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今日說法》一起案件談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

從《今日說法》一起案件談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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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2004年10月26日播出這樣一個案例：15歲的男孩江平和鄰居17歲的女孩馮寧關系一直不錯。可是一天晚上，江平趁馮寧睡著后，伸手摸向她。驚醒后的馮寧大聲尖叫，江平因為恐懼而喪失理智，一心想阻止馮寧的呼叫，于是他拿起剪刀向馮寧刺去，導致馮寧身受多處刀傷。當江平被馮寧越來越弱的求饒聲喚回一點理智，停下手來的時候，馮寧已經渾身是血了。此時的江平被馮寧渾身是血的樣子嚇壞了，他趕忙找來紙給馮寧止血，而馮寧則不住地向江平保證，不會將這件事告訴別人，她甚至丟掉了江平用來傷她的剪刀，讓江平趕快走。事發后，警方很快偵破了此案，檢察院以江平涉嫌強奸未遂罪和故意殺人未遂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訴，法院最后以故意殺人罪（未遂）判處江平有期徒刑一年。筆者認為，法院認定以故意殺人罪（未遂）判決值得商榷，本案應以故意殺人罪（中止）定罪。

一、所謂犯罪未遂，是指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具備犯罪未遂必須有三個條件：

1、已經著手實行犯罪。

2、犯罪沒有得逞。

3、犯罪沒有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通過分析本案，不難得出，本案具備1、2兩個條件，但不具備第3個條件。什么是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呢？根據司法實踐，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包括三個方面：

1、行為人以外的客觀原因，如遭遇被害人的強烈反抗、遭遇被三人的制止等等。

2、行為人自身的客觀原因，如行為人技術拙劣、智能低下、犯罪時突發疾病等，致使犯罪難以繼續。

3、行為人主觀認識錯誤，如對犯罪對象的認識錯誤、對周圍環境的認識錯誤等。很顯然，江平停止繼續刺殺馮寧不包括在上述三方面之列，而是由于江平被馮寧越來越弱的求饒聲喚回了一點理智停下來的，是江平自動停止的，不是由于他意志以外的原因，逼迫他放棄了犯罪。

由此可見，本案不完全具備犯罪未遂的必要條件，所以，不能以故意殺人罪（未遂）定罪。

二、那么本案以故意殺人罪（中止）定罪是否正確呢？按照刑法理論，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具備犯罪中止，必須具有以下三要素：

1、必須是在犯罪的過程之中停止了犯罪。

2、必須是自動地停止了犯罪。

3、必須是徹底地停止了犯罪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結果的發生。我們再來看一看本案案情，江平在摸馮寧的過程中，馮寧驚醒后大聲尖叫，江平因為怕事情被別人知道而恐懼，便失去了理智，一心想殺馮寧滅口。但在刺殺過程中，江平被馮寧越來越弱的求饒聲喚回了一點理智，停了下來。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停止不是江平意志以外的任何因素逼迫他停止的，而是他因恐懼而失去理智后，在馮寧越來越弱的求饒聲中，又慢慢恢復了一點理智的時候，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性后，自動停止的。而且，當時江平被馮寧渾身是血的樣子嚇壞了，他趕忙找來紙給馮寧止血。這更說明，江平此時已經意識到了自己行為的嚴重后果，自動地在防止事態的進一步擴大，想竭力補救因自己不理智的行為造成的嚴重后果，并且徹底地放棄了殺馮寧滅口的犯罪行為。后來，在馮寧的催促下，他快速離開了現場。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犯罪中止的三個必備要素，本案完全具備。

因此，本案應以故意殺人罪（中止）定罪。

第二篇：故意傷害案件中如何認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

被告人黃土保，男，1957年4月19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于2000年2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洪偉，男，1965年4月5日出生。1996年6月27日因犯故意傷害罪被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1997年6月12日刑滿釋放。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于2000年9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漢明(化名林海健)，男，1974年10月6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于2000年9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謝蘭中，男，1977年6月15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被告人龐慶才(化名潘觀明)，男，1973年4月18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漢寧，男，1979年10月28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黃土保、洪偉、林漢明、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犯故意傷害罪，向香洲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訴訟過程中，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朱環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0年6月初，劉漢標(另案處理)被免去珠海市建安集團總經理職務及法人代表資格后，由珠海市興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朱環周兼任珠海市建安集團公司總經理。同年6月上旬，被告人黃土保找到劉漢標商量，提出找人利用女色教訓朱環周。隨后，黃土保找到被告人洪偉，商定由洪偉負責具體實施。洪偉提出要人民幣4萬元的報酬，先付人民幣2萬元，事成后再付人民幣2萬元。黃土保與劉漢標商量后，決定由劉漢標利用其任建源公司董事長的職務便利，先從公司挪用這筆錢。同年6月8日，劉漢標寫了一張人民幣2萬元的借據。次日由黃土保憑該借據到建源公司財務開具了現金支票，并到深圳發展銀行珠海支行康寧分理處支取了人民幣2萬元，分兩次支付給了洪偉。洪偉收錢后，即著手尋覓機會利用女色來引誘朱環周，但未能成功。于是，洪偉打電話給黃土保，提出不如改為找人打朱環周一頓，黃土保表示同意。之后，洪偉以人民幣1萬元的價值雇傭被告人林漢明去砍傷朱環周。后黃土保因害怕打傷朱環周可能會造成的法律后果，又于7月初，兩次打電話給洪偉，明確要求洪偉取消毆打朱環周的計劃，同時商定先期支付的2萬元沖抵黃土保欠洪偉所開飯店的餐費。但洪偉應承后卻并未及時通知林漢明停止傷人計劃。林漢明在找來被告人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后，準備了兩把菜刀，于7月24日晚，一起潛入朱環周住處樓下，等候朱環周開車回家。晚上9點50分左右，朱環周駕車回來，謝蘭中趁朱環周在住宅樓下開信箱之機，持菜刀朝朱環周的背部連砍2刀、臀部砍了1刀，龐慶才則用菜刀往朱環周的前額面部砍了1刀，將朱環周砍致重傷。事后，洪偉向黃土保索要未付的人民幣2

萬元。7月25日，黃土保通過劉漢標從建源公司再次借出人民幣2萬元交給洪偉。洪偉將其中的1萬元交給林漢明作報酬，林漢明分給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共4500元，余款自己占有。

被告人黃土保辯稱，自己沒有參與打人，不構成故意傷害罪。其辯護人辯稱，黃土保在犯罪預備階段已自動放棄犯罪，是犯罪中止，應當免予刑事處罰。

被告人洪偉及其辯護人辯稱，黃土保交給洪偉的錢，其中有2萬元是抵消黃土保在餐廳的簽單。洪偉在本案中僅起聯絡作用，對本案不應承擔主要刑事責任。

被告人林漢明、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香洲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黃土保、洪偉、林漢明、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共同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重傷，其行為均已構成故意傷害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黃土保、洪偉、林漢明、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犯故意傷害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予支持。被告人黃土保為幫人泄私憤，雇傭被告人洪偉組織實施傷害犯罪，雖然其最終已打消犯意，但未能采取有效手段阻止其他被告人實施犯罪，導致犯罪結果發生。考慮到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教唆地位和作用，因此，其單個人放棄犯意的行為不能認定為犯罪中止。故對其辯解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不予采納。被告人洪偉在共同故意犯罪中掌握著傭金的收取和分配，負責組織他人實施犯罪，起承上啟下的紐帶作用，并非一般的聯系環節。因此，對其辯解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亦不予采納。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朱環周由于被告人黃土保、洪偉、林漢明、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的共同故意傷害行為而造成的物質損失，應當由上列被告人承擔賠償責任。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朱環周所提出的賠償其醫療費人民幣87502.76元、護理費11600元、營養費9000元、誤工費29400元的訴訟請求，合法有理，應予支持。后續治療費的訴訟請求，因缺乏醫院的診斷證明，證據不足，不予支持。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沒有法律依據，不予支持。被告人黃土保、洪偉、林漢明、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大小，應根據其在本案的作用及其履行能力確定，并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被告人黃土保在庭審期間表示愿意承擔賠償費90000元，應予準許。被告人黃土保在犯罪預備階段，主觀上自動放棄犯罪故意，并以積極的態度對待附帶民事賠償，有悔罪表現。故對其可以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洪偉刑滿釋放后五年內再犯罪，是累犯，依法應當從重處罰。被告人林漢明準備犯罪工具，制定犯罪計劃，直接組織實施傷害犯罪；被告人謝蘭中、龐慶才，直接實施傷害被害人，均應酌情從重處罰。被告人林漢寧在共同犯罪中，負責接應，作用較輕，可以酌情從輕處罰。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及其情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九條、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人黃土保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2.被告人洪偉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3.被告人林漢明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4.被告人謝蘭中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5.被告人龐慶才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6.被告人林漢寧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7.被告人黃土保、洪偉、林漢明、謝蘭中、龐慶才、林漢寧應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朱環周醫療費人民幣87502.76元、護理費11600元、營養費9000元、誤工費29400元、殘疾者生活補助費45106.56元，共計人民幣182609.32元。被告人黃土保承擔90000元；被告人洪偉承擔22609.32元；被告人林漢明、謝蘭中、龐慶才各自承擔20000元；被告人林漢寧承擔10000元。上述各被告人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一審宣判后，上述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判決刑事部分已發生法律效力。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就民事部分提出上訴，二審法院已裁定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如何認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

本案中對被告人黃土保的行為是否認定為犯罪中止存在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黃土保符合刑法有關犯罪中止的規定，主觀上已自動放棄了犯罪故意，客觀上已兩次通知洪偉取消實施傷害計劃，并已就先期支付的費用作出了處分。被告人洪偉在接到黃土保取消傷害計劃通知后，未能按黃土保的意思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他人繼續實施犯罪，致傷害結果發生。該行為后果不應由被告人黃土保承擔。

另一種意見認為，評價被告人黃土保上述主觀故意的變化及其兩次通知洪偉取消實施傷害計劃的行為，構不構成犯罪中止，應從本案的全過程及被告人黃土保在本案中的作用來看。教唆犯的犯罪中止與單個人的犯罪中止有所不同。雇傭犯罪人(教唆犯)黃土保雖然本人確已放棄犯罪意圖，并在被雇傭人實施犯罪之前，已明確通知自己的“下家”停止傷害活動，但其上述行為未能有效地阻止其他被告人繼續實施犯罪，以致其教唆的犯罪結果發生。因此，不能僅從其單個人的行為就認定其是犯罪中止，應考慮到其作為教唆犯的身份及其在案件發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裁判理由

所謂犯罪中止，根據刑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是指“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犯罪中止發生在犯罪過程中，而犯罪過程又可包括犯罪預備與犯罪實行兩個階段。因此，犯罪中止可以包括預備階段的中止和實行階段的中止兩種情況。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就是指條文中“自動放棄犯罪”的情形。也就是說行為人在犯罪預備階段，只要主觀上放棄了犯罪意圖，客觀上自動停止了犯罪的繼續實施，就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實行階段的中止，是指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犯罪行為以后的中止。實行階段的中止，如不足以產生危害結果，只要自動停止實行行為即可；如足以產生危害結果的，就必須以“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為必要。對行為人來說，“自動放棄犯罪”或“自動有效地防止犯

罪結果的發生”，只要滿足其中一項即構成犯罪中止。但是我們也應意識到，上述關于犯罪中止的規定，主要是針對單獨犯罪這種情形作出的。在單獨犯罪中，按照上述規定認定犯罪中止是相對比較容易把握的。但是共同犯罪中也同樣存在著犯罪中止的情形。由于共同犯罪是由各共犯基于主觀上的共同犯罪故意而實施的共同犯罪行為，并形成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整體，成為犯罪結果發生的共同原因，這就決定了共同犯罪中止有區別于單獨犯罪中止的復雜性。比如，教唆犯在實施完其教唆行為后，在其他被教唆人為犯罪進行預備活動時，僅是其個人表示放棄犯罪意圖，或僅僅通知其中一個或幾個被教唆人，停止實施其教唆的犯罪行為，也不能認為該教唆犯是“自動放棄犯罪”，從而成立犯罪中止。又比如，教唆犯在實施完其教唆行為后，在其他被教唆人已經著手實施犯罪以后，雖其個人意圖中止犯罪，但未能積極有效地阻止犯罪結果發生，也不能認為該教唆犯成立犯罪中止。

本案中，被告人黃土保不是自己親自去實行犯罪，而是以金錢作為交換雇傭、利誘、唆使被告人洪偉去組織實施傷害他人的犯罪，以實現自己的犯罪目的，因此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教唆犯一般具有本人不親自實行犯罪，而是通過把犯罪意圖灌輸給他人，使他人決意為自己實行某種犯罪的特點，因此，教唆犯要成立犯罪中止，單其本人主觀上消極地放棄犯罪意圖，客觀上消極地不參與實行犯罪或不予提供事前所承諾的幫助、傭金等還不夠，其必須還要對被教唆人實施積極的補救行為，如在被教唆人尚未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結果發生之前，及時有效地通知、說服、制止被教唆人停止犯罪預備或實施犯罪行為，徹底放棄犯罪意圖，使之沒有發生犯罪結果，方能成立犯罪中止。但實踐中，也不排除極端的例外，如被教唆人拒不放棄或陽奉陰違，仍然繼續實施了該種犯罪。對此，應視為被教唆人已是單獨決意犯罪，教唆人得成立犯罪中止。綜上，我們認為，教唆犯要構成犯罪中止，其在教唆的預備階段，只要放棄教唆意圖即可；而在其已將犯意灌輸給他人以后，則需要對被教唆人采取積極的補救措施從而有效地防止犯罪或犯罪結果的發生。具體地說，在被教唆人實施犯罪預備以前，教唆犯只有在勸說被教唆的人放棄犯罪意圖的情況下，才能成立中止；在被教唆的人實施犯罪預備時，教唆犯只有在制止被教唆人的犯罪預備的情況下，才能成立中止；在被教唆的人實行犯罪后而犯罪結果尚未發生時，教唆犯只有在制止被教唆的人繼續實行犯罪并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時，才能成立中止。上述只是認定教唆犯犯罪中止的一個總的指導原則，由于實踐中，雇傭、教唆犯罪的千差萬別，因此，在具體認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時，還要根據具體案情具體對待。

在單層次的雇傭、教唆關系中，如A雇傭、教唆了B實施犯罪，A要成立犯罪中止，只需對B實施積極的補救措施即可，如通知B取消犯罪意圖或計劃，停止犯罪預備行為，制止B的犯罪實行行為等。在兩個以上的多層次的雇傭、教唆關系中，如A雇傭、教唆了B，B為實施被雇傭、教唆的犯罪又雇傭、教唆了C，這時認定第一雇傭、教唆人的A需要對誰采取積極的補救措施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就更復雜些。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還要考慮A對其“下家”B的再雇傭、教唆情況是否明知。如果A對其“下家”B的再雇傭、教唆情況明知，A要成立犯罪中止，按照犯罪中止徹底性的要求，A對被B雇傭、教唆的C，同樣必須積極采取相應補救措施，至少其要確保B能及時有效地通知、說服、制止C停止犯罪預備或制止C實施犯罪并產生犯罪結果。否則，因此而導致犯罪行為和結果實際發生的，A對其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只有這樣才能體現此類犯罪的特點，并與犯罪中止的立法意旨相吻合。

本案中，被告人黃土保同意洪偉負責組織對被害人實施傷害犯罪，應視為教唆行為已實行完畢。其后，洪偉為實施黃土保所雇傭的犯罪，又雇傭了林漢明，林漢明又進而雇傭了其他被告人，并進行了犯罪預備。這顯然是一個多層次的雇傭、教唆關系，對此黃土保應當是知情的。這一點可以從洪偉對黃土保提議“找人打被害人一頓”反映出來。此后，被告人黃土保主觀上因害怕打人的法律后果而決定放棄傷害計劃，客觀上也兩次電話通知洪偉放棄傷人行動，并已就先期支付的“犯罪傭金”作出了“清欠債務”的處分。從表面上看，黃土保對其直接雇傭、教唆的人，已實施了積極的補救措施，似可成立犯罪中止。傷害行為和結果最終的實際發生，似乎只是由于洪偉的怠于通知所造成。但如上所述，本案黃土保是第一雇傭、教唆人，對其洪偉的再雇傭情況也是知情的，因此，其對其他被雇傭、教唆人亦負有積極采取相應補救措施的責任，至少其要確保中間人洪偉能及時有效地通知、說服、制止其他被雇傭、教唆人徹底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顯然，黃土保未能做到這一點，因此而導致犯罪行為和結果的實際發生。對此黃土保有相應的責任，故不能認定其構成犯罪中止。

本案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林漢明等人實施完傷害犯罪后，應洪偉的要求，黃土保仍支付了當初答應支付的剩余“犯罪傭金”2萬元，供各被雇傭、教唆人分享。這一事后情節對被告人黃土保的先前行為的性質判定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綜上，本案被告人黃土保的行為不屬于犯罪中止。香洲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是妥當的。盡管對黃土保的行為不認定為犯罪中止，但考慮到其在被教唆人實施犯罪預備階段，主觀上能主動放棄犯罪故意，客觀上能積極實施一定的補救措施，據此，香洲區人民法院決定對其在量刑上予以酌情從輕處罰，也是適宜的。

第三篇：惡意透支型犯罪與自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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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ao.lawtime.cn惡意透支型犯罪與自訴案件核心導語：我們在進行刑事自訴的時候，需要滿足一些條件的要求，但是在惡意透支型犯罪未屬于為是自訴案件，那么是否可以被列入為是自訴案件呢？主要的情況可以是怎么樣把握呢？下文法律快車小編與你一起詳細進行分析。

所謂惡意透支型犯罪，是指根據刑法第196條及相關規定規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行為。從司法實踐來看，80%以上的被告人在被刑事追訴后，往往主動歸還了高額的透支本息款，公安機關偵查階段往往對其作取保候審處理，而60%以上的被告人被作相對不起訴處理。筆者認為，此類惡意透支型犯罪案件完全可以列入刑事自訴案件之列，堅持不告不理制度。

一、減少司法介入，有利于緩解社會對抗。

從刑法規定“惡意透支”的定義角度上看，持卡人并非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人，而是具有真實身份、合法的信用卡持有人；從情理上看，這種信用卡透支是建立在雙方事先約定的基礎上進行的信用消費，也就是說銀行先埋單，個人后還款并付一定手續費的合同關系下的行為。從后果上看，信用卡透支不還，不管是善意透支還是惡意透支，超過一定期限不還都將交付較高的滯納金。從客觀證據的形成來看，是否兩次催收，是否超過規定限額和期限，主要是從銀行相關報表上體現，銀行占有絕對優勢地位。所以，將“惡意透支”行為作為刑事公訴案件處理，一直以來遭人詬病。相反，將這種“惡意透支”行為作為刑事自訴案件，由于減少了公安、檢察機關的司法介入，將雙方的行為作為平等的主體來進行審理，可以緩解這種對抗情緒。同時，被害人可以提出反訴，通過相關證據主張自己的權利。

根據司法解釋規定，“在公安機關立案后人民法院判決宣告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從輕處罰，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惡意透支數額較大，在公安機關立案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雖然在量刑上體現了司法機關以人為本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司法機關介入“惡意透支”調查，使銀行持卡人在心理上無法釋懷，即使歸還了透支款項，也不一定認識到自己行為的罪過。

二、適用調解結案，有利于實現定分止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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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兩高”的司法解釋，惡意透支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需要滿足三個客觀要件，即數額要件、催收要件和時間要件。這三個客觀要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惡意透支還需要判斷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司法機關判斷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需通過考察持卡人透支前的財務能力、透支后的消費情況及應對方式來推斷其主觀心態。但是如何判斷“明知”，又如何定義“肆意揮霍”，這些模糊概念在實踐中往往發生歧義，可能出現法律適用不統一的情形。

對于自訴案件，自訴人在法院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也可以撤回起訴。如果作為刑事公訴案件，則被害人失去了調解結案或撤回起訴的可能。事實上，信用卡惡意透支案件中，如果通過法院促成調解，持卡人大多能主動歸還欠款，這種結案方式雙方都能接受，有利于社會矛盾的化解。

三、強化銀行責任，有利于建立誠信社會秩序。

銀行向持卡人簽發信用卡時，依法有審慎審查持卡人支付能力的義務。銀行如果向明知不符合條件者濫發信用卡，無異于引誘持卡人惡意透支，并直接提供了惡意透支的工具和便利，因而從情理上講，銀行對于最終的損害后果同樣具有過錯。尤其在最近幾年，由于銀行之間惡性競爭，出現濫發信用卡的現象。

如果作為自訴案件，讓雙方作為平等的市場主體，在訴訟過程中，銀行為了勝訴，其必須主動收集相關證據，有效地應對庭審訴訟，否則可能為自己的不負責任行為埋單或承擔相應的市場風險。為了緩解這種壓力，驅使其不得不加強自身工作體系建設，促進銀行信貸的健康運行。這樣，既可以強化銀行的責任，減少惡意透支的情況發生，且通過銀行不斷積累經驗，努力加強工作體系建設，建立起穩定的市場信譽制度。

四、有效減少和節約司法成本。

將惡意透支行為作為刑事公訴案件，明顯增加了公安、檢察運用司法權力的環節，實際上將個別人的行為所應付出的成本轉嫁給了公眾，由政府出面動用國家暴力為銀行討債。從司法實效來看，由于大量的信用卡透支行為，在公安偵查過程中即將余款還清，且償付了數額較大的滯納金，檢察機關也都作了相對不訴處理，即使起訴至法院，法院審理后宣告緩刑或免予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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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刑罰并非是必要手段，也完全可以被其他手段替代，如對符合發卡條件的持卡人惡意透支，銀行可以約定較高的滯納金，通過市場手段刺激持卡人的謹慎心態；可以調整透支限額，避免損失過大等等。因此，在無法追回欠款時，銀行可以通過自訴的方式向法院起訴，這樣做可節約大量的司法人力物力，減少不必要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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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8年長春事業單位公共基礎知識：辨析犯罪預備、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區別

2018年長春事業單位公共基礎知識：辨析犯罪預備、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區別

犯罪預備、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一直以來是事業單位考察的重點難點，在日常授課過程中學員經常出現分不清楚三種罪名的情況，以下就其相同點以及不同點對犯罪預備、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進行分析：

一、近年真題：

甲與乙有仇，意圖殺乙 某日甲攜帶殺人兇器前往乙的住所，準備殺乙，但在途中，甲突感腹部疼痛難忍，于是返回自己的住所休息，第二天，甲因他人告發被抓獲，甲的行為是

A 犯罪預備 B 犯罪中止 C 犯罪未遂 D 犯罪既遂

45【答案】A。解析：犯罪預備是指做實施犯罪前的準備工作;如預備犯罪工具、創造犯罪條件等。犯罪預備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已具備特定的犯罪構成，中國刑法規定原則上要作為犯罪處理。犯罪預備行為是為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行為，犯罪預備形態則是犯罪行為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留在預備階段的停止形態。

39已經著手實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屬于 A犯罪預備 B犯罪中止 C犯罪未遂 D不構成犯罪

39【答案】C。犯罪未遂是指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犯罪，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種犯罪停止形態。

二、.知識點分析：

犯罪預備，是指為了實施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但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著手實行犯罪的形態。

犯罪未遂，是指犯罪分子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為犯罪未遂。

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的行為。

相同的是三者都是犯罪過程中的形態。都不具備刑法規定了的一個完整的犯罪所具備的全部要件。三者之間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一下幾點：

一、犯罪未完成的原因發生的時間階段不同。

(一)犯罪預備是在犯罪的準備階段發生的。客觀上犯罪人進行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等犯罪的預備活動。

(二)犯罪未遂是在已經著手實行犯罪時發生的。犯罪分子已經開始實行刑法分則所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的行為。

(三)犯罪中止是在犯罪的整個過程當中，犯罪的中止必須而且只能發生在犯罪的預備階段或者犯罪的實行過程中。如果犯罪即遂，就不能中止了。

二、發生的原因不同。

(一)犯罪的預備行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被阻止在犯罪準備階段，未能進展到著手實行犯罪。

(二)犯罪未遂行為也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結果沒有發生。

(三)犯罪中止行為是由于犯罪分子一直以內的原因導致結果為發生。必須是自動中止或者是有效的防止結果的發生。自動中止是說，在犯罪過程中，犯罪分子認為有可能把犯罪完成，而自動地放棄犯罪的意圖，停止犯罪。這是犯罪中止最主要的特征。造成犯罪中止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犯罪人的真誠醒悟，不愿繼續犯罪，有的是經他人忠告教育思想有了轉變;有的怕罪行暴露后擔負刑事責任等等。不管犯罪分子出于什么動機，只要是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的，都應該認識是犯罪的中止。如果不是自動放棄犯罪，而是在犯罪過程中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被迫放棄犯罪的，或者由于他人的妨礙使犯罪無法進行下去的，或者是為了等待有利時機而暫時中斷犯罪的，都不是犯罪中止。必須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是說，在犯罪預備和行為未實行終了的階段，要做到不使犯罪結果發生，只要犯罪人放棄犯罪活動就可以了;如果犯罪行為實行已經終了，還需一點時間犯罪結果才能發生，犯罪人就必須采取措施才能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如果沒有做到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仍要負即遂的責任。

所以對于三者的區別，大家以后可以根據以下思路進行辨析。首先，通過行為發生原因是意志以內的還是意志以外得導致來區分;其次，通過行為發生的時間階段來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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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法學專業實踐報告-關于一起犯罪預備案件的分析

大學社會實踐報告

實 踐 課 題關于一起犯罪預備案件的分析

關于一起犯罪預備案件的分析

被告人武玉利，化名劉亞軍，男，25歲，陜西省白水縣城郊鄉圪臺村人，農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成亮，男，20歲，河南省淅川縣荊關鎮龍泉村人，農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男，17歲，河南省西峽縣丁河鄉上店村人，農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一、案情

1996年初，被告人武玉利在一家煤球廠打工，因怕吃苦，又嫌掙錢少，便找到被告人王成亮商量“找個機會發大財。”經過一段時間密謀，二人商定對地處豫、鄂、陜三省交界的淅川縣荊關鎮龍泉村的信用站和儲金會實施搶劫。后二人感到人數不夠，又邀約被告人李××參與作案。作案前，三人準備了望遠鏡、起子、刀子、手電等作案工具。同年7月27日上午，三人商定;當晚到龍泉村信用站、儲金會作案，如果有人發覺，就用刀子逼住或把人打昏。接著武玉利和李××又察看了地形，選擇了作案后的退路，并讓王成亮當晚八時在作案途中等候。下午，武、李二人在荊關鎮古街買水果刀時，因行跡、言語可疑，當地公安人員對二人進行盤問，二人供出了準備當晚搶劫的事實。當晚，王成亮在等候的地點也被抓獲。

二、審判

河南省淅川縣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認為，被告人武玉利、王成亮、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預謀采取暴力手段搶劫集體財產，并準備了作案工具，察看了地形，為實施搶劫行為創造了條件，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才使搶劫行為沒有實行，其行為均已構成搶劫罪(預備)。被告人武玉利在本案中起組織策劃作用，是主犯，應從重處罰;被告人王成亮、李××是從犯，可以減輕處罰;被告人李××在作案時未滿18周歲，應當從輕處罰。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款、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十四條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七條的規定，于1997年2月27日作出刑事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武玉利犯搶劫罪(預備)，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二）、被告人王成亮犯搶劫罪(預備)，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三）、被告人李××犯搶劫罪(預備)，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宣判后，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人民檢察院也未提出抗訴。

三、分析

這是一起典型的犯罪預備案。武、王、李三人為了達到搶劫龍泉村信用站、儲金會的目的，準備了望遠鏡等作案工具，察看了地形，選擇了作案后的退路，為實施搶劫創造了條件。后因被公安人員發覺，搶劫信用站、儲金會的犯罪行為才沒有著手實施。本案中武、王、李三人在客觀上雖未造成實際的社會危害后果，但他們為了犯罪準備工具，創造條件，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這種危害性表現在：

1、武、王、李三人主觀上具有實施搶劫的犯罪故意，他們把農村金融機構信用站、儲金會作為犯罪對象，侵犯的客體是集體財產所有權。這種主觀故意一旦付諸實現，集體財產將會受到重大損失。

2、武、王、李三人客觀上實施了嚴重威脅集體財產所有權的犯罪預備行為，表現在：糾集共同犯罪人，策劃犯罪計劃;準備望遠鏡、起子、刀子、手電等作案工具;準備在搶劫時用刀子逼人或把人打昏;察看了地形，選擇了退路;他們作案選擇地點是三省結合部，若一旦作案得逞，社會影響較大。可見，武、王、李三人，主觀上具有搶劫集體財產的故意，客觀上又實施了搶劫的預備行為，對我國法律所保護的財產關系已構成嚴重威脅，完全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

在司法實踐中，有些執法人員對預備犯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只看到預備犯的行為對社會尚未造成實際危害，因而存在對這類罪犯打擊不力的現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一些嚴重的犯罪預備案件在偵查、起訴階段就給予“寬大”處理，甚至不予立案，使案件進入不了審判程序;二是即使有些犯罪預備案件起訴到法院，對預備犯的量刑往往過輕，甚至不適當地給予免除處罰。

淅川縣人民法院這種注意打擊預備犯罪的作法，體現了我國刑法的客觀要求。通過追究預備犯的刑事責任，可以收到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效果，有助于防止犯罪分子本人不致再次犯罪;還會使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知曉，只要實施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哪怕只是犯罪的預備行為，也要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也要被判處刑罰，從而警戒他們不要進行任何犯罪活動。

按犯罪的本質特征在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犯罪的預備行為作為一種犯罪形態，雖然實施于實行行為之前，但它已經不是單純的犯意流露，而是為犯罪的實施創造了條件，使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受到嚴重威脅，處于遭受損害的危險狀態之中。如果不是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頓，就有可能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因此，對于情節嚴重的預

備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使其受到刑事處罰。不這樣做，就會輕縱犯罪分子，不利于預防犯罪。但是，這并不是說對一切預備行為都要追究刑事責任，都要給予刑事處罰。因為犯罪的預備行為同實行行為相比，其社會危害性畢竟要小一些，而且各種犯罪的預備行為，其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也不完全相同，對于那些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預備行為，就不宜追究預備犯的刑事責任。因此，只能對情節嚴重、危害較大的預備犯科處適當的刑罰。

我國刑法只規定了對預備犯的處罰原則，沒有具體規定對哪些預備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對哪些預備行為不以犯罪論處;更沒有具體規定對哪些預備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對哪些預備犯可以免除處罰。這只能在司法實踐中根據預備行為的社會危害大小區別對待。一般來說，判斷預備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1、犯罪客體的性質。對于犯罪客體比較重要的犯罪預備行為，如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殺人、搶劫等犯罪，可以追究預備犯的刑事責任;而對于犯罪客體的性質相對來說不甚重要的犯罪，如妨害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較輕的擾亂公共秩序罪，其預備行為就不宜以犯罪論處。

2、犯罪預備行為的情況。同是預備行為，其表現形式不同，對犯罪客體所造成的實際威脅也不完全一樣。如有的只是為實施一般盜竊而購買工具，有的則組織建立盜竊集團;有的僅僅制定了犯罪計劃，有的卻已攜帶犯罪工具到達犯罪現場，而有的甚至已經逼近犯罪對象。對這些不同情況，要區別對待。

總之，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預備行為，可以不認為是犯罪;對于情節嚴重、危害較大的預備行為，可以追究預備犯的刑事責任，但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