。年金制度除了參加者繳納保險外，還來自國庫的負擔。國民年金于1959年10月施行，對象是20歲至60歲的日本國民。厚生年金在日語中是提高生活水平，增進健康之意，該制度創設于1942年，對象是少數未滿15歲的民間企業就業人員。福利年金則是針對70歲以上，由于特殊原因而無法享受上述年金或享受數額很少者。

3、失業保險制度

失業保險，日語中叫雇傭保險，始建于1947年。受保險對象為全部受雇于工業企業的雇員，保險金的資金來源為投保人繳納收入的0.55％，雇主繳納工薪總額的0.9％，政府負擔救濟費支出的25％和管理費。失業救濟金的給付條件是被雇傭者在最近一年內繳納了6個月以上的保險費，失業后又在“職業保障所”登記的人員，領取天數為90天至300天。

4、工傷事故保險制度

保險對象為全部受雇于工業企業之雇員，保險費由雇主繳納工資總額的0.5％～12.9％。保險范圍包括因公引起的疾病、受傷及工作能力的喪失、上下班交通以外引起的事故。工傷補助的標準依暫時性工傷和永久性工傷而有所不同。

（三）作用原因和特點

1、五大作用

事實證明，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確實起到了“穩定器”、“調節器”的作用。具體體現在：

（1）保障國民生活

戰后，從總體上看，日本的社會環境一直是比較穩定的，這從其政局比較穩定，失業率、犯罪率和離婚率一直比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低均可得到充分證明。如在1970、1980、1990和1992四個年份，其刑事犯人數依次為51.9萬、33.5萬、18.2萬、11.9萬，總體上呈減少之勢。而社會保障至少對保證國民生活和社會環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全民皆保險”體制的建立，使社會各階層均獲得基本生活和醫療保證；社會保險費運作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各階層實際收入差距，從而縮小了社會不平等，避免或減輕了因此而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失業保險也使失業者不會因生活無著而鋌而走險。

（2）縮小貧富差距

在日本，既無可與美國比肩的超級巨富，也少有美國街頭的“無家可歸者”。社會保險惠及較多的，還是各類中低收入家庭，而社會保障資金來源在日本收入最低的1/5家庭中僅占1.9％。這意味著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起到了對國民收入一定的分配與再分配功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3）強化宏觀調控

戰后，日本之所以能獲得比歐美發達國家更為優異的經濟發展業績，與其更為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有著重要因果關系。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規模以刺激或抑制社會有效需求，是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社會保障支出又在國家財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如在1985、1990和1995年3個財政支出，社會保障關系費在日本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別高達20.7％、18.4％和21.9％[9]。因此，增加或減少社會保障支出，即成為國家強化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手段之一。

（4）減緩周期波動

在社會保險費收入方面，當經濟周期處于高漲階段，社會保險機構及各級財政和企業取得的收入也相對較多，從而相應減少了政府和企業的實際支付壓力，這無疑會對社會需求從而對經濟高漲產生一定刺激作用，以致對經濟復蘇產生積極影響。而在社會保險支出方面，經濟出現蕭條或危機時，社會失業勢必增加，社會保險機構必然要支付更多的失業保險金，失業者利用這部分資金購買必要生活用品，即形成對社會需求的有效擴大，而在經濟高漲時期則相反。

（5）開發人力資源

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個人和家庭對勞動力培養和訓練費用支出的不足，對培養和開發本國人力資源起到了積極作用。

2、三大原因

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之所以能發揮上述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具有以下優勢：

（1）按照本國國情建立，社會保障具有日本特色

戰后，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盡管也借鑒了美歐經驗，但主要是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而制定。一是對社會保障涵義的界定起點高。如何確定社會保障的定義和范疇，是籌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從“勸告”中，我們可知日本在當初確定社會保障范圍時，不僅包括所得保障，還包括社會福利和醫療等社會服務。事實證明，這一界定是符合戰后社會保障的國際潮流的。二是保險費用負擔全民化。日本基本上遵循被保險人、事業主和國家財政撥款“三者負擔”的原則[10]。因為政府負擔的費用，實際上是靠稅收得來，所以，國民皆保險的實質是“全民共同保障全民”的生活。三是保險費的發放體現社會救助與個人能力培養相結合。

與西歐某些“高福利”國家相比，日本社會保障費的發放掌握尺度較嚴，這固然與控制財政支出和國民負擔的考慮有關，同時也包含著倡導個人自立、自助精神和弘揚勤勞意識等意圖。比如在失業保險方面，既組織失業救濟，也為失業者創造再就業的能力和機會。

（2）抓住經濟發展有利機遇，社會保障完善化、普及化

社會保障事業要得以長足發展，政府的積極扶植，尤其是國家財政的支撐，是首要前提。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社會保障的發達程度總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應的。戰后，日本的社會保障大體經歷了從戰后開始至50年代中期經濟恢復階段的“形成期”；從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充實期”；從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到目前為止低速發展階段的“轉換期”[11]。

而1950至1973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經濟面貌，而且也給社會保障的發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歷史性機遇。以60年代為例，日本經濟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達10.9％，國民收入和人均國民收入分別以年均16.3％和15.2％的速度遞增。與此同時，中央財政收入同步增長，年均增幅達到16.3％[11]。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加速籌建社會保障管理體系的步伐，到70年代初，這一浩大的“社會工程”已基本完成。

（3）以健全法制作為強化手段，使社會保障得以有效運營和管理

日本政府重視依法治理經濟，一項經濟制度的出臺，均有嚴格的法律依據，可以說，戰后日本社會保障制度形成和發展過程，也就是相關法規不斷完備和充實的過程。

一是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依法制定。社會保障的四個部門，均有與之相對應的法規和其他法律的有關條款，如社會保險，屬于醫療領域的有《健康保險法》等，屬于養老金領域的有《厚生養老金保險法》等，屬于雇用領域的有《失業保險法》，屬于保護領域的有《工傷事故補償保險法》等，屬于社會保險運營及管理領域的有《社會保險審議官和社會保險審查會法》等共28項[11]。又如國家扶助及社會福利，有《生活保護法》等共17項[11]。再如公共衛生及醫療有《醫療法》等共32項[11]。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管理有法可依，確保了其嚴肅性與穩定性。

二是實行分權式的管理體制。有五大機構：一為立法機構，為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二為行政管理機構，中央政府由勞動省與厚生省負責，只管監督，直接運營則由其下屬的地方政府或共同法人組織承擔。三為經辦機構，中央辦社會保障中心，地方為社會保障事務所。四為營運機構，為全國各地的保險公司。五為監督機構。

3、三大特點

首先，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廣，普遍性強。從內容上講，到目前為止，已形成包括社會保險、國家扶助、社會福利和公共衛生醫療四大領域以及諸如健康保險、養老金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事故保險、殘疾人福利、老人福利、兒童撫養津貼、母子福利、傳染病預防、精神衛生事業及老人保健等46項制度在內的較為完整的社會保護系統[11]。就質量而言，例如實行70歲以上老人“醫療免費化”、兒童補貼“制度化”以及提高養老金發放標準和家屬醫療保險支付比率等。從對象上講，在1961年的良好基礎上，更具全民化。

其次，社會保障目的由“扶貧”轉向“防貧”。戰后，日本的社會保障首先是圍繞生活救濟失業對策和傳染病防治等領域展開的，具有很強的“扶貧”色彩。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社會貧困面日益縮小，于是從5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政府以保證全體國民生活穩定為宗旨，實施“防貧”對策，這意味著日本社會保障已完成了由政府救濟向社會保險的過渡。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撥款范圍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撥款，日本統稱“公費負擔”，其中屬于中央政府部分稱作“國庫負擔”，屬于地方政府部分稱作“地方負擔”[10]。日本采取的是以“國庫負擔”為主，“地方負擔”為輔。“國庫負擔”以社會保險為重點，“地方負擔”分布較均衡，更直接地面向國民生活。

（四）面臨的問題

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經濟社會環境均較有利的條件下，得到了迅速擴充和完善，呈現出諸多優勢特點，并反過來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但隨著環境的變化，日本的社會保障又面臨一些實際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增長失速

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迅速擴充和不斷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的經濟高速增長。然而，到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經濟卻呈現出明顯的減速與停滯之勢。即使在80年代下半期的景氣時期，其增長速度也遠未達到70年代中期以前的水平。而在步入90年代以后，長期蕭條與回升乏力，更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就GNP的增長率來看：1996年～1973年高達9.4％，到1974年～1980年已經降低為4.1％，1981～1990年再降低至3.6％，1991～1995年則只有0.6％[12]。

7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經濟增長的長期失速，至少從兩方面對日本社會保障制度形成嚴重的不利影響：一是導致國家財政收入與企業經營收入相對減少，從而導致保障費財源日顯不足。1966～1975年，日本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中的社會保險費支出年平均增長達26.3％，而至1975年～1995年卻降為6.6％，下降近20％個百分點[13]。二是導致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以致加重了社會保障在失業保險方面的負擔。戰后至1973年，日本的完全失業者極少超過100萬人，而在1975年達到100萬人，以后長期居高不下。尤其在90年代更是迅速增長，1995年平均為210萬人，1996年則增至235萬人[14]。

2、人口老齡化加快

聯合國將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的現象稱為人口老齡化。70年代以后，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壽命大幅度延長等原因，日本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現今已成為日本社會面臨的最大難題。

1950年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4.9％，1990年提高到12.1％。據推算，2010年將達29.1％，2020年則為25％[15]。在今天的日本社會中平均7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達到65歲；在65歲的人口當中，平均兩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在去世半年前需要看護和照顧，其中又有一半的人臥床三年以上[16]。這意味著日本已成為世界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費支出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性。這樣，日本社會保障費用的支出將進一步膨脹。日本在2000年4月曾推出了養老護理保險制度，以解決老齡化問題[17]。通過社會保險來共同支持老年護理所需要的設施、服務等費用，國家、地區政府、企業、40歲以上的人都要負擔保險費。但該制度尚存在許多問題，其落實普及還需一定時間。

3、雇傭制度與家庭結構的變化

伴隨雇傭制度與家庭結構的急劇變化，企業和家庭在生活和健康等方面的保障功能日趨弱化，原來企業或家庭承擔的許多保障事務越來越轉向社會承擔。

戰后日本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的雇傭原則是終身雇傭制，它曾大大減緩了失業壓力，減輕了社會保障在失業保險方面的負擔。另外，企業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術培訓等多方面的企業內保障項目和設施，從而替代和減輕了社會保障的負擔。步入70年代，由于經濟形勢的蕭條，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導致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日本現今流行的臨時雇傭方式必然加劇失業，大量的保障負擔被推向社會。

戰后以來，日本的家庭結構也處在迅速變化中，其主要趨向是核心家庭化（即至多有一對夫婦及其未婚子女兩代構成的家庭），獨身家庭化和家庭主婦就業化[7]。傳統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贍養能力有所下降，原來由家庭負擔的一些保障功能也被推向社會，進一步加重了社會保障的負擔。

4、政府的社會保障壓力加大

由于政府辦的社會保障面臨越來越重的財政壓力，民間辦的社會保障得以迅速發展。但是，政府辦的社會保障不僅具有穩定社會，提高國民經濟水平的功能，還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民間社會保險的發展，在一定程度弱化了政府的社會保障功能但又不能代替前者，因此，人們對政府的期待和不滿有所增加。

俄羅斯

從俄羅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墓本原則和10年來的改革內容來看，社會保障體

制的雛形基本形成，社會保險各主要險種的原則性法律基礎也基本建立，各種社會保險金的發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在轉軌過程中出現的嚴重社會問題。但是，目前的改革與政府希望實現的目標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還未得到充分發揮。就拿醫療保障改革來說，法律規定的強制醫療保險制度并沒有完全實行，改革具有不完整性和局部性缺陷。盡管醫療保健撥款制度中的一些結構性改革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但醫療保健的許多重要原則并沒有實現。如1.承保人(保險機構)之間缺乏競爭。許多地區沒有建立醫療保險公司，而在建立了醫療保險公司的地區，其業務活動也僅局限于各自的勢力范圍之內，彼此之間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競爭；2.醫療機構之間缺乏競爭；3.對患者來說，自由選擇醫生和醫療機構的權力仍只停留在“紙面上”，在實踐中很難實現；4.無論承保人、醫療機構，還是醫生暫時都沒有更有效率地利用資金的動機。撥款機制仍舊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

(一)在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醫療保健改革沒有實現預期目標。這一事實從一個側面說明，在俄羅斯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中仍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有：

第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規之間矛盾比較突出。可以說，俄羅斯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法律框架下，按照政府和相關部門制定的有關規定和條例進行的。但是匆忙出臺的法律制度本身缺乏應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殊利益集團的主觀偏好。根據這種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制定的政策法規，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相互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且對于轉軌時期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狀況來說，現有的法律法規除了具有質量上的缺陷之外，數量上也不能滿足客觀現實的需要。如有關大規模實行強制醫療保險的法律基礎就存在著很大的漏洞。俄羅斯醫療保險法明確規定，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是強制醫療保險基金的管理機關，負責保險基金的集中、分配和使用，監督和檢查醫療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數量和質量。但法律同時又要求保留醫療保健管理機關。這樣一來，在醫療保健體系的管理方面就出現了“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然而，與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相比，醫療保健機關的官員和工作人員既無權對基金會發號施令，又無權監督醫療保險基金的花費和支出。而且直接由醫療保健機關官員支配的資金額因基金會的出現而大大減少。這種現狀必然導致兩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一方面，為了自身的利益，聯邦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會加緊將地區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團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以便盡快建立體系內的垂直組織管理結構，與醫療保健機關分庭抗禮；另一方面，醫療保健管理機關的官員們，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使他們所蒙受的損失，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阻撓改革并設法延緩改革的進程。由此可見，在大規模實行強制醫療保險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矛盾都是其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產物。

法律制度不健全還表現在，法律制度多為原則性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也就是說，沒有與原則性規定相配套的具體實施細則。如在強制醫療保險范圍內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地區間相互結算制度就沒有及時制定出來。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公民在他生活的地區之外不能獲得免費醫療服務。在幾個地區之間建立起來的、并發揮地區間治療中心作用的專門醫療機構，不得不拒絕給其他地區的居民提供免費服務，因為它們的醫療費用僅僅來自其所處地區的預算撥款。

第二，社會保障多頭管理，缺乏整體性和規范性，是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規之間矛盾突出所帶來的嚴重后果。管理方面存在的這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保障事業的健康發展。如在醫療保險基金會范圍內，聯邦基金會和地方基金會之間，基金會、保險公司和醫療機構之間的關系遠沒有理順，各自為政、互相扯皮的現象屢見不鮮。

第三，保險基金沒有做到“專款專用”，浪費嚴重。社會保險基金是用于社會保障的專用基金。但俄羅斯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存在較嚴重的缺陷，目前被挪作他用的情況時有發生。如在1994年中期，積蓄在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的資金平均只有70％用于醫療保健撥款。而剩余的30％存入銀行用作商業操作。到1994年年底，銀行存款和閑置資金相當于全年進款總額的15％。存款收入使基金會的資金增加了4.4％。依照醫療保健管理部門官員的意見，強制醫療保險資金的這種使用方法是不合理的。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還把大量的資金用來配置電腦、購買小轎車和發放基金會人員的薪金。據統計，1994年用于發放基金會人員薪金的費用占基金會支出總額的3.2％。一般來說，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的勞動報酬狀況和工作條件要好于醫療保健管理機關。這種為了滿足私人和小集團利益而將保險基金挪作他用的現象，往往伴隨著極為嚴重的資金浪費。

第四，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現象。社會保障制度中實行不同的社會保障標準，造成對某些勞動者(主要指貧窮的居民階層)的歧視。各種社會保障量化指標沒有同繳納相應的基金數額掛鉤，這主要是指暫時失去勞動能力、療養服務等的補貼數額和失業救濟金的發放。結果是繳納同樣的社會保險費，卻得不到相應的社會保障待遇。這種權利和義務相脫離的情況嚴重違背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則。這種既無效率又失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沒有很好地發揮其應有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反而擴大了社會兩極分化，使原本尖銳的社會矛盾更加突出。據俄羅斯報刊透露，目前 64％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不能領取兒童補貼，而這項補貼可能構成其家庭收入的20％—50％，而同時，所支付的60％的兒童補貼卻發給了生活富有的家庭。這些補貼僅僅占其家庭收入的1％一3％。如果把不需要兒童補貼的家庭所獲得的兒童補貼收回來，那么，所有需要補貼的家庭都能夠按月足額地領取兒童補貼。其他的社會支付和補貼的發放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例如，在發放的失業救濟金中，這項資金的40％以上發給了富有家庭，而社會上10％最貧困家庭的失業者所領取的失業救濟金卻只占總額的1％。再如，臨時喪失勞動能力的補貼也是如此。最富有的家庭約占補貼總額的75％，而最貧困的家庭所占的份額只有28％。

另外，轉軌以來持續不斷的經濟衰退使企業拖欠社會保險基金和各種補貼繳費的現象十分普遍，再加上全社會(尤其是地方政府)對社會保障還缺乏應有的認識，財政撥款不能及時到位，致使社會保障資金嚴重匱乏，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各種支出的需要。所有這些都是制約社會保障事業良性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在進一步改革中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出現問題的原因

從表面上看，改革中產生的上述問題似乎是轉軌以來的政治經濟危機所造成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政治經濟危機只是影響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俄羅斯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在整體上實行大規模的“休克療法”式激進轉軌戰略的條件下展開的。應該說，它是激進改革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方案并不是改革家們深思熟慮的產物，它一誕生就深深地烙上了“休克療法”的印痕。改革中出現的政策相互抵觸，各改革主體行動不統一等問題，是這種改革方案的必然產物。我們認為，這就是影響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深層次原因。具體來說，是方案設計者對以下情況未能給予實質性的關注。

首先，忽略外部經濟環境對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的影響。在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進程中，企業支付能力、預算條件、居民收入等因素都會隨著經濟環境的波動而發生變化，這將直接影響到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俄羅斯的社會保障改革方案是在假定未來不會發生大的經濟危機的前提條件下制定出來的。方案設計者們深信，擺脫中央控制其社會保障資金支出的地方權力機關和企業，一定會提供充足的資金來保證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他們認為，在經歷改革之初短期的困難時期之后，經濟會步入快速增長的軌道，而對有可能出現的長期經濟衰退根本沒有很好地予以研究。然而，事與愿違，轉軌以來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現狀完全是另一種情況。

其次，低估國家的調控作用。改革家們戰略上低估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戰術上必然忽視中央權力在保證法律實施方面的能力。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組織方面的改革不是只能部分地實現，就是被一再地拖延。而且由于行政管理能力、領導者的利益和力量對比關系的不同，致使各地社會保障組織方面的改革五花八門，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俄羅斯國家作用的削弱、對醫療保健體制改革的性質和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各個地區的官僚們對改革持不同的態度，這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改革的效果。但是，無論是醫療保健部還是聯邦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都沒有足夠的權力監督聯邦主體對醫療保健法的執行情況。而且在準備推行強制醫療保險的過程中，醫療保健部被改組為醫療保健和醫療工業部，該部的領導變成了以前在軍隊醫院工作的人們。改革并不是他們嘔心瀝血之結晶，甚至于醫療保險的思想與他們在部隊醫院的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經驗和觀點也格格不入。在成功地實行了強制醫療保險繳費之后，醫療保健和醫療工業部實際上便停止了規范強制醫療保險法律基礎的工作，也沒有繼續對改革和醫療保險法的執行情況進行有效的監督。在這種情況下，醫療保險各組成要素的推行就只能取決于地方權力機關的主觀偏好了。所有這一切造成了各地在改革的徹底性、速度和深度上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強制醫療保險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法律的有關規定。法律規定，徹底實現從一種醫療撥款制度(單一的預算撥款)向另一種撥款制度(醫療保險)的轉變，但實際執行的結果卻是各種制度成分的折中結合。據聯邦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的資料，1994年在俄聯邦的23個聯邦主體中履行承保人職能的只有保險公司，在14個聯邦主體中履行這一職能的只有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在34個聯邦主體中履行這一職能的既有保險公司，又有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

再次，未能重視政府官員的利益。在改革中失去部分權力，進而失去既得利益的政府官員是改革的主要阻力。然而，俄羅斯的改革者對此卻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有些經濟學家認為，被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或議員，也像社會上其他人一樣合乎理性地存在著自身的利益，他們企圖利用現存制度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們的具體行為可能并不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至少不是單純的社會福利最大化，而是包括：鞏固自己的職位并力求獲得晉升；更高的薪金；較小的工作負擔；等等。而在一個等級制的政體中，上述這些目標的實現，一是通過擴大其下屬的人數來間接地實現。對此“帕金森定律”認為，無論政府工作量是增加還是減少，或者已根本沒有工作了，政府機構的人員數目總是按同一速度遞增。二是官僚們直接通過自己的努力追求各種特權和更多的附加福利(如健康保險、養老金，以及奢侈的豪華辦公設備、旅游式的出差，等等)。因此，不能假定一旦他們當選，且成為政府官員，就突然神奇地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方式，僅僅謀求公共利益而不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總之，理論上可以推斷的是，政府雖然出于這樣那樣的動機來試圖平衡各種利益集團的要求，從而或多或少地體現公共利益，但政府官員卻可能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有著與眾不同的特殊利益，這種特殊利益自然也會體現在其決策行為中，從而體現在政府所制定的決策中。問題是，在改革過程中一些權利的喪失是否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到其他好處的補償，如果得不到補償，那么，官僚們能否執行侵害其利益的政策法規，就取決于一套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和對其違法行為的嚴厲制裁了。就拿俄羅斯醫療保健體制改革來說，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事實是，在執行權力機關領導支持改革的地區，就出現了相當多數量的保險公司，作為非在職居民醫療保險費的預算資金也能上繳強制醫療保險基金會。而在官僚們不努力或者阻礙實行強制醫療保險制度的地區，任何法律都無濟于事。因此，一切都取決于地方的實力對比，取決于官僚們對實現其利益的新的機會的認識程度。山就是說，它們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不是用在有關法規的實施上，而是用在了從新情況中為自己挖掘更大的獲利機會上。對部分官僚來說，實際上改革為他們提供了獲取更多利益(高額保險年金)的可能性。

最后，未曾認識到社會保障制度形成的非短期性。向市場經濟轉變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幾代人的艱辛努力才能實現。對于社會保障制度來說，過渡時期的特征是：投資額下降，主要基金的有形磨損和無形磨損速度加快。也就是說，職工的勞動保護水平大大降低，生產環境狀況嚴重惡化，勞動強度經常毫無控制地增加回。在這種情況下，職業性和生產性疾病的發病率、生產性事故就會急劇上升，工人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職業風險水平比較高的部門尤為如此。對許多企業來說，經濟上的自主性往往伴隨著財政上的不穩定性。這就決定了過渡時期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必須加強社會保險在社會保護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想增加社會保險金、提高保險基金會的財政支付能力，就需要建立一系列財政“緩沖器”和財政平衡機制。如建立能在主要險種之間開展再保險業務的社會銀行；建立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險互助機制。這一點對職業風險比較高的部門(如煤炭工業)尤為重要，因為在新的條件下，這些高風險部門離不開其他部門的一致幫助。因此，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過程中，必須依法確定不同社會保險部門的保險費數額，定額確立社會保障所必須達到的最低水平，建立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險互助機制。同時還需要建立各種能使保險費與部門贏利率、利潤和稅收提成相結合的機制。而所有這些社會保險制度都需要在國家的有效協調下漸進地形成。如醫療保健市場上真正競爭的出現就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不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將會發生的是：當這種競爭還不會成為決定性因素的時候，那么，在過渡時期醫療保障籌資方式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醫療保障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俄羅斯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未來的改革應從本國國情出發，但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社會經濟實踐中，西方各國根據本國實際逐漸建立了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其中有不少內容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需的。轉軌國家吸收和借鑒這些內容，有助于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少走彎路，縮短過渡期。我們認為，對于俄羅斯來說，值得學習和借鑒的經驗教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確立適應本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水平；以漸進方式使社會保障制度覆蓋全社會；依靠社會保障稅的形式征集社會保障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