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原因力判斷刑法上因果關系論文

駕駛汽車故意撞擊他人車輛，倒車時因對方司機搶奪方向盤致使汽車行駛方向產生偏差，將圍觀的群眾撞，駕駛人和搶奪方向盤人的行為符合多個罪名的客觀要件，在刑法上如何定罪量刑存在較大爭議。本文從刑法上因果關系的原理為出發點，具體分析行為人的客觀行為是否構成危害結果的主導原因力，以期對實踐辦案有所裨益。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6日16時許，犯罪嫌疑人曹某某在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資格的情況下，借用一輛紅色馬自達轎車，拉載王某、蒲某，與對行劉某駕駛的藍色福特轎車在會車時發生刮蹭，雙方發生口角并互相毆打。被周圍群眾勸開后，犯罪嫌疑人曹某某駕車為泄憤，駕車撞擊已停放在路邊北側劉某的福特轎車，致該轎車損壞。曹某某欲倒車繼續撞擊劉某的轎車，劉某為制止曹某某此行為，在車外爭搶曹某某駕駛轎車的方向盤，致使曹某某所駕駛車輛的行駛方向發生偏差，該車將位于車輛東南側墻邊圍觀群眾慈某某父女撞到，造成該二人死亡的后果，劉某的福特轎車損失值為人民幣9210元。

二、主要爭議問題

第一種觀點：曹某某行為侵犯的客體為二被害人的生命權，曹某某的行為直接導致被害人生命被剝奪，生命權利的喪失，故曹某某撞他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劉某不構成犯罪，其行為具有正當性。

第二種觀點：曹某某行為侵害的客體為社會公共安全，是事發地不特定圍觀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具有公共屬性，故曹某某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駕車撞擊的行為特征與放火、決水等方式危險程度相當;劉某的行為與曹某某的行為相結合直接造成二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故劉某也應該認定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種觀點：曹某某駕駛車輛連續撞擊他人的汽車，且處于事發地點的人具有不特定性，因此曹某某的行為危害了公共安全，但其主觀上應為過失，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不是其追求的，故曹某某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劉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民事上需承擔責任。

三、評析意見

(一)曹某某行為侵害的客體為公共安全

1.考量曹某某的行為是否危害到公共安全，關鍵點是準確把握“不特定多數人”的涵義。所謂“不特定”的人，是指行為威脅到公眾中不確定的一人或者幾個人，因而具有社會危險性。至于行為所指向的對象是個別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危害結果是確定的還是不確定的，均不影響公共安全的認定。“不特定” 是獨立于行為人主觀意識與意志的客觀判斷，“不特定”需要自然地或者物理地觀察與分析，排斥行為人的主觀意識與意志。盡管實行行為客觀上只能威脅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生命、健康、財產，但是，只要我們將實行行為與“公眾”概念聯系起來考察和評價，實行行為指向來自于公眾當中的某一人或者某幾個人，行為對象具有不確定性，行為具有針對公眾的社會危險性，本案中“周圍圍觀群眾”屬于“不特定多數人”的范疇。

2.本案中對于“安全”的解釋應恰當，不宜縮小或者擴大。社會“公共安全”法益的表現形態應該是公眾的生命與身體健康，單純對財物的損壞和特定某一個人生命權的侵害，不能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表現為超個人財產法益的社會法益，具有公共安全屬性，或者屬于公眾所有，或者雖然屬于個人，但是直接地為公眾服務，對其進行破壞實際上可能會造成針對公眾的死亡、重傷以及重大財產損失之結果的發生。有關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條的立法目的并不在于維護公共生活的平穩與安寧，而在于保護公眾的生命、身體健康以及重大財產的安全，即公共安全。

3.分析本案的具體情形，當時圍觀群眾眾多，且人數不能確定，事中有人加入或者中途有人離開，在場的人員都在曹某某駕駛車輛的四周圍觀，曹某某的行為可能危害到在場每一位群眾的人身安全，造成對任一群眾生命、健康安全法益的侵害，完全符合以上我們討論的“不特定人”和“安全”的范疇，因此該案侵害的客體是應是公共安全。

(二)曹某某駕車撞被害人的行為應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曹某某駕車連續撞擊他人車輛的行為具有較高的危險性，其危險程度與“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方法”相當。其次，曹某某在現場多次撞擊劉某停放的車輛，此行為對周圍群眾的危害程度也相當之大，現場的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曹某某的行為時刻處于危險境地之中;最后，曹某某作為已滿十八周歲的成年人，應對自己所實施行為的危險程度具有一定的判斷力，其知道事發地點有多名群眾圍觀其和劉某父子打架，且應該能夠預見到自己的行為會對周圍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產生影響。

曹某某行為危害的是公共安全，但其主觀上是過失而不是故意，所以其涉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一是從本案發生的原因分析，曹某某與劉某因汽車之間的刮蹭產生矛盾，曹某某駕車撞擊劉某汽車的主觀目的也是為了泄憤，其直接的意圖也是損壞劉某的汽車，與圍觀的群眾沒有仇恨，其也沒有報復社會、危害周圍群眾安全的主觀故意。撞人的行為是在其預料之外的，不是曹某某積極追求的結果，因此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不是曹某某所積極追求的，其主觀上是反對和排斥這種結果發生的;二是曹某某實施行為時，有劉某搶奪方向盤這個因素加入，使得危害結果超出了曹某某最初的預料，劉某的行為也影響了曹某某對汽車的操控能力，從而使曹某某的行為后果具有不確定性;三是曹某某應有預料危害結果的義務，在事發地點周圍好多群眾圍觀的情況下，其應該意識到本身行為的危險性，可能會發生人員傷亡的附屬危害。綜合以上三點曹某某主觀上是疏忽大意的過失。

(三)劉某搶奪方向盤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存在爭議

1.劉某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討論劉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首先要理清一個問題，就是劉某的行為是否與慈某某父女二人的死亡結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如果存在此因果關系則構成犯罪，反之不構成犯罪。而要界定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就要看一個行為是否構成因果關系的原因力。刑法因果關系原因力是指行為人的行為在一定的場域內對危害結果所發揮的作用力。本案中曹某某和劉某的行為共同結合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如果二人的行為分開，任何單人的行為均不會發生危害結果;二人并無主觀上的意思聯絡，兩個行為之所以能夠結合完全出于偶然，但是他們的危害行為共同導致了同一危害結果的出現，而且是危害結果出現的直接原因，因此曹某某與劉某的行為均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2.劉某主觀上是存在過失的。劉某與周圍群眾沒有仇怨，也沒有追求或者放任圍觀群眾死亡的主觀故意，但是其作為成年人，對搶奪正在行駛的汽車的方向盤行為的危險性應該具有預見的能力，但是由于其疏忽大意或者過于自信其沒有預見，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其主觀上存在過失。

3.劉某行為具有一定正當性。其是否構成犯罪不能一概而論，應該謹慎定罪。我們承認曹某某和劉某的行為共同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且二人作出行為時主觀上均存在過失，但是二人行為對危害后果所起到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二人應該承擔的責任也是不同的，他們之間的責任負擔份額應該以其行為的實際原因力大小來確認。在當時情況下，曹某某作為肇事車輛的駕駛人，其行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作用較大，因為曹某某對肇事車輛享有絕對的控制力，且其當時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比如將汽車的倒退擋換成前進擋，直接改變汽車的方向，亦或直接踩剎車停車，這些行為均能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正因為曹某某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危害結果，才使得其對危害結果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反之劉某的行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車輛的行駛方向，對于回避結果可能性作用不大，故劉某對危害結果承擔小部分的責任，但是劉某究竟需要承擔多少份額的責任，現在無法給出一個量化的答案，因此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存在較大爭議，但是就民事而言其應當承擔部分經濟賠償的責任。

(四)綜合評析

1.曹某某撞劉某汽車的先行為構成尋釁滋事。曹某某在沒有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的情況下，駕駛無號牌的轎車上路，與劉某駕駛的汽車發生刮蹭其存在明顯過錯，后又與劉某互相毆打、撞擊他人車輛，其行為具有逞強爭霸、無事生非的主觀意思，符合尋釁滋事的主觀故意，且造成劉某車輛的損失，損失值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構成尋釁滋事罪。綜合本案總體情況，從主客觀相一致的角度分析，曹某某駕車撞被害人的行為應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應對曹某某數罪并罰。尋釁滋事罪與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兩個罪名，雖然客體均具有公共屬性，但是兩個罪名所保護的法益存在本質差異，尋釁滋事罪的法益是社會管理秩序，其中涉及他人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客體指向的是確定的人和物，具有特定性;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保護的法益是社會公共安全，具有不特定性，因此曹某某行為侵犯的兩種不同的法益，應該對其以尋釁滋事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數罪并罰。

第二篇：以領導班子的學習力建設促進整體執政能力上水平v

強化學習力，促進領導班子執政能力建設上水平——讀《學習型政黨》心得體會

“事有所成，必是學有所成”。要扎實推進領導干部執政能力建設上水平，就必須從強化學習力入手，按照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切實將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作為當前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抓緊抓好。

《學習型政黨》一書對學習型政黨建設提出的背景和現實意義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闡述，在對學習型政黨的基本內涵、主要特征、歷史定位、建設基礎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實施策略。該書指出：“學習型政黨是以人的素質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創建的根本宗旨，并最終以黨員干部素質率先發展影響、輻射、帶動全社會公民素質的全面發展，其實質是一種現代化建設體現在人的發展方面的發展模式。”

鄉鎮基層中要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創建活動有序開展，就必須充分發揮領導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以點帶面，用創建學習型領導班子帶動創建學習型黨組織全面鋪開；以學促能，用學習促進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全面提升，并最終帶動鄉鎮基層經濟社會的跨越發展。要強化學習，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只紙上談兵，要找好著力點，把握學習重點、廣泛

開展創建、形成競學格局。下面，我就如何提高領導干部的學習力提三點想法：

一、重視學習，推進學習常態化。

學習是人類文明不斷傳承和發展的力量之源，是個人砥礪人格和實現自我發展的重要途徑，是黨和國家正身立本和繁榮昌盛的不竭動力。作為領導干部，更應從思想上真正重視學習，將學習作為政治責任、作為第一需要。通過自覺參與學習，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從而推動學習過程常態化。

一要認識學習的重要意義。先賢莊子曾說，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領導干部只有勤于學習、善于思考、創新思路，才能真正把握時代趨向，掌握人民所需，才能真正帶動一方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二要把握學習的深刻內涵。俗話說：學以立德、學以增智。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知識的灌輸層面，而更應該是貫穿于追求個人綜合素質全面提升的整體過程。只有讀好書，才能立德、修身、養性、改過，我們的心靈才能得到凈化；只有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我們才能夠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而確立正確的地位觀、權力觀、利益觀。只有把所學的新知識與所積累的實踐經驗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才能不斷增長才智，切實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

三要樹立終生學習的觀念。學習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常抓不懈，只有樹立“踏實勤奮、貴在經常”的良好學風，才能不斷優化自身知識結構、提高綜合素質，在建設學習型政黨中走在前列，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帶動全黨全社會形成“崇尚學習”良好氛圍風氣。

二、完善制度，推進學習規范化

形成一套符合實際、行之有效的學習制度，是建設學習型政黨，確保學習活動有序開展的有力保證之一。要繼續發揮黨委理論中心組的作用，通過在加強中心組學習制度建設上下功夫，力求把“我要學”的自覺性與“要我學”的制度保證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切實增強中心組成員學習的“內動力”，使其發展成為領導干部“學理論、議大事、轉觀念、出思路、建班子”的有效手段。

一要著力打造常態學習圈。完善健全的制度是保障理論中心組持續正常開展的重要保障，要通過健全各類制度，包括黨委中心組學習制度、學習聯絡員制度、學習調研制度、經驗交流制度、自查總結制度、學習反饋制度、形勢報告會制度、學習檔案制度、理論宣傳制度、個人自學制度等十項工作制度，把制度建設貫穿于理論學習的全過程，并從經常性、基礎性工作抓起，逐步建立和完善基層理論工作督查考評等長效機制。

二要制定中心組學習工作規則。要明確、具體地規定出中心組成員的構成，每月的學習次數、全年集中學習時間、有關成員的責任、理論學習的重點內容等，使中心組學習的組織機構、管理服務、指導檢查、調研宣講等更加規范，形成了比較有效的運行機制，務求使中心組理論學習做到 “十個有”，即有相對固定的時間、有切實可行的學習計劃、有完整翔實的學習記錄、有專門的學習筆記、有清楚明了的考勤檔案、有服務到位的學習秘書、有充足保障的學習經費、有匯編成冊的學習成果、有定期規范的學習檢查、有指導推進的學習通報。

三要加強中心組學習考評。要明確中心組理論學習考評細則，對黨委中心組學習從領導重視、機構健全、措施得力、經費保障、理論宣傳、典型建設、經驗總結、班子建設、工作實效、檔案健全等十個方面進行明確量化規定，使中心組學習工作推進有措施，落實有標準。

三、做好結合，推進學習實用化

實踐表明，真正要學有所獲、學有所得，不僅要愛學習、勤學習，更重要的是善于學習。要從自身實際出發，不斷改進學習方法，注重學習與實踐、工作、創新三結合，加快推進學習成果向執政能力提升轉變。

一要注重學習與實踐相結合。創建學習型政黨，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讀書活動，而是旨在全黨樹立全新的學習理念，大興學習調研之風，進一步拓展改革發展思路，提高戰略思維能力，提升科學決策水平，推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在創建過程中必須克服“假學”的傾向，防止一陣風式的表面化學習，防止機械性的盲目學習，防止被動性的應付學習。把學習與實踐結合起來要以當前鄉鎮工作的重點，著眼于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著眼于解決民生問題，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二要注重學習與工作相結合。不論學什么、怎么學，都不能脫離工作實際。要學以致用，必須首先選準學習重點，并把學到的科學理論和各種知識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轉化為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執政能力。同時，要注重在實踐中帶著問題學，在解決實際問題時不斷探索尋找答案，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進一步完善知識結構，使學習更有針對性。

三要注重學習與創新相結合。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學習不能只是適應性學習，而且要應該是也必須是創造性地學習。學習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學習的根本目的，是學習的進一步拓展與延伸。創新意味著知識的應用并做出成果。世界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在發生重大變化，我們黨自身也在發生重大變化，變化的環境要求學習方式、思維方式也應轉變為創新性。畫地為牢、被動應付、安于現狀、墨守成規的精神狀態，必然難逃“煮青蛙”的厄運。社會主義新的實踐要求我們黨必須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不斷學習中求進步，在不斷創新中求發展。學習要重創新，善于在消化吸收既有知識、前人成果和他人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有切實依據的新觀點、新認識，形成改進工作的新思路、新辦法。

第三篇：國以民為上,民以生為先——老子民生思想探析_職教論文

目前，民生問題乃社會各界關注之焦點。對于民生問題的解決，黨和國家領導人給予了高度重視。胡{學}錦{海}濤總書記于今年新年賀詞中著重提到：著力解決民生問題。溫{學}家{海}寶總理在春節團拜會也強調“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解決民生問題正成為社會各個層面的主流話語。而解決民生問題，需要對古代賢哲的民生思想作一深刻探求，從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資源，以古鑒今，裨益當世。正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而在我國漫長的思想長河之中，老子的民生思想可謂一朵奇葩，至今仍熠熠生輝，對其深刻研析將會為當前民生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益的啟迪。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是我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其民生思想主要體現于《道德經》一書。《道德經》共八十一章，約五千余言，對后世影響深遠。魯迅先生曾說：“不讀《道德經》一書,不知中國文化,不知人生真諦。”老子的《道德經》包含著豐富的思想意蘊，而民生思想則是其精髓所在。老子民生思想的靈魂是“道治”。老子認為，道乃萬物之宗，天下之母，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因此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又指出，道化生萬物的過程，是由道生出陰陽二氣，二氣不斷交沖，互相激蕩，形成一種萬物和諧的狀態。如其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為和”。老子理想的“道治”，即執政者當以自然和諧之道經國治民，以達致社會的總體和諧。而要以“道治”求和諧，則需側重民生，國以民為上，民以生為先，民生乃社會和諧之根本。那何謂民生？孫中山界定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現代《辭海》則簡言之：民生即人民的生計。按照此基本內涵，對老子的民生思想進行爬梳，可將其內容剖析為四個部分：尚民為先、崇儉抑奢、慎刑薄賦、以正治國。

一、尚民為先。我黨執政理念的核心是執政為民。胡{學}錦{海}濤總書記對其精辟闡釋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我黨作為執政黨的力量源泉就是人民的擁護。“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而要做到執政為民，關鍵在于從思想上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即尚民為先。老子具有強烈的愛民重民情結。由于老子處于“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的春秋戰國變動時期，切身體會到各國兼并、征戰頻仍、百姓困苦種種社會現實。所以，他指出“人”生存于宇宙之中，同“天”、“地”、“道”一樣，都是宇宙中最偉大之物。他稱：“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這里“人”即為蕓蕓民眾百姓。因此，他提倡執政者要尚民為先、“愛民治國”。對于執政者如何才能做到尚民為先，老子提出了如下要求：首先，執政者要有寬廣的胸懷，以民為上。“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特別是在處理與百姓的關系上，執政者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徹底摒棄“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的優勢心理，“以百姓心為心”，謙遜地對待每一個人。“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老子還主張無差別地對待每個人。他說：“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矣。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矣。”做到以民為上，人民就會對執政者“樂推而不厭”。[!--empirenews.page--]其次，執政者要有“無私”的精神，舍己為民。老子以天地長存為例，指出：“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他認為，天地之所以長久，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是為萬物利益而生存，而不是為一己私利存活。老子借此暗喻執政者要無私無我，舍己為民。為了百姓的利益，執政者要毫不顧慮個人利害得失與生死存亡，做到“后其身”，“外其身”。只有這樣，執政者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從而得以“身先”與“身存”。再次，執政者要有善良的心態，與民為善。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執政者的善良是合乎“天道”的，正所謂“天之道，利而不害”。執政者要像“天道”一樣，想得民心，順民意，則需“知善之為善”，以善治民。

二、崇儉抑奢節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此相對立的是驕奢淫逸。“儉節則昌，淫佚則亡”，節儉既是個人的修身之道，又是治國的安邦良策。胡{學}錦{海}濤總書記在“八榮八恥”觀中就強調指出：“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尤其是在資源匱乏的今天，提倡艱苦奮斗，增強節儉意識，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更是刻不容緩。老子崇尚儉嗇，反對奢侈。他把節儉稱為三寶之一。他說：“我恒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儉”即“嗇”，老子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作為個人要注重修身，廣積樸德，“塞其兌，閉其門”，“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不要過分地放縱自己的私欲，去追求感官的享樂。他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食、色本是人的生理自然之欲。而音樂亦能調劑人的情感，也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個人一味沉溺其中，則會導致“益生”。“益生”對個人發展極其有害，老子認為，“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個人一旦達到“強”，就會“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可見，過分的縱情，將加速個人生命的提前終結。所以，“儉，故能廣”。老子把“儉”視為國家之“深根固柢”。他認為，如果執政者注重節儉，就不會搜刮榨取、殘民自肥，國家則會長治久安。他以盛水器注水與刀劍捶打為喻，提醒執政者不要貪求財貨。他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他還告誡執政者不要誤入歧途，追求奢華。他說：“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可是有些執政者卻“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他們“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居住的“朝甚除”，擁有的“財貨有余”。與他們相比，百姓卻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田甚蕪”，“倉甚虛”。對于這樣“非道”的執政者，老子痛斥為“盜竽”，即強盜頭子。在老子眼中，英明的執政者要“去奢”，“多言數窮，不若守中。”

三、慎刑薄賦縱觀我國古代，每逢明君治國之時，執政者一般都會施行慎刑薄賦的政策。比如：西漢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而今，我國對農業稅的最終免除，最高法院對死刑審核權的收回等等政策，更將慎刑薄賦的思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empirenews.page--]老子推崇“無為而治”，他反對執政者任意刑罰，橫征暴斂，對百姓施以苛政。他說：“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執政者應體察民情民意，施行慎刑薄賦的政策，以自然和諧之道來治理百姓。老子憎恨執政者隨意設置嚴刑峻法，越職殺人。老子認為，生殺予奪之權是由“天”掌握的，而“天”則從“法道”的角度出發，會委托“有司者”專職其事，其他任何人不得擅用。可見，老子并不反對刑罰，只是痛恨執政者違背“天道”，任意實施刑罰。針對與此，老子鄭重指出，執政者同百姓一樣，在“道”的面前地位是平等的。“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故此，作為執政者不能濫用私權，對百姓任意處置，“執而殺之”。如果這樣將會激起民怨，民生怨心，就會耿耿于懷，“和大怨，必有馀怨”。那么執政者最終會削弱自己的統治基礎。正如老子所言：“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則希不傷其手矣”。老子極力抨擊執政者不顧百姓困苦，對百姓施以各種苛捐雜稅，超過百姓生存的底線。他認為，國家正常運轉，需要百姓負擔一定的費用，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執政者不能為了“求生之厚”，過分地向百姓索取，造成百姓生活饑饉。“民之饑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饑”就會引發百姓的反抗，出現“民之輕死”、“民之難治”的局面，整個社會就會紊亂失控。在此，老子提到，百姓起來抗爭當局，并不是他們自愿的，而是由執政者過分的刑罰苛稅所導致的。特別是當執政者將百姓逼到“不畏威”、“不畏死”的時候，“則大威至矣”，那就會危及到國家社稷的生死存亡。為避免出現這種結果，執政者對于百姓就要“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采取“不自見”、“不自愛”的優良作風。

四、以正治國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準則，也是人類不懈的價值追求。目前，公正也是解決我國當下紛繁民生問題的一把關鍵性鑰匙。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僅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且必須要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溫{學}家{海}寶總理對此強調指出：正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價值。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講正義。老子提倡公平正義，倡導“以正治國”，渴望建立一個秩序良好的“道治”社會。正如他所描繪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達致此理想的和諧的社會，公正則是其首要的價值支撐。老子認為，公平正義可以從兩個層面上加以理解。其一，從個人層次。其二，從社會層次。從個人的層面來講，公正是一種存在于頭腦中的價值觀念，也是個人追求的一種高深的思想境界。老子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在老子看來，個人在認知的道路上，首先要“知常”。“知常”即為懂得常道，而常道即自然的法則。個人懂得了自然規律，就會寬容待人的，寬容待人就會公正無私，公正無私就能考慮周全，考慮周全才最終符合自然的和諧之“天道”。“知”、“容”、“公”、“全”、“天”、“道”是人認識世界不同的思想階段，而“公”則在其中，它是達到“道”的必然環節。當公正觀念外化為行動的時候，老子進一步解釋道：“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也就是說，個人要想做到公正辦事，態度不要凌人，方式不要生硬，行為不要傷人。[!--empirenews.page--]從社會的層面理解，公正是社會的理性表現。當個人具備公正的思想觀念，那么由個人按照各種關系集合的社會就會表現出公平正義。老子指出：“天道”就是奉行公正的。他說：“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馀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在這里，老子把“天道”比作安裝弓弦，如果想把弓調好，就應該把裝高的弦弄低，把裝低的弦提高，把多余的弦去掉，把不足的弦補上。“天道”既然是公正的，那么作為“天道”的生化物—社會，自然應體現公正。老子的公正觀，存在于他所希望的和諧的“道治”社會。現實社會卻往往不盡其然，存在著諸多不公正的現象。老子認為，這些不公正的現象是違背“天道”的，必須加以消除。比如，在貧富分配上就明顯存在著不公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富者愈富，貧者益貧。老子慨嘆道：“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這種不公正現象的存在，將會嚴重地阻礙社會的正常運行。為了遏制這種不公正，老子指出，社會必須要進行適度的宏觀調控，來“損有馀而補不足”。只有“以正治國”，社會才會安定，國家才能富強。由上分析，可見老子的民生思想構成了完整的邏輯體系。其起點為尚民為先，合理內核為崇儉抑奢、慎刑薄賦，其終點為以正治國，貫穿于其中的主線是“道治”。在這個思想體系中，“道治”是靈魂，尚民為先是根本，崇儉抑奢、慎刑薄賦是表現，以正治國是目標。它們之間緊密相連，層層相接。另外，我們也發現，老子的民生思想帶有濃重的現實色彩，對現實充滿了關懷，精確掌握老子的民生思想對目前解決民生問題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