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有誰懂得農村？——讀《黃河邊的中國》有感

有誰懂得農村？——讀《黃河邊的中國》有感

韓德強

如果從飛機上往下看，中國的城市其實是鄉(xiāng)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輩，大多數今天的城里人都還是農民。遺憾的是，農民的孩子一進城往往就把農村給忘了，仿佛自己生來就是城里人。偶爾回到鄉(xiāng)下，也不再關心農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農村的新鮮空氣，贊美田園的與世無爭，散發(fā)出衣錦還鄉(xiāng)的得意和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有的甚至身在農村，心向城市，滿腦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時尚，卻不理解父母的辛苦勞作。不僅如此，就連那些想關心農村的人也由于話語體系的缺失而對農村一知半解。我生長在水鄉(xiāng)小鎮(zhèn)，有許多農民親戚和朋友，也曾干過一些農活，也試圖了解農村社會的真實變遷，但總是失于零碎、片面，不能形成穩(wěn)定的、系統(tǒng)的分析框架，從而無法從一些現(xiàn)象來推斷整體。所幸者，中國還有這樣一位與共和國同齡的學者，身居九十年代末喧囂浮躁的大都市，卻只身一人遍訪中原大地，給我們展示了農村社會的結構、現(xiàn)狀和困境。書如其人。一個不起眼的書名，《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xiāng)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正如曹錦清教授的外貌一樣平凡；一部注定將成為解讀轉型期中國的問題和前景的傳世之作，正如作者內心一樣博大、深沉、智慧。我讀著這本沉甸甸的日記體著作，就如同跟隨作者進入了“調查現(xiàn)場”，觸摸到了農民的呼吸和心跳，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艱難和希望，并且隨著作者的目光和思緒，與作者進行著推心置腹的長談。感謝你，曹錦清教授，你幫助了每一個真正關心著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人真切地了解我們身處的大地，理解活躍在人們思想深處的傳統(tǒng)文化，并且在歷史和現(xiàn)實之間建立起了可以溝通的橋梁，更將使人們睜眼認識自身的歷史方位。我們常說，認識問題才能解決問題。農村問題之所以越積越多，是與主流話語體系將其排斥到不可理喻、不須理喻的邊緣地帶分不開的。毫無疑問，八十年代初包產到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產、生活，農業(yè)產出一度增長迅速。更重要的是，承包制由農村進入城市，推動國有企業(yè)的重大制度變革，奠定了體制改革的基調。問題是，承包制雖然解決了部分農村問題，卻引發(fā)出更多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一家一戶的小塊土地承包制，與農業(yè)現(xiàn)代化的目標似乎有著根本沖突。一味地贊美、肯定包產到戶，勢必將掩蓋新產生的問題。眾所周知，九十年代以來，農民負擔在一片減負聲中不斷加重；農村孩子的輟學率越來越高；農村超生率難以下降；農村干群關系越來越形同水火。為什么？只是鄉(xiāng)村兩級干部橫征暴斂的結果嗎？眾多媒體無意中在作這樣的引導。因為這樣做既省事又安全，還符合老百姓的直接感受。然而，接受調查的鄉(xiāng)村干部認為，“這種輿論既不公平，又很危險。??直接向農民要錢要糧、刮宮罰款的是鄉(xiāng)村兩級干部，但計劃生育執(zhí)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來的錢糧，相當一部分還不是給上面各部門拿走了。再說要養(yǎng)活那么多吃皇糧的人，還要發(fā)展農村經濟搞基本建設，都得大把花錢，光維持鄉(xiāng)鎮(zhèn)中小學教育經費，就得用去全鄉(xiāng)鎮(zhèn)60%左右的財政收入。”根據作者的調查，造成內地農民怨聲載道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機構不斷膨脹，人員不斷增加。短短十幾年時間里，縣鄉(xiāng)兩級吃皇糧的人員增長了三五倍；二是各級各類機構不斷追趕現(xiàn)代化，建大廈、買小車、配大哥大，公務開支大量增長；與此同時，各級干部追求高消費，吃喝、獎金、福利的出處又往往落到農民頭上，例如通過要求訂閱報刊雜志，加大罰款力度等；三是顯示政績，“大跨度、超常規(guī)”，拓馬路、拆舊房、修賓館，以及不切實際地要求各鄉(xiāng)各村都辦企業(yè)，造成大量資金無效使用；四是由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重擔壓在鄉(xiāng)村兩級政權上，村管小學經費，鄉(xiāng)管初中經費，縣管中學經費，鄉(xiāng)級財政收入60%以上用于小學、初中教師的工資，成為農民負擔的基數；第五才是法律意義上的腐敗：貪污受賄。我曾經奇怪，如果說其他各項涉及到各級官員的素質，其行為監(jiān)控的難度很大，那為什么中央不能一刀切壓縮縣鄉(xiāng)村各級政府的編制呢？曹教授也給我提供了滿意的答案：縣鄉(xiāng)兩級政權負擔著每年安排數百名大中專畢業(yè)生和復員軍人的壓力，還得給離退休老干部的子女安排出路，這就使精簡機構根本上成為不可能。內地大多數縣鄉(xiāng)工商業(yè)不發(fā)達，有頭腦有野心的人只能在官道上進取。這批人有文化，有見識，有社會關系，有組織能力，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可能會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的組織性因素。事實上，由于機構過度膨脹，內地干部的工資水準很低，剛分配到崗位上的年青人尚未掌握實權，沒有多少油水，升遷的出路日益狹窄，他們已經積聚起很大的社會不滿。當然，從底層農民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機構膨脹，是現(xiàn)代化沖動型消費，還是顯示政績，這都說明官員們替農民辦事是虛，專謀一己私利是實，都屬腐敗之列。真是夠水平。然而，作者并沒有停留在對農民疾苦的關心上。即使解決了腐敗問題，減輕了農民負擔，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塊土地承包制仍然無法通向農業(yè)現(xiàn)代化道路。一些地方耕作已經實現(xiàn)了機械化，一些農機專業(yè)戶收費為各農戶提供機耕、機播、機割，但仍不能產生大量人均剩余，農民仍然只能得個溫飽。而另一些地方則由于土地規(guī)模過小，農戶又無力支付機耕費，又回到了牛耕馬拉的時代，連溫飽都困難。這就是中國農業(yè)的現(xiàn)代化道路嗎？歐洲各國現(xiàn)代化產生的大量過剩人口可以輸出到北美，北美東部現(xiàn)代化產生的過剩人口可以向西部拓進，中國農業(yè)現(xiàn)代化產生的過剩人口將欲何往？歐洲、北美工業(yè)的發(fā)展可以吸收破產的中小農場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工業(yè)能不能提供同樣多的就業(yè)機會？如果這一切都不現(xiàn)實，那么農業(yè)現(xiàn)代化的出路何在？如果農業(yè)不能現(xiàn)代化，可以設想工業(yè)現(xiàn)代化單騎突進嗎？曹錦清認為，中國農村現(xiàn)代化的要害是農民行為方式的現(xiàn)代化，即從“善分不善合”的無組織狀態(tài)，向以共同利益為紐帶、平等協(xié)商的有組織狀態(tài)轉變。為此，需要一大批熱心于農民與農村事務的知識分子志愿者，從外部將新的合作組織與原則導入到農村與農民中間去。他建議：“

一、一切關心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尤其關心農村與農民現(xiàn)代化進程的知識分子，必須從理論上充分認識到承包制下小農重新聯(lián)合起來的極端重要性。

二、中央與各省創(chuàng)辦培養(yǎng)農村合作人才的大專院校。

三、在農村進行合作試點，用典型來教育農民。

四、負責推動農村合作的領導機構，只接受地方財政的資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

五、創(chuàng)辦一份全國性的合作刊物。

六、新合作運動的宗旨是：把小農扶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自己走路。”曹錦清承認，有人會認為這一建議是在“癡人說夢”，但他強調，“上述思考與建議是我長久思考的結果。”在我看來，一位對中國農村有著深邃洞察的學者提出這樣一個夢想式的建議，恰恰說明了農村問題的嚴重和深刻。沒有輕而易舉、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沒有一個奇妙的解決一切問題的制度設計，需要有高尚的人性作引導，改變農民的日常行為方式，才能真正使農村走向現(xiàn)代化。這也許是夢想，但是人類的前進必須要有夢想。如果我們連夢想的勇氣都沒有，那無論是中華民族還是全人類恐怕都會無可救藥地沉淪到現(xiàn)實的深淵中去。事實上，至少曹錦清是現(xiàn)實的，為什么多個曹錦清就只能是夢想呢？我之所以對《黃河邊的中國》愛不釋手，還不僅因為它梳理了農村的問題和出路，還因為它是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一部深度寫真集，更因為它時時讓知識分子的各種時髦理論接受現(xiàn)實生活的檢驗。曹錦清的判斷是，中國激進知識分子“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賴以有效動作的社會心理與習慣。當廣大農民尚未學會自我代表，且需別人來代表時，一切法律與民主的制度建設，只能是一層浮在水面上的油。”就此而論，《黃河邊的中國》除了給在廣大農村地區(qū)工作和生活的有識之士提供了理解并改善自身處境的分析框架，還將三農問題納入到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的大視野中，給不諳農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認識中國農村、農民、農業(yè)問題的一個分析框架，使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能增加幾分現(xiàn)實感。

（《天涯》雜志）

第二篇：思想匯報—讀《黃河邊的中國》有感

（注：黃河邊的中國為黨課所列讀本）

摘要：這次中原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我們民族的母親河——黃河，考察散處在黃河流域的村落，了解居住在村落之內的農民與建立在村落之上的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實際反應與變化，思想匯報—讀《黃河邊的中國》有感。學術界用“社會轉型”這一范疇來分析這一嘗試一切人都卷入氣餒的歷史性變革，但那個在解題中的“社會轉型”到底是個什末樣的社會形態(tài)，這個將要轉型的“社會形態(tài)”又具有怎樣的性質，誰也說不清。然而我隱約感到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正醞釀著一場有關這一問題的大論戰(zhàn)。

感想：作者觀察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社會觀大的農民、農業(yè)與農村社會站在社會生活本身看中國農村社會的實際變化過程式我更加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狀況的認識。中國現(xiàn)代化目標歸根到底是受中國農民、農業(yè)與農村現(xiàn)代化的目標圖經濟速度所制約的。

摘要：中原幸存調查第一站——d鄉(xiāng)l村。

河南鄉(xiāng)村蹲點調查的第一個點，k縣的d鄉(xiāng)l村：對劉氏家庭進行的調查：戶主52歲，黨員，復員軍人，為人忠厚，務農。妻48歲生有三女一男。長女已出嫁，次女做過保姆如今在開封農場打工。幼女小學畢業(yè)后在家務農，幼子在讀初中。按恰亞諾夫家庭生長周期學說，該家庭者處于生長的鼎盛時期。在未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的這一代人中，這種家庭人口規(guī)模很是普遍。中午老劉備酒菜相款待。雖然我們反復叮囑他在他家站住期間與他們平時一樣的吃，但還是不知從何處搞了一些菜，吃飯時我們要留的妻子女兒一塊上桌來吃，老劉說鄉(xiāng)下沒有這個習慣。村民請客吃飯妻女不上桌，這一風俗習慣在八九十年代的江浙一帶似已破除。這一習俗的保存欲消除死于鄉(xiāng)村經濟狀況有密切的關系。

第二家貧困戶也姓劉，戶主現(xiàn)年50余歲，人挺能干，生有兩子，長子在長春某大學讀書，次子在縣重點中學讀高中，思想匯報《思想匯報—讀《黃河邊的中國》有感》。他家的貧困，主要是妻子身患重病，一病就是十幾年，到處求醫(yī)，一是費了工時，二是高額的醫(yī)療費用把他徹底拖垮了，妻子去年病故，腹下兩萬余言的債務。戶主對他家的不幸在于似乎一無抱怨：“老婆患病總想治好她雖然死了，也算對得起她。所借之錢慢慢還就是了，如今唯一的心愿，是讓二個孩子能大學畢業(yè)，找一份好工作，不要像我這樣辛苦一輩子。”第三家貧困戶大門緊閉。戶主姓周，四五十歲，地能有比較懶。同樣一畝地畝產只有別人的一半。家里像個狗窩，但填飽肚皮沒有什末大問題，實行土地家庭承包之后，絕大多數的農戶，生活水平比從前提高了。發(fā)財的只是少數。浙一帶幾乎沒有鄉(xiāng)村企業(yè)，發(fā)財的幾乎，不是搞建筑承包，就是搞糧食買賣。在這輪爭取家庭優(yōu)勢地位的競爭中的的落伍者，似乎是有三個原因造成的：一是低能，而是懶惰，三是疾病。

農民認為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好，對現(xiàn)行的土地分配與使用制度并沒有感到有何不便之處，他們并沒有進一步改進的要求。這幾年，經歷過農業(yè)集體化時期的農民，對分田到戶所帶來的變化，有兩個共同的感受。一是生活水平確實比過去提高了，而是人比過去自由多了。

感想：改革是自覺能動的過程，改革所引發(fā)出來的諸多利益，要求要廣泛升入地分析顯示對改革是有積極作用的。

摘要：中國的百姓，既要富裕又要安全還要一點平均主義，至于這三大目標能否與怎樣協(xié)調，這是一個令理論家與政治家們頭痛的大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一半接受了這個有自由、有競爭、有貧富差異的新秩序，但中、老年那一代人，無論他們目前的社會處境與地位如何往往用原有的社會標準來衡量，評價這一新的社會秩序。若要他們真的退回到那個安全的好無人身自由，平等的普遍貧困的公社時代去恐怕極少有人會贊同的。

承包之下的小農經濟入獄達四場的關系，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確定不移的方向。中國內地廣大農民十分缺乏進入全國性大市場的經驗。

摘要：在河南大學講演，一再談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對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有兩種途徑。一時典籍試讀，二是實證調查。因為一切傳統(tǒng)都是產道現(xiàn)代并同意到人們細膩、習慣、風俗與制度中去獲得因素。江河兩種方法結合起來，方能對“活傳統(tǒng)”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而中國古代社會只有兩種組織，一是作為生產組織的家，一是作為政治組織的國。其余一切社會中間組織查不多是模仿家組織原則構建的。

三、任何一個小農家庭都處于四重關系中。一是與土地、與自然的性質交換關系。二是利用學員與情感相維系的非市場的人情交換關系。人情交換關系大量侵入現(xiàn)代政治過程，是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及黨政腐敗的一大文化根源。小農只有預計是想交換的經驗，參與國內、國際大市場的交換經驗尚待創(chuàng)新，新的組合組織或是一條出路。

通過閱讀這本《黃河邊的中國》我對轉型過程中的紅果社會有了一點了解。對農村社會狀況多了些認識。作為新一代大學生要了解社會，了解環(huán)河邊這片古老的土地。中國的現(xiàn)代化，以農業(yè)現(xiàn)代化最為關鍵，任務繁重。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蓋蓋，始于農村，始于公社集體耕作制的駐東非處于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改革確實解決了農業(yè)產量與農民生活長期停滯不前的大問題，但其所引發(fā)出來的一系列經濟、政治與文化后果，一部分已開始顯現(xiàn)，一部分還深藏在未來的發(fā)展之中。所以對農村社會實際狀況與問題做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篇：讀《黃河邊的中國》曹錦清有感

《黃河邊的中國》讀后感

13社工本1 宋紅光 1314040210

1995年，上海某大學的教授曹錦清做出到河南的農村進行調查的決定，并在河南的許多鄉(xiāng)村、城鎮(zhèn)、縣市進行了調研。調研后整理出版了這么一本書。我大概花了近一個月的課余時間將這本厚厚的書看完，又沉淀了一個月，才打算寫這么一篇讀后感。向來不喜歡寫讀書感，雖然讀完一本書后經常都會有些自己的感想。距離讀完這么一本靠數據和事實充實起來的書有一個月之久，所有具體的人物、時間、地點、數據、事件等等都已經很模糊，但這正是我要的效果。在所有的細節(jié)都已經模糊的情況下更能讓我從整體上把握這一本書的內涵。要問我說這本書寫的是什么內容，一句話，作者1995年在河南一些地方調研的記錄。

作者調研是通過層層的關系網進入農村進行幾天的蹲點調查，和村民聊天，然后搜集、記錄他覺得有用的信息。除此之外，他還利用一些人際關系及講座、報告和鄉(xiāng)縣村各級官員談話、了解情況。在調研過程中，他發(fā)覺，1995年時候的中原鄉(xiāng)村，在很大程度上和古代，或者說封建社會的鄉(xiāng)村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雖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這主要反應在衣食住行上），但1995年時候的中原百姓還得繳納很沉重的各種稅，和村干部的關系還很緊張，思想意識一樣閉塞落后，最討厭的還是官吏的貪污腐敗現(xiàn)象。于是有時候，作者有不知身處何時何地的茫然之感。調研過程中，作者發(fā)現(xiàn)，一個個村莊就像某些官員的一個個封閉的領域，外人很難進入，更不用說獲得一些事實。于是作者時不時會覺得在自己的祖國進行學術研究的實踐活動很困難。這是不應該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但又很無可奈何。于是像作者要做這樣的調研，得通過層層的關系才能進入調研現(xiàn)場；而調研過程還得小心翼翼，生怕觸犯某些人的利益。我不是很清楚作者調研的目的，但是，在書中他屢次論述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并批判了只埋頭于書齋的研究、不去進行實際調研的一些學者的治學之法。而作者也意識到要進行這一類型的調研，在國內當時沒有系統(tǒng)的理論可以指導，而直接套用外國的理論則有些牽強。理論的總結需要實踐的支持，于是他得進行實踐；但實踐得在理論的指導下進行，但是國內還沒有這方面的系統(tǒng)理論……他只好在這種矛盾下進行實踐，或許他心里暗暗覺得如果能夠在實踐之后總結出一套有用的理論將會是這一實踐之后的最大收獲吧。我覺得，其實在進行調研的時候，作者本著的是和我們在支農時候相似的一種理念，就是不是很清楚自己這樣做有什么意義，但覺得做了比不做好。中原大地是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當地人民現(xiàn)在的生活狀況也就對很多人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像作者這樣的人就會想去看看我們的母親河現(xiàn)在怎樣；在母親河哺育著的地區(qū)的人們過去怎樣生活，現(xiàn)在又是怎樣生活……他是寫出了一本書，但是，書中只是記載了他的調研情況和他在調研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誰會去讀這么一本書，這本書會不會對決策者的行為產生一些效果，他都不知道。只是基于一種知識分子的自覺，他去調研，去記錄，去思考，去反映。就像我們的支農活動。一直不甚清楚我們的意義，但是就是去體驗，去實踐，去發(fā)現(xiàn)，去關注。

站在現(xiàn)在的時間點上來看，作者選擇的時間，1995年，可以說是很特殊的時間。1995年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各方面進行更深入、更廣泛變化的轉折點。書中還記載了幾個比較特別的村子的“發(fā)跡史”，包括南街村等“四朵金花”。這些村子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們靠著一個有魄力、有能力的領導人將整個村的人心團結起來，一起選擇一種特殊的發(fā)展方式，在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下發(fā)展經濟，獲得驕人的成績，全村共享，令人艷羨。雖然它們的發(fā)展方式不盡相同，但是，共同的是，村子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領導人物的能力及出名后所帶來的正面效應。這樣的村子經過幾年的高速發(fā)展，經濟確實起來了，人們的生活確實比周圍的村子的好許多，但是，它們的模式不可復制，因為并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那么出色的領導人。而它們對它們領導人的高度依賴則會讓人擔心，一旦它們的領導人下臺后，村子還能在原來的軌道上正常、健康、持續(xù)地發(fā)展嗎？

作為現(xiàn)代的大學生，讀這樣的書初衷是為了提高自己對農村現(xiàn)狀的了解，希望從中能找到可以借鑒的地方，可以進一步的豐富自己的專業(yè)的社會調查的知識。但是，書中的資料可以說已經很陳舊了，離我們想了解的農村現(xiàn)狀比較遙遠；所能借鑒的，是作者作為知識分子的自覺、靈活的調研方法、調研時的認真細心，有所側重及對調研結果的思考、總結。要想提高自己，光讀這么一本書絕對不夠，還得再讀些相似題材的書，通過對比來提高自己。

第四篇：讀《河邊的蘋果》有感

讀《河邊的蘋果》有感

星期天，我和我的表弟蘇程洋在樓上寫作業(yè)。我無意間從蘇程洋的書包下抽出一本故事書，其中有一個故事《河邊的蘋果》，雖然僅僅只有幾十字，可它好像有一種神奇的魔力，緊緊地吸引著我。

這段文字講了一位老和尚，讓他的弟子們去南山各自打一擔柴回來，可是，半路上洪水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弟子們都顯得很喪氣，可回去后，沒有一個人向師傅傾訴，唯獨一個小和尚如實告訴了師傅，并說：“師傅，這次我們被一道洪水擋住了去路，可我看見洪水邊有棵蘋果樹，就把樹上唯一的一個蘋果給摘下來了。”后來，這個小和尚成了師傅的衣缽傳人。

讀了這篇僅有幾十字的故事，讓我深有感觸。

世上有走不完的路，也有過不了的河。過不了河掉頭而回，這，也是一種智慧，但真正的智慧還要在河邊做一件事：放飛思想的風箏，摘下一個蘋果。摘下這個蘋果，能收獲友誼、勇敢、自信、快樂和期盼。歷覽古今，抱定這樣一種生活信念的人，最終都實現(xiàn)了人生的突圍和超越。來吧！讓我們放飛夢想，摘下一個人生中的“蘋果”吧！

第五篇：《黃河邊的中國》讀書筆記

《黃河邊的中國》讀書筆記

一、作者簡介

曹錦清,1949年生，82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哲學系，86年在華東師范大學獲碩士學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學院，現(xiàn)為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著作有《現(xiàn)代西方人生哲學》、《平等論》、《當代浙北鄉(xiāng)村的社會文化變遷》（合著）、《中國單位現(xiàn)象研究》、《黃河邊的中國》、《中國七問》等。1996年，上海學者曹錦清兩入中原，借助其“親友關系網絡”，深入河南農村進行田野調查，歷時120余天，后以日記體形式寫成本書。《黃河邊的中國》一書在當年引起學術界的熱烈反響，成為觀察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的翔實的資料，榮獲第五屆“上海文學藝術獎”。

二、研究理念

將“從內向外看”與“從下往上看”結合起來，觀察中國社會。就是指從傳統(tǒng)的角度去審視現(xiàn)化化過程。就是站在社會生活本身看在“官語”與“譯語”指導下的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實際變化過程。所謂“外”，就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范疇；所謂“內”，即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現(xiàn)實，尤其指依然活躍在人們頭腦中的習慣觀念與行為方式中的強大傳統(tǒng)；所謂“上”，是指中央，指傳遞、貫徹中央各項現(xiàn)代化政策的整個行政系統(tǒng)。“從上往下看”就是通過“官語”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過程；所謂“下”，意指與公共領域相對應的社會領域，尤其是指廣大的農民、農業(yè)與農村社會。所以，“從內向外看”與“從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會生活本身看

三、為實現(xiàn)這一理念而采取的方法

1、暫時把預設的理論框架“懸置”起來。所謂“懸置”，既非“拋棄”，又非用以套裁社會事實，而是讓一切可供借用、參考的理論、概念處于一種“待命”狀態(tài)，調查者本人則時時處于一種“無知”與“好奇”狀態(tài)，直接感受社會生活本身。

2、“入場”途徑是：啟用親友關系網絡。依據這條傳統(tǒng)習慣所認可的途徑，既可“入場”，又能“保存現(xiàn)場”。此次中原調查，我就是沿著市、縣黨校各位的朋友們所提供的“親友關系網”而直達村落、農舍的。

四、本書精彩內容

（一）、農村現(xiàn)狀：

A、生活異常貧困。農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饃”。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著終年不吃菜的習慣。“一般農民雖然蓋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蕩蕩的,沒有幾樣值錢的東西”。多數農民生活的目標與樣式仍然沒能超越延續(xù)了千年傳統(tǒng)——“一生積累,只為了蓋房、娶親這兩件事”。農民經常是“早飯:面湯加紅薯,農忙時節(jié)加饃。通常無菜肴,或有一點自制咸菜。中飯:面條。面條分兩類:一是紅薯粉制的面條,一是小麥粉制的面條。晚飯與早飯相似”。

B、深受四害之苦。一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要么不動，要么亂動”，而所做之事大多是“催糧征款、刮宮流產”），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四是疾病之害。“如今農民最怕的就是生病，醫(yī)療費實在太貴，全家一人重病，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

C、社會風氣下降嚴重。“既富之后,吃喝嫖賭之風大盛”。不少先行富裕起來的農民沉溺于賭博,原本比較樸素保守的鄉(xiāng)鎮(zhèn)、縣城如今也有了光怪陸離、擁紅依翠的逍遙去處。農村中很多地方“雞叫不論更,男女分不清。貓狗爭著養(yǎng),公婆扔出門”。

D、小農意識強烈，喜分不善合。

E、地方宗族勢力抬頭。

案例分析：

一個農民的困惑：

“雖然中央與省市一再要求我們延長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說是一定30年不動。這一政策的動機是好的，但執(zhí)行起來十分困難。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戶數處于經常的變動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這個變動就很大了。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這種家庭在村組內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須進行一次耕地調整。我們鄉(xiāng)政府對這種自發(fā)調整行為是無力干預的。”這是曹錦清在1995年做調查時一位鄉(xiāng)鎮(zhèn)的領導干部告訴他的。那么這種現(xiàn)象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呢？

山東東營市墾利縣黃河口鎮(zhèn)興林村是一個以棉花種植為主業(yè)的農業(yè)村落。最近幾年，由于政府已將原來使用土地需要交納的費用一一免去，加之棉花種植有利可圖（每斤3元左右），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這種家庭（乙方）在村組內占有的比例并不太高（但人數不少），但是帶頭人卻是村組干部。他們利用在村委會的職權，先是從每家地中抽出一部分地作為集體地。然后又強行耕種了這部分土地。鄉(xiāng)政府對此亦無力干預。2006年10月，這一部分被占土地者（甲方）作為原告將搶地的村干部等人告上法庭，幾乎甲方的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會勝訴。必竟土地原來由自己種著。但是審判的結果卻出乎每個原告的意料。法院裁決：土地的所有權既不歸甲方也不歸乙方，而歸村委會所有。兩者的糾紛應由村委會協(xié)調解決。而把持著村委會的乙方裁決：“誰搶到歸誰！”對此，甲方的百姓困惑不已。怎么按國家政策種的地反倒不是自己的了？

（二）、干部現(xiàn)狀：

A觀念與作風不正。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B缺少權力的制約，官員腐敗嚴重。不少干部“早上圍著輪子轉,中午圍著盤子轉,晚上圍著裙子轉”。各鄉(xiāng)鎮(zhèn)書記與鄉(xiāng)鎮(zhèn)長，通常在縣城里有私家別墅，且縣級主要官員在地市擁有自己的樓房、別墅。這不僅在駐馬店各縣鄉(xiāng)如此，在整個河南也是一種極普遍的現(xiàn)象。河南某縣的劉縣長更把“唯物主義”精彩詮釋為“唯財物主義”,更似揭示出了某種真諦。這位縣長追問道:“舉世若狂,圍著金錢轉,何能獨獨叫有權的大小官吏守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而甘居清貧?”。

C干部編制不斷增加。就一縣而言，如今黨、政、群三塊所屬機構總共六七十個，人員接近一千。若加上全縣19個鄉(xiāng)鎮(zhèn)的黨、政群人員，那就更多了。如今縣鄉(xiāng)兩級黨、政、群人員比1983年（公社制改鄉(xiāng)鎮(zhèn)制在1983年）增加了3倍多。

D、管理方式粗暴。從這個計劃生育口號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鋸樹牽牛；上吊給繩，喝藥給瓶；寧肯家破，不要國亡。

E、管理鄉(xiāng)鎮(zhèn)實行條塊化管理。凡是收錢的部門都抓到條的手中，凡是用錢的機構都推給塊管。使鄉(xiāng)鎮(zhèn)政府只有義務沒有權利。鄉(xiāng)村兩級成為上級部門和農民批評的共同對象。

案例分析：

一個鄉(xiāng)黨委書記的嘆息：

就拿我鄉(xiāng)來說，光黨政各部門的在職人員就有160名，加上離退休干部30余人，共計近200人。他們都得吃飯拿工資。上面還每年給我們下達指標，必須安排十幾名復退軍人與大中專畢業(yè)生，這是政府部門承擔硬性規(guī)定的就業(yè)任務。使得鄉(xiāng)鎮(zhèn)財政喘不過氣來的主要原因，不僅在于日趨龐大的黨政部門，更在于教育負擔。中央規(guī)定，每級政府負擔各自轄區(qū)內的教育，這樣，中小學的教育經費差不多全由鄉(xiāng)鎮(zhèn)一級政府來承擔。我鄉(xiāng)財政收入的60-70%都被教育這一塊占去了。這里指的還主要是全鄉(xiāng)300名教師的工資，尚不計校舍與教學設備的投入。這對于依然以農業(yè)為主的內地鄉(xiāng)鎮(zhèn)來說，行政與教育的自身壓力就幾乎把我們壓垮了。更要命的還有上面各部門的利益。宣傳部門每年要我們訂幾十種報刊雜志，這十幾萬元還不是最終攤到農民頭上嗎？去年，電力部門要在我鄉(xiāng)建一所變電站，也要鄉(xiāng)政府出錢，鄉(xiāng)政府又不是搖錢樹，這筆錢不也落到農民頭上嗎？每度電按規(guī)定只有四五毛，實收八九毛，這個差價給他們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內地不少的鄉(xiāng)政府除了“催糧征款、刮宮流產”外，很少有余力辦其他事情了。

五、讀書感想

經過120余天的調查，作者對黃河邊的中國社會進行了全景式的描繪。并用那些懸置的理論對發(fā)生于社會中的一系列現(xiàn)象作出了一定的解釋。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我并沒有找到能夠有效地解釋農村社會并指明現(xiàn)代化出路的理論。”如何更好的解釋這些發(fā)生于中國社會的特殊現(xiàn)象，如何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尋找可行的出路。也逐漸成為困擾我內心世界的一個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