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關系地域差異研究論文

自xxxx年國家實施分稅財政體制以來，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模式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廣，此過程中產生了諸多負效應。由此，土地財政問題成為了當前政府管理中的熱點問題，并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已有研究大多將“土地財政”視為貶義詞，文獻主要集中在土地財政的形成動因、負向效應及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大量、具有重要價值學術科研成果。

一、文獻綜述。

未來時期完全摒棄土地財政是不可行的，劉志彪認為中國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所需的資源和資金，不可能完全來源于工業體系和城市居民，因此，還需土地財政繼續發揮正向歷史功效川。關于土地財政對于城市化的正向功效，樊繼達論述為地方政府以“經營城市+招商引資”雙輪驅動發展模式，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張曉玲認為土地財政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扮演重要“助推器”角色，其作用機理是：地方政府壟斷城鎮國有土地市場，低成本征地為城市化發展空間拓展提供條件，土地高價出讓與抵押融資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供給資金來源。劉守英闡述為，土地財政模式從中國東部快速地照搬移植到了中部、西部地區，是當前中國城市化的直接動力源泉 已有關于城市用地規模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土地集約利用、城市用地規模影響因素、城市用地規模擴張等方面，關于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之間的系統關系研究還比較缺少。周聽浩指出隨著城市擴張，土地財政收人呈下降趨勢并最終導致地方財政支出加大。武彥民驗證了中國存在城市面積的擴張與人口的增加不協調發展的情況，根源是地方政府熱衷于土地財政擴大城市面積，致使全國26個省低于估算的最優城市人口密度

二、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關系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在這一時期黨和國家（中央政府）致力于經濟建設，并建立政治集權、以經濟增長指標為主的地方官員政績考評體系。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為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并獲得政績收益（職位晉升），其行為策略首選就是以快于周圍同級別行政轄區的城市化速度來發展地方經濟，由此，地方政府具有典型的“經濟人”行為特征，表現為以“經營城市”名譽來行“經營土地”之實踐。

原因是要啟動城市化就要擴張城市的外延和投資規模，而國有土地征收與出讓解決了城市空間拓展成本高昂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地方財政資金短缺問題。為繼續彰顯政績，地方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繼續圈占郊區農地用于擴大城市用地規模，且源于“路徑依賴”作用使得歷屆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模式的熱衷之情有增無減。土地財政收人與城市用地規模相互助力、纏縛，難解難分。隨著土地出讓面積的增加土地財政收人更是快速增長，20xx年土地出讓面積是20xx年的xx倍，而土地資產價值增長速度更是迅猛，如20xx年土地財政收人是20xx年得xx倍，城市建成區則擴大了一倍，城市化水平提升了xx個百分點。即從全國實踐情況上也反映了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關系。

三、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禍合協調度及地域差異。

1、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禍合協調因素選取。

現有研究中絕大多數認為土地財政收人包括土地出讓金、土地房產稅收、土地房產稅費收人及土地抵押融資收人等4個方面。其中，各省市土地房產收費情況差異較大，沒有全國的統一標準及統一口徑的統計數據；土地抵押融資本質上是一種“借債、虛擬”性收人，雖然在土地財政收人中占有較大比重，但這個收人在借貸年限之內是必須償還的，且同樣缺少統一的統計數據。通過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印證經濟發達省（市）城市化進程中的原始資本（土地資源與資金）積累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地土地財政模式完成的；同理，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省份，在未來時期的城市化進程中也還同樣需要土地財政發揮正向歷史功效。

2、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禍合協調度測算分析。

為進一步驗證以上分析出的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之間基本規律，繼續測算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禍合協調度。充分考慮31省（市）20xx一20xx年時間序列上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總體情況，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禍合協調度測算指標體系為獲取更多地財稅收益，在買方激烈競爭背景下，這些區域地方政府行為策略是采用“招拍掛”供地，由此，即便是城市用地規模快速擴張的情況下，也還是沒有土地財政發展速度快。經濟不發達地域常以低廉的土地價格吸引投資，地方政府行為策略大多是低價出讓工業用地，是因制造業發展能夠推動地方基礎設施完善，集聚外來務工人口，從而進為下一步土地價格提升奠定基礎。由此，使得土地財政的各項指標很低，即便是城市用地規模擴展速度很慢的情況下，也還是沒有土地財政慢。

3、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關系聚類分區。

為進步一呈現出以上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關系之間的地域規律，對31省（市）指標所對應數據進行聚類分析，該過程與結果完全基于各省（市）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的指標數據結構本身所特有的性質。

四、土地財政與城市用地規模關系優化政策建議。

未來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除國家層面上完善財政稅收制度、政績考核體系、土地征收補償制度外，建議不同地域采取如下對策推動土地財政轉型及優化其與城市用地規模關系。

第I地域：

①建立驅動存量建設用地盤活利用激勵機制，改變城市建設對新增土地出讓收益的過度依賴。

②以科學的土地規劃與集約評判規制，促進制城市土地集約、高效利用。

③通過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設為城市增加用地指標。

④征收房地產稅，抑制城市外延擴張，促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為城市建設提供可持續稅收來源。

第II地域：

①北京、上海可供城市空間擴張的土地資源較為有限，應留給高附加值的公共文化與創意產業等高端服務業，以便創造豐厚稅收。

②發展實體經濟與戰略新興產業，摒棄經濟對房地產支柱產業地位。

③政策引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鼓勵民間資本參與融資，建立公私合營融資模式。

④類似于第I地域，集約、高效利用城市土地，不再因獲取土地財收人而大規模出讓土地，且對存量房產征收房地產稅。

第111地域：

①改變“以地引資”為動力的城市化發展模式，嚴格執行工業用地“招拍掛”出讓制度，避免“地毯式”廠房浪費土地資源。

②集中城市周邊分散、低效利用的土地資源繼續發揮其財政功效。

③土地財政收人除用于城市公共設施建設外，應更多用于外來人口市民化方面，使土地財政成為推動人口城市化的重要資金支持。

第W地域：

①在國家發展戰略背景下，使土地財政為市場因素推動的城市化提供資源與資金支持；相反，嚴格控制因獲取土地財政收人的城市用地低效擴張。

②該地域多為“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城市用地規模擴張過程中，以制度、法規激勵約束實現生態保護外部性的內部化，形成社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

③鼓勵市區內發展技術先進的低土地消耗型產業，創造更多稅收來源的同時實現產業生產中的城市土地集約、高效利用。

第二篇：城市化與地域空間的關系論文

城市化與地域空間的關系

摘要：城市化也有的學者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地域空間結構的研究,有助于人類較為深入的認識城市發展規律,對城市未來發展方向和城市地域空間的可持續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本文通過對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化機制的發展和城市化類型的日益復雜研究，結合城市化近域推進從而解釋城市化與地域空間形成的獨特關系。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化地域空間過程、城市化近域推進、城市化類型 正文：

在當前社會形式的發展情況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強，城市化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民生的熱點問題。從城市規劃專業方向所定義的城市化是指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以及城市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其包含實體上的即人口性質、勞動方式、景觀設置等方面的轉化和抽象的精神上的即生活方式及態度、價值取向等方面的吸收和轉變。所以城市化是既有實體又有虛體的一個發展過程。而此發展過程勢必會影響到城市的地域空間組成和城市類型的豐富性。

城市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四點（1）城市的概念是相對存在的；（2）城市是以要素聚集為基本特征的；（3）城市的發展是動態變化和多樣的；（4）城市具有系統性。在各方面的條件不同，城市與鄉村形成了一些差異包括：（1）集聚規模的差異；（2）生產效率的差異；（3）生產力結構的差異；（4）職能差異；（5）物質形態差異；（6）文化觀念差異。雖然城市與鄉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在當今要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劃出一條具有嚴格意義的界限絕非易事。城市與鄉村總是相對存在的卻又互相聯系的，其界限是模糊不定的，并且隨著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劇不斷變化的。城鄉由一體到分離再由分離到一體是社會化的必然趨勢。

城市化過程中地域空間產生了一系列的演變，其構成類型主要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正統的城市化類型，即既有人口和非農業活動的地域集中，城市型景觀的地域推進，又有城市文化的地域擴散，它們之間協調發展。第二種是只有人口和非農業活動的地域集中，城市型景觀的地域推進，而沒有或很少有城市文化的地

域擴散，也就是說，可能在城市中居住著大批沒有城市化的人，這種情況被稱之為假城市化，如非洲一些國家。另外有些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人口地域集中和城市型景觀地域推進的速度很快，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卻缺少城市文化的地域擴散，叫做過度城市化。第三種是只有城市文化的地域擴散，而沒有或很少有人口和非農業活動的地域集中。這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在一些發達國家，一方面由于厭惡城市環境，追求較寬裕的活動空間、新鮮空氣，另一方面由于交通信息發達，因此人口和工業、商業事務等活動紛紛遷往郊區，出現了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在這一過程中，伴隨出現城市型景觀的地域推進。在我國經濟較發達的農村，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開始轉向非農業活動。由于職業變化，經濟改變，加強了與現有城市的聯系，接受了城市文化的地域擴散。因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已開始向城市型轉化，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逐漸向農村中的小城鎮集聚，加速農村原有小城鎮發展，形成許多新的小城鎮，這種現象可稱之為鄉村城鎮化。

在城市化作用下的地域擴張，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產生巨大的向心力，是生產向城市集中以節約成本。但是集中到一定程度也會產生集聚的不經濟。不經濟主要來自市中心更高的土地使用費、交通的擁堵和環境品質的下降，由此產生城市發展中的離心力，推動人口和經濟要素向城市周邊地域的擴散，這種現象被稱為城市化的近域推進。城市化的近域推進使地域空間得到一定程度的擴張，在其演變中有時也會出現郊區化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中心城區人口的絕對下降和郊區人口的增長。但是城市郊區化不代表城市化進程的失敗，只是城市的擴張方式產生了變化，以分散化或低密度蔓延為特點，是城市化總進程中的一個階段。

城市化近域推進被歸納為城市演變模型包含六個階段：流失中的集中、絕對集中、相對集中、相對分散、絕對分散、流失中的分散。這六個階段反映了城市演化過程和地域空間擴張步驟。

城市內部空間結構是在一定的經濟、社會背景和基本發展動力下，綜合了人口變化、經濟職能分布變化以及社會空間類型等要素而形成的復合性城市地域型式，是地理學和城市規劃研究的重要課題。通過城市化的推進，城市內部結構出現重組，形成多種形式的城市化類型。其中包括：一.向心型城市化與離心型城市化。城市中的商業服務設施及政府部門、企事業公司的總部、銀行、報社等信

息部門或知識機構不斷向城市中心聚集，就是向心型城市化類型，也稱集中型城市化。這些部門或者需要與服務對象進行直接交流（如文化、體育等），或者需要以稠密的人流作為經營對象（如商店、賓館等）。它們的職能特點要求向城市中心聚焦。當城市的設施和部門向城市中心外緣方向移動擴散時，這種傾向就稱這為離心型城市化，也稱擴散型城市化。離心型城市化導致城市外圍農村地域城鎮化，使得城市空間向外延伸和拓展。二.外延型城市化與飛地型城市化。城市離心擴散形式還可分出外延型和飛地型城市化。如果城市的離心擴展，一直與建成區保持接壤，連續漸次地向外推進，這種擴展方式稱之為外延型城市化。外延型城市化是最為常見的一種城市化類型，在各級城市的邊緣地帶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而在外延型城市化進行過程中，它的邊緣地帶就被稱之為城鄉結合部。在城市化推進過程中，出現空間上與建成區斷開，職能上與中心城市保持聯系的城市擴展方式，稱之為飛地型城市化。飛地型城市化一般要在大城市才會出現，因為大城市的人口多，用地規模已十分龐大，各類城市問題較多，所以，必須跨出中心城市邊界，到條件適宜的地區發展，用以分散中心城市的壓力。三.景觀型城市化和職能型城市化。傳統的城市化進程造成人口和土地利用高度密集的城市景觀，使得人們習慣上認為，人口只有住進了這樣的城市才算城市化。景觀型城市化 是傳統的城市化表現形式，是指城市性用地逐漸覆蓋地域空間的過程。這種城市化直接創造市區，因而又稱直接城市化。職能型城市化是傳統的城市化表現形式，指的是現代城市功能在地域系列中發揮的效用的過程。這種城市化表現了地域進化的潛在意識，不從外觀上直接創造密集的市區景觀，因而又稱間接城市化。四：積極型城市化和消極型城市化。積極型城市化是一種經濟發展與城市化同步的城市化方式。普遍認為，這是一種比較良好的城市化方式。消極型城市化是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化水平。五：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化。所謂自上而下城市化是指國家投資于城市經濟部門，隨著經濟發展產生的勞動力需求而引起的城市化，具體的表現為原有城市發展和新興工礦業城市產生量個方面。所謂自下而上城市化是指農村地區通過自籌資金發展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非農業生產活動，首先實現農村人口職業化，進而發展小城鎮實現人口居住地的空間轉化。

自上而下型的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型的城市化會引起城市改造，這是針對其經

濟發展社會城市化加劇所出現的相應性措施，它有利于緩解城市壓力，平衡供需關系，使城市保持健康和諧發展。城市改造界定為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城市改造既包括宏觀性城市問題的解決，也包括微觀性城市問題的解決，通常要求采取全面、系統的措施來使城市發展與經濟和社會發展重新走向協調；狹義的城市改造主要是指舊城改造，在西方對這種城市改造一般稱之為“城市更新”。通常，城市改造對于城市統籌管理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也對城市歷史文化保留有著至關的作用。

城市化過程中從實體和精神上的擴張，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其發展的態勢使地域保持變化的形態，達到空間地域的更新和演變，從而推動社會長足進步！

參考文獻：《城市地理學》

《西方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研究及其啟示》

第三篇：音樂與詩歌關系研究論文

一、音樂對《詩經》、《楚辭》文體形式的影響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里面包括《風》、《雅》、《頌》三大部分。關于《風》、《雅》、《頌》如何分類，現存的先秦文獻沒有一個明確的記載。《毛詩序》說：“《風》，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顯然，這是漢儒以政治教化的觀點所進行的解釋，并不符合《詩經》的本來面貌。孔子曾說過：“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以此，知《雅》、《頌》之名原本不是詩體的名稱，而是音樂的名稱。所以，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就重新指出《風》、《雅》、《頌》的音樂性質。他說：“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孔穎達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后世的廣泛認同。后人結合《詩經》本身的內容特點，大都認為《風》、《雅》、《頌》屬于音樂分類，其中《風》屬于地方之樂，《雅》屬于朝廷之樂，《頌》屬于宗廟之樂。《詩經》與音樂的關系，在此認識中進一步得到了強化。

但是，由于人們只是把《風》、《雅》、《頌》看成是音樂上的分類，由于我們已經不可能重新耳聞目睹先秦古樂，所以，學者們在為此而感到遺憾的同時，并沒有在《詩經》的文學形式與音樂的關系問題上做進一步思考，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們重新來做。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音樂與《詩經》的關系，并不僅僅表現在《風》、《雅》、《頌》的樂調方面，同時也表現在文學語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說，正因為有了不同的樂調，才會有《風》、《雅》、《頌》這三種詩歌在語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別。

音樂對《風》、《雅》、《頌》語言形式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章法上來看，《周頌》里的詩，幾乎都以單章的形式出現。而《雅》詩幾乎都由多章構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較長。《風》詩雖然也由多章構成，但是大多數《風》詩的章節數都少于《雅》詩，每一章的篇幅也較《雅》詩要短。這種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現象，顯然都是由《風》、《雅》、《頌》這三種不同的音樂演唱體系決定的。再從文辭的角度來看，《周頌》里的詩句有相當數量都不整齊，詞語也不夠文雅，但是大多數卻非常古奧。而雅詩的句子則非常整齊規范，詞語也特別典雅，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風》詩的句子參差錯落，輕靈活潑，通俗又是其語言的基本風格。《風》、《雅》、《頌》在語言形式上的這種區別，音樂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樣的樂調，就會有什么樣的語言。《禮記·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也。”孔穎達疏：“《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頌·清廟》這樣的詩之所以單章而又簡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宗廟音樂本身所追求的風格就是簡單、遲緩、凝重、肅穆。簡單，就不須長詩來配樂；遲緩，對語言本身的節奏要求就不會過高；凝重，要求詩的語言不能華麗；肅穆，則要求在緩慢遲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嘆式的合唱。演唱《清廟》時的樂器也正好與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廟》之詩之所以是現在這樣的語言形式，音樂在其中的確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詩作為朝廷的正樂，承擔著與宗廟音樂不同的藝術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歷史，或者記國家之大事，或者談政教之得失，或者寫朝廷之儀典，篇幅的宏大，語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齊，就必然成為雅樂對于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對《大雅》的要求。《風》詩的章法和語言特別近似于現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詞，最常見的情況是每首詩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數量都在三五句之間，結尾和開頭部分還往往呈現出重章反復的模式。由此我們可以猜想，這些《風》詩最初本是來自世俗社會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現的是社會各階層的風俗風情，是社會各階層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語言，正是在這種通俗歌唱發展過程中才形成的。

音樂對《詩經》中《風》、《雅》、《頌》語言形式的影響有時可能是主導性的，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的認識是遠遠不夠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過去在研究《詩經》各體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方法之時，往往習慣于從作品的內容入手，認為是內容決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廟堂的歌功頌德的內容，自然就會有了《周頌》那種板滯凝重的語言形式。其實事情并不那樣簡單，有時候實際的創作正好與此相反，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形式決定內容。先有了宗廟音樂的規范，自然就會產生那樣的內容和語言，形式在這里可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周頌》是這樣，《雅》詩和《風》詩中的許多詩篇的產生也是如此，這在《詩經》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證明。如當前的許多研究者都已經注意到，《詩經》中存在著許多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按口傳詩學的理論，這些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之所以存在，正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口傳詩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這種技巧往往與音樂演唱的固定模式緊緊聯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創作中可以熟練地拿來套用。也就是說，一個民族在早期詩歌長久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這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往往決定了一首詩的語言形式。所謂“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后之作者各以舊俗。”（《毛詩正義》卷一）說的正是這一道理。

音樂對《楚辭》文體的影響也是這樣。與《詩經》有《風》、《雅》、《頌》的區別相類似，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辭》也可以區分為《離騷》、《九章》、《九辯》類，《天問》類，《九歌》類，《招魂》類等四種類型。如果說起與音樂的關系，最緊密的當數《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舞鼓，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們知《九歌》本為楚國的祭祀歌曲，詩樂舞三者緊密相聯而不可分離。《招魂》向來有屈原作和宋玉作兩說，但無論哪種說法，都認為這首詩采用了民間招魂辭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種特殊的歌唱方式將一個人的魂招回。這種形式，應該是歌與詩的結合，而沒有伴舞。《離騷》與《九章》都是屈原個人的發憤抒情之作。根據《離騷》后面的“亂”辭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頌》等分析，這些作品也有很強的音樂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創作初始就曾經配樂而歌，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九辯》為《宋玉》模仿《離騷》、《九章》之作，其配樂演唱的可能性比起《離騷》又小了些。關于《天問》，王逸在《楚辭章句》中又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ｍíｎ＠①，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由此可知，《天問》這首詩，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說來，《楚辭》中上述四種類型作品的分別，和音樂的親疏遠近關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從詩體角度，我們也可以看清這種區別。《九歌》與樂舞緊密結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間招魂詞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喚所招之魂的方式寫來，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詩中多用簡短的語句和鋪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語氣詞“些”字在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干，何為乎四方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離騷》、《九章》、《九辯》同為屈原和宋玉的個體發憤抒情之作，詩的語言更適用于個人的口頭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兩句為一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個“兮”字，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誦以致憫兮，發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時兮，吾獨悲此凜秋。”而《天問》則以四言為主，全詩以170多個問句組成，基本沒有一個語氣詞。由此可見，音樂對楚辭語言形式的影響，與《詩經》是相同的。這說明，盡管《詩經》、《楚辭》的音樂演唱方式后人已無法知道，但是音樂對它們的影響卻依然可見，如此說來，認真地分析《詩經》中《風》、《雅》、《頌》這三種類型詩歌以及《楚辭》中四種類型詩歌的音樂形式特點以及其在語言藝術中的表現和影響，是深化當前《詩經》和《楚辭》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二、歌與誦：詩與賦的分途及音樂對漢代詩歌的影響

在中國詩體的演變史上，漢代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漢代詩歌體式演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賦這種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的出現和五言詩與樂府詩的產生，這恰恰與音樂有著極大的關系。為說這一問題，讓我們先從賦的演變開始談起。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不歌而誦謂之賦”。這說明，歌與不歌，是詩與賦的一條重要區別或者說是根本區別。那么，這種“不歌而誦”的賦是如何產生的呢？按班固的話說，這與戰國時代的風氣有關，是從古詩中流變出來的。本來，《詩經》中的詩都是可歌的，同時作為一種貴族的文化修養，在春秋以前所謂的“賦詩言志”也是當時的諸侯卿大夫用“詩”來交流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傳》中又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指的都是這個意思。但是到了戰國以后，由于“禮崩樂壞”，由于“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所以產生了屈原這樣的賢人失志之賦。班固的這段話的原文見于《漢書·藝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過去人們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音樂與詩歌的關系角度來考慮這一問題。仔細想來，從屈原作《離騷》、《九章》和《天問》開始，配樂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經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辯》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賦為名的作品，如《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它們與《離騷》不同，已經完全不能歌唱。正是這些以賦為名的作品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體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從詩中流變出一種新的文體——賦。

現在學者們大都認為，漢初詩歌的發展受楚國詩歌與音樂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可以包括詩賦兩個方面的影響，學者們都有相關的論述。但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楚辭》對漢代詩與賦的影響分開來談，說賦往往從宋玉開始，說詩則籠統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內。其實如果從音樂與詩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同時參照班固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漢賦還是漢詩，都可以從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較分明的發展趨勢。從賦的方面說，我們不能低估《離騷》、《九章》的影響。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文體方面的影響。我們知道，漢賦可以分為散體大賦和騷體賦兩種，其中騷體賦的源頭就是屈原的《離騷》。第二是音樂方面的影響。如班固所說，賦的文體特征是“不歌而誦”，騷體賦既然從文體上受《離騷》的影響，我們推測從音樂上也應該受其影響，這反過來似乎也證明《離騷》、《九章》在屈原創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來口頭吟唱，并沒有配樂，所以后代的騷體賦無論從形式還是從表現方式上看都是對屈原作品的直接繼承。從詩的方面說，我們說漢初詩歌受楚國詩歌的影響，主要應該指受《九歌》的影響。這也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我們說漢初的歌詩都是可唱的，而楚辭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見，漢初的歌詩首先繼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傳統。其次，我們看漢初那些楚歌的語言形式，就會發現其句式特點也正好與《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項羽、劉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傳世，《垓下歌》、《大風歌》都是這樣的句式。傳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沒有“兮”字在中間的句式，當代學者們卻都認為是班固在記錄時把它省掉了，原本也應該是如《九歌》樣中間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這種句式，在西漢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來，成為漢代歌詩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如烏孫公主劉細君的《悲愁歌》、漢武帝劉徹的《匏子歌》、《秋風辭》等都是如此。這說明，歌與誦不僅是歌詩與漢賦在文體上的區分，同時也說明，是否配樂可歌也是影響并左右漢代詩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響漢初詩歌發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漢賦脫離了音樂演唱而走向獨立發展之路以后，它與詩的這種區別也逐漸被學者們認識到。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作《詩賦略》，明確地提出“不歌而誦謂之賦”，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樂的詩稱之為“歌詩”。而漢代的詩，也就是“歌詩”之所以得到新的發展，又恰恰與新的音樂產生和異族音樂的輸入有關。

從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在漢代詩歌園地里，最主要的歌詩類別有三種，一種是楚歌，一種是相和歌，一種是鼓吹鐃歌。它們的分別，最初不是由于文體上的差異，而是由于不同的音樂樂調來源以及與之相關的演唱方式。

漢初詩歌以楚歌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漢代統治者對楚歌的偏愛。劉邦本是楚人，漢初皇室貴族喜愛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漢帝國的日益強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獨領風騷的局面不復存在。漢武帝為了制造新的頌神曲，從全國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謠，還包括樂譜（“聲曲折”），這在《漢書·藝文志》中有明確的記載。同時，橫吹鼓吹的輸入，也為漢代歌詩形式的多樣化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鼓吹樂是在先秦鼓樂、吹樂以及軍中凱樂的基礎上，融匯北方少數民族的橫吹、鼓吹而形成的音樂。《樂府詩集》卷十六引劉ｈｕáｎ＠②《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八音”是對中國古代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的總稱。此處言非“八音”，正是指異族音樂而言。據班固《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按樓煩屬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精騎善射。馬上鼓吹，以簫笳為主，正是其民族音樂特色。《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又云：“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節，乘輿以為武樂。”以此，知異族音樂輸入之后，朝廷甚至有專門負責掌管的“鼓吹署”。這種新樂的樂器以中原之鐃、鼓與北狄西域諸國的鳴笳、簫與胡角為主。因而，它與先秦的鼓樂與吹樂不同，與以絲竹為主的相和諸調在風格上判然有別。對此，晉人陸機的《鼓吹賦》曾有過生動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為漢樂府中的主要藝術形式，它的主要藝術特征最初也表現在音樂方面。《宋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晉書·樂志》也說：“《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我們可知，第一，這里所說的《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最早屬于漢世的“街陌謠謳”，第二，這些歌曲在當時屬于“相和”曲一類，而這一類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以后進一步發展，則演變成相和諸調，如相和六引、平調曲、清調曲、楚調曲、瑟調曲以及大曲等復雜的形式。

楚歌、鼓吹鐃歌和相和歌這三種漢代主要的歌詩演唱形式，也影響漢代歌詩的語言形式發展。楚歌產生的比較早，來源比較單一，其語言形式基本上沿襲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歌曲的影響，其語言形式與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為《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全為雜言。而相和諸調雖然也以雜言居多，卻出現了許多整齊的五言詩，如《江南可采蓮》、《君子行》、《陌上桑》、《白頭吟》等等。由此可見，音樂對漢代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

從《詩經》中《風》、《雅》、《頌》的區別到漢代詩賦的分流以及楚歌、鐃歌與相和歌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這里不能就有關問題做詳細展開式的論述，而主要是想提出這一問題以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我以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研究角度變換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國古代詩歌的藝術本質問題。試想，如果我們把詩歌不再看成是一種單純的語言的藝術，而是與音樂密不可分的復合型藝術，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以往的中國詩歌研究，就會發現明顯的不足。所以我以為，認真地研究中國詩歌與音樂的關系，是深化當前中國詩歌研究的重要方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曰下加文

＠②原字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四篇：農民土地意識或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的研究

農民土地意識或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的研究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一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社會體制的變革，農民的這種土地意識也逐漸發生了改變。

1.研究方法：對農民土地意識的研究熱潮是從1978年我國土地制度改革開始，研究文獻多為實證定量研究，文獻的形式大致經歷了由小說到政策研究，再到農民心態研究的過程。

2.研究內容：有關農民土地意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產權意識、經營意愿、調整流轉意愿、征用意識和新農村建設等幾個方面。其中，農民土地情感依賴方面的研究大多與征用、調整和流轉放在一起進行研究，幾乎沒有單獨研究農民土地情感的文獻。另外，還有個別學者從農民分化視角探討了農民的土地意識研究。

3.現狀和形成原因：通過閱讀現有文獻可以得出“農民對土地的意識、對土地的情感雖然有減弱的趨勢，但是仍然很強”。這一結論。對于農民土地意識個體差異的研究還是比較多的，從文獻來看，都是用統計學工具來分析的，其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否、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數、身體狀況、收入水平以及收入來源等方面。

現有文獻的不足之處在于，在概念上，對農民土地意識還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統一的界定；在研究內容上側重于產權意識，輕視了農民的土地情結，側重于表面原因的研究，沒有深度影響因素的挖掘；在研究方法上，大多使用實證方法對現狀展開調查，忽視了歷史因素的分析，也看不到農民土地意識動態變化情況。

第五篇：穩定土地關系與保護農民合法權益法律問題研究

穩定土地關系與保護農民合法權益

法律問題研究

前言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達，農村經濟必將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的亮點。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土地經營形式在市場經濟的催化下尋求著新的進化，伴隨著各種產業的衰落與興起，農村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必將起到前所未有的推進性作用，但是目前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現狀不容樂觀，存在的諸多問題嚴重的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復雜的農村土地關系和農民合法權益侵害上。

土地關系與農民合法權益之淺析

一、農村土地關系的內容

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開啟了家庭聯產承包農村土地使用經營關系的新一頁，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圍繞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涉及農村土地占有、使用、經營、流轉的農村土地關系內容日益豐富，也日益復雜化。目前，農村土地關系在占有、使用、經營、流轉的基本內容上，所衍生的權益糾紛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這些權益糾紛主要體現在因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宅基地使用權變更、房屋征收補償、占地征收補償，以及人身關系變更等等引起矛盾關系上。而這些矛盾關系如果不能夠得到科學公正的解決，又必然涉及、影響，甚至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

二、農村土地關系現狀

農村、農業、農民，三農問題是農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關鍵。解決好農村土地關系問題卻又是關鍵所在，目前農村土地關系影響農村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如下問題上。

1、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為了追求更高、更好的生存發展空間，外出務工、求學造成了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失，進而造成了各種人身關系的變更，而不規范的管理和操作導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屢見不鮮，主要體現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移和不合理喪失上。這種不規范甚至違反法律規定的轉移和喪失，不僅從根本上破壞了農村的法治秩序，也對農民主體造成了根本性的權益侵害。

2、宅基地使用權糾紛

日新月異的新農村意味著農村的形象不斷地改變著，隨之人們對自己的住房要求不斷提高，“老房新蓋”成為了普遍現象，同樣“又高、又大、又寬、又亮”是每個農戶的宅房追求，但是原有的宅基地使用面積根本無法滿足這一需求，所以隨著宅基地使用面積的擴展在 1

一些住房密集的農村，因宅基地使用產生的糾紛日益普遍（例：根據中國律師協會2010年農民民事糾紛案卷統計，因宅基地使用造成的民事糾紛占當年民事糾紛的21、3%，并且處于上身趨勢。），而管理不科學、行政工作不到位所產生的社會負面情緒，是農村行政、法治的公信力不斷下降，使農民權益保護雪上加霜。

3、林地、荒地使用及退耕補償糾紛

國家壟斷土地開發的一級市場，造成城市用地的不斷向農村擴張，在農村隨著退耕還林、退耕還牧、退耕還湖工程的推進，受區域、經濟的制約（不同的地理區域影響土地的經濟價值，進而影響退耕補償的標準，而受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影響其補償標準內更是此起彼伏）和一些人為因素的影響（管理不規范、工作不到位、腐敗等原因），農民與農民、農民與集體、農民與國家、集體與國家之間的退耕補償矛盾與糾紛愈演愈烈。而作為被補償一方對政府行政的不信任使這一矛盾成為困擾農村法制工作的一大障礙。

4、征地補償糾紛

農村征地補償糾紛主要體現在集體土地征用補償費上，農村集體土地征用的補償費在實質上是征用方對獲得被征用土地所有權而采取的金錢補償。當被征地的一方對土地征用補償、拆遷安臵補償政策表現出來的激烈情緒,實際上就是對征用土地一方給出的金錢數額表示不滿。這種糾紛固然可以通過行政權參與后,以強制力實現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但被征地的一方利益受到來侵害之后,所選擇的集體上訪、群體訴訟或是更激烈的極端手段,使得此類糾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總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之中,期待從土地使用權轉讓后獲得的利益亦將不穩,社會成本隨之加大，農村法治也必然受到更劇烈的沖擊和考驗。

5、婦女、兒童身份關系變更產生的土地所有權喪失問題

婦女和兒童一直是中國社會鏈上的薄弱環節，在農村依然如此，因婚嫁、喪偶等身份關系的變更導致農村婦女兒童對土地使用權的喪失而造成的侵害，隨著經濟的發展土地經濟值

2的升高越來越嚴重（例：以延安市寶塔區為例, 全區共有12 個鄉鎮, 611 個行政村, 僅對

柳林、萬花、棗園、何莊坪、橋溝、李渠、姚店等7 個鄉鎮共106 個村組進行調查發現,不少農村婦女因婚嫁、喪偶等原因被部分或完全剝奪了土地承包經營權, 以圍繞土地承包經營所產生的其他權利如土地收益權等）。這種現象固然有傳統觀念的影響，但也意味著農村法制體系的不健全以及法律保護的不夠。

6、同時因為土地環境污染問題、原始產值低下引發的農村勞動力流失問題以及自然氣候異常問題也對也對農村土地關系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1

三、農村土地糾紛的根源

西方經濟學者概括中國經濟，用“高空行走”和“地底徐行”來形容中國的城鎮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現狀，既有對中經濟高速發展的肯定與震驚，也有對中 國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

3這一矛盾的影射。從國家統計局1月份公布的數據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例：國家統計

局一月份統計數據顯示，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速在2010年超過了GDP增速。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仍在以9、7%的速度增長，達到了13190元，而2009年的數字為12022元。）這種現象的產生雖然無法擺脫生產力素質、水平，生產環

境、資源和政策的制約，但從整個經濟社會尤其是市場經濟社會層面而言，這種現象產生的最大根源在于建諸于農村土地關系之上的法制的殘缺與農民合法權益保護的不作為。從宏觀而言，中國的農村法制規劃的只是過去、殘缺的現在，而沒有未來。法治社會的外在表現是將國家、社會、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納入依法運行的軌道，農村的法制體系目前依然緊緊局限于基本的土地關系、人身關系，但是隨著市場經濟在農村的深化升級、新的生產要素的產生、新的勞動關系的確立、新的經營模式的形成（例：隨著資源危機的加深，資源的攫取范圍不斷擴大，農村的礦產資源、林業資源開發不斷升級，作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農民而言，他們長遠的生存利益如何進行保護、規劃？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新的集體股份經營模式（即以組或村為單位憑借其所持的集體資源和開發主體進行股份制經營）如何擺脫簡單的合同協議所引發的權益糾紛，而進行有效的法制化管理?），這些都需要法制從新的層面和角度結合農村經濟特有的北京呼要素進行新的立法和規范。

四、農村土地關系------農民合法權益之所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對傳統農業的形象概括，時至今日雖然農村經濟內容不斷拓展，但還是無法對這種局面造成太大的改變。農村土地關系，無論是農業用地還是住宅用地都是農民生存所系的根本。如何在承包經營權范圍內獲得生存的物質基礎、如何在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中保護好自己的利益、如何在集體土地授讓中實現主人翁權益、如何在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分配中實現弱勢群體的公平與保護等等問題的解決是穩定農村土地關系、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關鍵。只有確立法治下的農民對土地公平、公正、絕對的承包、流轉、使用和收益，才能實現農村土地關系的和諧穩定，才能長久的維護好農民的合法權益。

法治下的探究與保護

一、尋找農村法制的弱點

新中國建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至今，中國的經濟社會迅猛發展，相應的法制建設不斷的普及與完善，社會主體從最初的“服法者”開始向“利法者”（即作為社會主體單位的公民從社會法制初期所追求的服從法律、不觸犯法律向掌握法律、利用法律維護和獲取權益的法治社會上升過程），但是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擁有超過8億人口的農村，我們不得不反思中國農村法制建設的過程。受傳統的封建思想影響，人治作為一種執法方法的理念，在信息、思想傳播閉塞的農村，民主法治依然無法得到普及與發揮。政府行政機關認識不到位、缺乏法制觀念、立法嚴重滯后、執法制度不健全、執法隊伍混亂、管理不科學等等種種法治的漏洞與缺陷嚴重制約和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合法權益的維護。

二、立法不到位，法制建設殘缺

就目前農村法制建設的現實內容而言，農村法制體系建設是殘缺不全的，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首先，立法內容不充實，立法工作所涉及的內容沒有完全法定農村主體的生活內容。以農村婦女權益保護來看，包括《民法通則》、《婦女權益保障法》、《婚姻家庭法》都未對農村婦女在婚姻關系解除過程中的財產權益保護做實質性的條文規定（例:《婚姻家庭法》第四十條 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第四十一條 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第四十二條 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這些法律規定在受傳統思想影響嚴重的廣大農村，在沒有明顯的法的“值”與“量”的界定的情況下，無論從其判定標準還是執行標準上

都受到了極大地破壞，作為弱勢群體的婦女一方，其合法的權益根本無法得到保護。另一方面，從立法的理念上來說，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往往忽視農村這一體位面，就以2011年8月12日頒布的《婚姻家庭法》解釋三來看（第六條 婚前或者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當事人約定將一方所有的房產贈與另一方，贈與方在贈與房產變更登記之前撤銷贈與，另一方請求判令繼續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的規定處理。第七條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其立法所規定的實體內容主要還是反映城市的法律需求，因為其所規定的內容無法適應以男人為本位的農村社會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男人作為農村經濟活動的絕對核心，在各種財產獲取、占有、使用、支配中處于最高地位，而以主持家務、撫養孩子、照顧老人為生活本位的婦女則處于絕對的劣勢）。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看為是立法者對農村法律主體的立法歧視。綜合以上兩個方面，農村法治殘缺的出現是一種必然。

三、法律執行力不夠，法律的效力得不到保障

法律的價值在于通過法律的實施所得到的社會公信力和威信力，而不是一紙空文，就穩定農村土地關系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效力來看，其法律執行力是不足的(例：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6條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承包中應當保護婦女的臺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侵害婦女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第30條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同時，新修正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2條規定：“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補償費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以上這些法律規定皆明確了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中，發包方必須堅持男女平等原則，堅決保障農村婦女平等的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婦女不論是否婚嫁、離婚、喪偶，均不應喪失該項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剝奪其合法的土地承包權及其它相關經濟權益。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違反以上法律規定的現象屢見不鮮，是農村婦女權益保護的重點、難點問題之一。這種法律執行力不足，缺乏司法公正的現實也是造成農村土地關系混亂，農民合法權益遭受侵害的重要根源之一。

四、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農村缺少法治資本

在現行的法制體制下，農村是整個社會質疑法制建設中的薄弱環節。首先是法治思想不到位，農民思想文化素質低下，對法律缺乏理解，在使用上更是微乎其微，在各種矛盾糾紛發生后，最先想到的、最常用的就是鄰里之間的調節。其次，國家對于農村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到位，其工作方法過于被動，即不上訪不關注、不關注不援助，無法將法律的實效和作用傳播給農民。最后，司法工作實踐滯后，存在拖延、行政偏護、腐敗等因素，喪失了農民的信服力。除此之外，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和農民主體的經濟落后性使農村缺乏法制生活必要的經濟元素，也是制約農村法制發展的重要因素（法律維權過程中，維權的高成本，使一部分農民因經濟支出不足放棄了用法律維權的途徑。同時，因為缺乏必要的金錢刺激，法律工作人員缺乏對法律援助的工作熱情）。

五、從弱點溯源權益糾紛

從農村法制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村法治之所以無法同城市法制發展的軌跡相通，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歷史傳統觀念、區域風俗、文教水平、經濟發展內容的客觀條件制約，以及法制規范的落后、管理的不科學、法政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等主觀因素的影響，造成了農村法制建設的滯后，這種滯后帶來的是行政、法治公信力的下降，進而引發“民政”矛盾，而這種矛盾在以土地為核心的農村，又避無可避的傾軋于土地關系所關聯的權益上。當這種主客

觀因素在農村經濟加速發展，各路英雄齊聚農村的背景下，而作為土地關系受益主體的農民在缺乏法制保護的情況下，那么矛盾與糾紛必然成為舞臺上的主要內容。擺脫傳統理念對農村法制的束縛，針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與需求，結合城市化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通過對農村土地關系調整過程中所遇到的典型問題的研究和新現象出現的探索，不斷的充實和強化農村法制的內容與體系，以此實現農村法制建設的制度化、科學化、體系化發展。為穩定農村土地關系，維護農民合法權益提供堅實的法制保證。

六、依法衛農，照亮八億心靈

就法治社會發展的本身而言，農村法治大時代的到來任重而道遠，但是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來定位，農村法治水平的提升勢在必行。加強農村立法、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增強法政工作人員素質，以實際行動逐步的恢復農民對國家行政法治的信心，嚴格依法保護農民階級的農村經濟主體地位，用法律的公正嚴明創造農村經濟發展良好的社會環境，通過對農村土地關系的法律界定，明確其承包、使用、流轉、收益的主體來穩定農村土地關系，解決各種各樣的農村土地權益糾紛，實現對農民權益的保護。

穩定土地關系與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建議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加快農村法制發展，從根本上穩定農村土地關系，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針對農村土地關系現狀作出如下建議:

一、高度重視，做好立法

打破以往對農村經濟法制建設不夠重視的格局，創新思維，結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綜合考慮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通過教育、文化、宣傳等手段，及時的掌控農村經濟發展的變化與需求，加強農村立法工作，不斷的豐富農村法制內容，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充實的法律基礎，建立以穩定農村土地關系，維護農民合法卻意為核心的立法、執法理念。通過法制化，不斷的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占有、使用、流轉的管理，減少因土地關系問題引發的權益糾紛，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二、科學界定、規范管理、提升執行力

目前關于農村土地關系的法律法規與政策規定相互概念、內容混淆，界定不清，未依法行政和維權樹立了諸多障礙，所以必須消除政策調控對峙帶來的負面影響，給予法制明確的界定解決法律與地方性政策的沖突，樹立法律對土地關系調整和管理的權威，恢復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同時加大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保障農民充分實現法治內容中的各項權益，只有這樣，才能科學、規范、有效地解決各種權益糾紛。同時應大力加強行政和執法隊伍的人員素質建設，盡量減少因為人為原因導致的矛盾與沖突。

三、加強司法保護，建立調解制度

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一種世界級的現象，那就是不同部門法之間的內容沖突，關于農村土地關系所涉及的《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權法》之間也存在著這種現象，通過司法實踐，科學、公正地調整部門法之間的內容沖突，調整好農村土地關系是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的重要工作。我們可以通過靈活的司法運行機制對農村的司法實踐工作進行完善。首先，加大對農村法制信息的采集投入，使農村法制建設實現信息化，通過信息的采集分析，不斷的調整工作內容和政策方法，通過司法實踐的積累和科學整理建立農村司法實踐工作特有的體系，實現學科化、系統化。

四、打破格局，建立和完善農村法律援助制度

針對農村的法制發展實際情況，應高打破原有的法律援助范圍，在法律實踐中給予農村

更寬泛的法律援助內容，將農村土地關系相關的更多內容納入到法律援助的空間內，使農民主體彌補因經濟、知識水平、思想理念等弱勢造成的法律權益維護上的殘缺，使農民意識到法律公平公正，客觀高效。同時加大農村法律援助的財政投入和政策投入，彌補因為農村經濟落后所造成的缺乏的必要的法治成本，激發整個法制層面對農村法制建設的重視和投入，減少農民自身因為法治造成的經濟負擔，提升農民自身法治參與的主動性，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營造農村法治的文化氛圍，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法治在穩定農村土地關系與農民合法權益保護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中國律師協會《農村經濟糾紛與農民權益探討》

【2】李和平《關于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的法律思考》

【3】國家統計局經濟數據庫

【4】《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5】《中戶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6】《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

【7】《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