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整理

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整理

一：中共一大

在 1921 年 7 月的中共一大上，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二：中共二大

在 1922 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國共產黨認識到，當前國家和人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

三：中共三大

在 1923 年的中共三大上，中國共產黨通過了與國民黨合作的決定。

四：八七會議

為了總結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1927 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會議通過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方針。

五：遵義會議

1935 年，在長征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會議糾正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傾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熟。

六：中共七大

1945 年在延安楊家嶺的禮堂里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我黨的指導思想。

七：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1949 年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做了報告，指出黨的工作重點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闡明了在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農業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基本途徑。他還告誡全黨同志，提出了“兩個務必”

八：中共八大

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黨中央正確分析國情，指出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的矛盾，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主要任務是盡快將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 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在政治，思想，組織上進行了全面撥亂反正，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十：中共十二大

在 1982 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十一：中共十三大

在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十二：中共十四大

1992 年在黨的十四大上，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標志著鄧小平理論的成熟。

十三：中共十五大

1997 年，黨的十五大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它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旗幟。

十四：中共十六大

2002 年，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作為黨建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

十五：中共十八大

2012 年，黨的十八大把科學發展觀作為黨的行動指南寫入黨章，成為黨的指導思想。

十六：中共十九大

2017 年，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它明確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總結

黨的一大：中國共產黨誕生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

黨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舉行。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黨的三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舉行。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還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黨的四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歷史功績：正確分析了中國社會各個階段的革命態度問題，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大會還指出了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了無產階級與農民建立鞏固工農聯盟的重要思想；大會還制定了有計劃地開展工農運動的方針。不足：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黨的五大：大革命洪流中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五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1927年8月7日 漢口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系、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論斷。

三灣改編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來到這里，進行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三灣改編”.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開端，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從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設一支全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黨的六大：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舉行，主要討論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勢正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會議還制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規定了黨的建設、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政策；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盲動主義的錯誤。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古田會議：1929年12月下旬，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中心思想是：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和黨的建設。會議規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定著軍隊的性質和面貌，這是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規定紅軍除了要進行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活動之外，還要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在黨建方面，強調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遵義會議：1935年1月，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揭露和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嚴重危害，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進行總結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瓦窯堡會議：制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針

1935年12月洛川會議：制定了全面抗戰路線

1937年8月 陜北洛川

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線，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問題

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鮮明的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938年10月

六屆七中全會：1945年4月20日，歷時長達11個月會議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特別是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批判；高度評價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套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杰出貢獻，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歷史作用。指出在全黨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正式宣布“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它明確指出應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能否定一切。決議的通過，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毛《論聯合政府》，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指導思想，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七屆二中全會：一個“炮彈”：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兩個“務必”：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三個轉變：工作重心 鄉村→城市 總任務，農業國→工業國 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為新中國成立作了理論和路線、方針準備

1949年 西柏坡

七屆三中全會1950年6月 建國后第一次中央全會，主要討論國家經濟問題，確定了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及所采取的戰略和策略方針，毛“不要四面出擊”

一屆人大：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54年

黨的八大：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22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全會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全會重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在組織上健全黨規黨紀，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接受和制造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

黨的十二大：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十二屆三中全會：1984年10月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它是一部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決議》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十二屆六中全會： 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基本指導方針，是新時期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黨的十三大：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第一次系統地闡明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這一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大會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大會還制定了到21世紀中葉經濟發展分三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黨的十四大：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社會主義本質是**；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長期堅持下去，不能動搖；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建設的步伐要更快一點；判斷姓“社”還是姓“資”的標準是三個有利于；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影響，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會主義；抓住有利時機，加速發展，力爭中國經濟建設隔幾年上一個新臺階；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兩手都要硬；注意培養接班人，保證中國長治久安，關鍵是中國共產黨內部要搞好；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暫時曲折，正確把握社會主義發展總趨勢。）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十四屆四中全會 1994年9月25~28日。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把黨建設成為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十四屆五中全會：1995年9月25~28日。實現“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十四屆六中全會： 1996年10月7~10日。根據全面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要求，分析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面臨的形勢，總結了經驗和教訓。本次會議把主要討論方向放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方面。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決議，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大會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黨的十六大：與時俱進的大會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重要會議

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重要會議

一、民主革命時期的會議（1921－1949年）

1． 中共成立初的三次代表大會：（1921－1923年）

（1）中共“一大”：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通過了中共的第一個黨綱，選舉了領導機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2）中共“二大”：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即最低革命綱領。

（3）中共“三大”：1923年在廣州召開，正式決定同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但沒有提出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

2． 第二次國民革命時期（1927－1937年，即國共十年對峙時期）

（1）“八七”會議：1927年在漢口召開，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2）遵義會議：1935年1月召開，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黨中央的領導，是中共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

（3）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召開，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

3．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年，即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

（1）洛川會議：1937年秋召開，制定了全面抗戰路線。

（2）中共“七大”：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大會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為抗戰勝利和民主革命的勝利作了重要準備。

4．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年，即第三次國民革命時期

（1）全國土地會議：1947年召開，會議決定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并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

（2）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春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為奪取全國勝利和建設新中國作了政治、思想準備，解決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重大問題。

（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1949年9月在北平舉行，討論新中國成立的問題。

二、建國后召開的會議

1． 過渡時期1949－1956年

（1）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體議：1949年10月1日召開，會上國家領導人宣布就職；會議決定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以共同綱領為施政方針。

（2）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在北京舉行，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2．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6－1966年）

（1）中共“八大”：1956年9月在北京召開，正確分析了國內形勢和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了黨的總任務和經濟建設方針。

（2）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在北京召開，提出了忽視客觀規律的總路線，推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展。

（3）北戴河會議：1958年8月召開，這次會議把“大躍進”和人民分社化運動推向了高潮。

（4）廬山會議：1959年召開，錯誤地開展了對彭德懷等人的斗爭，使“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

（5）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決議》。

（6）七千人大會：1962年初在北京召開，是建國以來人數最多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初步糾正了“反右傾”運動的錯誤。

3． “文革”時期（1966－1976年）

（1）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年夏在北京召開，標志著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2）八屆十二中全會：江青反革命集團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造成黨內歷史上最大冤案。

（3）中共“九大”：1969年在北京召開，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4）九屆二中全會：1970年夏在廬山召開，削弱了林彪集團的權勢。

4． 徘徊時期1976－1978年

全國科學大會：1978年初召開，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

5．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8年后）

（1）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確定了新的指導方針，作出了工作重點轉移的戰略決策，制定了改革和開放的重大政策，糾正了一批重大冤假錯案，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開始形成。

（2）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召開，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的歷史，包括重大歷史事件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進行了全面總結和客觀的評價，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3）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召開，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4）中共“十三大”：1987年在北京召開，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規劃了現代化建設和深化改革的基本藍圖。

（5）中共“十四大”：1992年在北京召開，確定了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地位，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明確了邁向新世紀的航程。

（6）中共“十五大”：1997年召開，江澤民作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

（7）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召開，全會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要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8）“十七大”： 在2007年10月15日召開。

三、標志黨的工作重心三次轉移的會議

1． 1927年的“八七”會議，標志著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了農村。

2． 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標志著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

3．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黨和國家的重心由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重要會議介紹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重要會議介紹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在上海開始舉行，后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出席大會的有１３人，代表５０多名黨員。陳獨秀為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八七會議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并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大革命失敗的緊急關頭，八七會議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古田會議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舉行的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解決了在農村環境中，在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入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

遵義會議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１日在延安舉行，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結了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經驗；概括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７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１０２６人，候補代表１０７人，代表１０７３萬名黨員。大會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國內形勢，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對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１５１２人，代表２２００萬名黨員。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會通過的黨章對八大黨章的正確內容作了錯誤修改，并把林彪是“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１２４９人，代表２８００萬名黨員。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修改的黨章，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并使江青集團的勢力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得到加強。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１５１０人，代表３５００多萬名黨員。大會宣告歷時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大會通過的經修改的黨章，雖然寫進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容，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但也沿襲了九大、十大黨章中的一些錯誤提法。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

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黨的十一大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在北京舉行。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全會取得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恢復和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方針。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至２９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作出正確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全會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次全會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勝利完成。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１日在北京舉行。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黨的十二大對全面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１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２０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２１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選舉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 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黨內一切職務。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產生。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舉行。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的十四大和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舉行。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2002年11月8日至11月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式寫在黨的旗幟上，如同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在黨的旗幟上、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寫在黨的旗幟上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詳細版1

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

1、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上海→嘉興）

1921年7月23至8月初，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舉行。出席大會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湖南小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小組董必武、陳潭秋，上海小組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劉仁靜、張國煮，濟南小組王盡美、鄧恩銘(水族)，廣州小組陳公博，日本東京小組周佛海，還有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人)、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也出席了會議并致詞。大會最后—天會議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舉行。此次會議的中心任務是討論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和《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黨綱規定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決議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中共“一大”選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

1941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以七月一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2、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上海）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

鑒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法國巡捕破壞的教訓，“二大”采取了較為嚴格的保密措施。大會決定以小型的分組會為主，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每次會議都要更換地址。大會共進行了８天，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陳獨秀主持大會，并代表中央局向大會作一年來的工作報告；張國燾報告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經過以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施存統報告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

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遠東大會的精神，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討論了黨的任務，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關于“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關于議會行動的議決案》、《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９個決議案。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鄧中夏、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另選出三名候補執行委員。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大會根據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它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黨的最終奮斗目標，是黨的最高綱領。為了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大會提出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的最低綱領，這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共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 1 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3、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廣州）

1923年６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現恤孤院路３號）召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陳潭秋、惲代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

三、項英等來自全國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并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

大會的主要議程有三項：

（一）討論黨綱草案；

（二）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

（三）選舉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在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經過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文件還規定了要保持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后由于譚調職，改為王荷波）５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擔任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黨的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揚民主，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和明確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

黨的三大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爭，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高漲。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黨的三大結束的當天，代表們來到黃花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揮下高唱國際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就在雄壯有力的國際歌聲中勝利閉幕了。

4、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上海）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20人，代表著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

大會圍繞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了《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并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5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在隨后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黨的四大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參加”。“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所以，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關于工農聯盟，《對于農民運動的議決案》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原理，強調了農民在中華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這表明，此時黨已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了。

黨的四大作出的各項正確決策，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

5、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 武漢）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此后，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斗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并采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最為關注的如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的問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82人，代表著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

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為其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代表們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會前，瞿秋白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會上他把該書發給大家，并作了系統發言。針對陳獨秀報告關于統一戰線上的錯誤，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并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制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

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等，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大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黨的五大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未能作出切實可行的回答，因此，難以承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結束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是在3個月后的八七會議上完成的。

6、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 漢口）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鄱陽街139號)召開緊 3 急會議。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就召開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作報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作報告。瞿秋白在報告中分析了當前政治形勢，指出了中央領導機關的右傾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嚴重危害，提出了黨的工作方針和任務。會議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會上，許多同志發言總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發言指出，“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議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等9人為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彭公達、李立

三、張太雷、張國燾等7人為候補委員。

7、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蘇聯 莫斯科）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由于國內當時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加上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相繼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南部的納羅福明斯克地區五一村帕爾科瓦亞大街18號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黨的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六大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但這仍然不能掩蓋黨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線的正確性。

8、古田會議（1929年12月下旬 上杭）

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古田舉行。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紅四軍前委發了指示信。這封信是陳毅根據 4 周恩來的談活和中央會議的精神起草并經周恩來審定的)的精神，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紅軍的建設經驗．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以無產階級思想來建設黨和人民軍隊。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案，強調紅軍是“—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想，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強調紅軍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擔負起宣傳解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項任務；并且要在軍內外建立正確關系，對敵軍采取正確政策等。這個決議案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9、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17日 遵義）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王稼樣、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參加會議的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主要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會議揭發和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共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批評博古在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護的錯誤。會議最后制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張聞天在會后根據多數人的發言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議明確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后遭到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根本原則。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在行軍途中，根據會議精神，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隨后，軍委決定設臵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接著又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樣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遵義會議結束“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共從幼年達到成熟。

10、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日 瓦窯堡）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劉少奇、鄧發、張浩(林育英)等人。23日，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確定“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和“擴大紅軍”的方針；同時，提出了抗日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毛澤東于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決議和報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勢下，不僅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是堅決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也有與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買辦營壘，也可能發生分化。黨的基本策略是“組織千千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戰線。因此，必須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同時要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11、洛川會議（1937年8月22—25日 洛川）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舉行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各方面主要負責人共23人。毛澤東在會上作關于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 5 十大綱領》。會議分折了全國抗戰開始以后的新形勢和戰爭的持久性，指出共產黨同國民黨的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勝利的問題，并指出爭取勝利的關鍵是實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會議決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使游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爭取全國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以減租減息作為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會議決定新的中共中央軍委由11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

12、中共六屆六中（擴大）全會（1938年9月29－11月6日 延安）

1938年9月29－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地區負責人38人，共55人。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要求全黨同志認真地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全會通過《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全會重申黨的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后，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全會強調全黨必須自上而下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會議還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幾個組織建設方面的文件，以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鞏固黨的團結統一。這次會議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傾錯誤，統一全黨的步調，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13、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 延安）

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代表全黨121萬黨員，分為中直（包括軍直系統）、西北、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后方8個代表團。在七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近70歲，最小的才20歲左右。

在莊嚴的《國際歌》聲中，大會秘書長任弼時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號召全國人民全力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并就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長篇口頭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于討論軍事問題的結論，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關于討論組織問題的結論，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重要講話。大會充分發揚民主，對重要報告進行了認真深入的討論，尤其對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先后討論修改達9次之多。七大原定會期較短，大會開始后，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大會發言人數也突破了原定人數。大會經過深入討論，一致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七大的一個重大歷史功績是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條政治路線闡明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闡明了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就要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闡明了加強黨的領導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

為加強黨的領導，毛澤東號召全黨要發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區別于其他非無產階級政黨的顯著標志。

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其中，中央委員44人，中央候補委員33人。隨后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選舉任弼時為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

1945年６月11日，大會舉行隆重的閉幕式。毛澤東致閉幕詞。他說：“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他在閉幕詞中向全黨發出了鼓舞人心的號召：“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毛澤東的這篇閉幕詞，會后經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成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它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深厚基礎。黨的七大另一個重大歷史性貢獻是將毛澤東思想寫在了黨的旗臶上，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

劉少奇在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深入論述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較為全面、系統和科學的概括，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本質特征，使全黨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是近代中國歷史和人民革命斗爭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把中國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指示：要宣傳“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各項學說和主張”。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黨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等同志紛紛發表文章或演說，論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指出：“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志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黨同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團結一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努力奮斗，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勝利。

14、中共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5日－13日 西柏坡）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到會中央委員34人，候補委員19人，列席12人。集中討論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在新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實行戰略轉移，即從鄉村轉到城市的問題。毛澤東指出：二中全會，可說是城市工作會議。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會議著重研究和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當時中國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二中全會號召在勝利面前，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二中全會規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防止對個人的歌功頌德。

15、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1956年9月15－27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正式代表1026人，代表全國1073萬名黨員，候補代表86人（另有21人未到會）。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朱德、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言。大會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會議主要確定了以下幾方面內容：(1)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2)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方針；(3)強調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4)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會議選舉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97人和候補委員73人。

16、廬山會議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在江西廬山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７月２－15日，會議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著重討論毛澤東提出的19個問題，包括形勢、任務、體制、宣傳、綜合平衡、群眾路線、協作區關系、公共食堂、農村初級市場、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等問題。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講話，指出大躍進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綜合平衡，過去安排國民經濟的次序是重、輕、農,沒有執行《論十大關系》確定的序列。應當反過來，以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重工業要為輕工業和農業服務。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明確使用“農、輕、重”的概念，是對《論十大關系》的重要發展。７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７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因而在會議后期開展了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的錯誤批判。

17、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全會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從糾正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于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進行調整，對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認真的改革。

全會重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

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襲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等“左傾”錯誤觀點。

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在組織上健全黨規黨紀，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接受和制造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

全會還審查和解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其中包括關于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人的錯誤批判和錯誤結論、關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關于“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以及對鄧小平1975年工作的評價。全會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全會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省、自治區、直轄市討論和試行。為把農業搞上去，必須首先在農村實行改革，推行聯產計酬責任制。全會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為了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全會決定建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會選舉產生了中紀委書記、常務書記、副書記、常委和委員。

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18、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

1981年6月27－2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建國32年來的功過是非，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2年9月1－1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9人。代表全國3965萬多名黨員。鄧小平主持大會開幕式，并致開幕詞。胡耀邦代表黨中央作了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葉劍英、陳云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李先念致閉幕詞。《報告》明確規定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制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提出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制定了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方針，強調要把黨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領導核心。根據新黨章規定，黨中央不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大會決定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

20、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闡明了加快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是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21、中國共產黨十二屆六中全會

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基本指導方針，是新時期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22、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國4600余萬名黨員。會議主題是加快和深化改革。鄧小平主持大會開幕式。大會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23、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

1989年11月６－９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于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楊尚昆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劉華清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白冰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

24、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2000人。代表5100多萬共產黨員。江澤民作了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經驗，決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大會同意關于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建議，并向中央顧問委員會和老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大會還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

25、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

1993年11月11～14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臵起基礎性作用。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26、中國共產黨十四屆四中全會

1994年9月25～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作了重要講話。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并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

27、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五中全會

1995年9月25～28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提出，實現“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28、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7年９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2074人。代表5900多萬共產 10 黨員。江澤民代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臶，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報告。報告著重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臶不動搖。報告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還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大會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29、中國共產黨十五屆三中全會

1998年10月12～14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作了重要講話，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高度評價農村改革2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創造的豐富經驗，提出了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確定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

30、中國共產黨十五屆四中全會

1999年9月19日～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認為，完成十五大確定的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宏偉任務，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必須大力促進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機制轉換、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

31、中國共產黨十五屆六中全會

2001年9月24日～26日在北京舉行。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全會高度評價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全面分析了進入新世紀黨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認為這次會議著重研究黨的作風建設是適時和必要的。

32、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臶，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江澤民代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報告。報告深刻闡明了我們黨在新世紀堅持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實現什么目標等重大問題，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我們黨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世紀新階段繼續奮勇前進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

江澤民指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臶，堅持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大會指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 11 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大會同意報告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認為提出這個奮斗目標，對于凝聚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力量，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大會認為，在黨章中明確規定，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有利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提高黨在全社會的凝聚力和影響力。這次大會，堅持以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為指導，總結了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提出了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明確了新世紀新階段全黨的奮斗目標，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在我們黨和國家的發展進程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33、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４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并決定提交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全會強調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堅持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全會認為，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黨在新世紀新階段作出的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決策，是對全黨新的重大考驗。

34、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

2004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在北京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全會全面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著重研究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一致認為，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歷史任務，必須大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這是關系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系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課題。全會強調，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核心，以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為關鍵，以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為重點，以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為基礎，努力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總體目標是：通過全黨共同努力，使黨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黨，成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黨，成為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潔的執政黨，歸根到底成為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永遠保持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全會強調，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關鍵在于加強黨的建設。要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為重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會同意江澤民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決定胡錦濤任中央軍委主席。

35、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會強調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十一五”時期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地位。我們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應對各種挑戰，認真解決前進道路上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為后十年順利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會議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地加以推進。會議認為，要按照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會議強調，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關鍵在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

36、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

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全面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研究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若干重大問題。一致認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全會強調，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動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協調發展。全會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遵循以下原則：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全會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必須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全會審議并通過了《關于召開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黨的十七大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是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對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7、黨的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