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中國社會史》有感

讀《中國社會風俗史》有感

2013313348 倪露靜

最近看了CCTV記錄頻頻道的《傳家》，對婚姻嫁娶、喪葬習俗、衣著服裝頗感興趣，于是就借來描寫中國社會風俗的書一讀。

《中國社會風俗史》是山東師范大學秦永州所著，全書分為八章從服飾、飲食、住居、節(jié)日、婚姻、生老、喪葬、信仰八個方面進行講訴，每章簡略的敘述了各風俗習慣的起源，介紹了各個風俗起源的內容、發(fā)展和特征，最后又進行總結和分析。在敘述中，將傳統(tǒng)風俗與現(xiàn)代社會、文化緊密接軌。對由風俗演變而來的成語、言語、故事都加以講訴，對各種風俗產生的影響頁從正反方面進行評價。對我豐富知識，更新觀念，接受民族文化的洗禮，改變對世俗文化的偏見，更好地面對我們社會中的風俗。

節(jié)日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場，其形成是一個歷史沉淀的過程。它反映著一定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審美情趣和價值觀念。書的第四章是節(jié)日風俗分別講了七個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每個節(jié)日講述了他的由來和演變，風俗和關于此節(jié)日的傳說，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以節(jié)日為載體，傳承了各個地區(qū)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對于我們了解古代生活有非凡的意義。

在“飲食風俗”一章中，作者從《詩經》、《周禮》、《禮記》中整理出許多食物，簡明扼要的運用史料加以提及。讓我感受良多的是對中國酒文化的描寫。先從《戰(zhàn)國策·魏策二》、《說文·巾部》中所記載的儀狄、少康的早就傳說，又用新時期時代的仰韶文化遺址中挖掘出的酒器來證明早在5000年前，就發(fā)明了釀酒術。又從《史記》、《國語》、《禮記》、《漢書》中講訴了古代飲酒的習俗。飲酒必須遵守尊卑長幼的順序，行酒令的方式也多種多樣，酒具的使用也大有講究。酒不僅滲透到人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嫁喪嫁娶、歲時節(jié)慶、人際交往、生產交易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隨著西方婚禮的流行，我們習慣穿著白色的婚紗走進教堂，在神父面前許諾終生，漸漸忘記了中國古代傳承下來的婚嫁習俗。書中簡單講了傳統(tǒng)的婚姻六禮，即采納、問名、納吉、納徽、請期、親迎；又有合巹、拜舅姑、廟見等儀式。鬧新房的風俗從東漢便有了，新娘的蓋頭是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拜堂的習俗是從唐代開始的等等都進行了簡單的介紹。與現(xiàn)在社會提倡的男女平等不同，在古代婚姻中，丈夫時天、君、父，而妻子則是地、臣、子；夫為主人，妻為財產；丈夫課納媵妾等陋習。婚姻是人類得以繁衍生息的重要方式，了解傳統(tǒng)婚姻對我們重新認識傳統(tǒng)文化有很好的幫助，一些封建愚昧的習俗應該廢除，那些有意義有特點的習俗我們不應忘記，應該一代代的傳承下去。

在社會風俗中，積累了中華民族高度的智慧、高超的技藝和高尚的品德，也傳承著幾千年的封建糟粕和成規(guī)陋習，《中國社會風俗史》一書，讓我基本了解關于社會風俗的基本知識，讓我以正確的態(tài)度看待傳統(tǒng)文化，對于風俗習慣必須進行理性的把握和繼承，繼承精華，改造愚昧之處。風俗不僅僅使裸露在社會生活表層的現(xiàn)象，還溝通著歷史與現(xiàn)實、物質與觀念、道德與法律。中國社會風俗習慣更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內涵。通過社會風俗更好的、更直觀、更準確的把握一個民族的文化書中只是簡單的從幾個方面講述了中國社會風俗習慣，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社會風俗習慣，我們還應看更多的書和文章。

第二篇：中國社會史參考書

中國社會史概論選讀書

1.2.3.4.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書社，2002年 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xiàn)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5.陳寶良：《飄搖的傳統(tǒng)：明代城市生活長卷》 6.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8.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年 9.梁其姿主編：《婦女與社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 10.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 11.顧頡剛主編：《妙峰山》，1928年 12.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陶希圣：《婚姻與家族》，商務印書館 14.劉翠溶、伊懋可編：《積漸所至：中國環(huán)境史論文集》，中研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 15.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和民間社會》，三聯(lián)書店，2002年 16.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中國書店，2002年 17.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新星出版社，2006年

18.黃樹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三聯(lián)書店，2002年 19.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20.林耀華：《金翼》，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21.莊孔韶：《銀翅》，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22.王日根：《明清民間社會的秩序》，岳麓書社，2003年 23.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zhèn)研究》 24.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25.楊念群：《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6.楊念群：《再造“病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27.楊念群：《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28.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qū)域社會研究》，中華書局，2001年 29.王笛：《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30.馮天瑜：《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1.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 32.鄧云特：《中國救荒史》，上海書店，1984年 33.彭衛(wèi)：《歷史的心鏡：心態(tài)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5.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三聯(lián)書店，1991年 36.謝和耐：《中國社會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謝和耐：《蒙元入侵前夕中國中原的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 38.布羅代爾：《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務印書館，1996。

39.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聯(lián)書店，1993。40.埃馬紐埃爾·勒華杜拉里：《蒙塔尤》，商務印書館，1997年 41.彼得·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42.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q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43.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 44.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三聯(lián)書店，1999年 45.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46.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xiàn)實（1700-2000）》，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47.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鑒學派到新史學》，三聯(lián)書店，1988年

第三篇：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史課程論文

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史課程論文

2010-2011學年下學期通識課程論文

課程名稱：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史

姓名：王亞偉學號：1010013

5科舉制度的廢除對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的影響 科舉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

做科舉。科舉制從隋朝大業(yè)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

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舉制度是我國古代延續(xù)時間最長、影響作用最大的一種考試制度和選官制度。由于它

本身的公平競爭性、不分階級性，使它在封建社會上升發(fā)展時期，適應了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穩(wěn)定。但伴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擁有封建社會屬性的科舉制度已無法適應

時代的需求，成為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的障礙，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順應歷史要求向前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可避免的壽終正寢。但它的廢除依舊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科舉考試是為封建制度的完善和發(fā)展而建立的官吏選拔制度, 它無法超越封建專制制

度的束縛, 因而必然包含著保守、封閉、僵化、馴服、官本位等封建消極因素。到了明清時

期, 隨著封建制度的沒落衰敗, 這些消極因素就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破壞力。近代中國嚴重的內憂外患日益暴露出通過科舉考試所選拔的人才無裨國用, 士子們所學的儒家經義不能救

國。鴉片戰(zhàn)爭后, 與西方入侵同時俱來的是西學在中國的傳播。西學的進步, 使通過科舉制

度所反映和表現(xiàn)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顯得陳舊與落后, 從而對科舉制度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當時

有不少有識之士指出: 國家正面臨/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外患日逞, 西學東漸, 昔日占畢

時藝, 不足以有為時風所趨，如潮水然，有不得不改革之勢。舊學不足以有為。由此可見，科舉制度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順應歷史潮流的發(fā)展而鏟除腐敗，吐故納新，不斷進行

自身改革，所以最終被歷史浪潮所湮沒。

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后，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正式開始。然而，數(shù)千年的教育傳統(tǒng)和心態(tài)不

可能在頃刻間隨之煙消云散。

首先，科舉制度的廢除對高等教育近代化與女學興盛產生了推動作用。有學者認為，雖

然早在19世紀中期開始，中國即已興起了新式高等教育,但在科舉廢止前，高等教育近代化

發(fā)展的步伐一直十分緩慢。這是由于科舉不僅是傳統(tǒng)高等教育的重心所在，而且還極大地制

約著新式學校教育的發(fā)展。因此，科舉改革事關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變革之全局。科舉存廢成為新舊高等教育轉化的關鍵所在。廢除科舉后，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新

學制迅速推廣，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基本形成，留學教育迅速發(fā)展，高等教育培養(yǎng)目

標和課程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廢科舉所帶來的另一個有利影響是女學的興起。作為社會的半邊天，女性對社會發(fā)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女性接受教育則是反映其社會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標，也是社會平等和文明發(fā)展的重要標志。在廢除科舉制度后的1907年，清政府又頒

布了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章程的頒布，標志著清政府已正式承認女學堂的/

3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納入學校系統(tǒng)，這為女學的發(fā)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學從此便蓬勃地開展起來，且層次不斷提升。據(jù)統(tǒng)計，1904年，全國學堂總數(shù)為4222所，1905 年為8277 所，1906 年為19830 所,1907年為35913所，1908年為43088所，1909年則已高達52348所;學生總數(shù)也逐年遞增，1905年以前最多不過258873 人(不含軍事、教會學堂),1907年達到1024988人，1909年達到1638844人,1912年躍升為2933387 人，幾乎是1905 年的12倍。學堂和學生數(shù)的增長中便有女學的貢獻。截至1907 年，全國共有女子學堂428 所，女學生15496人。到1909 年，全國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

其次，科舉制度的廢除對教育的普及與學堂對教育的促學力有所減弱。科舉被廢后，雖然新式教育大興，學堂數(shù)和學生數(shù)猛增，但其普及教育之功非但遠不及科舉，而且在一定意義上說還嚴重阻礙了教育的普及。1905年后，學堂的絕對數(shù)量雖有驚人增長，但對于當時有著4億人口的中國，仍是杯水車薪。據(jù)估計，1906 年，中國應受學之人約1億，其中學兒童至少5000萬，而實際就學率僅為6%。在興學成績斐然的直隸，1903年至1908年，學生數(shù)從6000人增加到18萬余人，以平均每年5% 的速度增長，但相對于570 萬學齡兒童,1908年隸的就學率仍只有3.2%。據(jù)羅斯基的研究，1880年清代識字率男性為30~ 45%，女性為2~ 10%，平均識字率在20% 左右，這一比率不亞于英國和日本在現(xiàn)代化以前的識字率。但從1895年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期間，全國平均識字率卻一直在下降(直到1930年代，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shù)只占總人口的17%)，以至于梁啟超曾在1915年批評新政時說，20年來辦現(xiàn)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識字。另則，學堂對教育的促學力遠不及科舉。鄧嗣禹在對科舉罷廢前后的向學之風進行對照后認為: / 自罷科舉后，中大學畢業(yè)，無噉飯之所，于是紈绔子弟，終日逸游，貧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義務學校，免費供膳，猶辭不入。強迫教育之今日盛，反不若科舉時代能使人力爭向上也促學力的下降，蓋因科舉功名觀念影響的余力尚大，使新學堂的畢業(yè)生在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上還遠不能和科舉功名獲得者相比。再則，科舉的苛嚴競爭已深入民心，對傳統(tǒng)教育深為迷戀的時人自然對清末處于混亂狀態(tài)的新式學堂嗤之以鼻。而，在廢止科舉前后，清廷為促進學堂的發(fā)展，不得不出臺了一些甚為奇怪的學堂獎勵章程,規(guī)定依學生等級高下和程度優(yōu)劣，分別實行科舉虛擬和職官實授的雙重褒獎,。直到宣統(tǒng)三年，各學堂的/實官獎勵0政策才被停罷。這種以科舉功名和出身獎勵學堂畢業(yè)生的做法,，其實質是新式學堂教育與傳統(tǒng)科舉教育之間的一種妥協(xié)，同時也說明在科舉被廢之初，其對教育的促學力仍遠大于已然蓬勃發(fā)展的學堂，亦反襯出廢科舉對教育普及的消極影響。

近代教育的發(fā)展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科舉制度的廢除也有一百年的歷史了，然而其具體形制大多已被遺忘，但其基因仍存于新的教育體制中。科舉制度廢除后，人們深刻反省了傳統(tǒng)教育對統(tǒng)治權力的依附，并在此基礎上明確了中國近代教育應有的目標。科舉制度的廢除推動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轉變。這一轉變實質上是一個由選拔少數(shù)道德文化精英從政的制度，向一個普及全民教育，廣泛實施專業(yè)技術訓練的制度的轉變。與廢除科舉對應的是提倡新學(即西學)，并試圖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度。在此后的洋務運動時代、民國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中國經歷了效法日德、崇拜英美、學習蘇聯(lián)、全面開放等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思潮和改革實踐。傳統(tǒng)的學而優(yōu)則仕的單一的教育目標，被極大拓展了,士農工商都可成為國家棟梁之材。在以工業(yè)文明為基礎的西方文明的沖擊之下，在列強分割和亡國滅種的危機感逼迫之下，在全面社會改革的陣痛之中，中國的教育和人才制度在艱難探索著。近代教育與科舉制度的重要區(qū)別在于它是面向大眾的、全面的教育。當然，回顧歷史并不是為了復古，而是為了古為今用或者說是以史為鑒。那么，我們不妨在比較中來打量一下現(xiàn)代教育。在培養(yǎng)目標上，現(xiàn)代教育培養(yǎng)的是各級各類的專門人才，既有科技人才，又有政治人才。科舉制度造就的是靠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政治型通才。在教育內容上，現(xiàn)代教育既有社會科學知識，又有自然科學知識。科舉制度偏重于人文教育，倫理代替論理，囿于/

3四書五經、子曰書云。在教育對象上，現(xiàn)代教育是一種面向全民的國民教育，旨在提高國民素質，使人人具有普通的知識技能，以促進社會的進步;科舉制度是一種淘汰型的精英教育，旨在選拔官吏供國家任使，養(yǎng)成圣賢兼濟天下，讀書人一旦落第或不能登上仕途，就只能靠賣字畫、開私塾糊口。一言以蔽之，現(xiàn)代教育與科舉制度的重要區(qū)別在于它是面向大眾的、全面的教育。誠然，從私塾到學校，從教書先生到人民教師，從平平仄仄到文史數(shù)理化，過去的100年間，中國的教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讀書，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專利,九年制義務教育提高了國民的整體素質;高等教育也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化時代。

廢除科舉制度的主要動機是發(fā)展近現(xiàn)代教育,但遺留的科舉心理卻在科舉制度廢除的百年里, 滲透到了近現(xiàn)代教育的體系中。廢除科舉并沒有為現(xiàn)代教育清空場地, 在科舉廢墟上建立的近現(xiàn)代教育制度, 總有科舉的影子。廢除科舉打破了儒學的一統(tǒng)天下, 使舊的教育制度解體。但是,近現(xiàn)代教育體系在制度上的確立, 并不能保證心理上的純粹。科舉情緒仍以應試教育的形式, 置換性地表現(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教育體制中。以中考、高考、考研等各類升學考試及以重點中學、大學、重點大學等構成的龐大應試教育體系與等級教育網絡正在有條不紊地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 提供社會晉升流動的機會, 猶如當年的科舉考試制度。當時為發(fā)展近現(xiàn)代教育而廢除科舉制度, 但遺憾的是科舉廢除之后, 現(xiàn)代中國還是沒有建立起一種全新的、規(guī)范合理、公平公正的選官制度。科舉作為一種選官制度, 它至少在原則上主張與實踐讓知識和道德為權力提供合法性。而在科舉制度被廢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 除了暴力與陰謀外, 沒有什么能為權力提供合法性的依據(jù)。也正因為如此, 曾有人懷疑改良科舉比廢除科舉所起到的效果更好。因為西方的現(xiàn)代選舉政治與官僚政治分立, 官僚遴選的所謂考選制, 最初也是在中國科舉制度影響下創(chuàng)立的。綜上所述, 在科舉制度廢除百年后的今天, 無論從深刻認識中國社會的特性和傳統(tǒng)文化的命運方面, 還是從為近現(xiàn)代教育的發(fā)展影響方面來說, 總結科舉制度的千秋功過, 反思廢除科舉制度的利弊得失, 都將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M].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2.[2] 金諍.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0.[3] 謝俊美.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M].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0.[4] 杜學元.中外女童教育簡史[M].四川大學出版

社, 2001.[5] 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M].華東師范大學

出版社, 1989./ 3

第四篇：中國社會史概論選讀書目

中國社會史概論選讀書目（本部1101班）

1.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xiàn)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2.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和民間社會》，三聯(lián)書店，2002年

3.劉翠溶、伊懋可編：《積漸所至：中國環(huán)境史論文集》，中研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 4.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新星出版社，2006年 5.林耀華：《金翼》，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6.楊念群：《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楊念群：《再造“病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8.王笛：《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的微觀世界1900～1950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9.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q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yè)和社會（1796—188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10.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

11.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三聯(lián)書店，1999年 12.埃馬紐埃爾·勒華杜拉里：《蒙塔尤》，商務印書館，1997年 13.彭衛(wèi)：《歷史的心鏡：心態(tài)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注：以上書籍每組選一本，不得重復。建議配合相關書籍、書評進行閱讀。如林耀華《金翼》，可配合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莊孔韶《銀翅》、黃樹民《林村的故事》進行閱讀，因這些書所描述的地域相近，且時間上前后相接。

第五篇：《中國新聞社會史文選》讀后感

《中國新聞社會史文選》讀后感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唐太宗這句話是為了悼念魏征而說的，但在此我想用它來說明讀“史”的重要性。通過讀史我們可以從前人那里吸取經驗教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們可以少走彎路，避免誤入岐路，這是我讀“史”的一點見解。下面我就從不同年代的典型新聞入手，談談《中國新聞社會史文選》給我的啟發(fā)。

中國古代文獻資料記載的事件在本書里姑且算作新聞吧。《春秋左傳》中的《長勺之戰(zhàn)》記載的是關于戰(zhàn)爭的事，這篇文章以對話的形式為我們講述了當時的狀況。其鄉(xiāng)人曰“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zhàn)，戰(zhàn)，則請從。”通過對話，我們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長勺之戰(zhàn)的一些情況。由此，我們可以學到一招：通過記錄對話，我們可以清楚的再現(xiàn)事件真相。這對于我們新聞工作者是一種經驗。

近代以來中國飽受蹂躪，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掠奪，給國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從農民階級的義和團運動到資產階級維新派再到革命派，中國人民作了各種救國路的嘗試。在這之中，辦報宣傳是其共同的方法。《民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創(chuàng)辦的。在發(fā)刊詞中，孫中山第一次明確提出并系統(tǒng)闡述了三民主義思想：民族，民權，民生。他通過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來號召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挽救國家危亡，爭取民族獨立，獲得人民自主權利。此時，報紙是傳播先進思想的工具，是啟蒙國民的重要陣地。由此我們可以說報紙在當時對于人民思想的解放和啟發(fā)民智方面有著巨大作用，這對于我們現(xiàn)代社會具有借鑒意義。道德普遍滑坡是當今社會的一大弊病，法律對此可以說是束手無策的，此時輿論的引導作用就體現(xiàn)出來了。通過表彰道德模范，為人們樹立旗幟，讓好的風氣引領生活。

新中國成立以來，輿論在鼓舞人民，引領時代發(fā)展方面也是功不可沒的。新華社文章《當你們熟睡的時候》介紹了夜間堅守崗位的托兒所保育員細心負責的照顧孩子，為了明天的乘客而緊張勞動的汽車公司檢修廠工作人員，夜間急救病人的醫(yī)生，黎明時的電報工作人員，通宵運蔬菜的農民，灑掃全城的清潔工人深夜工作，為了千百萬讀者而深夜奮斗的報業(yè)人員，供應的小販……這些都是為了讓生活更好而努力奮斗卻鮮為人知的人，正是新華社文章讓更多的人了解到自己的美好生活是由這么多堅守崗位的人提供的，由此會更敬重那些普通工作崗位上不平凡的人。

正面引導固然很好，但也不能太過。新華社文章《兩個蒙古族小姑娘同暴風雪搏斗一晝夜保護了羊群》讓我有了另一種想法。這篇文章講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兩個內蒙古小姑娘為保護公社羊群同暴風雪搏斗一晝夜，最終保住了羊群但卻被凍傷了的故事。這兩個小姑娘的精神固然值得贊揚，但對于這種教育的宗旨，我卻不敢茍同。我們總提倡“安全第一”“珍愛生命”“生命寶貴”，這似乎又與兩姐妹的事跡相矛盾了，文章中是高度贊揚這種行為并把她們當榜樣的，那生命又被放在什么位置呢？這又需要我們反思了。

另外，新聞的真實性也是值得認真對待的。隨著市場經濟的進程，媒介低俗化問題越來越突出，新聞人的道德面臨空前危機。書中有篇關于2007年十大假新聞的文章，其中紙箱餡包子這則假新聞讓我印象深刻。北京電視臺《透明度》欄目以“紙做的包子”為題，播出了記者暗訪朝陽區(qū)一無照加工點使用廢紙箱制作小籠包出售的節(jié)目。通過調查才知道真相：該記者在選題會上提出曾接到過群眾電話反應“包子有摻碎紙”，這引起了欄目制片人的興趣，遂被確定為報道專題。此后該記者在調查中沒有發(fā)現(xiàn)包子有問題，但選題已報上，壓力很大，加之剛到電視臺，既想出名又想掙錢。期間，欄目主編還以時限為由催促抓緊拍攝。于是記者大膽的想出了妙招，即自己“導演”這樣一場戲。就這樣一個假新聞問世了。看了這則新聞我震驚了，記者的職業(yè)素養(yǎng)哪去了？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如果連生命都被剝奪了，那么新聞的存在又有什么價值？

縱觀新聞發(fā)展的歷程，我們會有很多感想。有對經驗的借鑒，有對錯誤的反思，也有一些不光彩的時段，但我們都會勇于面對，勇于改正。作為媒體人，我們肩負著重要的責任，這更需要我們對自己嚴格要求，時刻提醒自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總之，我們要一直進步并推動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