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共黨史重要會議

中共黨史的重要會議 2012 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十二五”規劃、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 2011 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科學發展觀、民主黨派安徽省情 2010 年 科學發展觀、哲學”黨的力量”

2009 年 “黨的力量””四位一體”中國政黨制度 哲學 2008 年 民族黨派 政府部門職能 黨代會制度 十七大報告 安徽省情等 中共黨史重要會議 中共一大 1921 年，上海，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 中共二大 1922 年 上海制定革命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 中共三大 1923 年 廣州 制定革命統一戰線第一次國共合作方針 中共四大 1925 年 上海 明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作聯盟問題 八七會議 1927 年 漢口 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遵義會議 1935 年 遵義 糾正王明左傾錯誤 事實上確認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 瓦窯堡會議 1935 年 瓦窯堡 制定民族抗日統一戰線 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針 洛川會議 1937 年 洛川 制定全面抗戰路線 中共七大 1945 年 延安 確定毛澤東的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通過

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報告 七屆二中全會 1949 年 西柏坡 一個炮彈 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 兩個務必，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三個轉變 工作重心 鄉村→城市。總任務農業國→工業國 新民族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革命。為新中國成立做了理論和路線 方針準備 新政協會議 1949 年 討論新中國成立問題《共和綱領》國旗 國歌 首都 領導

中共八大 1956 年 社會主要矛盾，黨的主要任務 經濟建設方針 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實行改革開發 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 中共十二大 1982 年 鄧小平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共十三大 1987 年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黨的基本路線 三步走 中共十四大 1992 年 江澤民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形成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 中共十五大 1997 年 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 中共十六大 2002 年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 中共十七大 2007 年 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思想

第二篇：黨歷史上重要會議-中共黨史考點

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概況：

(1)時間：1921.7.23-8.1；(2)地點：上海、嘉興南湖

(3)出席代表：13人，上海李達、李漢俊；北京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毛澤東、何叔衡；武漢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王燼美、鄧恩銘；廣州陳公博，日本東京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赤色國際的尼可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

(4)中心任務：建立中國共產黨，制定黨的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的建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李分管組織和宣傳。

2、中共成立的意義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意味著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在經過了長期艱難曲折的探索之后，終于有了新的領導核心。

第二，中共的成立，使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有了科學的指導思想。

第三，中共的成立，溝通了中國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聯系，把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同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相聯結并成為其一部分。

3、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基本規律和歷史特點

(1)規律：中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2)特點：第一，中共是在列寧和第三國際幫助下建立的；

第二，中共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建立的，沒有歐洲那樣產生改良主義的社會基礎，但黨受小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較大。

第三，黨成立時理論準備不足。(此觀點學術界有不同看法)

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概況 時間：1922.7.16-23 地點：上海 出席代表：陳獨秀、李達、張國燾、鄧中夏、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羅章龍等，代表黨員195人。

（2）中心議題——進一步討論和確定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3）意義：

①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人民指出了爭取解放的正確方向。

②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是中共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初步結合的結晶。

二大的不足，對中國革命兩階段的關系沒有深刻的認識，因而沒有明確提出民主革命必須要有無產階級來領導，對民主革命成功后提出兩種可能。一是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二是若無產階級力量強大，這第二步奮斗是能即刻成功的。

三、中共三大，統一戰線政策的制定（1）概況：地點廣州；時間1923年6月

會議的中心議題：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問題。反對了兩種錯誤傾向——張國燾的左和陳獨秀的右 經過討論，通過了大會宣言及《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正式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幫助孫中山把國民黨改組為民主革命聯盟，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

（2）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必要性：

第一、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列寧的東方戰略理論,關于爭取同盟軍的思想是確定國共合作方針的理論準備；

第二、實行國共合作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

可能性：

第一,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一直堅持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立場，雖然屢戰屢敗,但仍然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第二,他們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們合作。

（3）第一次國共合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必要性

第一、國共兩黨只有實行黨內合作才是切實可行的,否則,孫中山不同意合作。

第二、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對革命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

四、國民黨一大的召開 1924年1月，地點廣州（1）國民黨一大的主要成果

第一、政治上通過了新的革命綱領，新三民主義成為國共合作的共同政治綱領。

第二、在組織上通過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定。改組后的國民黨開始由資產階級政黨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聯盟.(2)新三民主義的特點

第一、最大特點是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緊密結合。第二、新三民主義和舊三民主義相比，有了嶄新的反帝反封建的內容。

五、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概況 1925.1.11—22，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代表黨員994人。

2、大會的中心議題

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群眾工作和組織工作方面如何進行準備的問題。

大會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問題。

大會初步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批評了“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強調右傾是當前黨的主要危險。主要表現在取消黨的工作，放棄階級斗爭的主張和“采取勞資協調的政策”。大會分析了國民黨的政治狀況，指出國民黨改組后已經分化為左、中、右三派。黨對各派的政策是：幫助和擴大左派，批評中派的“游移態度”，反對右派的妥協和壓迫工農的行為。

3、意義 這次大會所決定的各項政策和采取的各項措施，都是正確的。它為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這次大會提出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和農民同盟軍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

六、中共五大會議的努力 1927年武漢 七、八七會議（重點）——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2.南昌起義 1927年8月1日，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3.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4.廣州起義——12月11日，在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八、遵義會議（重點）

召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內容：①糾正了博古等人在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

②取消博古的軍事最高指揮權 ③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軍事主張

意義：①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②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是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九、中共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大會制定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大會通過的黨章把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以毛澤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此建立起來。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

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它在革命面臨新的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對全黨給予及時正確的指導，為爭取抗戰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大會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統一。

十、楊家溝會議（十二月會議）

? 中共中央1947年12月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集的會議。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闡明了奪取全國勝利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方針及政策。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就是此時提出來的。十一、七屆二中全會

? 1949.3.5---3.13；西柏坡；毛澤東主持會議并作了重要報告。

內容：奪取民主革命的勝利和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任務、方針、政策。第一，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

第二，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

第三，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思想。

第四，提醒全黨要防止驕傲自滿情緒，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堅持不斷革命。

意義：七屆二中全會，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歷史轉折關頭的一次重要會議，他圓滿的解決了黨奪取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和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問題，使黨在革命轉變關頭，從政治上、思想上做了充分準備。為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從戰爭轉向生產建設，將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做了政治、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等多方面的充分準備，描繪了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藍圖，使全黨在新的形勢下，達到高度的團結統一，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十二、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的召開：1949.9.21—9.30；北京；662人 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三個為新中國奠基的歷史性文件。會議還通過了關于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等項決議，會議選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當時還不具備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下，肩負起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揭開了新中國歷史的第一頁。

十三、開國大典:1949.10.1；北京；天安門城樓

第一，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中國、奴役中國人民的歷史從此結束，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第二，本國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歷史從此結束，廣大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第三、軍閥割據、戰亂頻仍、匪患不斷的歷史從此結束，國家基本統一，民族團結，社會政治局面趨向穩定，人民可以集中力量從事經濟文化等方面建設的時期開始到來了。

第四，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為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前提條件。

第五，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

十四、召開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1950年6月

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書面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會議強調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創造三個條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會議是作為執政黨召開的第一次全會，為全面實施《共同綱領》規定了明確的戰略方針和行動策略。

十五、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重點）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次集中探索。

八大最重要的歷史功績就是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成功探索。(1)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提出

? 主要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

? 主要任務：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 根本任務：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2)在經濟建設上,會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

? 大會還采納了陳云“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主張。(3)在政治建設上，大會確定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黨和政府的活動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方針。

(4)在執政黨建設方面，大會強調要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健全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等。

十六、廬山會議與糾左進程的中斷

黨內高層領導對1958年以來的工作和當前形勢的估計存在著嚴重分歧；

中蘇論戰的影響

十七、中共十大會議的召開：1973年8.24-28；北京 十八、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1978年12.18-22；北京

1、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

2、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

3、提出調整國民經濟和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方針；

4、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

5、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重新確立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組織原則；

6、是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折，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左”傾錯誤的長期干擾，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第二次飛躍的起點。

二十、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召開：1981年6.27-29；北京

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重新建構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確立了毛澤東的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1、對建國以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革”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總結

2、實事求是的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

3、總結和肯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

4、是總結經驗、團結前進的會議。《決議》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為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同心同德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保證。加強了中央的集體領導和團結，以保證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充分實現。二

十一、瓦窯堡會議 1935年12月17日 陜北瓦窯堡

通過了《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和“擴大紅軍”的方針，并提出了抗日游擊戰在戰略上的重大重要

25日通過《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正式確定了抗日名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瓦窯堡會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解決了遵義會議以來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標志著黨的抗日民族統一宣布策略方針的形成。

二十二、洛川會議 1937年8月 陜北洛川 內容：

第一，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提出了黨的中心任務—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

第二，會議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內容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實行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實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方、建立抗日的民族團結。

第三，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方針政策：第一，在敵后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第二，在國統區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第三，減租減息為黨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策略。基本精神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實行全面抗戰，爭取抗戰勝利。意義：洛川會議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正確估計了形勢，及時地明確了黨的任務，并制定了完成此項任務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從而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指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方向，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和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第三篇：中共黨史上的三次重要會議

中共黨史上定規矩的三次重要會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自身建設，開啟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新階段。

黨的十八大結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就制定出臺改進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八項規定，就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立的新規矩。

從此，中央八項規定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也彰顯出規矩在全面從嚴治黨中的重要地位。

2015年1月13日，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要加強紀律建設，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講規矩，守紀律，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在民主革命時期，1929年的古田會議，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中共黨史上立規矩的三次重要會議。這些在歷史的關節點上制定出來的規矩，對于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保證黨的團結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當下加強紀律建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一、古田會議其實是一次立規矩的會議 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發展史上，古田會議有其特殊的歷史地位。這次會議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對黨和紅軍內部存在的不講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對削弱黨的戰斗力的極端民主化傾向，對不執行黨的決議、不開展正確的黨內批評的非組織化觀點，對小團體主義和享樂主義，制定了切實有效的反對措施，訂出了切實可行的規矩。

1928年4月，由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和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隨后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進軍贛南。離開井岡山之后，由于處境困難，屢遭挫折，于是，紅四軍內部，包括高級領導干部中，對井岡山時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對紅軍中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等問題，產生了各種議論。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將剛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劉安恭派來紅四軍。毛澤東和朱德對劉安恭的到來很重視，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決定恢復同年2月初曾“停止辦公”的紅四軍軍委，并由劉安恭擔任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

然而，正是劉安恭的到來，進一步加劇了紅四軍內部的爭論，因為劉安恭擔任軍委書記一職后不久，就作出了一項限制前委權力的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事。

劉安恭主持的軍委作出這樣的決議，顯然是違背中共中央精神的。當時中共中央在關于紅四軍工作的指示中說得很清楚，前委不僅領導所在紅色區域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在前委之下組織軍委，也就是說軍委是前委的下級組織。

1929年5月底，紅四軍前委在福建永定縣的湖雷召開會議。會上，就前委與軍委的分權等問題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是要求成立軍委，另一種意見是不必再設軍委。湖雷會議并沒有解決軍委是否應該設立的問題，可以說是議而未決。

6月7日，紅四軍攻克福建上杭縣的白砂。第二天，紅四軍前委在白砂再次召開會議，再度討論軍委問題，會議以36票對5票通過決議，決定取消新成立的紅四軍軍委，劉安恭的軍委書記自然被免除，隨后改任第二縱隊司令員，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職由陳毅繼任。

然而事情并沒有就此了結。6月8日，也就是白砂會議的當天，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給毛澤東寫信，其中含沙射影地對朱德進行攻擊。對于林彪給毛澤東的信，紅四軍前委采取的態度是要求毛澤東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于是，朱、毛都給林彪寫信表明自己的看法，而他們給林彪的信，都公開登載在這年6月中旬前委編印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訊》第三期上，實際上也使“朱毛之爭”在軍內公開化。

這時，因在白砂會議上被免除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職務的劉安恭，不僅繼續堅持設立軍委的主張，并且說紅四軍的黨分成兩派，一派是朱德為首，“是擁護中央指示的”；一派以毛澤東為首，“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劉安恭進而提出，要通過建立完全選舉制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這樣一來，紅四軍內部的爭論非但未能停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勢。

為解決紅四軍內部的爭議問題，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城的公民小學召開。這次會議雖然發揮了民主，但集中不夠，在選舉前委書記時，主持會議的陳毅得以當選，而原本是中共中央指定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卻落選了。大會雖然對劉安恭和林彪在這場爭論中所起的不良作用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但同時決定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已很難在紅四軍繼續工作。

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后，毛澤東離開紅四軍，陳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軍中主要領導人只有朱德一人，思想政治工作難免有所放松，極端民主化卻在發展。為了解決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未能解決的問題，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城關太忠廟召開，會議由朱德主持。這次會議由于前委領導不健全，會議又沒有作好必要的準備，事先未能拿出一個意見，就讓大家討論。結果，會議開了三天，七嘴八舌，毫無結果。

陳毅到上海后，如實向中共中央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中共中央對此很重視，明確表示此前紅四軍在處理“朱毛之爭”問題上存在錯誤，并宣布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

隨后，中共中央發出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政治局討論通過的《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國革命歷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中央九月來信要求紅四軍前委“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斗爭”，并且“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

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的古田村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會重新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并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

古田會議決議實際上就是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矩。例如，關于極端民主化問題，決議中提出的糾正的方法，除了要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外，還強調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

具體要求是：

（一）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

（二）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

（三）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

（四）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中去。

（五）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于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并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

對于黨內存在著的少數不服從多數，“少數人的提議被否決，他們就不誠意地執行黨的決議”的非組織觀點，決議中指出的糾正的方法是“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為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同時特別強調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針對以往“黨員加入太隨便，許多不夠黨員資格的也拉了進來”，各級黨部“完全忘卻了教育同志一個任務”，有的黨員紀律松懈等問題，決議中為此提出的糾正的辦法是“舊的基礎厲行洗除”，凡政治觀念錯誤，吃食鴉片，發洋財及賭博等，屢戒不改的，不論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黨。并且規定以后新黨員的入黨條件是：

(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

(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

只有“以上五個條件完備的人，才能夠介紹他進黨”。

古田會議前，紅四軍內部之所以發生極端民主化傾向，主要是由于紅軍和根據地都在初創階段，沒有規矩可循造成的。古田會議不但成功解決了在長期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如何建設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何保持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問題，而且對于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如何保證黨的隊伍的純潔，立下了一系列的規矩，促進了紅四軍的團結。

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立下的規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這次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黨內規定，是中共黨史上又一次立規矩的重要會議。

對于這次全會為什么要出臺這些規定，劉少奇在全會所作的關于黨規黨法的報告中曾有具體說明。他說：“要保證黨的團結與統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統一外，條文亦應規定法律上非團結不可，以避免個別人破壞黨的團結與統一。并以此黨規與黨法去教育同志。”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隨后到武漢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在長江局工作期間，除了在處理國共關系、估計抗戰形勢、如何保衛武漢等問題上，與毛澤東、張聞天有不同意見外，他還表現出對中共中央的不尊重，甚至鬧某種獨立性。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論持久戰》的講演。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要其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論持久戰》，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后中共中央再次致電長江局，要他們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王明甚至公然提議停止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主張改在武漢印刷制版；未經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以個人名義將1938年2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公開發表等。

針對王明在長江局工作期間與中共中央鬧獨立性，也鑒于1935年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拒絕北上，甚至發展到另立中央分裂黨和分裂紅軍，六屆六中全會強調，每個共產黨員應該愛護黨和黨的團結統一有如生命，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中央是全黨最高的領導，用以嚴格黨的紀律，使黨及其各級領導機關達到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團結得如同一個人一樣的程度。

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強調：“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

“各中央委員如果沒有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書記處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義向黨內黨外發表言論與文件。”

“各政治局委員除開在政治局內部及向國際控訴外，不得在黨內黨外對任何人發表任何與政治局決定相違反的意見，并不得有任何與政治局決定相違反的行動。”

“各政治局委員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個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義或全黨名義發表對內對外的言論文件。”

中央書記處“各書記之重要文章及對外發表之重要談話或重要的報告大綱等，在可能時須經其他書記多數同意方能公布”。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須完全執行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決議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違反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文字與行動”。

全會通過的《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亦對各級黨組織的工作規則與紀律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代表會的代表，須無條件地執行該委員會或該代表會的決定；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代表會的代表，如果發生錯誤，除在該委員會或該代表會批評并向上級黨委報告外，凡未經上級黨委、該委員會或該代表會決定要在黨內及黨外公開批評時，各委員、各代表不得在口頭上、報紙上、文件上向黨內外任何人泄露；凡黨員對于黨的負責人及黨在群眾中的領袖有意見與批評時，除開負責地向相當的組織、黨的負責人提出必要的批評外，不得隨便在同志中及群眾中任意品評他們的長短、錯誤與缺點，等等。

《決定》特別強調：“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的執行，成為一切黨員與干部的模范。”

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些黨內文件，消除了王明在長江局工作期間鬧獨立性造成的不良影響，促進了黨的團結統一。

三、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組織紀律性

自大革命失敗后開展土地革命起，中共在各地建立了若干相對獨立的根據地。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特殊產物，正是這一個個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才使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日漸成為可能。但是，由于這些根據地互不統屬，又大都遠離中共中央，這就難免存在政策不統一、各自為政、重大事情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匯報等問題。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各根據地互相被分割的局面開始被打破，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日顯重要。

作為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建立黨內報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于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要求“從今年起，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不良習慣”。“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并且照過去規定，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毛澤東提出，必須切實糾正從中央機關、中央代表機關，一直到各地，報喜不報憂，瞞上不瞞下，封鎖消息的現象，“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

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中，再次強調：“由于我黨我軍在過去長時期內是處于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的并且是農村的環境之下，我們曾經允許各地方黨的和軍事的領導機關保持著很大的自治權，這一種情況，曾經使得各地方的黨組織和軍隊發揮了他們的自動性和積極性，渡過了長期的嚴重的困難局面，但在同時，也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損害了革命事業。目前的形勢，要求我黨用最大的努力克服這些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克服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里，使戰爭由游擊戰爭的形式過渡到正規戰爭的形式。”

九月政治局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其目的在于“為適應目前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保證全黨全軍所執行的各種政策的完全統一，及軍事計劃的完滿實施，克服目前黨內軍內存在著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該決議還對“各項工作中何者決定權屬于中央，何者必須事前請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準后才能付諸實行，何者必須事后報告中央備審”作了具體規定。

作為發展黨內民主的一個重要步驟，九月政治局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要求在一切鞏固的解放區，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遵照黨章的規定，從現在起定期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討論中央的指示和各種工作，并選舉和補選黨的各級委員會。這種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在以后不得用普通的干部會議去代替，而必須按期召開。對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必須賦予黨章所規定的一切權力，不許侵犯。必須保障一切代表在會議上有完全的發言權和完全的表決權，以便能夠開展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教育干部與群眾。同時必須嚴格地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規定，以保持黨內的統一和紀律。

要發展黨內民主，就必須健全民主集中制。中共中央認為，健全黨委制是良好地實現全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環節。1948年9月20日，根據九月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中共中央又作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強調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規定“今后從中央局至地委，從前委至旅委以及軍區（軍分會或領導小組）、政府黨組、民眾團體黨組、通訊社和報社黨組，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這些規定，對于克服歷史上所形成的山頭主義、分散主義，保證黨的集中統一，奪取全國勝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三次會議，在特定歷史階段為我們黨立下了重要的規矩，也為加強黨內民主、實現黨的團結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些規矩，不少已經成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也成為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重要淵源。

當前，我們黨正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正在進行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對處于領導核心和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要我們黨堅持并發揚講規矩、守紀律的優良傳統，不斷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真正使黨的各項規矩嚴起來、立起來，成為黨員、干部、各級黨組織的行為規范，就一定能夠攻堅克難，啃下“硬骨頭”，邁過“深水區”，帶領人民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前進。

第四篇：2018陜西延安事業單位政治知識： 中共黨史重要會議

【導讀】

中公事業單位為大家帶來政治知識《中共黨史重要會議》，希望可以幫助各位考生順利備考事業單位考試。

我們今天來一起聊聊黨史上的那些重要會議。這兩年黨建的相關知識比較多，無論是事業單位還是公務員常識中，涉及最多的就是黨史中的會議和毛澤東著作的內容了。既可以考察排序，也可以考察會議的重要意義和相關政策提出的配對。以下一段話幫助大家記憶“一大立黨，二大立綱，三大國共要合作，四大領導工農忙，八七槍桿出政權，古田軍隊要增強，遵義軍事與組織，瓦窯堡一起來抗日，洛川全面來抗戰，減租減息是關鍵，六屆六中馬中化，七大確定毛領導，七屆二中轉城市，三中一化三改階段和路線，八大指矛盾······”這段里面主要是毛澤東思想中重要的會議，接下里我們就會議的重要內容做一分析。

一大和二大的重要區分點在綱這件事情上，二大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這也是最低綱領，而最高綱領則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考生很容易在復習中記成了一大，需要著重記憶。三大國共要合作，這個點結合1924年的國民黨一大一起記憶，三大一個重要人物，就是瞿秋白，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統一戰線”。然后真正實現國共合作的是在1924年的國民黨一大的召開。這里三大和國一大還需要同學們掌握的是他們的開會地點---廣州。講到開會地點，中共會議開會地點最特殊的就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是我黨唯一一次黨代會在國外召開的，也是值得考的點。八七會議，1927年在武漢召開，曾經在溫州的事業單位考試中既考過八七會議中的“槍桿子里出政權”，也考過在“漢口”。古田會議，1929年召開，要點是“在全黨提出了黨對軍隊的領導”，這里和1927年的“三灣改編”要做一個區別。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發端于“八一”，奠定于“三灣”，形成于“古田”。瓦窯堡會議和洛川會議在考試中容易弄混，需要區分。瓦窯堡會議在1935年召開，議題是“要統一抗日”，洛川會議1937年召開，議題“全面抗日”，兩者都和抗日有關，但又有所區分。遵義會議，各位比較熟悉了，它的重要意義需要我們再進一步的把握“挽救中國共產黨的會議”，當然這是一個召開在長征中的會議。以上是對一些會議容易混淆的內容做一總結。以下例題。

首次提出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的是什么事件()A.八一南昌起義 B.三灣改編 C.古田會議 D.瓦窯堡會議

【答案】B。解析：本題問的是首次，首次是在三灣改編上，“把黨支部建在連上”這個事件標著黨對軍隊的領導首次提出。

第五篇：中共黨史小常識

中國共產黨黨史小知識

1.黨旗:中國共產黨黨旗旗面為紅色，旗面綴有金黃色黨徽圖案

2.黨徽:中國共產黨黨徽為鐮刀和錘頭組成的圖案，圖案為金黃色

3.黨的生日: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的《論持久戰》的演說中談到：“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后來，中共決定從7月1日至7日“為抗戰周年紀念與中共十七周年紀念宣傳周”。7月1日晚上，隆重舉行了“延安各界慶祝中國共產黨十七周年紀念大會”。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這是第一次以黨中央名義作出的關于紀念“七一”的指示。

4.第一個把《共產黨宣言》著作全文翻譯成中文傳入中國的人——陳望道。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公開出版。《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傳播對中國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

5.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刊-——《共產黨》月刊。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了最早的黨內機關刊物。該刊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刊，16開本，秘密發行全國，最高發行量5000份，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必讀材料之一。到1921年7月7日停刊，共出６期，李達任主編。在中國第一次豎起“共產黨”的大旗，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政治主張，以大量篇幅刊載馬克思主義著作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材料，對各地建黨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6.第一個系統完整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李大釗。在中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是李大釗。1919年5月，李大釗為《新青年》主編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并親自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這是中國人著作中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作系統完整的介紹，它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先進青年了解并接受馬克思主義起了重要作用。

7.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反貪污腐化的文件——《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擴大。會議通告1926年8月4日發布。這個通告發布于大革命的高潮中。當時，工農群眾運動蓬勃發展，為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黨的中央執委擴大會議確定，應當大力發展黨的組織。但一些投機分子乘大革命之機混入黨內后，繼而發生侵吞公款、化公為私等貪污行為，敗壞了黨在群眾中的威望。為此黨中央發出這個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制止黨內腐化現象的發生。

8.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是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領導人是《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代表大會定于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達上海，出席大會的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當時，在法國的共產主義小組還沒有和國內取得聯系，所以沒有派代表出席）推舉的代表共12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會議。會議在召開過程中曾遭到帝國主義密探的干擾，最后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大會討論了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機構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鑒于我們的黨幾乎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所以代表大會決定中心任務是要特別注意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會議。代表大會在閉會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等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