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政治制度的特點

日本政治制度的特點

當今社會，東方國家多走社會主義道路，西方國家多走資本主義道路。然而，地處亞洲的日本，卻是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東方國家。日本，它的發展離不開政治制度的支持，日本的政治制度必然也有值得探討與學習的地方。

日本現行政治制度是以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國憲法》為主要依據的。根據憲法，日本采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三權分立”原則，實行了同英國類似的議會內閣制。“國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國家唯一的立法機關”，由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國會對行政、財政、司法擁有監督權，可決定內閣首相從選，有權審議和通過政府預算和國家財政議案，可對玩忽職守和違反法律的法官進行調查和起訴甚至予以罷免。眾議院有權通過內閣不信任案。

內閣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在內閣總理大臣（首相）的領導下，總攬全國行政大權，領導和監督各級行政機關的工作。它除執行一般行政事務外，還有權解散眾議院，宣布國會大選，召開國會或決定召開國會臨時會議，有權提名最高法院院長人選，任命各級法官等。

司法權屬各級法院。最高法院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形式上同國會、內閣處于平行地位，有權決定一切法律、命令、規則以及處分是否符合憲法，有權提名下級法官。檢察機關是各“檢察廳”，統管檢察官事務，但屬于國家行政機關，歸內閣法務省管轄。法務大臣有權統一指揮檢察工作，但不能直接指揮每個檢察官，而只能通過檢察總長進行。

除三權分立外，日本實行中央與地方相對分權的地方自治管理形式。地方自治體行政首長、議會議員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官員由地方居民直接選舉產生。地方自治體有管理財產、處理事務以及執行行政的權能，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制定條例。“僅適用于某一地方的特別法，非經該地居民投票半數以上同意，國支不得制定”。

而且，日本現在還存在天皇制。根據憲法，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權所屬的全體國民的意志為依據。天皇不再擁有政治上的一切權力，只是根據憲法的規定從事一些形式上和禮儀上的國事活動。

二戰后日本政局動蕩，各政黨分化組合頻繁，對整個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依新憲法建立的政治結構成為日本憲政民主的主要載體。在戰后幾十年的發展中，形成了一套日本特有的政治結構。

日本實行議會內閣制政體。其特點為議會中心、內閣集權、“議”“行”相容、議會內閣互相制約。

根據日本內閣制原則，哪個政黨執政，取決于其在議會擁有多數議席或能結盟湊足多數。所以政黨活動首先而且主要圍繞爭奪國會議席進行。只有在國會選舉中獲勝，政黨才能組閣，否則就淪為在野黨。政黨發揮的影響力也取決于在議會中席位的多少。

議會是政治舞臺的中心，但只議政表態，實際的問題，要政府解決，政府的權力又集中在內閣乃至首相手中。日本首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集中權力，取決于執政黨能否在選舉中獲得穩定多數及其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相當微妙和復雜。如果首相是黨內最大派系的領袖，便可以像英國首相一樣大權獨攬，甚至在下野后仍可以操縱大權。

日本內閣制政體的形式是“議行合一”，但“議”誰都可以“議”，在“行”上只是由議會極少數人控制。這部分人就是內閣成員，他們既是議員又是行政上層首腦。“議”“行”的一致還取決于執政黨在議會有無優勢，有多大優勢，能否保持這種優勢。自民黨在1993年以后都是和別的小黨組成聯合政府，如果照顧不到小黨的利益，就會產生政府下臺的危機，所以自民黨不容易推行自己的政策。

日本議會對內閣的制約主要體現在監督政府的活動，特別是在必要時可以通過不信任案迫使內閣辭職;當然，內閣反過來也可解散議會。若是前者，議員還可以照當;若是后者，議會和內閣要重新組成。議會要政府下臺，政府就要議會解散，所以雙方互相制衡，都不能輕舉妄動。

說到日本的政治制度特點，就不得不分析日本政黨政治了。戰后民主化促進了日本政黨政治的發展，使日本保持了一極多黨的政黨體制。自民黨得到美國的支持，是日本最大的保守政黨。從1955年成立以來就把持政權，除自民黨外，還有社會黨(1995年更名為社民黨)、公明黨、共產黨、民社黨，在1993年后出現了民主黨、自由黨、保守黨。自民黨之所以能夠長期控制政權，是因為它在國會占有多數的席位，每每強行通過法案。1993年，自民黨內部派系斗爭導致政黨分裂，雖然很快和在野黨組閣重新執政，但在議會的議席數一直不能超過半數。因此像以前一樣惟我獨尊，我行我素是不可能了。1996年實行小選區制后，有利于多黨兩極制的實現，但現在尚無這種苗頭，所以很可能走向意大利式的不穩定的一極多黨制。

二戰以后，日本處于美軍占領時期，可以說，日本是在戰敗后一下子就完成了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但是，這種西方式的民主觀念及其行為方式，卻不可能一夜之間就為日本各階層所接受。與西方的“天賦人權”不同，日本信奉的是“天賦國權”、“國賦人權”。因此日本的政黨政治和西方的政黨政治可以說有著形同實異的一面，帶有“日本特色”。它既有一部西方式的民主憲法，又有日本傳統政治的游戲規則。

日本的政黨政治的一個特征是“派閥政治”，這一點繼承了戰前日本政治的傳統。派別林立是許多資產階級政黨的一個共同特點，其客觀基礎是資產階級內部存在的各種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和其他國家的政黨相比，日本政黨的這一特點更為突出。各派別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體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組織形式。各派都根據需要建立了事務所、會計和執行機關等具體機構，管理本派事務，研究本派的活動策略。每個派系還有自己的基層組織，通常以“會”的形式出現，如中“曾根派”的“新政治調查會”等;各派別除了自己的核心組織外，還有各種類型的支援團體。在一個政黨內，一個派閥首領作為一名實力人物，培植自己的親信，盡可能多地網羅忠實“子孫”，組成自己的家族式派閥集團，目的是千方百計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更有資格成為這個組織的領袖，自己比別人更有能力使這個組織坐穩政權的寶座。在日本“只要有三個人就能形成派閥”。派閥首領自己對派系性質的概括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派閥與政黨的并容與互利關系。我認為，日本的政治還是以金錢促使產生的。在日本，政治是屬于有錢人的。一直以來關于日本的選舉就有三大“神器”之說，即“看板”、“地盤”和“錢袋”。“看板”指社會地位與聲望，“地盤”指選區與行業，“錢袋”指競選過程的經費。國會議員選舉通常需要上億日元的競選資金，在這樣的選舉現實下，純粹由個人負擔整個選舉經費是很難想象的。正因如此，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現任的國會議員們不得不投身于某一個“派閥”中，借助“派閥”的勢力和依靠“派閥”的經濟資助。而作為“派閥”的掌門人，如何大量籌措選舉資金，也就成了該“派閥”性命枚關之所在。而日本的政治家們在這方面幾乎個個是行家里手。外界把這稱為“金權政治”。

日本代議民主制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后，資產階級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建立的。保護私有財產是其制度的根本目標，政治結構的變化也是圍繞如何促進私有制的發展，鞏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進行的。

所以，日本政治結構的發展應有以下特點：

1、政黨體制將由一極多黨制向二極多黨制轉化

2、自1955年以來，自民黨在國會成為多數黨，主政長達38年之久。1993年7月淪為在野黨，但不到一年又實現了對政局的主導。直到現在自民黨在議會的席位一直沒有超過半數，不得不和其他政黨組成政黨聯盟。持續十幾年的經濟衰退，使人民對自民黨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自民黨主導的構造改革趨于失敗，自民黨面臨分裂的危機。1996年成立的民主黨已經成為日本的第二大黨，民主黨可能會更加強大，3、選舉制度的變化

日本1996年實行小選區比例代表并立制，在小選區制下，每個選區選舉一名議員，所以有利于自民黨等大型政黨。而比例代表制可以使小黨有生存的空間，但比例代表制為“灰色高官”的再當選提供了機會，丑聞纏身的自民黨議員即使在小選區落選，也可以在比例區當選。在小選區有幾個候選人時只要30%~40%的選票就成為多數，可以當選。所以小選區產生的“死票”要多于中選區。小選區制今后會不會取消也是值得注意的。

4、自民黨決策體制的變化

小泉提出政府政策的決策過程脫離政調會完全由內閣控制，加強內閣主導可以使自民黨迅速調整政策，適應政治形勢的變化。但此舉遭到自民黨議員的反對，能否成功還要看以后的發展變化。今后自民黨政府還會繼續抵制族議員對政府政策的干預，但目前來看，族議員還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

5、構造改革對今后的影響

實行小選區制后，自民黨政策加速向中間政策轉變。日本在社會經濟總體崩潰的狀態下，已經沒有力量保護落后企業了，自民黨面臨政策轉型的考驗。

社會政策與日本人口的發展

周 云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摘 要】社會政策已成為很多國家調整國內人口發展的重要手段。面對總和生育率多年來不斷下降的

趨勢,日本政府自1994年開始出臺各種有利于人們生兒育女的社會人口政策。這些政策在目標、影響人群、法律效力及涉及政府部門方面有所不同。就目前來看,一些改善育兒環境、間接提高受孕幾率的政策是有效 的,但這些政策對最終提高出生水平的效果卻不理想。在任何人口和文化中,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無論是多 生還是少生,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關鍵詞】人口發展;人口政策;日本

【中圖分類號】C924.243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00301),女,山東青島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面對人口壓力時很多國家都試圖利用包括人 口政策在內的社會政策來調整人口總量的發展。在諸多可控因素中,多數國家都將目標放在了生 育和遷移(而非死亡)這兩個重要的人口學要素 上。當遷移,尤其是國際遷移不被一些國家所重 視或開放時,生育就成為可依賴的控制人口發展 的唯一有效途徑。Weeks曾總結過控制生育政策 的途徑,包括了直接和間接的政策。[ 1 ]但他所討 論的政策多為降低人口數量或人口增加速度的政 策,并不適用于人口發展速度已經十分緩慢的國 家。根據聯合國2006 年發表的《2005 世界人口 政策》的報告,世界范圍內對本國生育水平滿意 的國家比例從1976 年的53%降至2005 年的 36%。認為生育水平過高的國家比例則從1976 年的37%上升至2005年的41%。在發達國家地 區,自1976年以來,幾乎沒有國家認為本國的生 育水平過高。相反,認為生育水平過低的國家比 例從1976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65%。[ 2 ]也 就是說,超過3 /5的發達國家已對低生育的水平有了強烈的感受。發達國家目前被與發展中國家 完全不同的人口問題所困擾,也就是生育水平過 低、人口高度老化的問題。[ 3 ]如何鼓勵國民生育, 提高整個國家的生育率是這些國家追求的直接目 標。日本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正是在發達國家祈 盼提高生育水平這樣一個背景下,本文試圖利用 現有資料,分析日本有關人口發展的社會政策的 變化歷程,政策的內容,以及相關政策對人口變動 的實際影響效果。通過日本這樣一個代表目前世 界上低生育水平國家對本國生育行為干預的各種 努力結果,思考人口相關政策的實際作用和特點。

一、日本人口變化的趨勢及后果 人口變動是社會制定和改變社會政策的基本 依據之一。日本自1920年開始幾乎每5年進行 一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稱“國勢調查”),目前已 經進行了18次。[ 4 ]這些連貫、高質量的普查為我 們分析人口變動提供了方便。根據日本多年的普 查, 日本的人口, 特別是生育率在逐年下降(圖1),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更是在世界上少 有(圖2)。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的生育 率在經歷了短暫的上升之后在1950 年降到了 2813‰, 1960下降到1713‰,而到1991年則降至 1位數的919‰的水平。與其相伴的是總和生育 率的直線下降:從1950年的3165下降到1960年 的2100, 1975年左右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而 到1980 年為1175、2000 年1136、2005 年1126!— 3 — 這種狀況引起了日本社會和政府的擔憂。小川等 人認為,如果日本持續其2005年的1.26總和生 育率,其后的每代人將以40%的速度減少。[ 5 ]以 目前生育水平為基礎的人口預測說明,日本的人 口總量將連續下降。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認為 日本人口總量到2050年將下降至8 900萬,如果 不采取任何制止下降或提升增長的措施, 500年 后日本將剩下15萬人口。[ 6 ]持續的低生育水平讓 人感到整個日本民族會因此消亡。當然擔憂的問 題并不限于生育率本身,也涉及到因生育率的降 低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老齡社會的負擔問題。政 府擔心生育率的下降會使日本經濟失去活力,社 會難以支撐社會保障系統;[ 7 ]個人更擔心“誰來 為我養老”。[ 8 ] 圖1 日本出生率的多年變化圖2 日本總和生育率的多年變化 資料來源: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資料來源:同圖1.料集, 2007 [ Z/OL ].http: / /www.ip ss.go.jp.日本社會對生育水平極度關注始于1990年。當時日本總和生育率跌至1157,社會上對此反應 強烈,以致于出現“1157振蕩”之詞,說明1157的 總和生育率已經超出了社會可接受和承受的水平。根據聯合國的相關數據(表1),日本在1976 年對國家人口增長的現狀是滿意的,但到2005年 則認為人口增長過慢。這種“過慢”的看法早在 1996年時就已出現,只是到2005 年政府才明確 表示需要有提高生育水平的國家政策。與此同 時,日本政府改變了一貫的“直接支持”民眾采用 避孕措施的態度,在2005年轉向“間接支持”的 策略。雖然我們沒有日本官方資料說明這種態度 轉變的原因,但從其他國家鼓勵人們采用避孕措 施來降低生育率的理性邏輯來看,日本政府的這 種做法是有其提高生育水平的考慮。也即少用避 孕措施可增加受孕、生育的幾率。

表1 日本政府對相關人口問題的看法(197612345 1245 資料來源: http: / /www.un.org/ esa /population /publications/WPP2005 /wpp2005.htm.注: 1 拯救母親的生命;2 維持身體健康;3 維護精神健康;4 強奸或亂倫;5 經濟和社會原因.在意識到生育率過低之時,人們也試圖了解 和分析為什么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目前流行的解釋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勞動力市場的參與,包辦婚姻的減少,婚后與父母 同住比例的減少以及婚前性行為的大幅度增 加。[ 9 ]政府的解釋則是人們未婚、晚婚以及已婚 夫婦生育的減少。[ 10 ]正是在對人口現實的這種認 識和憂慮的背景下,日本近年來出臺了多項有利 于人們生育的社會或人口政策。

二、日本與人口相關的社會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個社會為達到特定的人口變 動趨勢而采用的一種策略。[ 1 ]Weeks認為,這一策 略可以是單一目的,例如在多長時間內將某種人口 指標降至或升到某一水平;也可以是多層面的,例 如提高婦女的生育健康。人口政策通常是在有了 證據說明若沒有一定的人口政策,既定人口目標無 法實現的情況下而制定的。它可以分為直接的人 — 4 —

口政策(直接干預影響人口變動的行為的政策)和 間接人口政策(間接地影響人們行為的政策)。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例如中國),日本在 當今人口增長對國家發展如此危險的情況下似乎 也沒有公開的、直接以增加人口數量為目的的人 口政策。但我們應該看到與其他發達國家相似, 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些會直接影響人們生育行為、但沒有明確人口數量目標的人口政策。特別自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針對不利于人們 生兒育女的社會環境,著手制定了多項社會政策, 努力提高其生育水平。表2反映了近年來日本政 府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努力,從中可以看出政府 的迫切希望和政策方向的焦點。

表2中的信息主要說明,日本提高生育率的 表2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相關人口政策 時間政 府 對 策政策經手的相關部門

1994.12 “有關今后支援育兒措施的基本方向”(也稱“天使計劃”, 19952004)大藏、文部、厚生、勞動、建設、自 治6大臣

2001 “有關工作和育兒并存的支援政策方針”2 內閣會議決定 2002 “少子化對策再加1”政策32003 “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62009)由“少子化社會對策推進會議” 決定

2006.3 設置“有關少子化對策的政府·執政黨協商會”-2006.6 “有關少子化的新對策”8 由“有關少子化對策的政府·執 政黨協商會”的對策會議決定

資料來源:根據日本政府相關網站內容整理.注: 1 這是“天使計劃”的一個部分。這一方針確定了在2002年開始“等待入托兒童0人作戰”計劃。3 其中提到全體社會都來支持下一代的培養,“下一代人的培養”首次成為官方文件中的使用語言。

4“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是根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于2003年在內閣府內成立的一個特殊機構。政府內閣總理大臣擔 任會長,內閣官方長官、總務大臣、法務大臣、外務大臣、財務大臣、文部科學大臣、厚生勞動大臣、經濟產業大臣、國土交通大

臣、環境大臣、防衛大臣、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為委員。這一法律闡明了如何支援那些生育承擔著未來社會重任的健全子女的人們以及如何完善培育子女環境的一些基本理念。6 這是2003年7月30日通過、同年9月1日實行的第133號法律。這一法律的基本內容包括了“雇用環境的完善”、“育兒服務 的充實”、“地方社會對育兒支援體系的完善”、以及“母子保健醫療制度的充實”、“寬松教育的推進”、“生活環境的完善”、“經 濟負擔的減輕”以及“教育和啟發”等。[ 11 ] 7 提出為迎接未來5年左右人口轉變期,日本全國應努力推動改變少子化潮流的各種政策。涉及對育兒的支援、工作方面的改革以及其他相關重要政策的各種規定。

各種政策包括了政策的目標、影響人群、法律效力 的強度以及涉及政府部門的不同這幾個層面上。首先,面對1990年總和生育率“1157震蕩”的現 實,政府用了4年多的時間確定了首期“天使計 劃”。目標是給嬰幼兒的成長提供社會支持,通 過社會的努力來分擔人們養育子女的經濟和日常 照料的擔子。這些政策的部分目的是讓民眾不要 被育兒的重擔嚇倒而少生或不生。第二,政策的 影響人群不僅包括了嬰幼兒,也包括了對嬰幼兒 父母的支持。例如2002 年的“少子化對策再加 1”政策強調幫助那些因照顧子女辭去原有工作 卻希望再次就業的父母找工作,考慮男性的工作 方式對育兒和低出生率的影響。[ 10 ]在2000年之 前,日本的人口政策多強調“少子化”,而2002年 左右開始,政府的相關政策更強調對“下一代人 培養的支援”。這種詞語上的微妙變化可能更體 現了政策的目標雖然是提高人口數量,但在政策 的表述方面則更強調社會對個人需求的滿足的責 任,使人口數量問題看上去更是一個社會政策問 題。第三,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最終上升到了法 律層面———《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國家希 望利用法律的形式,規范社會、企業等應付低生育 率問題的責任和義務。最后,近十幾年來日本政 府有關低出生率問題的不同提案和法律是由政府 — 5 —

不同部門牽頭制定的。開始是由多部委和領導牽 頭商討制定,而進入21世紀以來則多由“少子化 對策推進關系會議”牽頭決定。

除上面對日本人口相關政策的歸類外,我們 也可以把日本有關人口的政策分為減少育兒家庭 的照料負擔和增加育兒父母經濟收入的直接有利 于嬰幼兒成長的政策以及增加避孕措施的種類、減少人工流產和棄嬰例數的間接增加人們受孕、生育幾率的政策。

11兒童津貼制度。這是直接面向兒童的社 會政策。這一制度隨著生育率的降低而增加著補 助的范圍。1971 年只有第三胎才可享受到補助(從出生到初中畢業), 1983年擴大到第二胎(從 出生到上小學), 1992年則放寬到第一胎(3歲以 內)。政府的兒童補貼享受年齡在不斷變化,從 早期的部分子女初中畢業前、1992年的所有子女 3歲以內、2000年的6歲以內到2004年的9歲小 學畢業之前。[ 12 ]補助的額度也有所變化, 2000年 時頭胎和第二胎每月各補助5 000日元,三胎以 上每月則各補助1萬日元。[ 10 ] 21針對父母的補助。這主要體現在1992年 實施的不帶薪的“父母產假法”,到1995年人們 可帶25%工資休產假, 2001 年可帶40%的工資 休產假。[ 12 ] 31增加避孕方法的選擇范圍。日本人在避 孕方法的使用方面有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特點。例 如,高避孕套使用率、荻野方法(安全期)的普及、避孕藥的低使用率以及絕育手術的低比例(圖3)。這種特點的形成與日本個人計劃生育的 歷史長、對一些方法的推崇、使用習慣、不同方法 的技術發展階段以及法律法規的限制有密切關 系。盡管村松稔提到日本法律法規的分布及傳媒 的宣傳順應了民心, [ 13 ]但不應忽視的是法律法規 和政策確會影響人們采用哪種方法,或社會能夠 提供哪些方法。例如,日本是較早開發IUD(Ota 環)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但1931年日本政府規 定避孕行為為非法, 1936年禁止使用Ota環。[ 14 ] 1974年厚生省又再次允許使用IUD;1999年準許 使用銅環IUD。

低劑量口服避孕藥也是一個例子。這種在其 他發達國家十分流行的方法直到2000年才在日 本正式得到認可。而1999年1月日本政府在接 到“偉哥”上市申請6個月后就給予了批準。[ 15 ]這 與長久以來人們使口服避孕藥合法化的各種努力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暫不論日本政府的性別差異 的態度,僅就允許“偉哥”上市的事實就可能說明 “日本政府在用各種方法增加生育率”,“因為讓 人懷孕的藥物得到了政府的批準,而阻止懷孕的 藥品得不到批準”。[ 16 ]或者說,盡管日本人現在有 更多的避孕方法上的選擇,但長久以來政府對有 效避孕或提高受孕方法的控制政策,多少會影響 到人們的生育行為。

圖3 日本不同避孕方法使用的變化 資料來源:同圖1.41降低人工流產水平。人工流產在日本人 口發展的歷史,特別是早期生育率的下降過程中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對人工流產有影響的早期法 律有1880年出臺、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工流產的刑 法和1940年出臺的優生保護法。之后又有1948 年通過、1949 和1952 年修正的優生保護法。1991年厚生省頒布了一個法令,將人工流產的孕 期時間要求降低到22個星期內。1996年政府提 議并迅速通過了修正法律。新法律刪除了所有與 “優生”相關的字眼,并更名為“母親保護法”。[ 17 ] 現在做人工流產手術已經沒有了優生的考慮,法 律規定不得對精神病患者和有精神障礙的人做絕 育手術。做人工流產的理由只能是母親的健康可 能因為身體、經濟等因素受到傷害以及被強奸等(見表1)。

在日本,人工流產數量之多促使政府和學者 考慮如何改變這種現狀。2000 年日本“21 世紀 健康快樂家庭”委員會提出一個到2010年10年 間開展母嬰保健全民運動的計劃,其中明確提到 要降低青少年中的人工流產率。[ 18 ] Goto 等人認 為,為阻止非意愿性妊娠和人工流產,日本有必要 開展更為全面的計劃生育活動,包括改善婦科保 健、加強生殖健康的教育、制定基于人們避孕需求 研究和分析的政策。[ 19 ]針對那些雖然沒有做人工 流產、生了孩子卻不想養育子女的個人,社會還為 此有所準備。例如2007年5月10日日本熊本市 的慈惠醫院在日本首創了“棄嬰搖籃”,接受出于 不同原因被遺棄的嬰兒。醫院根據相關法律于 — 6 —

2006年12月向熊本市提出了設立這一設施的申 請。但市政府以“這一設施超出現行法律預想” 為由,向厚生勞動省提出商定的要求。基于厚生 省“沒有違法性”的答復,熊本市在2007年4月5 日發放了設立“棄嬰搖籃”的許可證①。[ 20 ]可以想 象,這一計劃若被各地所效仿,必定對增加嬰兒的 存活和生長有積極的作用,或者說對日本人口的 增加、出生率的提高有正面的作用。

三、相關政策的效果

對于現代社會的家庭來說,生兒育女已經不 是一件自然和簡單的事情。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 中,人們對子女的依賴程度降低、扶養子女的經濟 和精神上的負擔越來越重、家庭的傳統角色在淡 化或消失、個人也越來越追求自我享樂和舒適。人們已經不需要生育很多子女來實現個人的社會 價值,也有越來越多的方法達到少生少育的目的。日本政府也正是通過間接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來 試圖改變其人口減少的趨勢。如果從政策目標來 看,相關政策的效果不一。

就各期“天使計劃”,其直接后果是幼兒園和 入園兒童數量的增加。例如,入園兒童的人數從 1994年的159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197萬人,其 中3歲以下兒童的入園人數則從41萬人增加到了 62萬人。[ 10 ]因此在改善就托環境和就托兒童數量 方面,日本的人口政策是成功的。政府的政策為人 們放心生育提供了良好的育兒環境。降低人工流產的努力也頗有成效。從圖4的 趨勢來看,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人工流產數占 全國人口出生數的66% ,之后這一數字不斷回 落。到1990年,日本生育率水平凸顯過低、政府 開始準備有所動作之時,人工流產的例數仍占出 生人數的近38%,也就是每出生100名嬰兒時就 有近40個胎兒被流掉。但這一數字到2005年時 則下降到27%。盡管這一水平相對其他國家來 說仍然很高,但從日本本國的趨勢來看是在下降 且達到了近年來的低點。雖然我們在這里無法斷 定降低的人工流產數的后果,也即生育是否是其 結果,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數字的降低并不單 純是人們避孕成功的后果,因為避孕方法歷來都 存在且可得,只是在2000年時低劑量的避孕藥加 入到避孕方法的選擇類別中。另外,避孕方法的 現用率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55%左 右徘徊(圖5)。因此我們認為人流與出生人數比 例的降低有其以最終嬰兒出生為結局的一面,這 也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結果。

圖4 日本人流與出生人口的比例圖5 日本人避孕方法現用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同圖1.資料來源:同圖1.然而針對提高人口出生率和總和生育率的問 題,如果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真如Retherford 等人[ 9 ]解釋的那樣,那么目前出臺的一系列政府 認為對生育率的提高會有所幫助的各項人口、社 會政策就可能不會發揮太多的影響。例如,我們 不可能再讓婦女少受教育、只待在家中不外出工 作,也不可能再為年輕人包辦婚姻。或者我們可 以認為,日本生育率的下降是個人觀念性改變的 結果。當人們的生育觀念有所轉變,特別是受到 社會經濟的強烈影響時,在短期內改變人們的生 育觀念和行為是非常困難的。經過日本政府近1 5年的各種努力,日本的生育率和總和生育率的

①日本的群馬縣自1986年開始設置了5年稱為“天使的宿地”的棄嬰收養設施,因設施的條件不夠好,發生過嬰兒被凍死的事件而

關閉。熊本市的棄嬰窗口則接受了這一教訓,慈惠醫院將棄嬰窗口設施內的溫度始終保持在36攝氏度。一旦有人放入嬰兒(必須是出

生后2周的嬰兒)設施自動鎖住,外人不可再開啟;同時醫院相關部門的警報鳴響,醫院的工作人員可以及時地抱回嬰兒。另外,在棄嬰

窗口附近設置有攝像頭,但角度只能看到棄嬰的影像。[ 21 ] — 7 —

變化并不大,且有持續下降的趨勢。例如厚生勞 動省2008年元旦對2007年生育水平的總結是: 出生人數低于2006年,總和生育率從2006年的 1132略微上升到1133。[ 22 ]盡管總和生育率略有 變化,但仍遠遠低于人口更替和提升水平。說明 人們的生育觀念依舊停留在小家庭、少生育的水平上。因此,從生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目前實行 的提高人口數量的政策仍然沒有達到目的。對日 本這樣的低生育水平的國家,如何改變人們的生 育觀念、提高個人生育意愿將會是一個現實而嚴 峻的問題。同時,日本的經驗也再次告訴我們,人 口問題的解決需要有科學和前瞻性眼光。低生育 水平發達國家的苦惱和社會政策的出臺也為世界 上不同類別生育水平的國家提供了很多應避免的 教訓和可借鑒的寶貴經驗。

第二篇：日本政治制度概況

三、政治概況與制度

（一）政治行政

日本國憲法規定了“三權分立”原則，通過讓國會（立法權）、內閣（行政權）、法院（司法權）這三個獨立的機關相互牽制，保持平衡，以保障國民的權利和自由。國民也以各種方式與三個權力機關發生聯系。日本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它是主權屬于國民、按照國民意志開展政治活動的民主政治國家。作為主權者的國民通過選舉選出議員，由議員組成議會，議會制定法律，將國民的意志反映到法律中。

→日本的政治制度：議會內閣制 圖示：

1.國會——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也是國家唯一的立法機關。

在所有的國家機關中，只有國會是由主權者——國民直接選舉出的議員構成，最好的反映國民意志。

（1）國會的構成： ①兩院制：

日本國會采用兩院制，包括眾議院和參議院。其目的是：a廣泛反映國民的意見 b進行慎重審議，防止單議院失控 c使參議院具有補充作用，以填補眾議院解散期間的政治真空。眾議院參議院日本的眾議院和參議院設在國會議事堂內,兩院各有自己的會場和辦公室。國會議事堂以中間的塔樓為界,正面右側為參議院，左側為眾議院。☆眾議院和參議院的不同：

②四種國會：日本的國會有四種，包括常規國會、臨時國會、特別國會、參議院的緊急集會。常規國會：每年1次，在1月中旬召集。會期150天（最多延長一次），審議下一的預算等。

臨時國會：由內閣決定，或任意一個議院議員總人數1/4以上者要求召集。或者，在眾議院的任期屆滿后或參議院常規選舉后30天以內召集。特別國會：在眾議院解散總選舉后30天以內召集。審議內閣總理大臣的提名等。

參議院的緊急集會：在眾議院解散期間，有緊急需要時召集。但是，在下次國會上如果無法在10天內取得眾議院的同意，則表決無效。☆國會的組織構成：

（2）國會的權限

①立法權：國會議員擁有法案提案權。法案原則上首先經由委員會進行審議，委員會表決通過后在正式會議上進行審議表決。☆立法過程：

△法案的提出：法案分為國會議員起草提出的議員提議法案和政府提出的內閣提出法案議員提議法案提交給該議院的議長，內閣提出法案提交給眾議院或參議院的議長。

△兩院協商會議：國會的表決原則上眾參兩院需一致。兩院的表決不一致時，召開兩院協商會議，有協商委員的2/3以上贊成時協商方案成立，經兩院再表決通過后作為法律成立。協商方案不成立時，如有眾議院出席議員的2/3以上多數再表決通過，則作為法律成立。②條約批準權：內閣擁有條約簽訂權，但事先或事后需要取得國會的批準。

③財政權限：日本實行稅收法定原則，各種稅金的征收和更改須根據國會制定的法律執行。此外，國會對內閣編制的預算進行表決，對決算進行批準。

④行政監督權：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提名。此外作為對于行政的監督職能，國會擁有內閣不信任表決權（僅限眾議院）。如果表決通過，內閣必須在10天內辭職或解散眾議院。⑤彈劾審判：彈劾審判是為了彈劾有失職行為的法官而設置的審判制度。也對已辭退的法官判斷是否恢復其失去的資格。彈劾審判的法官由參眾兩院的議員組織。⑥國政調查權：憲法認定各議院擁有國政調查權，以便廣泛進行與國政有關的調查。具體由委員會聽取政府機關及相關人員的說明，要求提交材料，進行證人傳喚。證人傳喚的目的是為了就政治家的可疑事件、企業的丑聞等與國政有關的重要事項詢問證人。

2.內閣——負責行政

（1）議會內閣制

內閣總理大臣獲得國會提名后，任命國務大臣組織新內閣。內閣總理大臣及國務大臣需是“文職人員”，國務大臣的過半數必須是國會議員。內閣就行政權的行使對國會負有連帶責任。內閣總理大臣可以罷免國務大臣。

（2）內閣的工作和權限

①召開內閣會議：內閣的最高決策會議稱為閣僚會議（內閣會議）。會議對從經濟政策、外交道防衛、社會保障、教育、國土保全等所有范圍的內容進行討論。內閣會議有每周兩次的“定期內閣會議”，還有在必要時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還有不召集內閣會議，將內閣會議文件傳閱給各位大臣以取得簽名做出內閣會議決定的“巡回內閣會議”。

②簽訂條約：內閣擁有外交權，代表國家與外國進行交涉。其一是擁有簽訂條約的權限。③編制預算案：唯有內閣擁有預算的編制權。根據各省廳的預算預估文件，日本財務省匯總預算草案，經內閣會議決定預算草案后提交到國會。

④制定政令：為了實施憲法、法律的規定，內閣可以制定政令。

⑤提名最高法院院長和任命其他法官：最高法院院長由內閣提名，由天皇任命。最高法院院長以外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和下級法院的法官們由內閣任命。

⑥國事行為的建議和批準：天皇沒有與國政有關的權限，因此天皇實施的國事行為，必須有內閣建議的批準，內閣對此負責。

⑦各行政部門的指揮監督：內閣指揮、監督各部門（省廳等），并辦理國家公務員的任用、免職等事務。（3）日本的行政機關：由1府12省廳及其附屬機構（委員會、廳）構成。這些機關原則上歸屬內閣管轄，但會計檢查院不屬于內閣管轄，是獨立的組織。

3.法院——獨立，以實現公正的審判

（1）日本的司法制度 ①司法權的獨立：日本國憲法規定“一切司法權屬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規定設置的下級法院”，僅限對最高法院及其下級法院賦予司法權。此外還規定了法官的獨立，“所有法官依良心獨立行使職權，只受本憲法及法律的約束”。

②三審制：日本采用三審制，對一個案件最多進行3次審判，通過公正慎重的審判，以防止錯判，保護人權。（2）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擁有司法權的日本最高國家機關，由1名最高裁判長和14名最高法院法官構成。最高裁判長基于內閣提名、由天皇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由內閣任命、天皇認證。

第三篇：日本企業文化特點

電影《忠犬八公》講述了一只日本秋田狗對主人的忠誠和愛，從側面也反應出了一些日本的企業文化。

日本企業文化最為明顯地體現為如下特征：

一、忠誠

日本企業非常重視員工的忠誠，員工忠于上司、忠于企業、公司忠于員工。日本企業不僅推崇能力，更看重忠誠。同時，日本企業員工也同時把忠誠企業作為自己人生的榮耀。在日本，不忠誠的人是被人唾棄的。日本員工時時處處維護自己企業的榮耀，不允許任何人有辱自己的企業。日本年輕人一旦進到一家大公司，就把自己的命運與公司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企業是員工的家，情感的紐帶，道義和責任的要求都使得企業不會輕易辭退員工，員工跳槽的現象也也十分罕見，從一而終任勞任怨是日本企業員工所只能從的道德準則。此外，日本企業一般不輕易解雇員工，使員工產生成果共享，風險共擔的心理。日本員工行為中往往表現出無條件服從企業，為企業發展忍受各種苛刻的條件。日本人的忠的意識除了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外，還因為自身的憂患意識濃重，日本的恥感文化特色，資源短缺，受災頻繁，是日本人必須強調一種忠的意識，才能更好的生存，從忠于天皇、忠于國家、忠于企業，日本人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文化資源。

二、以人為本，重視團隊精神的發揮

日本民族在歷史上長期是一個農耕民族，種族單一，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較深，具有長期的家族主義文化傳統，具有較強的合作精神和集體意識。日本民族主義傳統和與此相聯系的團隊精神滲透到企業文化和管理的各種制度、方法、習慣之中，使企業全體員工結成“命運共同體”。員工與企業之間保持著叫深厚的“血緣關系”，對企業堅守忠誠、信奉規矩，有著很強的歸屬感。日本企業把“以人為本”的細想貫徹到企業文化中，把培養團隊精神視為企業文化的靈魂。正是這各方面的綜合，特別是企業文化的滲透力、感染力和激勵力，使得日本企業成為一個個真正充滿活力的有機整體，從而爆發出勃勃生機和很強的創造力，完全不同于美國企業的機械性組織。

團隊精神是日本企業文化的重要特征，日本企業重視團隊能力，個人能力被置于其次地位。日本企業采取年供序列工資制，晉升主要憑年資相應的職務晉升也主要憑年資，資歷深、工齡長的員工晉升的機會較多，并保證大部分員工在退休前都可升到中層位置。這種制度是以論資排輩為基礎的，員工工作時間的長短和對企業的忠誠度比能力更重要。對員工實行長期考核和逐步提升制度，要成長為一名受重用的優秀員工，要被派往多個地點去任職，要經歷多種崗位和工種，雖然有些工作貌似瑣碎無聊，與企業似乎無關，但能否安心兢兢業業地做好這些工作，卻是企業考察員工的適應性與團隊意識的重要手段。

日本企業內部往往沒有鼓勵員工相互競爭的機制，要求員工之間，上下級之間團結協作，過分的自我表現會收到無情的打擊，為了維護良好的人際關系，員工不能以個人好惡來評判事物，二是要以群體的和諧為評判標準。在日本，集體活動甚至于下班后去喝酒都不能夠輕易不參加。

三、精細

日本作為地域狹小的島國，資源匱乏，為應對這種局面，日本人養成了精細的文化習慣，甚至有人認為日本人太過于拘泥小節。

日本企業不允許在細節上出現問題，并習慣于從細節上考察員工。日本員工為了在細節上追求完美，精益求精，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來解決看似可以忽略的小問題。也正是因為這樣，日本產品的質量在這些精細之處擊垮對手。

四、家族主義特色顯著

日本過去一直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因此日本民族具有明顯的農耕民族的某些文化物征，它首先表現為集團內部的互助合作，由于農耕作業，從播種到收獲，絕非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家人、族人必須互助合作，這使得日本人養成了團結互助的良好習慣，與個人才能相比，他們更重視協作與技術的作用，即表現為家族主義。這種家族主義觀念，在企業中則普遍表現為“團隊精神”，一種為群體犧牲個人的意識。在日本，集團是一個廣泛含義的概念。日本社會是集團的社會，一個企業可以被看作是集團，企業內部的科室、班組、事業部等也都是大小不一的集團；在企業外部，相互間有密切聯系的企業結合成集團，無數個集團最終又構成日本國家和民族這個總的集團。所謂家族主義就是把家庭的倫理道德移到集團中，而企業管理活動的目的和行為又都是為了保持集團的協調、維護集團的利益、充分發揮集團的力量。家族主義精神要求和諧的人際關系，因此“和為貴”的思想是日本企業文化的核心。

第四篇：英國政治制度的特點

英國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君主立憲制，其主要特點是“議會至上”、以內閣為權力核心、君主虛位、政黨組織嚴密。

首先，英國實行議會民主制，體現“議會至上”的原則。議會至上，即立法權在三權中居于核心地位，行政和司法機關都是立法機關的一個部分，行政權和司法權實際是立法權的派生，三者互有重疊。議會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組成，其中上院是貴族院，是主要西方國家中唯一以貴族政治為基礎的政治機構。[1]在司法權與立法權關系上，議會上院是英國最高法院，具有除蘇格蘭刑事案件外其他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訴管轄權；大法官是上院議長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長，同時還是內閣和執政黨成員。政黨獲得權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贏得議會選舉的勝利，即獲得下院即眾議院議席的多數，同時一般由獲得下院相對多數的黨領銜組建內閣，并由該黨的領袖出任政府首腦。

其次，實行內閣制，作為“議會至上”原則在行政權與立法權關系上的制度體現。即國家的權力體系以內閣為核心，內閣擁有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力。英國內閣由英王授權在下院中獲多數席位政黨的領袖組建，成員必須是議員。內閣對下院多數負責，若下院通過對其不信任案，內閣要么辭職，要么提請英王解散下院重新大選。下院中獲得次多數席位的政黨成為反對黨，受法律保護，平時組成“影子內閣”，對執政黨進行監督。內閣不僅擁有行政權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議權，由執政黨所控制的議會多數保證立法的通過。

再次，英王更多的是一種榮譽性職位，并無真正的實權。在英國政治制度中，國王作為國家元首均為世襲，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象征性、禮儀性意義，是在特殊情況下介入政黨間的權力調解，平常較為超脫，不承擔具體責任。

最后，英國政黨的組織體系相對比較嚴密，但右翼黨比左翼黨要松散。政黨無論是作為群眾黨還是精英黨，大都有一個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乃至還有一套黨的外圍組織如工會、青年、婦女組織，對本黨執政起著一種輔助作用，甚至可以對政府形成某些牽制。

可見，英國政治制度最大的特點是“議會至上”，司法權和立法權都出于立法權，民主政治的實質部分居于虛位君主之下。這種政治制度的優點是，無論是體制形成還是實際運作都相對民主、公正，更有利于決策的科學和周全。但缺點是，體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導致官僚主義，影響執政效率。

英國政治民主的發展道路是一條介于傳統與變革、激進與保守之間的道路，從中反映出英國政治文化的特點，那就是獨具特色的不列顛式島國心態，培育出了英國人在政治變革中的二元主義行為方式以及一種紳士風度的政治心態。

英國位于歐洲西部的不列顛群島上，由大不列顛島、愛爾蘭東北部及周圍5500多個小島組成，西瀕大西洋、東隔北海、南以多佛爾海峽和英吉利海峽同歐洲大陸相望。溫和濕潤的氣候，平緩的地勢造就了英國舒適的生存條件，自17世紀末以來，國內再無革命發生，社會穩定。這種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獨特的社會發展走勢，使英國人形成了以穩健、審慎、理性、獨立、靈活、保守、調和、謙卑、妥協、隱忍、克制等特質為核心的不列顛式的“島國心態”。一方面，他們在政治上“容易安于現狀，重視傳統經驗，不易受極端觀念、理想主義和個人感情的支配，樂于遵循、服從某些古板陳舊的、約定俗成的習慣法和規定”。久而久之，逐漸形成了念舊守成的群體心態。另一方面，相對獨立安定的社會人文環境，促使他們在政治上“注重保持自身特色，善辟蹊徑，自成體系，在政治制度的建設中造就自己的風格特點”。[2]首先，具有老資格的英國工人階級，常把爭取經濟利益作為主要斗爭目標。如果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他們便不思革命與暴力。其次，英國上層統治者，一向奉保守主義為圭臬。為維護階級統治和等級制度，他們寧肯保留君主和貴族，一本正經地遵循君臣禮儀。在權力爭奪的關鍵時刻，他們寧肯訴諸宮廷政變，邀請外國君主駕臨不列顛。再次，在歐洲大陸的封建君主由于拒絕妥協和讓步而被歷史無情推翻之時，英國的王室及君主卻因順應歷史潮流而沒有被淘汰，作為一種旺盛的適應機制保存下來，在現代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這種既重視傳統又追求特色的不列顛式島國心態造就了英國政治民主發展道路上的二元主義行為方式。所謂二元主義的行為方式，即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相互交織，共同對英國政治民主發展道路發揮作用。在英國政治民主的發展道路上，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扮演了兩個關鍵的角色。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歷史傳統在傳統與變革的交織中，推動著英國式發展道路的形成。英國的保守主義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樣保守，它是承認進步的，但是這種進步是有限度的進步，是在可接受的范圍內的進步；他也承認變革，但是對變革的進程和方式持穩重的態度。英國的激進主義一方面主張對現存制度進行根本變革，另一方面又要求回歸過去，回歸自然傳統，回歸平等、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正是在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斗爭中，才使兩種理論得以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英國式的漸進發展之路。但是，在英國政治制度的發展道路上，保守主義始終占據主導地位。這種二元主義的行為方式使得英國兩黨在堅持各自利益的同時總能通過妥協來解決矛盾，避免了因各自固執己見而導致政治僵局或者暴力沖突，也使得基本的民主原則能在沒有成文憲法保護的情況下完全按照一系列慣例正常運轉，真正實現了民主文化與民主制度的完美結合。

英國的貴族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就已起源，隨著社會的發展，貴族逐漸形成為社會的一個階級，控制著上院和最高司法權，對社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英國社會富于開放性、流動性、靈活性和競爭性，門閥之見和階級偏見較小，具有很強的親和趨向。在英國，“沒有因襲的社會風尚去阻撓擁有土地的士紳經營工業或做買賣；沒有法律上的障礙會阻止一個工匠的社會地位上升”。結果常常形成獨特的社會景觀：“貴族、紳士與商人、農夫雜處，商人與修理機械的工人共同飲酒，貴族的幼子進入貿易圈。”[3]這種既以進入上流社會為目標，又追求平等與自由的精神，最終形成了紳士風度的政治態度。紳士風度的政治態度主要體現為政治上的謙恭有禮，也就是說，在政治上發生無法解決的沖突時，通常就表現為為保存雙方的顏面，各自后退，以形成一種新的政治制度。

第五篇：中國政治制度的特點？

1、中國政治制度的特點？ 答：

1、以皇帝為中心，高度集中權力

皇帝個人專斷獨裁,集國家最高權利于一身,從決策到行使軍,政,財大權都具有獨斷性和隨意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以后就著手建立和健全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以鞏固其對全國的統治，此后，這種政治體制在中國延續了2000多年。在人神關系上，鼓吹君權神授，君權至上，以神權服務于君權，使政權與神權相結合，以神權作為政權合理性的依據。在君臣關系上，宣揚君令臣從，臣效死忠，下級依附上司，全國依附君主。在權力配置原則上，君主一人全面壟斷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財政、軍事和文化教育大權。

2、人治高于法制，人治的實質是獨裁

中國古代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法治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方略.“德治”篤信“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質是人治.法家“法治”名為法治但僅限于“君下法治”,法對民不對君,君主脫離在法治范圍之外,其本質還是人治.在高度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下，行政權力包攬一切，實行人治。雖然每個朝代都曾制定和修訂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制，尤其是君主的言論，可以任意沖擊、取代法律。

3、具有制度的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

中國古代政治機構的設置相當完備，從君主到臣僚，從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連，統治法網嚴密周全。

4、宗法制殘余嚴重影響到古代政治制度建設，父權觀念深入人心

居家為孝，事君為忠，借助父權來加強君權和行政權

5、儒家思想長期影響中國古代政治制度

在漫長的政治制度發展過程中，儒家經典是君主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是歷代各項制度與政策的依據。

6、貴族特權和官僚政治伴隨著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始終。

7、上述特征外，中國古代政治制度還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禍國，將城市作為統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